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青春期

云鹣

等上照片。

燕原

哦，忘了说家长们的最大不满了，都被赶到篮球馆第三层坐着，哪个是自己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来，照相也是一片红色海洋，没有人物，嘻嘻。

云鹤

人的立场不同，看法不同。

我们学校广播台30周年台庆晚会，第一次彩排，被我彻底枪毙，原因是这帮大学生小朋友们只顾自己的狂欢。

我之所以要改，原因是晚会时恰好全国高校广播工作联谊会常务理事来我们这里开会，有十几所国内知名高校的代表要观看晚会，还有几十名往届台友要参加晚会。

燕原

大学生不一样，他们知道自己狂欢和讨好领导是两回事儿，某种情况下需要顾全大局。

但小学生不懂，被人当工具了还以为是自己狂欢了，都没体会过真正的狂欢是什么样子。

不是我一个人这种感觉，家长们都不是很高兴。

燕原

【经济学人】什么乐器最好？

大问题：一个交响乐团内会有14到15种乐器，而大多数摇滚乐团都有3到4种乐器。但到底哪种才是乐器之王？理查德·莫里森为这场辩论拉开序幕……

我曾经问过著名小提琴家安娜-苏菲·穆特，到底是什么让她选择了提琴。她回答道：“我不知道，是它选择了我。”对天才来说确实如此。在大约三岁左右，他们和某种乐器产生一种似乎超越常理的共鸣。就好像他们的一切——脾性、智力、体格、教养——都在把他们朝一个方向推动，使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该乐器。一般来说，一位小提琴或钢琴神童从零开始到可以演奏协奏曲只需要两年。

但这是一百万人中仅有一人的例子。那像我们这样的其他人呢？是什么吸引着我们去演奏某种特定乐器，或是特别喜爱聆听某种乐器呢？为什么中国有4千万孩子在学钢琴这种和东方文化几乎没有联系的欧洲乐器呢？为什么在西方流行音乐中吉他独占鳌头呢？为什么作曲家用大提琴来表达自己最悲伤的思绪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局限于音乐。它们触碰到了个性、志向、表达、历史和政治，以及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等概念的核心。科学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我们把安逸的笛声描述为“抚慰人心”，我们实际上是在赞美该声音振动正弦波的纯粹。同样的，小号那“振奋人心”或是“欢乐鼓动”的音色代表了其参差不齐的谐波组。

不管怎样，这些特点到底是否一定会传达快乐或者呼吁人行动呢？你如何解读某种声音取决于声音的环境，以及你自己的所知。在马勒所写的交响乐或是声乐套曲里，小号短曲通常象征着死亡、哀伤或是悲剧，但你只有在了解对马勒（他悲惨的童年是在军营边度过的）来说，军号让他想起小时候死去的八个兄弟姐妹之后，你才能领会这种象征意义。

乐器的种类数量之多进一步把问题复杂化。人类开始制造乐器的历史早得出奇（现存最早的笛子可以追朔到6万7千年前），而且自那之后就从未停止过。最近我去听过的一些演奏会上有六弦电子小提琴以及手碟（瑞士发明的一种钢鼓，音色带着诱人的魅惑感）的大师。这两种乐器在20年前还未问世。

有勇气的话你可以看一看《新格罗夫乐器辞典》（1985年版），里面有1万2千个词条。然后你可以考虑再看看该书接下来的一版，词条数激增到了2万。这么看来，摆弄14到15种乐器的标准交响乐团开始显得非常有限，像是超市里的奶酪柜台。

这2万种乐器中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普遍代表型乐器的地方变种。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具有自己的笛、鼓、拨弦和拉弦乐器族。不同文化的乐器间调音、制造和演奏的方式有巨大的差异。但它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却是体现在各自所执行的社会功能上。许多乐器，特别是在东方文化里，扮演着宗教角色。另外一些乐器则和精英技艺联系起来，一代代师徒相承，以行业秘密的方式传递下去。

有时同一种乐器在不同的文化或时代内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西方艺术音乐里，小提琴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们（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寄托自身最深邃思绪的工具。但是在美国、爱尔兰和东欧的民间文化里，小提琴的狂野曲调召唤着人们前来聚会狂欢。

