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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山林

懦弱的毛左
作者：chixinmin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言论空间较之毛时代是宽松多了。但是，还谈不上言论自由。当局为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对来自右的和左的两方面的言论，凡是认为有碍稳定和谐的都要加以限制。比如一些被称为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和《冰点》等报刊杂志的一些“极端倾向”进行整顿，关闭“爱琴海”《世纪中国》等网站，不允许《党史笔记》《赵紫阳晚年谈话录》《吴法宪回忆录》之类的书在大陆印刷出版，这类书只好到境外印刷出版；另一方面，对一些毛左的网站，如《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等因一些过激言论而遭封杀，朗咸平在上海有线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财经朗闲评》，也因不合一些权贵的口味而被勒令停播，老左派邓力群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因为有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当局某些不满的内容而不允许在大陆印刷出版，他这本书同样也只能在境外出版。像毛左中带有煽动、颠覆嫌疑的毛左张纤夫等极个别人，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逮捕判刑。这说明当局既反右，又反左，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才是硬道理的方针政策。这是改革以来的以一贯之的，这是很好理解的。毕竟谁都不愿意再“穷折腾”。
　　
　　一般说来，自由主义者们在争取言论的更大空间时，对于当局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表示不满，这种不满不但是对右派言论被压制的不满，也同样是对左派言论被压制表示异议。因为他们奉行的自由主义理念是“尽管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力”。他们争取的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自己的言论自由，而是包括但对他们的人的言论自由在内的全社会所有人的言论自由，这充分显示了对自己理念上的自信，充分显示了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
　　
　　反观毛左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了。毛左们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评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公开抗议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他们一方面和右派一样有着强烈的言论自由的要求，一方面又有着希望当局打压他们的对立派，表现出了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心态。因毛左派本身就是靠专制土壤才能生存的，是没法在平等环境中与右派竞争的。他们的观点是经不起在言论自由环境里自由讨论的。所以，他们迫切希望当局能压制右派的言论而放开他们自己的言论，他们只要他们自身的言论自由，而取消其他派发言的权力，就像文革时期一样，那时候才是毛左们常常怀念的天堂。这种利己主义的心理源自内心深处的懦弱心态，是对自己手中缺少理据，害怕公平竞争的反映。
　　
　　毛左的懦弱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己能有话语特权的渴望，对镇压言论对手的企盼，还表现在对自己派别中因言获罪的同伴的冷漠观望上。当毛左们有人因言获罪，媒体被强行关闭之时，那些高调批评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的毛左圣斗士们大都作了缩头乌龟，当毛左中有人因散发崇毛的传单被判刑时，竟没有一个毛左人士肯站出来表示一下关注。当毛左的杂志被取缔，网站被封杀，话语权被剥夺时，也从未听到任何一位著名的毛左人士站出来表示过什么异议。这样的懦弱表现受到网友的耻笑是很自然的。
　　
　　毛左们之所以懦弱，这是因为他们的理念和自由主义者们正好相反，他们秉承的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他们把不同意见都看成非无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统统是必须予以铲除而后快的。只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言论才是可以被允许存在的。而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者只有当权者说了算，谁当权谁说了算。这种理论就是古代专制主义统治学说的现代版。古代的统治者把异己说成是贼寇，是大逆不道，毛时代则说成是资产阶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都是可以残酷镇压的。不同的仅仅是由头的变化而已。当统治者指斥某个具体的人，言论，媒体等客体正好是己方这一派时，作为维护这专制统治理念的毛左自然就失去了维护自己的理据，“皇帝是不会错的”这个理念早已深深的扎根于他们的潜意识中了。他们还怎么敢对当权派说“不”呢？连毛左的理论都必须在毛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支撑下才能生存，一旦这个铁拳消失了，他们的腰杆子还能挺得起来吗？这是毛左之所以懦弱的理论上的原因。
　　
　　更有甚者，有些毛左还偷偷摸摸的干出了落井下石的卑劣勾当。比如，三位著名毛左王**、黄**和杨*，他们借官方整顿某些刊物的时机，对自由派知识份子李大同和袁伟时落井下石。在一个座谈会上，他们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三位毛左如此作为，已经远远超出“犬儒”知识分子的做派了，而堕落为言论杀手的帮凶了。前不久盛传的谣言说吴敬琏是间谍，就更是毛左们暗中造谣中伤的小人伎俩了。
　　
　　现在毛左们那些作为被网友们评论为不但懦弱而且无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张雁

李自己有[EM06]好几个孩子，倒说“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人只生一个孩子？” 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啊，什么是一般人呀？
这人，连李熬有话说都没有好好看。

qinhantang

中科院：钱学森回国建立首批实验室被夷为平地
来源：中国江苏网 2010年07月23日17:1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今天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怀柔试验基地被非法拆毁的严正声明。声明称：我们以沉痛和愤怒的心情正式宣告，我所怀柔试验基地遭暴力拆毁，钱学森先生回国建立的首批实验室被夷为平地。

　　据介绍，2010年7月17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试验基地的保安人员被一伙不明身份人员控制，失去人身自由。在此期间，共计9处房屋被大型铲车与推土机夷为平地，一批重要的科研装置和设备被砸毁掩埋。2010年7月22日至23日，该试验基地再遭持续地肆意毁坏，钱学森先生回国初期指导研制的科研装备等大量历史性文物、国家973项目试验装备、国防重大科研任务的仪器装置和备件等以“垃圾”的名义被清除出场，值守该试验基地的工作人员深受刺激入院治疗。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在声明中说：该试验基地是钱学森先生回国后亲自选址和创建的，是我国第一个火箭研究与试验基地，为我国“两弹一星”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目前，该试验基地正承担着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等重大科研任务。此次试验基地被毁，初步统计的国有资产直接损失高达1700余万元。更加令人痛心的是，一批我国现代科技史上代表性的珍贵文物被肆无忌惮的捣毁和清运，一批国家级的重大科研任务被迫停滞。

　　声明中还说，在我国和谐、稳定、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下，在中国科学院这一神圣的科学殿堂，发生了如此野蛮的暴力事件，令人震惊！力学所参与试验基地建设和“两弹一星”攻关任务的院士和科学家们悲愤交加，全体科研人员极为愤慨。“炎夏似隆冬，白昼如夤夜”是我们此刻共同的感受。（拾年）

　　

仰望山林

自由主义不是论证出来的
作者：张晓群     发表日期：2006-02-16

    1．经验科学信念、数学逻辑信念、社会规范和道德信念

    “信念”这个词我们经常使用，但事实上该词的歧义很多，因此在使用该词时必须先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这里我们按照分析哲学家皮尔士提出的定义：“信念就是被认为是真的命题；它是一个人愿意以某种确定的方式据以行动的东西；它标志着心灵的一种习惯，它是一种同怀疑相反的状态。”（《当代分析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29页）。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她）所确信不疑的结论、行为，就是这个人的信念。如果某一个结论、行为被一群人（可能是几十人、几百人，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人、全世界所有人）共同地确信不疑，那么，它就是对于这一群人的共同信念。

    如果一种信念被一个人（比如张三）确信不疑，但在事实上还没有被其他人确信不疑；那么，虽然张三确认它为信念，而且张三还确信：其他人一定会像自己一样，也会对它确信无疑；但这毕竟还只是张三的一种预测，我们仍然说：它目前仍然只是张三的信念，还不是其他人的信念。

    什么是“真理”呢？皮尔士说：“注定将最终为所有研究者赞同的见解就是我们说的真理。”（同上，56页）。因此，如果张三确信地球围绕太阳转，而且他认为这一见解最终将为所有人赞同，那么，这个天文学上的结论对张三来说，就既是信念，又是真理。可是说到“真理”，完全可能出现种种分歧，张三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李四却认为相反，而且两人都各自确信自己的主张“将最终为所有研究者赞同”。为了避免混乱，本文只谈“信念”，不谈“真理”。

    按照以上定义，信念就会很多种：我确信太阳从东方升起；我确信8和9相乘等于72；我确信买东西时必须排队；我在太阳下跑步一小时后确信要喝水；我确信我很爱听莫扎特的音乐；等等。在这里只谈前三种，我把前三种分别称为：经验科学信念、数学逻辑信念、社会规范和道德信念。

