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题装老帖，不拉风、不显摆、不喜欢方舟子

vincent

老T，拜托你千万别点名，那样的话，这帖子就没法热闹了。

thankstoyilin

下面引用由[U]vincent[/U]发表的内容：

老T，拜托你千万别点名，那样的话，这帖子就没法热闹了。

声明：不是你。

明天晚上还得聚会不是？

张雁

假期里没事翻旧杂志,1984年的<名作欣赏>,其中一篇名为<天空红得像马赛曲>,一看作者,敏感词先生!
作为20多年前的读者,向作者致敬.在那个时代我们几乎和他们一起成长,老师和学生,读者和作者,前人和后人.

thankstoyilin

谎言、该死的谎言和中国科学

记者：Sam Greall
英国《新人文主义》2010年9/10月合刊

（ziren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但是谁来检验有关的种种事实呢？
    Sam Geall寻找中国科学警察

　　“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7月份举行的一场毕业典礼上这样问。他给出的答案是：“当学生不考场作弊，当学者不抄袭剽窃，当包工头不偷工减料，当商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当官员不贪污腐败。”你也许会认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尤其又是在毕业典礼这种场合。但事实上王是勇敢地道出了那些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的问题。在中国，既存在坚定维护学术和科学的价值的人，又有通过散播伪科学升官发财的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场持续的斗争，无疑王缉思表明了他的立场。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有两个名字频频在报纸、杂志、电视和微博上亮相：张悟本和唐骏。回顾他们的命运起伏，我们也许能够体会到这场斗争的规模和波及的范围。

　　张悟本是一位北京的食疗专家，今年47岁。他最为人知的主张就是《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中说的每天吃一斤绿豆可以治疗糖尿病和近视，吃五斤就能抗癌。他本人成为各类脱口秀的座上宾；而他的诊所更是火爆——300块一次每次十分钟的咨询已经预约到2012年；病人等不及想插队的话，得掏5000块“加急费”才能见这位健康神人一面。

　　但在绿豆的价格暴涨三倍之后公众对张悟本产生了抵触情绪——据说绿豆涨价正是由于他的食疗方案风靡一时。更有传言说他囤积绿豆以期涨价牟利。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他的简历：张自称出自三代中医世家，反对使用常规西药，结果被发现只是一名子承父业的下岗纺织工人。中国卫生部也否认他拥有在其网站上所宣传的“高级营养师资格”。他位于鸟巢附近富丽堂皇的“悟本堂”也被城管认定为非法建筑，遂即遭到拆除。

　　随后就是唐骏——顶着新华都总裁的光环，一度广受中国媒体的青睐，四处鼓动人心。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不但夸赞他的“天才”，还生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词汇“破冰似的成功”来吹捧他。但此后他的信誉不断遭到公开的质疑。他自称拥有的多项专利均查无实据。他自封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更是子虚乌有。实际上他的所谓博士学位买自一所未经认证的“野鸡大学”，西太平洋大学。这倒给他的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增添了讽刺性的一笔。

　　这两起事件的共同之处是中国的科学理性的倡导者都发挥了作用，比如《财经》杂志的科技编辑方玄昌和从生化学家转行的科普专栏作家方是民。后者是《新语丝》的创始人和管理者，他的笔名方舟子更为人熟知。虽然屡遭屏蔽，但《新语丝》作为一个监督性的网站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方舟子有时也被称作“科学警察”——据他说新语丝网站已经曝光了900多起学术腐败案件。正是由于他的调查才曝光了唐骏资质的问题。唐因此宣称将诉方舟子诽谤，但这也不是方第一次面临类似的威胁。2006年方舟子将“刘子华用八卦发现太阳系第十颗行星”斥之为毫无科学依据。尽管刘死了已经有14年了，但其家属还是成功起诉了方，最后判他赔偿2万。

　　这起民事判决启发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宋振海发起请愿，要求从《科普法》里删除“伪科学”的提法。他声称方舟子借用这个词扼杀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创新”。虽然有150名传统理论和中医的支持者签名，请愿活动没什么结果。虽然这种利用诽谤诉讼吹毛求疵，压制合法报道、争论的做法令人担忧，其他针对中国理性主义者做出的举动却更令人震惊——转为愤怒、受迫害妄想，直至暴力相向。

　　一个显著的例子发生在一位生猛的哲学家黎明身上。2006年他自称“在老子和康德的共同指引下”找到了解决数学上的“四色问题”的新方法。（“四色问题”是指可以证明在一幅地图上用不超过4种颜色填图，就可以使相邻的区域用不同的颜色标记）方舟子对此表示怀疑，在其网站上发文指黎为狂人。黎则公开回应提议进行“文明的生死对决”：如果“破解四色定理”失败，黎鸣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如果“破解四色定理”成功，方舟子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方对此一笑了之，称这既不科学也不人道。黎明未能“破解”这个问题。

　　有些回应更加“不文明”。今年早些时候，方舟子和方玄昌一起参加一档有关地震预测的电视辩论。在节目中一位中国地震局的官员信誓旦旦地提起能预测地震的鹦鹉和凭耳鸣就预测地震的超能力——一个具有这种超能力的人宣称在今年四月中国西北部玉树地震之前他感觉到耳鸣。任振球是一位支持传统“八卦”理论的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退休人员。他不仅主张科学不能只建立在可重复的实验之上，还指责这些科学活动家收了美国政府的钱来阻碍中国的创新。方是民在他的博客中写道，节目录制之后任振球称他为卖国贼，还打了他一拳。

　　接下来就是有人企图谋杀方玄昌。6月24日晚10点左右方玄昌完成工作准备回家。半小时后当他快到位于北京三环的公寓时突然感到后背受到一击，他起初以为是被飞来的足球砸到了。他转过身去却发现两个壮实的矮个子男人手挥钢筋。他试图跑开，而那两名男子紧随其后不断地用钢筋砸他的头和后背，他只好极力保护自己。最后直到他跌跌撞撞地上了一辆出租车，两个打手才离开现场，此时他的衣服已被鲜血浸透。当晚在北京海军总医院，医生缝合了方头后长达五厘米的裂口。袭击他的人有职业杀手的身手，在四分钟内完成了了残暴的伏击，而且对旁观的路人毫不在意。“他们的目的很清楚”，方玄昌在六月三十日的电邮中告诉我：“当场打死我，或者让我无法及时赶到医院流血而死”。

　　为什么有人竟然企图杀害方玄昌？没人知道，似乎也少有人关心。一个多月之后，袭击者依然逍遥法外，尽管《财经》也尽全力配合调查，尽管中国记协出面参与。各种威胁不但没有任何收敛反倒接踵而来。方舟子七月二日在他的新浪微博里说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这几天小心点，有人要整你了”。与对张悟本和唐骏铺天盖地的报道相比，很少有媒体报道这次袭击：只有北京当地的报纸做了简短的报道，却没有一家中国媒体发问：到底是谁想要袭击一位科学记者？对中国的记者来说，这倒也不奇怪。相反，袭击发出的警告很明确：别掺乎，要么下一个就是你。

