秋天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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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昨天晚上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里发了他自己制作的电子小课。

下面是《知识的进化》（[英]西蒙·温切斯特 著 孙亚南 译 ）的书摘，有一段描写男孩们在泥板上写字，觉得有趣：
世界上第一批专门建造的学校（部分）
尽管来自其他文化的竞争十分激烈，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学校在过去仍被确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学校，很可能至今仍是如此。最近，考古学家在尼普尔发掘出了世界上第一批专门建造的学校之一，这个沼泽城镇位于幼发拉底河支流两岸，在现今的巴格达以南约150千米处。
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 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和不屈不挠的探险家，他于1851年首次发掘了尼普尔的遗址。莱亚德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物，富有、悠闲、傲慢、勇敢、爱冒险。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充满了无限的热情。由于他在基督教圣地发现了《圣经》中提到的许多城镇和村庄，伦敦的报纸真诚地称他为“使《圣经》成为现实的人”，这一点也不奇怪。为了在考古界获得名望，莱亚德很快转移到尼尼微去挖掘珍贵的文物，但小镇尼普尔依旧吸引着人们。自莱亚德发现尼普尔遗址以来，人们对此地的研究几乎没有停止过，最近的大部分研究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师生完成。在这里发现的数百块泥版早已被翻译完毕，费城的研究人员和芝加哥东方研究所的博闻广识的学者仍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学者们的目光聚焦于被称为尼普尔泥版屋的建筑。这无疑是一所小型的社区学校，即苏美尔语中的 eduba。这所学校与美洲大草原上的单间校舍有许多相同之处，我们可以将两者进行比较。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单间校舍有柴火炉来抵御冬天的严寒，尼普尔的泥版屋则有面包炉，不仅同样起着御寒的作用，还能让孩子们吃上面包。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孩子们在黎明时分来到学校，在弥漫着烤面包香味的教室里开始了一天的学习。教室里可能最多有20名学生，他们都坐在长凳上。随着农场工人和商人的声音、骆驼的吼叫声和山羊的咩咩声逐渐远去，孩子们垂下头，将磨尖的石头楔子当作笔，在老师分发的湿泥版上书写楔形文字。每块泥版的左侧是老师当天所讲的内容，右侧是学生们笨拙抄写的粗糙版本，其中不乏修改、擦除和划掉的痕迹。
在世界另一端，4000年后的美洲，孩子们用粉笔在石板上写字，写错了就用袖子擦掉。在尼普尔，情况有些不同，即所有的学生都是男孩。如果一个学生对自己完成的作业感到满意，他就会将自己的泥版放在面包炉上烘烤，等泥版变硬后再交给老师。接着，他可能会躺在长凳上，望着幼发拉底河慵懒的河水，等待老师评判。如果学生放弃上交作业或老师判定不合格，相应的泥版就会被扔到教室中间的坑里。放学后，班长会往坑里的泥版碎片上倒一壶温热的河水，然后把泥浆搅拌均匀，揉成球状，做成一套新的扁平小泥版。换句话说，扔掉的泥版会被回收，供学生们第二天使用。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发现了几块碎泥版，其中一些可能是受挫的学生一气之下摔碎的。它们逃脱了被搅拌成泥浆的命运，成为数千年后学者们钻研的标本。这种记忆的延续令人愉悦，从中可以推测出巴比伦的学校日常教学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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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仍然继续学习。

