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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网刊第5期专题：转基因之战
按：很久没有在网志上发布有份量的文章，不好意思。从7月开始，我的网志会恢复以前的更新频率。
本期的专题“转基因之战”是由我组稿的。现将本期刊首语和专题里的3篇文章刊发于下，供大家讨论。
刊首语：认识转基因
今日中国，大概没有什么科学问题能像转基因问题一样，引发民间如此强烈的政治化关注。放眼各种科学问题，全球气候变化更像是个政府谈判的话题，而关于三峡大坝以至整个水电业的争论，似乎也只有在南方出现异常天气的时候才会热一阵，至于中医、地震预报、计划生育等等，更只是在网上短兵相接。唯有转基因问题，从2008年起，就一直由“乌有之乡”等网站持续关注着、炒作着，不仅在网上跻身热门政治话题，在现实生活中，也早就有了打出“坚决抵制转基因，打倒汉奸卖国贼”、“×××勾结美国引进转基因主粮害我中华祸国殃民”之类激烈口号的群众运动。
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发展到如此田地，自然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关注。但是对这种政治化的科学问题，已有的讨论往往沦为盲人摸象——科学人士只会谈转基因无害，环保人士只会谈转基因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而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则总是沉浸在“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悲壮恐惧之中不能自拔。把争论双方放在一起当面辩论的尝试虽然早已有之，然而双方思维体系甚至话语方式的巨大差异，导致这样的PK基本无法带来任何思想上的收获。真理并未“越辩越明”，论战双方却日益南辕北辙。
其实，转基因问题固非单纯的科学问题，但也不是简单的政治问题。对转基因的支持或反对，实际上反映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深刻差异——人权与神权，原子主义与整体主义，思辨与实证，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这些在转基因争论中折射出来的思想歧异，其实并不新鲜，正是在思想界早已聚讼不休、难达共识的基础性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今借着转基因的契机，再把这些问题讨论一遍就没有意义。事实上，在这个人类知识日新月异、技术应用突飞猛进的时代，现实的巨大压力逼迫我们必须比以往更看重这些基础性问题与科学的密切关系。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意识形态光谱传统的左右维度之外，还有一个自成一格的科学维度（或曰实证维度），是需要认真考虑的。而时人每每忽略其独立属性。
本期《经略》转基因问题专辑的三篇文章，除了介绍和转基因技术、反转基因运动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历史背景，更试图揭示转基因争论背后的哲学分歧。我们相信，这样的分析，能够帮助国人把转基因问题整合到更大的世界图景里来考察，并通过对转基因问题的反思，酝酿谋虑深远、有所作为的治国之策。
毋庸讳言，这三篇文章本身有一定的倾向性。然而，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明确的倾向，并且其倾向不可能被“科学是中立的”之类陈腐托辞掩盖，秉承科学精神运筹帷幄者，更当有所臧否，有所取舍。我们希望，这样的带有倾向而不失理性的文章，能够比四平八稳的中庸叙事更容易引起思想界对意识形态中科学维度的重视，意识到科学维度理应成为思考各类问题时必备的一个视角。
转基因食品的历史和科学争议
文／修栐
转基因的原理
转基因食品（transgenic food），是基因修饰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的通称。所谓基因修饰，指的是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直接改变生物个体的基因组，从而改变生物遗传特性的技术。基因修饰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下面先对此略做介绍。
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除部分病毒外，其遗传信息的载体都是DNA。DNA是由磷酸、脱氧核糖和碱基这三种成分构成的，其中磷酸和脱氧核榶构成DNA分子的“骨架”，碱基则起到记录遗传信息的作用。DNA的碱基共有4种，分别用字母A, C, G, T代替，它们可以视为书写遗传信息的“字母”。所谓遗传信息，主要就是指DNA上碱基的排列顺序。
DNA上的遗传信息并不是作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发挥作用，而是分割成许许多多的“模块”——也就是遗传信息片断，每一个“模块”各自执行特定的功能，所有的“模块”合起来完成遗传信息的整个功能。这些执行特定功能的遗传信息片断就是基因。因此，粗略地说，遗传信息就是众多基因的组合，所以我们又把一个生物的遗传信息叫做这个生物的“基因组”。很多基因的功能是制造蛋白质，生物体的很多功能都是由蛋白质来完成的。
由于生物的遗传特性是由基因组决定的，因此，凡是从遗传上改变了特性的生物，其基因组一定发生了改变，也即其中一定有某个（或某些）基因发生了改变。传统育种技术（如人工选择、杂交、射线处理等）既然能从遗传上改变生物的特性，那其实也就改变了生物的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育种技术，不管是传统育种技术还是基因修饰技术，都以改变生物的基因为目的。
但是，传统育种技术对生物基因的改变是带有盲目性、局限性的。传统育种者要么不知道是什么基因决定了生物的遗传特性，要么虽然知道，但无法直接改变基因，所以他们通常不得不对生物进行一代代的大量繁殖，以指望在众多随机变异的个体中能有少数的遗传特性变化符合育种需求。而且，传统育种技术无法将亲缘关系较远、不能杂交的生物的特性综合在一起，这就大大降低了理想中的优良品种的实现可能性。
