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转帖！！

燕原

哎，遇到一个认真的 T版，只好不当玩笑看，去把原始的翻出来。
真实的季先生的日记没有那么差，还是有很多内容的：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100427

thankstoyilin

我没说差啊？！相反，我可喜欢季先生说看女篮是为了看啥了，呵呵。这就是不矫饰。

张雁

转自学术中国网站，作者不详
http://www.xschina.org/
何人此路得生还——陈学昭的生活、创作和爱情　　一

　　第一次读《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部小说时，我刚十多岁。觉得自己对很多问题的疑惑，象理想、爱情和友谊等，从此都有了最完美的答案。我周围的大人们也读了那本书，感兴趣的地方却与我不同。他们猜测着书中的那些人物是谁：对女主人公有过重要影响的恩师们，对她呵护倍至的共产党人们，她留法时的两位男友，将她抛弃了的丈夫。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又重读了这部书。这一次的感觉却大不相同，就象有些人见到了初恋，无论对方怎么说自己过得很好，还是发现了掩饰的蛛丝马迹。

　　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作者意欲通过一个叫李珊棠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经历，表现中国从五四到农村合作社成立几十年中的“伟大时代”的变化。李珊棠走的路很典型。她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从十几岁开始起就独立自强，用为报纸和杂志的写稿所得维持生计。后留学法国，与两位留学生陈明纯和张德伟结下了纯洁的情谊。但因为不忍在陈张之间取舍，也因为自己个性的弱点，最后和一个毫不相爱的人结婚。李珊棠婚后和丈夫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后方的腐败，他们两度出走延安。在那以后，她个人生活极其不幸，儿子夭折，丈夫另觅新欢。但她在经历了整风、土改、农业合作化和反右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洗礼”后，意识到为革命“工作着是美丽的”，最终超越了自己的悲欢离合，成为了一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知识分子。

　　《工作着是美丽的》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而是一本自传，是作家陈学昭对自己大半生经历的毫无虚构的记录。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１９０６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她六岁刚过，父亲就病逝了。父亲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生前嘱咐儿子们不要给女儿缠足穿耳，要送她去读书。儿子们牢记着父亲的遗言，十分爱护陈淑英这个妹妹，但也许是太爱她了，一见她做出了不符合他们要求的事情就严加责管。陈淑英常躲在古宅无人的角落读书，象《史记》、《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和《资治通鉴》等，一边读一边想象。书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给她带来了很多烦恼。当她读书读得忘记吃饭时，哥哥们会大声呵斥，甚至罚跪。一次，一个哥哥见她在饭桌上还放不下书，竟将一只空碗朝她扔了过去。哥哥们结婚之后，她的处境艰难了起来。“本来，她对于旧社会的一切已经在怀疑和不满，和家庭的逐渐隔阂，好象更加把她推到门外。”（《工作着是美丽的》）

　　１９２３年，她参加了上海《时报》的征文，以《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获得二等奖，也从此将陈学昭作为自己的笔名。《时报》主编戈公振不时来信鼓励这个小有才华的作者。第二年，陈学昭拜访了那位著名的文人。戈公振望着她愣了一阵，大概是没想到她那么年轻，文笔却那样雄健吧。在戈公振的帮助下，陈学昭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的创作以散文和小说为主。和大多数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一样，陈学昭的散文清新秀逸，但小说缺乏对素材的提炼，直接描述内心苦闷，个人经历常是小说的素材，自己常是小说的主人公。但陈学昭与那些女作家们又有很大不同，忧郁的行文中不时会流露出一种刚健，迷惘的思考中常有对自身的责问。到１９２６年，陈学昭已经是一位活跃于各大报纸副刊的知名作者了。

　　除了戈公振外，陈学昭还直接受到了鲁迅、周建人和茅盾等人的教诲。鲁迅曾多次对她说，“做一个中国女人要忍受一切的打击，提防突然间会从空中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象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坐下去它果然会被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又能弹起来，恢复原状，要坚韧。什么都该靠自己，跌倒了不喊痛自己爬起来，才能谋得解放。”她对鲁迅的话牢记不忘，常以之鞭策自己，在逆境中总是奋力反弹。

