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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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记忆•真爱•永恒
本刊编辑部
2013年11月26日，2013年俄罗斯大书奖在莫斯科国家图书馆的巴什科夫馆揭晓，来自圣彼得堡的耶夫盖尼•格尔曼莫维奇•瓦达拉斯金（Евгений Германович Водолазкин）凭借长篇小说《月桂》（•Лавр•）摘得桂冠。成立于2005年的大书奖是俄罗斯国家文学奖，一等奖奖金数额为300万卢布，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该奖项由民族文学援助中心创办，合作方有俄联邦新闻出版社与大众传媒署、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俄罗斯图书联盟、俄罗斯图书馆协会、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俄塔斯社和共青团真理报出版社等。
《月桂》此前曾入围该年度两大文学奖项：俄罗斯国家畅销书奖和俄罗斯布克文学奖，并荣获2013年亚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奖。这部2012年出版的小说，现今已有多个译本在十几个国家出版发行。《月桂》能取得斐然成绩，绝非偶然。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巧妙融合了吸引各类读者的元素：中世纪的神秘、基督徒的虔诚、末日说的悬疑、忠贞不渝的爱情、自我放逐般的救赎、高尚无畏的自我牺牲、关于时间的哲学沉思、有关不朽和生命意义的思考。
双栖型作家——耶夫盖尼
要把哲学、宗教和文学等诸多元素成功融入情节清晰、结构紧凑的叙事框架内，作者既要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又要拥有厚实的学术积淀。这两者耶夫盖尼兼而有之。他既是俄语语言学博士，又是俄罗斯社科院普希金之家的研究员和俄罗斯社科院学术委员会成员。1964年，耶夫盖尼出生于基辅，1981年考入基辅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系，1986年考入苏联社科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的古俄罗斯文学系。1990年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在普希金之家工作。1992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一边研究西方中世纪历史，一边讲授中世纪俄罗斯文学。回国后继续进行中世纪历史叙事方面的研究工作。1998年组织了以“东西方修道院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耶夫盖尼的研究领域为古俄罗斯历史叙事、古俄罗斯注释和俄罗斯文学。自2000年以来，已在多家知名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关于古俄罗斯文学和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学术论文。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索洛维耶夫和拉里奥诺夫》（•Соловьев и Ларионов•）曾入围当年的安德烈•别雷文学奖和2010年大书奖。
不难看出，耶夫盖尼是位具有丰富科研经验的双栖型作家，扎实的俄语语言文学功底和丰富的古俄罗斯文学方面的科研经验为小说《月桂》的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成就了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浓重的宗教色彩，遥远却又亲切的人物，严密紧凑的结构，隽永深刻的哲学思考。虽然小说中的故事大部分是发生在15世纪的古俄罗斯，文本描述的主要是中世纪俄罗斯、欧洲和东方的生活画面，叙事形式也类似于古俄罗斯文学的使徒传，人物对话中大量使用古俄罗斯语和斯拉夫教会语，就连小说各章节都是用古斯拉夫字母标注，但它却是一部非历史小说。事实上，这是一部着古装现新意、思考生命意义和如何抗拒时间的现代小说。作家本人明确地说过，这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关于爱情、上帝和时间的小说，确切地说是讲述时间的不存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家在介绍《月桂》时又说道，这是一部讲述如何诉求于上帝的救赎之书，怎样接近人群的方法之书，书中细述了永恒爱情，表现了时间的不存在。说到时间问题，作家提到自己的恩师——俄罗斯著名学者乌拉基米尔•利哈乔夫的观点：古罗斯（注：9-13世纪，东斯拉夫各公国的总称）至今犹存，只是人们看不见罢了，因为人们困在时间里。如果将时间比作唱片上的唱针，而那唱片上刻录的不仅有人类的生活，还有时间内存在的一切，那么应该承认时间唱针并不是简单地划过世俗生活，而是同时表现和呈现出一种对上帝和人类而言超越时间之外的全知全能的存在。
《月桂》故事概要
《月桂》由“知识卷”、“退位卷”、“道路卷”和“宁静卷”组成。这四卷分别代表了主人公的四个人生阶段：幼年求知，成年后遭遇妻死子亡的不幸；后因自责而癫狂，在自我放逐中寻找拯救亡妻爱子灵魂的方法；历经磨难，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以求救爱人的灵魂出地狱；暮年时，在古卷青灯、洞窟苦戒中得以安宁。
“知识卷”主要讲述：1440年5月8日，阿尔谢尼降生在一个名为鲁金纳亚的村庄。虔诚信仰上帝的父母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幼小的阿尔谢尼由看守墓园的爷爷抚养成人。在爷爷的教育培养下，聪明伶俐的阿尔谢尼不仅学会了阅读、书写，而且掌握了用草药治病救人的医术。年迈的爷爷去世后，少年阿尔谢尼取而代之，从此为人开方治病。一日，身染瘟疫的少女乌斯季娜出现在他面前。少年医生倾力相救，细心呵护，无依无靠的姑娘爱上了他，并留了下来。从此，忘不掉丧亲之痛、孤苦伶仃的阿尔谢尼开始了新生活。虽然，他深爱着乌斯季娜，却又心怀忧虑，怕她会像突然出现般地倏然消失，于是便把姑娘藏在家中，以防她抛头露面。不久，乌斯季娜怀孕了，她对阿尔谢尼说：“我想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成为你的妻子。”他回答道：“你是比我生命都珍贵的妻子，再忍耐一下，我的至爱，你会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成为我的妻子。”即将临盆，乌斯季娜央求他请个接生婆，但固执又自负的阿尔谢尼认为自己可以凭借爷爷遗留的医书进行接生。结果，倾心爱着他的乌斯季娜死于难产，被拽出子宫的男婴早已胎死腹中。悲痛欲绝的阿尔谢尼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闭门不出与死尸共眠多日，直到村民们破门而入。按照当地习俗，未婚先孕的女人和未受洗的婴儿死后不得葬入墓园。正当人们要把乌斯季娜和男婴的尸体拉走扔入坟坑时，阿尔谢尼发疯般地持刀拼命保护尸体。