同样的，在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独裁政体内，铜管乐团的演奏声带着险恶的意味，其声音和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压迫相联系。但在英国，铜管乐队的短号和次中音号则是受压迫工人阶级的荣耀勋章。矿工和纺织工在14个小时的值班之后，就是用这些乐器来发泄怒火的。今天，虽然很多矿场和纺织厂都已消失，这种联系依然保留了下来。

今天最引人入胜的问题在于某种乐器的受欢迎程度如何反映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美国和西欧，大多数年轻人都选择学习吉他，这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吉他最著名的演奏者不仅仅是出色的音乐家，也作为艺人、民谣歌手、个人主义者、叛逆者或是民族英雄而享有偶像地位。吉他也可以跨越多重音乐风格，相较之下例如双簧管就没有那么广泛的应用。吉他也是比较容易学习的乐器，至少如果你只需要三和弦满足自己的音乐冲动那它并不难掌握。而且一把好吉他的价格只是一把好小提琴价格的十分之一。

但是在远东地区，一位有上进心的母亲最有可能塞给自己还在学步的孩子的乐器却是小提琴或钢琴。为什么？恰恰是因为这两种乐器不每天花上几小时严格的反复练习，坚持几年是无法真正学会的。这种程度的自律对于今天大多数西方儿童那不停换台的注意广度来说似乎已是遥不可及。但是这一态度中难道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吗？通过立志成为世界一流的西方乐器演奏家，这些亚洲人难道不是在透露自己及自己国家更广泛野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吗？

说到底，挑选最佳乐器就好像挑选最佳做爱体位。没有所谓“最好”。这都取决于谁是演奏者，他们受到了什么启发。我曾有被大号感动落泪的经历，当时的演奏者是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少年，他通过这团杂乱的银色铜管表达出了自己用语言所无法传达的心声。路易斯·麦克尼斯的诗歌《雪》里提到世界“比我們所想象还要荒谬杂乱，无可矫正的繁复”。没有什么能比人类找到理由来发明的2万种乐器更好地表达这种荒谬和繁复。我们应该珍惜所有的这些乐器。是的，就算是一个仅仅没有风笛的世界也是一个更糟的世界。

（理查德·莫里森是《泰晤士报》的首席音乐评论家。他过去曾在父亲的铜管乐队内吹奏长号，他的儿子是一个庞克乐团的吉他手）

燕原

俩饿狼。

小溪流123

最右边是燕姐姐吗？6月1日生日呀？

daluobo

兄弟俩长得真像，很秀气，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六一，真幸福啊！


【经济学人】什么乐器最好？很有深度的关于乐器的文章，学习了！谢谢哦！

田田妈妈

生日快乐哦

郁郁

六一过生日多好呀！生日快乐！！

燕原

【经济学人】赞美另类
为什么商界需要阿斯伯格综合症、多动症和读写困难症患者

1956年威廉·怀特在他的畅销书籍《组织人》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公司过于喜爱那些“全才型”的总裁，以致于许多公司已经到了“和天才为敌”的地步。今时今日，这种偏见体现在相反的方面。软件公司大肆招收不合群的极客[注1]。对冲基金同样急于吸纳怪异的宽客[注2]。好莱坞竭尽全力来迁就创意人才的心血来潮。政治家们则指望打破规章的创业家来制造就业。和学校操场不同，市场对于这些另类分外和善。

招聘人士已经注意到一个优秀电脑编程员的心理特质非常接近于阿斯伯格综合症[注3]的症状：对于一些狭窄的课题有类似强迫症般的兴趣，热爱数字、规律和机器，对重复性的工作着迷，对于社交信号则置若罔然。正如硅谷人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互联网是那些“位于自闭症光谱”[注4]上的人为了自己而发明的。在网上，你可以和别人联系，而不需要承受见面带来的煎熬。

《连线》杂志称这种情况为“极客综合症”。Facebook的一位早期投资者彼得·提尔在接受《纽约客》访问谈到过去十年建立的互联网公司时曾这么说：“这些公司的老板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闭症患者。”Facebook前雇员黄易山曾撰文提到该公司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有“一点自闭症的味道”，原因是“他不会对你的话提供多少积极反馈或肯定，让你知道他正在听你说话。”克雷格分类广告网的创始人克雷格·纽马克说过当他第一次听到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症状时他觉得这些症状“熟悉得让他感到不适”。

