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最酷的作家

云鹤

【转帖】 在学术的边缘上---解构钱钟书的神话 （2003年）  

    否定钱钟书是大师，无疑会激怒许多人。那么最好先别急，听我将理由从容道来。首先我想说明我对大师的理解：博学当然是大师的基本条件，但更重要的还是对学科，对部门知识积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像哲学中的罗素、物理学中的爱因斯坦、音乐里的卡拉扬、围棋里的吴清源，都是很渊博的当之无愧的大师。不过也有并不很博学的大师，像尼采、维特根斯坦。事情就是这样，渊博不一定就是大师，不渊博也可以成为大师。举中国的例子，比如清代，朱彝尊是很博学的，纪晓岚、钱大昕也是，但我们不会称他们为大师，而必称顾炎武为大师。又如现代，章太炎、王国维当然是大师，但同样很博学的余嘉锡、陈垣似乎还不能与大师联系起来，而被许多人目为空疏的梁启超、胡适，反倒被认为是当然的大师。很显然，大师不光是学问渊博的人，还必须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即开一代学术风气，创立一种学术规范的人，而最根本的是要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的人。


　　陈寅恪近年在学术界的日益受重视，对我们理解大师的含义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陈寅恪当然也是个渊博的学者，但他的学术成就及其大师的地位，与其说获自他的博学或研究成果，还不如说获自他在史学上开风气的意义，获自他对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就具体的业绩而言，陈寅恪提出的一些著名论断都已逐渐被否定或扬弃，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史学方式，即使否定他的结论的人，也是沿着这种方式获取成功的。正像顾炎武的古韵十部说虽被江永、戴震直到王力的许多学者超过，可后者的成就却都是在他开创的方式下取得的。至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那种对文化的承担，陈寅恪文章中流露出的对学术精神、文化命运的关怀和责任感，更是从内心深处震撼我们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大师！博学家以对知识的单纯兴趣为旨归，而大师从来以天下为己任。套用一句古语，就是博学家之学为己，大师之学为人。


　　如果读者能认同我对大师和博学家的理解、区分，那么就会同意我说钱钟书的学问不是大师之学。平心而论，钱钟书真正是个读书人，视读书为无上乐趣。他的著述大体是读书心得，是像春蚕吐丝和乳牛产奶那样食而化之，自然产生的。如果说他的诗学出于"资吾操觚自运"的习作的需要，还有些"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的研究欲望，那么《管锥编》的内容大抵就是读书心得，不忍它流于忘川而加以收拾，其中不乏与古人、洋人争胜的动机。最近有人批评他，"爱引用古今中外各种典籍来为自己助阵，尤其是笔记体的《谈艺录》、《管锥编》中他自己的见解被淹没在各种杂而多的古今文献中。过多的掉书袋使得很多原本三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问题变得复杂多端，给读者在阅读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张蔚星《说一说钱学》，《中华读书报》1996年6月19日）这就属于不明白钱钟书学问的方式。至于将他与陈寅恪、汤用彤的学术功力较短量长，更属无聊。因为所谓"功力"，不做同样的课题尤其是难题，通常是难见深浅的。一如涉水，深则厉，浅则揭，都趟小沟，孰见高下？对钱钟书的学问，我觉得只有从学术方式上评判才有意义。他本无意于研究问题，你用研究问题来要求他，就未免太认真了。如今常听到对年轻一代学者"玩学问"的批评，其实，他们哪有资格玩学问，说难听点"卖学问"还差不多！玩是要有钱有闲有本事的，一干穷措大如何玩得起？钱钟书才真正是个玩学问的人，这么说丝毫不含有贬低或不恭的意思。我在前面那篇文章里已说明，《谈艺录》是忧患的产物，同时又是超越忧患、远避尘累的凭藉。钱钟书的学术境界就是建立在一种非常超然的学问态度上的。


　　当时在特定的人生体验中，我格外欣赏钱钟书这种超然的态度，以致朋友们都说我言之太过，实在并不了解钱钟书。但我至今相信我对钱钟书的判断是不太失真的，不同的是此后我在读顾炎武时体会到古今知识分子命运与选择的相似，于是在《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一文中提出改造学风对于改造文化的意义。也正因为思考这一问题，让我对学术的使命与大师的含义有了新的体认。


　　以我看，钱钟书实在不能说是个大师，而只能说是个博学的读书人。对他来说，读书是满足人生的赏心乐事，学问不过是它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做学问可以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问天下收成如何了。他的学问和为人都有一种超然的东西，如果说他的为人像他一本书的标题"在人生的边缘上"，那么他的学问就可以说是在学术的边缘上了。这从个人选择来说自无可非议，但作为"大师"的候选人就值得掂量了。他的学术纯然是自愉性的，在他的论著中看不出对当代学术的介入，对学科建设的关注。他的小说过多地流露出文人气，看不到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他的诗则有很浓的江湖派习气，出手太容易。袁于令说："聪明，诗之贼也。"（《今世说》卷二）正是说的这种毛病。至于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我们还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对此，我真不知道是该欣赏他的明哲，还是睥睨他的孤芳？几十年来，能与钱钟书的博学相埒的只有陈寅恪，如果问我们更愿意称谁为大师，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后者。钱钟书与陈寅恪的差别，说穿了也就是赵翼与顾炎武的差别。大师之学在知识背后都有宏大的思想背景，博学家之学则惟有知识本身；大师之学有学理贯穿，知识倾向于系统化，博学家之学只有知识积累，或不免流于饾饤；大师之学树立新的学术规范，博学家之学则只能沿袭旧的学术规范。其术业理道之取向，判然两途。钱钟书学术方式的古典色彩如果说对文化的终极关怀涉及个人的生活志趣，尤其涉及到对生存环境的体验，在当代中国具有某种难言的特殊性，那么学术范式就是大师品格中完全可以在学术阈界里讨论的问题了。


　　当然，学术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与人生态度密不可分的。如果说胡适那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情结妨碍了他学术研究的专精，那么钱钟书超然的人生态度就决定了他的学术活动、学术方式与学术界，与现代学术方式的疏离。我一直认为，钱钟书的学问方式是非常古典的，他不仅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甚至也不很乐于遵循日益发展的当代学术范式，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基本上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除了《七缀集》所收的几篇论文外，他的两部力作《谈艺录》、《管锥编》都沿袭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式的学术笔记的路子，惟一不同的就是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我在《〈谈艺录〉的启示》中曾用了个不很雅驯的比喻，说《管锥编》是盆菜--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谈艺录》是浓缩汤料--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武库，许多条目很容易扩充成一篇专题论文；后者则是古典文学者的锦囊，任拈一段都可以敷衍成长篇大论。它们的内容的确都很精炼，充满智慧和启示，可同时它们也都承袭了传统读书札记的著述方式，有材料有结论，惟独缺少分析、论证过程。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们与当代学术范式的差别和距离。