　　但中国的揭假者们并没有因此沉默。如果见过方玄昌，就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在他遇袭前一个月，我在北京金融区的一家别致的咖啡馆里第一次见到了这位37岁的编辑。他身形厚实、强健，但谈吐轻快，语调坚定，旁人很难插话。他告诉我他对丧失了的“五四”精神很感兴趣——20世纪早期的这场文化和政治运动，倡导在科学和民主（当时被亲切地拟人化地尊为“赛先生”“德先生”）的启蒙和指引下，批判性地思考和创新。“没多少人理解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他说：“大多数中国人看待科学的态度是迷信的、惧怕的”。在精英阶层事情更加糟糕，他说，他们把科学奉为抽象的教条，却没有掌握科学的方法。就科学的、批判性的思考方面而言，方又说道：“中国人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官办杂志《科学新闻》的主编贾鹤鹏同意这一说法。他解释说：“在精英阶层看来，科学是中国各种问题一了百了的解决办法，因此在中国获得了比其他任何领域都高的地位。任何宣称是科学的东西就相当于好的东西。”目前中国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科学发展观”，而政府每过一段时间就号召破除“迷信”。他说，但这一切都与“基于证据的方法”或者“实证精神”毫无关系。在如今的中国科学的困境正在此：“赛先生”也许是好的；但是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无疑是坏的，或者像方玄昌所面对的——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使得科学上的持异议者——也就是那些不将科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倡导实验、讲证据的方法的怀疑者；那些敢于批评各种不当行为的人——在走政治的钢丝绳。

　　王缉思教授在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进一步说：“国际排名，例如哪个国家排第一，这不重要。”但这样的信息到不了那些一心想推动科学出成绩的官员耳朵里。这种“不发表就完蛋”的氛围导致各大学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和意料之中的剽窃泛滥。1月英国的《晶体学报（E）》，一份同行评议的国际科学期刊，宣布由于编造数据，一次性撤消七十篇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三个月后，这份杂志又宣布由于数据和不正确的原子识别问题，撤销了另外39篇论文，其中37篇全部由中国的大学完成。位于新泽西森坦那瑞大学对旗下中国商学院项目作了一份评估“揭示出大面积抄袭的证据；各种问题中仅抄袭一项就到了该立即开除违规学生的地步”，之后便结束了该项目。《自然》杂志引用过的一篇中国政府的研究，发现来自中国六家最高学术机构的六千多名科学家中约有三分之一承认他们曾经有过“剽窃、篡改和编造”的行为。

　　但绝非只因强调数量就损害了中国科学的品质。论文发表层面弥漫着为人不齿的偏见——显示重大发现迹象的研究备受尊崇，无明确结论的研究无人问津。发表在《对照临床试验》上的一篇对1998年以来有关针灸研究的系统评论发现，出自中国的临床试验无一例外地显示针灸有效。换句话说，全中国没有一篇发表的试验表明某项针灸治疗无效。更糟糕的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和保卫国粹的心态让人们坚持那些已被否定的方法，这使得迷信在学政两界仍然大有市场。

　　我曾经受邀参加在在声名显赫的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个讲座。主讲人，一位戴眼镜穿白大褂的教授，居然把遗传修饰和麦田怪圈以及越南的青海无上师的教义联系起来。但最富争议的、政府支持伪科学的例子还是地震预报，这也是中国揭假者们关注的重点。（贾鹤鹏主编的杂志严正批评了这一做法。他还告诉我在展览中国古人类学发现的里程碑——北京猿人的遗址博物馆里，竟然出现有关中国地震预报成果的展示，使他大吃一惊。）

　　预测地震的种种举动——一般都是震后对某些现象的分析，比如动物的异常行为；高级一点的手法包括观测地震模式和电磁场变化等等——在科学界已基本被否定。《科学》杂志上一篇名为《地震无法预测》的评论总结说“把宝押在监测地震前兆是极不明智的”。日本政府曾一度支持地政预测的研究，但1999年日本首相的一个咨询机构却认为地震预测根本不现实，并主张转而研究防灾技术。即便如此地震预测仍然是许多中国科学家和官员的孜孜以求的信仰，尤其是自1975年2月4日的海城地震以来。中国的地震学家一直声称他们成功地预报了这次地震，而随即的疏散避免了很多伤亡。

　　（海城地震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特别强调群众参与科学，当时流行一句口号“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为了迎合文革的热情，中共宣称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且动员了10万业余地震学家和志愿者参与地震预报。一份同情者的回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在沈阳一个志愿参与预报的团每天都派人驻守在时钟周围监听扬声器里来自地下异动——通过电线连着埋在地下通道中的麦克风。但在地震发生13年后，一份官方的出版物显示海城地震中共有1328人死亡，16980人受伤。（科学家们之前声称极少数人死亡。）而且主震之前约24小时内发生了一系列的强烈前震，这也很可能促使很多人自发逃离住所，减轻了伤亡。

　　地震预报活动导致了很多假警报，一直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还时有出现：在1996至1999年之间，约30余起不准确的预报使中国多座城市一度陷入停顿。（虽然新疆地震局称在1997年成功地预报了一起发生在伽师县的地震。）更值得铭记的是，中国科学家们没能预报出1976年破坏力巨大，导致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的悲剧非但没能降低地震预报的热度，反而被归罪为中国地震部门的无能。尤其是官员们被指忽视了传说中的大自然的警示：包括黄鼠狼的迁徙和不寻常地超量捕鱼。冯小刚最近的大片《唐山大地震》就以成群飞舞的蜻蜓开篇，作为地震的自然征兆。显然，这些猜想分散了人们对防灾不利和救灾反应迟缓的反思。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虽然全面的调查已经被阻止，调查真相的人士也被监禁，但很可能四川省的许多学校建筑质量如此低劣导致大量本不应该发生的学生死亡。

　　不管目前的问题是有关地震、营养还是医疗，我们在今天的中国所见证的是：科学，自二十世纪初被奉为中国发展的基石以来，不断地被意识形态、迷信、官僚思维以及对不同意见的恐惧所干扰。这才是最让人害怕的情形。

　　随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的时代，她的专制资本主义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到富裕国家的专栏作家。中国对待诚实理性质询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对待批判性思维的态度有助于国家应对国际科学挑战，从流行病到气候变化，再到环境危机。我们只能希望继续听到像方舟子和方玄昌这样的科学斗士勇敢地呼喊。

　　编辑更新——在本文付印之后，方舟子也在北京被袭，所幸只受轻微伤。

秋爸爸

感谢186,187,189,194,195,210,213，您说的，一个字都不少，一个字都不多，就是我要说的。

仰望山林

爱因斯坦：曾经的超级“民科”



江晓原





　　“民科”（“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简称）这个词汇，已经逐渐被国内大众媒体接受和采用了，它的一般定义是：此人没有在相应的科学共同体中任职，同时他的研究领域是不被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或他的研究方法是不被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例如，一个无业人员研究星占学或炼金术，那么他很容易被视为“民科”；又如，一个纺织厂的纺织工程师，他在纺织技术领域当然是专业的，但是如果他业余开始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那他在数学领域就会被视为“民科”。