下面是《走过苦难》（提摩太·凯勒 著 李婧 译）书摘：
生命故事：有了神，生命甘甜
马克和玛莎
玛莎：我的丈夫马克此时坐在轮椅上，除了双眼，身体各部位都动弹不得，而且眼动也越来越困难了。我们就这样一路走了近十年。
那一年马克四十八岁，有一天他开始有轻微的肌肉抽搐，一个月后，医生诊断他患上了绝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又叫卢格里格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俗称“渐冻人症”)。我们结婚二十五年了，有四个孩子，我们全家都喜欢运动，马克的身体瞬间垮掉，这对我们全家打击极大。
马克生病后，我陷入绝望的黑洞。如何度过未来痛苦的日子?我没有头绪。我请所有的朋友为我祷告，祈求明天的恐惧不要夺去我今日的喜乐，我苦苦地挣扎。我在想：“如果我不是马克的妻子，那我什么也不是。”
今天，我终于明白，这句话显明了我心中的偶像，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当时我会如此绝望。那个时候，马克不仅是我的丈夫，他也是供应我一切需要的人。在我眼中，他比神更重要。我能走出绝望，那真是不可思议。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振作起来”了，但我经历了一种重生的感觉。在最初的日子里，马克和我引用了我们能想到的有关上帝眷顾的每一节经文。我们尝试各种方法，让神的爱和信实浇灌我们的心灵。尽管生活不如意，我们仍努力在所认识的真理上扎根。
马克(他借助能够识别眼球运动的电脑说这段话)：我年轻时喜欢运动，讨厌坐板凳。确诊之后，有一天我向神呼喊，我觉得自己被强行拽下场，可事实上我还能再贡献几分。神这样回答我：“你在场边坐了这么久，现在应该上场了。”神所做的我不明白，我只能紧紧抓住真理。按照他的安排，苦难必有意义，但每一天都是信心的操练。
“基督的身体”以很真切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朋友们来帮忙做饭、送礼物卡、整理花园、为孩子们准备生日聚会，或者只是陪在我们身边。十年来，总有许多人支持我们，给我们力量和关爱。
玛莎：刚开始，我觉得有太多东西在情感上无法承受。其中一件事就是为马克寻找墓地。有一天，女儿们和我一起去看墓地。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甚至有说有笑。我感到神对我说：“我在这里。即使是在你自认无法面对的处境中，我也会在你身旁。”那一天至关重要，我感受到他的同在，而且从那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与我同在。
马克：八年来，我不能说话，于是就在心里唱赞美诗和黑人灵歌，这对我帮助很大。许多赞美诗的主题都是苦难，这些诗歌深触我心，我虽然痛苦，却能感受到他的同在。现代基督教音乐真的无法和古典圣诗相比，它们是最好的提醒，让我们记得这个世界和世上的困难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最近我又被确诊患上了肝病，而且是末期。有时候我会说，自己所受的苦真是不公平，但是那本不该受苦却饱受折磨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与天父隔绝，这种苦超过我所承受的一切。他为了我，承受与天父分离之苦，我又怎能抱怨呢?我记得提姆·凯勒讲过一个故事，有个身患绝症的人对他说，因着病痛，他感受到了与神同在的甘甜，这比多活几年要好得多。我发现，这是真的。
玛莎：我们失去了很多，但同时也找到了意义和目的，活出了喜乐，生命成长得以整全。如果中途退场，我会错过多少!神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我太多太多。我体会到悲伤和甘甜紧密相随。苦难让生命更深刻，更丰富。如今，我学会了许多功课，耶稣于我心也更加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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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被单位评为“二0二四年度‘立足岗位做贡献 最美渔市人’”。

《为人文赋理》（朱松纯 著）学习笔记：
在人工智能研究中，数理建模有三种主要的方式。
判别式：类似于考试中的选择题、判断题，你不一定需要完全理解问题与原理，而是可以根据各种数据特征，用启发式、排除法等做出选择。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语音识别就属于这一类。
描述式：类似于考试中的填空题、作文题，你可以根据出题的上下文或者题目，描述自己的理解、感受。当前一些基于大模型的图像合成、对话生成，都属于这一类。
产生式：类似考试中的证明题，你需要理解前提条件、分辨是非黑白，根据前提一步一步做出经过严格证明的推理。这种方式具有很强的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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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是和亲人们在一起过的年，仍在继续读书。


《心脏外科百年历程的八点启示》（《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4.11，作者 万松）的学习笔记：
启示一：开拓创新、从无到有，是最难同时最有意义的事