　　应该承认，学术笔记本身并不规定学术范式，学术笔记的作者更不一样。顾炎武固然以《日知录》著名，但他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开创了史地之学中实地考察和音韵学研究中归纳实证的研究范式。即使是《日知录》，也体现了他所开创的实证研究的范式，其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这是大师之作！而《十驾斋养新录》、《陔余丛考》则仅仅是具体考据成果的积累，后者更偏重于罗列知识，钱钟书偶尔炫学的时候很有些像它。在顾炎武乃至王国维的时代，这么做学问是正常的，但放到今天就不能让人满足。因为当代的学术范式，相对结论来说更重视取得结论的分析过程。我们都有经验，许多结论仅凭灵感和直觉就能获得，可是要论证这些结论却极为艰难。研究唐诗的人一定能理解：给你一千字的篇幅论唐诗，你可以文不加点，一挥而就；给你一万字，就需要费神思考；当你准备用二十万字的篇幅来讨论时，你将不敢轻易下笔。实证及分析过程的精致化正是当今人文科学研究方式的强烈要求。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欣赏《谈艺录》、《管锥编》的深刻凝炼之余，就会感到这种学问形态和著述形式其实非常取巧。他把材料罗列出来，把结论开具出来，却省略了最为艰难的分析、论证过程，从客观上说实在有点避难就易的味道。当我们在为撰写一篇论文冥思苦索，耗费几天甚至几十天时间时，钱钟书却又读了许多书。他的确是将我们写论文的时间用来读书了，如果他也像我们一样写论文，决然读不了那么多书，也不一定能写出《钱钟书论学集》那样七大册。


　　以上对钱钟书学问的信口雌黄，读者们也许不能同意。这没关系，我想说明的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钱钟书的学问是非常个人化的，他的成就主要是知识的积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上并无建树，也不抱关心。面对这样一位学者和他的著作，我们不妨怀着尊敬去阅读，当做知识来接受。若煞有介事地把他爱读书的天性，当作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将纯粹的知识积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乃至膜拜，就不啻是将恐龙蛋当超导材料来考究，非但要贻笑于大方之家，也将见哂于钱钟书本人了。

thankstoyilin

刘晓波评论钱钟书，他的出发点我当然是不奇怪的了。上面这篇佚名的评论，从内容看也很熟悉。

对这两篇评论的感受，其实差不多都包含在我前面几贴中了。

仰望山林

   二位把楼又堆高了，不过很过瘾，来不及看云鹤的转贴，一会再细看。T版推介的三篇佳作，其中最后一篇余英时先生对钱钟书的回忆我以前看过，就文中——“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同样季羡林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中对钱氏轻率的评论也有所指——“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说空话，无证不信。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常想，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没有法子不信服。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注2）。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季羡林《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对钱氏在文革中的表现我个人是有所保留的，有无曲学不论，阿世是肯定的。

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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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不懂相对论，陈寅恪不懂中医很正常
发表于 2007-01-27 20:19:00

相对论，即使是它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也无法理解。1916年，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根据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计算推导出黑洞理论和宇宙膨胀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爱因斯坦极力反对，并试图在自己的相对论方程上加一项常数来否定黑洞理论和宇宙膨胀理论的推导。直到1929年，天文学家哈勃的观测证实，星系的确在离我们而去，从而证明宇宙膨胀理论。爱因斯坦终于承认：否定宇宙膨胀理论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错误。非常幸运的是，爱因斯坦能活着看到宇宙膨胀理论的证明，并勇于承认错误。否则，就会被方舟子之流以“大师的真知卓见和思想深度”来否定黑洞理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黑洞理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仍处在证实中。）。   

爱因斯坦不懂相对论，出身于中医世家（祖上三世为医）的陈寅恪大师不懂中医医学很正常，鲁迅、俞樾等等对中医医学无知就更不用说了。   

方舟子之流搬出陈寅恪、鲁迅、俞樾等对中医医学的无知之言来否定中医医学，犯科学常识性错误。   

首先，中医医学是实践科学，文学家史学家的言论不能作为科学证据否定中医医学。   

其次，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陈寅恪和鲁迅的时代，现代医学还没有现出其缺陷和不足（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我也会认同陈寅恪和鲁迅的观点。），相信陈寅恪和鲁迅如果能活到今天，看到赤脚医生的伟大成就，看到现代医学的无德无能，他们会改变对中医医学的观点。特别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因父亲死于中医医学的庸医之手而否定中医医学，自己却死于现代医学名医之手（该名医乃鲁迅最信任的日本好友，在当时只有象鲁迅这样的超级富豪才请的起。鲁迅之死有阴谋一说，该阴谋说纯属弱智者编纂：以当时鲁氏兄弟与日本的关系以及鲁迅的言行作为，日本特务愚蠢地大费周章地通过社会名流加朋友来慢慢弄死鲁迅，打死你，你都不会相信。）。该日本名医代表了当时现代医学的最高水平，应该说鲁迅先生死于现代医学之误，现代医学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只会强调：鲁迅该死！医疗事故责任也就免了。不知道鲁迅的后代是否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按鲁迅否定中医医学的逻辑，鲁迅的后代应该‘横眉冷对’ 现代医学，结果是，鲁迅害惨了后代，后代得病不敢医了。写到这儿，真为鲁迅后代们的身体担心。   

陈寅恪和鲁迅如有在天之灵，看到方舟子之流在滥用他们的言论，非气得灵散湮没不可。   

警示：滥用激素和抗生素祸害如毒品，正在毁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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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toyilin

上面这贴就看的比较莫名其妙了。鲁迅死于现代医学名医之手，呵呵，有这个见识，就不值得与作者讨论了。

秋爸爸

嘿嘿，瞧，文科多乱啊。看有人骂钱钟书，哈，虽自知猥琐，仍不免心喜，借机喊句“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当年跑马我说了《围城》几句，曾被T版狠拍了几砖头。可惜阅读少，当年没得云鹤指点这几篇。

我挺云鹤，云鹤有唯物史观。说说这学霸的那些事儿吧。
学霸，学有霸气，本来不坏。但它成坏事，总是和文科相关联的。不是说理科没有，但常常跟权力、跟文科擅长的社会操控一结合，就出事了。单独的学霸本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学霸周围的附庸，包括上面下面的利用者。这就是云鹤前面讲解过的唯物史观，大环境、小环境，土壤啥的。

理科也有，比如牛顿，绝对的天才，可自打把持了皇家学院后，就成了个学霸。理科特别讲实证，所以牛顿再霸，也至多就是抢抢科研成果什么的，不怕，好在搞文科的日后翻古籍可以考证出来。上面关于爱因斯坦也讲了理科理性特征的类似的故事。咱中国也有，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当年引进美国的基因学说，因为政治不正确，被苏联学霸整得半死，那纯粹是文科惹的祸。

thankstoyilin

曲里拐弯又骂到文科上去了。这个弯拐得好。

说到学霸学阀，自是令人痛恨的。但钱钟书什么时候成为学霸了？他什么时候要强加给别人他的学术见解了？

thankstoyilin

秋爸爸说到当年讨论《围城》的事儿，需要澄清一下。如果你觉得《围城》写得很烂，我会尊重你的意见，这是主观的东西。但是你当时在帖子里分析的是为什么《围城》会这么走红，我提出了不同意见。

云兄转帖的这些文章，我的看法是：（1）论及钱钟书作为知识分子整体上的高度和品格的，可以见仁见智，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讨论这个的角度；（2）论及钱钟书著作的学术价值的，在没能有学术能力研读他的作品之前，需要谨慎下结论。我讨厌的是在没怎么好好读过著作的情况下，轻易地搬出最套路化、最方便的一些评论，比如仅仅是百科全书啦、仅仅是抖机灵啦等等。

