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最酷的作家

璞儿爸爸

呵呵，山林说得痛快，只是措辞能斟酌一下就更好，不然恐怕以琳先被和谐一把了，呵呵

云鹤

邵明波的博客：季羡林先生在世时，人们出于对先生的敬仰，加封先生“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如今先生遽归道山，媒体报道又给先生冠以如下头衔：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但是，在我看来，先生只有一个头衔也许就足够了：中国二十一世纪最后一位语言学大师！

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当、最实在的评价。

秋爸爸

最富感情的评价，还可以，可最实在的？二十一世纪还有九十多年要过呢。
猫王死的时候，大家也以为空前绝后了，再没有好歌好歌星啦，后来有了MJ，没多少人再听猫王了。
季老在学术领域的成就自不用说，但名声最火也就是过去的这十年。他真正出学问的时候，倒是默默耕耘不广为所知的。
还是“国学”二字赋予了老先生这些年的最大的风光。很多人借他的名来光大“国学”罢了。另还那个文_沙老还被借错了的事情发生呢。
要有历史唯物主义啊。

云鹤

下面引用由[U]秋爸爸[/U]发表的内容：

最富感情的评价，还可以，可最实在的？二十一世纪还有九十多年要过呢。
猫王死的时候，大家也以为空前绝后了，再没有好歌好歌星啦，后来有了MJ，没多少人再听猫王了。
季老在学术领域的成就自不用说，但...

秋爸爸很有历史唯物史观。但我以为，以目前中国这种高考选拔体制以及职称晋升体制，有考霸、学霸，就是没有天才、大家。

在如此浮躁、物利、自我阉割的土壤里，要诞生精通中外语言，而历史、学理素养渊深，且安于坐冷板凳，并能大辟蹊径的语言学大家、大师，非常之难，非常之难！这也是我赞同“中国二十一世纪最后一位语言学大师”一说的重要依据。

再者，我主要侧重于认为，把季羡林先生定位为语言学大师，比较符合实际，比“国宝”或“国学大师”要贴切。

海生

现在，国内大学的教授，每月工资也就6000元左右。这个收入，你怎么能要求教授们甘于寂寞呢？我有一位教授朋友，还要业余时间到澳门兼课，奔波于澳门和广州之间，说起来心里难过，这位朋友动过大手术，身体不是很强壮，但是为了生计，也只好辛苦啦。

陈寅恪大师做清华教授的时候，每月工资是几百块大洋，当时一个大学生的每月生活费只有几块大洋，是100倍的关系。这是什么概念，今天大学生每月开销以600元计算吧，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就是6万元。之所以上个世纪的前40年，大师在中国出现，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高薪水，生活有保障，才可以专心治学，饿着肚子是搞不出好学问的。

今天，知识不值钱，教授不值钱，当然，今天，能跟王国维等大师辈匹敌的教授一个也没有。

悲哀呀，真是悲哀。中国不再有大师。

知识分子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定格在20世纪的头40年。

云鹤

下面引用由[U]gavindawn[/U]发表的内容：

在很早以前，我是看过余先生的《文化苦旅》，觉得还是不错...

我也是。说真的，把一个人物、一个地方叙述得那么有味道，让我对余秋雨颇为景仰。但后来他的自是与喧嚣，的确让我很反感。正如钱钟书，我曾经非常崇拜他，不管是《围城》，还是《管锥篇》，都是仰止的高山，但后来看到他谀者亲，悖者仇的学霸做派，就不那么推崇了。当然，余比钱的学养，那是无以相提的，但文阀与学霸的戾气是相通的。

云鹤

【转帖】钱钟书神话的破灭—从宗璞《东藏记》说起（节选）

    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人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性。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钱钟书写《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在暴力肆虐的“文革”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如果完全断绝权力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
   
    其实，宗璞《东藏记》中的讽刺文字并不算太刻薄，钱杨二人的文字才算是刻薄到家了——看看他们对散文家林非一家的攻击，便清清楚楚了。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在“文革”当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同处杂院，为着寻常的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多年之后，双方均撰文攻击对方，其中尤以杨绛的文字最为恶毒。两家的矛盾，其实并无根本的好坏、是非之分。与许许多多“臭老九”一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当然知识分子自己也需要反省和忏悔。而对于广大“钱迷”来说，一听到这个事件，便如同神话破灭一样。我一直坚信，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认为那些学问家也是道德家了，也就不会对他们高山仰止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前几年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从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寥寥数语、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如我的好朋友徐晋如所说：“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
   
