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转帖！！

只要陪你一起走

《独唱团》看了一半吧，喜欢周云蓬的《绿皮火车》。石康那篇，刚看时觉得还好，可越想越别扭，如果是为了竞争、比赛，自然应该严格纠正姿势细节，如果只是为了玩，为了消磨时间，为啥非要那么较真呢？那么活，是不是挺累的呀？再说了，如果是为锻炼，练半小时就能达到两小时的效果（体力消耗上）不是挺好的吗？想起来了，喜欢读那篇关于金圣叹的。

秋爸爸

下面引用由燕原发表的内容：

....精神病医学界很多人担忧新标准进一步扩大，很可能将来没有人会再被归为正常人。

...

英国人果然不灵，没文化，中医早就从哲学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了，say：人要是没病就是病。就是说，人都有病，要是没大病，也总得个脚气什么的吧，否则就完美了，而一完美，就意味着需要抬头看看月亮了，就要亏了。
瞧我够文科吧。我说都是精神病没啥不好，如同都在沙滩上裸着，谁笑话谁呀？

thankstoyilin

石康说的，不是“非要怎样”。他通过具体的这个事情，其实提出了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当然，见仁见智啦。只是我个人很同意他的这些想法。

thankstoyilin

下面引用由[U]秋爸爸[/U]发表的内容：



英国人果然不灵，没文化，中医早就从哲学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了，say：人要是没病就是病。就是说，人都有病，要是没大病，也总得个脚气什么的吧，否则就完美了，而一完美，就意味着需要抬头看看月亮了，就要...

中国人（包括一些亚洲人），为了推销保健品或疗法，先杜撰出一个“亚健康”。你说没毛病吧，嗯？你处处都那么舒服？处于亚健康！

thankstoyilin

下面引用由[U]仰望山林[/U]发表的内容：

   到书店找了几次，都没找到。惭愧，《大地震》被朋友“裹挟”着去看了一下，环顾左右，抽泣、泪零而涕下者众，我煎熬了两个小时，自始至终带着鄙夷。看完之后下决心，下次有冯小刚的电影，就是我老子来，叫我看...

山林，你才觉悟啊。冯小刚的电影，几年前我就发誓不看了。顺带还有陆川。

thankstoyilin

连岳：他好像是记错了。不过不影响他爱国。 //@善男子甲:想起陈道明才说的话。另外关心一下是不是冯导的国歌是不是记错了。 //@连岳:这种危机公关之笨，跟凯歌有得一拼了。
   引用：@冯小刚：有人处心和虑认定「唐」首日票房虚报，并痛心疾首认为首日不可能超过「阿凡达」，我们的精英们唯恐丢了美国人的脸。怎么可能呢？一定是假的！真对不起伤了你们的心，首日3620是真的，只会低不会高，因为吹牛 B要上税的。本民族饱受挫折，养成自悲感，耍不国歌里怎么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呢？

张雁

票房这玩艺，造假好像是行规哟。

binfeng2000

汤淼与周立波玩海派对口:笑着笑着就站起来了


　　昨天，在浙江省人民医院的排球运动员汤淼病房内，传来阵阵笑声。原来是周立波趁着“海派清口”苏浙巡演杭州站演出前，特地来看望汤淼。两个上海男人相谈甚欢，妙语连珠，俨然成了“海派对口”，令人捧腹。

　　一大早，汤淼在家人的帮助下洗漱齐整。正当汤淼跟记者聊着周立波的搞笑段子，一身休闲装扮的笑星突然走进了病房，气氛顿时热闹起来。周立波询问汤淼的恢复情况，并邀请汤淼来观看晚上的演出。

　　“演出要2个多钟头，当中要笑600多趟，侬身体吃得消口伐？”周立波开始玩起“冷面滑稽”。汤淼回应：“没问题，累了可以躺下来。”顿了顿，他又说道：“说不定笑着笑着，我站起来了！”“精彩！”一句话让周立波也击掌叫好，“这个包袱好，演出前的暖场我就要用这个段子。侬要是真的站起来了，场子里3000多个人肯定统统要横下去了！哈哈！”

　　对于汤淼与疾病顽强斗争的故事，周立波直言“很震撼”。而见识了汤淼的幽默感，周立波不得不感慨：“幽默也是一种力量，这正是你的原动力。汤淼这个名字——汤里来，水里去，呒啥大不了！”轻松诙谐的语句，无一不是给汤淼鼓励，“我们的人生不过就是，被人家笑笑，有时笑笑人家，最后含笑九泉。”听得汤淼频频点头，“这话可以的！”

　　周立波特意将自己“笑侃三十年”DVD和《诙词典》一书送给汤淼，在书的扉页，他这样写道：“汤淼兄弟，人可以坐着，精神永远雄起！！！祝早日康复！”汤淼则将与妻子周苏红一起签名的排球回赠。

　　周苏红也酷爱看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但目前担任浙江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大球中心副主任的她正在河北督战全国女排锦标赛，遗憾地错过了周立波的演出。汤淼表示，“我看后会跟她交流的”，随即他又“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看半场就走了，勿是我的体力不行，而是我笑勿动了。”机敏，流畅，不输周立波，“经常看伊的节目，我是跟牢伊的节奏。”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想过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是汤淼目前的心态，学围棋、学绘画，尝试新鲜的东西，“我的身体是残疾的，但我的心是自由的。”

(本报杭州7月31日专电)　本报记者秦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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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通过其祖先的品格来判断一个人的优劣

和大部分集体主义词汇一样，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一个很难作出准确定义的词语，不同观点的人对他的定义和判断都会显得十分不同。但是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会同意，民族主义是指将本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并将其作为最高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

民族主义一般认为，本民族的思想是最伟大的思想，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本民族的人种是最优秀的人种，他们排斥、抵制一切外来的文化，或者仅仅只是按照自身的意图加以歪曲和改造。他们认为，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的先进文化（有时他们不得不拐弯抹角的承认这个事实）会损害本民族的心智和传统，使本民族的传统无法保持主题地位，而他们认为这是无法承受的。

民族主义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个分支，和每一种集体主义思想一样，它反对个人自由，反对自主选择，敌视一切个人主义的思想。它认为，个人自由只有只有在符合集体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尊重，尽管谁都无法确定到底什么是集体利益，它同时认为，自主选择只能限制在集体选择的范围之内才能进行，尽管这意味着自主选择的丧失。

对于民族主义这种思想，最好的评价来自于俄裔美国思想家安·兰德女士，她在一篇短文里写道，“民族主义是一种最低级的、最粗鄙原始的集体主义，一种把道德、社会和政治的特征归因于人的遗传血统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当中不以每个人的品格和行为来判断一个人，而是通过他的祖先们的品格和行为来判断一个人”。

文化民族主义，第三世界的鸦片

民族主义在贫穷、愚昧、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特殊的诱惑力，也具有很大市场。在历史上，这些国家通常具有一套自成系统但十分封闭的民族文化，虽然这些国家一直十分贫穷落后，但这套文化系统却能自如的运转，直到遭遇到更先进、更强势、更具吸引力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帝国主义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入侵，他们认为，没有外来势力的加入，本民族可以发展到比外来文化更高级的阶段。

在和外来文化的简单接触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认为这有点自欺欺人，有点不切实际。但他们是民族主义的信徒、他们是伟大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接班人，于是，改良版的民族主义理论出炉了：尽管外来文化达到了一个跟高的程度，但本民族文化具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更远的现实意义，因而，结合一定程度的外来文化，本民族文化可以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并达到更高得程度。

事实上，这种理论和集体主义思想的另一分支——共产主义——不谋而合。在解释为什么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贫穷落后而几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繁荣昌盛的时候，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家们解释说，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他的最高阶段，现阶段的水平是其最高水准，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发展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程度，比其更加的繁荣昌盛。

