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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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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皮特•哈米尔
皮特•哈米尔（Pete Hamill）是小说家、记者和散文家。他著有10部小说，撰写过多部传记、一部回忆录以及数本短篇小说集和新闻作品。哈米尔目前是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杰出客座作家（Distinguished Writer in Residence）。他的新闻作品见诸于《纽约客》（New Yorker）、《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君子》（Esquire）及《名利场》（Vanity Fair）等刊物。他曾多年担任《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及《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专栏作家，也在这两家报纸任过总编。他与妻子住在纽约市。
每个作家都是从做读者起步，而我非常幸运地在尚未记事前就开始了阅读。然而，我能够破译那些所谓的字母符号并使之变成文字，又可使文字在我内心世界构成图画的时刻，并非来自教室里的顿悟或者某种茅塞顿开。这几乎肯定就意味着，是母亲教会我识字读书。
我的父亲母亲是来自北爱尔兰的移民——是来自沉重、阴沉的工业城市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天主教徒。他们先后来到美国，定居在布鲁克林（Brooklyn）这个庞大而美丽的城区。那时候，布鲁克林是一个蓝领工人、移民以及从事码头相关行业的移民子弟的聚居区。地铁使人们能够在一处做工，到另一处安家。布鲁克林是奇特的，富于一种被我日后认为的弗美尔（Vermeer，荷兰画家，1632-1675——译注）光色的韵味。在夜幕的某个时段或黎明时分，就连那些低价公寓也显得超凡脱俗。在纽约市，太阳从布鲁克林升起，宣告着新一天的到来。难怪当初荷兰人喜欢这里。
对于比利•哈米尔（Billy Hamill）和他的太太安•戴弗林(Anne Devlin)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在故国，父亲只念完了八年级，母亲完成了相当于高中的学业。她19岁来到美国，是个孤儿，时值1929年——她抵达那天适逢一个再巧不过的爱尔兰时刻：股市崩盘。1927年，父亲在参加一场半专业星期日足球赛时，遭恶意踢伤，被送进医院，靠镇静剂度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因为坏疽迅速在伤腿蔓延（当时还没有发明青霉素），他被从膝盖以上截肢。母亲先是在百货商店打工，后来做家佣，替布鲁克林一个富裕人家照看小孩。父母亲是在1934年的一次舞会上相识的。多年后，父亲还为此大笑，因为没有谁真的拖着一条木头假腿跳舞。我是他们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个孩子，等到这个家完全定局时，我们一共有七口人。这自然意味着安•戴弗林•哈米尔有时间与我单独坐下来，给我看书，并一边用手指着字，一边读给我听。
我最喜爱的故事之一是《一个儿童的诗园》（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作者是罗伯特•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我一定是钟情于他用词的韵律和那些插图以及二者合成的那个光采夺目的童年世界。这些诗歌与我父亲经常在朋友或邻居到我家来时唱的爱尔兰歌曲有某种相似。那些是叙事歌曲。有些说的是英烈故事，大多数则充满无所顾忌的开怀大笑。
童年中有许多年，我们是住在布鲁克林的分租公寓房——一套没有热水的火车厢式的公寓。我出生于1935年，正赶上大萧条的最高潮。不过对于那些残酷的苦日子，我并没有记忆。饭桌上总有吃的。我在四邻和学校有很多朋友。我学会了街头棍球游戏，用的是平秃的扫帚柄和一种叫“spaldeen”的粉色橡皮球（这是对厂商名字“Spalding”的误读音）。有时星期六早上，我们8点就开始玩这种游戏，沐浴在从前景公园（ProspectPark)倾泻而至的阳光里。有时我们一直玩到黄昏。那个年代，没有电视。下雨天，我们用其他游戏娱乐。星期六中午以前的电影12美分一场；我们为牛仔喝彩，对美国西部美景惊叹不已。战争年代，我喜欢上连环画册，尤其喜欢《蝙蝠侠》（Batman），因为他的愚人村(Gotham)很像我的布鲁克林：深长的投影，可怕的库房，阴森的卵石小巷。但更诱人的是，有一座我喜欢的（在我眼里）巨大无比的奇妙石头宫殿，它离我家只有三条街——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前景公园社区分馆（Prospect Branch of the Brooklyn Public Library）。
