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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精神污染”到“反低俗”的节节胜利
http://www.ttysq.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148
今天的神州大地，声势浩大的反低俗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从谷哥的网页到韩寒的短信，各类低俗正被运动深入地挖掘出来，变态的BT消失了，妈妈们在网络上为反低俗高唱着赞歌，而网评员们积极占领着舆论阵地。反低俗运动改变着人的精神面貌，也改变着下里巴人们生存的方式。
黄段子要没收手机号了，红梅赞成（重庆）市歌了，不道德领不到准生证了，教师节据说要改到孔子诞辰了，也许哪一天中国的圣诞节会比欧洲延迟一天到12月26日。有句老话叫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不过今天已被改为历史总是雷人地相似。看着今天红歌猛进的反低俗运动，上点岁数的人一定都会想起，27年前的那场反精神污染运动。
其实对于一个来自于乡村的高一学生，反精神污染当时并没有搞明白太多的含义。只是知道，老师们通知，女生的花卷头必须烫直，男生的喇叭裤必须剪掉，当然还有牛仔裤、大奔头、蛤蟆镜、迪斯科之类，一律都在严禁范围，至于看黄色书籍和黄色录象，那肯定要被抓的。邓丽君是听不得了，那叫“靡靡之音”，那时我们听不见麦寇积逊，好听的歌只有邓丽君刘文正，这下只好躲被窝里偷偷听了。
当然更热闹的还有一次次的严打和公判大会，人山人海的大操场上，一排排的反革命分子死刑犯被五花大绑摁着头，等待人民严正宣判后押付刑场“嘎蹦”。当然临死前还有坐大卡车免费游览市容的福利。那时电影院里放电影，正片前还得放若干张宣传口号卡片，反精神污染当然是最最重要的内容。
然后听小道消息，我们语文老师的老公被抓了判刑了，罪行是耍流氓。我很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因为她总是能教给我们许多新鲜的视野和思想。但听学长说，她老公教语文更好，上的课是全校学生最爱听的。别的学校好象抓的老师更多，都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当时印象很深的，不仅仅是邓丽君刘文正，还有许多新流行起来大陆歌手的歌不让唱了，比如成方圆的〈妈妈的爱〉、李谷一的〈乡音〉，还有翻唱的大多数台湾校园歌曲。〈我的中国心〉代替了〈外婆的澎湖湾〉。老师给我们讲过，校园歌曲都是胡说八道，“没有椰林追夕阳”，椰林怎么可能追夕阳？
那事过得挺快，好象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人慢慢长大，才了解到关于那场运动，越来越多的信息。比如说青年电影演员迟志强，跟朋友看着内部电影跳着贴面，就跟朋友们一起都进去了，判四年，成为了轰动的大案，才有了后来被唱的满大街都是的铁窗歌曲如《悔不该》。
今天我们知道，任何运动都不象它浮现的表象那么简单，反精神污染作为上世纪八零年代的一场重要运动，其跌宕起伏是非常精彩的。与反精神污染合在一起的，还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更重要的概念。发起这场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不如老百姓所传，是有人听着邓丽君说“老邓不如小邓”所致。
1983年由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而被小平接受，发起了“反精神污染”的运动。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按照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曾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邓小平文选》）
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并不象剪剪喇叭裤那么简单，伴随运动而来的严打，将大批流氓坏蛋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并杀了许多。很有名的一件案子，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 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 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尽管她准确地预言了历史，但这位早生二十年的木子美还是付出了她年轻的生命。许多偷看洗澡的动手猥亵的乃至许多两情相悦的都被当作流氓现行犯剥夺的生命。
在这个同时，思想领域在不断地深化着。《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获得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而被某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加以收缴；有的地方查出一岁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也定性为“淫秽照片”。星星画展的策展人被捕判刑了，郑文光、叶永烈等一批人停笔不再写科幻小说。尤其是胡乔木同志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被当作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纲领性内容加以宣传。