    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神仙的姿态冷眼看人，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与之相比，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并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走向“自由化”。
   
    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杨绛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可惜还是留下了一点尾巴，被细心人抓到了。

云鹤

T版楼上引过的宋石南曾经撰文公开申明：讨厌钱钟书。节选如下：


钱钟书的东西说到底就像前人评吴梦窗词：炫目如七宝楼台，拆碎了不成片段。又或者如章学诚所抨击的乾嘉陋儒，有功力，没学问。（不少钱粉却指着功力当学问，就像指着粮食当酒。）

钱钟书治学既无甚可取，小说则更烂。《围城》充斥了用汉字翻译的英伦俏皮话，读起来完全不像人话。整个情节、人物均是漫画式，却又仅仅是《卡酷全卡通》的水平。推崇《围城》的夏志清教授，亦是个大傻逼。一个认为《水浒传》没有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所以不入流的人，当然是大傻逼。

其实在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最缺的不是博学，是脑子，是问题。有了各种搜索引擎与数据库，类书、札记式的玩意已经不能再吓唬人。惟有综合与分析，带着创造力的智慧，才可能导向真正的学问之路。否则，再多的资讯罗列，都导不出学术与骄傲，只映出幻术与自卑。

当然，我决非提倡不读书，恰恰相反，任凭搜索引擎再强大，读书仍不能被替代。毋庸赘言，这是常识。我只是反对像条板凳一样地死读书，傻读书，然后将一肚子的资讯当成智慧。

从资讯到智慧，尚有三个步骤：第一步过滤资讯，第二步转换为知识，第三步升华成智慧。资讯、知识、智慧三者，不能混淆。


我讨厌钱钟书，主要来自其《容安馆札记》（转见于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

他在札记中对所有人尖声嘲笑，比如讥刺老实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摘指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但是他自己做了什么？《管锥编》、《谈艺录》充满了鸡毛蒜皮的资讯罗列，却毫无系统，也罕有问题意识。（《七缀集》是他最有问题意识的论文集，不错，但举证也常冗余、炫耀。）至于《宋诗选注》，作者小传部分或算亮点，注释也可圈可点，但选诗的角度却实在离谱，胡适说他“迎合风气”，并不过分。在选目上，还不如金性尧的《宋诗三百首》。（钱为自己辩护，暗示选目是集体讨论，自己也做不了主。既然如此，作为所谓“素心人”，你大可以选择不做嘛。）

小说方面，《围城》我个人不喜欢，但不反对他人喜欢。我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是《围城》中充斥的油滑气以及文字的造作。有朋友说要与博尔赫斯比较一下，因为博尔赫斯没有写过长篇，那我们就看看《人兽鬼》这本短篇小说集，跟博氏任何一本集子比，都像是拿郭敬明比沈从文。

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有小机灵，有妙语，但包袱抖得太多了，看不到真诚，又像是一个满脑壳都插上花的郊区农妇。

所谓踏踏实实做人，也有疑问。文革中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甚得太祖欢心。跟邻居发生摩擦时也毫不客气，杨绛咬伤肖凤，钱钟书则用木板打伤林非。

总的说来，钱钟书不过是个帮闲文人、休闲学者，所谓“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神话，甚至笑话。

仰望山林

我继续转两篇关于陈寅恪的文章

一，大师的学养

    陈寅恪三十几岁就被人称为“教授中的教授”，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陈寅恪每次上课，教室都座无虚席，满满当当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陈寅恪上课为何有着如此的奇观，他究竟有着什么不一样的魅力呢？
陈寅恪“四不讲”


　　陈寅恪给上课，从不拾别人牙慧。史学家李埏回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常人难以企及的大师风格，当然不仅体现在“四不讲”上。


　　陈寅恪的教学方法有其独特性，他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


　　唐代研究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回忆陈寅恪的教学方法时，描述说：“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注重新的发现。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但做论文，他要求新资料和新见解，否则并无益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各同学听讲及研究后，细细的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


　　罗香林还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陈寅恪是个很少让人失望的人，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无一失望。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去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无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逝世）和劳榦（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三位先生。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之后，常常议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