说回来，我的这些立场当然也都是有个人色彩的。因我看《围城》比较早（88年），之后看过钱先生的不少东西，也看过孔庆茂写的传记（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孔写的传记，可视为一个粉丝出于敬仰而写的，因此从学术、历史的角度看可能价值不大，但可以作为了解钱钟书的方便的入口），对钱先生的见解和表达深为钦佩。所以遇到这些在我看来不是很确切、很站得住脚的负面评价，心理是有反弹的。

秋爸爸

呵，你们掐着，不要提国家领导人，也不要提我。我只是偶尔插进来拐拐弯什么的，好听的像主持人，坏的叫敲锅沿儿，若烦的话，我就是打酱油的。现在我们看看得分情况，T版+300分，云鹤只引转贴+200分。其他评委请亮分。

云鹤

伍国：一对精致和麻木的“大师”——再说钱锺书和杨绛

　　现在的一些人们，已经很自然地把钱锺书和“大师”这个称谓连系在一起。中国人一旦成为“大师”，仿佛就领了免罪符，假若有人敢在写满大师名字的陈年流水簿子上踹上一小脚，就即刻人神共愤。本来，任何学者，作家，艺术家都需要经过他人，后辈，尤其是时间的评判，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萨特的左倾，都如此，后代原谅不原谅是另一回事。早早就戴上“大师”的帽子，奉着“文化昆仑”的头衔，当然免不了别人要来怀疑一下，究其根源，是盲目崇拜者在先，才有挑刺者于后，修筑神坛在先，才有请下神坛的必要。

　　钱锺书毫无疑义的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原本生活在个人的学术世界中，自人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仿佛在一夜之间，借着大众传媒的推动发现了他，他晦涩难懂的著作被看成学术的高峰，他的小说成为畅销书，他的生存方式尤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与其说是钱锺书的学术和文学造诣征服了大众，倒不如说是大众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流行化的偶像。人们内心中对于“大师”总是难免崇拜的，然而，几十年的风云变换，能称得上大师而又能为人们熟知的人毕竟寥寥无几，而向往大师的人又如此之多。在这样一个时候，钱锺书博古通今的学养，书卷气的幽默，非政治的学术和小说艺术让读厌了宏大主题的文学作品的人们有种顿然开朗的感觉。和其他在政治风潮中东倒西歪的作家学者们相比，钱锺书的走红，正以那种非政治的，超然的学术追求和个体独立形象契合了厌倦形形色色的政治，“躲避崇高”的社会文化心理。

　　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锺书诚然是合格的。但是假如真要以知识份子的“昆仑”来看，似乎他又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杨绛的回忆文字的字里行间中勾画出一个钱锺书的轮廓，可是这个轮廓似乎缺少点什么，或者说，并没有人们期待的一种鲜明的精神力量。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以为，这种精神力量应当来自对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人群的深切关注和担忧，对现实苦难的敏锐感觉。当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时候，就会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在《罪与罚》中，陀氏塑造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困惑，犯罪，逃避，最终获得爱情和救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亲情，友情，爱情，有穷人的困窘和绝望，社会的不公，也有忠诚，而最大的忠诚，却是来自最下层的妓女索尼娅的爱情。另一位文学家托尔斯泰则一生都为自己的贵族生活和下层民众的差距而痛苦，寻求社会改造之道。晚年因为内心的煎熬放弃遗产离家出走。这种力量更应当来自内心的激情。鲁迅是以冷嘲和毫不留情的讽刺著名的，但在许广平1925年致鲁迅的信中，却说鲁迅的缺点是“太敏感，太热情”， 太容易愤怒。鲁迅是太热情的人——我以为这才是对鲁迅的真正了解。《围城》的结构有问题也好，作者幽默过多，干预情节也罢，都掩盖不了它最大的缺陷——它所没有的，正是名著应有的深沉厚重的道德力量和精神价值。当我们读《阿Q正传》的时候，是笑中带泪，最后引起深切的同情和思考的。鲁迅的《在酒楼上》写吕纬甫，从一个曾经的热血激进青年蜕变为一个“无可无不可”的落魄文人，吕纬甫悲剧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个性软弱，但这一蜕变过程通过对话，回忆的步步揭示，却让人逐步体验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个体幻灭过程，并感到痛惜和酸楚。《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在一个不断追求而又不断幻灭的过程中才丰满起来。又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同样是一个完整的女性性格和心理逐渐压抑和扭曲的蜕变过程。而方鸿渐这个人物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心理和性格发展的逻辑与纵深，从一开始到最后，尽管经历了丧妻，出国，留学，回国，工作，结婚等等重大的外在变故和时间的延续，他似乎都是一如既往的怯懦，玩世，麻木，得过且过，不真正快乐，也不真正不快乐，无所谓追求，也无所谓不追求。这样，作者似乎不是意在深入剖析一种现象，赋予它社会意义，而是在单纯地，平面地展览和把玩一个灰色人物的种种弱态，并衬以一群灰色人物的丑态，供作者自娱，如杨绛回忆的，钱每写完一章，她先看，“他笑，我也笑”。如果如鲁迅所说，悲剧是把美毁灭给人看，那么《围城》之不能从通俗讽刺小说成为具有悲剧意义的作品，正在于既没有展现美，也就无从展现美的毁灭。不少读者在方鸿渐身上看见知识份子的患得患失，自命清高，但是如果把买假文凭也看成是知识份子的普遍性格悲剧，是不是太离谱了呢？一个连文凭都敢造假的人，谈何清高？方鸿渐的人生是有荒诞意味的，这似乎也是钱锺书着力想强调的一点，但是方鸿渐的荒诞却又没有同时期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中关键的，关于理性与对抗，以及对意义的探求的成分，没有加谬的《局外人》中的那种启迪。那么，塑造这样一个既无能又没有基本道德底线的角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人生的普遍困境呢？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围城》完全没有同时代中国作家作家如沈从文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甚至违背了明末清初文学，如《牡丹亭》，《红楼梦》，《镜花缘》，《三言二拍》中对女性进行正面塑造，并以此来反讽男性社会的传统。除了对唐晓芙稍留情面，从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范小姐，到孙的姑母，个个女人刁钻狡猾，诡计多端，看不到真心和真性情。杨绛竟还解释说，“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叫鲍小姐。”如果一个男性作家对自己并非刻意否定的女性角色都采取这样一种不屑的态度，小说能否真正打动人，实在是成问题的。从社会阶级角度看，《围城》也看不见《儒林外史》里那种对下层人民进行的正面塑造，所有人一律都是受嘲弄的对象。委琐和丑态，固然也是人类这种“两足无毛动物”根性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从语言技巧上看，《围城》是精致的，但恰恰犯了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毛病：“过度精致化而麻木。”（徐贲语）尽管写的是一群知识份子，小说却始终不过是一本通俗作品而已。人们之需要文学名著，并不单是为看到个个角色都委琐，阴暗，俗气，然后被连篇累牍的俏皮话弄到“我笑，他也笑”，最后感叹人生无奈，还是要找到真切的爱与恨，找到一点美与力量，找到一点点的理想主义……否则，何以需要托尔斯泰，乔伊斯，海明威，斯坦倍克?