民族主义是落后国家的精神鸦片，是第三世界人民心理上的春药。所以，才会有有人相信肉身可以做到“刀枪不入、撒豆成兵”，才会有人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才会有人相信玄乎其神的特异功能，才会有人相信“水变油”的科学神话，才会有人相信少林隐僧的“独世绝学”……这些药丸能让人精神亢奋，让人分不清幻觉和现实，如果只是偶尔吃下一两粒，倒也没什么大碍，反而可以让人飘飘欲仙，陶醉到忘我的境界；但如果将其当成主食，还以为能够强身健体，则必定会以悲剧告终。

但只可惜，依赖鸦片和春药的人无法接受他人的观点，他们飘飘欲仙，他们沉浸在亢奋、陶醉和若虚若实的境界中，他们无法认清现实，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意认清现实，于是，他们否认现实。所以，当方舟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打假的时候，他直接就惊醒了那些人的美梦，他的遭遇也就显得那么的顺其自然了。

普世价值包装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

如果说唐骏“博士门”中的方舟子是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子的话，那么，当方舟子转而对其他目标——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打假的时候，虽然方舟子依然是那个说出了实话的小孩子，但是他这次不是说皇帝没有穿衣服，而是指出了那些围观的群众也没有穿衣服的现实。当方舟子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候，人们（包括那些围观群众）给他的是赞扬、是钦佩，但当他转而指出围观群众也没有穿衣服的时候，那些赞扬声马上消失了，人民群众一上来就给了他一巴掌，然后围着他拳打脚踢，“瞎说什么”。

他们认为，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优越性，之所以还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发现。从东西方文化开始大面积的接触开始，他们对此一直深信不疑，唯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方舟子的打假，则从根本上触犯了这条底线。

那些指责他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无法就每一具体事件与方舟子进行理智平和的辩论，他们拿不出任何支撑他们观点的证据，但是，他们却能够总整体上将方舟子打倒。他们说，方舟子是一个坏蛋，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说，方舟子是学术权威，进行专业歧视的专业权威主义者；他们说，方舟子极端，使用文革语言进行辩论，打倒一切、毫不宽容；他们说，方舟子是科学原教旨主义者，科学决定论者，唯科学至上，以偏概全、一点带面……

他们办的据说是有人文精神的杂志，他们据说是有人文精神的记者、专家，但是，当方舟子用一条又一条的科学证据指出他们的虚假、虚伪和无知的时候，他们无力回击。于是，他们方舟子描述成“学术权威”，这和三十多年前革命青年们闹革命的方法一模一样，他们否定方舟子的企图，否定方舟子的方法，否定方舟子的结论。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但他们却否定了一切，这就是他们的人文精神。

他们说方舟子是科学原教旨主义者、科学决定论者，我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原教旨主义，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决定论，我更不知道方舟子是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或者科学决定论者，但是我知道，当别人用一条又一条有理有力的科学证据揭穿了你的伪科学面目，你却既不能用科学证据反驳别人，又不能用科学以外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你的所有观点都站不住脚。如果你再用一个大词给别人扣帽子的时候，我更加清楚的知道，如果这也算是人文精神，那它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

当广电总局为了保护国产动画片而限制外国进口动画片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当爱国青年们抵制家乐福和在网络上发起“圣战”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这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其实，他们更应该知道，当有人宣扬愚昧、欺骗他人、抵制污蔑科学的时候，这也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且是影响更为深远的民族主义。

其实，他们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和那些爱国青年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虚伪，他们抵赖，他们死不认账，他们远没有那些爱国青年们诚实。他们自称具有人文精神，他们用普世价值伪装自己，但其实，他们是更大危险的民族主义者。

仰望山林

许志永：我的成长道路：民权、兰大和北大

● 许志永   

    第一辑：民权
     
    你老家是哪里？民权——三民主义的民权，我回答这个问题时常常要做一点补充，中国真的有那样一个地名，诞生于民国那个理想主义年代。
     
    一
     
    1970年代豫东平原黄河故道中一个村庄，村子最前面一户人家，一个忧郁的小男孩站在院子的矮墙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那是童年最初的记忆。村里小伙伴们在干涸的池塘底下挖出一层一层的沙土，老人们说，那是黄河沉积造成的。对于黄河故道的真正理解是我上初中以后，骑自行车向东北10多公里看到黄河大堤，才真切感到我的家乡原来就在高高的河床之上。
    小时候母亲常常讲她童年乞讨的故事。7岁之前她家里还算富有，后来外公嗜赌如命，输完了家产之后跟着路过的八路军走了。但贫穷的变故好像又是人生的幸运，1949年曾经跟外公财富相当的一位村民被划为地主。
    20多岁时母亲作为大龄女青年嫁给了贫穷但很有文化的父亲，那时正值大跃进，村民们打着红旗不分白天黑夜忙碌，用铁锹把田地翻了一遍又一遍。接下来是惨烈的大饥荒，杂草、树皮等几乎一切可以填充肚子的东西都被吃光了，很多人全身浮肿，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或者身体不太好的人渐渐死去。那时父亲奔走在河南信阳一代为人治病，很多年后父亲回忆那种场景忍不住长长的叹息，他看到有的村庄一户一户的人家死绝了，尸体都没有人掩埋。
    父亲是那个年代里乡村少见的有正规医学文凭的医生，童年记忆中，有时半夜父亲被急促的敲门声甚至哭声叫起来，赶到很远的地方为乡亲看病，甚至天亮才回来。父亲是乡医院的医生，在家时为乡亲们看病纯粹是尽义务，不涉及任何费用。每当春节，常常会有陌生人来看望父亲，很多年后，当知道“感恩”这个词的时候，我为父亲留在乡村的一生而感动。
    1970年代后期，豫东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之后终于平静下来。作为村里第一个复转军人，邻居叔叔当了村支书。常常有人送礼，上级领导来了都是到他家吃饭，隔壁常常传来猜拳行令的呐喊声。因为邻家地位变化，也因为母亲性情耿直——她向来反感权势只会照顾村里的弱者，两家本来好邻居变得很不和睦。
    故乡的田野、小河、忙碌的蚁群、紫色的泡桐花都成了童年美好的记忆。可是，我对乡土社会的印象并不像人们传说中的那么美好。政治运动、生存的艰辛、集体经济、霸道的特权无情淘汰了村庄的传统道德和善良正直之士。村支书是绝对的权力中心，即使这样一个小小村庄的邻里关系也到处能体现特权的影子。村民们常常为一只鸡、一棵树或者耕地边界发生争端矛盾重重。除了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孩子们谁有本事偷来“大队”的东西，谁就会受到大人们的夸奖。村里唯一的代销商店新进一批醋，大人们叫孩子要抢在第一时间跑过去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隔夜会兑水。
    我是一个害羞笨拙的孩子，木讷地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似乎与乡村社会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童年的记忆更多的是伤感，一个人站在村子东面的田野里，默默望着远方的天空。
     