基因修饰技术通过直接改变基因，部分克服了传统育种技术的这两个缺点。基因修饰技术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向目标生物中引入外源基因，并令其发挥功能。外源基因可以来自其他物种，也可以来自该物种本身。另一种是使目标生物中的基因丧失功能。因此，严格来讲，“转基因”只是指向目标生物中引入其他物种的外源基因，并不能涵盖基因修饰的所有类型，这也是生物学界建议用“基因修饰”替代“转基因”一语的原因。
无论哪种基因修饰技术，都是建立在对相关的基因功能有较为明确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基因修饰的目的性很明显，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育种技术的盲目性。另一方面，通过直接引入其他物种的外源基因，可以绕过远缘物种不能杂交的障碍，更大范围地实现生物特性的整合，这就突破了传统育种技术的局限性。
因此，从育种技术本身来看，基因修饰技术是新一代的育种技术，是科技进步的体现。当然，由于人类对生物基因组功能的了解才刚刚开始，目前的基因修饰技术还不能真正做到随心所欲，很多新奇的应用还只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但其突飞猛进是有目共睹的。
转基因的历史
在自然界中天然即存在转基因现象，多与细菌、病毒有关。如1959年，日本流行病学家秋场朝一郎和落合国太郎发现，具有多重抗药性的志贺氏痢疾杆菌可以在人体肠道内把抗药性基因转给大肠杆菌，使大肠杆菌也具备多重抗药性。1970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特明和巴尔的摩发现，一些逆转录病毒可以把病毒基因整合到寄主的DNA上，与寄主本身的基因一起代代复制。人类基因组中一些能诱发癌症的原癌基因，最初就是由逆转录病毒导入的。1974年，比利时生物学家蒙塔古和歇尔又发现，一类叫做土壤杆菌的细菌也可以把其基因整合到寄主植物的DNA分子上。
人为的转基因实验最先也是在细菌身上成功的。1973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科恩等人成功地制造出了转基因的大肠杆菌，他们转入的是两个抗药性基因，转基因之后的大肠杆菌如预期一样具备了抵抗抗生素的能力。这一技术很快成熟并工业化。如1978年，能够制造人胰岛素（一种小分子蛋白质）的转基因大肠杆菌制造成功，重组人胰岛素于1982年进入市场，大大降低了胰岛素的价格。目前，主要通过这种方式生产的蛋白质类药物将近百种，还有数百种正在进行安全性检测。不过，习惯上人们并不把细菌的基因修饰技术叫做“转基因”。
1982年，第一种转基因动物——转基因小鼠——诞生。1983年，三种转基因植物——转基因烟草、矮牵牛和向日葵——同时研制成功。但由于种种原因，转基因动物的研究不如转基因植物顺利。1992年，中国批准了转基因烟草的大田种植，这是第一种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中国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批准转基因作物品种商业化种植的国家。1993年，中国又批准种植转基因棉花。1994年，美国批准了转基因番茄上市，成为美国批准商业生产的第一种转基因作物品种，它也是第一种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同年，欧盟也批准了转基因烟草的种植，这是欧盟批准商业生产的第一个转基因作物品种。相比之下，成熟的转基因动物品种却相当少，第一种批准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动物品种是2003年在中国台湾和美国上市的能发荧光的斑马鱼（作宠物饲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供食用的转基因动物品种批准上市。
到2009年，全世界已经有25个国家批准转基因作物的大田种植，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为1.34亿公亩。种植转基因作物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6 400万公亩，其次是巴西、阿根廷、印度和加拿大，中国排第6位，种植面积为370万公亩。这些国家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有11种，即大豆、玉米、棉花、油菜、西葫芦、番木瓜、苜蓿、甜菜、番茄、青椒和毛白杨，此外还有烟草、马铃薯、矮牵牛、康乃馨等。通过转基因，这些作物分别具备了抗病毒、抗虫、抗除草剂等不同的优良性能，如转基因青椒、烟草可抗病毒，转基因玉米、棉花可抗鳞翅目昆虫（玉米螟和棉铃虫），转基因大豆可抗除草剂，等等。这些转基因作物大大减少了不安全性农药的使用，有利于环境安全和种植者健康，也节省了人力；同时又因为减少了病虫害损失，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从而降低了产品价格，有利于市场竞争。
在上述国家中，美国、巴西、阿根廷主要种植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加拿大主要种植转基因油菜，印度和中国则主要种植转基因棉花。在这些国家，这些转基因品种往往是该作物中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品种。如2009年美国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占玉米总种植面积的85%，加拿大转基因油菜的种植面积占93%，印度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占87%，中国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也有68%. 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每年以两位数增长，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和2009年增速仍有9.4%和7%.