僵持之际，德高望重的长老尼康德尔劝告他：“控制乌斯季娜的不是死亡，死亡不过是将她带到最高审判者面前。你的生命中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最重大的意义——把你的生命献给她——你的爱会将你和乌斯季娜结合成一个整体，即乌斯季娜的一部分已经在这里，那就是你。你的人生道路充满艰险，因为你的爱情故事才刚刚开始。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你爱的力量。当然也取决于你祈祷的力量。”怒不可遏的阿尔谢尼平静下来，听取了长老的劝告，决定从此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爱人，为拯救她的灵魂而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退位卷”叙述了年少有为的名医阿尔谢尼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背井离乡，踏上了自我放逐之路。沿途，他走村串户搜寻瘟疫，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救治瘟疫患者。一路走来，他给乌斯季娜讲述自己的感受和见闻，并对她说：“我的生命是你的希望。我知道你活着，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活着。”一日，他遭到强盗袭击，醒来后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得体的衣物被人剥去，身旁堆弃着覆满跳蚤的破衣烂衫。不得已，他穿上别人的褴褛之衣。自此之后，阿尔谢尼改名为乌斯京。对于任何问题，他都回答说自己是乌斯京。就这样，阿尔谢尼将自己献给了乌斯季娜。他不断祈求上帝：“乌斯季娜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和痛苦。我请求您别剥夺我的记忆。”放弃躯体的阿尔谢尼在怪人福玛的提醒下，完全放弃自我。他的行为越发癫狂，越发具有牺牲精神。举止怪异的乌斯京同情一切生灵：上至人类，下至杂草。他不遗余力地为人们驱魔治病，暴风雪夜舍命搭救睡在路边的醉汉，同流浪狗共享食物，给草儿喂食稀粥。
“道路卷”讲述了阿尔谢尼和意大利少年阿姆布罗季朝圣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和冒险。能预见未来、饱读诗书的阿姆布罗季出身于酿酒世家，可为了证实末日说，他抛弃美丽的家乡和殷实的家庭，千里迢迢来到普斯科夫城迎接1492年的世界末日。普斯科夫的行政长官加夫利尔热情招待了这位博学多才的异国少年，将其视为座上宾，十分敬重信任他。两人相识相交之后，加夫利尔请求少年为自己往生的女儿安娜前往圣城耶路撒冷祈祷。朝圣之路布满荆棘，历经坎坷磨难后，阿尔谢尼和阿姆布罗季终于抵达圣城脚下，结果阿姆布罗季为了保护六角长明灯而被强盗砍掉脑袋，为救同伴阿尔谢尼差点被砍死。
“宁静卷”叙述了双鬓斑白的阿尔谢尼从圣城回到普斯科夫后，瘟疫来袭，他殚精竭虑地治疗病人。瘟疫被控制后，他立即赶往基里尔修道院。长老伊诺肯季对他说：“请告别阿尔谢尼，寻找阿姆夫罗西吧。”早在朝圣路上，阿尔谢尼多次质疑自己选择的道路：放弃自我，以乌斯季娜的名义治病救人，施善万物，能否真的拯救乌斯季娜的灵魂出地狱。这些质疑在他更名为阿姆夫罗西后逐渐消失。修道院里的阿姆夫罗西依然运用自己神奇的医术治病救人，用超自然的能力为人驱魔，安慰濒死之人。起初，阿姆夫罗西时常想起乌斯季娜和儿子，为他们和自己的命运哭泣，但后来这些悲伤的眼泪化为感激的泪水。他感谢上帝让乌斯季娜带着希望留了下来，而他阿姆夫罗西只要活着就可以为她祈祷，为她获得精神幸福而劳作。阿姆夫罗西变得心平气和起来，这种心平气和并非源自全民的敬仰，也非源自暮年的冷漠，而是源自希望。这希望伴着他在修道院度过的时日逐渐强烈起来。他不再怀疑自己的道路正确与否，因为他相信自己走着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修完苦行戒律后，阿姆夫罗西便剃度为僧，法号拉夫勒。长老伊诺肯季告诉他，拉夫勒是个好名字，意为月桂，即一种能入药的植物，因四季常青而象征永生。为了静心修行，拉夫勒离开修道院，住进故乡附近的一处洞窟里。每日，洞窟外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或受难之人。拉夫勒以非凡的医术治愈他们，用超自然的能力替他们排忧解难。一日，未婚少女安斯塔西娅来到拉夫勒面前，请求他为自己祷告，使腹中胎儿流产。拉夫勒劝慰她：“留住这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遭受饥荒的村民们认为，导致天灾的罪魁祸首是与恶魔生子的安斯塔西娅。为了逃避村民的迫害，一直不愿说出孩子父亲名字的少女投靠拉夫勒。像当年教乌斯季娜一样，年迈的拉夫勒教安斯塔西娅识字，给她讲述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的故事。一日，手持棍棒的村民们冲进洞窟，拖出藏在洞内的安斯塔西娅，准备烧死她。危急时刻，少女手指着年迈的隐士说：他就是孩子的父亲。为了保护安斯塔西娅和她的孩子，拉夫勒被迫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接近临盆之日，拉夫勒不顾安斯塔西娅的劝阻，坚持进村请接生婆，不巧接生婆外出。替安斯塔西娅顺利接生后，年迈的、精疲力竭的拉夫勒背靠松树，怀抱男婴，在清晨第一道曙光中平静死去。他的死讯瞬间传遍全国，受其恩惠、得其帮助的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送葬；悲伤的人们，流着眼泪遵守了他的遗嘱：用绳子捆住他的双脚，拖入密林深处喂野兽。
真爱超越时间，大爱亘古不朽
《月桂》以主人公的爱情和救赎为主线安排情节，突出主题：真爱超越时间，大爱亘古不朽。为了纠正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主人公牺牲性地破坏自己生命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一生中，他三次更名：乌斯京、阿姆夫罗西和拉夫勒；身份也不断更迭：医生、圣愚、朝圣者和隐士。但无论做谁，或者被叫作什么，主人公随时准备牺牲自我，向世人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了拯救爱人的灵魂，他主动放弃自我，以爱人的身份活在世间，以爱人的名义施行仁爱。为了珍藏自己对乌斯季娜的爱情，主人公抛弃安逸的生活，拒绝活人的爱情。通过向爱人讲述见闻和感悟的方式，主人公营造出爱人与自己共时同存的效果，并以此抗拒时间对记忆的销蚀。阿尔谢尼对乌斯季娜的爱超越死亡，时间的冲蚀效果在真爱面前黯然退败。主人公对乌斯季娜的爱，在他的自我放逐过程中，不断推延演变为对世间万物的悲悯和仁爱，从对恋人的小爱升华为对众生的大爱。阿尔谢尼同情怜悯一切有灵性的生命，以仁慈和宽容对待人们加诸于他的不义之举。他所行之处无不留下倾力救人的身影，身后留下世代传颂的美名和赞誉。阿尔谢尼牺牲自我，救赎他人的善举永远留在人们的群体记忆中，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地被提及、被颂扬。