    二
     
    我家的村庄西北方向大约两公里，旷野里有一片红砖房子，那是我的初中校园。初三的教室座落在一片坟地上，出门两米远就有一座坟，被顽皮的同学跳来跳去踩得光光的，院墙外面就是田野。没有电，冬天凌晨五点我们穿过田野来到教室，点起煤油灯大声读书，院子里有时传来黄鼠狼叽里呱啦的叫声。上完早自习，回家路上我一路骄傲地奔跑，常常把同学的自行车甩在后面。
    1987年元旦那天，大雪纷飞，朗朗的读书声中，雪花时不时从塑料布蒙上的窗户缝里飞进来，我们的英语老师天不亮就来到了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大大的几个字“HappyNewYear”。
    198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在无数次旷野中疯狂奔跑、小河边或者雪野中长久沉思之后，终于想清楚了这一生做什么才最有意义。之前我曾经想过成为一名科学家，小学三年级哥哥给我的最早的启蒙读物是《伽利略》、《海洋的秘密》等，初中时知道了生物工程，于是打算学生物，努力从事生物工程研究然后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但从那个冬天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社会最需要的是真实、自由和公正，需要有人做理想社会的推动工作，我要努力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从那时我开始写日记，记录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成长道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样一个乡村会产生那样遥远的理想，那种遥远有时会让人感到绝望，很多年后我只能把这归于命运。
    那年初三全班80多个同学只有5个考上了重点高中（几乎只有考上了重点高中才有希望考上大学），我幸运地在一次语文、数学、外语的竞赛中被直接选拔到了重点高中。
    为了那次竞赛，5月的一天，打着雨伞踏着泥泞走了三个小时以后，老师带领我们几位同学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又等了大约两个小时才等到一辆搭载我们的公共汽车。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县城，第一次看到火车，也第一次路过黄河故道，那烟波浩渺的水面从此以后成为我对故乡的梦境，高中每个月一次的周末回家路过那里我常常坐下来发呆一个下午。
    我所在的高中叫民权高中，在那个叫民权的县城北边，校园后面就是辽阔的苹果园，再往后是和我故乡记忆一直相连的黄河故道大堤。春天温馨的记忆是我懒洋洋地踢着拖鞋，穿过果园，来到黄河故道的大堤，在一个麦秸垛旁看着看着书睡着了。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每天花大量时间读很多课外书，在日记里记下尼采、黑格尔、共产党宣言等等阅读感想。高一政治课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花大半时间在试卷背后写下长篇大论，评价科学社会主义，论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思考后来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慈祥的女老师发落，结果似乎有点令人失望——老师什么也没有说，我的成绩也过了60分。
    晚上宿舍大通铺上，常常有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激烈辩论，我的辩论对手通常是九个室友。那时政治学教科书上说到资本主义就是腐朽没落，政治老师甚至给我们讲一个美国工人工资虽然表面上换算起来比我们高，但是除掉高额的房租、生活开支所剩无几甚至还要负债，结论是美国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当时已经知道，美国工人的福利事实上远远高于我们国家。

    那是一个典型的忧国忧民的少年，现存的最早的一篇日记，1988年1月1日记录的就是那种状态：
    “我爱中国，但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夸。新中国已经诞生三十多年了，可我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工业陈旧落后，农业还以手工操作为主。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不感到惭愧吗？同样是人，同样是一个民族，而且我们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一代落后于人呢？我们毫无理由再让贫困延续下去。如果我们再捧着祖先留下的‘四块金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我们何以对得起祖先，又何以对得起子孙后代呢？”
    该上高二了，老师们忙着帮同学选择文科还是理科，我没有犹豫，也没有听取别人的意见，1988年5月25日我在日记上写道：“要分科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这不是我一时的冲动，而是我早已期待的……”
    1989年，高二的后半学期，同学们聚集在食堂旁边的小卖部踮起脚伸长脖子看电视。6月3日，我和几个朋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因为政治见解不同，我和家里人出现了严重分歧，而那一年我提前参加高考，成绩不理想。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我长久徘徊在火车站站台，身上只有一块多钱，随便搭上一列西去的火车，开始第一次远途旅行。
    那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骄傲地踏上了一条遥远的未知尽头的路。正是在民权高中，我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和故乡建立了某种联系，我理解了民权的含义，知道了民国先辈们的理想。
     
    第二辑：兰大
     
    在远方在贫瘠的土地上我的兰大一如我深爱的祖国在远方在贫瘠的土地上sunny在那里长大从那里走向四方
    想到兰大，总是充满了感情，那是我记忆中的西部荒野，是我成长的地方。
     
    一
     
    早上九点半，学校后门小街上的牛肉面馆，要上一碗牛肉面和两个大饼，饱餐一顿后走向甘肃省图书馆，读《人性的光辉——林肯传》、《拿破仑传》、《资治通鉴》、《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午四点半出来，到黄河边，沉浸在恢宏壮丽的历史中，在落日的余晖中徒步走回学校。
    那是兰州很多个周末的记忆。很多年后回想起本科四年，那是令人骄傲的岁月，我几乎是学了三个专业，主科法律，辅修公共关系，考研科目是国际政治。这三个专业对我一生的事业都很重要。从法律科目看，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至少有三个学期总成绩在班上排倒数前几名。但我根据自己的兴趣读了很多历史和政治书。我如饥似渴地借书读书，八张借书卡几乎从不离开学校图书馆，很多个周末都是在省图书馆度过的。
    四年大学期间，我写了9本日记，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理想和成长，比如苏联819事变写下预测和评价。除了这些日记，我还单独写了一本6万多字的小册子——《自由中国》。1993年的那个春天，很多个日子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埋头写作，这是一本和理想有关的书，表达对二十世纪历史的看法以及未来中国的样子。
    每学期我们有两次劳动课——到皋兰山上植树。那是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刻，先是一场登山比赛，大家带上干粮，争先恐后爬到一个我们承包的山坡上，挖坑、栽树、浇水。劳动结束后打扑克、讲笑话，我常常在休息时爬到最高的山顶，俯瞰脚下雾霭笼罩的城市，发呆，或者练习演讲。
    1991年底，庞大的苏联帝国结束了，校园里张贴着“苏联为什么解体”的讲座海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课期末考试要求写一篇论文，像高中一样我再次冒险，题目是“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必要性”，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还在批判市场经济，我的论文得了全班最低分六十多分。两三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揭开了市场经济新一轮大发展的序幕。
    大四我报考了北大国政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国际政治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理想，我一直期梦想着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世界政府，我相信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考研的同时我寄给导师两篇文章，《冷战的尾声——中美关系的未来》和《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阐述我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思考和展望。但很遗憾，我没能考上。本来我可能会继续报考北大国际政治专业，但那位导师回信说我的文章观点有政治错误。我非常失望，从此彻底放弃了北大国际政治专业。
    二
     
    过于自负的我本以为能考上研究生的，基本上没有找工作，毕业对我意味着一次沉重的打击。6月初心情郁闷的我回到家乡。麦收季节，正好碰上三天以前家乡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村庄与国营农场发生土地纠纷，农场在警察的保护下到争议土地上收割小麦时双方发生暴力冲突，警察开枪，四名村民被打死，七名村民受伤，混乱中村民也扣押了对方的两名人质、两把手枪和一辆吉普车。我回到家乡的时候，警方和村民正在村口对峙。
    第二天我骑自行车来到这个村庄。先是以学生的身份和村民聊天，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和村民的领袖谈了一个下午，终于说服了他们释放人质，当然我承诺愿意在土地纠纷问题上为他们提供法律意见。
    尽管我清楚告诉村民，我只是一个大学生，不是记者，但还是引起了当地政府的一些紧张。当晚县委书记来到我家，名义上是慰问和感谢，实际上是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放心，我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希望帮助双方和解。后来知道，县委书记到我家的时候市公安局局长就在我家院子大门外。
    那是我第一次参与重大公共事件。有时想，一个人的立场很可能和某种天性有关，以后在辽宁铁岭、安徽砀山等很多地方为农民维护权益我都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寻求双方可接受的方案。我们的社会需要和解，需要有人走出一条和解的道路。
    后来知道，村民们释放了人质，事情基本上也得到了妥善解决。毕业后我找工作曾经到商丘市公安局，局长一见面就说认识我，很顺利答应我可以到这里工作。但我只打算工作一年就考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达不成一致，这里规定必须工作满三年才可以考研。我决定放弃这个工作，回到民权县，来到一家企业。
    家人当然希望我到公安局工作，回到县城的一家企业，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80元，在很多人人看来前途仿佛就是破产和失业。来自家庭的压力是自然的，以后，当我冒着风险在全国各地维护公民权利，这种压力时常出现。还好，母亲对我的担心时间太久了，从中学时就开始担心，太久了也就习惯了，习惯了也就不那么可怕了。在稳定的工作和理想之间，我选择了理想，幸运的是，我顺利考回了兰大法律系。