转基因的科学争议
最早的针对细菌的基因修饰技术在问世之时即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是由于用它生产的较为廉价的药物对于一些疾病（如I型糖尿病）的治疗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其繁殖严格限制在生产设备之中，泄露到外界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很快即为公众接受。相比之下，针对转基因作物的争议却始终不断，屡屡成为公众的关注热点。
这些和转基因作物有关的争议可以分成科学争议和社会争议两类，本文只介绍科学争议。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科学争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食品安全问题，二是环境安全问题。
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第一方面的理由，是转基因食品含有有害人体的成分。这些理由包括：转入的外源基因及其制造的蛋白质可能对人体有害；转入的外源基因可能和作物本身的基因相互作用，制造出对人体有害的其他物质；这种有害性可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人类十几年的食用历史不足以证明其无害，等等。转基因的支持者对上述质疑的回应则可综述如下：
1. 转入的外源基因是以DNA分子的形式存在的，而所有的DNA分子都具有相似的化学构型，也就具有相似的生物学特性，转基因的DNA并不比其他的DNA更对人体有害。至于外源基因制造的蛋白质，多数都是无害的。如抗虫基因制造的抗虫蛋白虽然对鳞翅目昆虫有毒，但它对其他生理上不同的昆虫就无效，对人类更无毒性。那种“虫都不吃，人怎么能吃”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2. 对于已经发现存在不安全因素的蛋白质，可以禁止将其基因作为外源基因。1996年，有研究人员发现，巴西坚果中的一种蛋白质可能是一种过敏原，闻讯后，美国先锋公司立即停止了将制造这种蛋白质的基因转入大豆（目的是提高其营养价值）的实验。而且，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使转入的基因制造的蛋白质不出现在作物的食用部位中。如目前中国正在研发第三代转基因抗虫水稻的抗虫基因只在茎叶中发挥作用，在种子的胚乳（也即大米）中几乎不发挥作用，不制造抗虫蛋白，也就规避了抗虫蛋白对人体可能存在的危害。
3. 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都要先分析其化学成分，确认其中不含有其他有害健康的物质；为防万一，还要用实验动物做极为严格的食品安全实验。因此，凡是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其安全性是可以信任的。科学界一些宣称转基因食品对实验动物有害的研究结果，经调查，其实验设计都存在问题，因此即使实验结果为真，也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例如1998年6月，英国的普兹泰发表论文，发现用一种并未上市的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其死亡，该实验成为反转基因者反复征引的重要案例。但普兹泰的实验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比如没有对照组，给大鼠只喂食生马铃薯等，因此该实验并不能说明转基因马铃薯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又如2007年和2009年，法国几位科学家利用美国孟山都公司提供的数据，分析出转基因玉米对大鼠的生理有不良影响，但其他学者马上指出，他们对数据采用了不恰当的统计方法。
4. 反对者对转基因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指责理由，同样可以用来指责传统育种育出的品种。例如杂交育种同样会把野生生物的未知基因带入作物品种中，产生具有危害的食品成分，但杂交的作物品种却并未像转基因作物品种那样经受严格的检验，人们对此也并不恐慌。至于指责转基因的常用理由“现在没危害，不代表将来没危害”，用这种理由实际上可以指责一切食品。
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第二方面的理由，是大田种植转基因作物会造成生态灾难，具体质疑和转基因的支持者的回应如下：
1. 理论上，抗虫作物有可能危害其他无害的野生生物（如和玉米螟、棉铃虫同属鳞翅目的许多种蝴蝶）。但在实际上是否如此，必须通过野外实验确定。1999年，美国一位昆虫学家在实验室中发现抗虫玉米花粉可以毒死帝王蝶的幼虫。但其他科学者发现，在野外，帝王蝶的幼虫并不吃玉米花粉，而且玉米花粉大而重，在空气中扩散不远，离玉米田稍远的地方就很少有玉米花粉散落，因此抗虫玉米花粉毒死帝王蝶的事情在野外是很难发生的。
2. 理论上，转基因作物有可能通过杂交等方式把转入的基因再转给其他植物。如果转给杂草，就会造成“超级杂草”的出现。但这也是个极小概率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例声称的“超级杂草”事件得到确认，都是夸大其辞甚至无中生有的谣言。2001年，美国生态学家在墨西哥的普通玉米品种中发现了一段转基因DNA序列，认为这意味着普通玉米遭到了抗虫玉米基因的污染。但经过调查，这一序列实际上为玉米所固有，只是被误判为转基因序列而已。
3. 理论上，转基因作物的基因有可能污染该种作物的野生近缘种，导致野生遗传资源的损失。但只要不在野生近缘种的分布区种植转基因作物（例如不在野生稻的分布区种植转基因水稻），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4. 转基因作物的最大生态问题是会使害虫等产生抗性，降低抗虫等效果，最终达不到减少农药使用的目的。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技术手段避免。比如，在抗虫转基因作物的田间套种不抗虫的普通品种，就可以“稀释”掉害虫的抗性基因，使具有抗性的害虫的出现频率大为减少。此外，抗虫基因也是在不断发现之中的，即使一个已有的抗虫基因完全失效，还可以再转入其他的抗虫基因。事实上，传统育种育出的抗虫性品种也存在类似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育种，作物品种总是要不断更新的。
综上所述，在科学家看来，转基因作物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病虫害、杂草之类困扰了人类农业近万年的问题，但它的确具有传统作物品种不具有的很多优势。从目前育种业的实际情况来看，说它代表了农作物育种在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并不是一种理想，而是现实。
国内外反转基因运动概述
文／赵希渝
反转基因运动于1996年肇始于欧洲，这比1992年转基因作物获批大田种植只晚4年，比美国于1994年首次批准转基因作物上市只晚2年。可以说，反转基因运动史和转基因作物栽培史几乎是齐头并进的。