同样地，是我母亲第一次带我去图书馆，而后又有第二次，很可能有第十次。她带我去看了儿童阅览室，那里有高大的雕刻壁炉。母亲帮我办理了借书证，向我解释如何按字母顺序查找，由此开启了我的写作生涯。当得知可以将那些低矮书架上的书借回家时，我惊喜万分。我狼吞虎咽地读了巴巴尔（Babar）丛书，渴望我能遇见一个穿绿衣服的大象，与他同行去一个叫巴黎的城市，一个与布鲁克林截然不同的城市。
到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去图书馆（那时要母亲陪去所有地方，尤其是去学校，会觉得丢人）。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图书馆原来是我喜欢的富翁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出资兴建的。那时我们学校一位老师（名叫史密斯小姐）要求每位同学从《纽约每日新闻》（当年每份两美分）上临摹战时地图。这个作业使我知道了北非在哪里，法国、德国、英格兰及意大利，当然还有爱尔兰，又在哪里。我认识到，太平洋有多么浩瀚，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在何方，以及中途岛和日本的方位。老师还提醒我们，我们四邻的许多年轻人正在那些地方，当我们看到谁家窗户上挂着金星，就知道谁家有人牺牲了。战争结束时，我们街区到处有金星，全美国更是如此。
地图临摹完了，老师要我们开始阅读相关的文章，而后挨门挨户征集那些上前线的人的联络地址。随后我们给他们写信——即便我们不认识他们——感谢他们为维护我们的自由所做的一切。
“自由”一词在空中回荡。我听到父亲的朋友们在争论什么，即使有人不同意对方也会说，“嗨，这可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这对他们似乎有重要含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来自不自由的国家——那是一些他们受到宗教迫害的地方，一些据他们称不能说真话否则就会半夜遭到敲门的地方。我父母总是畅所欲言。而在保守固执的贝尔法斯特，这这是不可能的。但在美国，父亲从不怒吼。几十年后，诺贝尔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一首诗词的标题《无论说什么，什么都不说》（Whatever you say, say nothing）使我抓住了北爱尔兰男人那种特有的风格。在美国，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他们不必大声嚷嚷。
所有这些自由精神，这些工厂工人、消防队员、钢铁工人、码头搬运工等等，都无不使我学到许多人生体验，而且大部分进入到我的作品中。你可以厉害，但不刻薄。如果你自找麻烦，你通常会如愿。人生中最重要的是奋斗。最不可饶恕的罪孽（除了残忍之外）是自怜。我父亲一直活到80岁，我只有一次听到他对失去一条腿抱憾。我母亲也做工。她必须如此，因为在艰难岁月里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他们谁也没有时间自怜。他们太忙了。他们都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
在这段时期，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也读报纸的体育版以及那个时代精彩的报上连环画，如《迪克•特雷西》（Dick Tracy）、《微笑的“杰克”》(Smilin’ Jack)，特别是《特里与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而后者是我母亲的最爱。所以我将每天的连环画一一剪下，专门为她贴成一个册子。对于这些连环画，我并非全能读懂，因为那了不起的作图者米尔顿•卡尼夫（Milton Caniff）的文图都是为了“那位买下报纸的人”。不过我也开始吸收了一些基本的故事叙事手法：发生了这事，又发生了这事，于是就发生这样的事。
我的画画得不错，可以临摹《迪克•特雷西》中的大恶棍，还可以把《微笑的“杰克”》中的胖家伙勾勒得八九不离十。但我从来画不出天龙女（Dragon Lady）。就在这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另一件重要事情。我读了一本书，是全文字的，而且从头读到尾。书不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而是从一家旧小人书店的桶里捡来的。书店距我们家只有几个街区之遥。书名叫《大瀑布丛林男孩邦巴》（Bomba the Jungle Boy at the Giant Cataract)，它一下子将我带到亚马孙丛林，在那里，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在一场空难中大难不死，继而寻找失散的父亲。在战后的年代里，我开始陆续购买这套丛书的每一册——通常10美分一册——在脑海中遨游异国他乡，亲临危情险境。迄今我的书架上还放着十几本《邦巴》丛书。书中文字有时流露出种族歧视倾向（“邦巴知道他的血液里流淌着白人的血。”），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觉察。我只是想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