当运动扩大蔓延的时候，它自然遭遇了强有力的抵制。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在了解运动的扩大蔓延以后，对《中青报》的社长说，“我就担心出现这样的事情，把清污搞到群众生活方面去，这就搞偏了，不能把美化生活也搞掉。”据此，次日《中青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女青年爱好烫发，年轻人喜欢服装款式新颖，节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体舞，等等，同所谓精神污染完全是两回事。”。从这时开始，反精神污染运动慢慢冷却下来。但是直到三年以后，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依旧在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邓小平文选》）从这时起，两代领导人间的代沟充分地体现出来并在未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运动消散了，街头手提式录音机里的靡靡之音更流行了，迪斯科演变成霹雳舞了，录象厅和电玩室开始出现了，被赞为与喇叭裤蛤蟆镜并列的三大毒素之一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流行过一阵后自动消失了，尼采叔本华和结构主义成了新的时尚元素。我和我的同学们也准备上大学或者踏上社会了。反精神污染运动，象一个被历史车轮压过的大饼一样消失在泥土尘烟里，等待着许多年后死灰复燃的机会。
二十七年一个轮回，今天又面临着同样的历史使命。红歌唱响并不仅仅是为了净化音乐，也不是因为它在精神病治疗方面的特效；反低俗，最重要的是洗涤人的灵魂控制人的思想，让低俗的下里巴人们时刻保持着与高雅的领导者们思想的高度一致；过滤不良相信，真正的目标是让人想入非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我们几十年来拼命要掩饰改造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相信，运动还是车轮下的那张大饼，禁锢从来就不会有啥好的结局，明天下里巴人们该怎么低俗还怎么快乐地低俗着。
附一：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些83年反精神污染严打案件
1、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性颇风流，喜跳舞。“严打”以前，公安派出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的本意是吓一吓她，使她不要太招谣。他们没有想到马燕秦根本不顾脸面，既无法用损害名誉使她有所顾忌，又没有法律能够制约她，只好赔着笑脸将她送走。
八三年“严打”开始，警察们获得了尚方宝剑，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这件案子由于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有网友说三个死缓和两个无期徒刑全曾经和他同关过一间号子，也看过他们的判决书，也和他们一起讨论过这个案子：李兆胜，和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袁定之，马燕秦女儿的朋友，由于坚决不承认和马燕秦有性行为，态度恶劣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和风，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邀请马燕秦等人跳舞，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在西安上学的洋学生参加，本人也不承认和马燕秦有过性关系，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马修士，多次参加马燕秦举办的舞会，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是自己筹组的乐队指挥，为马燕秦的舞会伴奏，判无期徒刑。
2、在1983年“严打”中，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3、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赌敢亲女孩嘴吗？结果真的去亲了过路的一女孩。被抓后，还真的被判死刑，枪毙了，轰动了当地。过了好多年，据说公共安全专家给家属赔偿了200来钱了事。
4、83年严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个被枪毙的犯人，19岁，罪名是严打期间“强奸未遂”.某村有个青年，在大街上作势拦了一下一个姑娘（开玩笑的那种），被枪毙了。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新疆了．
5、83年，还是安徽省蚌埠市，有一个小青年（名叫李和）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不给钱，被告强奸。已判刑5年，严打开始，改判15年，布告贴得满街都是。这小子不服啊，上诉。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改判死刑。
6、某北京小伙，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洋妞跟别人扭打时被扯开上衣，一时冲动，上去摸了一把。枪毙。
7、邻居家一个工人，因为偷看了两次女厕所被抓，掉了脑袋。