　　陈学昭从一走上文坛，便和当时的进步文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她那时还是一个吟风弄月的女孩子，对政治缺乏深刻的洞察。她当时最要好的女友张琴秋，沈泽民（茅盾之弟）的妻子，就是一位共产党人。当陈学昭专心致志地创作风花雪月的文字时，张沈二人一直活跃在上海，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张琴秋有次对陈学昭说：“在那里，我见到了世界的全体，在那里我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向上心与革命的精神！……在这些时候，我开始满足，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吝惜我微小的力量了，我应该牺牲！”陈学昭一边感动着，一边急切得象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子”，连声说：“再说，琴姐！”“再说，琴姐！”

　　和那些进步文人以及共产党员的接触，不仅使陈学昭在创作上受到了影响，也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她本来已与孙伏园的弟弟有了婚约，后来二人却越走越远，以分手结束。通过张沈二人，陈学昭还结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１９２６年夏，当杨之华听说陈学昭有去国外留学的打算时，说只要交给她两张照片，做个护照就可以到苏联。杨之华要介绍年轻人去的地方，无疑是红色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当陈学昭偶尔和郑振铎说起这件事时，郑坦率地说：“你是学文学的，又不是学政治，学政治去苏联好。”这样，陈学昭当晚便从杨之华那里拿回了照片。可见在那时，陈学昭对于政治虽然关心，却不象后来那样投入。

　　二

　　１９２７年５月，陈学昭到法国留学。在异国期间，她与两位留学生季志仁、蔡柏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尤其是与蔡柏龄的灵魂相知，在她人生的每一个低谷，都给了她生存下去的勇气。

　　季志仁在出国前就想与陈学昭结为秦晋之好，但由于其父有两房妻子，陈的哥哥说不能把妹妹许给有姨太太的人家，因此两家结恶。陈学昭到法国的初期，深感舆论的压力，对季总是有意识地回避。季为了保护她，只好把对她的爱慕压在心里，象一个哥哥那样守护在她身边。从陈学昭的小说和回忆文章看，两个人都曾爱过对方，但因为太珍惜彼此，后来又有蔡柏龄的介入，才一直在友情和爱情之间畏缩不前。

　　季志仁的好友是蔡柏龄。蔡柏龄是蔡元培的儿子，长期生活在欧洲，当时在巴黎大学物理系学习。他十分仰慕陈学昭，曾和姐姐登门求见。与季志仁一样，他也非常爱护陈学昭。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中，张德伟其实就是蔡柏龄，而陈明纯就是季志仁。

　　这两个朋友和陈学昭象三剑客一样亲密无间。陈留法期间，先后为《大公报》和《生活周刊》写稿。当她把某些留学生聚赌嫖娼的状况如实写下之后，那些人声言要打她。那段时间，季志仁和蔡柏龄都保护在她的左右。“他们坐在我们三个人旁边的桌子上吃饭，我们准备好他们动手来打，但是他们毕竟不敢动手。”“只是季和蔡总不放心我独个人来回学校，独个人在拉丁区走动，担心我吃眼前亏，因此他们两个人有时一个人来送我上学，有时两个人来接我回寓所，吃饭总是一同去的。”（《想天涯，思海角》）

　　关于三个人特殊的友谊，作者在自传和回忆文章中都描写过。“平常总是明纯和德伟来看她的时候居多，他们每个星期天一来，也总要和她开一点小玩笑。有时，他们立在钢琴室的窗外，突然地吓她一跳；有时一个先来，在会客室里会她，等一路走出去的时候，从一棵树旁边走出来另一个人……”（《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一段描写，作者在回忆文章《想天涯，思海角》里也有记录，只是将明纯和德伟换成了他们的真名而已。

　　陈学昭无数次深情地回忆起那段时光。季志仁建议蔡柏龄给陈学昭补法文，陈给蔡补中文。蔡柏龄选了法郎士的《红百合》，“要我一段一段选读。我先读给他听，他再读给我听，校正我的发音。”“有时，他还读一遍给她听。她喜欢他的法文朗诵，他那清润而柔软，然而是严肃的声音，好象空谷中的泉水声。”“我给他读史记，也是一段一段选读，我先准备了一遍，然后把原书交给他去准备那一段……”“这以后，他问她一些中文字的使用，虽然在他案头，她也瞥见过他写的中文字，他却统统把它们藏起来，羞于拿给她看。”（以上几段文字，依次选自《工作着是美丽的》和《想天涯，思海角》。）陈学昭即使是在小说里，也丝毫没有对细节进行任何修改。