在反转基因运动的15年历史中，欧洲一直是这场运动的中心，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欧洲是环保主义运动最兴盛的地区。在环保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欧洲各国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以环保为核心理念的政党很快成为欧洲新兴的政治势力。在环保主义者看来，工业化破坏了环境，导致人与自然疏离，进而造成了人的异化、人与人的疏离；所以，农业生产应该以“有机农业”为发展方向，摒弃化肥、农药之类工业化产品，同时也要摒弃转基因之类现代技术制造出来的“不自然”的作物品种。在环保主义者看来，美国农业无疑是不健康、不环保的农业的代表。
第二，从1996年英国爆发疯牛病危机开始，欧洲先后爆发了几次食品安全危机，包括1999年起于比利时的“二噁英”事件，2001年上半年席卷整个欧洲的口蹄疫等。今年，欧洲又爆发了由出血性大肠杆菌引发的食品安全危机。这些危机对欧洲农业造成了重大打击，也极大地影响了欧洲民众对政府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的信心，成为绿党和其他环保主义团体攻击政府的口实。欧洲食品安全危机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各国在经济上已经形成共同市场，在政治上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危机在一国爆发后，整个欧洲缺乏有效的统一行动，屡屡坐失防微杜渐的良机。
1996年3月开始的疯牛病危机对欧洲民众的负面心理影响尤为深远。疯牛病危机的发生有其偶然性，因为其病原体是一种新认识的特殊蛋白质，它不需要借助DNA等核酸分子就可直接复制自身，这颠覆了人们对生物遗传的传统认知。面对这种新颖的病原体和不同寻常的疾病传播方式，英国政府在应对方面有所失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欧洲民众心目中，因为疯牛病的病原体是通过给牛喂食的牛羊肉骨粉侵入牛体内的，而用动物性的肉骨粉作为牛饲料的作法是不传统的、非有机的牲畜饲养方式（传统上牲畜只吃植物性饲料），因此疯牛病危机加重了欧洲民众的环保主义情绪，增强了他们对新兴农业技术的抵触心理。
在疯牛病危机之前，欧洲已经有少量转基因作物种植，也批准了一些转基因品种上市，但此时转基因产品进口量尚小。到1996年疯牛病危机爆发之时，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才开始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这个时间上的巧合，导致转基因产品直接成为疯牛病危机的牺牲品，很多欧洲人把转基因和疯牛病相提并论。在民意的压力之下，1997年，欧盟通过了专门针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规则，要求含有来自转基因作物成分的产品必须明确标记。1998年起，欧盟不再批准新转基因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形成了对转基因产品的“事实禁令”。也就是这一年，英国科学界传出了“转基因马铃薯导致大鼠死亡”的消息（后来发现该研究存在许多问题），使欧洲民众对转基因的排斥心理越发强烈，于是反转基因运动在欧洲势如燎原。比如2001年8月在法国发生了摧毁转基因玉米田的事件，参与者包括法国农民协会、绿党和反全球化组织的成员，反转基因运动的民众基础及其意识形态色彩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禁令导致美国出口欧盟的玉米等农产品数额大减，2003年5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指控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禁令是贸易堡垒。这场争执历时3年，以世界贸易组织裁定欧盟禁令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而告终。在美国提出指控之后，欧盟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有所松动，比如在2004年恢复对新转基因产品的批准等，但到目前为止，总的态度仍然是不支持种植、不支持进口。
综上所述，欧盟对转基因作物的禁令，直接原因是基于食品、环境安全考虑，反映了欧洲民众的环保主义信仰。当然，从根源上讲，这种环保主义信仰来自二战对欧洲工业的沉重打击。二战后成长的新一代欧洲人生活在工业衰落、福利高涨的社会中，对工业化的重要意义缺乏体会，却认为正是工业化造成了欧洲各国在二战前对资源、对殖民地的争夺，最终引发了二战。归根结底，欧洲的环保主义信仰，是欧洲工业衰落的体现。
此外，有人认为欧盟对转基因产品发布禁令是为了保护欧洲的农业，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实际上，欧盟和美国相互出口的农产品有很大的互补性，美国出口欧洲的主要是大豆、烟草和牲畜饲料，而欧盟出口美国的主要是葡萄酒和啤酒。二者在农产品品质的定位上也不同，美国以量大价低见长，欧盟则以高标准、高质量取胜。而且，双方每年的出口额彼此接近，欧盟并无巨大的贸易逆差。因此，由经济基础引发的文化因素是欧洲反转基因运动的根本原因，贸易壁垒只是反转基因运动的副产品。
在中国，反转基因运动兴起的原因则有所不同。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00－2007年由“绿色和平”主导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2008年至今由“乌有之乡”网站主导的时期。
“绿色和平”（Greenpeace）是中国反转基因运动的发起者，对其背景有必要做一简介。1964年，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了里氏9.2级大地震。1969年，美国计划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的阿姆奇特卡（Amchitka）岛进行地下核实验，引发了美国和加拿大公众对核实验诱发新的大地震的担忧，民间的抗议一直不断。1970年，几个反核的美国人成立了“不要兴风作浪委员会（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1971年，该委员会先后雇佣了两艘船，分别改名为“绿色和平1号”（Greenpeace I）和“还是绿色和平！”（Greenpeace Too!，与“绿色和平2号”谐音），试图驶向阿姆奇特卡岛，阻止美国政府计划中的又一次核试验。尽管他们的阻止行动最终失败，却广为西方民众知晓。1972年5月4日，“不要兴风作浪委员会”正式改名为“绿色和平”。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绿色和平开始参与其他环保运动，包括反对捕鲸和海豹，反对偷运有毒废料等，其规模迅速扩大，于1979年10月14日成立了“绿色和平国际”组织。此后，绿色和平便改以欧洲为主要基地，其现在的总部即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与此同时，绿色和平的行动也有了“为了政治事务废弃科学客观性”（摩尔语）的趋势。1986年，绿色和平元老之一的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因为不堪忍受绿色和平其他组织者要求废弃一切化工产品的信念，以及由此开展的反对用氯气净化自来水的运动，愤而辞职。后来，摩尔更言辞激烈地批评绿色和平走向了“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如果说绿色和平的诞生和七十年代前期冷战背景下西方社会的反核运动密切相关，那么绿色和平在八十年代的蜕变，就和环保主义运动以及绿党在欧洲的蓬勃兴旺完全同步。