高考失败·婚前致孕·就业困难

　　1895年秋，1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投考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不幸名落孙山，他不得不进入瑞士的一所补习学校（就是今天的“高考复习班”或“复读班”？）。1897年他才如愿以偿，考进了当时欧洲最好的学校之一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

　　在大学里，爱因斯坦很快就和女同学米列娃堕入情网。米列娃生于奥匈帝国的官宦之家，自幼有才女声望，她在男校读完中学，和爱因斯坦同年进入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米列娃比爱因斯坦年长，脚又有一点跛，更要命的是，她不是犹太人，因此爱因斯坦和她的恋情遭到爱因斯坦父母的强烈反对。然而1901年米列娃珠胎暗结，她不得不回到父母家生下孩子再回到学院，结果未能通过毕业考试，无法得到文凭——这是一个典型的女大学生早恋并婚前怀孕而导致学业失败的悲惨故事。

　　爱因斯坦在1900年拿到了这所名校的毕业文凭。可是他未能获得学校的助教职位，只好到处打零工，晃荡了两年功夫，经一位同学的父亲推荐，才在伯尔尼专利局获得一份三级技术鉴定员的工作，年薪3500法郎。任务是鉴定新发明的各种仪器。

　　爱因斯坦对米列娃还算没有始乱终弃，1903年和她结了婚——但这场冲破重重阻力赢得的婚姻并未能白头偕老（十多年后他们黯然离婚）。婚后米列娃因没有文凭，无法找到工作，次年长子汉斯出生，那几年中沉重的家庭负担，使这位专利局年轻职员的生活看起来颇有点潦倒落魄。

　　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当然没有机会与当时的主流科学家来往。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只有几个青年朋友，最重要的是哈比希特（Habicht）和索洛文（Solovine），还有哈比希特的一个小弟弟。这一小群年轻人经常在工余和课后聚首，一起散步、阅读或座谈。

　　他们研读的哲学和科学著作留下了记录，其中包括：斯宾诺莎、休谟、马赫、阿芬那留斯、毕尔生的著作，安培的《科学的哲学经验》，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的文章，数学家黎曼的著名演讲《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戴德金、克利福德的数学论文，彭加勒的《科学和假设》，等等。他们倒也并不“重理轻文”——他们还一起读过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作品、狄更斯的《圣诞故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以及世界文学中许多别的代表作品。

　　一起阅读的乐趣在于思想的交流，这群年轻人被这种乐趣迷住了，虽然清贫，但是他们充实而幸福，感到“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他们将这难忘的几年命名为“不朽的奥林匹亚学院”。



1905“奇迹年”

　　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一年之内，爱因斯坦在布朗运动、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这三个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贡献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赢得诺贝尔奖。

　　这让人想起1665～1667年间，牛顿因躲避瘟疫而离开剑桥到故乡度过几年，牛顿在那几年中得出了微分学思想，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还将可见光分解为单色光，在数学、力学、光学三个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奇迹年”这个拉丁语词（annus mirabilis）原本就是用来称呼牛顿的1666年的，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爱因斯坦的1905年。

　　人们曾经追问：一个根本没有进入当时主流科学共同体的小职员，加上一小群年轻朋友，三年的业余读书活动，凭什么能创造1905年的奇迹？

　　爱因斯坦后来多次表示，如果他当时在大学里找到了工作，就必须将时间花在准备讲义和晋升职称的论文上，恐怕就根本没有闲暇时间来自由思考了。他在逝世前一月所写的自述中表明，奇迹来自自由的思考：

　　鉴定专利权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它迫使你从物理学上多方面地思考，以便为鉴定提供依据。此外，实践性的职业对于象我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拯救：因为学院式的环境迫使青年人不断提供科学作品，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

　　杨振宁曾对青年学生说过，应该“经常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才有望在科学上有所建树。爱因斯坦在伯尔尼那几年间的故事，可以有力地证实杨振宁的说法——相对论就是“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所产生的最辉煌的结果。



超级“民科”对今天的启发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爱因斯坦在1905年之前几年中的表现，其实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民科”标准：未能在主流科学共同体中得到职位，搞出来的东西又不是在现行主流理论基础上的添砖加瓦——特别是相对论，简直是横空出世天马行空，其中的光速不变原理严重违背日常经验，难怪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始终不肯将物理学奖给相对论。夸张一点说，爱因斯坦当年就是一个超级“民科”——只是由于他在1905年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将他视为“民科”，他反而成为主流科学的神话和科学共同体一致膜拜的教主。

　　“爱因斯坦奇迹年”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发。可惜的是这些教训和启发在中国经常是被忽视的。我们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1905年时的“物理学危机”之类的话题上，只注意物理学，不注意人和人的生活，这样就将应得的教益从我们的视野中剔除了。

　　例如，在《爱因斯坦奇迹年》一书的导言中，主编施塔赫尔（John Stachel）比较了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奇迹年”的多项异同，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却完全没有被注意到，这个共同点也是经常被后来的科学家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那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创造奇迹时，都没有用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

　　事实上，科学史上有许多伟大发现，都是在不用国家一分钱的状况下完成的。而如今那些用掉了纳税人亿万金钱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与万有引力和相对论比起来，绝大多数显得多么平庸、多么匠气、多么令人汗颜！“爱因斯坦奇迹年”完全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产物，而不是计划经济或“计划学术”的产物。

　　而如今中国大学里的职称晋升、年度考核及成果指标之类，已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灾难性的”，其压力恐怕远大于爱因斯坦当年的学院环境。当年爱因斯坦就认为“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那在如今的中国大学要怎样的性格才能“不流于浅薄”？还会有几个人有足够的闲暇去自由思考？

　　从牛顿的“奇迹年”至今已三百余年，爱因斯坦的“奇迹年”至今也已百余年，如今科学研究的建制化、职业化，已经高度成熟，牢不可破。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能进入科学体制之内任职，不能发表被主流科学共同体立即认可的成果，那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民科”。而中国的“民科”总是拿哥白尼、伽利略等人来激励自己，其实是找错了人——他们最伟大的精神偶像，应该是爱因斯坦！

仰望山林

江晓原：认识科学的“三大误区”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多文科学者对科学非常崇拜，而真正搞科学前沿的人，他们是知道科学有局限性的，他们也知道，平常对公众构造出来的科学图像，比方说科学是非常精密的，它是纯粹客观的，等等，那只是教科书构造出来的。那些在前沿做得比较深入的、成就比较高的科学家，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实验室里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也知道绝对的精确是不存在的；还有很多所谓的客观的东西，其实也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客观。   
　　长期的教育也让我们对科学非常崇拜，结果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形——这是真实的事情，理工科的和文科的教授在学校的会议上吵起来的时候，那个理工科的教授盛气凌人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写的论文我都能看懂，我的论文你能看懂吗？文科教授一想是啊，他的论文里有那么多公式，我看不懂啊。实际上，这种傲慢是没有道理的，要是弄一段古文，文科教授也同样能让理工科教授看不懂。有位很有名的院士，他经常攻击传统文化。有一天他在小区里拦住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说某某啊，你说，《周易》它是不是伪科学？是不是糟粕？它阻碍我们科学的发展嘛。那位学者和这个院士都是同一个学校出身的，他回答说：我们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从《易经》里来的。这位学者很机智，他当然不赞成这位院士惯常的唯科学主义观点，但他巧妙用母校的校训去回击院士。