　　杨绛的文字中的钱锺书，仿佛就是一个没有激情也没有愤怒的人，再大的变动，只要不殃及自身，便可得过且过。值得注意的是，杨绛说，钱锺书读书看到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从没见到他看书流泪。”而钱瑗手书的回忆中，提到钱锺书在她幼时竟教她说法文粗话，令客人大笑。这些都似乎无意间解释了《围城》不能打动人的真正原因——作者自己不会感动，而且“幽默”到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拿来寻开心，作品中怎么能有打动人的力量，“教粗话”之恶俗比起鲁迅的对待周海婴，实为天壤之别。钱杨二人以读书和著述试图超越政治活动，固然也令人钦佩，但也似乎放弃了对周遭一切的承担和关注，仅以自身的境遇作为标准。读《干校六记》读到二位老人被下放干校，从事自己不习惯也不适宜的体力劳动，不免让人有欷嘘叹惋的感觉，但自始至终，却看不到杨绛有超出对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兴趣。他们还有高工资可领，有回北京的希望，而周围的农民们呢？杨绛除了轻描淡写地提到几个乡间的少年男女，根本没有去注意过农村的状况，看来五七干校真是办得失败，用杨绛自己酸不溜秋的话说，“分明是国家亏了。”

　　在这种自我关注发展到极至的《我们仨》中，杨绛写到他们二人在反右运动中，“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没有说错话，免去了厄运，从个人的角度看，自然是好事，但是，这就算不上是杨绛所称的“痴。” 钱锺书假如真是又狂又痴， 何以能不说半句错话，而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真正又狂又痴的文人，哪个不是非自杀即被他杀，基本上都“非正常死亡”了。想到那几十万因为一两句痴言就获罪半生，“三十万言三十年”的人，钱杨二人的“先见之明”真象是讽刺：谁让那些傻瓜不象他们这么绝顶聪明呢？杨绛在写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是这样说的：“‘三年困难’期间，锺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毛选英译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我当然不是主张他们一家也应当去挨饿，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在几十年后，当年的惨况都不再是秘密的时候，还强调“高级饭”，“我们生活很优裕”，对挨饿的人没有一点关注，一点忧虑，这种心态究竟算是中式传统文人，还是西化知识份子？都不像。钱锺书的学术成就之所以突出，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因为大量有才华有学问的人没有他那样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环境，钱四十年代在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可是，储安平去了哪里？但是当杨绛遗憾女儿钱瑗的天份没有充分发挥的时候，就算成时代的不公了：女儿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下放四清。”

　　杨绛笔下的钱锺书，似乎个人生活能力极差，1972年才“生平第一次划火柴”，是一个典型的旧式白面书生，他们两人的生活中，在上海沦陷时期的生活算是刻骨铭心的一段艰苦日子，再加上旧社会工作不稳定，骄傲如钱锺书，也得巴巴地等大学的聘书，而杨绛还得去当家庭教师。可以想见，能够在新中国的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中拿不低的固定工资，还能因专业水平和老同学关系去翻译毛诗毛选获得政治庇护，已是个人的大幸，自然不会在1957年去冒傻气，提什么与自己无关的意见。杨绛的文字中一再地标榜他们是超然的。但是，既然钱锺书都说了不用非要拜访下蛋的母鸡这句“名言”，杨绛又何必专门著文来解释《围城》，为什么不能超然地对待自己的著作？好比非要把这只鸡蛋代为剥开，一一指点蛋白与蛋黄，讲解下蛋的过程。钱锺书的高深莫测和杨绛的喋喋不休倒是配合默契。

　　他们的超然的确装得不象。在《我们仨》中，杨绛把文革后期江青如何一再邀请他们夫妇去住钓鱼台讲得非常之详尽，两页之内，竟出现好几次的“江青同志。” 结果自然他们又是不去应江青之邀的，其实当时当地，就是去了也无过错，但既然不去，又很“超然”，那也就不必 念念不忘拉着“江青同志”的大旗了吧。否则我们也可以质疑，为什么横扫一切的江青对他们夫妇如此礼遇？是不是因为他们一向只帮忙帮闲从不捣乱，所以值得信赖呢？杨绛写到胡乔木，就更是亲热有加了，“乔木同志”如何一次次来作客，帮助出版书。杨绛在回忆中直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承了别人的情，感谢是应当的，否则就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了。但是，看到这里，我立即想起了章诒和写聂绀弩提到胡乔木为他的诗集作序后的反应：“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好好的，就让那篇序搞坏了！”我去找来了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发现胡乔木的序写得很好，评价也很高，真不知聂为何如此愤怒，为什么不知感激，但是一想到聂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又似乎可以理解他的情绪。反过来想，这样直率，不会保护自己的人不坐牢，谁坐呢？章诒和说，“聂绀弩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愤怒。” 又是敏感，又是愤怒，这竟然是鲁迅与聂绀弩这两位知识份子一脉相承的共同特性！这种内心的愤怒和张力，敢于蔑视权贵的勇气，既能进研究所，又不怕进监狱的胆量，才是 知识份子独立精神和道德力量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的清华校友，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反自”，“清污”的运动中大举整肃知识界，王若水，周扬，王元化等等人都成为他的靶子，然而，在他批评作家王若望的时候，却赞扬了钱锺书，说，王若望没有象钱锺书那样看到现在是一个好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2004年）。钱锺书的原话是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以政府代言人的形象教训夏志清的，“尽管我们国家有缺点，但蒸蒸日上，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写了那么多书，许多事实都没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说话。回到香港，美国不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顾骧《晚年周扬》）这一席居高临下，官气十足的话哪里象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学术泰斗间的对话，哪里有一丝一毫幽默感，分明是一位统战官员在告诫一个流亡的反动文人。钱锺书当然知道夏志清的政治立场，也当然知道话会传到胡乔木耳中。可是，如果夏志清的思想是他希望的层面上，又怎么可能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围城》如此高的评价，他应该专选现代小说中歌颂“蒸蒸日上”的文学作品才对，哪里还有钱锺书的位置。对于钱氏夫妇来说，只要自己能离开干校，能领高工资，能住部长楼，什么时代不算“好时代”呢？鲁迅说真正的知识阶级“所感到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固然是一种不易达到的理想状态（尤其对中国知识份子），但也不至于因为自己受到“庇护”就去做卫道士。任何用客观环境的恶劣来为钱锺书辩护的理由在这里都显得无力，这种投其所好乃至助纣为虐的“大师”，已经不再是“鸵鸟”，而是喜鹊甚至鱼鹰了。受表彰者和受批评者的结果自然是高下立辨：钱锺书去世时享尽哀荣，王若望孤苦零仃老死异国。