金融业的高端类似的特点也很常见。如今宽客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精英[注5]。迈克尔·刘易斯的纪实著作《大空头》中的主人公迈克尔·拜瑞是个性格孤僻的对冲基金经理。他在医学院念书期间以撰写股市博客作为消遣。其博文吸引了大量资产管理人的注意，最终他弃医从商，开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赛昂资本公司。后来，他发现按揭市场存在问题，于是下了重注赌房地产市场将会崩市，赚了个杯满钵盈。刘易斯在接受国家公共电台采访时说：“在（金融）危机中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就是这位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戴着一个假眼珠的老兄。”

创业家也展现出一些惊人的心理怪僻特点。凯斯商学院的朱莉·罗金调查了一群创业家，发现其中有35%称自己患有读写困难症[注6]。相较之下，读写困难症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在职业经理人中该比例更只有1%。著名的读写困难症患者包括福特、通用电气、IBM和宜家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更不用说近年来的一些成功人士，查尔斯·施瓦布（一间证券经济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维珍集团），约翰·钱伯斯（思科），还有斯蒂夫·乔布斯（苹果）。这背后有很多可能性。读写困难症患者从很小起就学会了如何分配工作（例如让其他同学帮自己做功课）。他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于不需要正式文凭，也不需要多少读写能力的活动。

多动症[注7]则是另外一种和创业家有着不解之缘的病症。那些无法长时间在一件事上集中注意力的人会是非常糟糕的雇员，但同时也可以是新点子的源泉。一些研究表明多动症患者最后自己经商的机会是普通人的六倍。廉价航空公司捷蓝的创始人大卫·尼尔曼说过：“我的多动症大脑自然而然地在不停搜寻更好地行事方式。多动症带来缺乏组织、拖沓、无法集中和其它各种不利因素，但是它也带来了创意和冒风险的能力。”保罗·奥法里是金考快印的创始人，之后还创建过五花八门的各种公司，他同时患有读写困难症和多动症。他曾说过：“我很容易对事物厌烦，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我觉得人人都应该患上读写困难症和多动症。”

那么老派的组织人还有什么可做呢？放心，他不会有问题。公司雇用的高明异类人才越多，它们也就需要越明智的经理来控制这些人才。总得有人来确保完成那些枯燥但必需的工作。总得有人来讨好顾客（或许还有政客）。这项工作最好还是交给那些不会流露出“普通人是笨蛋”想法的雇员。（扎克伯格的副手谢丽尔·桑德博格在这一点上就为Facebook做得很好。）许多新兴企业都是在职业经理人取代创始者之后才被拯救起来的。当然，那些经理人要学会和极客共事。

思维另类的人聚集在一起会引起新的问题。给高智商公司打工的人倾向于和其他高智商人士结婚。剑桥大学的西蒙·巴隆-科恩认为如果两个超系统化的人相遇并繁衍后代，他们的子女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或其更严重的相关病症－自闭症的机会更大。他发现在荷兰科技中心艾德霍芬出生的儿童患自闭症的机会是另外两个人口类似的荷兰城市中儿童的二至四倍。他也发现在剑桥大学数学、物理学和工程专业的学生比英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有更高的机会有患自闭症的亲戚。大多数的雇主对于雇用高度自闭症患者都存有戒心，但也有例外。丹麦的“专家人”公司就提供服务把自闭症患者和那些需要出色记忆力以及对重复活动有很高容忍度的岗位配对。

从更广的视角看，组织人被无组织人代替正在改变权力的平衡。那些另类人士在上学时可能并不轻松，他们遭受运动好手们的嘲讽，在聚会上无人搭理他们。但今时今日任何认真的组织都需要这类人才方能成功。正如一位硅谷的关系网人士吉兰·马尔霍特拉所说的那样：“当极客其实挺酷的。”

译者注：

1 - Geek，英语本意为性格古怪者，但随时代改变赋予新的意义。过去一般指“电脑专家或爱好者”，或是“过度的书呆子”，为贬义词。过去十年中这个词开始重兴，带上了一定的正面因素，很多人以此自居，由此引出“极客”这一译法。具体概念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大体来说，极客对科技，尤其是计算机和新媒体很感兴趣，是某一方面的专才，喜欢在生活中应用书本或是学术知识，对于更广泛的社交和常识不感兴趣，醉心于某些特立独行的活动或领域。和“宅文化”有共通之处，但细节上有区别。