等我上图书馆时，我早就读过了《巴巴尔》。我开始钻进《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丛书》（Howard Pyle’s Book of Pirates），书中充满精美的插图、窃得的宝藏，还有帆船甲板上的刀光剑影。接下来读的是斯蒂文森和大仲马（Alexander Dumas）。我们的家境一直捉襟见肘，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却非常丰富。毕竟，我随吉姆•霍金斯（Jim Hawkins）去过金银岛（Treasure Island）。我在达塔尼昂（D’Artagnan）身旁同米拉迪（Milady）的手下人作过战。我还当过一个夏天的基督山伯爵（Count of Monte Cristo）。经典连环画小人书成了我的《名著导读》（Cliff Notes），不过与其说它们是投机取巧的材料，不如说是我的阅读指南，因为它们促使我到图书馆去找原作。我并非随便翻翻这些书，而是钻进去，让自己身临其境。
多少年后，我读到斯蒂文森的一篇文章，规劝起步作家要疯狂阅读。我发现，我远在立志要当作家前，就已做到了这点。而我并非独一无二。对于起步作家和严肃读者而言，文学杰作犹如食粮。它们滋润想象力，启发对其他人生活的好奇心，并清楚昭示，在自身世界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那些名著还向读者提出只有读者自己才能回答的深刻问题。有关他们自身生活意义的问题。有关我们每个人有可能面临的道德选择。有关选择与行动的后果。我12岁时想当一名连环画画家，但随着我读的历史和文学杰作越来越多，这个理想越来越淡化。
如今我已年迈。我有时在想，如果我是在美国壮丽的西部地区或灰暗的贝尔法斯特度过童年，是否还会成为作家。这是一个我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我有同样的父母，或许会。但我是地理上的幸运儿，得以在布鲁克林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里长大成人——它有着自己的秘密、形形色色的宗教、族裔、语言，以及行事规范。从我们的屋顶，我能看到曼哈顿楼群直入云霄；这是我自己的《绿野仙踪》。我仍以一个布鲁克林之子的眼光来看待它。当年布鲁克林街头圣人甚少，罪人多多，但罪孽总是更有趣的故事。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视，而电视在本质上是被一种被动媒体——你可以坐在屏幕前，完全不必动用想象力。它的音乐让你知道如何去感觉，它传出的笑声引导你发笑。阅读则是主动的，它要求你留心组成字词的字母小节，借助读者自身的想象力完成全过程，既可以让你看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中的街景，也可以将你带到《大瀑布》。语言总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先有想象，再有生活。
大约20年前的一个经历让我对这点产生格外深刻的感受。当时我做记者，报道了布拉格共产党政权的崩溃，这是一场由一位作家领导的震撼人心的革命。在它达到最高潮，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进入城堡（the Castle，捷克总统官邸——译注）后，我便与妻子前往柏林。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早晨。我让司机送我们到斯大林城市东柏林，我们穿过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进入了这个欧洲最丑陋的城市之一。我曾在15年前到过这里，眼下更加衰败了，偏执癫狂时代的建筑物满目皆是。我们开上一条宽敞的主要街道，经过几个街区后，在左侧，我们看到许多裹着厚厚外套的人在排长队，对面人行道上还站着一些人，许多掌着雨伞。
我问司机：“这是怎么了？他们是在排队等食品还是什么东西吗？”
他压低嗓门，兴奋地说道：“不是，今天是西方图书进来的第一天。”
我强忍住自己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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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0-31 09: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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