8、1982 年，迟志强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个男孩和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语）。当时，他们根本没在意这种“超前”的行为是否影响到邻居休息，更没有想到是否引起了邻居们的反感，迟志强甚至还轻率地与一个女孩子发生了性关系。结果，当1983 年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开始后，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南京市公共安全专家局拘捕。原来，迟志强他们几个年轻人在南京时的行为，被邻居告发为“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了！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一时间全国哗然。江苏省审判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迟志强一案，所有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的行为已构成流氓罪，监禁4年！
9、单位在上法制课的时候，老师讲了一个83年的案例，一个女孩夏天夜晚在自家院子里洗澡，这时同村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从门前路过，因院墙较低随便伸头看了一眼，被女孩发现，该女大叫“流氓”，男孩被抓，随即被定为流氓罪给枪毙了。
10、一女青年和在逃犯罪分子有性行为，结果判刑了，原因是“客观上起到了助长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作用”。
11、某个在监关押人员，突然被放了回来。邻居问他怎么提前释放了，他说：晚上严打收网，要抓3000人，没那么多人可抓，就把他们表现好的先放回来，晚上再抓进去充数。那晚，手铐不够用，连展览馆里展出的国民党时期的铜手铐都临时用上了。
附二：怎样鉴别黄色歌曲（1982）
“即使邓丽君唱大陆和台湾民歌，如凤阳花鼓、阿里山的姑娘，由于邓丽君进行了软性处理，同样视作黄色歌曲”
〈昨夜梦魂中〉：“阵阵雨，阵阵风，昨夜梦魂中。亲人泪映灯红，恩爱情义浓。莫忘国仇与家恨，莫脸春宵残梦。为同胞为国家，愿君多珍重。”不难看出，蒙在“梦魂”、“恩爱”等词句后面，是教训一些人，不要纵欲酒色而忘了反共复国。
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音乐并不是和黄色的内容表现无关的东西，而是形成整首歌曲的黄色感染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摇滚乐和酗酒，吸毒，斗殴，同性恋等等相伴而行。一场摇滚乐集会实际上就是一场疯狂的骚乱，有人甚至在其中丧生。……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附三：“清除精神污染”及其破产
苏绍智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举行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竟成为中共发动“清除精神污染”的一个机会，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实为异数。
1．“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已不存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更是分崩离析。苏联东欧国家筹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团结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而欧洲国家共产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筹组纪念会，则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各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流派均有分歧，有关这类纪念会或未被邀请，或拒绝参加，俨然以中流砥柱的姿态筹备自己的纪念会。1982年夏秋之际，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共高级党校、中国社科院和国家教委共同筹组纪念活动，内容包括“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以及“马克思生平事迹展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和“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图片展览”。中国社科院委托马列所筹备“学术报告会”，我是该所所长，负责筹备的具体工作。其中一项是筛选社会科学系统和高校系统送来的论文，在解放思想的空气下，我们理所当然地筛掉一些陈词滥调、八股教条的作品――未曾料想到的是，这种筛选后来竟然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学术报告会的开会方式是只宣读论文，不讨论，分为大会报告和分组发言两个层次，会期四天。中国这种官办的学术会议实际上也是按等级安排的，大会报告是“首长级”，由各单位首长包办，不论内容和水平。谁将在大会报告以及报告的题目是什么，都是保密的，我作为筹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对此一无所知。