　　据说，钱锺书曾针对中国作家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一事，当面斥责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他骂马悦然是靠中国混饭吃，还说，“把巴金的小说译得这样烂，谁会给奖？”中国古典文化属于世界，为什么一个严肃的外国研究者就是混饭吃，该受他教训，而钱锺书自己研究就不叫混饭吃，而叫“大师”？翻译钱锺书作品的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就不是混饭吃，而是“美国友人”？钱锺书先前参与翻译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后来靠胡乔木赏赐一个参与翻译毛选的饭碗，又算不算靠当门客混饭吃？说巴金的小说翻译得差，钱锺书的英语既如此高超，又有没有责任呢？把中国文学得不了诺贝尔奖推到评委会，翻译水平，马悦然的头上，摆出一副受迫害的样子，是否公平，不言自明，但是这样的指控又是多么深得人心啊。中国人原本就因为诺贝尔奖的事怄了几十年的气，这下终于有“大师”出来，先是贬低了诺贝尔奖本身，再把责任一举推倒翻译，推倒评委，推倒马悦然头上，让大家顿时明白，中国人之不能得诺奖，不是因为中国的作家在“混饭吃”，乃是因为马悦然在“混饭吃”，更何况诺奖还有那么多错评和漏评，一颗酸葡萄而已！这一发现是多么地解气，多么地振奋人心，又是多么的“政治正确”啊。而鲁迅却说过诺贝尔奖谁也不配，最好不要颁给中国人的话，相比之下，鲁迅是多么让人扫兴，多么让人丧气！然而，还是这个混饭的马悦然，年复一年地推荐北岛，高度评价山西作家李锐，后来又亲自动手把高行健的《灵山》翻译成瑞典文，为高行建在2000年获得诺奖起了重要作用。而《灵山》中又有一个《围城》里所没有的，一个当代中国人的灵魂自我放逐和挣扎的过程。不知钱锺书若在世，又当用什么样的俏皮话来嘲弄，该怒斥谁？

　　钱锺书总是善于在不同的场合恰如其分地说出种种让人听了如沐春风的话，而在内心，他看得起的人又极少。因此他的赞扬也是打折扣的，因为你无法知道他内心的真实评价。钱锺书嘲笑陈寅恪去为一个妓女立传，但从人格上，钱锺书真的没有任何资格批评敢于提出“不宗奉马列”的陈寅恪，甚至也没有资格嘲笑柳如是。博学如钱锺书，不会不知道柳如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妓女”，她不幸而为妓女，却是一个有政治操守，懂民族大义，有勇气和傲骨，敢于以死抗争的“人”，不是一个不管面对任何大人物都可以“隔江犹唱”的奴婢。精通法国文化如钱锺书，也不会不明白莫泊桑为什么偏偏要为羊脂球这样一个妓女，而不是为那些出卖羊脂球的上等人“立传。” 陈寅恪要为之立传，正是认同一种骨气，一种抗争精神，但在钱锺书的眼里，柳如是的刚烈和爱憎分明恐怕正是他不屑，也避之不及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钱锺书对同辈学人和前辈学人的苛评多半都是在“专业”或者说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但他从来不敢于从大节上批评别人，因为从大节上说，钱锺书只能说比别人更聪明，更世故，混得更好，却决不比别人更有良知，更有勇气。对于胡乔木，钱锺书就从来不敢“怒斥”，就连不小心书生气发作，应邀改了胡的诗，也要摧眉折腰地去信道歉自责，乖巧极了——自己的美学判断比起胡乔木的权势来，又算什么。林非先生和杨绛关于“钱锺书打人”和“杨绛咬人”的争论本是家务纠纷，各说各话，但林非和肖凤笔下的钱锺书与杨绛，与我心目中的钱杨的确更为接近，印象最深的是，钱锺书平时很“超然”，但用木板砸林非时，下手非常之重——这大概是他的另一次无情的愤怒，也可算是大师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吧！说穿了，钱锺书们对于民瘼，对国运，对大是大非，对认为不如自己的人是“超然”的，对私利，对权贵，一点也不超然。他们的生存哲学，无非是在学者外表下的小市民心态，如孔子云，“乡愿，德之贼也。”

　　有人呼吁我“不要灭大师。”我等庸人，断断不敢否认钱锺书的巨大成就，也断断不敢否认他们仨的巨大温馨。我得承认钱锺书先生是古籍大师，翻译大师，外文大师，西洋典故大师，哲理大师，俏皮话大师，还是人情大师，世故大师，父爱大师……就象用牙齿咬绳子拉动汽车，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的人，总是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怎么“灭”得了，但还是不至跪下去山呼万岁，不觉得中国文化出了救主，知识分子找着了灯塔。有上面的事例在，我倒更愿意相信，既然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都想混得好，都怕当官的，都趋利避害，何不对同你我一样“两足无毛”，只是更为精致和麻木的“大师”，“昆仑”们多保持一点清醒。

仰望山林

秋爹最佳插科打诨奖＋500分，文科代表张雁同学在“躲猫猫”也不露个头－100分，44楼同学的帖子没有扣题-100分，T版同学最勤勉发帖奖追加200分，云鹤同学高质量转贴奖追加300分。

云鹤

摘自某一博客跟帖：

才人钱（2009-04-17）：

杨绛当年写《从“掺沙子”到“流亡”》，记录了她和钱锺书与邻居混合双打的闹剧，写得非常刻薄，令我十分鄙夷那对邻居夫妻。

不料后来人家不堪侮辱，发文澄清，说动手打人的是杨、钱。杨咬破了女邻居手指，而钱用木棒猛击男邻居的头部，幸得对方用手抵挡，才没出人命。人家有医生开具的外伤证明。案发后钱还想动用他与胡乔木的关系报复，云云。

这两种说法中，我认为那对夫妻的更可信，理由很简单：人家比钱杨夫妇年轻几十岁，若真是他们动手打人，只怕钱杨活不下来。正因为此俩人才没敢动手——谁都知道殴打老年人只会输理。

就算老杨说的是真的，那又便如何？那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起码杨、钱并未受伤不是？却竟然牢记在心这么多年，还要发而为文，以此为效力最深远的报复方式！这也未免太鄙俗恶毒了吧？杨绛据说是高人，何以看不出此类斗殴无论何方有理，都是斯文扫地的丑事。“高知”辈倘有三分神智，万万不可告人，却反要撰文宣扬之？

最无聊的还是假冒学位案。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书中说：“（钱）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

这真是天大笑话：英国哪有副博士的学位？Bachelor of Literature的本科学位若可翻译为副博士，则高它一级的“Master of Literature”又该怎么翻译？此后一些钱锺书的传记跟着杨绛代钱锺书假冒学位，而老钱也就居然默认下来！
此后有人作了翔实考证，证明B.Litt.是学士学位（NND，这种烂事竟然在中国成了研究课题，敢情这就是所谓“钱学”的内容），竟然遭到钱迷们围攻。最后闹得沸沸扬扬，再加上现在出国的人也实在太多了，连吴征的假博士都有人去调查，不再如当年那样可以任意指鹿为马，于是杨绛只好出来澄清，公开承认钱在牛津拿的“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
您说这无聊不无聊？难道是“高级知识分子”屑于干的事？

仰望山林

《钱钟书批判》

作者：大好江山   

　　　　　一、小聪明还是大智慧？   

　　　　偶尔翻开9月10日的《北方时讯》，发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竟仍名列东宇书店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不免颇多感慨。我万没想到，在钱先生谢世一年之后，我们对钱先生还没能形成更为理智、更为中肯的认识，以至于在一般读者群中将钱先生看作文化学术的昆仑砥柱乃至文化人生的典范楷模的仍大有人在。这种认识水平在某些关节点上的停滞其实是特别令人痛心的现象，这是由理智的休眠引发的偶像意识，它不但是对“自明”的遮蔽，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不经他人提醒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蒙昧状态，总而言之它是人之认识惰性盟生的幻觉与梦境。今天，我无意妄自尊大企图以一篇文字唤醒这一幻觉与梦境，而只想不惴浅见，钩沉发微，仅以我乡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十几年前，伴随着中央电视台十集电视连续剧《围城》的面世，钱钟书先生的名字几乎一夜之间便广为人知，一个象钱先生那样的学者竟然在传媒的推动下成了一个知名人士，一时间，钱先生的生涩拗牙的学术札记（如《管锥编》）等）也象畅销小说一样被争相抢购。别说是钱先生这种坚持以襟怀虚静，淡泊名利作为自己主体形象之定位的学者，即便那种少廉寡耻，公然争名逐利，趋利避害，不吝以风派为自己形象定位的——从学术上讲未必便逊于钱先生太多的学者（在此我就不便直呼其名了）在其最鼎盛时期，其著作也不敢奢望这样的社会反响。这恐怕不能不说是钱先生类似于幸运的独到之处吧？！   