    三
     
    我的硕士专业是经济法，其中包括一年的经济学课程，这极大开拓了我的视野。我开始思考法律的成本、政府管制是否必要等问题，这些思路直到我后来作为海淀人大代表时讨论一些社会管理问题还很有用，因为经常有代表提议什么问题政府应该管一管了，就像媒体经常呼吁的那样，而我提醒大家，问题确实存在，但不一定就要政府来管，政府管制可能成本很高，我们应该考虑还有没有更好的治理方式。
    沙漠、草原、戈壁成为西部记忆的重要部分，几乎每一个暑假或者节日，我总会选择一个地方旅行。1996年夏天我加入一个探险队，主要组成人员来自两个乐队，其中我熟悉的两个成员赵兵是法官，邴喆是警察。8月一个月圆的晚上，我们一行十人，每个人腰间挂满瓶子，带着将近20斤水，背着大饼咸菜，乘公共汽车在武威北部一带沙漠边沿下车，徒步走进沙漠。那个夜晚，我们在古汉长城烽火台下搭起帐篷，看大漠日落，看繁烁的星空，看月亮在沙丘上缓缓升起。
    正如本科毕业一样，研究生毕业我再次面临现实工作和理想之间的困惑。到南方周末经历了一段见习期，同时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最后签约了公务员。之所以愿意成为一名公务员，我是希望能够熟悉国家机关的运作。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北京。小时候就听到爸爸讲我的曾祖父的故事，家乡传闻说他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被日本人毒死了，就埋在王府井一带，父亲说家人曾经去找过但一直没有找到。1996年第一次来到北京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大气而有历史感的城市。
    毕业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我的论文题目是《经济法制本土化的文化误区》，专门批判苏力的本土资源说。论文被送到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那里外审，他写了长达六页的批判信，扣上了“私有化”、“民族虚无主义”等大帽子，当然是通不过了。
    在蔡永民教授帮助下我连夜修改论文之后飞赴四川大学送一位教授外审。第二天法律系专门为我个人安排答辩。整个答辩经历了三个半小时，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半，可能大家都很饿了才算结束。
    旁听席上十几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走出会议室，等待判决。几分钟后宣读表决结果，可以拿毕业证，但不能拿学位证。听完结果我动情地说，在兰大，我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七年青春时光，没想到最后是这样的结局，各位都是我的老师，知道我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我会反思自己的过错，但我还是恳请我的老师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请相信，无论走到哪里，我决不会辜负兰大的名声。
    那一刻终生难忘，我看到有的老师眼圈红了。一位老师主张再表决一次。我们退出来等待，但这时答辩秘书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学校没有规定可以第二次表决。我只能等半年以后重新答辩。
    这次挫折在以后的年代了让我反思了很多，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遥远的大西北，那个从黄河边徒步走回学校的年轻人太狂妄了，没有给自己的导师以及其他很多人应有的尊重，人，应当学会谦卑。可当时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毕业的时候，我没有资格穿硕士服，于是借室友一身博士服拍的毕业照。
    7月底得知我的工作出了麻烦。本来没拿到学位就是问题，但教育部认为只要有毕业证就应当派遣。到了工作单位不久，新的麻烦随后来了，这和我在兰大的活动有关。我和几个同学在兰大组织了一个活动名叫“二十一天”，即每三周聚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有一次在教室里公开讨论《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我现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好事者开始盯上我。

    四
     
    8月，面对工作变故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和家人联系。接下来几个月是动荡的日子。决定去南街村作社会调查，在这个处处是标语和口号的村庄里，我已经了解到他们光是贷款就达六个多亿。但一周之后很快就面临生计问题。我考虑到附近的企业找份工作，这样方便社会调查。
    我开始在一家企业担任董事长秘书。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八九点回住处已经很累了。这些忙碌也很有收获，但我真的很在意，企业的工作距离我的理想越来越远。如果在这里一直呆下去，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高层管理人员，也会有很好的收入和生活。但是，我的理想是公共服务。曾经想过从事实业，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但是，第二次到企业工作的经历让我终于明白，挣钱和公共服务需要的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从事公共服务和从事商业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我决定离开，找一个大学或科研机构解决生计问题。
    1999年的春节期间我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社会调查关注基层民主的愿望，于是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复习考博士。考完一度也想过留在北京，关注上访问题，可是留在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生存压力，而找一份普通工作意味着大部分时间为生存而忙碌，我不想浪费时间，4月底，得知考博无望，决定回到郑州。
    我决心留在郑州三年，好好作关于基层民主的调查研究，然后凭着自己学术上的影响力重新回到北京。在郑州可以留在大学或者社科院，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回到郑州对我而言还有一个好处，我可以搭乘上访者的拖拉机到农村调查个案，而在北京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北京距离村庄太遥远，我支付不起路费。
    安顿好了工作和住处，那个满怀豪情的年轻人开始了心中神圣的仪式——祭拜中山陵和黄河，他要告诉先辈们，无论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也绝不会放弃心中的梦想，在经历了一连串挫折之后，他要开始新的征程了。
    很多年后我都清楚记得那个命运的细节。1999年7月10日上午9点多，我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登上中山陵。在中山先生的陵寝前，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静静站立，一遍一遍默念，中山先生，我来了......视线不知不觉模糊了。然后我出来，坐在石阶上，想这个民族一百年的坎坷和未来的道路。直到下午一点钟很饿了才离开。7月11日晚回到郑州，12日一早去黄河。在去黄河的公共汽车上我接到了好友王建勋的信息，说我考上了博士。

    第三辑 北大
     
    在北大三年，一个不安分的理想主义者似乎比别的同学有更多故事——在未名湖里游过泳，在湖边醉酒骑车磕坏过门牙，从湖水中拽起过一个要自杀的女孩，在静园草坪演讲，去辽宁铁岭法律援助被当地政府关押……

    一
     
    和很多北大同学一样，我骨子里有一种情节，二十世纪那些激情澎湃的历史记忆也属于我。第一次考研失败后本以为放弃了，但到考博时，在江平老师和苏力老师之间我选择了苏力还是因为北大。1999年4月得知成绩，根据以往的录取线，三门课有两门不及格，彻底无望。本想跟苏力打声招呼，告诉他，我一定还会回到北京的，但自尊的我徘徊在法学院门口很长时间还是独自一人默默离开了。
    当好友王建勋告诉我在北大法学院发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时，那时学校已经放暑假了，如果不是建勋偶然看到可能就会一直搁在那里了。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跟苏力打了电话，之前我和他从来没有任何私人联系，只有面试见过一次。
    接下来办手续，去西藏旅行。8月底来到北大。入校不久苏力先生去了美国，我和滕彪被委托给贺卫方老师代管。我很骄傲能师从北大法学院两位杰出的学者，而且二者又是那么的不同。
    两个人是法学界两种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一个说，我们要现代化就必须向别人学习，一个说，不要忘了自己的现实，急是没有用的。贺卫方延续的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启蒙的声音，当下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现代化，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中国已经走在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向别人学习。而苏力认为，知识分子过于理想主义，中国有中国的现实，有中国自发的独特的道路，现有的秩序自有它的合理性。
    不喜欢被约束的我从没有主动和贺老师联系过一次，但是，在思想上，我们是相通的。毕业以后我们的联系反而越来越多了。和苏力老师相反，因为观念和道路不同，毕业以后渐渐失去了联系。