启示二：面对失败，不可或缺的勇气
心脏外科的百年历程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不仅要敢于面对失败，更要有勇气坚持下去，战胜失败。早期开展二尖瓣闭式手术，先辈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压力。Dr．Charles Bailey在费城接连被三家医院拒绝开展心脏手术，他只能把两台手术安排在同一天，分别于两家仍允许他手术的医院进行。上午的患者全麻后尚未开始手术即宣告死亡，Dr．Bailey抱着最后的希望赶到另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所幸手术成功。Dr．Bailey回忆“如果最后一台手术也失败了，我可能此生都失去心外科手术执照。”Dr．Bailey此后进行了1000多例二尖瓣闭式切开术。
冠状动脉外科先驱Dr．René G．Favaloro回忆他们在1962年开始尝试用补片方法纠治冠状动脉左主干狭窄时，曾深有感触：“我每天进手术室都感到一种面临挑战的激动，混杂着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当时克利夫兰诊所肾脏移植团队经常缺乏供体，他们只要看到手术安排表上列有冠状动脉手术，就会征得我们同意，让患者在术前做血液配型。”（因为心外科手术大概率会失败，此时就有可能提供肾脏供体。）即便是如此压力之下，Dr．Favaloro依旧坚持开展冠状动脉手术，其中很大的助力来自心内科医生Dr．Mason Sones的不断鼓励和支持（Dr．Sones是冠状动脉造影的发明者）。他们持续改进术式，逐渐演变成为沿用至今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方法［5］。我国首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由郭加强教授于1974年11月18日在北京阜外医院完成。

启示三：心脏团队是成功的基石
Dr．Dwight Harken在美国被誉为“心脏外科之父”。二战期间，他曾在欧洲战地医院获得大量移除心胸血管异物（子弹头或弹片）的经验，战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开展心外科手术，起初并不顺利，曾有连续10例患者死亡。在Dr．Harken心灰意冷，决定放弃手术尝试之时，同院心内科专家、AHA前任主席专程登门鼓励他：“我会继续给你转介患者，希望你能为他们做手术。因为如果你不做手术，患者不可能活下去。”在好友激励之下，Dr．Harken的第11例手术获得成功，往后一系列连续的成功使其成为“心脏外科之父”。

启示四：研究和创新是进步的源泉
心脏外科的研究和创新，其实不止始于百年之前。早在15世纪，画家Leonardo da Vinci（列奥纳多·达·芬奇）即开始对心脏的血流动力学进行了研究。为探索主动脉瓣和主动脉窦功能，达芬奇将猪主动脉接驳到玻璃管，然后打水，并用微小的植物种子或胡椒粒标记，以研究水流对瓣膜启闭的影响。达芬奇认识到“主动脉的血流动力对瓣膜的启合，具有很大作用。”，比William Harvey提出相同论证早了百多年。
在没有体外循环技术的时代，先驱们对二尖瓣进行闭式扩张术的同时，也对主动脉瓣手术进行了探索。Dr．Charles Hufnagel从1946年开始做动物实验，在1952年9月11日第1次将人工瓣膜置入降主动脉以治疗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并于1954年发表了23例该类手术的报道。
此后，很多外科专家致力于人工瓣膜的研究。1958年，Dr．Lillehei率先提出双叶橡胶瓣膜设计，但并未能成功应用。1960年，Dr．Albert Starr和Dr．Harken分别设计了笼球瓣，此后该设计被不断改进，而最终脱颖而出的临床广泛应用，要归功于年轻的Dr．Starr。

启示五：医工合作才能突破瓶颈
Dr．Albert Starr成功的重要原因来自与退休工程师Lowell Edwards的合作。Dr．Starr与Edwards共同改进笼球瓣设计，于1960年开展了世界首例笼球瓣二尖瓣置换，并在随访入组患者1年后，才发表该系列的临床报道。1963年Dr．Starr又施行了世界首例笼球瓣三瓣膜置换。此后笼球瓣在Edwards的帮助下，继续不断在材料和设计方面做出改进，至今保持了史上机械瓣寿命最长记录。（注2：我曾在2012年9月为一例巨大心脏患者施行过跳动心脏下的三尖瓣成形术，该患者40年前接受过二尖瓣笼球瓣置换术，2012年时虽然三尖瓣重度关闭不全导致严重右心衰，但二尖瓣的笼球瓣依然功能良好。术后2周超声心动图检查证实三尖瓣无反流，患者顺利出院，至今又随诊10多年，笼球瓣在患者二尖瓣位50多年依旧没有问题！）
中国首例机械瓣膜置入，是由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蔡用之教授和同事，于1965年6月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笼球瓣，施行的二尖瓣置换术。
Dr．Starr还介绍Dr．Alain Carpentier与Edwards的公司合作，对生物瓣膜进行长期研究改进，生产了不同系列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生物瓣膜，一时传为佳话。因在瓣膜外科领域的卓越成就，Dr．Albert Starr和Dr．Alain Carpentier在2007年共同获得“诺奖风向标”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受到世人尊重。
中国首例生物瓣膜置入，是由阜外医院朱晓东教授和同事，于1976年7月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牛心包瓣，施行的主动脉瓣置换术。

