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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教授自杀:应该谴责更应反思教育观念
【作者: 石华宁 | 2007年12月09日 22:00 | 栏目: 学术 | 本文地址: http://shihuaning.blshe.com/post/760/136663】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余虹12月5日１３时，从小区１０层楼跳楼自杀。一个５０岁的学者在人生的高峰阶段选择自杀，这是一幕悲剧，让人惋惜。据报道，他有两段不成功的婚姻，有严重胃病，生前患抑郁症，身体消瘦。网上一些专家学者给予余教授的自杀以极高的评价，将其自杀看成是为了尊严与勇气，更有些学者将其演义为对现状不满而自杀。而我的看法是，自杀者是懦夫，自杀是逃避社会，对亲朋好友没有责任心，应受谴责。中国高校的文科高知自杀，让人反思中国长期以来的教育观念，是培养理想主义人格，纵容自杀。如追求真理光荣追求金钱庸俗，追求清高光荣追求实际庸俗。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博士生，２０多年这样的教育，整个人格全变了，变成了完全超凡脱俗，难以面对社会融入现实。特别是学文科的更是如此。
自杀该吹捧还是该谴责
政治学博士生导师张鸣评论说，“的确，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活在今天，有时候感觉活着比死还难——难受。我理解他的选择，但我不会死，现在等于是站在生死交界处，就这么站着，令某些人讨厌地站着，除非有人把我干掉。不知道，余虹去的地方，是不是像中国传说中的，有专横跋扈的阎王，有为虎作伥的判官，有蝇营狗苟的群鬼？不会，这些鬼蜮东西，已经搬到了人间。余虹去的地方，应该是西方的天堂，那里，只有上帝和天使。”
张鸣认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活着比死了更难受。如此逻辑，举目四望，我们周围那些快乐的学者便是没有良知的学者。今天的中国大概是百年中国最好的时代，生活有保障，学术氛围很宽松，有什么牢骚还可以在网上尽情的发泄。然而他体会到的是站在生死交界处，活比死还难，而且所有人都是如此的感受。死了是进天堂，天堂里有上帝和天使。今天的社会如果大家都感觉生不如死，那在过去社会的人就该自杀完了。
无论如何，自杀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在压力和困难面前，没有克服压力和和困难的勇气，将一时的困难看得比生命还要严重。这是完全的懦夫行为。这种人的生活勇气不如街头乞丐，不如流氓，不如癌症病人。因为这些人尚有求生的欲望和信心。对于自杀者来说，自杀也许算是一个壮举，但对于他人来说，这是懦夫最后表现的一点勇气。
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更是对家庭对社会不负责。就余虹教授来说，他不顾给年已70的老母亲可能带来的创伤，不顾亲朋好友，不顾社会的培养，完全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如果一个人真是有一点人性，还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就不应该如此。你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你自己，而是关乎到亲人和朋友的幸福。你一死了之，脱离这个尘世，却将痛苦留给了别人，应当受到谴责，而不是吹捧。
对于余虹教授，他是因为患了抑郁症，是因病而死，就如患癌症一样，是病而不纯粹是逃避。对于他的死再做道义上的谴责，似乎不人道.但为了直率地表明与博导张鸣的不同观点,又不得不这样.张鸣对这种无生活勇气的人以极高的道德评价，给予自杀以进入天堂的赞美，是在诱导自杀。这是鼓励人们以自杀手的方式，来换取空想的精神自由。鼓励自杀，是一种邪教观念。恐怖分子因为相信死亡可以进天堂，见天使，对自杀爆炸无所畏惧。博导张鸣的思想观念与此已差不多了。
任何社会都有自杀者，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生活和精神的困扰。张鸣教授将一个人的自杀引申为对政治现状的不满，本身就是误导。余虹完全是因抑郁症自杀的,不是政治观念问题.如果以此来丑化中国社会，就更是幼稚。欧洲和日本的自杀率很高，不可以据此便得出欧洲和日本社会不如中国。中国的高知人群自杀率高，不能就此得出社会对高知人群不公平。精神的困扰，主要原因还在于个人观念和精神追求太高。
文科高知自杀多 教育观念值得反思
以下为有人整理的自杀者名单，值得人们反思。
●2007年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余虹在家中坠楼身亡。警方经现场勘察，排除他杀的可能，属于高空坠亡。按照死者遗嘱，其个人藏书将全部捐赠给人大文学院。
●2006年6月28日上午8点40分左右，北师大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文力从该校主楼西侧跳楼身亡。其同事表示，该校的老师工作压力都很大。