    虽然有三种“确信无疑”，有三种信念，但它们的理据、基础是不同的。经验科学的判断之所以被一个人确信，是因为该判断符合了这个人自己的经验感觉；数学、逻辑的判断之所以被一个人确信，是因为该判断符合了这个人自己的内在数学和逻辑能力。所以，当一个人——比如张三——试图说服李四确信某些判断时，张三应该首先分清自己想说的是什么性质的判断；判断的性质不同，所使用的理据、基础就要不同。要说服李四确信“太阳从东方升起”，就要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指给李四看太阳从东方升起；也就是说，要经过李四的经验验证。要说服李四确信“8和9相乘等于72”这种数学或者逻辑性质的判断，就要给他按照数学和逻辑原理进行演算推理，要掰着手指或者加上脚趾头为李四进行演算。

    那么，怎么说服李四或其他人确信社会规范观念、道德观念呢？怎么让其他人确信：买东西必须排队、卖东西不能骗人、别人的东西不能拿、别人的妻子不能勾、开会必须准时、下班不能早退、别人的自由不能干涉（比如别人上班穿什么衣服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别人的财产必须得到尊重（比如资本家的巨额收入是凭他们自己拥有的资本、加上才华和运气得到的，别人无权过问）？怎么说服其他人确信：或者摩西十戒，或者三纲五常，或者自由平等，或者民主法制，或者堕胎合法合理，或者堕胎不合法不合理呢？

     2．使用先验论证的方式说服他人接受自由主义作为心中的道德信念

    为了做好这种说服工作，为了论证某种社会规范、道德观念是“合法合理”的、“绝对应该”的，古今中外的圣贤哲人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印度教是从“业报”“轮回”的角度论证，教育百姓安心服从现实中的社会等级规范，这样下辈子就会有好报；基督教是从上帝的角度，动辄便说“上帝怎么说”，动辄便说“天堂地狱”；孟子是从动物的角度论证，动辄便说：人不是禽兽，怎能不讲道德呢？“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①；董仲舒是从天理中的阴阳之道论证：阴阳之道是世界的根本之道，纲常人伦则恰恰符合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②；程朱理学则从理与气论证，说世界的根本之道在于理与气的并存，理是绝对的、无始无终的、完全的、无限的，气是相对的、有始有终的、有限的；这两者落实到人身上，则有了天理和人欲之分。所以“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有着“自然性”依据的——因为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③。古代日本在这方面比较缺乏人才，但屡试不爽的“拿来主义”被再次祭出，这次他们拿来的是儒家，以至于“儒家哲学几乎取得了相当于国教的地位。”④。我们绝不能说，上述种种圣贤哲人的努力就全无效果；他们说了几千年，就没有几个人真正确信他们的话，把他们的话视为信念——社会规范和道德方面的信念？我们应该相信：上述圣贤哲人提出的主张，被他们时代无数的人民视作信念乃至真理，视作自己行为的准则。这些主张，成为了那些时代无数人心中的“超我”。当然，今天的人很可能会反感、乃至厌恶上述主张，决不会把它们视作自己的信念，更不会把它们视作真理。

    后来有一天，以前的人民发现本来所信奉的上述信念不再是信念了，“超我”成为了真空地带，这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无法进行。也许人们曾经想恢复对原来的那些先贤哲人的信仰，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即使想让自己喜欢上京剧也难以做到一样。

    于是新的哲人们应运而生，他们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社会规范、道德观念，他们当然都认为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是正义的、绝对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他们都有着极强的自负，他们都自我坚信：我所主张的，不仅对于我是信念，而且一定会被别人接受，成为别人心中的信念——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所以自己确信的，就是真理。他们提出的主张计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主义、集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等，不一而足。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义的、绝对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为了尽早地、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和上述先贤哲人们一样，他们也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论证工作。这里只说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主张之一：自由主义，分析其经典人物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贡献。

    简单说，自由主义的主张包括：人拥有自由，人拥有权利，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人与人之间应该公正相待、互相平等，人要对他人宽容、有博爱精神，人们之间应和平相处、按照一定秩序来处理相互关系；应该实行法治、民主、宪政、分权制衡等制度方案。

    而为了论证这些主张是“正义的、绝对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从而说服大众，成为大众心中的真理，心中的超我，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方式的论证；而我则会逐条给予质疑。

    卢梭从“自然状态”的角度作出论证，他说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的主张之所以是“正义的、绝对应该的、理所当然的”，是因为人类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中就是实行这种规范和道德的。我看不出这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首先我不知道人类的最初状态究竟是什么，但我知道：最初是什么状态决不等于现在就要如何。因此即使自然状态下的人确实奉行彻底民主，那也不能证明，今天的我们也要这样做；原始人茹毛饮血，而且各部落之间武装冲突不断，我们今天也要这样吗？

    洛克从“生而有之”的角度作出论证，他认为人的上述三大权利是人生而有之的，与生俱来的，是自然拥有的，是一种自然法则。洛克的这番论证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好像董仲舒、程朱理学也是这么论证的，虽然他们要论证的内容截然相反。我怎么没看到、感觉到、发现到这种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呢？决不光是我没看到，人类几万年的历史，怎么只在最近两三百年才只有西方人看到呢？而且西方人只在西方人身上才看到，跑到亚非那那里从事殖民工作的西方人，怎么没在亚非那人民身上看到这种“人人生而有之”的东西？甚至19世纪的南方美国白人都没有在黑人身上看到这一“自然”之物。是这万万亿亿的人都对别人身上实际存在的“权利”视而不见呢？还是洛克把在那些时代实际上还不存在的东西硬说是存在呢？

    哈耶克从“作为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 的角度作出论证，认为在自由主义的主张中，法律最为重要，而法律“决不是一个人们可以任意创制的东西。••••••早在人类想到自己能够制定或改变法律之前，法律已然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⑤。在哈耶克看来，作为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其演进神圣不可侵犯。这实在是一种十分自信的主张，可是，理由呢？最早的法律（如果可以说是“法律”的话）是氏族部落里的习俗，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已和今天的社会生活相距太远，我们还要加以绝对的信守吗？早期希腊人的部落里，杀人都没有人管，因为大家认为那是两家之间的私事。前期的国家产生以后，由于其坐寇性质，按涂尔干的话说，是一种“压制性”法律，其要保障的，首先是统治者的利益，对它，我们也要信守吗？事实上，法律从来就是人制定的，而且从历史上看，人类一直在根据社会状况的变化在对法律进行或大或小的改造；法律从来都是出于某种社会需要而被社会制定出来，当社会发现某一法律不能再满足社会需要时，就会改造这一法律。如果人们宁愿改造社会，改造社会需要，也要去适应某一种一直延存下来的法律，那是作茧自缚，或者异化。其实哈耶克想做的，和洛克、卢梭一样，都是想论证自由主义主张的神圣性、自然性；论证思路是：如果某个东西是人或人类的最初状态，那么它就是神圣的，以后的人就是碰不得、动不了、改不掉的；这个东西在卢梭是人民民主，在洛克是人民权利，在哈耶克是法律。也就是说，通过论证某个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是人或人类的最初状况，来证明它的合法合理性（韦伯意义上的）。我对这种思路的质疑是：人或人类的最初状态究竟是怎么样大可存疑；而且即使最初确实是那样，也不能证明其合法合理性，证明今后就要一直那样。

    麦金太尔从历史的角度作出论证，其思路和上述思路十分相似。但他是要以此去批判自由主义的权利主张，认为其不是“正义的、绝对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因为，除去这最近的两三百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无人知道这些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这些权利根本就不存在。麦金太尔所说的确是事实，在欧洲中世纪史，那时只有国王和贵族领主、还有教会的专制残暴，而且在中国古代也没有这些人权，印度古代、日本古代、俄罗斯古代、埃及古代、波斯古代都没有。可是，古代不存在就意味着今天不应该存在吗？古代不存在见了红灯就停车的现象，就意味着今天也不应该建起红绿灯，不应该见了红灯就要停车吗？

    休谟从经验主义的角度作出论证，但他却是想以此说明自由主义关于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的主张，是不具“真理性”的。他认为，人只能确信经验科学的结论，确信逻辑和数学的结论，除此之外，对于一个人来说，无真理可言。康德对休谟的反驳是：人有纯粹理性（也叫作“理论理性”“思辨理性”），但也有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同样有自己的真理，“人不能偷东西”就是一条实践理性方面的真理，就是每个人绝对同意的结论；当然，它和经验科学的真理、逻辑数学的真理，是性质不同的，但仍然是真理。我同意康德的这个意见，所以我在一开始，首先就要明确真理的定义。