这拿手戏看者容易，演者不易，陈寅恪场场能拿出这般精彩的拿手戏，与他的治学之勤和治学之严分不开。


陈寅恪风雨无阻勤治学


　　当时的“清华学院多英杰”，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赵元任住南院（抗战后改名照澜院），陈寅恪先后住过西院36号、南院2号，以及新林院（俗称新南院）53号，都是常川住校的名师，而学生也都是一时之选，要让学生和老师都佩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寅恪不仅在学识上让老师和学生都佩服，也在治学上的严谨让他人皆佩服。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后来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为此，傅斯年对陈寅恪评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长女流求的追忆中，我们还可以窥知一二他的治学之勤：“从我记事起，我家住在清华园南院，后移居新西院（按1935年后），距西校门不远。这时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



“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治学面很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可以说是通晓古今活文字及死文字十余种，能背诵《十三经》及“三通”，对佛门典籍及隋唐史尤有精深之研究。


　　陈寅恪初到清华授课时，给研究院的两届研究生约七十名，首开的课便是“佛经翻译文学”，后又担任“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牵涉到许多边疆语言和外文，在当时算是自辟蹊径的创举，懂的人很少。一位研究生回忆当时的情景道：“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


　　对陈寅恪上课的情景，曾旁听他的课的许世瑛描述说：“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


　　陈寅恪所教的课程虽生僻，但他侃侃而谈，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把史料、引文的出处，作者是谁，哪个版本，多少页，都给学生交代得一清二楚，伴随而来的阐发甚是精当，令人不由得称叹。


　　难怪陈寅恪初到清华时。吴宓有赋赠陈寅恪，言：“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并认为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对陈寅恪，梁启超也很尊重，向人介绍时常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在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时，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曾问梁启超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答：“也没有著作。”曹云祥又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先生气了，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梁启超最终说服了曹云祥。可见梁启超对陈寅恪的重视和佩服。


摘自——不一样的陈寅恪 上课一半是学生 一半是老师


二，大师的风骨

南国的冬日(3)


　　此时的陈寅恪似是抱定终老岭南的决心，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和英帝国主义控制的香港，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个中的原委，陈寅恪自有不便向外人道处。曾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史学家、陈寅恪学生辈人物赵俪生，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晚年曾写过一部回忆录，对当年名噪一时的所谓"创造社"成员有所提及，在涉及成仿吾为人处事时，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成仿吾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6]

　　时在清华的陈寅恪当然不会知道发生在华北大学的这一幕，但直接或间接地从各色接收大员的神态、口气与做派中，一定感受到了这种萧杀、紧张的气氛和起自北方的寒意。因而，当清华园被接管之时，陈寅恪的一些故旧门生在已成为红人的吴晗等人撺掇下，曾寄信劝其重返清华，均未奏效。进入1953年，北方不断有信息捎来，谓"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7】，等等，但陈寅恪仍像当年对待杭立武一样不为所动，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8】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氏的思想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抗战前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因而他不为劝说者和所谓的"中间人"所动，继续留在中山大学（时岭南大学已并入中大）静观其变。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9】。这个时候，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赴广州劝说陈寅恪北返颇为踌躇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与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亲笔签发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当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当年的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自己无论是从辈分、地位、学识等诸方面，都不具备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是何等地不自量力与糊涂。更为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10】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政治味十足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激愤之语。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顶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当年的一家人现在很难再说一家话了，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南国的冬日(4)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当然，陈氏之激愤并不只是对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答复。汪篯对这个"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陈寅恪把矛头转向郭沫若本人，对汪篯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从以上的谈话中，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学"和范文澜等辈所谓"新史学大师"们极大不满，从内心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悲鸣与愤慨。这次长谈，标志着陈寅恪向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在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11】。无奈的汪篯只好带着惶恐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傲的身影，陈、汪师徒之间的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摘自——陈寅恪与傅斯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thankstoyilin

上来瞄一眼，发现云兄通过转帖已经在向钱钟书先生发难了，这是我受不了的。晚上我还要对付儿子，且等明天有空了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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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兄的转贴对钱钟书看法我甚以为然，他能如不倒翁般在南书房行走，任毛五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明证，当然期待T兄另有其他的高见。

五月

看看热闹，插不上什么话——就说一句。有能耐的人就应该有点脾气。欧了~~~~~~~~~
再说一句，有能耐的人总有点臭毛病，老百姓看着还可以，同行看着就非常之不顺眼！！
不是指各位大侠，指那些写评论的人，相信一半怀疑一半儿可能好点。
这回真欧了~~~~~~~~