2 - Quant，Quantitative analyst的简称，最早关注于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和衍生品的定价问题，后来拓宽到几乎所有在金融中应用数学的领域。和financial engineer（金融工程师）意义相当，近年来出现“宽客”这一译名，一般为数学、物理学科，而不是传统金融学科教育出来的人才，同时具有相当的电脑技术。在很多层面上和极客有共通点。

3 - Asperger’s syndrome，阿斯伯格综合症，有时被看作自闭症的一种（学术上有争议）。和一般自闭症不同，阿氏综合症患者的语言和认知发育一般不受到障碍，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因此一般不需要接受治疗。主要包括社交沟通困难，偏执，兴趣狭窄等特点。确实有阿氏综合症患者是数学天才，但这是个别现象。

4 - on the spectrum是指Autism spectrum，自闭症光谱，广义的所有社交沟通上表现出障碍的病例总称。代表了从自闭症到阿斯伯格综合症等等一系列相似的发育障碍。

5 - preppy，或prep，是美国亚文化的一个概念，传统上指美国东北部私立大学（像常春藤大学）的预备学校，就读这些学校的很多学生都是家庭背景殷实，人脉良好。类似于社会上层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美国是非常复杂的，包含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口音、词汇、举止、礼仪等方面。在这里是指擅于交际，搞教育水平的传统社会精英，和极客对比。

6 - dyslexia，读写困难症，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包括很多学习障碍，最典型的一种是阅读障碍，会影响一个人阅读理解的能力。患者无法顺利进行阅读活动，经过训练治疗可以进行阅读，但是速度较慢，在没有上下文拿出单个词语时理解拼写往往会有问题。此障碍和智商无关。

7 -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多动症。严格说来，“多动症”是指注意力匮乏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底下有三个分类表现，其中表现为注意障碍为主的称为ADD，其特点为注意障碍但不“多动”，主要表现为懒散、困惑、迷惘、动力不足，伴较多焦虑、抑郁，有较多的学习问题, 而较少伴品行问题。

http://www.ecocn.org/thread-68126-1-1.html

郁郁

"对于一些狭窄的课题有类似强迫症般的兴趣，热爱数字、规律和机器，对重复性的工作着迷，对于社交信号则置若罔然。”
我家老公对号入座！

燕原

很容易开心的大都，变成很容易生气的大都，仔细排除其他因素，最终我认为主要还是青春期生理造成的。

我从来没有过特别容易生气的阶段，所以一直看CBT情绪管理部分，没感觉有多难，只有看见大都的火气那么容易就点着，那么不容易平息的时候，才发现书本上的几条原则要真正能运用起来，是多么不容易。

这个问题看来是最近影响到日常生活和社会性的主要问题了，我还需要时间去观察和摸清规律。

燕原

忙着收拾东西的时候，俩孩子在网上聊天。
闲下来看聊天记录，发现有趣而典型，大都的语言和社会思维的确还有大量可以改进的空间，网聊比见面聊应当能让大都更明确一些规范。

小都先打招呼：hello .我是max。今天放鞭炮，闹得我睡不着。（表情符号）

（我们不在家，去朋友家吃饭了。离小都发信息两个小时之后，大都回来看到，开始聊天）

大都：marshall, 还在吗？能告诉我，我的QQ号吗？
（上来就办事，不讲我们去哪儿了，为什么回信晚了，也根本没想起问候对方怎么样了）

小都：等会儿。
来啦，是XXXXXXXXXXX。

大都：OK
（之后就没动静了）

过了十分钟，小都：（发一堆困惑和打人的表情符）

大都：还有能到我的玩具战争上把我的英雄冻住吗？
（明显没搞明白人家小都在等着和你聊天呢，人家发一堆表情符号是为啥啊。。。）

小都：不知道，姥姥现在不让我玩电脑。
姥姥回老家。。。。去了。。。。。
（这小朋友够听话的）

大都：哦，那能的时候在干吧。
（不关心姥姥，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是否能做，回应还算宽容，但思维一根筋没顺着对方的话题拐弯）