    休谟又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作出论证，来证明自由主义的主张。他认为：自由主义的主张之所以是正义的，之所以应该被每个人接受，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是因为这种主张对社会有用。这一说法能说服别人吗？今天的很多国家都对富人实行高额累进税，这种做法对保持社会平等，减少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具有很大作用。可是，虽然有很大社会作用，却不意味着富人们会自觉自愿地服从，如果按照功利主义的说法去对富人说，富人甚至会反唇相讥：你们为什么不尊重我的财产权？为什么不给予我平等的国民待遇（和穷人按同一税率纳税）？对社会有用？为什么社会不考虑我个人的权益呢？这样的社会正义何在？所以，对一个个人而言，社会规范没有什么“对谁谁有用”这一说。对于一个个人来说，社会规范、道德原则就是绝对命令，没那么多废话。你富人最好能自觉从社会总体利益考虑，如果不能，社会就要训导你这样想。而且，用社会性功利来论证，难以在人们心中形成对道德原则的确信。如果一个人问：“人为什么不能乱伦啊？”你不能对他说：“因为乱伦会导致家庭关系混乱、子女扶养危机。”你要是这样说，他就会说：“那我偷偷默默的还不行吗？我保证不会造成家庭关系混乱、子女扶养危机这样的后果。”这样乱伦禁忌就会动摇，严重的社会后果就会出现。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康德才要坚决反对把道德律令功利化，认为道德律令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存在，和其他任何东西无关。其实康德的这一主张，也是在古今中外无数人民心中存在的事实，这一事实保证了古往今来各种社会体得以稳定存在；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每个人心中都必须有一个“超我”。康德不希望功利主义扰乱人心。

    康德从“实践理性”的角度作出论证。他为自由主义的主张作出了若干纯形式的规定，认为符合这些形式的行为就是道德的。他认为：检验主体的意愿是否道德的，就是要看这个意愿能否被普遍化；认为，一个道德的主体在行为之前，应该扪心自问：我作出某种行为，也愿意别人在相似的情况下，对我采取相似的行动。康德提出的这些原则为人们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形成道德共识，奠定了基本原则；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感觉到应该用自由主义的原则来作为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但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康德主张的提出，对于自由主义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的明晰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单凭这些形式性的原则，是不能让别人接受自由主义主张的；可以用逻辑的、形式主义的道理说明一个事物，但不能以此论证人必须去做某一行为。一个人接受自由主义，不是因为他知道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而是因为他从自身的全部生命实践中、全部的与他人的交往行为中，认同了自由主义。如果他不能从自己所有的生命实践和交往行为中认同自由主义，他就不会接受自由主义。同样，如果一个社会体的大部分人，从各自的生命实践和交往行为中，没有认同自由主义，那么自由主义的原则就不会在这个社会体中得到实现。正因如此，才会出现麦金太尔所说的事实：除去这最近的两三百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无人知道这些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这些权利根本就不存在。确实，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从秦朝到清朝，有多少人在按康德主张的自由主义原则办事呢？也正因如此，虽然康德出版了伟大的《实践理性批判》，但之后康德的祖国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信奉了法西斯主义；而只有在现实沉痛地教训了德国人之后，他们才会真正拿起康德的书，逐渐认同康德对权利和自由原则的主张，认同康德对永久和平的理想。

    以上是对一些自由主义论证的质疑，这些自由主义者们的论证可以被称作先验论证。我们看到，单就这些先验论证本身而言，是没有充分理据令人接受自由主义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从近代以来直到今天，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千千万万西方人、以及世界各地人民心中的真理；自由主义哲人们的主张，显然已经进入这千万人民的心中。

    那么，自由主义哲人们的主张，究竟是怎样进入这千万人民的心中，成为他们心中的真理的？

     3．自由主义进入人心的途径

    自由主义哲人们的主张进入千万人的心中，不是通过经验科学验证的机制、不是通过逻辑数学推理演算的机制、也不是通过上述先验论证的机制；它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这就是：第一步，诉诸于社会成员的生命经验和社会交往经验，得到他们的认同和共鸣，从而成为一种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性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然后，第二步，通过教育、训导、奖励、惩罚、社会控制等方式，把这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内在化于社会成员的心中，使它成为这千万人心中确信不疑的“超我”。

    第一步：

    某种社会规范和道德意识，只有在社会上大部分人都对它加以赞同、同意、接受时，才真正成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合法合理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而大部分人对它加以赞同、同意、接受，这在开始的时候是一定需要一个过程的。这种过程分为两种途径。

    其一，压迫性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意识，比如欧洲中世纪时妇女的地位就普遍比男子低，男的经常在家里打老婆；比如坐寇性质的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们的优越地位；比如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这种社会规范是在暴力压迫的基础上确立的。在开始时，被压迫者们一定是很不情愿的，但时间长了，他们就逐渐地逆来顺受了，他们的自尊意识变得麻木了，后来他们甚至会认为，他们处在被统治地位是合理合法的。

    其二，人们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为了共同的利益，在人与人互动性交往之中，共同地逐渐意识到必须确立某些社会规范和道德意识。比如家庭中的乱伦禁忌，比如工商业生产中的产权观念和货币观念，以及后来的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开始并不明确现在的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规范和道德原则，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各种主张，除了自由主义，还有其他各种主张，比如无政府主义，比如空想社会主义，比如集权主义，比如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等等。在这种社会性实验和摸索中，有些主张被抛弃了，有些则只有一个很小的部分被保留下来，有些则有较大的部分被保留下来，有的则在总体上被人们信奉和确信了，自由主义就属于这最后一类。

    为什么不同主张会有不同命运？在这里我愿意把功利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性理论（而不是价值性理论）提出来：一种主张之所以能成为被千万人接受的幸运儿——比如自由主义，是因为它能给接受、奉行它的人群带来最大的长远的、和总体的利益。同样，一种主张之所以只能风行一时，是因为：如果把它作为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或者不能给人群带来很大的利益，比如空想社会主义；或者立刻带来灾难，比如无政府主义；或者虽然能带来短期利益，但却不能带来长期利益，甚至带来灾难，比如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换句话说，如果在总体上信奉自由主义的欧美国家，经过了两三百年的发展，在物质文明和其他社会文明的创造上，还不如亚非那国家，那么，我相信，欧美人会对自由主义重新反思乃至怀疑的。

    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自由主义是强调个人权利的，强调个人的财产、自由（比如言论、集会，等等）、尊严，似乎把社会利益放在了第二位；但偏偏这种价值观实行的结果，却产生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和其他社会文明成果。我想，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工商业文明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分工协作的社会文明创造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当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充分尊重时，每一个人都会因此而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个社会，从而充满积极性地努力工作——既在为自己，也在为社会；最起码也不会扰乱社会。这样，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十分积极地创造文明时，社会的总体文明成果——物质的和精神的——能不繁荣昌盛吗？

    人类学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人群的社会性意识可以分为表层显形的与深层隐形的两种，而真正起作用的则是深层隐形的意识。比如原始部落之间定期举行的联欢舞蹈。部落的人都会在表层显形的意识上认为：这种舞蹈不过是一种习俗，传统，或一种娱乐方式。但实际上存在一种深层隐形的意识，那就是：通过这种联欢舞蹈，来增进部落间的友谊，从而在无形中消解两个部落间可能产生的敌意。是这种隐形深层的意识导致了人们要把它作为一种传统、习俗，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坚持下来。自由主义也是这样，人们虽然在表层显形的意识层面，会认为自由主义十分有道理，是一种大家都接受的观念；实际上，在隐形深层的意识层面，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已经充分意识到：只有自由主义才能给社会带来最大的、最长远的总体利益，人们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共识。在平时，人们不会去多想那深层隐形的意识，但到了危机时刻，人们就会意识到深层隐形意识的至关重要性，就会坚决捍卫它所要求的社会规范及原则。

    因此，自由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今日世界的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在于它在今天人们的社会性生产生活条件下，能给一个社会带来最大的总体利益，是一种极佳的社会工具。

    因此，人们接受自由主义，不是因为自由主义哲人们对它的种种先验论证，而是因为人们在共同性、交往性、互动性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共同觉悟出：必须要在人际关系方面采取自由主义的信念、确信、真理，比如要遵守商品交换关系，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要保障每个人的产权，要尊重他人的自由，等等。自由主义哲人们则是把这种信念、确信和真理明确化、系统化，并在社会上极力宣传这一主张。