启示六：心脏外科不会消失，但会改变

启示七：质量才是王道

启示八：没有金牌的人生
最后一点，特别分享给年轻一辈心外科同行。我个人认为，心外科医生不像奥运会选手，可能永远拿不到“金牌”。因为心外科医生始终在追求更完美的结果，攀登上山顶，会发现旁边还有另一座高峰，终其一生，永无止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极致。1997年，为纪念冠状动脉外科30周年，Dr．Favaloro被邀请到AHA年会上作主旨演讲。他引用了西班牙哲学家Miguel de Unamuno（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名言作为开篇：“如果能从任何科学工作中找到智慧，其背后一定有激情的驱动。一种痛苦的激情，要比简单的好奇，来得更为深刻而亲切。”。Dr．Favaloro的一生，在2000年就悲壮地划上了句号，为这种“痛苦的激情”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其实，统观百年来所有的心外科先驱，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正是这种永不熄灭的激情，虽然有时难免伴随着痛苦，却顽强的推动着心外科不断向前发展。衷心希望我们年轻一辈，也能永远保持住这份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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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最近已读《读<论语> 学做人》和《王阳明心学口诀》，在读《曾国藩家书》。


下面的书摘来自《高成就孩子的教养法则》（罗纳德·氟格森 塔莎·罗伯逊 著  彭小华译）：
书摘一：
使命感+自驱力+才智=充分实现自我
培养充分实现自我的孩子是本书中每位大师级父母的目标,无论他们是否知道“充分实现自我”这个术语。他们会通过培养孩子3个关键的品质实现这一目标——使命感(purpose)、自驱力(agency)和才智(smarts)。


书摘二：
大师级父母扮演的关键角色
伊丽莎白无形中遵循了一套特殊的教养法则，即我们所说的“战略式教养法则”，从而帮助贾雷尔发挥潜能，让他成了今天这样聪明、果决、有目标的年轻人。
战略式教养法则需要父母充当8个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都由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在孩子成长中的特定时期扮演。还要求扮演者在一定年限内的行动和决策遵循教养法则的要求。虽然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父母的世界观也有差异，使得他们扮演这些角色的确切方式也会有所差异，但每个家庭的基本战略高度雷同。

角色1：早期学习伙伴
在孩子人生的头5年，早期学习伙伴至关重要，因为孩子大脑90％的发育在此期间完成。作为早期学习伙伴，父母需要花很多时间与孩子一起进行大脑塑造的游戏和识字活动，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同时培养他们求知欲旺盛的学习心态。
伊丽莎白和贾雷尔在图书馆阅读、讨论。因为她指导孩子追究事理的方式，以及日常利用闪卡开发贾雷尔早期阅读能力和数学技能。伊丽莎白有目的地提出问题，贾雷尔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下点儿功夫，这种习惯也培养了他学习上的信心。

角色2：飞航工程师
一旦孩子进入学校，“飞航工程师”的角色就变得重要起来。飞航工程师监控飞行器的各个系统，介入执行任何必要的工作。承担飞航工程师角色的父母要确保所有“为孩子工作”的人员和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且符合孩子成长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如果发生故障，比方说，孩子出现纪律问题了，孩子的家庭作业得到的评价不好了，自信的孩子和固执的老师之间关系变得紧张了，飞航工程师就要进行干预，同其他人一起寻找解决办法。

角色3：救援者
“救援者”也专注于解决问题。如果说飞航工程师是在孩子入校期间发挥作用、寻找解决方案，那么，救援者就是紧急情况处理者，经常需要亲自出马解决问题，否则机会之门就可能砰然关闭。
有时候，救援者还需要找到盟友，盟友需要拥有更多的资金和社会关系，或者更懂得如何应付家长不熟悉的复杂机构。外国新闻记者可以借助本地帮手在充满敌意的新环境中幸存。类似地，作为救援者的父母也应找到合适的盟友和资源，帮助孩子取得成功。伊丽莎白就是这样，她向牧师求助，牧师给哈佛大学写信，解决了经济资助问题。

