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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未终结的“理性的滥用”
刘业进
我们经历的时代是一个理性滥用的时代，理性的滥用带来的灾难与理性运用所带来的智力成就一样“辉煌”。我相信，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就一点点感知到理性的威力。当匿名的非人格化交换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由此导致人类的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理性的网络结构特征强化，由此产生的涌现性后果，理性的人类还没有做好准备。特别是，有威力的事物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正如核能可以用来发电，也能用来制造炸弹，这种炸弹顷刻之间可以轻易摧毁一座城市。观察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制度维度就是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找到了如何联结的新方式，公司、专利制度、受约束的政府暴力（从而为自治和个各式各样的联合探索开放出广阔的空间），新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在联合的制度和技术方面，相互激荡相互促进，类似一个彼此无联系的个人PC世界忽然间进入互联网世界。这种巨大结构特征和它的涌现性后果，卷入其中的理性个人浑然不觉。而且这个结构无时无刻不出在不断的修改、反馈的完善之中，由此造就的复杂性程度超出人们想象。马克思曾经惊讶资本主义创造出的财富像泉水涌流，超出以前所有时代。人们激动得太早了，这一快速联合起来的理性生物不知道自己在积聚能量的时候也在积聚危险。这种危险的根源来自于理性的滥用。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科学的兴起、技术发明和工业革命，这些快速出现的事情使生活和思想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人们有一种感觉，事情在不断进步，主要的思想家都致力于发现支配社会变迁的规律。一种观念得到强化：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既然已经证明能够解释自然和外部世界的规律，那么它在人类世界也能履行这一职责。而且如果这种规律是能够发现的，那么它既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未来。许多预言家产生了。（伯林，2002：p398）唯有一种方法可以发现答案，那边是正确运用理性，像数理科学那样运用演绎那样，像自然科学运用归纳那样。既然这些答案已经在物理化学领域杰出硕果，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他应用于人类社会组织自身的领域。……牛顿的物理学可以应用于政治学和伦理学（伯林，2008，p29-30）波普尔甚至从柏拉图开始算起，视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些预言家的哲学是神谕哲学。理性的滥用在理性发端的时刻就开始了，然而迄今为止造成致命影响的则是伴随着启蒙运动以来惟科学主义、诸种浪漫主义。
早于伯林的研究，哈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呆在英国伦敦，开始了探究理性的滥用，和敌视个人主义态度的根源。1940年代，哈耶克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了，作为一个副产品，《通往奴役之路》反应的是理性的滥用如何导致理性衰落，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准确的预言。伯林的相关思考在1960年代初期及以后大量发表，从发表时间来看迟于哈耶克。哈耶克的观念史梳理工作发现，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的成功使另一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着手模仿他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模仿者侧重模仿的是狭义科学（以下都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哈耶克断言“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哈耶克，2003a,p4）在这股思潮的大合唱中，科学吹鼓手培根、物理至上（社会物理学）论者孔德和圣西门、工程师宗教的狂热分子昂方坦、历史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者、自觉理性控制的思想领袖黑格尔被哈耶克一一揭露。哈耶克批判惟科学主义，不是批判那种“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对科学方法和语言的奴性模仿。（哈耶克，同上，p6）惟科学主义并不是科学精神，因为科学精神鼓励假设和检验，这必然意味着多元精神，竞争精神，不带偏见的立场。而唯科学主义观点则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哈耶克给这类思想家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论特征称为“工程思维类型”，或“工程技术型头脑”。惟科学主义企图想自然科学一样把研究对象客观化、表述术语摆脱日常语言即数学化，无视社会科学的事实仅仅是'意见"或“知识”，研究其行为的那些人的“意见”，（偏好、需求、供给、市场过程、均衡本质上都是意见、意见的交流、意见的集中表述；甚至商品、食品、货币都只能从人们的对其的“意见”或观点加以定义）。客观化社会科学的事实，被哈耶克视为社会科学中一些经久不衰的谬误的根源。的确，那些被证明为失败的大试验（典型的如中央计划经济）、大工程、干预政策，无不以社会科学事实的客观化假设为其前提。没有客观化素材的假设，就没有可以说服人的信息基础，计划、规划、干预就无从谈起。也正是从这种反面的教训中得知，哈耶克断言“过去一百年里经济学里的每一项重大进展，都是向着不断采用主观主义的方法又前进了一步。”（p24）伪科学主义第二大谬误就是永远没有看到无数理性个体互动产生的非意图后果在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中的重要性。他们秉持的是一种顽固的极端还原主义思维，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寻找一种可靠的线性联系并用以指导实践。这也是工程思维操作公共政策的一大理论资源。这种理论资源的极端形式是拉普拉斯妖在社会领域的运用。这种思维模式不值一驳。简单地，一盘棋局，企图对一个特定棋局之最终结局给予一个有限个变量的因果联系的准确说明都是不可能的，何况复杂程度远高于一盘棋局的经济系统。极端还原主义用于经济系统的分析之谬误还可以从一些简单的现象得到说明。如给定一组生产要素，诉诸不同的企业家才能，产出不同；相同的产出，出自不同的要素组合的企业家精神。对生产的函数刻画实在是对市场过程的极大误解，也是一种极不恰当的抽象。就此而言，德所托指责新古典经济学要对20世纪的中央计划经济试验负责是有道理的。
理性的滥用绝不只是一个中国现象，而是一个世界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潮流。理性滥用的狂热份子遍布全球。理性的滥用虽然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在那些保持着思想多样性未遭到破坏的地方，理性的滥用遭遇到有效的抵制。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抵挡那些有着严重风险的公共工程项目；而在那些万马齐喑、独尊一家之言的地方，理性的滥用及其实践政策方案常伴随着强大的宣传攻势，政策实施势如破竹，软弱的公民社会无抵挡之力。理性的滥用因其错误的方法论基础和学理基础，政策方案几乎一如既往地以失败告终。但是复杂的是，纠错机制受到制度性侵犯时，政策推行者经常伪装成仁慈的化身、公正的使者，用新的理性滥用方案来弥补过去犯下的错误，于是在理性滥用合法化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以错误掩盖错误的政策现象不断重演。揭露理性的滥用不仅极具理论意义，而且也有重大政策含义。眼下我国出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各地的城乡统筹建设中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城市规划、全国范围的国土规划、高举民生大旗的社会福利政策，都是非常容易上演理性滥用的领域。“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如果从理性滥用的角度来理解“宇下”和“草野”的信息优势，“官”和“民”双方，又能从中获得新的启迪。
参考文献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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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2-4-11 19: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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