    所以哈贝马斯的观点是：道德规范的证明本身并不产生道德规范，任何规范都来源于生活世界。人权的重要性首先并非体现在其证明中，而是在于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它所达成的主体间共识（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他说：“只有那些得到了一种实践话语的参与者和相关者赞同的规范才能要求有效性。”⑥

    我们前面说：让别人相信一种规范和道德原则，不能用经验验证的方法，不能用逻辑数学的演算推理方法，也不能用先验论证的方式，而只能去求得别人的认同、共鸣和觉悟。正因如此，一种经验科学或者逻辑数学的结论，要得到另一个人的认可，这个人生活在什么社会和时代，并不那么重要；但一种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性观念，要得到另一个人的认同，这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就十分重要。因此，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可以在经验科学与逻辑数学方面如鱼得水；但是，要想融合进美国文化，认同美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一个困难得多的过程。或者说，中国人很容易接受西方的经验科学和逻辑数学，但要接受西方人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则十分困难。这是因为，要接受经验科学与逻辑数学，涉及的人的意识领域较少——只要经验感觉领域或逻辑数学领域即可；但要接受社会规范观念和道德观念，则涉及人的全部生命体验。

    第二步：

    不论是经过哪一种形成途径，只要形成了“社会上大部分人都对它加以赞同、同意、接受”这样一种局面，这种社会规范和道德意识就一定要被、也会被社会神圣化：君权是“神授”的，人权也是“天赋”的，法律则是“自然”的，私有财产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什么时候人们才会对某种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产生神圣感？当只有少数人对它加以赞同、同意、接受时，是产生不了这种感觉的；只有在“社会上大部分人都对它加以赞同、同意、接受”时，神圣感才会产生。此时，在人的意识中浮现出的是对它的神圣感和敬畏感，仿佛它是从天而降的；至于它所具有的社会工具性，现在则被压入了人们的意识深处，人们已经意识不到了，而且人们有意识地不去想它的社会工具性；因为老是想着它的社会工具性，会削弱它的神圣性，而神圣性一旦被削弱，它的社会工具性的发挥就要打折扣。

    一旦成为了某一社会体人们共识性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自由主义（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和中国古代的儒家一样，虽然在内容上天差地别）就会相对容易地成为一代代后人的心中真理。在这些社会体中，自由主义已经是一种习俗和传统了，社会会用各种教育、训导、奖励、惩罚、社会控制等方式，把这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内在化于起码是大多数人的心中，使它成为这千万人心中确信不疑的“超我”。这一进行“内在化”的社会教育工程，一直被各个社会体常抓不懈，它包括一系列的机构，一系列的工作内容，甚至可以把监狱都视作这一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监狱的职能之一，就是改造犯人，令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在这种进入人心的方式上，自由主义是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和中国古代的儒家一样的，虽然它们在内容上天差地别。

    自由主义哲人是伟大的，他们对社会进程和时代精神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们虽置身于纷乱庞杂的种种观念主张之中却对自己的主张极为自信，他们有着强烈的“把每个人都当人”的道德情怀，他们对虽然前程似锦却在当时尚未成形的共识性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有着极强的预见能力、理性整合能力和提炼升华能力。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自由主义谈的似乎很是平常，就像我们看牛顿力学定理很平常一样；可是，在欧洲当时的时代提出并坚信自由主义原则，必有过人的天赋、才华和胆识不可。

    注释：
    ①详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84～87页
    ②详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228～234页
    ③详参冯达文，《回归自然 道家的主题与变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119～137页
    ④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186页。 详参该书186，208，209页
    ⑤转引自 吴冠军，《什么是启蒙——人的权利与康德的启蒙遗产》， 见开放时代2002 第四期44页
    ⑥转引自 吴冠军，《什么是启蒙——人的权利与康德的启蒙遗产》， 见开放时代2002 第四期55页

仰望山林

民&主是什么
　　
　　 民主是什么呢？很多人一定会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民主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比如有5个人去旅游，4个人想游泳，1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一定是去游泳，如果最后的决策是去打球，那就变成专制了。
　　
　　 可别忙，当我们把上面的例子稍微改变一下，你就会惊愕地发现，这个“民主”竟然是只披着羊皮的大尾巴狼：比如5个人中有4人认为1人该死，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合法”地把那个可怜的家伙杀死！
　　
　　 你也许会说，这没什么错啊，如果大家都认为一个人该死，那他怎么可能没罪呢？不幸的是，的确有这种可能。事实上，民主的内涵远非“大多数”这么简单，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只好把那些陈旧的历史书从垃圾桶里翻出来，仔细读一读。
　　
　　 公元前六世纪，在民主的发源地——古希腊城邦雅典，一个名叫克利斯梯尼的政治家发明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的雏形：“贝壳放逐法”。所谓“贝壳放逐法”，就是雅典人为了对付某个破坏民主、实施专制的独裁者，可以召开公民大会，对其进行投票（因用贝壳投票而得名，不过后来改用陶片了），如果这个人得票超过6000，那么对不起，管你有没有错，立即离开雅典，去外面呆上10年再回来吧。
　　
　　 这种惩罚制度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流放，当然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公民大会的集体投票，后者是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不过，在“贝壳放逐法”这座祭坛上，固然有独裁者的鲜血，也飘荡着无辜者的冤魂。在古希腊历史上，曾经有多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因“贝壳放逐法”而被流放，客死他乡，比如著名的马拉松战役英雄亚利斯泰提，以廉洁、正直而著称，就曾被贪婪、腐败的地米斯托克利以“企图独裁”的罪名提交公民大会审判。
　　
　　 等一下，也许你又会说，民众的选择虽然有时不一定正确，但那毕竟是自己的选择嘛，即使付出代价，也只能由民众自己承受。
　　
　　 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你犯了个逻辑错误，因为付出代价的主体并不是占多数的民众，而是那个处于少数的可怜的倒霉蛋。如果一个人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被迫接受惩罚，那这种“民主”又怎么能够让人放心呢？你也看到了，古希腊的这个“贝壳放逐法”尽管打着“大多数”的幌子，但却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并不能算做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大多数暴政”。
　　
　　 其实这个“大多数暴政”的滋味我们也曾经领教过，30多年前的那场人间浩劫，就是利用“大多数”对“极少数”实施暴政的结果。当千百万被革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红卫兵们冲进学校、工厂、机关、政府，大打出手，打砸抢烧时，当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们不堪忍受凌辱摧残悲愤自尽时，又有多少冷漠、甚至幸灾乐祸的看客在品味着这种可怕的“民主”！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遗憾地看到，类似当年革命小将的行为，依然时有发生。一个不保护“极少数”权利的“大多数暴政”，又与“专制”有何区别？
　　
　　 因此，我们有必要修正一下最开始的那个例子：有5个人去旅游，4个人想游泳，1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还是去游泳，但要加上个限制条件，就是想去打球的那个人，有说“NO”的权利，而且那4个去游泳的人，必须学会尊重这个“NO”。
　　
　　 可是，你先不要着急，民主并不是仅仅说个“NO”字就算OK了，它还有许多要求和条件呢。你想想看，虽说那4个去游泳的人不反对别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1个人怎么打球呢，总要有个对手陪他一起打吧？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们4个人是要去游泳的，不强迫你去已经很不错了，怎么着？还想让我们大家陪你打球？你小子皮痒吧～
　　
　　 你会不会觉得那4个人的想法挺合理的？是啊，凭什么要大家都陪那小子去打球？不是民主吗？怎么又变成多数服从少数了？且慢，你要晓得，仅仅表示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不为少数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那么离真正的民主还差得远呢。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要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唉，看来想去游泳还真挺不容易啊。
　　
　　 时间在六十年代，地点在美国密西西比州，事件的起因，是有个叫杰姆斯·麦瑞迪斯的黑人学生，向密西西比大学申请入学。你要知道，当时的密西西比州是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南方州，在那里，尽管黑人理论上有上大学的权利，可是在现实却根本办不到，因为那个州的州长本人就是个种族主义者，该州的民意舆论也支持州长的种族言论，结果不难想象，那个可怜的杰姆斯被大学校委会莫名其妙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他是黑人。
　　
　　 这下杰姆斯可不干了，他马上找到全美有色人种协会，由他们出钱聘请了律师，控诉密西西比大学违反宪法，践踏人权，并且把这场官司打到了上诉巡回法庭。经过长达一年的审判，杰姆斯终于胜诉了，法庭给密西西比大学下达强制令，强迫学校接收杰姆斯入学。
　　
　　 那时的美国社会，正处于民权运动的高潮，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组织，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的非暴力抗议聚会，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个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人，他很同情黑人的民权运动，而且也很关注杰姆斯的案件，但同时，他也明白在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南方州，黑人学生想要入学恐怕是件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所以，当他听到法庭判杰姆斯胜诉时，马上派出联邦官员，带着执法队去保护杰姆斯入学。
　　
　　 可是，法庭的这个强制令，立刻激怒了密西西比州长，在杰姆斯入学的那天，他授意副州长站在学校大门口进行阻拦，并且很嚣张地宣布，联邦政府的人要是敢来支持杰姆斯与州政府对抗，来一个抓一个！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简单交代一下，美国政府的组织机构与我们国家不同，国家的权力是很分散的，每个州都像个独立王国，谁也不买中央政府的帐，各州的州长也不是由总统来任命，而是在各州竞选上的，只对本州人负责，所以，各个州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联邦政府你管不着，可我要出了事，你得给我顶着。
　　
　　 因此，当肯尼迪一听到密西西比州州长的强硬态度时，立刻头皮发麻，他很清楚，这下肯定要出事了。果不其然，就在杰姆斯入学那天，被州长煽动起来的民众与联邦执法队与校警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四处寻找杰姆斯，一边找还一边发泄（这场景是不是有点面熟？），暴力事件越演越烈，造成了大量的流血和死亡，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才逐渐平息。
　　
　　 最后，这场可怕的流血，使州长开始思索他身上所负的历史责任，于是他退让了，那个被吓得失魂落魄的杰姆斯，终于在联邦执法队的保护下，结束了密西西比州禁止黑人上大学的历史。
　　
　　 呼，例子终于讲完了，我想说的是，通过这个事件，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想要让少数人真正的享受他们与大多数一样的权利，有时候，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呃，这么说来，我们好像又要修改那个例子了：有5个人去旅游，4个人想游泳，1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就是，4个人去游泳，1个人去打球，然后再雇个人来陪那个小混蛋去打球，至于雇佣的钱嘛，由大家一起分摊。
　　
　　 但是且慢——抱歉虽然文章已经够长了可我还是要说且慢——为什么为了尊重少数人就要牺牲我们4个人的利益？难道那小子一个人比我们4个还重要？如果我不想出钱，那是不是你也要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啊？可你不要忘记，这次你也许占在“多数”一边，说声拜拜就跑去游泳了，可是啊，保不准下次就轮到你要去打球了，到那时你找谁去？所以，为了下次你也能找到人陪你一起打球，为了让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民主，你一定要付出这个代价，尽管这意味着你也许要付出像密西西比州那样惨重的代价。
　　
　　 现在你一定已经看到，所谓民主，不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也不是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