　　实际上学文的和学理工的本来都有一些让对方看不懂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学理工的就可以这么傲慢，而学文科的就经常要自卑呢？这种自卑本来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这种自卑确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里有三大误导。这些误导有的人不会直接地赤裸裸地说出来，但在思想深处确实是这么想的。

误区一：科学=正确

　　很多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当然等于正确啊。在我们平常的语境里，我们用来称赞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个东西“很科学”，在这样的语境中，科学当然被我们假定它就等于正确。
　　但是只要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知道科学不等于正确。

　　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进步的时候肯定就把前面的东西否定掉了，前面那些被否定掉了的东西，今天就被认为不正确。比如，我们以前认为地球在当中，太阳围着地球转，后来我们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再往后我们又知道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还知道地球绕日运行也不是圆周运动而是一个椭圆，再后来我们又知道椭圆也不是精确的椭圆，它还有很多摄动，如此等等。由于科学还在发展，所以你也不能保证今天的科学结论就是对客观世界的终极描述。以后科学还要再发展，未来的结论中我们今天的认识又不对了，或者退化为一个特例——比如牛顿力学退化为相对论效应非常小的情况下的特例等等。旧的结论总是被新的结论取代，那么那些被取代的东西，它们是不是还算科学呢？

　　当初笔者提出“科学不等于正确”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驳，其中一种反驳的路径是，要求把被今天的科学结论取代了的部分从科学中拿出去，所以说托勒密的天文学现在就不是科学，因为它不正确。但是如果遵循这种路径，那么哥白尼也不正确，也不是科学；牛顿也不正确，也不是科学。为了保证自己逻辑自恰，一旦你宣称托勒密不是科学，你就必然宣称哥白尼、牛顿、开普勒、伽利略等等都不是科学——只要有一点今天认为不正确的东西，它就不是科学。那么科学还剩得下什么？就剩下爱因斯坦勉强站在那里，但是谁知道呢，说不定哪天又有一个新发现，爱因斯坦又不正确了，那么他又被从科学殿堂里踢出去了。

　　要是这样的话，科学就将不再拥有它自身的历史，科学就只存在于当下这一瞬，此前一秒钟的都不是科学，这样的话就整个否定了科学自身的历史。所以这个路径是走不通的。

　　我们当然要承认以前的东西是科学，我们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科学，主要不是看它的结论正确与否，而是看它所采用的方法，和它在当时所能得到的验证。用一个通俗的比方，就好比是做作业：老师布置了10道作业，你做错了3道，做对了7道，你把作业交上去，老师得承认你完成了作业，老师不能说你只完成了70%的作业，还有3道题目不是作业。做错了的题目还是作业，被我们放弃了的理论和结论仍然是科学，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们的科学资格不能被剥夺。

误区二：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承认今天还有一些科学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它明天可以解决；如果明天它没有解决，那么后天它可以解决；后天它还不能解决，也不要紧，它将来一定可以解决。这是一种信念，因为科学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物质上的成就，以至于我们相信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唯科学主义的信念。这个信念本来是不可能得到验证的，实际也从来没有被验证过。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信念是有害的。

　　因为这个信念直接引导到某些荒谬的结论，比方说已经被我们抛弃了的计划经济，就是这个信念的直接产物。计划经济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社会的全部需求，我们还能知道我们这个社会的全部供给，我们科学计算了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我们就能让这个社会的财富充分涌流，它既不浪费也不过剩也不短缺——以前搞计划经济的人的理论基础就是这样的。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了，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贫困，是落后。

　　阐述唯科学主义和计划经济关系的著作，最好的就是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半个多世纪前，那时理性滥用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但那时他就有先见之明，而且对于唯科学主义会怎样导致计划经济，再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专制集权等等，他已经都根据前苏联的材料非常准确地预言了。
误区三：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

　　这第三个误导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同意的。“科学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笔者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这和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是类似的——它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归纳推理上：因为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就，所以我们根据归纳相信它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以至于无穷多的成就。
　　科学哲学早已证明，归纳推理是一个在逻辑上无法得到证明的推理，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得不使用它，但是我们知道它并不能提供一个完备的证明。

　　那么，为什么相信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呢？

　　除了类似于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归纳推理之外，它还有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还描绘了另外一个图景，我们把科学家描绘成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只知道为人类奉献，他们自己都是生活清贫，克己奉公，他们身上集中着很多的美德。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科学家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利益诉求。

　　为了维护上述图像，又有人宣称：科学共同体即使有问题，公众也没有资格质疑，因为你们不懂，你们不专业，而我们是既专业又道德高尚的，所以即使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自己可以纠正，用不着你们来插手，也用不着你们来插嘴。
科学带来的问题，只能靠科学解决吗？
　　“科学带来的问题，只能靠科学来解决”，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一句话。当那些环保人士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带来了环境的破坏，或者带来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互联网带来了心灵的疏离，电脑游戏带来了年轻人的病态等等。但是科学主义的解释是：就算我承认这些东西是我带来的，这也只能让我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你也甭想通过指出这些问题来向我泼什么脏水。

　　“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这个表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博士想出来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已经把科学想像成一个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所以每当看到科学带来的成就，或者我们看到某一个事情有好的结果，或者说它到现在为止呈现为好的结果的时候，如果它自己宣称它是因为科学而得到的，那么我们立刻把它记在科学的功劳簿上，说这是科学本身带来的福祉；而如果有哪件事情上科学技术带来了不好的结果（比如最近三聚氰胺带来的毒奶粉），我们立即把它分离出去，说这是某些坏人滥用了它的结果，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害处的。

　　所以“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这种思路，确保了科学技术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质疑。

　　在这个基础上，当科学技术带来了问题，它就可以说：只有进一步让我发展才能解决。这听起来似乎也很合理，而且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得不如此，我们被迫接受这种局面。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

　　有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比喻，这就和某些人的炒股类似：一个炒股的人做一单输掉了，他说我还要接着做，我要反败为胜；如果做一单赢了，他说我还要接着做，我要再接再厉。于是不管他做输还是做赢，总是成为他做下一单的理由。同样的，不管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总是能成为让它进一步发展的理由。

　　科技变成了利益共同体

　　比如，我们在电视上天天都能看到广告，什么减肥、补脑、美容等等，所有这些广告，都要强调它是“科学”的。实际它们很多只是利用了公众对科学的迷信和崇拜，目的是完成资本的增值。这些实际上都是在利用科学来敛财。