欧洲于1996年开始反转基因运动之后，绿党成为反转基因的主要领导势力，绿色和平在其中起的作用并不大，通常只能以拦截商船之类的极端作法吸引眼球。但在发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转基因运动方面，绿色和平却独树一帜。1997年，绿色和平在香港成立办事处。2002年，绿色和平宣称他们在香港上市的一些著名食品生产商的产品中检出了转基因成分。2004年，绿色和平又在内地公布了众多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和生产商，开始编写《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此后年年都推出更新版。2005年，绿色和平揭露在湖北已经有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2006年，绿色和平又公布他们在亨氏婴儿米粉中发现了转基因成分。由于同一时期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是频频发生，这些行动都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初步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建立了“转基因有害”的印象。
中国政府对绿色和平这种跨国NGO一直怀有戒备之心，虽然默许了绿色和平在广州和北京设立联络处的事实，但始终未允许它在内地设立正式的办事处，这大大限制了绿色和平的活动在内地的开展。因此，绿色和平在中国发起的反转基因运动不具备持续性，往往在媒体集中报道的高潮过后就偃旗息鼓。这一状况在2008年乌有之乡介入反转基因运动之后，出现了明显改变。
乌有之乡是一个草根性质的激进左翼网站，尽管上面发表的文章内容繁杂，政治倾向也有分歧，但主流思想是对改革开放的严厉反思，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以及对世界局势的冷战式分析——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有把中国变为资本主义附庸的一系列阴谋，并且在统治阶层内部早已扶植了代理人；如果政治路线不回到毛泽东时代，则中国的覆亡不可避免。曾有学者评论说，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激进左翼虽然表面上打出独立自主、爱国主义的旗号，但他们和中国的自由主义右翼一样，都对中国缺乏信心，都把美国想象得过于强大，本质都属于逆向种族主义。
乌有之乡介入反转基因运动的直接原因，据笔者推测有三：一，欧洲的环保主义运动和欧洲左翼有密切联系，反转基因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左翼运动，特别是在发起社会底层民众反抗政府方面，和“正统”的左翼运动如出一炉。因此这一运动为中国左翼所知，并在中国复制，是迟早的事情。绿色和平在中国内陆6年的不懈宣传终于使之得以实现。
绿色和平的反转基因运动不仅在形式上启迪了中国左翼，而且还促使他们利用转基因这个概念“升级”了自己的旧有理论。正是通过绿色和平的宣传，中国左翼猛然发现，2004年中国大豆危机的“罪魁祸首”，原来并不是控制了中国大豆市场、压垮本土企业的“四大粮商”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公司，而是研发转基因大豆的孟山都等种业公司。从此以后，在左翼对于中国大豆危机的反思中，反转基因就压过对“四大粮商”的批判，上升成为重点。
与此同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就出现了要求警惕美国“生物武器”的声音。但当时左翼心目中的生物武器主要是人为改造的各种细菌、病毒。通过绿色和平的宣传，左翼发现生物武器原来又有新花样——转基因。一度销声匿迹的生物武器的阴谋论，至此借着转基因这个概念又再次兴起。
二，世界主要的种业公司几乎都开展转基因研究，推出转基因品种，但绿色和平对美国的两家公司先锋和孟山都攻击最为猛烈，而这种攻击恰恰符合于中国左翼对美国的阴谋论式想象。
绿色和平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正的环保NGO，它批评的大公司多是美国、亚洲公司，对欧洲公司却网开一面。例如同样是破坏原始森林的大型公司，绿色和平对瑞典的宜家和英国的百安居赞赏有加，对印尼的金光集团却穷追不舍。很多人怀疑绿色和平长期接受欧洲公司的献金，但由于绿色和平从不公开财务情况，对此猜测无法证实。同样，在世界三大种业公司（先锋、孟山都和瑞士先正达）中，绿色和平主攻先锋和孟山都，对同样推出了众多转基因作物品种的先正达就着力不多了。
绿色和平对孟山都的攻击尤为凶猛，这是因为孟山都的确是一家很有争议的种业公司：1. 在历史上，孟山都曾经是一家化工厂，生产了大量的化工产品，其中包括环境危害较大的“橙剂”和多氯联苯，因此一向是环保主义者的眼中钉；2. 孟山都于1981年转型成为农业公司之后，实行较为苛刻的种子专利保护制度，对农民自留种进行严厉惩罚，为西方左翼强烈不满；3.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保护其种子专利，孟山都开发了一种俗称“终结者”的转基因技术。应用这种技术，农民自留的作物种子将自动死亡，无法萌发。由于抗议者众，孟山都于1999年被迫宣布不会将这项技术付诸实际应用。
正因为如此，虽然孟山都只不过是美国大公司中的普通一员，其市场份额也不及先锋，仅排世界第二，但它却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典型代表，有关孟山都的各种阴谋论猜测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专门的阴谋论纪录片。绿色和平对孟山都集中火力的批评，加上孟山都在中国大豆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加剧了乌有之乡对美国公司的警惕。在他们看来，这样一家为美国侵越战争（“橙剂”曾在越南大量使用）和控制他国粮食生产助纣为虐的公司，既然是转基因的大力推荐者，那么转基因技术自然就不是单纯的生物技术，而一定是美国控制中国粮食产业的新手段，一种可让中国人“断子绝孙”的生物武器。
三，中国政府和受政府大力资助的一些科学家对转基因的支持，进而使乌有之乡产生了“堡垒已从内部攻破”的臆测，从而使“转基因是美国灭亡中国的生物武器”的阴谋论最终炮制完成。例如2008年10月，中国一位政府高官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中国将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当年底在乌有之乡上就有文章，将此事和汶川地震相提并论。张启发等科学家也屡被指责在接受政府资助之外，还接受美国一些基金会的资助从事转基因研究。在体制外从事科普工作的方舟子因为明确支持转基因，更被指责为间谍、汉奸。在乌有之乡看来，张启发、方舟子等人无疑都是美国在华扶植的代理人。