     
    二
     
    在北大很多难忘的日子是和两个好朋友滕彪和俞江连在一起的。
    滕彪是我在北大时的同门师兄弟，我们俩是朱苏力1999年招收的仅有的两名博士生。这个从吉林桦甸农村出生的腼腆而木讷的孩子在小学中学年代除了学习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有一次舅舅来到他家因为滕彪叫了一声“姨父”——舅舅还很高兴，因为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主动开口说话并不容易。从1991年开始，滕彪在北大一呆就是十一年，本科法学，硕士图书管理，博士重回法学院。北大对于滕彪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十一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在这里听到了那些从没有过的闪耀的思想，在这里他成了一位诗人——写下了很多优美的文字；在这里，他开始了幸福的恋爱——那一大箱子情书是他和爱人最珍贵的财产；在这里，仅仅两年之后，这位后知后觉居然“大胆”地在三角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然后大义凛然地被送到了学校保卫处。
    俞江大学毕业后曾经当过三年警察，这是他最不愿意提起的一段经历。有一次喝多酒之后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作为警察猛烈殴打了一个抢劫犯以后，转身出了门眼泪刷就流了下来。这位出自基层派出所的彪形大汉后来成了北大法学院的学术精英，三年博士生期间他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在我们那一级法学院博士生中绝对是佼佼者，所以刚一毕业30岁的他就被华中科大聘为正教授。
    和俞江真正认识是在2000年5月24日静园草坪同学静坐的时刻。那年5月，北大发生了邱庆风事件。北大昌平校区一个叫邱庆风的一年级女生回校路上被杀死，同学们祭奠，同时也表达对住昌平校区的不满，校方怕出事于是阻挠祭奠，很快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发展为学生集会抗议。在静园草坪的集会上，我发表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和对校方的批评，当时有人拍录像，同学们群起呐喊要把那人的摄像机砸了，我说，我们不怕录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坦荡的。
    那次集会上我收到了俞江提醒我注意安全的字条。之前虽然互相知道但不熟悉，毕竟那年我们博士班有108位同学。后来事件平稳结束，昌平校区从此成为历史。
    静园草坪事件之后法学院逐渐就有了所谓的“三剑客”。我们三个就经常一起讨论自由主义、新左派、法治、民主、传统、文化、语言、后现代等等。我们设立了“小金库”，起先在小东门外一家四川菜馆吃水煮鱼喝二锅头谈学术，后来那里拆了，于是搬到南门外的老虎洞，后来，老虎洞也拆了，又搬到了西门外老马家。不久，在毕业之前的那个春天，老马家也拆了。我们只得混迹于以前最瞧不起的三角地菜馆。不过，三角地菜馆有个好处就是离未名湖比较近，每次喝酒到饭馆关门讨论还不尽兴，就到未名湖边继续争吵。
    毕业前的五月份的一天大约凌晨一点，我们三个喝完酒骑车在未名湖边唱歌。突然一个男生冲过来说，有人要自杀。我们甩下车子就冲了过去。我跑在最前面，眼看着一个女孩跳进了湖里。我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我们三个一起把她拉上岸。还好，湖水不深，只湿到了腰部。
    我们一起到了27楼，让她换了衣服，慢慢聊天。她男朋友在北大读研，她为了爱情放弃稳定工作来到北京。工作不顺利，她们又经常吵架。这次吵完之后，她顿时心灰意冷，想到了自杀。
    那天凌晨从俞江宿舍很骄傲地走在回寝室的路上，我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这三年，我在未名湖边的故事似乎已经圆满了。

    三
     
    2000春天，我第一次登陆“一塌糊涂”bbs，那是一个新的天地，我的很多想法终于不必放在抽屉里了。
    我在“一塌糊涂”和“北大未名”bbs上的ID都是sunnypku，昵称是“自由中国”，签名档是“一生为了一个梦想”。很快在这里认识了monic、bridged、bambi、puccini等网友，我们都是网上著名的“右派”，与“左派”经常发生争论。
    2001年9月11日晚上，“一塌糊涂”上突然登出了美国世贸大厦燃烧的照片，开始以为有人玩恶作剧，但很快证实了是恐怖袭击。网络上很多人在叫好，我和monic等人则针对叫好现象联名发了一个声明，谴责恐怖袭击，呼吁珍重生命。
    接下来两天我和很多人展开网上激烈辩论，当时我强烈地反对恐怖袭击，并且抨击那些为恐怖袭击叫好的人为“恐怖分子”帮凶。我在网上引起最激烈批评的一篇文章是《致恐怖分子的喽啰们》，其中有很多类似激烈的话语：“说你们是法西斯，太便宜你们了，你们不配作为人，更不配作为中国人。我为你们这样的毫无良知的同类赶到耻辱，更为你们侮辱中国人的尊严而愤怒！”
    但是不久以后我就后悔了。我逐渐理解了911背后欢呼人群的另一种价值观。这个世界常常不是简单的真理与谬误，而是问题的不同方面。正如左派和右派各自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人类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样，虽然有一方被证明是错误的，但那种错误只是过去或现在一段时间内的错误，未必永远就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布什和拉登与其说一方代表正义另一方代表邪恶，不如说，他们都在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人类的信仰是那么的不同。要想真正解决文明的冲突，不可能一方消灭另外一方，而是必须找到高于两者的思路。
    那段时间我写下了《论世界政府》和《我们共同的神》两篇文章。这看起来异想天开的文章不是一个旁观者进行的学术探讨，而是一个行动者思考和确定的目标。
    《论世界政府》是关于人类未来新秩序的构想。基本思路是，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结构层次中，当今国际社会需要超越国界的公共权力，包括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民主决策机构作为政府首脑；一套强力机关以制止侵略，维护秩序；一套司法机构用于解决争端和惩罚犯罪；一套经济服务机构以减少贸易壁垒、防范金融风险、协调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一套环境保护和外层空间开发机构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保障机构。世界政府并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一种崭新的创造，而不过是顺应这个时代的一种已经出现的趋势和潮流。从世界政府的构成来看，那些机构在当今世界都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虽然有些还仅仅处在萌芽状态。比如联合国作为决策机构，海牙法院作为司法机构，等等。人类需要更加明确的认识和主动性，推动超越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成长。事实上，随着科技进步，随着经济一体化，随着人类越来越多的道德共识，随着中国的民主化，我们正在见证这一自然的趋势。
    《我们共同的神》是关于宗教的思考。其实所有的宗教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而人对上帝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但人的局限性又使得他们认为自己信奉的是唯一正确的上帝，别人信奉的都错了，于是就有了宗教战争。文明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有一天人类应该能认识到，不同的宗教只是历史文化的痕迹，只是适合于不同个性的人认识上帝的不同途径。
    人类社会秩序也要健全民主法治，通过确立超越国家边界的世界政府解决文化冲突以及环境等人类共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遥远不可企及的梦想。而且我相信，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将在这个伟大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
     