　　科学技术现在已走向了产业化，它实际上也已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这个利益共同体可以利用大家对科学技术的迷信，为它自己谋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要上大工程的时候。你在媒体上听见的，都是赞成的言论。政府的决策者想听听各方面意见时，即使让环保人士也发表了意见，但是最后他会觉得工程技术共同体的言论权重大，因为“专业”啊。

　　实际上这就像西方学者所追问的：科学有没有无限的犯错权？这个共同体做了决策，得了大单，过了几年，结果根本没有他们最初承诺的那么好，这时这个共同体会承担责任吗？不会，因为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来解决，它站在一个稳赚不赔的立场上，它总是有道理的，它可以无限犯错误。

　　我们应有的态度：多元和宽容

　　20世纪50年代，C.P.斯诺做过两个著名的演讲。斯诺自己原来是学理工科的，后来又在文科中混，所以他觉得他文理都知道。他有一个演讲是《两种文化》。他那时候觉得科学技术的地位还不够高，因为学文科的那些人还有某种知识上的优越感，所以他要给科学技术争名位。到了今天，情况完全变了，钟摆早就摆到另一端了，如果C.P.斯诺活在今天的话，他就要做另一个演讲了，他要倒过来给文科争名位了，因为如今在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都受到了很强的排挤。

　　实际上文和理之间，斯诺的诉求还是对的，这两者要交融，要多元和宽容，谁也不是至高至善的，大家有平等的地位。

　　那么这个多元和宽容，意味着什么呢？

　　宽容可以是这样：即使我自己相信科学，我也可以宽容别人对科学的不相信。科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所以我们肯定在很多事情上用科学来解决，但是那些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求诸别的东西。

　　所谓宽容，是说你自己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你不把这个立场强加于人。

　　2007年有一个《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院部主席团”联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这个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很可能还没有被充分估计和阐述，所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出。

　　这个文献里特别提到：“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这个提法是国内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们以前都认为科学是最好的、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所以它理应凌驾在别的知识体系之上。但是现在《宣言》明确地否定了这一点。

　　另外，《宣言》强调，要从社会伦理和法律层面规范科学行为，这就离开了我们以前把科学想像为一个至善至美事物的图像。我们以前认为科学是绝对美好的，一个绝对美好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去规范它，它也不存在被滥用的问题。所以这种提法意味着对科学的全新认识。

　　《宣言》中甚至包含着这样的细节：要求科学家评估自己的研究对社会是不是有害，如果有害的话，要向有关部门通报，并且要主动停止自己的研究，这就等于承认科学研究是有禁区的。这也是以前从未得到公开认同的。

　　这个《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是院士们集体通过的，所以它完全可以代表中国科学界的高层。这个文件表明：中国科学界高层对国际上的先进理念是大胆接受的。

仰望山林

载《读书》2010年第7期

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


田　松



　　二〇〇九年底，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很快引发了一场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

　　今年三月十日，一些学者发布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我是第一批签名人之一。呼吁书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支持的很多，反对的也不少。最常见的指责是：这些人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学者，没有一个转基因专家，因此，他们的建议没有价值。的确，在发起者中，只有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不过他的专业是生态学。那么，作为人文学者，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对转基因问题作出判断！

　　转基因的支持者宣称，转基因是一个科学问题，言下之意，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把专业范围无限缩小——从事生态学的不懂转基因，没有发言权；从事转基因动物的不懂转基因粮食，没有发言权；从事转基因西红柿的不懂转基因水稻，没有发言权——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只有他们自己拥有发言权。于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然而，转基因问题到底有多大成分是科学问题？如果我们需要征求专家的意见，都有谁是专家？



　　我们的呼吁书提出了四点理由：一、中国并不拥有转基因主粮的核心专利，根据他国教训，我们将会受制于人；二、转基因作物并不能提高产量；三、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害，对生态环境有潜在危害；四、主粮问题涉及国计民生，子孙后代，公众有知情权。

四点理由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第一点关乎专利之有无及其后果，这可以是个经济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或者国际战略问题，但不是转基因技术问题。第三点涉及两个方面。一个关乎人，转基因食物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后果，这是个医学问题。另一个关乎生态，转基因作物进入大田，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个生态学问题。都不是转基因技术问题。第四点是公民权利问题，完全不是科学问题。

　　回过头来说第二点，转基因作物能否提高产量？初看起来，是个转基因技术问题。然而，转基因种子专家或许知道转基因作物的产量，但是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则未必能给出专业而诚恳的判断。蒋高明指出，提高产量的因素很复杂，种子仅是其中之一。另外，所谓提高，是个相对量。比如关于生态农业的产量和效益，蒋高明更有发言权。而关于哈尼族的梯田水稻，哈尼人更有发言权。所以，就产量的提高而言，转基因种子家也不是唯一的专家。

　　主粮作物的转基因研究及种植涉及政治、经济、国家战略，涉及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如果我们强调专家的观点和判断，那么，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是唯一的专家，也不是最重要的专家。



　　目前，转基因作物支持者的主要理由如下：一、能够使粮食增产；二、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三、与杂交作物只有量的差异；四、与传统作物“实质等同”，所以对人不应该有害；五、对生态的影响目前尚不能证明；六、转基因是科学，科学无禁区——“转基因好不好，转了才知道”。对于这类问题，人们本能的反应是寻找“科学依据”，在科学具有强势话语地位的今天，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思维惯性。而作为不懂科学的普通人，作为山那边的外行人，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正反双方的科学家用数据和论文过招，给我们一个结果。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只有接受的义务，不被认为有质疑的能力和权利。然而，人们所期待的，专业内部的正反双方公平辩论追求真理的场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因为赞同转基因，是转基因研究者的前提——如果转基因不好，怎么会去研究它！即使偶有反对者，只要对投票的专家进行选择，总会达成高度一致的“科学共识”。这在科学活动的具体操作中，尤其是大项目大工程的运作中，屡见不鲜。刘华杰教授的“学妖理论”对此有精彩的分析。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法，能够超越具体的专业的科学论证，让更多的人，对于对转基因问题以及类似的科学问题，获得判断的能力。

　　我的判断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历史的，一是哲学的。我必须强调，在这两方面，我是专业人士。



　　历史可以提供一种方法，让不懂科学的普通人做出自主的判断。比如说中西医问题，从历史依据的角度看，两千多年的中医就有了巨大的合理性；而立基于解剖学、生理学等准数理科学的西医，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依据。再比如垃圾问题，一旦采用历史依据，就会有简明直接而与庸常之见相反的结论：当下的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而垃圾问题比二十年前严重得多；同样，二十年后的技术水平也会比今天高出很多，我怎么能够相信，二十年后的垃圾问题会比今天弱呢？所以，垃圾问题不可能单纯地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