五月

再有看到钱钟书打人一节，很有趣。估计一般的大师可不敢这么糟蹋自己的形象，打得很好，很率真！！毛泽东说得好，他也是一个人么！！！！！

thankstoyilin

我评价余秋雨，是在看过他的绝大多数正式出版的文章之后，认为他的东西并不高明且让我厌恶。当然，我也承认像《都江堰》、《信客》、《家住龙华》等篇，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这几篇一点都没有扭捏作态，写得很真诚。我讨厌余秋雨，除了他的文字扭捏作态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不懂装懂。他在凤凰台的策划下游历欧亚，写了一堆东西，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俯拾皆是。比如他根本不懂北欧的历史。----不懂是很正常的，但是装作很懂就令人讨厌。当然，这些错误都是学人指出的，我没这个能力。我看这些评论写得都很严谨，于是一边欣赏，一边鄙视一下余老师，顺便长点见识。

我不知道宋石男是否通读过皇皇巨著《管锥编》，如果没有读过，就很方便地套用一般庸人所给予的评价，比如“只见罗列，不见系统”、比如认为有了方便的电子检索之后，这样靠记忆力牛逼而写出来的东西就没什么价值，那我就会很鄙视宋石男了，尽管我很喜欢他的很多文章，这是两码事。

关于钱钟书，我看过的作品是《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住》（部分）、《谈艺录》（一点点）、一系列学术散文（比如《模糊的铜镜》、《诗可以怨》这一些）。同时，我很有兴趣看学者对钱先生的交往回顾和评价。本人才疏学浅，无法原创对钱先生的评价，现转帖我之前收藏的一些文字。如下：

（1）周泽雄先生的《闲话<管锥编>》系列。周先生通读过该著作若干遍，这是他为《北京日报》写的一系列介绍文章。如果有兴趣讨论钱钟书的，建议耐心读一读，特别是其中的“之六：钱钟书与体系”：
闲话《管锥编》.doc

（2）我之前买过一本黄永玉写的回忆文章集《比我老的老头》，第一篇是回忆钱先生的《北向之痛》（因黄永玉是在香港写就的，故有此名），也不妨看看：
北向之痛.doc

（3）下面一篇是学者余英时的回忆文章：
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doc

至于钱先生打人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在《南方周末》上看过相关的长文，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这么说吧：马尔蒂尼作为意大利铁卫，属于职业生涯中几乎没得过红牌的道德模范（至少是球场上），但在前不久的告别赛结束后，对看台竖起了中指，只因球迷辱骂太甚。----注意，我这里无意类比被钱先生打的人（我都没弄明白是谁）做过了什么，我只是说，人一辈子，少得了当一回咬人的兔子吗？大家都说家务事难断，须知邻里间的事也是难断的。

至于学阀、学霸的指控，我貌似没看到相关的证据。以两位先生的为人，本人大胆推测决不至于。

thankstoyilin

回头再看宋石男文章最后一句：“总的说来，钱钟书不过是个帮闲文人、休闲学者，所谓“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神话，甚至笑话。”

“文化昆仑”本是庸人强加的，大可商榷；但“帮闲文人、休闲学者”，确实是一个非常轻率、轻浮的评判。再次鄙视一遍宋石男。

thankstoyilin

在这里扯的这些东西，其实慢慢厘清了自己怎么看人、评价人的角度和方式。

我同意陈丹青对张艺谋的感受。陈丹青作为开幕式艺术顾问之一，有过和张艺谋共事的几段时间。关于张艺谋，陈说“我对发了狠拼了命干活的人都持有敬意”（大意）。开幕式效果如何可以评判，烟花大脚和林妙可的作假可以批评，张艺谋的几部大片也可以鄙视，但不影响我对他“发狠拼命”的劲头表示钦佩。

钱先生“妙笔著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守住了一个学者的良知和底线，从余英时（还不止是他）等人回顾钱先生访美时的一些言论可以间接看到。或许他没能做到“铁肩担道义”，“为民喉舌”。但这是需要对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苛求的吗？  这里的问题在于，“文化昆仑”的高度，是别人（我记得是柯灵）加封的，钱先生本人对这些东西躲之不及的。如果从“昆仑”的高度去要求，钱先生非得要和专/制执著抗争才是。先扔给他一个高帽子，然后按照高帽子的标准去鄙夷他根本够不上，这是哪跟哪儿的事？！