binfeng2000

郭台铭：找回水牛精神

郭台铭

October 15, 2009 12:00 AM | 4273 观看次数 | 21  |  |  


王前董事长永庆前辈：

谨以恭敬的心情在四万尺高空之上，在与您心灵沟通最近的咫尺天涯之距，愿灵犀相通，将晚辈隐藏心中的过往追忆寄念二三，用作您离开我们尘世返归天上神府将届一年之追念。


您的一生，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为您的理想工作，为社会尽责工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工作，为弱势族群、为社会公益工作，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了「台湾精神」，也就是「台湾的水牛精神」，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一步一脚印的实在耕耘，牺牲奉献的水牛精神。可是您走了，台湾水牛渐凋零了，台湾精神也逐渐在丧失中，这不就是您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关键所在吗？请赐福台湾人，找回台湾水牛的精神吧！


晚辈刚开始创业时，您的企业已是台湾最大且经营绩效最好的企业，您非但没有自满、奢华与浮夸，仍每天努力地奋斗工作著。从报导中得知您每天凌晨4时多起床来到市立体育场，一定要跑完5000公尺才回去上班，数十年如一日。


愚昧的晚辈自以为「毅力」是简单的事，兴冲冲买了双球鞋，艰难地起了个大早已是六点多；第一天跑了1600公尺，自信认为练习几天可跑到5000公尺，以我的年纪，多努力几天应可达到您的标准。


但再跑了两周，最多只跑到3000公尺就跑不下去，藉所有可推托之理由，放弃这看似简单却非有坚强意志力，便无法克服的心身两大障碍。我心中投降了，从此更对您有无比佩服，真正了解「坚定的毅力」是多么难以克服的身心障碍，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一个平凡的庸俗之辈。


还记得有次带领我们公司几位重要干部到您府上，向您请教经营之各种经验及诀窍。您直言，经营没有捷径，更没有诀窍，只有扎扎实实的追根究底，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实干精神。第一句您劈头就问「你们公司自认为是做计算机的高科技公司，你们自以为用计算机的技术比我们传统产业高一等吧，你们每个月结算及经营绩效分析财报在几日结出数字？」


我些许不安但仍小有自豪的向您报告，大概每个月5日到8日间。谁知您直言不讳的教导：「无效啦」（台语）、「笑死人」（台语），做计算机的公司「爱搁拖甲归礼拜」（台语），我们台塑整个集团，每个月1日中午以前，一定会把所有营业结算及各事业部处的损益及经营分析和对策送到我的桌上。（您加重语气的说）「统（台语）世界的工厂喔」，阮已经做十几年了，不但是数字，「嘛爱（台语）包括所有的经营改善对策」。


王前董事长，我现在要向您坦白我当时的心境，真是无地自容。我真想挖个地道藏起来。


王前董事长您不是人，您是「神」，您是「经营之神」！


最近八八水灾重创南台湾，原住民的聚居山区部落尤为严重。晚辈跑了两趟灾区想尽些棉薄之力，但从接触原住民同胞口中得知，早在数十年前，您已为了拯救许多被卖入火坑的原住民少女，办护士学校，供吃供住、免一切学费，训练她们一技之长，让她们可与平地人一样受教育，走正当人生道路。您做了这许多积功积业积德的社会公益却毫不矫情，没有对外大声嚷嚷以善士自居，请教诲指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吧！您的平凡却是出奇的伟大。


晚辈永远记得！犬子守正结婚您送给年轻一辈的人生座右铭就是「信用」两字，晚辈至今无时无刻谨记并遵循这两字，做为做人及治家的格言。这个宝贵的资产晚辈今生今世不知如何回报，只能在此纪念您的时刻向您报告，我会以这句座右铭做为人生的目标，不能辜负您对后生晚辈的谆谆善导，谢谢您恩师（如果我有资格如此称呼您！），天佑吾师精神永存不朽，天佑吾师典范日月同辉。


晚辈 郭台铭 叩书


于2009年10月5日飞航途中

qinhantang

    山林兄，主席一生有功有过，还是应该恰如其分的评价。以一介书生，提三尺剑取天下，驱洋驽而立中华，若非天命有加，岂仗人谋成此大功？
    讲到民主，俺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深深植根于全民的信仰。
    因为信仰，因此全民都承认人的“原罪”，每一个人（包括总统、州长、总司令）都"sinful"，人有着与生俱来的“贪婪、骄傲、欺骗......”等等，因此官员（包括总统）的需要监督，权利需要约束和制衡。在这个思想认识基础上，经过100-200年的实践，才形成如今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而东方国家，在历史进程中，虽然出现过民主政治的若干启蒙，但是没有全民对上天的信仰以及对自身罪性的思考作为基础，因此民主的种子没有生根发芽。
    而且因为信仰，在神的面前，人的智、能、权、谋、功、业等等均不足炫耀，一切荣耀归于神，这是民主观念中“人人平等”重要的思想基础。

云鹤

下面引用由[U]qinhantang[/U]发表的内容：

    山林兄，主席一生有功有过，还是应该恰如其分的评价。以一介书生，提三尺剑取天下，驱洋驽而立中华，若非天命有加，岂仗人谋成此大功？
    讲到民主，俺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深深植根于全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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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01]

张雁

俺 也挺汉唐，从第二段起。
以儒家传统的等级观念、以汉民族千百年来的惨痛经历（前者上智下愚、后者力能胜仁），如何蕴育全民的民 、主平等观念？但佛教东来，带来万千气象；一千年后，你中有我，宾主尽欢，江南江北到处丛林庙宇，匹夫匹妇也讲众生平等。今日神的信仰带给我们的心灵变革才刚刚开始，愿主保佑我们每一个人！
毛之功过，看在汉唐老乡的份上，不予置评。