小说结构设计巧妙，首尾相合的圆形结构强调主题：重复是为了战胜时间，使人得以拯救。少年阿尔谢尼因为害怕失去乌斯季娜，而拒绝在众人面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年迈的隐士拉夫勒为了保护未婚先孕的少女安斯塔西娅，而在众人面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为乌斯季娜接生时，少年阿尔谢尼的失败无意间剥夺了爱人和儿子的生命；为安斯塔西娅接生时，隐士拉夫勒的成功，不仅迎接了新生命的到来，而且在少女安斯塔西娅身上重现了历史，实现了心愿：再次遇见乌斯季娜，纠正自己的过错。这种结构营造出结果全然不同的重复效果，确切地说是一种新的、更高层次上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隐士拉夫勒带着对乌斯季娜的回忆，重新经历并纠正弥补了几十年前的过错，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使自己最终得以拯救，最后能释然而去。
小说引人深思的不单单是如何实现自我救赎的问题，还有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成功的重新定义。无论是身为医生、圣愚、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还是苦修隐士，主人公为了赎罪，孤身迎战瘟疫，治愈伤患者，救助落难者。他牺牲的自我越多，其自身的天赋能力就越强。这凸显出主人公的成功：奉献、牺牲自我，救助、成就他人。阿尔谢尼所选择的牺牲性生活方式与当今社会风尚截然相反——人们趋之若鹜地追求证明个体成功的物质、权力和声誉，无暇兼顾自身的心灵需求，更无暇俯视他人之需。作家坦言，自己创作《月桂》的主旨是以一种温和、正面的文本叙事抗议当代社会对成功的顶礼膜拜。他指出，现在那些没有技能、一无所长的成功人士充斥着电视节目和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开始确立一些新的存在规则，将无能转化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随着人们极力追求个人物质生活，出现了一种不良现象：个人物质生活越好，便越发隔绝自我，无视他者之痛。
鉴于此，思想敏锐的耶夫盖尼创作了《月桂》，以警示世人：与中世纪的人们相比，21世纪的我们没有变得仁慈友善；技术进步既没有提升精神境界，也没有增强存在意识。虽然我们乘坐飞机，使用手机，但为什么而活，为什么会死的问题却依然摆在我们面前。令人信服的进化论理论无法解释人作为精神的存在是如何发展的。面对“因何而生”和“为何而死”之类的问题，我们同中世纪的人们一样无助。面临这一人类难题，我们不断压榨自己追求所谓的功成名就又有什么意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是由物质、权力和荣誉来衡量的，而是由记忆。个人记忆、家庭记忆、群体记忆、社会记忆是战胜时间的有力武器。每一位甘愿为他人牺牲自我的人都会留在他人记忆中，而他的生命则在珍藏的记忆中实现了永生。作家承认，对自己而言永生非常重要。他认为，如果没有永生，生命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一切都会消失，那么为什么存在一切。带着这种参悟，作家创作了《月桂》。在这部小说中，他尝试废除时间，准确地说在把人的存在时间看作是永恒组成部分的条件下，展示由人的精神活动所能达到的一切。为此，作家成功塑造了甘愿牺牲自我的阿尔谢尼。这个人物为了自己的爱人而自行隐退、消除自我，向世人施以仁慈，而仁慈则能超越时间。在俄罗斯文化中月桂象征着不朽和永生，主人公最后的名字和小说的题目《月桂》无不揭示着这部作品的主题：记忆•真爱•永恒。
（摘自2014年04期《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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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俄罗斯作家、审查官及读者
“俄罗斯”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直接印象，在外国人的脑子里一般反映为俄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曾经涌现出一打伟大的文学家，仅此而已。这一概念在俄罗斯读者脑中则更为丰满，因为除了小说家之外，它还包括了一批无法翻译的诗人；尽管如此，俄罗斯本国人也只是聚焦于十九世纪这一光芒四射的星体之上。换言之，“俄罗斯文学”是一个近代现象。并且是有其局限性的，而外国人却倾向于认为俄罗斯文学是完整的，已经一劳永逸地完成了。这主要是由于在过去四十年里，苏维埃统治之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全是典型的地方性文学，可谓一片荒芜。
我曾做过一个统计，十九世纪初至今所产生的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俄罗斯小说和诗歌，按一般印刷算共计大约两万三千页。显然，无论法国还是英国文学，都不能被浓缩到这样的程度。英法文学绵延好几个世纪，巨著数量之众令人咋舌。这就引出我要说的第一点。俄罗斯文学的迷人的便利之处在于，如果除去仅有的一本中世纪著作，所有的作品可以盛进一只容量为一个世纪的双耳细颈瓶——至于这以后所产生的那点零头，加个小奶罐就够了。一个几乎没有内生的文学传统的国家，只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十九世纪，便创造出了在艺术价值、影响范围以及所有其他方面都足以与英国或是法国的光辉作品相提并论的文学，唯一的差距只在数量，而英法传世经典的创作都开始得早得多。十九世纪的俄国在除了美学价值之外所有其他精神层面的发展中，并没有以同样异常的速度达到能与西方最古老国家的文化相比肩的高度，正因为如此，美学价值的奇迹般的奔涌才可能在这样一个年轻的文明内部发生。我很清楚，对这段往昔的俄罗斯文化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外国人概念中的俄罗斯历史的组成部分。大革命之前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这一问题，已经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执政者精明的宣传彻底混淆和扭曲了。他们把俄罗斯现代化的功劳据为己有。然而，在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时代，俄罗斯民族的很大一部分人口确实被遗忘在冰天雪地之中，在明亮的琥珀色窗户之外，缓缓飘落的雪花之下；而这一悲剧的源头在于，在一个以苦难不幸闻名、以其无数草民的悲惨生活闻名的国度里，一个精致优雅的欧洲文化来得未免太快太急了——但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抑或并非完全毫不相干。在概述俄罗斯近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定义那些竞相争夺艺术家灵魂的力量的过程中，如果我足够幸运，我或许能触及所有真正的艺术所共有的深刻的悲悯力，盖因艺术永恒的价值与这个混沌世间的苦难，这两者之间总是存着一道巨罅——这个世界将但凡不能用作最新指南手册的文学作品视作奢侈品或是玩具，这也实在无足见怪。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他不会真的被强迫制作指南手册，这是个安慰。