　　　　十几年来，我们对钱先生的种种过分的誉美——具体地讲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所谓“钱钟书热”，究其根本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钱先生深通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养誉”之道；其二是一个时期以来形成的对钱先生的过高的评价。关于钱先生的善于“养誉”我在后文中将详细剖析，因此在此我只想就对钱先生的过高评价聊做说明。之所以一个时期以来对钱先生形成了过高评价，撇开钱先生“养誉”的作用外，关键在于广泛的读者群没能立足坚定的人本立场还原钱先生的人格境界，因而盲目地将钱先生文本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的机智与学识误解为睿智与博洽。于是机智的小聪明成了睿智的大智慧，平铺的知识点成了贯通的大学问，钱钟书先生也因此成了新时期文化学术的“权威人物”。   

　　　　诚然，随着前辈巨匠的相继亡故，以及新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我们面临着崭新的文化学术的整合时代，正如费孝通老人十余年前讲到的那样，在这样一个新的学术文化的“战国时代”我们需要“新的孔子”，也就是说我们的新时代呼唤着文化学术的权威人物。而如何界定权威人物，不仅是一个有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人面对历史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坦率诚实的人面对自己的主观时的态度问题。大而广之，它甚至是一个时代如何面对自己的精神，面对自己的良心的问题。面对历史，真正的权威人物之确立应该以宁缺勿滥为原则，应该在时无其人之际虚位以待，而不是为摆脱权威丧失后的真空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而张冠李戴、所寄非人。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学与历史学问题，本文无意也无力在这一方向上做进一步尝试，而只想就我对钱先生其人的一些判断谈谈自己的依据与理由。   

　　　　康德在1766年4月8日致门德尔松的信中写道：“尽管我对自己思索的许多东西怀有最清晰的信念和极度的满意，却永远没有勇气说出来，但是，我永远不会说出我没有思索过的东西。”多年来，我一直将这番话铭于座右。虽然，我不敢保证我有勇气说出对钱钟书先生的全部真实看法，但我却可以保证，我所说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在深思熟虑之后深信不疑的。而且我也要再次重申，我无意妄自尊大企图以一篇文字纠正我自认的长期以来普遍形成的对钱钟书先生的过高评价，而只想不惴浅见，钩沉发微，仅以我乡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二、骑在城墙上的钱钟书先生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婚姻也罢，爱情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电视剧《围城》片头那个浑厚深沉的男声的旁白时，都同时会想到这样一幅画面：城里城外，人声熙攘，往来冲突，钱钟书先生面带商人一样狡黠的笑容，将两只手抄在袖中悠然自得地骑在城墙上，眼见芸芸众生为愿望所苦，他既不象佛陀一样为众生指点迷津，也不象耶稣那样为生民舍身赎难，更不象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那样甚至不惜亲身卷入是非矛盾中以便明确参与自己的主观，他只是象特尔西特斯一样不断制造各种轻佻刻薄的调侃。不幸的是，特尔西特斯的轻佻刻薄遭到了俄底修斯的痛打，而钱先生的轻佻刻薄却被人当成机智诙谐而倍受推崇……每每想到这些，我心中都会隐隐作痛，为《围城》，为《围城》中的人物，也为读《围城》——特别是读过《围城》之后对钱先生的“机智诙谐”大为心折的人们。   

　　　　那么，钱钟书先生何以在我的印象中竟抄着双手骑到了城墙上呢？因为从初读《围城》之时起我就感觉到他的“无情”。所谓“无情”是指他吝于对书中的任何人物倾注感情，从未直接体现出对书中人物的设身处地的理解力来，而只是以各种小巧刁钻的智力游戏一样的比喻玩味着书中所有人物的尴尬境遇与坎坷遭际。就是在方鸿渐被唐晓芙赶出门后在雨中呆立之际，钱先生也没有倾注自己的感情设身处地地把握一下他的一号主人公的主观，而是用“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这一并不很恰当但却足够刻薄的比喻试图刻画方鸿渐失恋的落魄形态，请注意，钱先生在其主人公面临人生之一大失意与挫折之际着意落墨的是形态而不是心理。如果是在论文中，钱先生这样处理我们或可名之曰具备科学精神——就想我们一向以来对《管锥编》等的评价那样，但在创作中，我想至少我们没有充分理由认为钱先生这样处理绝不是对人物之挖掘与塑造上不够深入的浅尝辄止吧？   

　　　　诚然，比喻作为一种特别生动鲜明的修辞方法是经常被人运用的，但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一部小说的创作中是否合适却是值得商榷的。比喻的运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被说明对象要有足够的距离，以便能充分地观察与把握被说明对象可以与其他事物相比较的特征，也就是说只有作者将自身主观从被说明对象中充分疏离出来之后才可以特别恰当地运用比喻。因此在一部小说中频繁地运用比喻手法——尤其是在塑造与把握人物的关键处运用比喻手法，作者必须时时与书中情节人物保持充分的距离，而如果要做到与城内外的人同时保持充分的距离，钱先生最理想的位置恐怕就是骑在城墙上吧？   

　　　　最令人费解的是，十几年前《围城》伴着电视剧刚刚“火”起来的时候，竟然就有人特别冲动地称《围城》为“当代的《红楼梦》”，这实在是无从说起。《红楼梦》惊人的艺术感染力更主要的是得益于曹雪芹对书中每一个人物倾注的真情实感，而绝非仅仅得自曹雪芹的才华，因为仅就才华而论，曹雪芹恐怕未必一定强过袁枚、纪昀等人。据脂砚斋讲，曹雪芹是“哭成此书”的，并且“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自己也开宗明义地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此中味。”曹雪芹就是这样以一个痴人的身份呕心沥血地创作着的，历史地看，恐怕也只有曹雪芹那样的痴人才能写出《红楼梦》那样的哭成之书，相比之下，钱先生冷漠的调侃中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到痴，相反倒是随处透着聪明。因而如果一定要将钱先生与曹雪芹放到一起，我们恐怕也会不无遗憾地发现：其“聪明”可及，但其痴不可及。   

　　　　我所以强调钱先生的创作中透着“聪明”，是因为那并不是智慧，所谓“智慧”，意指佛经中“般若”的汉意，故而与聪明相比，智慧有着更充分的人文内涵，也就是说智慧要求人对事物除了寄予科学的考察之外的更多的以情怀为依托的关注，绝非通常理解的各种小巧精致的思路。钱先生创作中的“无情”注定了他只有聪明却无法企及智慧，钱先生的精巧比喻缺乏智慧者应有的博大敦厚、谦冲仁恕的情怀，恰恰相反，倒是经常显得尖酸刻薄、轻佻恶毒，比如将鲍小姐对方鸿渐的冷淡说成“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就相当恶毒，严格说来，这一比喻比鲍小姐其人的行为更下作，它特别充分地体现了钱先生对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无情”。我们恐怕也不能将钱先生的这类刻薄看成所谓的“公心讽世”，因为真正的“公心讽世”应该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而不应该似钱先生这般坦率地刻薄。当然，我们也无从想象一个没有情怀的人怎样拥有一颗“公心”，因为一个没有情怀的人，不可能具备任何超越小我的建设性的方向。   