　　对于转基因问题，我们也可以审视它的历史渊源，并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判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印度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设在墨西哥和菲律宾的研究机构引进了美国农学家培育出来的“高产”小麦和水稻，以及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机械化灌溉等新的农业形态，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迅速实现了粮食自足，甚至成为粮食出口国。这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同时也在东南亚、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发生。初看起来，增产的粮食完全是凭空而来的，是技术进步的赐予。科学家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在墨西哥培育了高产小麦的美国植物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 1914-2008）还获得了一九七〇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工业化农业被赋予了先进、现代化等意识形态话语，在全世界迅速蔓延。

　　然而，三十年后，严重的后果出现了。土地板结，河流污染，地下水水位下降，农作物物种日趋单一，农田周边的生物多样性退化，传统农作物与本地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昆虫、鸟、蚯蚓以及微生物等）遭到致命的破坏。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在增长，产量却在下降。

印度学者范达娜·席瓦指出，所谓的增产是从别处偷来的。“一旦考虑到耕种作物的总产量，产量的增加就不复存在。⋯⋯小麦或玉米的收成增加其实就是借助窃夺农畜和土壤生物的食物得来的。由于农畜和蚯蚓是粮食生产的搭档，窃夺了它们的粮食，就不可能长期维持粮食的产量，也就意味着暂时的收成增加并非是可持续的。”（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十二页）

　　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规模引进工业化农业。虽然晚了十几年，也已经表现出同样的后果。



　　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农田与周边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工业化农业则割裂了农作物与周边环境的关联，使之成为本地生态的异类。农作物所依靠的化肥、农药，以及灌溉抽取的地下水，都来自本地生态之外。粮食，作为工业化农业的产品，也注定和其它工业产品一样，会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转基因作物是工业化农业的延续和发展，是工业化农业的更精致的形态。按照历史的逻辑，更高的技术要求更精致的人工系统，则必然会造成与本地生态更严重的对立。这样，基于工业文明的历史，基于工业化农业的历史，我已经能够对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的生态问题加以判断。

　　“绿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布劳格先生不愿承认绿色革命是一场失败，然而，他又认为，人类需要更多的粮食，所以要发动第二次绿色革命——全面推广转基因种子！事情的诡异之处就在这里。科学家常常许诺，他们将会发明某种技术来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某个问题，然而，我们当下的这个问题，恰恰是他们以前发明的、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的技术所导致的。基于历史，我怎么能够信任，这个新技术不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新技术的支持者常常说，不能因噎废食，即使出了问题，还会有更高的技术来解决。于是，人工的技术系统就像叠罗汉一样，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危险。这正是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技术绑架了社会！



　　工业化农业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从我的专业——科学哲学的视角，也可以做出解释。这里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是还原论，一个是大自然的实验室化。

　　我们现在对于自然的基本理解来自于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牛顿范式的经典物理学。在这种观念下，自然如同一架精致的钟表，是一堆物质的集合，而不是生命（机械论）；这个钟表可以拆卸，可以重新组装，可以替换其中的某个零件而对整体不产生影响（还原论）；进而人们相信，只要掌握了每一个齿轮的大小，掌握了齿轮之间的链接关系，就可以彻底把握钟表的运行（决定论）。所以人们相信，科学能够对物质世界进行越来越精确的计算和预言。

　　然而，自然并非是可以任人拆分的机器，事物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联。数理科学必然对自然要进行高度的简化：要忽略空气阻力、忽略摩擦力、忽略滑轮的质量⋯⋯才能得到简明可解的方程。经典物理相信，小量只能产生小的结果，所以是可以忽略的。但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混沌理论指出，小的原因在经过长期累积也会产生巨大的后果，这就是“蝴蝶效应”，其形象表述是：一个蝴蝶在天安门广场煽动翅膀，会导致纽约下个月发生一场大风暴。对于自然系统的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科学自身对还原论的经典科学范式进行了否定。关于混沌理论，科幻现实主义大师迈克尔·克莱顿在其小说《侏罗纪公园》中有精彩的阐释，在斯皮尔伯格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转基因技术也是这种还原论科学的产物。按照基因理论，生物的一切遗传特征都被染色体上的基因忠实地记录着。基因专家把染色体上分成一个个片断，把这些片断命名为基因，并相信，他们能够知道每一个基因所执行的功能，并且，只具有这个功能。如同汽车，每个零件有其特定的功能，且只有这个功能。所谓转基因就是把生物乙的染色体片断（基因）切下来，插入到生物甲的染色体之中，使得生物甲具有生物乙的那种基因的功能。比如这次被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就是把“苏云金芽孢杆菌”（Bt为其英文Bacillust huringiensis的缩写）中的一段基因（Bt融合型杀虫蛋白基因）移植到水稻之中。因为Bt菌中含有一种Bt蛋白，鳞翅目昆虫（水稻的天敌螟虫属于此类）一旦吃到，就会死掉。转了Bt基因的水稻也能够产生Bt蛋白，就能够防治螟虫。相当于水稻自己能够分泌农药，从而减少了农药用量。

　　接受了还原论自然观的人们会相信，这无非是让水稻增加了一种功能，不会引起其它变化。就像汽车里装上了空调，只是使汽车多了一项致冷的功能，不会影响其它功能。但是生命并不是机器。中国人相信相生相克，不同器官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即使汽车，在引入空调之后，也会发生整体上的改变，比如汽车的自重、用电功率会有变化；原来驱动车轮的力量有一部分用在空调上，会使车速控制有所变化；还要重新设计车体，留出空调的位置⋯⋯而越是精密设计的装置，越不容易引入新的部件。生物体是大自然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演化而成的，比人类设计的任何机器要精巧得多。人类试图对生物进行改造，注定的短视的。转基因生物跨越了物种之间的生殖间隔，是大自然自身无法产生的。这种陌生的生物会对人体、对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完全是其设计者所不能掌控，无法想象的。



　　人类与其食物是相互适应，共同演化的。人类与水稻、麦子、玉米，都经过了漫长的适应过程，相互选择，相互改造。人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传统社会，一个人到达异乡，会感到水土不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食物都会不适，更何况是前所未有的人造生物！

　　人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慌，这不是由于无知，而是动物的自我保护本能——连动物不会轻易接受一种新的食物。而农民早就意识到，化肥、农药种出来的粮食，不如传统粮食好吃。

　　今年三月，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他说，作为一个受过化学教育的人，他不认为转基因粮食与普通粮食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转基因支持者所主张的“实质等同原则”。这种原则只有在还原论的营养学下才能成立。现代营养学把食物还原为营养素，不同的食物无非是各种营养素含量不同，从而抹去了食物之间的质的差异。传统食物和加工食品之间、转基因作物和普通粮食之间，自然也没有质的差异。然而，所谓等同，必然要忽略一些小量才能达到。但就是这些小量，导致了彼此间的重大差异。同是水稻，不同品种的味道有天壤之别，虽然它们“实质等同”。当时我反驳说：“从化学的意义上，人和猴子也是实质等同的，但是有些植物猴子能吃，人不能吃。”今年四月，以色列学者阿伽西（Joseph Agassi，1927-）来访，我转述了这段对话，他的回答更加有力：“在化学家看来，死人和活人也是实质等同的！”