张雁

学位何用
吴澧 @ 2010/7/23 9:43 阅读(2591) 评论(10) 推荐值(136)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国中有个怪现象。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只有教育是软柿子，人人都能捏。你谈政治，新花社说你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你不谈政治，只是跟着大伙儿上街散散步，《人民日报》说你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你离政治躲得远远的，上网看看男女和谐生活图片，洗洗体味宣布“扫黄打非”；好，咱转到官家电视台，看个不黄无性的相亲节目，广电总局又跳出来骂“低俗”！搞得十二亿二千万非党群众，除了积极争取入党之外，能玩的游戏就只剩批评教育部门了——That's the only game in the town。宣战部留着这个排气阀门，大概因为他们对教育部也是一肚子意见：教出来的学生一点共产主义思想都没有。宣战部不管，放手让人批教育，结果就是舆论把太多的社会问题都挂到了教育账上。无奈现在这位教育部长，连个忠委都不是（袁贵仁是重阳纪委会员），党内地位太低，他能干什么？

　　批得太多了，难免有人走火入魔。都说中国人有学位情结，其实不要学位的人有的是。据７月２日的《广州日报》，今年高考，陕西有位叫张皎的考生，因为不喜欢现在的教育，在每份试卷上只写了“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不生则死”十六个字，再加自己的考号和姓名。他的语文、数学、外语和综合四门科目的考分，理所当然都是零分。张皎说他想学比尔·盖茨，不要学位照样干大事。

　　《中国青年报》７月１１日的一篇报道更绝。深圳梧桐山脚下有不少诵读四书五经的私塾。一位成都来的李女士说，她送孩子来读经，将来孩子没有大学文凭，但“毕业证不能保证孩子一生的幸福，而能力却可以。读了经的儿子现在不但满腹经纶，而且有很强的定力和思考力，未来也一定可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而大师是不需要文凭的。”李女士相信，送孩子来读经是成全孩子的一种大爱。

　　比尔·盖茨被当作批判红朝教育的正面例子，实在被人用得太多。但引用的人很少意识到，盖茨虽然没读完大学，却是知识广泛、真正具备中学程度的。张皎童鞋够这资格吗？只怕未必。美国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于前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有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中译本，译者季丽娜）。格拉德韦尔采访了盖茨，详细询问了盖茨的中学生活，这里简述如下。

　　盖茨的父亲是富有的著名律师，母亲是银行家的女儿。小比尔天资聪颖，上学 boring ，所以父母将他移出公立学校，送入贵族私立学校。１９６８年，由学生母亲组成的“家母俱乐部”捐款为学校买了一套计算机终端——对于当时的中学，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甚至很多大学当时还没有计算机。终端需要接入西雅图的计算中心，那时计算机时间很贵，母亲们捐的钱很快被盖茨他们用完了。正好华盛顿大学的几个教授开办了一家公司，其中一位也是该校家长，他让盖茨他们使用新公司的机器。盖茨家离华盛顿大学很近，他后来又在半夜人少的时候，去大学医学中心和物理系使用那里的计算机。

　　格拉德韦尔总结了一个“一万小时”定律：任何事要做好，写文章，绘画，拉提琴，等等，需要操练一万小时。他和盖茨一起算——根据还能查到的资料，在１９７１年，盖茨他们接入一家公司的电脑联线时间是１，５７５个小时——按这数字类推，当盖茨在大学二年级退学时，在七年（中学六年加大学一学）时间里，他在计算机上花的时间已经超过一万小时。格拉德韦尔问盖茨：上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多少青少年有他这样的编程经验？盖茨答道：如果满五十个，我会很惊讶。

　　盖茨或许没有学位，但是，如果没有那所贵族学校里当教授、当经理的有学位家长的人际网络为他提供信息和资源，他到哪里去实践这计算机一万小时？当计算机还在“石器时代”的１９６８年，换一所学校，有几位家庭主妇会想到给学生买个终端玩玩？

　　（顺便说一下，多次有人问怎么给《南周》写稿，其实不妨问自己：时间写够了没有？一万小时写到了，打猪草老农也能上报纸。记得四年级开始有作文课，一周两节，一个半小时。一年里四十周有作文课，一学年写六十小时。中小学读完，写了五百四十小时。再加上学年总结、闯祸后自我批评等等，总数大概六百小时。大部份人就停留在这里了。老农中学时作文至多算班里中等，但在中学之后，读了无数英文，也翻译了一些，十五年后再提笔写中文，文字上花的工夫应该有一万小时了。再是笨鸟，也飞到时间了，那就没办法了。）

　　《异类》这本书，承认“一万小时”个人努力的重要，但主旨是强调机运更重要。盖茨有他的机运。不是不能学，但也不易学。至于送儿子上私塾的李女士，则是在搞笑了。那些私塾不上数学课，据他们说，“在小学阶段，小孩子根本没必要去学数学，到了初中的年龄，小学课本上的数学知识用三个月就能自学完成，何必花上整整六年”。这些人大概以为当前的世界还在春秋战国时代，即使“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兵者国之大事，也像《战国策》里的谋士那样，用天象打几个比喻就可搞定。今年２月８日的《南方人物周刊》有篇百岁老人周有光的访谈。老人说，文化方面，发展是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而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还在玄学阶段。这就是例子。

　　当今之世，阐述问题，必须尊重几何，遵循逻辑。思维未受数学训练，基本就是个遇事只会叫嚷“感情被伤害”的废人。从那种私塾里出来，或许可以去国图学着修补古籍，借此看看古书的真实样子——读着简体横排的《论语》能成国学大师，老农是不相信的。不过，因为没有大学学位，这北京户口恐怕不好解决。

　　从上面讲的，读者大人您很容易猜出，老农是赞成你去拿那个学位的，如果还没拿到的话。不过，别误会，老农并没有什么“不读大学就不是人才”之类的意思（虽说从统计角度讲，有学位的人才肯定比没学位的多）。老农是说，拿个学位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摊开来不见得比手纸大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到底有什么用？证明你具有某一方面的知识？在今天的大学里，你或许根本没学到。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一份东东？

试问：唐骏为什么要买假博士证书（上图）？唐骏的本科是北邮啊。老农我要是考得上北邮，今天还在这里瞎扯淡？俺早该是中移动或联通里某个钱随便收收的高管了。本科牌子梆梆响，到美国后又在微软工作，唐骏要那个野鸡博士干什么？老农猜想，他是因为在日本没能把博士读下来，心里有个洞，怎么也要弄张博士证书来填填，哪怕是假的。

　　昨天（７月２２日）的《南方周末》有篇报道，《富豪为何爱戴“博士”帽》。报道并没有讲富豪为何爱戴，但讲了胡润“中国富豪榜”里那些成功人士给自己弄来的形形色色“博士”帽。中国毕竟是个文明古国，钱再多，权再高，没文化，他心里还是有个大洞。这就说到学位的最大用处了——解决你一辈子的心理问题。

　　不谈那类求职时匹配雇主要求的事（或许你永远找不到完全匹配的），学位的最大好处，就是从此不再介意学位，让持有者可以放低身段而不必觉得自尊心真的受了损害。牛顿可以说自己只是在科学的海边拣贝壳的孩子；换个数学白痴讲同样的话，人家真当你是个只会拣贝壳的傻子。别轻看这点好处，它使你不至于很容易地滑入非得证明自己的无聊争论，一辈子下来，节省的时间和精力可不是小数目。

　　俺多次见到无学位或低学位的人，为了表明自己也是很有水平的，跟别人争的面红耳赤。老农从前也是这样的。直到开始给《南周》写文章，编辑说要写个身分，俺说写“打猪草老农”，他们嫌没文化。俺说写“中学程度”，他们又嫌平常。最后编辑说：还是“学者”吧，顾字思义，就是还在读书学习的人。老农很得意啊，咱也“学者”了！时间一长，居然心态也当真变了，变得平和了。

　　曾有男生在《南周》“自由谈”文章后面留言：“为什么每篇文章的最后总要写一个‘旅美学者’。难道所谓旅美学者就比我们一般人高一等？建议将这个取消掉。你的观点对不对与你的身份无关。”换了从前，老农肯定大怒：怎么，感情被伤害啦？你如果不自卑，只管我观点对不对（其实观点往往很难说对不对，但我们可以判断其推理过程是否尊重几何，遵循逻辑）就是了，注意身分干吗？现在，老农耸耸肩——旅美打猪草时学来的——如果没有实质性内容，随他去，不浪费时间。