那么，从这个有限的视角来看，十九世纪的俄国说也奇怪倒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书籍有可能被禁，作家有可能被流放，检察官有可能是恶棍和蠢货，长着络腮胡子的沙皇有可能又跺脚又咆哮；但是让整个文学团体只书写为国家所认可的东西，这一苏联时代的奇妙发明——这一手段，在旧俄国毕竟闻所未闻，尽管很多反动政要毫无疑问都盼着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工具。一位强硬的决定论者或许会这样说：民主社会里的一份杂志会对它的作者施加经济压力，迫使他们表达所谓读者大众所需要的东西——而一个警察国家则会施加更直接的压力，迫使作者在小说中传递适当的政治口信，在这两种压力之间也许可以说只不过是存在程度的差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期刊和哲学思想，但在一个独裁统治下，只有一个政府。这是质的区别。假使我，一个美国作家，打算写一部反传统的小说，这样说吧，有一个快乐的无神论者、一个无党派的波士顿人，他娶了一位美丽的黑人姑娘，同样是个无神论者，生了一大群孩子，小可爱们都是不可知论者，他过着幸福的生活，与人为善，一生风平浪静，直到一百零六岁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结果很可能是，纳博科夫先生，尽管您才华横溢，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下不会是我们认为，总归是我们觉得]没有哪个美国出版商会冒险出这本书，原因很简单，不会有书商愿意接下这本书。这是一个出版商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权利有自己的观点。要是真有哪个不靠谱的公司到底还是把我这个快乐的无神论者的书给出版了，也不会真有人把我流放到阿拉斯加的荒郊野外去。另一方面，美国的作家也从来不会被政府勒令撰写弘扬自由企业和清晨祷告之喜悦的宏伟小说。在苏联政权建立之前，艺术家们在俄国也受限制但不会接受命令。他们——那些十九世纪的作家、作曲家、画家——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家，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有一项巨大的优势，这是我们此时此刻才体会到的，即与他们生活在现代俄国的孙辈们相比，他们不会被迫违心地说这里没有压迫，这里没有奴役。
在两股同时争夺艺术家灵魂的势力之中，两个审判艺术家作品的批评家之中，第一位的是政府。在十九世纪里，政府始终有这样一个意识，即任何在创作性方面独树一帜、鹤立鸡群的作品都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是迈向革命的一大步。政府这种警惕的最单纯形式在三四十年代尼古拉一世身上体现得最淋漓尽致。与其继任者的菲利士主义相比，尼古拉一世的冷酷个性的渗透力要深入彻底得多。他对文学所倾注的热忱但凡出自真心就可称得上感人了。他孜孜不倦地要与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建立起所有可能的关系——集父亲、教父、保姆、乳母、监狱长以及文学评论家的角色于一身。姑且不论他作为一国之君所显示的品性，必须承认他在对待俄罗斯缪斯的态度上最不济也就是个流氓，最好可算个小丑。他一手建立的审查体系持续到一八六〇年代，在六十年代的大革命中有所松懈，于十九世纪末重又巩固，二十世纪初审查体系曾一度崩毁，然则苏维埃革命之后，它又戏剧性地卷土重来，且变本加厉。
十九世纪上班叶，爱管闲事的官员、把拜伦当作意大利革命者的警察局长、自命不凡的老审查官、政府养活的某些记者、不事声张但也过于敏感的教会，这一君主制、顽固派和阿谀奉承的政府部门的综合体对作家们确实颇多妨碍，但也为他们提供了惹恼政府、嘲弄政府的绝妙乐趣，他们的文字千变万化，九曲十八弯，具有叫人兴味盎然的颠覆性，愚蠢的政府对此完全手足无措。蠢人可能是个危险的顾客，但蠢人的脖子上顶着如此不堪一击的脑瓜子，这让危险成了一流的消遣；无论俄国的旧体制有着怎样的缺陷，必须承认，它尚存一项了不起的优点——就是没脑子。审查官必须搞明白一堆深奥的政治影射，而不是简单打击显而易见的淫秽内容，这就让他们的任务格外艰巨。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时期，俄国诗人确实得小心谨慎，普希金对法国的调皮偶像们的模仿，对帕尔尼①和伏尔泰的模仿，也确实很容易被审查机制碾压。但是小说是高洁的。俄罗斯文学并没有其他文学所具有的直言不讳的文艺复兴传统，直到今天，俄国小说整体上仍然是所有小说中最贞洁的。当然了，苏联的俄罗斯文学更不用说就是纯洁本身。难以想象一个俄国作家会写出一部《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来。
因而，政府是与艺术家斗争的第一种力量。第二种对付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力量是反政府的、关心社会公益的实用主义批评观，即当时激进的有着公民意识的政治思想家们。必须强调的是，与那些由政府养活着的恶棍，或是紧紧围靠着摇摇欲坠的皇冠、昏聩老朽的反动派们相比，这些人一般来说在文化、诚信、抱负、脑力以及品性方面都要高出太多。一位激进的批评家唯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福祉，并将所有其他一切——文学、科学、哲学——仅仅视作改善底层百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改变国家政治结构的手段。这样的一位批评家通常刚正不阿，一派英雄气概，对于流放生活的缺衣少食全然不放在心上，同样不放在他心上的也包括艺术的细微精妙。这些人与君主专制斗争——一八四〇年代的火一般的别林斯基②，一八五〇、一八六〇年代的顽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③和杜勃罗尼波夫④，用心良好却令人生厌的米哈伊洛夫斯基⑤，以及很多其他同样诚实固执的人们——他们也许都可以归到同一个类目之下：政治激进派，从属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德国唯物论者，预告了最近这些年里盛行的革命性社会主义和严酷共产主义。不要将他们与真正的俄国自由主义混为一谈，后者与西欧其他国家和美国的文明民主才是绝对一脉相承。翻看六七十年代的期刊，你会震惊于这些人在一个君主统治的国家里竟能表达出如此暴力的观点。尽管这些激进的批评家不乏可取之处，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他们和政府一样令人头痛。政府和革命，沙皇和激进派，在艺术上是一样的菲利士人。激进的批评家与君主专制相抗争，但他们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他们一心要强制推行的那些口号、观念、理论，其本身对艺术而言就和体制内的保守主义一样格格不入。他们对作家的要求是一个中心思想，除此之外都是胡扯，在他们看来一本书要称得上好书，就必须有造福于民的实际用途。这是他们的热情中最致命的一个缺陷。他们真诚而勇敢地追求提倡自由和平等，但是他们又要绑架艺术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这是在违背他们自己的信条。