　　只有把人视为机器，把食物视为营养素的集合，才会接受实质等同原则。

　　因而，质疑转基因食品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也是人的权利。



　　转基因的生态风险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说明。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Vintage Books, 1993. 中译本有何道宽翻译之《技术垄断》，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中论述到，一个新技术出现后，不是原来的世界加上新技术，而是整个世界围绕新技术重新建构。汽车并不是跑在原来的马车的世界里。汽车最大的附属设施，是公路。随着公路在大地上延伸，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汽车的发明人完全想象不到的。转基因稻，不可能只是多了一项功能的普通水稻。

　　关于转基因的生态风险，最常提到的是基因漂移，被转的基因漂移到周边的野生植物中，从而引起大自然整个生态链条的嬗变。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种植多年，很多当初设计者信誓旦旦不可能的事件，已经发生了。比如，在美国田纳西州，已经有杂草俘获了转基因作物中的抗农药基因，变成了抗农药的“超级杂草”。

　　转基因作物所许诺的诸多好处，也是不能持久的。比如，中国自一九九七年起大面积种植抗棉铃虫的Bt转基因棉，起初效果很好，但是几年后，原来的次要害虫盲蝽迅速繁殖。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网络版上发布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研究员的一项工作，十多年的观察表明，盲蝽数目已经增长了十二倍，杀虫剂用量达到一九九七年前的三分之二。这意味着，中国Bt棉的引进是失败的。



　　“大自然的实验室化”也是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概念。

　　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普适的，但是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的知识，科学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它最有效的地方是实验室(参见劳斯，《知识与权利：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实验室是充分人工化的自然。在自然条件下，我们不可能看到一个铁球和一片羽毛同步下落。但是在实验室抽真空的玻璃罩里可以看到。不但在伦敦能看到，在北京也能。我们通常认为，这说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而在劳斯看来，这是因为，北京的实验室就是仿造伦敦的实验室造的。科学的普遍性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会被实验室所加强。而在大自然中，更多的则是“橘逾淮则枳”的地方性。为了消灭地方性，实现还原论科学及技术的普遍性，工业文明的实际操作是，把大自然实验室化。

　　刘翔只有标准的塑胶跑道上才是世界冠军。到了我老家的山里，他未必跑得过村里的普通小伙子。刘翔的全部训练，乃至于他肌肉的生长，都是基于塑胶跑道上的奔跑。为了让刘翔在我老家跑得过我的乡亲，必须在我家乡修一个塑胶跑道。为此，先要平整出一块地——一动手就会破坏生态；事后，还要付出人力物力加以维护——尽可能地把跑道与当地的生态隔离起来，比如不许鸟儿在上面拉屎。与此同时，还要对我的乡亲洗脑，让他们相信，塑胶跑道是文明的、先进的，在山林里跑是野蛮的、落后的，不能与国际接轨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走上塑胶跑道，心甘情愿地输给刘翔！

　　工业化农业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绿色革命的所谓“高产”种子之所以能够高产，并不是因为它们比本地种子更适合本地的环境，而是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和灌溉，专门制造了适合它们的人工环境——相当于为刘翔专修的塑胶跑道！本地的种子，只适应本地的雨雪风霜、四季轮回，根本无福消受化肥和农药——就像我的乡亲们，在塑胶跑道上毫无用武之地。

　　转基因作物的所谓高产、防虫、抗旱等功能的实现，也是如此。



　　把大自然实验室化，必然要干预自然的生态过程；所以工业文明之导致生态危机，是必然的。历史地看，基于还原论科学的现代技术大多具有这两个特点：一，局部有效，整体出问题；二，短期有效，长期出问题。前者如曾经作为高效制冷剂的氟利昂之导致臭氧层空洞，后者如化肥、农药之导致环境污染、土地板结。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在其内部是难以解决的，人类必须走向生态文明。作为工业化农业的高级形态，转基因作物与生态文明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和反省，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滋养。

　　中国传统农学一直独步世界，早在工业文明起步之前，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南京农业大学严火其教授对哈尼族梯田稻作的农史研究表明，传统农业是比工业化农业综合效益更高的生产方式。

　　严火其教授发现，哈尼族拥有一整套与环境相互协调、高度系统化、可持续的稻作方式。哈尼族在稻田里养鱼、养鸭，鱼和鸭具有经济效益，还带来上好的肥料，不用农药、不用化肥，节约了大量成本和劳力，也不会污染环境。传统稻品种繁多，农民自己育种、留种，并有换种习俗保证其种子的多样性和品质。传统稻好吃，工业稻不好吃。传统稻是高杆，稻杆是哈尼族苫房子的原料。虽然产量不如“高产”稻，但综合效益高出很多。哈尼族的水稻是其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也是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蒋高明基于生态学的农业实践也有类似的结论。蒋高明在其山东平邑的家乡有一个大型生态农业基地。他说：由于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田里生态完整，鸟类、昆虫、蚯蚓，应有尽有。有害虫，但是数量不大，被鸟和青蛙吃掉一部分，剩下的用诱虫灯，抓来虫子喂鸡，这样一来，害虫无害，多多益善。综合效益要高于工业化农业。



　　有机、生态的传统农业体系被工业化农业所取代，一向被描述为一种进步。传统的耕作方式、传统的农学学理被贴上愚昧落后的标签，而农药、化肥则象征科学与文明——修建塑胶跑道的文化障碍就解除了。然而，从资本的角度加以分析，就呈现出另一种景象。

　　传统农民自给自足，靠天吃饭——所靠者唯天而已，对人无所求。这使得资本无处下口。工业化农业则打散了农民的知识体系，割裂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联。化肥、农药、乃至种子，农民都要从外面购买，资本便可长驱直入。农民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工业化农业流水线上的工人——费力最多，所得最少。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就如席瓦所说：

　　当一个个小型农场和小农民被推向灭亡，当单一耕种模式替代了多样性的耕种系统，当农耕产业的目标由提供多种富有滋养力的粮食转变成替转基因工程粮种、除草剂和杀虫剂创造市场机会，抢夺收成的现象正随处可见。随着农民由农业产品的生产者转变为大企业专利农产品的消费者，随着地方市场不断被破坏而全球市场持续扩展,“自由贸易”的神话和全球经济已经变成了富人窃夺穷人的取食权乃至生存权的一种手段。（《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第5页）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及其技术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我们的缺省配置里，科学拥有完美的形象。科学是求真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云云。然而，工业革命以后，古希腊仰望星空的哲人科学家逐渐被边缘化，能够呼风唤雨、提高生产力的魔法师科学家成为主角。科学从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那些能够使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详见拙文：《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博览群书》，二〇〇八年第七期）张华夏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这让我颇感安慰与安全。席瓦的著作也证明了，农业科学家缔造的工业化农业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