●2007年1月20日凌晨4时左右，寒风阴冷，细雨无声。家住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新村B栋5楼的中山大学女教授、硕士生导师杨静（化名），选择在这样一个凄冷的冬夜从家中纵身一跃，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03年12月23日晚10时20分许，家住陕西理工学院的该校文化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张兆文从学院一教学楼五楼坠下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初步认定张兆文自杀。
●2006年5月16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名即将毕业的40岁女博士生，从8楼窗户跳下，当场死亡。据其好友透露，女博士曾因压力过大有过轻生念头，与她同班的一名博士生说，她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入校那年同时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新闻学博士生。
●2004年9月22日，一名北大女博士跳楼身亡。
●2004年4月21日，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一名33岁的哲学博士，割脉跳楼身亡；
●2005年2月2日凌晨，厦门大学一在职博士生上吊自杀。知情人透露可能是因健康和学业造成的心理压力过大导致悲剧发生；
●2005年5月7日晚9时许，北京大学一姓冯的数学系博士生坠楼死亡；
●2005年6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一博士生从徐家汇校区某大厦11层实验室坠楼身亡；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自杀多发生在文科，高知，女性，理想主义者当中。这些人事业心强，心底善良，看重道德胜过看重金钱，对人格和正义的追求看得比金钱更重要。一些高校的老师，更是将对政治信仰的追求，看得比金钱更重要。明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个人改变不了现实，但还是在追求不切实际的东西。余虹教授及众多高知自杀的现象，真正要反思的是长期以来的教育思想。
大学里的老师，很多是大学毕业后留校的。这种人有才华，但没有在社会上奋斗竞争的勇气。因为不敢面对竞争，才选择了考研，考博，留校。在学校这个象牙塔里，更是养成了没有实际能力，只有嘴上功夫的书生。即使生活清贫，也不敢走出去。为长一级工资，掏钱发论文，掏钱出书。从校门外面朝里面看，纯粹是一群傻瓜，不给十万八万，凭什么我给你投稿写文章。但学校的老师就是这么没本事，没自信，但谈起政治来却是满嘴唾沫星子。将国家大事看得比自己的钱包更重要。尽是些长于扯淡，不长于赚钱的书生。
反思中国的教育，我们从小就授受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如追求真理光荣追求金钱庸俗，追求清高光荣追求实际庸俗，追求知识重于追求能力。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博士生，２０多年这样的教育，整个人格全变了，变成了完全超凡脱俗的人。特别是学文科的更是如此。整天浸泡在书本之中、理想之、正义之中，脱离社会，不理解社会现实的艰难和复杂，是高智商的低能儿。没做过村长乡长，但对应当如何当总理当总书记，想法蛮多。没经过商，搞过投资，但对怎样成为比尔盖茨李嘉诚，想法蛮多。没当过银行行长财政部长，但对宏观经济管理，想法蛮多。结果是都是些书生的空谈。
是什么让高校里的高知们喜欢自杀，是教育。我们的教育思想，培养了太多的低能的理想主义者，适应不了社会现实，又然以低下自己理想主义高贵的头颅。更可悲的是，由于高校的文科老师多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想学胡适，想学李大钊，以一个个理想主义的书生为榜样，培养了更多的理想主义书生。特别是那些名牌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多是些不知天高地厚又不服从领导的书生。一出校门就到处碰壁。丢了工作还和他的老师一样，不是检讨自己不适应社会，反而是一堆牢骚说社会不适应自己。真是傻啊。
中国高校的文科教育，真是害人不浅。将一个个本来聪明的孩子，变成了书呆子。等到那一天，高校学文科的高知们，不谈民主自由而谈如何赚钱的时候，不抱怨社会而抱怨自己的时候，不关注书本上的美国而关注现实中的中国的时候，才能真正培养出有生存能力会赚钱的人才来，不然，就是引导着一个个人走向天堂。而谁都知道，那个天堂就是死亡。
贪官的结局是进监狱，理想主义者比贪官更惨，是进天堂。理想化的思维，自杀是可能的，不自杀是万幸的。在大学里的学生，建议最重要的是学庄子哲学，能拿得起放得下，放弃理想，看透尘世，与世无争。避免像老师那样，走向极端。
救治自杀的怪点子