角色4：启发者
作为“启发者”，父母让孩子接触新思想、新事物，安排他们可以学习的内容、可以前往的地方、可以成为的人等。启发者父母让孩子接触能够扩展思维、吸引想象力的话题，帮助孩子了解自身未来的可能性。
伊丽莎白让贾雷尔参与教会的活动，带他参加免费音乐会，参观博物馆，由此拓宽了儿子的视野。她让贾雷尔了解到“黑人成功者”计划，这个计划帮助贾雷尔这样的穷孩子和黑人专业人士结对子，提供与其背景相似的高成就者作为榜样。在这个过程中，她还让贾雷尔接触到了贫困家庭儿童很少能窥见的世界。这些经历也对他今天成为教育工作者产生了最有意义的影响，给了他一些启示：教育工作者就是桥梁，把拥有无数机会的人和没有机会的人连接起来。

角色5：哲学家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开始扮演“哲学家”的角色了，并且会一直积极扮演这个角色，以期帮助孩子找到人生意义和目标。大师级父母会同孩子分享世界观，孩子以此来指导自己。
像伊丽莎白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培养了高成就孩子的家长，都传递了一个核心的哲学原则：不可以接受“注定贫穷”这一命运。她带着5岁的贾雷尔坐在公交车上，指着街角无所事事的男孩子和成年男子说，如果贾雷尔在学校表现优异，就能逃离这个落后的社区。儿子相信她的话。伊丽莎白给儿子传达了教育可以让人获得成功的哲学，让儿子相信他可以，而且应该与家庭经济水平优越的学生竞争。即使统计数据有力地昭示，像他这样的人不会参与竞争，也无法参与竞争。

角色6：榜样
“榜样”父母会通过示范和切身行动教导孩子，而不是靠喋喋不休地说教。父母的行为方式正是他们希望孩子未来会模仿的行为方式。父母的行为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行为让孩子切身观察：父母准备把孩子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在贾雷尔成长过程中，伊丽莎白自学过大学课程。贾雷尔目睹母亲学习、阅读，即便母亲得同时照顾3个孩子。伊丽莎白这样做就是在示范，她希望贾雷尔同样具有高远的抱负、强大的决心、战略性的行为和抗挫力。

角色7：谈判专家
“谈判专家”会培养孩子成为熟练的决策者和独立的行动者，有能力进行有效的自我推销。救援者会介入令人生畏、孩子往往无法独自克服的困难，而谈判专家则帮助孩子做好独立照顾自己的准备。
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可以为所欲为。谈判专家需要培养和鼓励孩子独立，同时，必要时也会出手干预，限制或者惩处某些行为，否决孩子不明智的决定，或者提出对孩子有益的要求。孩子有发言权，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大师级父母会设定连续一致的规则和界限。
伊丽莎白向来尊重贾雷尔的智慧，明言他有挑战成年人的权利。
但是，贾雷尔想躲在家里读书，避免遭人取笑时，伊丽莎白则坚持要他外出见人、交朋友。贾雷尔听从了母亲的要求，但他也有发言权：他如母亲所愿走出家门，但进行什么课外活动则由他自己决定。

角色8：全球定位系统
最后一个角色，即“全球定位系统”，指父母留在孩子记忆中的忠告和智慧，可以引导孩子走向自己选择的人生目标。就像手机或汽车的导航系统一样，即使父母不在身边，哪怕孩子离开父母，独立很久之后，作为全球定位系统的大师级父母也能指导孩子通往与他们的人生哲学相吻合的方向。
伊丽莎白经常向贾雷尔保证，他理应得到良好的教育。这个信息让他觉得，即使学术界有时令人生畏，但自己属于那儿，只要努力，他就可以进到那里。多年来，伊丽莎白的话在贾雷尔的脑海里回荡，促使他坚持不懈，即使这意味着，自己要在哈佛打扫卫生间，好多赚几个铜板。今天，在伊丽莎白当初的指导和敦促下，贾雷尔把母亲那令人振奋的话语分享给了低收入社区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进一步加强了母亲的影响力，也发挥着他自己的影响力：“你值得去更好的地方。”