    2001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随上访农民梁桂林来到辽宁省铁岭市龙山乡地运所村。事情的起因是1995年沈哈高速公路修建时征用了该村678亩地，而补偿款几年间就被地方官员挥霍一空，村民失去土地又没有补偿，只好上访。
    经过两天的对政府部门和村民的调查了解，我基本弄清了问题的症结。村委会为了掩盖补偿款被挥霍的事实，打算在全村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从土地多的村民小组拿出土地补给被征去土地的村民小组，其中第八村民小组按照人口比例要被抽走的土地最多，共80亩。
    正如我参与社会事件的一贯立场——以中立的立场帮助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我其实也是在帮助地方政府。我召集村民代表，给他们分析形势，提出一个中间方案，要村民拿出土地，争取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给一些适当的补偿，至于原村委班子腐败的问题，有关部门查过了，很难再有什么进展，大家所能做的就是认真对待选举，选出一个让村民放心的村委会，建立起规范的账目和良好的监督机制，防止此类事件以后再发生。
    说服了村民代表之后，我决定召集村民大会，表明我的看法，希望矛盾就此解决。这也算是我临走前给村民的一个交待。但我所作的这些努力引起了地方政府的误解和愤怒。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两点多，地云所村村政府院内，村民听说我要讲法律，已自发聚集了两三百人。这时有人告诉我乡里来人了，我出门迎接(过去两天我一直保持中立的立场，善意看待当地政府)。刚出门，迎面碰上以铁岭市信访局局长为首的一群公安干警和干部。他们气势汹汹，当着几百村民的面，劈头就来一句：“你有什么资格到这里来！”我当即反驳：“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当然有资格到这里来！”接着，在几百人面前我们开始公开辩论。气急之下，他们把我推上了警车，很多村民把车团团围住。当时气氛紧张，激烈冲突一触即发，我告诉村民让开，不要堵车。
    一路警笛大作，我被带到了派出所。这其间，北大的很多朋友得知消息纷纷打电话质问派出所，并在网上发起营救，有人甚至号召上街游行抗议我被关押。在同学们的强烈声援下，六个小时后他们不得不释放我。当天晚上，外面下起了大雪，他们放我出去的时候，警告我不能再回村里，但我说必须回到村里，否则村民会担心的。
    我立即打车来到地运所村，在梁桂林家，很多人在为我担心，看到我回来了，有老人几乎流下了眼泪。当夜，我依依不舍向他们道别。村里已经出现不明身份者的黑影。
    这个事件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帮得了村民们，尤其是梁桂林被判一年劳教深深刺痛了我。因为当时，我已经告诉村民准备好材料迎接诉讼了，可有关部门突然袭击，3天以后公布判处劳教。每当想起他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能做的太少了。
    一天以后我回到北大，几乎同时，铁岭地方政府官员也来到了北大，他们向学校告我扰乱社会秩序，要求北大惩处。他们还通过关系找了国家安全部，安全部转给教育部，教育部给北大施加压力，听说有人提议开除我，是我的导师顶住了压力，使我的学业得以继续。
    很多年后我都清楚记得那个场景——苏力老师帮我逐字逐句修改给学校的检讨书，既要向学校交代，又不想违背我的意愿。从小到大，我写过无数的检讨书，这大概是最后一次。

张雁

一周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艰难处境（联合早报网）

内，中国连续发生三起记者由于发表调查报道而遭到打击的恶性事件，再次提醒外界中国记者堪虞的职业风险与生存状况。

　　7月27日，互联网上首先爆出《经济观察报》上海站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被地方县城的公安局列为刑拘在逃人员，进行全国通缉的消息。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这起闹剧般的通缉记者事件迅速从国内新闻演变成了国际新闻，被通缉的仇子明反而成为公共英雄，凸显了地方公安部门执法行为的粗糙且失人心。

　　正当“仇子明被通缉”事件以公安局收回成命并对记者登门道歉的方式喜剧收场时，《华夏时报》驻华南记者陈小瑛被不明身份彪形大汉攻击头部五六拳，还遭到辱骂。

　　陈小瑛最近刚发表有关深国商董事长的负面新闻，她当天被自称为深国商内幕知情者的电话指引到出事地点，过程中对方几次更换见面地点，当陈小瑛在最后约定地点等候不果准备离去时，突然遭到袭击。

《华夏时报》相信：“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打击报复行为”；深国商则发布声明称，公司对陈小瑛遇袭事件毫不知情，公司与此事无关。

　　由于施暴者当即离场，《华夏时报》记者被袭事件看来可能成为一桩无头公案，但是在同一周，上海《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与霸王集团员工发生冲突，至少能确认冲突两造的身份。
至今报社与霸王集团双方的表态，都表示是对方先寻事，《每日经济新闻》在事发当时即报警，双方当事人都被警方带走调查。
　　三起事件中，遭到打击的无一例外都是财经类媒体以及其下属的财经记者，与媒体发生激烈冲突的不是上市公司，就是对企业信誉与形象仰赖度很高的大众消费品企业。

事实上，处于纠纷中的凯恩股份与深国商，就曾经因为《经济观察报》与《华夏时报》的负面报道而导致股价重挫，后者还出现资金大笔出逃的现象。

　　对此，中国有评论指出，正因为相关报道实打实地戳到了利益集团的痛处，报道对市场走向发挥了指引意义，以及某些企业对钱权法则的信赖高于诚信经营，这才是一周三起记者遭打击事件的真实背景。

三起事件的发生以及它们引起的关注展示了在转型的社会中，中国新闻媒体与记者对社会话语的强调影响力与议题设置能力。

这种影响力过去主要是表现在公共议题方面，如今它还扩展到财经领域，媒体的报道能够影响股价起伏，企业的兴衰。然而，媒体影响力的膨胀，实际上也是中国规则缺失与法治不彰的一个结果。

　　法治失效的时候，媒体被推上了公器的舞台。但是，媒体要扮演规则守护者与维护人，却不乏其局限性。

首先，媒体一般不具备强大的自我保护条件；其次，媒体关心（或者大众关注）的问题往往带有随机性与偶然性特征，何况作为商业机构，它也未必能够避免自身的利益倾向。

　　这一两年里，中国社会的舆论监督热情高涨。在政治上，最高层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社会的层面，中国记者积极响应时代需要，他们结成群体，在进行调查性报道时相互支援，遇到打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且一再缔造出媒体战胜企业、维护了正义，甚至让官员被迫道歉的胜利纪录。

这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但是在大范围中，依靠媒体维持的公义总是充满偶然性，结果是新闻工作者一直在调查，但是不公不义依然在发生；记者被压迫打击的事件，也总是层出不穷。

qinhantang

长江水灾：“怨天”更要“尤人”
来源：新京报 2010年07月24日01:52我来说两句(1800)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生态家园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

　　如果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的十几次自然灾害都是“百年一遇” 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就难逃其责。

　　最近，长江大水再次将国人的心提了起来。提起长江流域的大水，人们很自然记起1998年那场洪水。当时，专家们称1998年大水是继1931年和1954年两次洪水后，发生的一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水。而2010年长江大水的程度和危害，显然超过了1998年大水。

　　对今年的长江水灾，一些专家本能的解释依然是气候异常导致，是“天灾”。我国长江上游地区，天公总是不作美，前段时间连续大旱，西南五省出现了人畜饮水困难；现在长江上游又大涝，奔腾的洪水无处去，袭击脆弱的城市。从客观上看，这肯定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在自然面前，人类还是摸不透老天爷的脾气。其实，关于今后长江会不会发大水，曾有人于去年和前年都预测长江洪水会卷土重来，但一些专家表示不可能，而且非常自信地辟谣。他们仅依据气象数据做出预测，却忽视了人的行为也会加重甚至诱发自然灾害。

　　且以这场大水为例，分析如下：

　　第一，长江中上游植被破坏，从根本上动摇山体植被拦蓄功能。云南砍伐热带森林种植橡胶、转基因桉树，湖北一带放火烧山，种植纸浆林。经济效益有了，水的涵养功能却消失了。西南山地由于山高、坡陡、土壤抗蚀性差，加上降水量大，其生态系统实际上很脆弱，但这种脆弱性在未受人类干扰的前提下不会表现出来。一旦将天然植被砍伐，普通暴雨就造成洪涝灾害。虽然经济林、人工纯林都属于森林，但它们的水源涵养能力比起天然林来，要差很多。