　　曾有女士在老农网文后说：“你真是有贴必回，可是不上正路。我说的这书作者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你比不了。……我这评论不急着回，学习好了，再回。”换了从前，老农肯定大怒：博士生做论文撞倒名家的，天下多的是，何况咱还不是研究生呢。俺只管他观点对不对，根本没在意身分。现在，老农笑笑，如果没有实质性内容，随她去，不浪费精力。

　　严格地讲，成熟的平和心态的养成，并不依赖于学位之类的身外名份。或许，梧桐山下的私塾里，真的会有几个孩子，纯粹靠着诵读圣贤之书，积累起强大的心理势能，足以抵挡世俗的成见。虽然不见得成为大师，至少也能自得其乐过日子。但是，绝大多数人，或许高达９９．９％的人，不可能如此剽悍。人性很脆弱，别拿人性做试验，你输不起。与其今后一辈子跟人夹缠不清，自证聪明，还不如年少时混个学位。

　　当然，学位并不等于真实水平。所以，不管有学位还是没学位，如果懒得争取入党，那么在批评教育部门之外，不妨玩玩另一游戏——只玩一种游戏多乏味啊——把中学课本认真再读一遍，习题全部做一做，古文古诗通通背下来。花上几年时间，力争达到中学程度。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qinhantang[/U]发表的内容：

    山林兄，主席一生有功有过，还是应该恰如其分的评价。以一介书生，提三尺剑取天下，驱洋驽而立中华，若非天命有加，岂仗人谋成此大功？
    讲到民主，俺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深深植根于全民的信仰。
...

     M贼之过，自不待言，其“功”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切入了。从疆域的的角度，外蒙独立合法化，是功是过？从民族独立的角度，一份抗日，三分宣传，六分发展，是功是过？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角度，自他登基到死，国力日渐式微，是功是过？，“提三尺剑取天下”？从斧头帮的角度，嬴政、汉高祖、唐、宋、元、明、清诸太祖是否都要拿来进行功过测评？“一介书生”？我认为他介于武夫与书生之间，不文不武一流氓，驱洋驽而立中华？前面讲过了，我再补充他曾经说的“日本的南乡三郎[13]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这叫“ 驱洋驽而立中华”？

云鹤

真为山林叹惜！

燕原

随着数字化屏幕的风行，以及人们从印刷品转向像素，人们的阅读行为将发生什么变化？

作者：凯文·凯利

斯密森尼杂志 2010年8月号

　　美国创立于书面文字之中。它的根基来自很多文件：美国宪法、独立宣言，还有间接地来自圣经。美国的成就有赖于高水平的文化程度、新闻自由、忠于法治（见诸于书本），还有整个大陆的共同语言。美国的繁荣和自由产生于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文化。

　　但是，阅读和书写就象所有的技术一样，是不断变化的。在古代，作家们经常口授写作他们的书籍。口授听起来就像是一系列不间断的的字母，缮写员把这些字母写成一个很长的连续的字符串，就跟在说话的时候一样。在11世纪以前，文本在书写时，词与词之间是没有间隔的。这种连续不断的文稿使得书籍难以阅读，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声朗读给别人听。能够自己默读，算是一种令人称奇的才能。书写则更是罕见的本事了。在15世纪的欧洲，20个成年男子中，只有一人能够书写。

　　古登堡印刷术在1440年左右出现之后，批量生产的书籍改变了人们阅读和写作的方式。印刷技术扩充了可用的词汇数量（从古英语的大约五万个单词到今天的一百万个）。更多的可选词汇扩大了沟通的领域。更多的可选媒介拓宽了写作的内容。作家们不必去著述学问高深的鸿篇巨制，而可以把并不昂贵的书本 “浪费”在令人断肠的爱情故事上（爱情小说问世于1749年），或者可以出版回忆录，尽管他们并非将相王侯。人们可以写传单来反对盛行的舆论，由于有了廉价的印刷术，那些非正统的思想就可以发挥影响，足以掀翻一位君王或是一位教皇。终于，作家的权力催生了权威的概念，孕育出了专家文化。完美是要“用书本” 来达到的。法律诠释于官方的浩繁卷帙之中，合同要书写于纸面，不见诸文字，一切均为无效。绘画、音乐、建筑和舞蹈都很重要，但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翻书本。至1910年，居民人口超过2500人的美国城镇之四分之三，都有公共图书馆。我们变成了书本一族。

.　　今天，差不多有45亿个数字屏幕在照亮我们的生活。词汇已经从木质纸浆转移到电脑、手机、手提电脑、游戏机、电视、广告看板和平板电脑的像素中。字母也不再是纸面上固定的油墨，而是在一瞬之间以缤纷的色彩闪现在玻璃的表面上。屏幕充斥在我们的衣兜、公文包、汽车仪表板、客厅墙壁和建筑物的山墙上。我们工作的时候，屏幕就在我们面前，不论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现在是屏幕一族。而且当然，这些层出不穷、无所不在的屏幕已经改变了我们的阅读和写作方式。

　　几十年前，第一批屏幕--硕大、笨重、发热的电视荧光屏--压倒了文化，把我们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减少到如此程度，似乎读书写字就要寿终正寝了。教育家、知识分子、政客和家长们深感忧虑：这“电视的一代”将不会写字了。但是，第二波联网的、酷且薄的屏幕引发了一场书写的大流行，而且它还在方兴未艾。人们的阅读时间从1980年以来增加了差不多三倍。至2008年，万维网上增加了超过一万亿个页面，而且总量还在以每天几百万页的速度增长。这每一页都是有人写的。目前，普通百姓每天要写150万个博客帖子。全世界在校或在职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拇指而不是笔，每天总共要在手机上写120亿条短信。屏幕数量的泛滥，使得阅读和写作的数量继续增长。

　　但是，这不是图书的阅读。也不是报纸的阅读。这是屏幕阅读。屏幕总是开着的，而且不像我们对待书本那样，我们总是不停地盯着屏幕。这个新平台非常形象化，而且它逐渐地把词汇和移动的图像融合起来：词汇满处飞舞，它们浮现于图像之上，成为脚注或者注释，链接到其他的词汇或图像。你也可以把这个新媒体想成是我们在“看”的书本，或者是在“读”的电视。屏幕很大程度上是数据驱动。像素促进了计算，并生成数字流，进入数据库。观察数据是一门新的艺术，阅读图标是一种新的文化能力。屏幕文化要求我们熟练于所有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字母。

　　而且，它所要求的不只是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看书的时候，肢体的最大动作无非是翻页和在书页上折角。但是屏幕就需要我们的身体动作。触摸屏对我们手指的不停触摸做出反应。诸如任天堂Wii这样的游戏机上的传感器跟踪我们的手和胳膊。我们与我们之所见进行互动。无需太久，屏幕将会跟随我们的眼睛理解我们之所见。屏幕会知道我们在瞩目什么，以及看了多久。在科幻影片《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饰演的角色站在一个环形屏幕前，用手势从浩瀚的信息档案中搜寻一个交响乐指挥。阅读几乎成了一种运动。就象在5世纪时看到有人默读而感到匪夷所思一样，在未来，阅读时不运动你的身体同样令人匪夷所思。

　　书籍有助于开发一种沉思冥想式的思维。屏幕则鼓励更为功利实用的思考方式。一个新主意或是不熟悉的事情将会激起我们的反应而有所行动：研究这个术语、询问你的屏幕“朋友”的看法、寻找其他的看法、建立一个书签、与这个术语展开互动、或者是发微博给朋友，总之不只是冥思苦想。阅读书籍提高了我们的分析能力，鼓励我们对一个看法追根究底。阅读屏幕则鼓励迅速建立模式，让一个主意与另一个主意相互关联，使我们能够应对每天层出不穷的千百个新思想。屏幕回馈给我们并且加以培养的，是实时的思考。我们在观看一部电影的同时对它进行评论，我们在争论问题的过程中得出模糊不清的真相，我们还没有买下我们在商店里发现的新玩意儿就开始阅读它的用户手册，而不是在我们回家后才发现它不能做我们想要它做的事。