从2008年下半年起，乌有之乡的一些主力写手（如张宏良）撰写了大量攻击转基因技术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具有夸大、煽情、耸人听闻的特点，有时候更是谣言惑众（如所谓“转基因玉米造成广西大学生精子质量降低”）。与此同时，乌有之乡利用其民间的组织力量，把反转基因运动和唱红歌、缅怀毛泽东等活动捆绑在一起，向民间大力推广。2009年底，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这个事情在2010年初被媒体披露之后，更引发乌有之乡对中国主粮安全问题的担忧，反转基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由于早期批评转基因的人都未受过生物学、医学、农学等相关专业的训练，乌有之乡近两年来便大力扶植蒋高明、王月丹、顾秀林等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反转基因者。今年顾秀林出版了新著《转基因战争：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可以说是乌有之乡苦心经营的结果。而6月份发生的某公关公司项目总监郭成林因诽谤金龙鱼公司用转基因“祸国殃民”被警方拘留的事件，更被乌有之乡大力宣传为一场“英雄落难”的悲剧。总之，自乌有之乡介入后，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便进入了持续化、常态化的新阶段。
颇具趣味的是，在乌有之乡介入反转基因运动之前，中国的右翼媒体对于转基因臧否不一。但在这之后，出于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激进左翼的缘由，右翼媒体对转基因的正面宣传开始增多，进一步加剧了转基因争议的政治化。
乌有之乡反转基因的主要理由，除了美国控制、灭亡中国的阴谋论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如：就算转基因副食品尚可接受，转基因主粮也坚决不可接受；中国目前不需要转基因技术也可以提高粮食产量，转基因并不是提高产量的唯一方式；对消费者来说，转基因食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政策上对转基因过分倚重，减少了对其他农业技术的投入，等等。对这些质疑，支持转基因的人均有反驳。对于美国灭亡中国的阴谋论，支持转基因者一面斥责这种论调的荒诞，一面指出，中国目前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其专利大多为中国人所有。即使是专利为外国人所有的转基因品种，最终也完全可能被国产转基因品种替代，转基因棉花就是一例。因此，就算美国有意用转基因来控制中国粮食产业，只要中国应对得法，美国未必能成功。
再以“转基因食品对消费者没有特别好处”的质疑为例，支持转基因者表示，目前上市的转基因作物是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其特点是环境友好，节省人力，单位产量高，但产品本身的品质并无明显变化，因此种植这样的作物有利于生产者（农民）的经济利益和健康，对消费者的确没有特别的好处。但是，正在研发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例如富含胡萝卜素、铁或其他营养成分的大米，蛋白质品质更好的大豆等等，将在品质方面有明显变化，对消费者将有明显的好处。如果第二代转基因作物获批上市，相信消费者会更容易接受。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介绍美国、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转基因运动的情况。但通过对上述欧洲和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的概述，可以大致看出，反转基因运动在发达国家主要是环保主义思潮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抵抗，在发展中国家，至少在中国，则演变成为对发达国家的控诉和对其阴谋的恐慌。总之，转基因争议并不是纯粹的科学争议，而更主要是具有民粹色彩的社会争议。在这场争议中，转基因和其他许多高新技术一样，常常只是服务于反对者自身早已具备的意识形态的一发炮弹而已。
转基因争论反映的意识形态之争
文／刘 夙
除去对事实真相本身认识的争论，转基因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双方的意识形态之争。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是如此深重，几乎涉及了和科学哲学有关的所有议题。本文只能选择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来论述。
1. 人权和神权之争
西方人对转基因生物最本能的排斥，来自于基督宗教的信仰——只有上帝是造物主，人类无权“创造”物种。尽管传统育种在某些时候也像是在创造物种，比如人类从狼驯化出了众多品种的狗，这些品种不仅外形各异，而且有的由于体形相差悬殊，已经不可能再相互杂交，但是由于传统育种的困难性（往往需要进行艰苦的多代选育）和局限性（远缘物种无法杂交，因此无法育出兼具两个远缘物种优良性状的品种），这样培育出来的品种，仍然给人一种依旧遵循上帝旨意创造的感觉。
相比之下，转基因技术虽然也是利用现有的生物材料（目前人类还不能自由设计基因）进行育种，但是其直接性、相对简易性和外源基因来源的广泛性都使人觉得，在转基因生物的培育过程中，人的自由创造的成分大大增加了。这样一来，转基因生物的培育就不像是上帝默示人类进行的创造，而更像是人类利用自由意志的僭越行为。
在现代欧洲，基督宗教信仰较之二战之前，或者较之美国，相对淡薄一些。但是，二战之后兴起的环保主义信仰中对自然造物的敬畏，却和基督宗教对上帝造物的敬畏异曲同工。事实上，环保主义假定自然也可以充当道德的主体，人类需要尊重自然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初级的泛神论（pantheism）。在环保主义者看来，转基因生物侵犯的不是上帝的唯一造物权，却是自然的唯一造物权。
但是，在科学哲学看来，不仅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证伪的，因此是可以利用俭省原理从知识体系中剔除的，而且所谓的“自然权利”也是不可证伪的、冗余的概念。科学哲学对俭省原理的贯彻，使科学家必然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作为道德唯一的主体。因此，转基因生物是好是坏，和上帝、自然都没有关系，只能取决于是否满足人类的利益。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传统上缺乏宗教信仰，因此较不容易从这个角度对转基因产生反感心理。但是，近年来环保主义思潮在中国城市的扩散也不容小觑。
2. 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