这8个角色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角色培养孩子的成功品质，让他们做好在世界上参与竞争的准备。例如，早期学习伙伴鼓励孩子培养好奇心，激发他们学习新事物的热情。第一组角色的工作涵盖了教养法则中的大部分。第二组角色负责的范围较小，但同样重要，用以确保孩子获得成功的机会。第二组角色中的飞航工程师和救援者为孩子寻找机会和提供支援。
在这8个角色中，只有早期学习伙伴和飞航工程师这两个角色需要按照特定顺序执行：孩子从与父母共同生活到远离家庭，父母从近距离管理变为远程监管。这两个角色也是基础性的，扮演这两个角色的父母负责把孩子成功送入外部世界，他们的早期影响力会一直延续到孩子成年以后很久很久。
其他角色的任务是同时执行的，与早期学习伙伴和飞航工程师所覆盖的工作时间段重叠，尽管在某些人生阶段，其中一些角色的重要性会有所加强。例如，启发者的工作会在孩子幼儿时期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当父母让孩子熟悉了世界的运行机制，孩子离开父母接触更大的世界、更新鲜的环境，有了更多的兴趣和接触更多的人群之后，启发者的作用会相应扩大。

这8个角色共同构成了一套高成就孩子的基本教养法则，即战略式教养法则，用它可以培养出有才智、有使命感、自信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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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仍在继续学习。
我喜欢《高成就孩子的教养法则》中一句话“大师级父母的共同特点：善于释放孩子全部潜质”。


下面的书摘来自《高成就孩子的教养法则》（罗纳德·氟格森 塔莎·罗伯逊 著  彭小华译）：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章看到的早期学习伙伴都是孩子的母亲和父亲，这并不意味着早期学习伙伴提供的知识只能来自父母，帕梅拉·罗萨里奥（Pamela Rosario）的精彩故事就是明证。她不是只有一个早期学习伙伴，而是有很多个。

作为新泽西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毕业生致辞代表和哈佛大学毕业生，帕梅拉的成长道路始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电力不可靠，灯光时明时暗。帕梅拉成长于一个叫拉肯尼迪的贫民区，这个村子到处都是重重叠叠的锌顶房屋，道路和厕所都是泥土修筑的。

帕梅拉出生的时候，她的生母和生父年龄都还小，完全没有做好承担养育责任的准备。帕梅拉说：“我爸爸的反应是‘我才17岁，就已经当爸爸了？’”

帕梅拉父母的关系不稳定。帕梅拉说：“我妈妈怀孕后他们才结婚。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们可能根本不会结婚。”这对十几岁的夫妻总是争吵不休。帕梅拉的父亲后来打进了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当时她的父亲正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她的母亲后来成了一名记者，一门心思追逐着父亲。

因为帕梅拉的父母不够成熟，没有能力独自照顾她。很早，大约从两岁开始，帕梅拉就由父亲那几个还是半大孩子的妹妹，也就是她的姑姑们抚养。她把每个姑姑都叫作“妈咪”，有12岁的“塞尔吉娜妈咪”、14岁的“伊利妈咪”和17岁的“玛丽妈咪”。“安娜妈咪”18岁了，而“安妮妈咪”则19岁，家里的生计主要靠“安妮妈咪”。

帕梅拉告诉我们：“生父生母不在的时候，我就去找另一个家长，就是这样。我从来用不着说‘我真的很想念我的亲生父母’，因为对我来说，身边的其他人都是我的家长。我从来不采用血亲来定义家长一词。”

帮着养大帕梅拉的不只是她那些十几岁的姑姑，甚至不只是大家庭的其他成员，还有邻居塞萨家的孩子们，他们也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每个人都会教给帕梅拉很多东西，包括如何阅读，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如何像成年人一样行动和说话。帕梅拉一言以蔽之：“我就是由一群青少年抚养大的。”