沙皇们认为作家应该是国家的仆人，激进的批评家们则认为作家应该是大众的仆人。最终，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政权，进入了黑格尔三段式中“合”的阶段，将大众和国家的概念合二为一，于是以上这两种思想路线不可避免地相遇并联合起来了。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艺术家与他的批评者之间产生冲突的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普希金，俄国的第一位伟大作家。以沙皇尼古拉本人为首的官僚集团对普希金恨得牙痒痒，以他在体制内所处的职位，他非但不好好做国家的仆人、撰写官文歌颂传统美德（如果他非写作不可的话），反而写出极其傲慢、极其独立、极其邪恶的文字来，在他清新别致的韵文中，他引人入胜的想象力中，在他对大大小小的暴君的自然嘲笑中，一种危险的自由思想一目了然。教会哀叹他的轻浮。警长、官员、政府养活的批评家们称他为肤浅的冒牌诗人；又因为他高调拒绝用他的笔去记录政府办公室里的无聊活动，普希金这位当时有着最高学识教养的欧洲人之一，竟被某公爵叫作笨蛋，又被某将军叫作蠢货。国家企图扼杀普希金天才，为此而使用的手段包括流放、严酷审查、无休止的纠缠、慈父般的教诲，最后培植了一批本地恶棍，而这些人最终将普希金推向那场致命的决斗，对手不过是个可鄙的保皇派法国冒险家。
另一方面，影响力极大的激进批评家们虽然身处极端的君权统治之下，还是有办法在读者面很广的期刊上发表他们的革命观点——这些激进的批评家是在普希金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中涌现的，他们同样对这个人恨得牙痒痒，他不去做人民和社会事业的公仆，倒去写那些极其微妙、极其独立、极其有想象力的诗文，而且这世上所有的一切他都写，在他那些对大大小小的暴君的随意嘲讽中（太过随意了）也许能捕捉到一些革命的意图，但其价值也因他的兴趣之广泛而被冲淡了。他韵文中的恣意潇洒被谴责为贵族姿态的装饰卖弄；他艺术家的遗世独立被宣布为一种社会罪行；二流作家摇身而为冷静的政治思想家，称普希金是肤浅的冒牌诗人。六七十年代的著名评论家们，公众舆论的偶像，称普希金为蠢人，还口口声声说对俄国人民来讲，一双耐用的靴子要比这世上 所有的普希金和莎士比亚都更重要。把极端激进主义者和极端君主主义者对俄国最伟大的诗人所用的别称作一个比较，你会震惊于它们可怕的相似度。
三四十年代末的果戈理的经历多少有些不同。首先我要说的是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和他的小说《死魂灵》都是他自己的想象力的产物，是他内心的噩梦，里面装满了属于他的无与伦比的小妖怪们。这些作品呈现的不是也不可能是果戈理所处时代的俄国画面，先不说别的原因，果戈理几乎完全不了解俄国；他没能写出一部《死魂灵》的续集，其真实原因在于他没有足够的素材，用那些完全由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人物写一部纪实作品，以此去提高他的国家的道德水准，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然而，激进的批评家们在他的剧本和小说中却读出了对行贿受贿、粗鄙人生、政府恶行以及农奴制的控诉。果戈理的作品被赋予了一种革命意图，而他本人明明是位循规蹈矩的良民，有很多保守党派的权贵朋友，对于别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发现的这些东西不禁大惊失色，于是在之后的写作中他都想努力证明之前的剧本和小说完全不是革命性的，而恰恰是要顺应宗教传统，顺应他日后发展出的神秘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卷入幼稚的政治活动，因此被政府流放，差点处以极刑；但是后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谦恭的美德、顺服、苦难，于是他就被激进的批评家们在他们的文章里谋杀了。同样的一群批评家还曾猛烈地攻击托尔斯泰，用他们的话来说，托尔斯泰是在描写有头衔的贵妇和老爷们的浪漫情事，而教会则开除了他的教籍，因为他胆敢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信仰来。
我想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都经历了这个奇怪的双重炼狱。
了不起的十九世纪也走到了尽头。一九〇四年契诃夫去世，一九一〇年托尔斯泰走了。随后出现的一代新作家是最后的光芒，一阵急扫而过的天才的骤风。在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里，小说、诗歌以及绘画中的现代主义达到顶峰。舞台灯光下出现的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前辈安德烈•别雷，象征主义派作家亚历山大•勃洛克，以及其他几位先锋派诗人。自由革命成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推翻了克伦斯基的民主政权，正式开始了他们的铁腕统治，大多数俄国作家远走他乡；还有一些留下了，比如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国外的观察家们把进步文学和进步政治混为一谈，而这种混淆又被驻外苏维埃宣传机构迫不及待地一把抓住，推波助澜。事实上从一开始苏联政府就是在为一种特定的文学打基础，这是一种原始的、画地为牢的、政治性的、由警察控制的、彻底保守而又传统的文学。苏联政府以让人叹服的坦诚宣布文学是国家的工具，这与旧政权谨小慎微、三心二意、杂乱无章的企图不可同日而语。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一诗人与警察之间达成的快乐协议履行得滴水不漏。其成果即所谓的苏联文学，这种文学是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学，因其对政府各种观点的温顺诠释而无可救药地枯燥。
“由我们来指引你的笔”——这就是基本律法，他们期待由此产生出“重要”文学。律法浑圆的躯体上长着敏锐的辩证法的触须：下一步就是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全盘计划，如同对国家的经济体系一样。这可以保证让作家获得用干部们的话来说“无穷无尽的丰富题材”，他们这样说的时候都会面带不太自然的干笑。经济与政治道路上的每一个转弯都意味着文学上的转弯：今天的内容是“工厂”；明天是“农场”；接着，“破坏活动”；然后，“红军”，凡此种种（多么丰富啊！）。苏联作家们则气喘吁吁地从模范医院奔到模范煤矿或者模范水坝，一面满心恐慌，生怕自己要是不够敏捷的话，很可能等到他书出版的那一天，他所赞美的某个苏联信条或者某位苏联英雄已经双双被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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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在过去四十年的绝对统治中从来没有失去对艺术的控制。偶尔螺丝也会稍有松动，以便观察可能发生什么，赐予个体的表达某些空间；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新书无论有多平庸，都会被国外的乐观主义者们宣布为政治上的抗议。