1983年3月8日，在胡耀邦报告的第二天，“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高级党校大礼堂隆重开幕，冠盖云集，学者景从，共一千余人，极一时之盛。大会开幕式由中宣部副部长郁文主持，首先由周扬宣读他的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因为他年事已高，宣读只开了个头，由别人代为宣读全文。我事先不知道周扬要在开幕式作报告，事后听王若水说，周扬在1983年1月便开始准备写论文，然后在天津、北京等地找王元化（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顾骧（中宣部工作人员）和王若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一起讨论，最后由周扬定稿。周扬过去被称为“文艺沙皇”，“文革”后有所醒觉，认真反思，批判“左”祸，开始独立思考，得到理论界的谅解。他这篇报告谈了四个问题，提出了三个创造性的看法：其一，关于认识论，只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不够的，其间还有个知性认识；二，要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异化；三，要重视人道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周扬的报告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掌声不断。当时参加大会开幕式的高级党校校长王震听完报告后走到周扬跟前说：“周扬同志，你的报告真好，我很受教益。我问你一句话，那YiHua两个字怎么写法？”周扬在纸上写了“异化”两个字，王震点头走了。当时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在宣读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说：“周扬同志刚才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们要向他学习。”
不意到了第二天，大会报告结束后，会议主席王惠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宣布大会暂停，延期三天。于是大会程序全被打乱，大家如堕五里雾中。原来，周扬报告的当晚，未出席报告会的胡乔木突然打电话给中宣部说，周扬报告有政治错误，报告会不能散，要延长三天，组织发言，批判周扬。胡乔木和邓力群花了很大精力去组织批判周扬的文章，他们原来属意邢贲思（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予以谢绝；他们又找到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楠森、社科院哲学所王锐生、人民大学靳辉明、《文艺报》唐达成等人，写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多属陈词滥调，自相矛盾，受到与会者的讪笑。后来《人民日报》在3月16日把周扬的报告和四篇批判发言同时发表，读者一看就知道是非高低，使胡乔木、邓力群大丢其丑。二人恼羞成怒，此事成为后来《人民日报》胡绩伟、王若水被查处的肇因。
2．转向“清除精神污染”
对周扬文章的批判和升级引起思想理论界的不安和愤懑，但胡乔木、邓力群仍然一意孤行，并将思想问题升级到政治问题，策划撤掉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改组《人民日报》，但受到胡耀邦抵制，未能成功。他们利用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前向邓小平汇报文艺界、理论界情况这一时机，用谎报军情的伎俩让邓小平产生一个印象，即思想文化界一片混乱、问题严重。他们向邓小平报告了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点。邓小平问他们，什么是“异化”，他们回答说，就是反社会主义。于是邓小平表示，“文艺界、理论界不要搞精神污染”，并准备在二中全会上提出这一问题。于是，邓小平成了“精神污染”一词的始作俑者。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此稿是胡乔木、邓力群起草的。邓讲了整党和“清污”两个问题。他说：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还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胡乔木就这样借邓小平之口讲出了胡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而所谓“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二中全会本没有作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任何决定，但胡乔木、邓力群利用邓小平的讲话大作文章，提出要“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他们利用“清除精神污染”去打击知识分子中与他们意见不同、有独立思想的人，以控制思想文化界。二中全会后不久，报纸的主题从整党转为“清污”，顽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李先念、彭真、王震等纷纷大谈“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思想学术界的官僚及趋炎附势的御用文人大肆揭露思想学术界各领域的“污染”现象，点名批判某些书刊文章，并师毛泽东故伎，动员工人、农民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
“清污”波及到各领域，包括日常生活；揭发、批判不断升级，好象第二次“文革”开始了，引起了社会的混乱与不安。期间类似“文革”的荒唐事不断出现。例如北京市委大楼公然告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有些工人如此批判周扬：“共产党要'四化’，周扬要'一化’”。