那些青少年把帕梅拉当“小大人”，而不是小孩子。帕梅拉说：“我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上了青少年的生活。有那么多人参与照顾我，这让我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5岁以后的童年期，帕梅拉的成长由她的祖母阿布丽塔主导。在帕梅拉性格形成的那几年，阿布丽塔正在迈阿密为把全家搬到美国努力着。最早的时候，帕梅拉的祖父格雷戈里诺在外地工作，周末才回到家人身边。但阿布丽塔中风后，格雷戈里诺搬到了迈阿密去照顾她。

这一来，帕梅拉的姑姑们就被迫留在了岛上。值得庆幸的是，帕梅拉被留给了一群“母亲”，她们是一群活力满满的早期学习伙伴，并乐于同帕梅拉分享她们的激情。“安娜妈咪”喜欢读小说，所以路都走不稳的小帕梅拉会和她一起读小说；“安妮妈咪”喜欢20世纪80年代的音乐，所以帕梅拉总跟着她哼唱。“妈咪”们做什么，帕梅拉就跟着做。

在去迈阿密之前，帕梅拉的祖母要求姑姑们“一定要让帕梅拉保持聪明”。她们的行为是有目的的，即便生活不完美，也要让帕梅拉感到安全、有事可做。夜里帕梅拉感到害怕的时候，她那些十几岁的“妈咪”起床围着她跳舞，给她唱歌，让她感到快乐、安全，情绪昂扬起来。她们还有意把帕梅拉带入她们的生活和兴趣活动中，总是跟帕梅拉交谈，好像她也是一个青少年似的。

虽然姑姑们无从知道，但帕梅拉的多位早期学习伙伴采取了战略式教养的行为方式，这为她日后的成功提供了早期准备，能够帮助她应对后来移民到美国面临的挑战。尽管帕梅拉大部分时间都讲英语，而不是姑姑们说的西班牙语，但她小时候形成的语言理解能力不仅成了英语交谈、写作和学习的基础，也成了她后来学习法语的基础。另外，跟帕梅拉互动的人很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兴趣。这意味着，帕梅拉在童年时期必须处理大量的信息，这有助于发展她的记忆力。

那群十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长团会问帕梅拉各种问题，强迫她表达意见，这样就培养了她后来在高中学习时需要的理解和辩论能力。帕梅拉直接把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谈判技巧归功于姑姑们的兴趣和尊重。姑姑们愿意把她当作一个充分成长、有思想和观点的人，这使得帕梅拉一直认为，自己与那些“大人”是平等的。

帕梅拉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迪。首先，一个人无须富有或受过高等教育，也可以对子女进行良好的早期养育；还有，有效的早期学习伙伴不一定非得是孩子的父母，如果有多个家长，孩子会特别受益。

尽管帕梅拉不具备传统意义上完整的家庭结构，但早期学习经历让她拥有了高成就者所具备的大部分机会。她进了学校的资优班，学会了小提琴，还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高中时，她是田径运动员，担任了学校“未来美国商界领袖”分会的主席，并加入了学生组织和法语俱乐部。在老师没有安排她进大学预修课程（AP）的法语课时，她有胆量要求老师无论如何帮她准备考试。最终，帕梅拉如愿通过了考试。

帕梅拉搬到美国很久之后，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一夫人从帕梅拉的生母那儿听说了她的学术成就，于是打电话给她，请她和多米尼加的高中生一起举办职业规划、个人发展和社区行动工作坊。后来，2010年的海地发生地震后，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一夫人再次致电当时19岁的帕梅拉，这次是请她给多米尼加和海地的受灾儿童传授艺术疗法。

如果没有从两岁就开始做早期准备，帕梅拉也不是由一群，而是由一个早期学习伙伴培养，她不可能取得现在的这些成就。如果只从传统的角度理解帕梅拉的早期成长经历，我们可能认为她其实就是一个孤儿。我们可能会从“全靠自己、非凡儿童神话”的角度去理解帕梅拉的故事，而不会意识到帕梅拉的成功其实是战略式教养法则精湛、富有策略的养育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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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儿子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里发有关《曾国藩家书》的内容。

《圣经诠释的历史与方法》（田海华 著）的书摘：
阿奎纳解释了保罗这个名字，认为这名字有三重意义：Paul在希伯来语中意为“美妙的”或“卓越的”，在希腊语中意为“沉静的”，在拉丁语中是“谦逊的”。而这些意义，他认为都适合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