小都：我暑假才能玩，一个月以后啦。 （一堆表情符号）

大都：哪个时候我已经自己干了。

小都：哦。

大都：你在干什么？
（终于有一句社会性对话了，我这个激动，呵呵）

小都：我当然是在和你说话了。一会儿就去写作业了。
你在干什么？

大都：和你说话和看动画片。

小都：什么动画片？
。。。
（下面聊动画片的回合还算正常）

小都：我在帮你玩游戏，妈妈在做什么？
（看来前面听姥姥话是借口，聊高兴了就开始帮大都做事了）

大都：我不知道。
（晕。大都中间下楼几次来问我一些字的拼音怎么打，就没看见我在厨房里忙什么，把我当字典，哼）

小都接着问我们买了什么，这几天都在做什么等等。
大都照章回答问题，但没提问，中间有些回答有点没头没尾，不如小都表达得清楚。

小都：我要去打扫卫生了明天见。
大都：哦拜拜。

点评：小都的网聊模式在我看来非常经典，比我社会性还强点，呵呵，可以做大都的对话教材，怎么提问，怎么问候其他人，怎么快速回应问题，怎么加表情符号来弥补语言的空白感，怎么开始一个话题，怎么退出等等。

下次聊天我得坐边上盯着，慢慢给大都灌输聊天规范，和对方期待我们说什么。

燕原

把原来传统风格的家具都处理了，只留下简洁风格的沙发和椅子，现在要配宜家类的组合式柜子，床，还有书桌。
不再玩乐高的大都，找到了新玩具，我买他装。
这些事情对AS孩子来说比聊天简单多了，我很放心地让他自己干，因为有力气，很耐心，大部分情况下比我做得好。

我和他的作息时间还没倒成一致，往往是他睡觉的时候我出门买东西和收拾房间，我睡觉的时候他干活和上网。
也没法统一做饭，只好我吃我的，他吃他的。
我用电脑的时候，发现他自己看中了几本新小说，还在电驴下载了BBC的一些历史片在看。
然后就是在追《海贼王》。
自得其乐的时候，不需要操心，像个大孩子。

周一割草机寄来，等我们收拾好院子，再安排体育活动。

燕原

下面引用由郁郁发表的内容：

"对于一些狭窄的课题有类似强迫症般的兴趣，热爱数字、规律和机器，对重复性的工作着迷，对于社交信号则置若罔然。”
我家老公对号入座！

我本质上也是外星人，对人有隔阂，喜欢自然，喜欢技术，不喜欢人的互动那部分，而是人的智慧产品和创造过程那部分。

如果思维能训练得开阔而灵活，就可以少一些强迫和刻板，在另外一个层面达到心灵的满足。
结果就感觉更不需要和NT去日常互动而求得满足了，更多时候，互动只是为了互利，而不是自我情感和社会性需要。

最近在看 KK 的《技术元素》，特对胃口。

燕原

下了本书，抄一段书评：

　　200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位学者分享：弗农·史密斯（Vernon Lomax Smith）和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这在当年被视为相当大胆的选择：史密斯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界属于绝对的边缘，而卡纳曼，则从来将自己视为一名心理学家。　　　

　　而十年以来，对这位自称“从未修过一门经济学课程”的学者的颁奖决定非但没有质疑，反而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公认的卓识。卡纳曼不仅仅是“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他的思想，超越了心理学学科本身的藩篱，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医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卡纳曼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而获得的那个诺贝尔奖，虽然给予他足够的声誉和尊重，却远远不足以体现他真正的成就和影响。　　　

　　然而直到2011年，卡纳曼才首次将其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在一本书中汇总。被称为他的“智识回忆录”的《思考：迅速与缓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October 2011）出版仅仅数月，即赢得了无数的佳评，即使是平日最刻薄孤高的评论者，也奉上了诚挚的嘉许，《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则干脆以此开篇：“关于人类理性和非理性的书浩如烟海，但杰作却只有一部，那就是卡纳曼的《思考：迅速与缓慢》”。　　　