　　　　十几年来，钱先生在文本中表现出的这种骑在城墙上的疏离感恐怕被很多人理解成了钱先生的韵致超然。但是尽管钱先生的很多具体表现都很能动地与韵致超然相契合，在这一点上却令人遗憾地是个意外，就此我们倒可以在钱先生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中找到启示，钱先生曾说过自己的《宋诗选注》就象是“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特别不愉快的事实：钱先生是骑在城墙上完成他的最走红的作品《围城》的。   

  

仰望山林

  三、钱先生学术之管窥锥指  

　　　　钱先生的学术之“博大精深”几乎是紧随着《围城》一书的畅销而广为人知的，正如《小聪明还是大智慧》一文中说的那样，一度形成了象抢购畅销书一样疯狂抢购《管锥编》与《谈艺录》的局面。这倒让我想起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件事，据说英王读了道奇森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后，对作者大为心折，吩咐手下人以后凡是道奇森写的书都要呈上御览，于是不久之后，道奇森的另一部著作便摆到英王桌上，是一本600余页的有关数学与逻辑学方面的专著。人们的因为《围城》而抢购《管锥编》与《谈艺录》从动机与心理上讲恐怕与英王对道奇森的著作盲目的想当然完全吻合吧？因此我想人们针对《管锥编》与《谈艺录》的作法恐怕也应该与英王的不得不将道奇森的其他著作束之高阁相类似吧？至少我所认识的为数已不算少的收藏有钱先生的《管锥编》与《谈艺录》的人，就没有一个人读过全书。客观地讲，购而不读完全是情理之中的，钱先生的著作之枯燥，即便有强烈的目的性与方向感，如果在阅读方面没有良好的耐力，也是很难读下去的。因此，钱先生学术之“博大精深”理智地看是在绝大部分人没读过他的学术著作的情况下广为人知的。  

　　　　其实钱先生学术著作的使人难以卒读恐怕比钱先生学术的“博大精深”更加广为人知吧？！只不过人们通常很轻易地就把自己读不下去进一步理解成钱先生的“博大精深”。这种想当然也无非是一种名人效应的外化，试想如果一个无名后学竟敢斗胆象钱先生那样写一些别人看不下去的书，恐怕空洞乏味、言之无物、不知所云等指责会一股脑吐到他头上，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更难原谅无名之辈对我们理解力的压迫。但是理论上讲，使人难以卒读的确并不仅仅意味着“博大精深”，它也可能——甚至更可能是因为言之无物、文义空洞，使人读后如堕茫雾，不知所云。平心而论，历代都不乏博大精深的学术，但使人难以卒读的书与博大精深的书相比简直是凤毛麟角。年代久远的且不说，即令近代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现代陈寅恪的赅博、岑仲勉的笃实、吕思勉的贯通、马一浮的秀彻，其书或有使人因学力有限看不太懂之处，但绝不至于使人难以卒读。因此使人难以卒读本身从事理上讲，从情理上讲都只说明使人难以卒读，如果不接触这使人难以卒读的文本，我们实在是无从断言它是由于博大精深还是由于言之无物而使人难以卒读的。因此我们当务之急还是回到钱先生的文本，但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就文本做深入全面的探讨，在此我们只能管窥几例以为锥指。  

　　　　钱先生行文之际思路相当活跃，以至于有时活跃到自己也难以把持的地步。例如《管锥编》第一册第272页《项羽本纪》“破釜沉舟”条中，钱先生先列举了军事史上有关“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若干事例之后，忽然话锋一转，提到了佛家的“到岸舍筏”，还提到了《大慧语录》中的“过河便拆桥，得路便塞路”，进而钱先生突然断言：“譬一而已：兵家以喻无退反之勇气，禅家以喻无执着之活法。”说禅家的“到岸舍筏”是譬喻固然不错，但说“破釜沉舟”之类的军事行为是一种譬喻，却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军事行为，实“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恐怕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平庸的军事统帅也没有闲情逸志在酝酿军事行动时做任何譬喻吧？！况且破釜沉舟历史地看是项羽的军事谋略，司马迁只是笔录其事而已，我们总不至于认为项羽的破釜沉舟只是司马迁的一个精致的譬喻吧？！因此，虽然同是“过河拆桥”，实实在在的谋略与生动形象的譬喻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钱先生在此将除了字面相近之外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件事硬牵到一起，难免会使人读到这里如堕茫雾，不知所云。或者我们不妨更坦率地说：“兵家以喻无退反之勇气”是一个错误判断，因此如果我们不是如堕茫雾，则势必为错误判断所累，故而“如堕茫雾，不知所云”至少在面对钱先生这一则文字时倒可以使我们免受谬见之累。  

　　　　钱先生行文之际为了更全面地铺排资料，有时甚至到了不惜不加鉴别地将程度水平几近乎宵壤的内容放到一起的地步。例如《管锥编》第二册第448页《老子~四O章》“反者道之动”条中，钱先生着力阐发了老子辩证法的深刻内涵，并与佛教的以破执为指归的双重否定的句式两相参照，列举了诸如《中论》、《肇论》、《维摩诘经》、《圆觉经》等典籍当中的许多至少从字面上看颇为类似的句子，（其实其中也存在上文中所说的牵强之处，但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赘述了）但是随后钱先生竟列举了白居易的诗句“本立空名缘破妄，若能无妄亦无空”以相佐证。须知白居易虽诗名颇著，但于佛法甚至谈不上粗通，是彻头彻尾的天桥把式——光说不练的野狐禅，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已详加考释。钱先生在此却不加鉴别地仅仅根据字面外观相近而将作为门外人的白居易的言论与佛、道两家的精妙要论等量齐观地罗列一处，其在读者中有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如形成对白居易之认识的假象等）恐怕仅次于前文提到的为谬见所累吧？！  

　　　　钱先生学术著作中最鲜明的特色是经常在书中出现几种语言，钱先生在接受彦火的访问时就找助手的问题说过这样一番话：“很难找助手，因为这本书（指《管锥编》）牵涉到几种语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还是要自己动手，单是查对引文就相当困难。”可见钱先生对书中出现几种语言在读者阅读上形成的难度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也就是说，钱先生是特别自觉地用几种语言至少是客观上形成了对读者理解力的压迫的。既然钱先生自知他的著述甚至连一些特选助手都不能适应，那么他把在理解上如此令人绝望的著述公开出版面世究竟是作何感想呢？诚然，我们自己的外语水平不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看不懂钱先生著作中的多种语言也只能怪我们自己才学疏陋，钱先生精通多种语言，我们不应以己之浅陋强求钱先生对我们理解力的俯就。但我们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中——尽管陈先生精通的语言比钱先生只多不少——几乎从未因我们理解的语言有限而感受的理解力上的压迫，更何况，如果钱先生在小说创作中的脱“围”而出是出于对读者参差不齐的理解力的迁就，并且如果钱先生写作出版《管锥编》等并非为了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而是试图让我们理解，那么我们在此不惴冒昧斗胆请求钱先生垂怜并迁就我们对异国语言的微薄理解力也不算唐突吧？  