　　三个人虽然形影不离，但不能不说没有各自的杂念。季志仁一直爱慕陈学昭，因为陈学昭不想涉入感情便迁就着她。蔡柏龄虽然不曾向陈学昭表达过爱慕，却很满足于那样的状况。陈学昭在心里暗暗比较着两个人，当看到了这种友谊的脆弱时，哀伤地想着分手的那天终究会来。“如果说明纯是那么温柔可亲，德伟却在温柔可亲之中，另有一种可畏的神情，虽然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那么深沉和严肃。”“德伟好象有那么大的威力，会使她急躁的心情立刻冰消瓦解；事实上，她害怕他，觉得自己的任性，幼稚和浅薄，也许会引起他的轻视，但是对于明纯，她却任其所之地表示出来，她相信他是能够宽恕她的……”“她想，明纯和德伟，他们将来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家，但是他们将来怎样过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生活上的伴侣将是怎样的人物，她是想象不出的，反正，他们是会有的。至于她和他们呢，他们间的友谊已经登峰造极，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了。”

　　时间慢慢地过去，陈学昭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个叫何穆的留学生开始追求她，而一如君子的季志仁和蔡柏龄依然默不作声，仿佛继续将君子做下去就不会失去陈学昭和三个人之间的友谊。何穆在陈的自传小说里叫陆晓平，当时因患肺结核正在疗养院疗养。追求陈学昭时，他常把自己的病和眼泪作为武器。他和季蔡二人完全不同，务实，多话，喜欢跳舞，精打细算，也与陈学昭格格不入。但奇怪的是，陈学昭却受着他的吸引。最后，何穆从肺病疗养地追到了巴黎，蔡柏龄这才说话了：“拒绝他！不要给他利用！为了你自己，为了……”陈学昭没有勇气听完他的话，象“逃避一个灾难似地”跑回自己的寓所，悄悄地哭了。

　　陈学昭与何穆结婚了。失去了她的蔡柏龄和季志仁，渐渐疏于联系。季与一个法国女子结了婚。有次陈学昭回巴黎，“正往戈贾斯路转角去，突然，志仁在前，后面跟着个生得端正的法国年轻妇女，志仁走得那么快，他的夫人好象追一样跟上来。我们虽然正面相逢，可彼此都害怕什么似的躲开去，没有招呼。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想天涯，思海角》）

　　何穆从医学系毕业后，要回国开业。陈学昭与丈夫离开法国时，蔡柏龄前往旅馆送别。分手时，陈学昭站在楼梯口问他：“您回来吧？”

　　“不！还是不回来的好！永别了！”他说。

　　“收回您的永别！再见！”

　　“那您什么时候出来？我等着您！”

　　“至多两年，我就出来！”她回答。

　　他们握着手，又一次道别。蔡伯龄说：“好，我等着您！”

　　然而，二人再次相见时，并不是巴黎，而是杭州，也不是两年后，而是四十五年后。经历了无数政治运动的冲击，陈学昭已经是一个步履蹒跚皱纹满布的白发老人了。蔡伯龄望着她，多次热泪盈眶。

　　三

　　１９３５年初，陈学昭与何穆回国了。何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还要靠陈学昭的稿费维持。抗战之初，他们辗转于无锡、上海和南昌等地，生活极度动荡。在困难的生活之中，因性格迥异和婚姻基础脆弱，他们经常冲突。１９３８年，陈学昭跟随何穆来到重庆的一所后方医院。二人对那里的风气非常失望。这时他们恰巧读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便决心到延安去。６月，陈学昭带着儿子，何穆带着Ｘ光机，离开了重庆。他们在路上历经千辛万苦，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延安。