我们都知道那些大部头的畅销书，《静静的顿河》、《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乍得的小屋》——一堆堆的俗套老套，一筐筐的陈词滥调，却被国外的评论家们描述成“富有力量”、让人“欲罢不能”之类的。然而，呜呼，即便这个苏联作家确实达到某个艺术水准，比如厄普顿•刘易斯的水平——先不提别的名字了——即便如此，事实仍然令人沮丧：苏联政府，这一地球上最菲利士人的组织，不可能允许个人追求的存在，不可能允许创作的勇气，以及任何新的、原创的、难的、奇怪的东西的存在。我们可别傻到以为老独裁者们咽了气事情就会不一样。斯大林取代列宁之后，这个国家的哲学理念半点儿没变，现在正在崛起的是克鲁晓夫（Krushchev），还是赫鲁晓夫（Hrushchyov），不管他叫什么吧，反正一切还是照旧。我想引用赫鲁晓夫在最近一次党代会上关于文学所说的一段话：“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创作活动必须贯彻为共产主义斗争的精神，必须给人们的心中注满乐观主义以及坚持信念的力量，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和集体纪律。”这种集体风格，抑扬顿挫的修辞，训导教诲的句式，滚雪球式的新闻体，我还挺喜欢。
作者的想象力和自由意志受到特定的限制，每一篇无产阶级小说都必须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苏联人总是胜利者，由于读者事先知道每个故事的官方结局，作者面临的编织有趣情节的艰巨任务便格外可怕。一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惊悚小说里，坏蛋一般会受到惩罚，那位坚强沉默的男子总会赢得喋喋不休的弱女子的芳心。但在西方国家不会有政府法令禁止一个故事，就因为它不遵循某种大家伙喜闻乐见的传统；所以我们多少会希望看到那个邪恶但浪漫的家伙能安然逃脱，而那个善良但无聊的伙计最后会被坏脾气的女主角奚落一顿。
但是苏联作家没有这样的自由。他作品的结尾由法律决定，读者和作者一样了解那将是个怎样的结尾。那么，他如何才能让他的作者有悬念感呢？已经有人想出一些办法了。首先，欢喜的结局其实是和这个警察国家有关，而不是故事里的人物，苏联国家才是所有苏联小说的真正主角，因此我们可以让一些小角色——尽管他们都是相当优秀的共产党员——死于非命，只要保证那个完美的国家最后大获全胜；事实上，有一些狡猾的作者据说可以做到在最后一页让那个共产主义主角的死成为美好的共产主义精神的胜利：我的死是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生。这是一种方式——但也是危险的方式，因为作者有可能被指控在杀死主角的同时杀死了象征，燃烧着的甲板上的男孩还有整个海军军队。如果是个谨慎又机敏的作者，他会让那个遭受不幸的共产主义者身上带一点儿瑕疵，某些微不足道的——哦，那么微不足道！——政治思想上的偏差，或者资产阶级折中主义的倾向，这些瑕疵不会影响他的行为和死亡能激起的同情，但足以让他个人所受的灾难成为理所当然。
一位能干的苏联作家为创作一个工厂或者农场而着手收集一群人物，这和一位推理小说作家为一个即将发生谋杀的农舍或者火车收集一群人物基本上是一样的。在一个苏联故事里，犯罪的形式一般是某个秘密敌人对苏联的某项事业的进行或者计划搞各种破坏。也和一个普通的推理小说一样，各种人物的刻画会让读者不太确定那个苛刻、阴郁的家伙是否真的是坏蛋，而那个油嘴滑舌、性格开朗的交际能手是否真的是好人。我们的侦探一般是个上了年纪的工人，通常在俄国内战中瞎了一只眼睛，或者是个身体特别棒的年轻姑娘，被总部派来调查为什么某样东西的产量下降速度如此惊人。各种人物的选择——比如，工厂里的工人——是为了表现国家意识的各种层次，有些是坚定诚实的现实主义者，另一些还怀揣着对大革命最初几年的浪漫记忆，还有一些毫无知识经验，却有不少共产党人的直觉力。读者留意情节和对话，留意这里那里的暗示，也努力想找出这些人中谁是真诚的，谁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情节越来越复杂，直至达到高潮，坚强沉默的姑娘揭开恶棍的面具，我们发现的也许就是我们一直怀疑的——总在破坏工厂的不是那个总会念错马克思定理的长相丑陋、个子矮小的老工人，老天保佑他善良的小小灵魂吧，破坏分子其实是那个对马克思学说倒背如流的聪明又好脾气的家伙；他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他的继母有一个表哥是资本家的侄子。我看到过纳粹小说里有类似的相关种族分界的情节。除了在结构上与最老掉牙的犯罪推理小说相似，我们还必须留意其“伪宗教”的一面。小个子老工人被证明是好人，这也是恶心的模仿，其原型就是智商不高但信仰坚定的人将进入天国，而了不起的法利赛人只能到相反的地方去。这些情景中最有意思的要数苏联小说里的浪漫主题。我这里有随手选的两个例子。第一段出自《宽广的心》，安东诺夫的小说，一九五七年连载发表：
奥尔佳沉默不语。
“啊，”弗拉基米尔叫道，“你为什么不能像我爱你一样地爱我。”
“我爱我的祖国，”她说道。
“我也爱我的祖国，”他喊道。
“还有一样，我爱得更加强烈，”奥尔佳继续道，一面从年轻人的怀抱中挣脱出来。
“那是什么？”他问道。
奥尔佳清澈的蓝眼睛看着他，飞快地答道：“就是党。”
我的另一个例子取自格拉特科夫的一部小说《能源》：
年轻的工人伊万抓住了钻机。他一碰到金属的表面就感到紧张，浑身一阵激动战栗。钻机震耳欲聋的声音让他把索妮娅抛到了脑后。她伸手放在他肩膀上，轻轻碰他耳朵上的头发……
她看着他，鬈发上戴的小帽像是对他的嘲讽和挑衅。两个年轻人仿佛在同一个时刻被一阵电流穿透全身。他深深叹了口气，手里的钻机攥得更紧了。
我已经描述了十九世纪争夺艺术家灵魂的不同力量，以及之后艺术在苏联这个警察国家里所经历的压迫，我希望自己心中是鄙视多于悲伤。在十九世纪，天才不仅得以保存，而且茁壮成长，因为公众舆论比任何沙皇都更强大，也因为另一方面，优秀的读者拒绝被进步批评家的实用主义观点左右。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俄国的大众观点被政府彻底压制，优秀的读者也许仍然存在，在托木斯克州⑥的某地，也叫阿托木斯克州，但是他的声音我们听不到，他的饮食被监管，他的心灵与他国外的兄弟们分离了。他的兄弟们——这是关键所在：因为正如这个世界上有天分的作家群体超越国界，有天分的读者也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人，不受空间和时间规律的限制。正是他——这位优秀的、卓越的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艺术家，使他免于被皇帝、独裁者、神父、清教徒、菲利士人、政治道德家、警察、邮政部长和道学家们消灭。让我们来给这位可敬的读者下个定义吧。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或阶级。没有哪个良心引导者，也没有哪个读书俱乐部能管理他的灵魂。平庸的读者会因为幼稚的情感而将自己代入这个或那个角色，并且“跳过描写部分”，而优秀的读者不会在读小说时受控于这样的情感。可敬的优秀读者不是把自己认同为书里的男孩女孩，他所认同的是构想创作出这本书的那个大脑。可敬的读者不会在一本俄罗斯小说里寻找关于俄罗斯的信息，因为他知道托尔斯泰或者契诃夫笔下的俄罗斯不是历史上的普通的俄罗斯，而是由天才个体想象创造的一个特殊世界。可敬的读者关心的不是一般观点：他感兴趣的是特定的视角。他喜欢小说不是因为小说能帮助他好好与人相处（用可怕的进步人士的套话来说）；他喜欢小说是因为他可以吸收理解故事中的每个细节，他可以欣赏作者希望被欣赏的一切，他在心底微笑，他整个人都在会心地笑，他为那些出自那位编造大师笔下的魔幻意向而激动颤栗——那位幻想编织者、魔术师、艺术家。一位伟大艺术家所创造的所有角色中，最棒的确实就是他的读者。