　　　　再次提到钱先生的创作，我还想补充一点。与钱先生的小说创作不同，在小说创作中钱先生几乎做不到将自己的主观寄予书中人物的主观，最终特别直率地脱“围”而出，从而给人留下了特别有才华的印象，但是在学术著述中，钱先生却竭尽全力做到了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在前人的言论中，并因此给人留下了特别有学问的印象。这一区别恐怕正是写作与著述的不同原则、不同依据——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不同动力造成的吧？！所谓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在前人的言论中，具体表现为言必有出处，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只要能在前人言论中找到出处，也绝不以自己的名义亲口说出来，无论是《管锥编》，还是《谈艺录》，甚至包括比较正式的（有别于札记形式的）《七缀集》，这样的例子随处即是，不胜枚举。现在有研究者将这一作法说成现代西方比较时髦的阐释学方法，但严格说来，它更近似于古已有之的笺注之学，只要字面语意相类，即将其实风马牛不相及的资料不遗余力地罗列一处，以至于无论是文本结构还是知识结构都表现得既博且杂，有章无识，例如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等均属此类，唯一不同的是，钱先生的笺注因为引证了几种语言而显得貌似比较文化，因此我们姑且可以名之为立足文化比较的新笺注之学。除坚持立足文本这一点外，它实在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阐释学没有太大关系。而这种新笺注之学的臃肿的文本结构与事倍功半的写作与解读过程，正是钱先生之著述使人难以卒读的根本原因。但恐怕也正是钱先生这种使人难以卒读的新笺注之学的臃肿的文本结构与事倍功半的写作与解读过程，使钱先生的学术给人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印象。  

　　　　可以我之陋见，钱先生学术之“博”从其著作之面貌上看固然已是当之无愧了，但至于“大精深”与否，却是见仁见智，难求共识的。“精深”有别于“博”是人所共知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就学问的“大”的有别于“博”聊作辨析。学问的“大”有别于“博”之处在于“大”绝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并且“大”也绝非可以消极地通过量化积累自然实现，“大”是以情怀与境界为依托的对小我的坚决的超越，它不但是对终极关怀的由衷牵挂，也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也正因此，“大”本身才首先成为大情怀、大境界，而后才生出大学问、大才华，否则，即令皓首穷经、日诵万言、妙笔喷花、文成七步，也终究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核舟雕虫，难登大雅。以此度之，学问堪称“博大”者虽不似我们通常想象得那样多，但也终不乏人。如乾隆年间的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外托训义之名，深寄义理之辨，于奉程、朱为纶音之世，发假理学以杀人之实，堪称“博大”；再如乾嘉时代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谈言微中，寄意遥深，忧时感世，针砭时弊，堪称“博大”。相比之下，钱先生“博”则固然“博”矣，这“大”字恐怕是万万担当不起的吧？！至于“精深”，本来就是求“博”之人很难做到的，更何况钱先生嗜书成痴，率性而读，三教九流，随缘披览，因此知识结构相当庞杂，据杨绛先生讲，钱先生的知识点中甚至包括旧小说中每个好汉所用兵器的斤两，从中我们正可见钱先生兴趣之宽泛，涉猎之广博。更何况从钱先生著述我们也可见，或许是由于钱先生出言谨慎，或许是因为钱先生识见不逮，总之每每在可以深入挖掘的关键处钱先生总是以若干平铺开去——而非深入下去——的引文轻轻带过，就象在《围城》中每到关键时刻钱先生就以各种调侃比喻冲上前台一样，用前人言论适时地将自己掩藏起来，从而使读者每每有言有未尽的失落感。  

　　　　因此，综观钱先生的学术，“大”固然谈不上，“精深”在文本上也没有任何具体表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到目前为止只是“博杂”而已。而所谓的广为人知的“博大精深”，恐怕也只是人们对钱先生之学术缺乏充分详实的了解与认识而引发的幻觉与梦境吧？！  

云鹤

《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叫做“钱钟书看得起谁啊”的文章提到：“1992年I1月，安迪先生到钱先生府上拜望，曾向他请教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结果，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洛，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显然，经过时间淘洗、如今享有大名的几位学者文人几乎都入不了钱先生的法眼。”

云鹤

T版所列举的钱钟书的那些著作，包括《管锥篇》，我都看过，家里均有藏书。其中像《宋诗选》多次翻阅，尤其喜欢他的小序，不少篇目精彩夺目；像《管锥编》很多篇目我是多次研读，的确佩服钱钟书的博学。但后来觉得：也就是博学而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我们敬仰不已，但以其骨子里的自是，以及热捧者的拔高相比，倒是显出差距。

至于《围城》，当年读大学时，《围城》首次重版不久，有一位老师说：没看过《围城》的人，不算中文人。当时很崇拜他的机智、诙谐。但是后来，看了电视剧《围城》，特地去再次研读《围城》，感觉竟然大不如前，觉得虽然写得很聪明，但没有真正的智慧；虽然很冷峻，但近乎冷漠，没有一位好作家应有的悲悯情怀。当时的感觉现在仍然印象深刻，老是在疑问：难道仅仅为了阐述“围城”心理？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蕴，只是让人心灰灰的，冷冷的，这种是僵尸般的僵冷，从那以后，对钱钟书的“巨人”形象就轰塌了。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学者，他是足够了不起的。但硬要奉为大师、昆仑什么的，倒是显出其人格的萎缩。不客气的讲：他既恃才傲物，也清高好誉，只是有足够的机巧和世故去包装；他从不显得积极入世，但也没有真的愿意出世，他对仕途、世途的潜规则是看得透彻，用的精到，所以他是一个心机很重、善于自处的人。

秋爸爸

山林+600，直接晋级。因为转的大好江山这篇也说了《围城》电视剧对钱钟书的走红的巨大作用，算对48楼澄清的再澄清。当时我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到那有8乘8之后的小环境问题。关于这点，算我胆大，那些文科生都不敢公开提的。MJ也是如此嘛，他最火正值冷战结束前后，全世界同时争着放他的资产阶级MV，流行音乐也是那时候最繁盛，但现在没这土壤了，信息传播太快了，啥都是都是一小撮一小撮了。所以，要说MJ是空前绝后的王，我同意。
云鹤揭发的“钱钟书看得起谁啊”的情况，+200分。

现在得分，山林600分，云鹤700分，T版500分。
T版以一抵二，勇气可嘉，奖分先留着，只要有个文科MM出来挺你，那时没啥说的，可直接+500分。

binfeng2000

"其中像《宋诗选》多次翻阅"

---这本《宋诗选》是不是早不印了? 我找过没找着那里有卖的.

云鹤

下面引用由[U]binfeng2000[/U]发表的内容：

"其中像《宋诗选》多次翻阅"

---这本《宋诗选》是不是早不印了? 我找过没找着那里有卖的.

我楼上说过，钱钟书的著作我家里藏书基本都有啊！

binfeng2000

你有我没有啊!我对其它的几本"钱"书兴趣到不大,但是一直想买这本《宋诗选》,也是听说了他三言而语的小序,却真的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