　　由于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家也有着崇高的形象，近些年又有了院士崇拜，媒体希望院士对一切社会问题进行判断。然而，我的同行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早就说过：一来，专家的知识面非常狭隘；二来，专家常常有利益牵涉于其中。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在其新作《科学的生活，一个现代后职业的道德史》（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中论证，科学已经由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科学家的道德并不高于常人，科学家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其知识欺骗公众。但是，由于科学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同样的道德缺陷，后果更加严重。刘华杰教授问：到底是伪科学的危害大，还是真科学的危害大？臭氧层的空洞、南极的DDT，没有真科学是作不到的。所以，今天，我要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

　　这话听起来有点儿耸人听闻。然而，前鉴不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医生的白衣天使形象、老师的烛光形象，都被消解殆尽。科学家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吗？

　　实际上，近十年来，科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十年前，人们开始承认科学技术有“负面效应”，“双刃剑”的说法逐渐被接受，科学技术完美无缺注定为人类造福的幻影破灭了。此后，科学家造假、抄袭之类的事件不绝如缕，光环日渐暗淡。教课书上伽利略、布鲁诺等不畏强权、不求私利、坚持真理、探索自然奥秘的神圣形象，与现实生活完全对不上号；钱学森、竺可桢等不计个人金钱名誉，一心科学报国的爱国科学家形象，在现实中也寥寥无几。相反，科学家为了申请课题、申报院士而行贿作伪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乃至于媒体上竟有这样的标题：《58名工程院新院士名单公布，剽窃论文者无一当选》（《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月6日）。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底线，已经低得令人齿冷心寒！在二〇〇八年的牛奶三聚氰胺事件中，相关领域的科学家都自动隐形，仿佛与己无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海归科学家明知瘦肉精已在欧美遭禁，却依然以此来获取国家课题；他们在实验中同样发现了瘦肉精导致的家畜病变，在课题报告中也矢口不提，反而把瘦肉精作为先进技术在中国推广。（苏岭、温海玲，《“瘦肉精”背后的科研江湖》，《南方周末》，2009年4月8日）科学家曾因“科学的正面效应”获得过巨大的荣誉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土地板结、河流污染、食物中毒之类“科学的负面效应”出现之后，有哪位科学家、有哪个科研机构站出来承担责任，向公众道歉！他们反而会说，这不是科学的错，是科学的不正当应用造成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不正当应用，只享受荣誉，不承担责任！这样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值得信赖？

　　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可以相信相关科学家的道德吗？我们必须清楚，科学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环保部的薛达元研究员提出质疑：在目前农业部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其中很多人或者正在申请专利或者是申请通过者，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只有几个人，这样的评估能否公正公平？

　　据报道，国家在转基因育种上将投入三百个亿！在这个巨大的利益面前，有哪位相关的专业人士，愿意自砸饭碗，砸别人的饭碗，主张转基因弊大于利？



　　转基因好不好，不需要转了才知道。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历史的、哲学的以及伦理的方式，有所预见。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一旦被成为现实，就意味着，严重的后果已经发生了，并且不可逆。



2010年3月16日

2010年4月6日

2010年4月24日

2010年5月23日

北京 向阳小院

thankstoyilin

楼上江晓原的文章，没有什么不对。但仍然显得比较奇怪。因为：

科学从来没有说就等于正确
科技从来没有说能解决一切问题

《宣言》更奇怪，“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什么时候凌驾过？科学凌驾于政治、文学、艺术、哲学了么？

由此看，227楼文章最后一段话就显得比较好笑。

thankstoyilin

至于田松的文章，呵呵。中国做社会科学的，怎么就这水平？

仰望山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是不是一种凌驾？

仰望山林

拉到在哪？你来写篇不拉到的。

thankstoyilin

下面引用由[U]仰望山林[/U]发表的内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是不是一种凌驾？

先界定一下，“生产力”是否涵盖了文学、艺术、哲学、情感、、、？

即使涵盖，说科学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就是凌驾么？

thankstoyilin

下面引用由[U]仰望山林[/U]发表的内容：

拉到在哪？你来写篇不拉到的。

田松这篇东西，先不说逻辑上，单从论据上就很多问题。不一一说，就说他提到的传统农业和生态农业，就是虚幻的理想，是不切合大规模种植的实际的。关于这方面，三联袁越写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文章（包括走访传说中的生态棉花种植大户），可供参考。

这种论据，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不谨慎核实，很容易出问题。

仰望山林

作者的原文是——“因为我们以前都认为科学是最好的、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所以它理应凌驾在别的知识体系之上。”你要求证，你可以向作者求证，你要反证就拿证据来，跟我喊有什么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一种凌驾，决定生产力的只有生产关系，科学不是决定因素，而把科学之外的“文学、艺术、哲学、情感”等诸多能否决定生产力的因素等而下之，称谓第一你说不是凌驾是什么？

秋爸爸

嗨，这个227楼的江哲学家，他与那个要去牢里慰问肖大夫的刘华杰哲学家，一直是绑在一起的一类人才，文科人才，我印象中，他们都被方舟子等理科生批都批腻了。
文章主旨无非就是要求自己这个哲学家，应该与那些科学家“平齐平坐”。可文章里的漏洞太多，说不过来。比如那个易经校训的机智故事，我怎么看都觉得那文科教授的巧妙手法太眼熟，他说什么了，如此就证明易经是精华是科学了？想假如有谁跟我说“中国很落后”，我也“巧妙地”提醒一声“中国是在党的领导下”，于是就“机智”地证明中国先进性了吗？看哪个理科生敢再接话辩下去了，抓你丫的。
政治正确，这就是文科生最爱用的“机智”。

他说得那几个误区，我的评论是，1科学比非科学更接近正确，那你说哪个更值得信？2科技当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都不用费笔墨。3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这话我支持。3从那些他举出的例子看，“科学带来的问题”，这种提法都撑死只能算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的确，哪一样都不应该算在科学头上。那算在谁头上？就靠你文科生了呗，这我同意，可你要是总想着去找个理科生来当替罪羊，于是文章就最后落到“高层是有先进理念”证明结论上了，我还能说什么，拍马屁太明显了呗。

仰望山林

江晓原，男，1955年生。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文革”中失去上高中的权利，初中毕业后在纺织厂当了六年电工。自幼好古成癖，特别迷恋于古代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恢复高考后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因为感到理科的知识自学起来不像文科那样容易），1982年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了六年科学史研究生，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自此一直在文科和理科的交界处行走。


文的还是理的？你们如此简单地用文理科把人进行归类，是不是另类的科学红卫兵？平时的理念都知道“论事不论人”，怎么到这时候就原形毕现呢？有本事就对文章逐条反驳，让我也长点见识。

秋爸爸

这个田松也是绑在一起的，被理科生批腻的。山林你就转这些人的吧。
凌驾？搞错没？现在是文科生最爱这个，你看田松的标题《....首先.....》。文科生吟诗作赋，一点儿都不讨人烦，烦人的就是一旦被理科生抓住不科学的地方就急着喊：“杀人了，科学大棒啦”。

仰望山林

准备下班，您二老继续玩。

秋爸爸

江晓原多年来一直做科学史的，更接近于哲学类的文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