回首过去，在我有些感情用事的眼中，旧日的俄罗斯读者便是所有读者的典范，正如当时的俄罗斯作家是其他语言作家的典范一样。他从幼年时便开始陶醉于自己的阅读事业，还在育儿室里的时候就已经迷上了托尔斯泰或是契诃夫，保姆一面设法拿走《安娜•卡列宁》，一面说：哦，行了，还是让我来给你讲讲这个故事吧（Day-ka，ya tebe rasskazhu svoimi slovami）。优秀的读者就是这样学会了要警惕名著浓缩版的译者，警惕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白痴电影，警惕所有讨好懒人、肢解原作的手段。
总而言之，我想再次强调，不要去俄罗斯小说中寻找俄罗斯的灵魂：要去那里寻找天才的个体。把目光投向著作本身，而不是其结构背景——也不是盯着结构背景的人们的脸。
旧俄罗斯文化熏陶下的俄罗斯读者必然以普希金和果戈理为豪，但他也同样以莎士比亚和但丁、波德莱尔和爱伦坡、福楼拜和荷马为豪，而这就是俄罗斯读者的力量所在。我对这个问题有某种私人的兴趣，因为如果我的祖辈们不曾是优秀的读者，我今天也不太可能站在这里，用这种语言谈论这些事情。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就和好的文章、好的阅读一样重要；但是无论什么事情，明智的做法是直奔实质而去，直奔本文、源头、精华而去——然后再从那里出发演绎出各种理论，无论是吸引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还是仅仅迎合时代精神的理论。读者生来是自由的，也应该保持自由；我将以下面这首普希金的小诗结束我的讲话，这首诗讲的不仅是诗人，也是那些热爱诗人的人们。
我不稀罕穹窿下的权利
高高在上令人晕眩的魅力；
我不苦恼哪怕诸神拒绝让我为税收辩论
或是挫败国王们的战争；我也
毫不在意可怜的痴傻呆笨者是否享有
舆论自由，或者审查官们是否束缚了
涂鸦之辈一时的胡思乱想。
这些不过是话语、话语、话语。我的精神在战斗
是为更深沉的自由，更美好的权利。
我们侍奉的是谁——人民抑或社稷？
诗人可不在乎——让他们等去吧。
不向任何人解释，做自己的
随从和主人，只取悦自己，
既不弯下脖颈，也不扭曲心的谋划
和良知，只为获得貌似
权利之物却只是势力者的外套；漫步
在自己的身后，赞叹自然
神圣的美，感觉自己的灵魂
在人灵感之作的光辉中融化
——那才是上帝的赐福，那才是权利！
[纳博科夫译自俄文]
——————
①帕尔尼（Parny，1753—1814）：法国诗人。——译注
②别林斯基（Belinski，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译注
③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i，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译注
④杜勃罗尼波夫（Dobrolyubov，1836—1861）：俄国文学评论家、诗人。——译注
⑤米哈伊洛夫斯基（Mihaylovski，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治家、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译注
⑥托木斯克州位于西伯利亚，是一个古老的俄罗斯城。——译注
（摘自《俄罗斯文学讲稿》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丁骏  王建开 译  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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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慧眼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是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奠基者。他曾经以独到的慧眼，从保育院一群流浪的孩子中，发现了著名音乐家陈贻鑫的音乐潜质和才华，并努力培养和教育他，在我国教育界和音乐界传为佳话。
1938年底，陶行知出国访问归来，和音乐家任光一起去汉口一家临时保育院探访孩子。临时保育院收留的都是一些失去父母、生活无着、无家可归的流浪孩子，身世比较可怜和悲惨。在保育院中，陶行知看见一个患癞痢头的小孩，正指挥着一群小朋友唱歌。他和任光感到有点兴趣和意外，任光当即教了这个小孩一些音符和拍子的知识。令陶行知感到惊奇的是，这孩子聪明异常，竟然把这些知识大多都记住了。三天后，当陶行知故意去“考考”他的时候，他竟然能把一支从未听过的歌曲，用音符记录下来。陶行知很快记下了这个小孩的名字：陈贻鑫。
过了一年，陶行知创办了育才学校，从各个保育院招来了一批学生。陶行知留意了一下，发现从各保育院收来的学生中，没有陈贻鑫的名字，他马上派老师去汉口寻找。原来，育才学校招生的时候，陈贻鑫正患疟疾，发着高烧，没能参加考试。陶行知知道情况后，马上写信给保育院院长，陈明学生陈贻鑫是一棵音乐好苗子，如果及早培养，给他良好的教育，在音乐方面很有发展前途。同时，他恳请保育院院长派人把陈贻鑫送到自己创办的育才学校。
陈贻鑫在育才学校入学后，陶行知让他进入音乐组。陈贻鑫头上的癞痢一直让陶行知放心不下，在担任校长的百忙之中，陶行知通过冯玉祥将军的关系，特地从四川荣昌请来刘一鹏医生，为陈贻鑫医治头上的癞痢和脓疮。经过两个月的精心医治，陈贻鑫的头上慢慢生出了乌黑的头发。在陶行知的关照和培养下，陈贻鑫的音乐才华开始崭露头角。陈贻鑫进入育才学校后，先当学生后留校任教，十年如一日，从没离开过育才学校。
后来，陳贻鑫成长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乐队指挥家。每当与人谈起这段往事，他总是满含热泪，激动不已，他说：“陶先生伟大的教育思想，对爱护和培养人才幼苗，作出了巨大贡献。就我来说，如果没有陶先生，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我也不可能成为音乐学院教授和指挥家了。”
（江  舟）
（摘自龙源期刊网2019年05期《钟山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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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靠思想站起来的，个人的认知升级，社会的繁荣进步，不是因为掌握了某种技能，而是汲取了优秀的思想。
——叔本华
摘自龙源期刊网2019年11期《书屋》《偷盗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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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儿子率真在爱奇艺上在看纪录片《天罚》（二战全纪实）（远东），强烈推荐此片。