　　陈学昭当时是重庆《国迅旬刊》的记者，从１９３８年到３９年整整一年间，写下了著名的《延安通讯》。她的文风清新活泼，没有丝毫党八股的痕迹。她擅于用细节反映人物的特点。比如与张闻天谈到共同的朋友沈泽民时，张的反应是这样的，“‘泽民已经牺牲了……’他面孔上的肌肉好象紧缩了一下，或者为了不愿给别人看到这个苦痛的表情，说过这话，他掉转了头。”在李富春访问记里，她除了用“四十左右，中等身材，稍胖，却很结实，皮肤紧紧地裹着肌肉”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形象外，还用一个细节让人联想到李富春的留法背景，“他的路易十六式的有插信柜的破旧的写字台上堆满了各种文件。”陈学昭的文字纯朴天然，很有魅力。一句“凝视着丁玲的手臂及整个轮廓，觉得她真的稍胖了些”，就写出了文小姐已经变成了武将军的时光流转。而毛泽东“拖着迟缓的脚步，送到正中一间的门外石阶上。高高的个子，与其说是迟缓的，毋宁说是持重的脚步，使我想起北平的李大钊先生……”，则记下了毛还没有变成“神”之前的平常的一面。她采访朱德时，顺手写下的那些文人武将也和朱德一样富有神采，“同桌有陕公的教育长——忘记了大名，成校长介绍说刚刚从欧洲回来的——还有一位有了年纪的受过伤的先生，一只手臂是截掉了的，眼睛也只一只，他们象秋风卷落叶般吃着这些东西——想是行军的关系，这样惯了的——一碗又一碗……”

　　由于是延安唯一一个在国外获得文学博士的女子，又加上写了一系列《延安通讯》，陈学昭非常有名。这些都让何穆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另外，何穆当时在筹建中央医院，和同事关系很紧张，回到家中，常和陈学昭争吵。３９年秋，陈学昭陪着何穆离开延安，返回了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延安通讯》使陈学昭在国统区也变成了一个著名的作家，连宋美龄也亲自来看望她了，但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对她的盯梢，让她上了黑名单。

　　４０年，陈学昭的儿子因脑炎夭折。在巨大的痛苦中，她回顾着自己与何穆的不幸婚姻，十分消沉，觉得自己以前一直是为了孩子才维系着这个无爱的婚姻，现在却不知是为了什么。她也不由想起了远在法国的朋友们，心情非常矛盾。她一方面认为自己失了信，两年过去了还没有重返法国，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在参加抗战，朋友们会原谅她的。这时，何穆又收到了傅连璋的信，邀请他重回延安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这样，１９４０年冬，陈学昭跟随着何穆，又一次来到了延安。

　　写到这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何穆了。陈学昭的文名、容貌和个性，给她带来过一系列追求者。如上所说，其中有著名报人的弟弟，地方名人的儿子，著名教育家的公子。何穆能与陈学昭结为连理，也应该不是庸常之辈。但由于感情不睦，又加之离婚时何穆采取了极端手段，所以无论是在自传里，还是在回忆文章中，陈学昭都对何穆十分鄙视。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何穆是陆晓平，陈学昭说他象一个衣架，有着小而方的红润的面孔，穿着擦得亮亮的团头皮鞋，说话的声音象碎玻璃一样，走起路来手摆得如同秋千。对她这样描写何穆，我一方面觉得大可不必，一方面又很矛盾。何穆生存能力很强，是延安名医，中央医院院长，林育英病重时还参与了治疗，四九年后仕途也较顺利。陈学昭则为这段婚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离婚使得她一度生命垂危，也几乎身败名裂。她手无寸铁，也就只好用文字来抒发悲愤了。但我觉得陈学昭对自己一生的悲剧认识不足，以为何穆是她不幸的根源。就连周恩来也说她选错了丈夫，蔡柏龄更合适一些。事实上，在法国留学期间，无论季志仁还是蔡柏龄，她都是伸手可及。她一生的悲剧只是始于婚姻，政治选择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头一次去延安，陈学昭可以说是做客。第二次到延安，却是长居。她在《解放日报》当编辑的同时，也兼任中央党校四部的文化教员。

　　整风开始了，“各个单位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人家问陈学昭，“究竟是党找你？还是你找党？”她再三考虑，回答得还算巧妙：“我找党，党也找我。”但她不总是这么谨慎的，说话时不懂得看对象。一次和某人聊天，听对方谈到蒋介石，她就胸无城府地说，蒋是个典型的封建法西斯头子，宋美龄在美国多年，会不会看到资产阶级的民主？结果在审干之中，这句话成了一张大字报的来源，成了她为宋美龄歌功颂德的证据。陈学昭在法国呆了那么多年，已经忘记了有些中国人是能怎么琐碎的，又是怎么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的。现在假了革命和同志的名义，一切都显得十分合理了。人们给陈学昭提了很多意见。她诚惶诚恐地接受，但有时会说反话。一位高级干部深知陈学昭对政治十分天真，告诫她说话时千万不要说反话，她这才注意了。反话就是自嘲。自嘲在革命同志看来，是一种抵触和不愿意接受批评的表现。