关于钱先生在文革期间的待遇，这些评论也非常奇怪。钱先生在文革中的确未受大的冲击，但远远谈不上如何得势得利。如果我们责怪ZF打倒一大片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责怪ZF重视一个有影响的学者，让其担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不是一件及其荒诞的事情吗？反问一句，难道全部打掉才让评论者高兴吗？

套用“知识、认识、践行”三个方面的话，任何一面的突出，都足以让人尊敬，前提是其他方面不要出现负数。三方面都突出的，高山仰止。

thankstoyilin

宋石男文章中对《宋诗选注》作了评价，如果他认真仔细读过《宋诗选注》的序言、后记，我就很奇怪他的见解了。

至于说钱先生抖机灵，这个提法也比较奇怪。首先是钱先生的著作全量中，抖机灵的占了多大比例？再者说，让一个才华横溢才思乱窜的智者不抖点机灵，岂不是和禁止虎娘晨妈这样的美女不能秀身材一样的残忍？

thankstoyilin

http://www.taichie.com/qianzhongshu/html/qian-17.htm

云鹤

刘晓波（老侠）：沉默即死亡——我看钱钟书（节选）   

    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但是他的清高成为媒体的关注热点，则是从钱钟书成了“钱学”之后，他的名字在公众中迅速升温乃至大红大紫，得力于电视剧《围城》及其媒体炒作。社会是很势利的，越是大名人就越应该、越有资格清高，有些类似怪癖的习惯，放在一般人身上就是生活恶习，而放在大名人身上则是有性格或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钱钟书的清高比较走极端，他是爱谁谁，拒绝国内媒体的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高薪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许多人拿钱钟书的这种拒绝说事儿，把钱钟书作为抵御世风日下的楷模。

　　“大隐隐于世”，钱钟书的清高使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此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之名。你很难确定，这是一种真正的对世俗功利的超然，还是一种精打细算的生存谋略（类似于政客的阴谋）？

　　我以为，钱钟书的这种拒绝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人格上的盲点或无知——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在官方的提倡和主导下，大家莫明其妙地把他捧到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许以高薪都请不动的地步。对高薪的拒绝本身无可挑剔，最可疑的是他拒绝的理由——“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学似乎是对牛弹琴。要是别的理由还有几分诚实，但是说人家听不懂他讲的东西，在我看来，就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因而也就流于浅薄了。不要说他后来的成名受惠于早年在西方著名学府的留学生涯，应该心存感激才是。就是假定他完全自学成材、变成著名学者，也没有任何理由如此狂妄。我以为，凡学者总要心存某种敬畏，象牛津、哈佛这样的学府，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甚至改变人类思想命运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一个学人被邀请去这种学术圣殿，不仅应有荣誉感，更应该怀有一份敬畏和谦卑，就象教徒走进教堂——如果还是个学者的话。而钱的态度既无受惠者的感激，更无学者的敬畏和谦卑，有的只是目空一切的人格无知及由此产生的狂妄：自以为无所不知。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之徒。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人，决写出不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想到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诚实、道德上的谦卑和敬畏。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就推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格，它所养育的圣贤文化的最大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人格上的无知：人，一旦被捧成圣贤，就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加之社会上的众星拱月之势，最后就活生生地楞把凡人变成了神。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隐，可以俯仰天地、呼风唤雨；死，可以阴魂不散，朗照永世。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政治家可以成为学术权威，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正是这种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格神，给中国带来一次次巨大的灾难，捧得越高，灾难就越深重。中国人很难真正懂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者恰恰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钱是有学问，也仅限于特定的注经学领域。他既没有思想上的发现、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经学就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的学术史、思想史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孔子放个屁都沉甸甸，都能考证出一堆微言大义，都能注释出治国之策和修身之道。1949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列主义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打个喷嚏都是最高指示。改革开放以来，又改成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学说。不论对象怎么变，反正就是个死心眼地注、注、注。从中国学问的注经传统的角度讲，钱钟书在当代中国堪称一绝、无出其左者，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是有意卖弄，为读者设置人为的阅读障碍，不想让人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钟书的研究生要会5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

知识上的不诚实，必然导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钱有独特的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没有。有对血腥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与人文关怀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究竟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那种洋径浜的知识分子，而我认为“钱学”是对思想和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的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因为一个既无思想又无方法的专门掉书袋子的注释者，怎么就能成为一种需要后人专门研究的学问？这种荒唐事只有当代中国才会出现。至于《围城》，也就是部酸甜小说，决非上品，一些人却冲着钱钟书的虚名把它捧上了天。在小说中，他也时时忘不了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我甚至可以说，钱钟书从来不想真正严肃地负责任地说点儿什么，他的学问与其说是服务于学术目的，不如说是服务于他的处世之道和人格炒作。