Lily1998

率真最近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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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1998，谢谢你的关心。他打嗝的毛病没好，有时，我就能听到。除此之外，他挺好的，已经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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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吃的馄饨是率真煮的。中午，在我告诉下他还做了鸡蛋糕。下午，他去健身了。


读书摘录：
《列奥纳多•达•芬奇传》《第一章童年时光》Kindle

□列奥纳多并未给我们留下他对于自己出身的任何看法，但是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暗示，他认为大自然会偏爱因爱出生的孩子。“男人若在行房之时充满攻击性和不安，会生出脾气急躁、不值得信任的孩子。”他写道，“如果双方都带着深切的爱和欲望，那么孕育出的孩子将会聪慧伶俐、活泼可爱。”因此，他应该认为，或者至少希望自己属于后者。


□与列奥纳多和其祖父母一起居住的还有皮耶罗最小的弟弟弗朗切斯科，他只比侄子列奥纳多年长十五岁。弗朗切斯科继承了父亲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在一份税务文件中，他被父亲称为“整日闲逛、无所事事之人”，其实这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弗朗切斯科成了列奥纳多心爱的叔叔，有时候还承担了父亲的角色，以至于在瓦萨里最初所写的列奥纳多传记中，他甚至将列奥纳多的亲生父亲皮耶罗当成了他叔叔，后来才被纠正。


□除了在被称为“算盘学校”的地方学了一点儿商业算术，列奥纳多主要是自学成才。他似乎很介怀别人说自己是“没受过教育的人”，但有时候他也用这种形容来揶揄自己。但是，正是因为没有接受过所谓的正规教育，他才能成为实验与经验的信徒，列奥纳多对此感到自豪。有一次他的签名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实验的信徒。”这样自由思考的态度让他免于成为传统思维的追随者。在笔记里，他称那些贬低他的人为自负的愚人，并对他们进行了回击：

我自知仅凭未接受正统教育，就有自以为是者责难我非勤学之人。这些愚蠢的人啊！……他们自夸炫耀的并非自己的辛劳，乃是别人的成果。……仅凭我未从书本学习，他们就料定我会词不达意——他们不知道，我所言之物无须借他人之说，盖由亲身体验。

在古典科学和原创思想衰败后的几百年中，陈腐的经院哲学，或者说是中世纪的教条日积月累。正是因为没有接受那些正统教育，列奥纳多免于被迫吸纳这些糟粕。他不敬畏权威，也愿意去挑战自己接收到的知识，这让他得以用实验法来认识自然，这成为一百多年后培根和伽利略发展出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前奏。列奥纳多的研究方法植根于实验、好奇心，还有对日常现象感到惊奇的能力，而大多数成年人对于这些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不再停下来思考。列奥纳多不仅对观察奇妙的自然有强烈渴望，他还具备足够敏锐的观察力。他让自己去观察各种形状和阴影，其精确程度让人赞叹。他特别擅长领会和理解各种运动，从扑动的翅膀到脸上闪过的表情。然后，他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实验，有些实验在他的头脑中完成，有些是通过绘画，还有一些是用实物完成的。“进行下一步之前，我会先做实验。”他说，“因为我的目的是先从经验中观察，然后推理分析现象背后的机理。”

□列奥纳多自己就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求知欲驱走了感官享受。”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个私生子。）

Lily1998

我也是辽宁人，能遇见你我很高兴。

率真当年有没有考上研究生？
他在沈阳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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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真当年没有考上研究生，只够国家线，没够学校线。
他回家了，在营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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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和晚上，率真都参加了初级会计职称课程的网校学习。他已经报名，参加2020年的考试。

Lily1998

他在税务局做公务员吗？
他是不是非东大，辽大不上，才落榜的？
男生学会计的很少
不过我为率真有今天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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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1998，率真在办事处上班，是聘任制。
他没有非东大辽大不上才落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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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真开个人微信公众号了，叫“帅帅的狮子头”，棒极了！！！我太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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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率，创作了两篇童话《骄傲的森林之王》和《联手抗狼》，并用迅捷文字转语音软件转了听书，放在了他自己的微信公众号、QQ（利用剪映制作了视频）还有喜马拉雅里。图片是来自文言一格的AI绘画。

感谢上帝、耶稣还有《圣经》，我越来越懂得了其中的道理。

那天，听撒贝宁讲音乐和图画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我觉得说的真对。愿自闭症儿童也能掌握这两种语言，能更好地与这个世界沟通。

愿孩子们好好爱这个世界，没准在AI绘画里，会看见他们热爱及熟悉的人们。

祝福全世界的AI绘画，愿给每一个去的人都带来温暖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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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率，2018年8月入职，考取的是与市民政局三年一签的大学生基层公共服务岗，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至今已经工作了五年多。我们非常热爱平安、喜乐、稳定、有序的生活，利于身心。神就这样继续赐福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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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率写给自闭症弟弟妹妹们的新年祝福话语：
弟弟妹妹们，新年又要到了，首先，祝弟弟妹妹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我来来谈谈美术、音乐和阅读对人的影响。
美术，它能启迪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你们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时，不妨拿起画笔，勾勒出线条，绘画出未来崭新的图景。用画笔画起金色的太阳，就能感受到太阳那金灿灿的光芒；用画笔画起郁郁葱葱的森林，就能感受到森林的绿色生机；用画笔画起浩瀚无际的海洋，就能感受到海洋中的宽阔无垠；用画笔画起可可爱爱的小动物，就能感受到心灵中的美丽。
每当听到优美的音乐，就会感到心旷神怡，所有烦恼哀愁全被音乐洗涤掉。音乐能陶冶你们的情操，给予你们和平与爱，帮助你们感受到人世间的真善美。你们可以从美妙的音乐中熟悉歌词，聆听优美的旋律。当你们熟悉歌词时，尝试吟唱几首，为自己插上隐形的翅膀。
阅读，它能帮助你们认识人世间的道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图书，感兴趣的话可以阅读，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你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感悟到人生中的哲理、故事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等等。书籍仿佛是精神良药，能治愈内心的伤疤，慢慢使其痊愈。
此外，有必要掌握一些生活常识和医学常识，对你们一生都会有极大的益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弟弟妹妹们，虽然你们在语言表达和行为能力要比正常的孩子要缓慢，但是要坚定信念，拿出自己的勇气，完成你们心中每一个梦想！
                                         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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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率，今年读了一些书，其中《南丁格尔》、《她是天使误入人间：奥黛丽·赫本传》、《达·芬奇》、《哥伦布》和《孙膑》，写了听书。
图文内容由五部分构成：1词语；2彩蛋；3思维导图；4听书内容；5图片或AI绘画。听书转了音频，还制作了视频，放在了互联网里。

我热爱《圣经》，胜过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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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率大学毕业之后仍继续学习表格、文档、PPT、PS和视频制作一些电脑视频课程，还读了一本AI绘画的书，我们希望他能够打下很好的工作和生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