　　第二，将奔腾的河流拦腰截断，建大小发电站，挡住了洪水的去路。高峡出平湖，发电效益提高了，但抗旱防洪的功能可能就会下降。这是因为，没有水的时候，为了发电效益，水库是守住水不放的，这就加重了下游干旱；当水太多的时候，就开闸放水以自保，这就加重了下游的洪灾。中国建造大型水坝2.2万个，占全世界大型水坝总数的45%。从旱涝发生频次增加来看，人类无休止地“改河建库”，可能是导致长江流域水灾和旱灾的“人祸”重要原因。

　　第三，围湖造田，大面积湿地消失，蓄洪能力降低。湖北素称“千湖之省”，上世纪50年代，湖北面积百亩以上湖泊1332个，其中面积5000亩以上的湖泊322个。然而，由于“围湖造田”，加上上游拦水，近几十年来湖北每年消失15个百亩以上湖泊。洞庭湖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荆江河段以南，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原为古云梦大泽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塞、围垦造田，完整的洞庭湖现已分割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目平湖和七里湖等几部分。当天然湿地变成陆地后，洪水没地方去，只好袭击城市和农村。城市里的水泥地面，没有蓄水的功能，城市雨水系统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大量“客水”在短期内涌入。

　　第四，拉直海岸线，填海造田，将近海湿地填为平地。即使到了长江入海口，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过程也没有停止，甚至变本加厉，“围海造田”就是明显的例子。或许有人会说，这对洪水的作用不大，但人类对大自然改造引起的负面作用是逐步积累的。陆地上水分通过大气环流得以与海洋交换。如果陆地上湿地减少，则云就很难形成，即使有云，因地表干燥，这样，上气(云)不接下气(湿地)，降水格局就可能发生改变。“围海造田”增加的是陆地，但消失的是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近海湿地。

　　痛定思痛，我们必须接受数次长江洪水教训。只有保护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搞好关系，才能有效抵御各种自然灾害。我们不能总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怨天”不“尤人”，用“百年一遇”、“千年一遇”回避人类的责任。如果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的十几次自然灾害都是“百年一遇”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就难逃其责。

张雁

转自老六博客，本诗失题。

一个朋友说：“先挣钱吧
        等生存问题解决了
        再去读书，去写诗，去享受生活。”
        然而不，怎么能呢
        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开始了恋爱
        我喝酒，我打架
        我为了一个女人跑了两千里
        为了一首诗，我几小时蹲在大门外
        今天是今天的，让明天自己来找我

        妻子说：“先围着孩子转吧
        等孩子长大了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然而不，怎么能呢
        孩子会自己长大的
        如果我等他长大，我就老了，我就死了
        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对不起，孩子并不比我更重要
        正如我不比我父亲更重要
        我们各人都是自己的
        相互区别，相互爱着

秋爸爸

下面引用由qinhantang发表的内容：

长江水灾：“怨天”更要“尤人”
来源：新京报 2010年07月24日01:52我来说两句(1800)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生态家园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

...

首席研究员，这个名字很古怪，很吓人，一般科研单位直接称PI，或者中文点儿，叫课题组长吧。
研究植物的，对水利科学、气象学的评论，未必正确。水利上的事情，本身学术争议肯定是有，可一上升到政治层面，就文科得离谱了，前面山林帖的也是。
我同样已门外汉的眼光看，倒是很支持修大坝的，云帅那边，也许会以军事迷的眼光反对，因为能从大坝预知美帝的邪恶。
我觉得大坝又能发电，又能开闸关闸地控制水，简单地想，这就是人类的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至于什么环保，别被一些极端的环保分子所误导了，要按他们说，庄稼也不能大面积地种了，该顺其自然地野外采果子，否则，一种几千公顷，破坏了自然平衡。

thankstoy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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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原

怎样将一张纸折叠12次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32814/124293)

当我的儿子临近小学毕业时，我想是时候将我怪异又很有趣的科学智慧传授给他了。

我对他说，如果你能将一张纸折叠十次，我就给你一百万。当然他失败了。我知道一定会这样，谁都知道一张纸没有办法被折十次（或者八次，七次）。我告诉他，即使给他一张足球场大小的纸，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建议你用一张A4纸，大约300mm长，0.05mm厚。

第一次折叠后，它会变成150mm长，0.1mm厚。第二次，75mm长，0.2mm厚。等到了第8次（如果你能达到），你会得到一坨1.25mm长，但有12.8mm那么厚的纸。它的厚度比长度长得多，想再折一次比折叠成品钢还难。

在网络上一般的表述是，“无论一张多大多薄的纸，都无法被折叠七次”，而且当你眼神幽怨的看着自己的那一坨，你就会相信了。

如果你折叠五十次，你会得到一坨厚度为一亿公里的纸，大约是太阳到地球距离的三分之二。因此就有了折纸定律，直到2001年。

那一年高中生Britney Gallivan获得一个数学问题。如果她能选择合适的纸张，将其折叠十二次，她就能得到额外的数学学分。她在正常尺寸纸张的寻找中失败了。但是她聪明的找到了一种特别薄的东西——金箔，只有一米的百万分之0.28那么厚。她使用一个10cm见方的金箔，在尺子，油漆刷，小镊子的帮助下成功将其折叠了12次。但是他的数学老师说，用金箔来得太简单了，她必须将一张纸折叠12次。

Britney Gallivan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找到了两种数学上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在常规模式下折纸，不断交替变换折叠的方向。她推导出了一个关于折叠次数（n）、宽度（w）和材料厚度（t）关系的方程

第二种方案是将纸按一个方向折叠，就是折叠一张长但窄的纸。她推导出了另一个关于折叠次数（n）、现实的最小长度（l）以及材料厚度（t）的关系式。

她仔细研究发现，如果你想折叠一张纸很多次，最好找一张长但窄的纸。她的公式告诉她，如果想要成功的将一张纸折叠12次，需要这张纸达到1.2千米那么长。最终，她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能满足她的要求的厕纸，价值85美元。

在2002年1月，在父母的陪同下，Britney Gallivan进入了位于Pomona的大型购物中心。铺开那卷庞大的厕纸，开始了第一次折叠。由于太长，用了一段时间才完成。然后她继续折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七个小时后，她将她的纸折成了一个80CM长，40cm高的紧梆梆的厚板，折叠了11次。她再一次折叠它，并将她的成功写入了她40页的小册子《怎样将一张纸折叠12次：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的解决方法》,，她在这本小册子上写到，“当我完成那第12次折叠的时候，世界是那么美丽”。

    就像西班牙诗人、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uan Ramon所说的那样，Britney Gallivan的成功是因为其的反抗精神和坚定的决心。人类的质疑以及永不妥协的精神，“如果他们给一纸禁令，那就换一种方式来书写。”