　　初读钱钟书，是念大学时看《谈艺录》。与钱钟书他们那代人相比，我们这代人出生于五十年代，几乎生长在文化沙漠之中，没见过奇花异草，没经过文化大世面。所以，一翻开《谈艺录》，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这就是一望无边，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耗尽终生才能游到一半，不在半道溺水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里面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人任何智慧上的启迪。后来，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知识视野开阔了之后，才知道中国的传统诗评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但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而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钱钟书的孤傲和狂妄说穿了，只是一种表面的做作，一种精心计算的名人策略。他深知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怎样作学问才能作出安全、悠闲且名利双收的活法。他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应该拒绝，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不能拒绝。一方面，他拒绝外国名牌大学的邀请，拒绝中央电视台和其它媒体的采访；另一方面，他从不拒绝高层领导人的探望，不拒绝为胡乔木这样的大人物修改诗词，不拒绝政治局给他送来的生日蛋糕和祝寿的花篮、条幅，不拒绝官方为他从事学术研究多少多少周年而举行的盛大、隆重的纪念会和研讨会（大陆几乎所有的文化恐龙，都不会拒绝这些来自官方的关怀）……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我看到的是一付既老奸巨滑又奴颜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

　　由此可见，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超凡脱俗的似神人格。这种生存策略也适用于钱、杨二位对历史的重构。

　　那些对钱钟书的赞美，除了关于他的学问和脱俗人格之外，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但是他在此前和此后的境遇还是相当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甚至与文革中被宠幸的哲学家冯友兰相比，也差不到哪儿去。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钱夫人杨绛的回忆。不知道为什么，从目前公开见诸于文字的杨绛回忆看，只能见到他俩在文革中的厄运，但是说来说去也就是“五．七”干校的事。就是在“五．七”干校，他俩的处境也比同命运的许多人都好（如顾准、骆耕漠、林立夫、吴敬琏……）。这点儿受难史卖完了，就讲文革中与邻里打仗的事。前些天，《南方周末》还就杨绛的回忆进行了多角度的历史事实的清理，有杨绛的说法，有邻居的说法，有第三者的目击回忆。两方当时者的叙述，自我偏袒的可能性最大，故而我更相信第三者的立场。而第三者的记忆与杨的记忆差别很大。杨说打仗是由于邻居的蛮横引起的，结果是钱、杨二位大知识分子吃了亏，并由此引申出造反派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而第三者说，那次打仗，最后是钱杨得胜，邻居吃了亏，冲突是双方的责任，谈不上迫害，也就是日常的邻里纠纷。通过这种对比，杨绛的回忆，从小里说，她把打仗的责任全归罪于别人，这有欠做人的厚道；从大里讲，她还要把这种邻里之间的纠纷，硬是上纲到知识分子被造反派迫害的受难高度，这就既是文革整人手法的重演，也是为了用苦难给自己贴金，不惜歪曲事实，编造历史了。杨绛的对这次邻里纠纷的回忆，与她的干校回忆如出一辙，其中贯穿的是毫无自省和自我美化，就是为了让人觉得他俩49年以后似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付淡泊名利的大胸怀。但是杨绛从来不谈众所周知的钱钟书受宠，钦定进入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和毛泽东诗词翻译委员会的经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这两位德高望众者更加德高望重。

　　杨绛的这种经过精心剪裁的个人历史，与钱钟书本人一直对历史对现实保持沉默，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瞒与骗。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面对那么残酷的专政和阴谋，保持沉默似乎成了屡被迫害的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一种良知。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在事关社会正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和既得利益，就将丧失天良。阿多诺说：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说：面对那么血淋淋的历史和现实，沉默更是可耻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良知，难道就是对外拒绝名牌大学的邀请，对内在制度性的残忍和谎言面前保持沉默吗？这让我想起了三十年代的高尔基面对两个丧失人性的独裁者的不同态度：对希特勒的义愤填膺的声讨和对斯大林奴颜媚骨的赞美。看来，极权制度下的大知识分子的生存策略基本相同——怎样才能安全而巧妙地保持自己的名声及其既得利益，就怎样做。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每天必须面对现实的种种无耻的知识分子来说，对无耻的沉默即无耻，无耻即知识和道义的双重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