“清污”还引起了国内外关于中国是否要倒退到闭关锁国、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普遍疑虑。由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方毅等领导人的一致反对，“清污”只推行了28天就被制止了。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却未停止，王若水受到了处分，周扬虽未受到处分，但他面临极大压力，要他公开做自我批判。据我所知，由于周扬一直顶住，结果有关方面竟利用新华社记者赚周扬的检讨。这个“自我批评”在《人民日报》1983年11月6日的版面上以周扬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刊出。此非周扬本意，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终于一病不起。哀哉。
思想文化领域主管的专制恶霸作风还可从中国社科院的汝信当时面临的处境窥见一斑。汝信是胡乔木门下的一位红人，他曾写过“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性，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该文发表在1980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胡乔木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此文被评为“1980年好文章”。时隔两年余，到了“清除精神污染”时期，曾经发表过与周扬相同观点的汝信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发表在1984年1月9日、10日、11日的《人民日报》上，对自己的前一篇文章作了详尽的自我批评。文章发表后，思想理论界对汝信颇有责难。1984年7月间我见到汝信，谈到他的自我批评，汝信说，“社科院党委押着我去见胡乔木。胡乔木已给我准备了一个写作提纲。后来，我写好后，胡乔木又给我逐字逐句审定。实际上是胡乔木的文章”。我这里无意深责汝信，只想从这一事例中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状况。
3．“清污”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
胡乔木、邓力群大肆“清污”之目的在于清除知识分子中的异己，控制思想文化界。因此，他们必然要清理中国社科院，而马列所自然首当其冲。社科院党委召开了多次所长扩大会，要求各所汇报“精神污染”状况，并互相揭发。对马列所虽未公开指责，但是院长马洪和梅益等人找我谈话，指出我以下几个问题涉及“精神污染”：1979 年的文章说中国只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开始，实际上还处于过渡时期；为布哈林翻案；介绍南斯拉夫的理论与实践；介绍欧洲共产主义。我据理驳斥，并引用中共中央致铁托和贝林格的唁电证明，中共承认南共和意共在各自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和我争论，在全院批判“精神污染”的大会上也没有再提起。
胡乔木、邓力群企图利用“清污”解散马列所。11月我们就听到解散马列所的风声，还传闻中宣部内部文件说，马列所解散后一部分人可并到编译局去，我在编译局的朋友甚至问我本人和哪些人愿意到编译局去。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请冯兰瑞去找薄一波。当时薄一波具体管整党工作。整党工作规定中说，整党期间和“清污”均不包含处理某一组织。薄一波当时表示，“我决不会帮你们的倒忙”。我们又写信给邓小平、胡耀邦和胡乔木，反对解散马列所。大概因为“清污”仅28天便寿终正寝，马列所度过了一次解散危机。
后来，我找社科院党委书记梅益，指责他解散马列所为何不与马列所党委协商？这不符合党的原则。梅益矢口否认有此决定，并说，“今天不会解散马列所，今后也不会解散马列所。”其实，那是梅益对我当面撒谎。1989年我到美国后，据宦国苍相告（他是曾任社科院副院长、党委成员的宦乡的侄子），宦乡曾告诉他，在1983年10月、11月间，中国社科院开过党组会，梅益宣布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解散马列所，要求院党组投票表决；那时于光远去日本访问，只有宦乡投了反对票，并要求上报时据实报告他的反对；但社科院党组上报时却谎称对此事党组会议全票赞成，于光远回国后得知此事，和宦乡一起去见胡耀邦，胡耀邦批评了社科院党组。看来，社科院党组确实有过解散马列所的动议。
在“清污”过程中，邓力群提出，宣传、文教各部门都要清理自己的出版物，这些部门的党员干部要检查有没有散布或接受“精神污染”，情况严重的单位应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来帮助整顿。社科院党委根据邓力群的指示，于11月初派出以社科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杨克和干部陈强林组成的工作组到马列所，马列所那时还租住在北京市委党校。他们来到马列所开全体大会时，我宣布，“工作组进村，马列所党委全体辞职”；他们只好一再说明，他们是来帮助工作的。工作组来所后，要求集中马列所所有的出版物加以检查；同时找领导和工作人员分别谈话。公道地说，陈强林领导检查工作还比较实事求是，当然，这与当时党内外均对“清污”深恶痛绝有关。同一个陈强林，在“***”后曾极尽压迫之能事，并因表现“积极”而成为马列所党委书记，此是后话。当时的检查结果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介绍反面的东西太多，以后应加按语；因属内部刊物，不能算是“精神污染”。马列所建所后到“清污”的1983年间，公开和内部的出版物不下一千万字，检查工作浪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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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0-28 13:27:08
显身卡
发表于 2011-10-28 19:5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