　　陈学昭那段时间非常苦恼，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党和人民要求的合格的知识分子。在《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中，她说，“以前我对于党一直有着很大的距离，而且自己愿意坚持这个距离的。党所给予的教育，集体教育与集体锻炼，我认为要磨损一个人优良的个性，限制个性的发展，我怕这样的教育。在整风中，我发现过去这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了解过去我受的教育是个人主义的教育，技术的教育；也了解党的教育，伟大的集体教育的力量；使一个二流子也可以改邪归正的。”她还学到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纺纱。她说这是“除了共产党的书报上，古今中外的书本子上都没有的”，并衷心地称赞，“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发生过的伟大时代，从劳动中改造知识分子，也是这伟大时代中的一件大事。”她积极改造着自己，一有空就纺线，用一双弹过钢琴的修长的手扶动着纺车。在纺线的时候，她说她什么都不想了，一手摇着车，一手拉出又细又匀的线，感到幸福和满足。而且“夜里睡在铺上仔细想想，确实有些懊悔自己成了个知识分子。要是年轻时从事农业劳动，我的大哥也许已经把我送给他的知己同事家做童养媳了”（《体验劳动的开始》）。改造得如此之好，竟到怀疑和轻贱自己的地步了。

　　陈学昭是一个认真的人，认真地创作，认真地改造自己。她也认真地给别人提意见。整风期间，萧军因为就王实味的问题向党结结实实发了一次牢骚，结果在鲁艺一次两千人的大会上，引来了五个党内作家和两个党外作家的“批评”。后来的史料将那次“批评”记载为是对萧军的围攻。陈学昭就是那两名党外作家中的一个。

　　延安整风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从１９４１年开始，到１９４５年结束。陈学昭初到延安时的表现是连毛泽东都注意到了的。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曾经说：“陈学昭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但到１９４５年整风结束，她已脱胎换骨。因为在那年的７月，她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

　　四

　　看陈学昭延安时期的照片，我总是十分感慨。她早期的照片，秀美，典雅，一双美丽的眼睛总是闪着深沉大胆的光芒。而二入延安之后的陈学昭，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张照片上，她穿着肥大的军装，一条皮带束在腰间，象一个魁梧的女战士。这种变化并不是表层的，而是她思想改造的反映。

　　但无论在思想上和党怎样靠近，陈学昭在内心深处，有一个角落始终只属于她自己。无论她怎么改造，怎么搏斗，那个角落也依然坚如顽石，无法夷为平地。她的思绪常常射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的孩子，我的妹妹／想象一下到那边／和你共同生活的温柔／爱在闲遐，爱和死／在与你想象之乡……”这个想象之乡就是法国，她度过青春、发现过友谊和爱情的地方。周恩来夫妇很了解陈学昭，不止一次同她谈起过法国和蔡柏龄。周说，“这总有机会的”，“你的岗位在国外”。

　　关于蔡柏龄，从事物理研究的人们一定不会陌生。我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蔡柏龄……１９３１年到法国强电磁体实验室（贝尔维尤）从事研究工作。１９５５年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萨克莱）工作；同年还参加了法国国家物理学博士论文答辩会……蔡柏龄对磁学的研究工作主要有：⒈气态和液态分子的磁性和磁光性质；⒉多种反铁磁性固体盐类的磁性与温度关系；⒊大型电磁体的设计研究和强电流的测量等。蔡柏龄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研究过气态一氧化氮、氧和氦的磁（致）双折射和磁（致）法拉第旋转，及液态一氧化氮的磁化率。而后直到６０年代，他主要致力于第４周期中过渡金属（如锰、铁、钴、镍、铜等）的氧化物、卤化物和碳酸盐等的多晶体和单晶体的磁化率与温度关系的研究，从实验上最早发现了其中多种化合物的磁化率－温度曲线出现最大值的反铁磁特性，也是最早把反铁磁性理论应用于解释这些化合物磁性的学者之一，对早期反铁磁性研究有重要贡献……”