我的一位朋友曾因抑郁症自杀。在抢救过来后，很多人劝他不要自杀。我不是这样劝，而是大骂他不负责任，骂他没良心，没道德，没勇气，懦夫，说到气头上，搧他的嘴巴。我说，我怎么能有你这么个没良心的朋友。那么多人在医院里挣扎着要活下去，你却急急忙忙要钻进棺材里。生与死你自己的事情，挡不住，下次要死提前通知一声，我把棺材准备好了再死，免得发臭。
我的话严重的伤害了他的自尊，让他猛醒。一番话救下了他。他说，别人都劝他不要死，结果越说越想死，不然就很没面子。我的臭骂，搧嘴巴，让他丢尽了面子，才让他感觉自己也是一个俗人。抑郁症病人多数都很爱面子，是完美主义者，是大好人，自尊心很强。这是好人病。坏人得不了这种病。坏人做坏事，根本不在乎面子，那能得这种病。
得这种病的人一般会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因此常对社会现实不满，奋斗精神很强。二是都是大好人，从来不做坏事，特别爱面子。尽管心情很忧郁，但表面却很开朗，很坚强。越是表现开朗，越是为了掩饰。三是性生活空虚，长期性饥饿。总结三条就是，表面性格开朗的大好人，长期单身，最容易得这种病。
小时候为掌上明珠，家中有教养喜欢追求完美，娇生惯养自尊心强，容易得这种病。小时候经常挨骂，没皮没脸的人得不了这种病。要治疗这种病不用吃药，一是做几次坏事，二是性生活充足。对男人来说，可以包个二奶试一试，对于女人来说，生活出轨找个情人试一试。比吃药管用。
余虹是因抑郁症自杀的
据报道，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吴兴明是余虹的挚友，也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吴教授介绍，余虹因长期潜心学术研究，忽略了对自己的生活照顾。几年前，余虹患了胃病，一直未愈。今年9月，他的胃病再次发作且恶化。因不堪病痛折磨，余虹逐渐患上抑郁症，长时间内难以入睡。由于余虹是位非常自强的人，患病以后，他不想因此让亲友牵挂，很少向人倾诉苦闷，他把一切痛苦都积压在心底。
今年9月，余虹回四川大学参加恩师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他在博客《一个人的百年》中主要谈了他对生与死的思考（附后）。他忆起一位美国老太太，９５岁高龄因为信仰上帝快乐和自信的活着。“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他说，“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
他在文中说，“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这是他患抑郁症时写下的探讨生死的文章，反应了当时的心态。他处在跨过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思考生与死的意义。他在思考百岁恩师，能在一个动荡的百年里长命百岁的原因。可惜的是，他从老师那里学来了知识，却没有学来最根本的东西，对人生的态度。老师活过百岁，他却在５０岁时选择了死亡。石璞先生获悉噩耗后禁不住老泪纵横。老人当即拿起笔墨，为爱徒写上“七月寿辞温暖还在，八月华意睿智犹存。顷刻间师生阴阳两隔，哭无泪，痛看老天无情！你走了，却永远在我心里”的唁电词，托人立即发去。
在三个星期前的11月12日，他的老师朱立元去北京开会，原本约好的见面却因为余虹的胃疾而取消了。余虹在这天忍着胃痛给学生连上数节课之后感觉犹如虚脱一般，在电话中他对老师说：“非常想念，但这样的状态不适合碰面。”一些熟悉余虹的同事友人也表示，他最近人显消瘦，身体状况不是十分理想。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生前处于单身阶段。母亲已年届七十，儿子今年９月留学美国。
从读书到教书、治学，余虹的一生几乎全部处于象牙塔内。1999年，在复旦博士后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的老师饶芃子说，“尽管他的学术道路相当顺利，颇多创见，但他对人生的终极主题有追求，多思善思，并不开朗。” 广东省作协《作品》杂志社副编审艾云是余虹的多年好友。在艾云的印象中，余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艾云说，余虹在北京的生活还不错，有房有车，不过是一个人生活。他的前妻在广州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和前妻一起住。
“他在人前越是表现得开朗乐观，他回家后可能心里就越凄苦，人前人后是不一样的。”心理专家于瑞丽说，有些人的人格看似很“强大”，很积极，追求完美，对自己他人要求都很苛刻。越是这样，在遇到挫折时他越不会把自己软弱的一面向别人倾诉。“这样的话，抑郁的情绪在心中长久积累，是很危险的。”从一些迹象看，余虹自杀并不是一时冲动，可能是婚变、工作压力等长期积累的抑郁所致。
这些情况说明，余虹是因患严重胃病和抑郁症而自杀。不是有人猜测的遭遇了外界的不公，或是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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