　　屏幕激发行动而不是以理服人。在一个屏幕的世界里，灌输思想收效甚微。因为错误信息传得快，也纠正得快。在屏幕上，纠正一个谬误，常常比一开始传播一个谬误要容易。维基百科如此成功，因为它只需要一个点击，就改正了一个错误。在书籍中，我们寻找已经揭示的真理；在屏幕上，我们组装我们自己的真理。在联网的屏幕上，每一个事物都是互联的。一个新事物的地位，不是由评论家给出的评级来决定，而是看其与外部世界的联接程度。一个人在他没有联接之前，无论是虚拟或事实上，他是不“存在”的。

　　一个屏幕可以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用智能手机摄影头扫描工业制品的条形码，可以读出它的价格、产地甚至相关的其他用户的评论。这就好像屏幕显示了物体的无形的特性。一种很受欢迎的儿童游戏（秀娃世界) 为绒毛宠物加上了“内在的”虚拟性格，一个屏幕就可以让孩子们在网上世界中与这些具有内在个性的宠物玩耍。

　　随着便携式屏幕功能更强、重量更轻、尺寸更大，它们可以用来观察更多的内在世界。当你在街上行走时，竖拿着一个电子平板装置，它会在你面前的街道实景之上显示出一层文字注释--哪里是干净的洗手间、哪家商店有售你喜欢的商品、你的朋友在哪里等你。计算机芯片变得如此小巧、屏幕变得如此轻薄、廉价，以至于在40年后，半透明的眼镜片上显示信息就会成为事实。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目标，从这种镜片里看出去，这个目标（或是一个地方）的信息就会在一层文字上显示出来。如此这般，屏幕就可以让我们“阅读”万物，而不仅是文字。仅是去年，就有5乘以10的18次方数量的三极管嵌入了计算机以外的物体之中。无需太久，海量制造的物品，从鞋子到罐装菜汤，都会装有一个小小的低智能芯片，而屏幕就是我们用来跟这些芯片化的信息互动的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屏幕还会观察我们。它们是我们的镜子，是我们得以了解自己的管道。不是看我们的面孔，而是看我们的状态。已经有千百万人用便携式屏幕来输入他们所在的位置、吃的食物、他们的体重、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睡眠状况和他们的所见。一些潮人已经开始做实况登录：记录每一个细节、对话、图片和活动。屏幕能记录和显示这些活动生成的数据库。这种不断自我跟踪的结果，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完整无缺的“回忆”，以及关于他们自己的极其客观和可量化的观察分析，这是任何书本不可能提供的。屏幕成了我们自我的一部分。

　　我们的生活有赖于各种尺寸的屏幕--从IMAX环绕银幕到iPhone。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将须臾不能离开它们。我们要寻求答案、寻找朋友、了解新闻、揭晓意义、探索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会成为什么，屏幕就是我们首先叩问之地。

云龍

下面引用由[U]云鹤[/U]发表的内容：

真为山林叹惜！

[EM09][EM13][EM04]

云鹤

“云兄”：我是为山林那么极端的批判感到不解。生活中的山林那么端厚，立论也多是公允，唯独对某一领域的政治那么极端，实在难以理解。

qinhantang

下面引用由[U]仰望山林[/U]发表的内容：

  
    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

    山林兄，语言重要的一是不能断章取义，一是不能脱离当时的情境。
    俺的理解，这番话是典型的“主席式幽默”——就如同他和尼克松会面时，曾经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可不高兴哦”！主席一生久经风浪、多有起伏，因此也有着博大襟怀。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评价和表述，是比较常见的。
    论断一个人，无论是建功立业的大人物，还是凡夫俗子、市井小民，权柄不在于人，而在于神！
    前几年，看电视剧《乔家大院》，觉得主题歌词写得好，曲子谱得好，歌也唱得好，比较喜欢。
   
    尘缘苦短，看人间路长，不能够容我细思量，
    繁华瞬间，如梦幻一场，世上人有几番空忙。
    春去秋来，看世事沧桑，算人生成败相当，
    登临远望，看山水迷茫，情通天下一路奔放。
    几番起落雨暴风狂，转眼间鬓已成霜，
    留住所爱，留住所想，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

仰望山林

   俺不跟你们玩了，断老M一万个章，最后的结论皆是反义，你也要说我是断章取义，呵呵。论断一个人在神，不在人，这句话出自哪啊？逻辑关系太荒缪了吧？我只听圣经上说，对人的终极审判是神。云帅俺同样也不陪你玩了，什么叫“某一领域的政治那么极端”呢？极端的体制以及制造该结果的人，评判或者主观感觉能不随之极端吗？不说了，有空咱们找个地方一聚，把把酒，言言欢，顺便叫上老T。

秋爸爸

M给斯大林三七开，（这还只是M的量化）。可要说人家斯大林攘外的功劳名垂青史，不知道要高M多少倍，而M安内搞出的乱子也不知道比斯大林高出多少。所以M做三七开，九一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算是科学的参照吧。

云鹤

我真不知道T版、山林还有秋帅是咋整的！不跟你们争论这个话题。历史要更远距离评价。反正我是拥毛拥共的。

云鹤

【转帖】黄海军演：中美最后的战略摸底

看看中国在这次演习中的处境吧，不光有在中国近海直接的两处军事演习，在外海还停泊着随时待命的三艘核潜艇，超过450多枚的巡航导弹虎视眈眈。西南印度最近调兵的步幅在加快，日本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最近开始频频制造事端，都会在很大程度上牵扯中国的注意力和军事部署，所以中国的危险并没有解除，所以我们的二炮开始行动了，这是我们的主动，也是目前最有效地抵抗和威慑。因此，美国对此次事件少有的犹豫，始终下不了决心，也始终没有亮出最后的底牌和真实目的。

  
可以说，事情到了今天中国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政府和军方一反常态，对此次事件表示出了极度警惕和强硬，这是美国事先所没料到的。如果这次中国还是和往常一样，只是表面上谴责和反对一下，没有实质的对策的话，美国航母一定会出现在黄海，而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航母还会经常来“光顾”一下。如果真是那样，距离中美大战就真的不远了，所幸，中国政府采取了最为正确和坚定地措施，使美国不敢胡来，最起码为我们增加了战争准备期，让我们有时间更好的准备！


    为什么说“黄海事件”是美国对中国的最后一次底线摸底？黄海可以说是我们的门户和脸面，中国数次屈辱的历史都是从黄海开始的，一旦黄海失手，京津将直接面对对方的枪炮和导弹，黄海是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障，宁死不能失手。而一旦美国航母进入黄海，它的作战半径直接将京津纳入攻击范围，甚至连整个东部沿海防御系统都在打击范围之内，一旦美帝铤而走险，北京，天津和山东半岛将会瞬间被炮火包围，连北方舰队都会保不祝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一旦陷入恐慌，中国就失去了支柱和精神寄托，就真的离存亡不远了了。所以，黄海是我们最后的一道底线，不能有丝毫让步。

  
    美帝亡我之心从来没有停过，一直在试探中国的底线，从99年炸我驻南大使馆，到01年南海撞机，从西藏到新疆，从不断加大对台军售，一次次的触及我底线和核心利益，加上我们前些年的“韬光养晦”政策，使得美国步步紧逼，越发的走险，增强了侵略的信心，再加上近几年对中国的经济的掠夺和掏空政策，美国已经开始做战争的准备，不仅进一步离间中俄，拉拢俄罗斯和印度，还在我们内部制造混乱和培植汉奸，支持分裂势力，在国际上大肆诋毁中国形象，这是美国在做最后的准备。可以说，此次黄海航母事件，是对中国最后一次摸底，如果中国政府再不警觉，即便不会在演习期间突然动手，也会获取大量战略信息，彻底掌握中国心脏地带的战略防御，战争将被提上日程，再加上前些年的准备，5——10年内中美必将发生战争。美国的战争准备期，对小国和不发达国家一般是3至5年，对大国一般是8到10年，对中国比较特殊，因为美国唯一输的一场战争就是输给中国，所以准备的时间会相应长一些，5-10年后正好到了15年左右，到了临界点，所以中美大战不可避免。

  
    由于此次我们对黄海事件的态度和对策，也许会延长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准备期，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国防科技和现代化装备，大力改善民生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真正把战争消灭在无形之中。在一些争议问题和敏感问题上，我们再不能忍让和退步，要以强硬的姿态迎接挑战。只有国防强大了，才能真正维护住和平发展的局面，靠忍气吞声是换不来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