　　这部“智识回忆录”文采焕然而深蕴哲理，它重塑了我们对错误、风险、决策、快乐等事物的看法。卡纳曼引领读者踏上一段关乎思维的开创性旅程，它解释了主宰我们思考的方式的两个体系：体系1迅捷、直觉性和情绪化，体系2则较为缓慢、审慎而具逻辑性；体系1主要是无意识的，它凭借直觉在顷刻之间做出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情感、记忆和长久以来的经验，体系2则要吃力得多，它要不断地检查事实和盘算，但是它“非常懒散”，经常听从于体系1的判断。这两个体系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卡纳曼所谓“思维的运作体系”，而思维，其实就是一场滑稽的混乱，一种看似不可调和的两种思维模式的折中。　　　如果想对这两个体系的运作有更直观的理解，我们不妨借用心理学家沙恩·弗里德里克（Shane Frederick）的举例：“如果5台机器生产5个部件用时5分钟，那么100台机器生产100个部件用时多少？”→100分钟（体系1）→（错误答案）→深思熟虑若干时间（体系2）→5分钟（正确答案）　　　

　　所以主导思考和决策的主角，并非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理性”，而是体系1所代表的“直觉”（ 卡纳曼不喜欢“非理性”一词，因为它具有潜在的否定意涵），直觉对我们的观点和行为有无所不在的影响，却存在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偏颇，我们对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无稽谬想导致我们过分自信（overconfidence）和决策失误。我们对于同一情境做出的不同反应依赖于我们思维中已然的存在，更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　　　

　　卡纳曼对直觉偏差的研究，最著名的当属“琳达实验”：琳达是卡纳曼实验中一个虚构的角色，被描述为“31岁、单身、坦率活泼，学生时代着迷于不平等和社会公正这类的议题”，那么以下的两个描述：A.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和B.琳达是一个热衷于女权主义运动的银行出纳，哪一个更有可能？　　
　
　　尽管在逻辑上，选项A为真的概率要比B的概率高，但是参加实验者的答案却远非如此，有85%的大学学生选择了错误的答案，即使哈佛大学的精英们也不能幸免。　　　

　　“琳达实验”代表人类思维中常见的“合取谬误”，而它并非我们思维中唯一的偏差和错谬：我们接受一个有不确定的收益的交易，要比接受另外一个更保险、但也可能具有更低期望收益的交易要不情愿的多（风险厌恶）；而相对于收益，他们对等量损失的厌恶要强烈得多（损失厌恶 [卡纳曼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人们不喜欢损失的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对等量获利的喜欢程度,并把这种现象称为“损失厌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加州人要比俄亥俄州人幸福，因为他们只将关注聚焦在这两地最显著的差别——天气上（关注错觉）；我们以为，如果一个人擅长某项事情，他就会在其他所有事情独擅胜场（光环效应）……　　
　
　　这些概念，如今都已成为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中的基本概念，或许也是卡纳曼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他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关于人类思维的模式维度，分离性的思维运作导致了人类的推理能力被体系性偏差所扭曲，由于时间和环境所限，大脑对计算每一个可能的行为的代价和收益存在困难，而对于抽象的情景，它对逻辑推理的运用能力也并不使人满意，即便我们拥有达成正确决定的所有的信息、即使那个逻辑是如此的简单，我们还是会错得彻彻底底。　　　

　　卡纳曼是认知偏差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大部分著作也确实关注体系1的错谬之处。但他对直觉的观点实际上是积极和消极的融合。虽然体系1确实是“我们错误行为的大部分根源”，但它同样是“我们大多数正确行为的根源”。体系1的“神迹”之一，便是一种在电光石火间辨识模式的能力，可以“自动地产生对困难足够多的解决方案”，这种能力修炼臻备，就会成为 “专家级直觉”，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比如消防员）运用它，就能下意识地对错综复杂的紧急事件做出正确的反应。卡纳曼并没有简单的批判对人类理性的假定，而是告诉我们，在何时何处我们可以信任我们的直觉，我们又该如何利用缓慢思考的益处，毕竟，是两个体系之间相互作用最终塑造了我们的判断和决策，对任何一方的偏颇都是对我们自身的误断。　　　