　　蔡柏龄一直是陈学昭忠诚的朋友。在陈学昭结婚之后，他并没有象季志仁那样躲开，而是一直与她保持联系。他早年回国探亲时，在西湖曾寻找过陈学昭的旧足迹，回法国后还为她带去需要的书和食物，在她离开法国时又前去送行。由于其父蔡元培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即使是在陈学昭到达通讯不便的延安之后，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与之联系。延安一直关注着蔡柏龄这个严谨认真的科学家。陈蔡的亲密友谊在共产党的高层中并不是秘密。１９４５年，陈毅曾让陈学昭写信给蔡柏龄，劝其回来。陈学昭的信辗转到了蔡的手里后，蔡也真的想过回来，但当时因为只能去国民党管辖的中央研究院，才没有成行。蔡柏龄没有回来，对个人感情是一种损失，但对科学研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命运象和陈学昭作对一般，多次让她和蔡柏龄擦肩而过。一次是她已经受命前往法国正在东北等待时，被告知说去西伯利亚的火车不准时，不要等了。她只好就地待命。第二次是她已经准备好了出国，而上级却在前一天通知她不要去了。后来她才知道是有人在背后打了小报告，说她出国是为了个人的私事。

　　１９４８年，陈学昭从邓颖超那里接到了一封信，是蔡柏龄托蔡畅辗转带回中国的。他写道：

　　我极亲爱的女友：

　　在戈登夫人家里见到了蔡大姐，得到关于您的消息，我是多么地快乐啊！自从您回国之后，我只收到过您一封信，也不知道您的通信地址。从蔡大姐口中知道您尝尽了艰辛，我听了很难过！又得知您的男孩已经死了，您已离了婚，这很使我惶惑！我自从我姐姐过世后，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得到您的消息，使我好象在关得密密层层的不透气的屋子里开了一扇窗。蔡大姐告诉我，说您还要到巴黎来的，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能够在这里再见到您是多么的幸福！极亲爱的朋友，希望不久就能再见您！

　　请接受我最真诚的情谊和祝福！

　　您最忠实的蔡柏龄

　　三月二十七日，一九四七年。

　　捧着这封信，陈学昭失声痛哭。这封信她一直珍存了十九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在“您最忠实的蔡柏龄”几个字上吻过之后，才将信投入了炉火。

　　陈学昭一生之中，从没有当面对蔡柏龄说过一个爱字。但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多次说过她对他的感情。“她望着窗外，眼前立刻展开一幅海阔天空的景致：蓝的天，蓝的海；她将走得很远，在地中海的那边，终老她的一生。她想到她将和她的心爱的一切有再见的可能，她的心竟似从一个深坑里一跃而起，要冲破天空，凌霄而去似的。”“她想到他独个人侨居国外的孤寂而单调的生活，把生命沉在科学研究里的生活，她衷心愿望他有幸福，只要他幸福，她也就觉得欣慰！她对他的期望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到底他没有使她失望！她仿佛看见了一张庄严而温和的面孔，那抿得紧紧的嘴巴，她的心颤抖起来……”

　　陈学昭自从离婚后一直单身，而蔡柏龄直到１９５４年才结婚。在那之后无比动荡的岁月里，蔡柏龄始终没有忘记陈学昭这位亲爱的朋友，为她寄过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和《海涅全集》等书，只要有朋友回中国，总要千方百计转达自己对她的问候。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当年轻的珊棠意识到自己对德伟的感情时，曾这样想过：“她以为不可能要求绝对的永久的情感，不可能要求每天一样分量的情感，但只要我愿意给他最好的一份，不管他结婚也好，我结婚也好，这本来就不是一种义务，这是生命中的一种光彩，一个奉献。”这是否是真正的爱情，我不想再加评论。但我觉得陈学昭在感情上是无比幸运的，得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五

　　二到延安之后，陈学昭写下了大量的通讯、诗歌和杂感。文风没有光大早期的浪漫优美，渐渐趋向表层和形式。这种变化固然与特殊的时代有关，因为她不是一个满足于表现风花雪月的人，对时代的变化很敏感，总是要自觉地用文字为时代服务。但这种变化又是外在的，或强迫的。

　　《工作着是美丽的》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在１９３９年，陈学昭就想塑造一个五四女性，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反映伟大时代的变化。她起初断断续续写了两万多字，但后来却毁掉了。毁掉的内容是什么，我无从知道，但为什么要毁掉，却能猜出大概。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３日，陈学昭在杨家岭参加了一个会议，听到了毛泽东那个影响了中国文学和艺术几十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核心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陈学昭开完会后非常苦恼。她在《关于写作思想的转变》一文中说，“最初，在座谈会之后，我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写作，认为以前写的东西纯粹是发泄个人感情，即使写了一点对旧社会的不满，那也是出于个人观点，个人立场的，对革命和工农兵简直是没有什么联系的。”直到周恩来后来对她说，“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经历也好么”，她才重新提起笔来。