张雁

按：群殴不是好事，暴政恰好借民意行事。大获全胜的媒体，请清醒一点吧！
在郭德纲事件中媒体有失公正

经济观察网 评论员 盛超 郭德纲徒弟打人的事情，已经沸沸扬扬在媒体上吵了好几天。全国媒体风起云涌，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上百家也有几十家在跟进了。草草看下来，媒体上的声音基本都是指责郭德纲的骄狂傲物。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有人说，老郭这次危了。而郭德纲则通过网络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开来，全然不管传统媒体的抨击。大有你自八面来，我只一路去的架势。
老郭是不是危了，暂且不说，作为一个在媒体工作的人，我先来说说媒体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公正。
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指责，为的是公理还是私利？如果为公，即便说郭德纲纵徒伤人，又在舞台上口出狂言有辱媒体同行，但从过程到结果到伤害程度上说，都罪不至罄竹难书的地步吧；如果为私，借着批郭不管是要赚一些眼球和点击，还是泄以前的私愤，都是在滥用媒体的话语权。
在我看来，媒体之所以被人们看重的原因有三个：对权力和财富的监督、运用话语权进行快速大面积的信息转播、客观公正的传播信息。三者缺一，那媒体的公信力和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
随着互联网上社交网络平台的兴起，媒体的话语权逐渐分散，“全民记者”“公众监督”成为可能。笔者认为，在当下媒体最重要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客观公正”上。
审视一下媒体在郭德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我认为是有失公正的。
首先，冲突由调查圈占绿地而起，郭德纲说绿地是开发商许诺给他的，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媒体去查证；其次，郭德纲指责网上传播的照片是邻居家而非自己家，这一点北京台没有举出反证也没有加以说明，跟进媒体也选择略过；其三，记者的监督权和公众的知情权不应成为私入民宅的理由，同样也没有媒体指出这一点。媒体的报道中，以上三点统统跳过，只看到郭德纲纵徒打人，口出狂言，便铺天盖地的指责郭德纲江湖匪气，这有失公正。至于说郭德纲“三俗”应被封杀则与此事无关，有人借题发挥而已。
我们常说媒体是喉舌。媒体是什么的喉舌？公理而非私利，而公理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这是媒体传播与个人传播最根本的价值区别。在监督权和话语权已经和公众共享的今天，媒体应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谨慎扮演自己的角色。【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http://www.eeo.com.cn/observer/shelun/2010/08/06/177485.shtml    为了你的电脑安全，请只打开来源可靠的网址。打开网址　取消  此链接转自手机浏览器，可能无法打开。打开网址　取消

thankstoyilin

前两天韩寒和陈文茜在香港书展隔空干了一仗，一个骂对方放屁，另一个说对方是女生，仔细想想吧还都挺有生理依据的，瞎吵什么呢？

我谷歌了一下，发现大陆媒体几乎都是褒韩贬陈的，对陈文茜从人品到动机讨论了一个遍。我看了一下陈的原话，她主要的不满应该来自韩寒在世博会上的那段演讲。韩那次演讲的题目叫做《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光是这个牛逼题目就一定会让文艺青年们High死了。

城市的名声确实不怎么好，都快赶上余秋雨了。全世界的文艺作品里凡是需要表现美好生活、甚至美梦的时候，无一例外出现的都是乡村田园的图景，车水马龙的城市则通常在表现主人公焦躁烦闷的时候作为背景出现。韩寒那次演讲历数了中国城市的种种丑态：道路和居住环境拥挤不堪、空气污染、城管蛮横、户口歧视……哪一条都是沉甸甸的shit，光是一个屁可放不干净。

世博会的名声也不怎么好，起码在互联网上我看到的消息大都是关于排队、盖章、加塞、盒饭质量和价格……以及一个“被怀孕”的荒唐故事，甚至世博会也被简化成了SB会，无数文坛高手根据这个缩写编写了无数网络段子，受到无数网民热烈追捧。我一年前来过上海，亲眼见识了世博施工扰民，前天我去世博会现场看了一下，队伍确实排得老长，观众们确实拿的都是赠票，这些也都是沉甸甸的shit，不是一句“说话像放屁”就能轻易打发得了的。

不过呢，我在世博会待了一下午，居然没看见加塞的，现场环境也真不算差，地上很少见到垃圾，公共厕所比一般城市厕所还要干净一些。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排队的人，虽然天气很热，虽然广播里一再通告大家预计排队时间是3小时（还有4、5小时不等），但大家不为所动，依然静静地坐着。我看到一位母亲在为走累了的女儿捏脚，一位父亲在为睡着了的孩子扇扇子。我还看到一群老人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马扎上聊天，一群中学生一边排队一边打闹，那场面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我自己呢，就像大多数写世博会的记者一样，弄到一张VIP卡，没费劲就进去了。可我还是不能忘记外面那些排队的人，他们为什么甘愿耗费4个小时，只为进某个馆看10分钟？你可以说他们是为了盖章，也可以说他们盲从，甚至可以说他们无聊，可我还是认为，这些心态都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烈日下面排4小时，我觉得他们是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因为他们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美好的东西。而他们知道这个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别说英国法国沙特西班牙，就算是香港和台湾，要想亲眼见一次的话也得等上一辈子，现在只要等4个小时，合算！

关于城市，道理是一样的。不喜欢城市的人很多，但真正付诸实践，搬离城市的人除了少数大款之外就是那些城市文艺青年，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拿到一张城市户口本。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呢，只不过投票的中国老百姓是没有手和嘴的，他们只能用脚投票。

城市真的很糟糕吗？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哪个尺度去研究。城市用最廉价的方式满足了大部分人对生活的基本要求，那就是“自己有工作，家里有水电，出门有朋友，孩子有学校”。城市用牺牲一部分环境的办法换取了地球整体的健康。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均碳排放是西欧和日本的两倍，很大原因就在于美国人追求乡村化的生活方式。

所有研究都证明，要想达到同样的生活质量，住在城里远比住在乡下要环保得多，而且也更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类发展史都是单一方向的：从农村走向城市。人都不傻。

假使你不同意上述观点，你也不能否认中国正在走上一条通往城市化的不归路。据统计，中国1949年的城市化率为7.3%，1978年是18%，现在则为46.6%，据估计2020年将达到58-60%，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1500万中国农民将会转变为城里人！

整个地球的趋势也是如此。目前全世界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2025年就将达到60%，2050年将达到70%。为啥？1900年全世界人均拥有土地将近9公顷，现在则不足2公顷，2050年就将不足1公顷！

城市化，就是老百姓用脚投票的必然结果。

现在的城市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不是城市本身的错。很多仁人志士都在想办法修正这些错误，建设了一批属于未来的概念性生态城。比如伦敦著名的贝丁顿零耗能社区（BedZED）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中国也有很多类似的尝试，比如曹妃甸和崇明岛。

生态城可不光是为了减排，其实真正的生态城都不仅仅关心碳排放，而是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设计了很多措施改进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这方面上海就是一个好例子。我这次来被上海的地铁震惊了，虽说价格高了点，但上海地铁太方便了，用过的都说好。当然韩少是不会坐地铁的，他开赛车，所以没办法体会。

上海1995年才开通第一条地铁，到了2005年也才有5条线，总长度188公里，2010年就一跃为11条线路，总长度410公里，排名世界第一！上海和北京的发展思路很不一样，上海一直试图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比如上海改造老城区的时候尽量不拆老房子，而是想办法改造它们，开发新的用途。上海钢铁十厂、上海啤酒厂、M50艺术画廊区、1933老场坊、8号桥和田子坊等等都是很好的案例，值得北京学习。

上海世博会为什么喊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因为这就是世博会设计者想要传达的理念。上海借助世博会良机，大幅度改造了黄浦江沿岸，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工厂改建成金融、文化和生活中心。但是在改建过程中保留了40万平方米的老厂房，是世博会总建筑面积的20%，这样大规模地利用现有建筑在世博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伦敦奥运会采用了同样的思路。他们把奥运会选在东区，那里是伦敦有名的脏乱差之地，正好借助奥运会咸鱼翻身。据说伦敦主体育馆是可拆卸的，奥运结束后就可以运到更需要体育馆的地方（伦敦不需要这样一个馆了）。

世博会和伦敦奥运（而不是鸟巢）才是新时代城市建设应有的思路。那些排队看世博的老百姓正是在潜移默化之间看到了未来城市的样子，获得了对城市的信心。这有什么不好呢？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一大堆，不是想跟韩寒作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跟一个高中生争辩，哈哈。

我写这篇文章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说：请给城市一个机会，它象征着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你没有权力去破坏它。

请跟我唱：All I am saying is give city a chance.

BMW

976楼这样的0.00005*2（n)问题被煞有介事地写得如此回肠荡气，好文笔。

thankstoyilin

土摩托：//@阿子:也可以找李道长放下电嘛

@达斯佛：一宣武医院的姐们说，张悟本偏瘫了，请他们专家会诊呢。（吃点绿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