　　而科学之外，另一些东西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之一便是卡纳曼对阿莫斯·特沃斯基的回忆。卡纳曼和特沃斯基于1969年在一次研讨会相遇，之后就一直合作研究，直到1996年特沃斯基的猝然辞世。卡纳曼的研究针对观念和注意力，特沃斯基则将数学模型应用于决策制定，二人研究路径和个性的融合成就了在科学史罕有的创造性伙伴关系，卡纳曼则将自身的成就全部归功于这种合作关系。应得之名总是难以避免的姗姗来迟，那个2002年的诺贝尔奖，有一半应当属于这位27年的搭档。　　　早在二人第一篇合著《相信小数定律[小数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又称小数定理，是特沃斯基和卡纳曼在其研究中对“赌徒谬误”的总结。人类行为本身并非总是理性的，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人的思维过程会系统性地偏离理性法则而走捷径，出现系统性偏见，在判断不确定事件发生的概率时，往往会违背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而不由自主地使用“小数定律”，即滥用“典型事件”，忘记“基本概率”。]》（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中，二人就指出，即使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研究者，也会对于数据引用做出失误的判断——他们研究中的样本常常小于支持他们结论的必要大小。正如卡纳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信息的内容比信息的可靠性更加关注”。 卡纳曼强调，他本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同样被这些直觉错误所困扰，而所有的科学家，都应该对自己领域中所依循的信仰体系心怀谨慎，这些信念不应该超越对数据的忠实，因为一旦你信守一种原则，两者之间就难免出现冲突。　　　

　　这样的谦逊和冷静难于一见而令人鼓舞。每一项科学研究都会希冀深远的启示和颠覆的真理，卡纳曼的研究的影响虽然不言自明，《思考：迅速与缓慢》却几乎完全聚焦在科学研究本身。描述思维的书不计其数且通常相当时髦，它们拥有栩栩如生的故事、影响深远的实验、呼唤法律、政治和商业实践变革的雄伟目标，卡纳曼的目的却极为简单和朴实——他的工作提供的是“一台词语的冷却器，用来分享观念和交换流言”，以期“丰富人们谈论决策的词汇量，他的读者可以从中获益”。这样的心理学显然并不时髦：它没有刻板俗套的起承转合，没有意图给你当头棒喝的矫揉造作的宏大理论，它只是长达五十年的真诚而缜密的科学研究，纵然笔端尽是卑以自牧的谦谦之态，却难掩其夺人睛目的卓卓不凡。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461912/

燕原

搬家肯定是会丢东西的。

大都说他的小熊杯子没了，还有两本书不见了，那就是说，至少丢了两个箱子。
奇怪了。

两个大箱子啊，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呢，呵呵。
看来家里东西还是太多，接着丢吧。

昨天有人上门推销警报系统，就我现在这态度，和没家具的状态，看来是没必要装了。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电脑，几个锅，几个碗，基本生活电器，几件衣服（其实是几百件衣服和鞋，都是几年前臭美的时候发疯买的）。
足够了。

燕原

大概是AS的特点，专心买衣服那几年，就使劲儿买；专心看书那几年，就每天至少看一本；现在专心做事，就感觉其他都不需要了。

不过孩子和家务还是第一位的，这些日常工作理顺了，安排好了，每天的固定时间就会花得精简而准确，剩下给我自己的时间也就固定和有保障了。

不过这样一来，是否培养适应变化和灵活性方面，就又没机会了呢？
其实有规律的生活，谁都喜欢，有预测感，有计划感，就有安全感。

关键还是有能力做底子，有朋友圈子做支持，有变化和变故也就不怕了，适应变化和灵活性，就不需要通过让生活有压力来训练吧。

燕原

天宝和托尼编辑的书，今年四月出版的。
《Different . . . Not Less: Inspiring Stories of Achievement and Successful Employment from Adults with Autism, Asperger's, and ADHD 》

书里包括了14位独立的成年高功能ASD的生活故事，天宝特地选择了不同领域，有不同代表意义的案例。

高功能ASD个体差异会很大，获得独立和成功的路径不同，克服困难的方式也不同，一致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则：
。支持系统和导师
。自我价值和自尊的培养
。利用独特思维开发创造性
。努力工作

有人感觉有意义引进中文版，或者愿意翻译的，可以找刘娲接洽。
这类已经就业的成人ASD经验类图书我认为国内还暂时写不出来，引进有一定意义，就是不知道读者群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