综观转基因支持者对转基因食品无害的辩护，不难看出，这些辩护都建立在相同的信念之上，即食品是否有害，取决于它的成分，而不取决于它的生产过程。如果通过严格的成分分析，证明转基因食品不含有有害成分，甚至和同类普通食品没有营养成分上的差异，那么就可以判定它无害。这就是美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采取的“事实等同”的判定原则。
这种判定原则在科学哲学上称为“原子主义”，是还原主义原则的一种体现。它的观点是，一个整体的性质，是由其各组分的性质决定的。知道了各组分的性质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可以推导出整体的性质。如果各组分之间缺乏相互关系，那么整体的性质就不过是各组分性质的简单加和。对于食品来说，其各成分之间通常是缺乏相互作用的，因此食品的营养就是其各成分的营养的加和，其危害性一般也只是其各成分的危害性的加和。
原子主义是科学哲学的重要原则，也是常常遭到环保主义和一些中国传统哲学支持者批判的原则。在后二者看来，一个整体的性质并不是由各组分的性质决定的，在各组分组合成整体之后，就“涌现”（emerge）出了新的性质，而且这种新性质是不能由各组分的相互关系解释和预测的。这种和原子主义针锋相对的原则，就是整体主义原则。在环保主义者这样的整体主义者看来，食品的危害性决不只是其各成分的危害性的简单加和，而有可能在整体上涌现出新的危害性，这种新的危害性是和食品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的。所以，即使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事实等同”，但因为生产方式不一样，危害性也就有可能不一样。这也就是欧盟要求含转基因成分大于0.9%的加工食品必须标明其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原因。
由于整体主义回避了对可能存在的自然规律的认知，诉诸一种简便的解释事物性质的方式，因此很容易为公众所接受。无论是中国、欧洲还是美国，公众都容易出于整体主义信念排斥转基因食品。
3. 思辨和实证之争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影响的争议，则体现了反转基因者的思辨主义和支持转基因者的实证主义之争。反转基因者从逻辑出发，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危害性提出了一个个的可能性，如误伤无害的昆虫、制造“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威胁野生种质资源等等，这些危害性在逻辑上当然都是成立的。但是，反转基因者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因为有这些潜在危害的存在，所以转基因作物不宜推广，这就陷入反实证的思辨主义了。
与之相反，实证主义者虽然不反对这些潜在危害性的存在，但认为是否真正存在危害性，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如果实践证明这种可能性很小，或者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规避危害性，那么就没有理由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总之，实证主义者不承认有什么完全无副作用的农业技术存在，那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现实总是不完美的，能够实现危害最小、收益最大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
转基因争议中的思辨和实证之争，还体现在对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方案上。反转基因者常常否认世界粮食产量已经不够全球人口的需求，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出现饥荒的同时，发达国家却在大量浪费粮食，包括直接浪费，以及把原本供人食用的粮食用来喂养牲畜、甚至制造“有机燃料”以满足人类的奢华需求的间接浪费。因此，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实质是南北之间巨大的不平等，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首要手段，也因此不是用什么新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而是消除这种不平等。
应该说，反转基因者对南北不平等的认识还是颇有道理的，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方案。事实证明，发达国家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优渥生活，去主动和欠发达国家搞“平等”。这个事实不改变，以消除不平等作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首要手段，就是根本行不通的纸上谈兵。在这种现实面前，最具有实用性的解决方案，仍然只能是采取各种技术努力提高粮食产量——其中自然包括前景远大的转基因技术。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左派如果过分迷恋“平等”，就一定会沉浸在思辨的乌托邦泥潭中，不能自拔。
4. 阴谋论和反阴谋论之争
中国反转基因运动最大的特点，是左派喜欢将转基因归结为美国人的阴谋。当然，阴谋论其实是中国和西方人都容易陷入的思维陷阱，它是和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
科学哲学并不是因为阴谋论构造了不可直接认知的“阴谋”而反对阴谋论。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人们经常构建一些不可直接认知的“构体”（entity），如原子、基因、力都是这样的构体，它们是不可直接认知的概念，但可以通过含有它们的理论对人体感官可直接感知的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来间接认知。同样，在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中，人们也常常建立不能直接认知或史无明文的构体，这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相通的。
科学哲学对阴谋论的批判，是源于阴谋论构建的构体缺乏解释性，更缺乏预测性。以“转基因是美国针对中国的生物武器”阴谋论为例，主张这种阴谋论的人，一开始往往相信美国人只生产却不消费转基因食品的谣言。在不得不承认美国上市的加工食品中的确有70%含有转基因成分之后，又改而主张这些加工食品只含有少量转基因成分，因此在中国推广转基因水稻作为主粮仍然是美国的阴谋。到目前为止，这一解释尚可勉强成立，因为美国的主粮——小麦——目前的确并无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品种。但是，在科学家看来，美国不种转基因小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麦农担心出口受影响而不愿意种植。事实上，孟山都公司早就研发出了抗除草剂的小麦品种，并曾大力游说美国政府要求批准。如果孟山都果然是美国政府秘密授意的生物武器制造者，那就应该完全不打在美国本土种植转基因小麦的主意才对，为什么它还要企图这么做呢？——当然，阴谋论者可以说，这是一枚烟雾弹，目的是为了制造阴谋不存在的假象！
目前，业内人界普遍认为，随着第二代改善了食用品质的转基因小麦的研发成功，转基因小麦在美国获批并广泛种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到那时候，阴谋论者为了自己的阴谋成立，就又要修改先前的解释了。像这样的缺乏预测性，而且只有通过事后的不断修正才能勉强保证其解释性的理论，正是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曾严厉批判的典型的非科学、伪科学。
5.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争
对科学知之甚少的人，常常以为科学是简陋的，对世界的解释过于简化。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科学仅仅是在哲学的层面上较为简洁，运用俭省原理剔除了很多形而上学的概念。但在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预测方面，科学远比其他任何一种知识体系复杂、深奥。其中，作为科学构建理论模型的重要工具的数学，就是人类创造的最为深邃的逻辑体系。不懂高等数学，很多科学理论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深入了解。不幸的是，按进化心理学观点，高等数学，特别是概率论，在很多方面是违背人类的先天心理的，因此如果没有在适当的年龄进行密集的训练，一般人很难掌握高等数学，也就很难掌握科学理论。反转基因者之所以会对很多实验结果进行错误解读，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概率论以及基于概率论的数理统计知识。
由于现代科学的这种复杂性和深奥性，科学成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高深学问，而为作为人群中少数派的科学共同体所独有。这就造成一个严重问题：在公共决策时，如果一般民众出于常识、经验甚至直觉做出的决策，和科学家出于科学理论做出的决策有抵牾之处，应该如何决策？在这个时候，通过理性讨论而达成协议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民众不可能理解科学家的决策过程。
于是，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争：认为民众的决策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民粹主义，认为科学共同体的决策应该优先考虑的，是精英主义。从这个定义来看，反转基因运动是民粹主义运动，反转基因的民众明显不信任科学家和依赖科学家决策的美国、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无害的信心。因此，对于科学家对诸如普兹泰老鼠实验、转基因玉米花粉毒死帝王蝶实验等据信是支持了“转基因有害”的实验的不同解释，反转基因者既不能真正理解，也不相信。
民粹主义还常常造成非理性，导致在反转基因运动中充斥了各种诡辩、谣言和情绪化行为。比如，反转基因者的“现在不出问题，不代表将来不出问题”，就是一种诡辩。按这种思路，如果转基因20年不出问题，他们可以说，“不保证50年不出问题”；如果50年没有出问题，他们又会说，“不保证100年不出问题”……像这样的永恒为真的诡辩命题，事实上已经排斥了一切商讨、妥协的可能性。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对立是古已有之的问题，并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深化而越来越严重。从既往历史经验看，民粹主义难于成事，尽管精英主义有着种种缺陷，但在多数时候，它还是能起到正确决策的作用。保证这一点的，是科学知识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最高的解释性和预测性，也就是最高的实用性。因为精英主义存在缺陷，就对精英主义的明显优点视而不见，鼓吹民粹主义，这仍然是一种追求乌托邦的不实证的思辨哲学。
综上所述，支持转基因的人，往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是原子主义者，是实证主义者，是反阴谋论者，是精英主义者。在这些方面有不同意见的人，是很容易成为反转基因者的。是否反对转基因，当然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转基因的人，都应该有主动了解对方理由的意愿。而保持这种理性交流的意愿，对于反转基因者来说要困难得多，但也重要得多。
在本文最后，笔者要特别指出，在当下的中国，左右的对立较为严重，但双方往往都意识不到科学是独立于左右维度的又一意识形态维度，结果就形成了左右双方都把科学和右派自由主义思想捆绑的错误做法。这一流行的错误做法有其历史根源：作为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基础的马列主义，本质是一种思辨哲学，是和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相冲突的。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科学精神从西方传入中国，很容易就使一部分人认为科学精神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有良好的对接关系，而思辨哲学必然导致专政、封闭。这就是右派把科学和自由主义捆绑的开始。与此同时，老左派出于对马列主义信条的维护，也攻击科学精神是资产阶级思想；新左派受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环保主义影响，也反对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自由主义的捆绑就这样成为左右双方的默契。
实际上，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思辨哲学，它的一些基本假设是缺乏科学基础的。因此，科学实际上既不站在左派一边，又不站在右派一边。严格符合科学精神的意识形态，更可能是一种精英式的保守主义。中国学者要想真正了解现代科学精神，也许应该首先打破“科学和自由主义联姻”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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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2 14: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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