　　《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完成于１９４９年，下卷完成于１９７９年。在我看来，此书与作者的心愿相差很远，对伟大时代的反映并不深刻充足，因为她将创作重点转移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改造上了。以女主人公李珊棠离婚为界限，之前优美、浪漫、深刻，之后空泛、生硬、平淡，象出自两个人之手。我有时会想象陈学昭毁掉的两万字是什么，深信只有那些独具个性的闪光文字才会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才会被作者在深思熟虑之后毁掉。那些文字会美到怎样的程度我却无法想象，因为书中的很多处已经闪耀着一种勾魂夺魄的光彩了：“在很多很多年代以前，海宁的潮并不是这样壮观的。自从昏聩的吴王夫差，不纳贤臣伍子胥的忠言，反而把这位盖世的功臣残暴地赐死，将尸身投于钱塘门外的江中，耿直的英魂怀着愤怒和冤屈，还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双手捧着朝板，站在潮头上，了望那被勾践灭亡了的吴国，怒涛就翻起了白浪……”“当晨光和月光混在一起的时候，她靠在他的手臂上差不多已经朦胧入睡了。他的另一只手始终抚着她的头发，悄悄地，好象守护着一件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她想起一九二八年的春天，当她住在巴黎特加默路的日子，在下着雨的黄昏，室内室外都是异常地静，她一边练琴，一边也借此消解心头的寂寞，一遍又一遍地弹着肖邦的《春天》。在琴声的间歇中，她听到一种熟悉的脚步声音，从路的转角过来，往伐莱脱的小路上去，她还望见一闪一闪的手电的光……”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中，陈学昭体现了一个文学家该有的很多素质，如才华、洞察、激情，但失去了很根本的一点：个性。个性的缺席使得《工作着是美丽的》没有摆脱平庸的命运，也使得作者没有跻身于文学大师的行列。事实上，在现代文学史上，创作失去个性的不止是陈学昭一人。有多少作家都是一生跌宕起伏，跨越了中国几个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但后来都象陈学昭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１９４９年，陈学昭回到了故乡浙江。马寅初任浙江大学校长，她担任党支部书记、全校政治学习委员会主任和中文系教授。５０年她请求调离浙大，去参加海宁地区的土改运动，并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下了小说《土地》。５７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春茶》的上卷。在《春茶》这本书中，陈学昭主题先行，反映了茶乡合作化的进程。但平心而论，她的思想还是“改造”得不够彻底，因为小说乡土气息浓厚，人物塑造生动活泼，所有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同期同类小说的血腥之气。

　　１９５７年，陈学昭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任全国政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但一切都象是建在沙滩上的堡垒，很快就坍塌了。

　　六

　　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党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天真的也可以说是要求进步的陈学昭，便在浙江省文联的一个会议上讲了几句话，随后又向《文汇报》的记者说了一些心里话。但不久，毛泽东那篇《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文章就在党内发表了。陈学昭也自然变成了被引出洞来的一条蛇。《浙江日报》接连刊登了关于批判她的文章。那年中秋前的一天，陈学昭参加了浙江省文联的一个会议。在会上，党宣布了对她的处分：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保留一个职务，安排一个职务，生活靠写作自给。

　　陈学昭后来回忆道，“听完宣读，我就立起身来往外走了，因为党支部大会还要继续开，我已被开除出党。”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被开除出党是什么场景，直到读了陈学昭的这段话。一个被党扫地出门的人还能那样有组织观念，竟会那么自觉地离开会场。多么荒唐，又多么残酷！但陈学昭对这一切不应是陌生的。从延安时代开始，她就多次体会过这种残酷，也曾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残酷地对待过别人了。１９５５年夏天，她到北京去开作协党组扩大会。在８月１３日的会议上，她听从组织的需要，登台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可丁玲的双手也不是那么干净的。在延安整风期间，丁玲不正是攻击萧军的先锋吗？丁玲是怎样说的？“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她陈学昭自从到达延安之后就要求进步，全心全意想成为一名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知识分子。可到１９４４年时，毛泽东还记着她，说她刚到延安时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她哪里是看不惯啊，是太爱延安了！“延安的秋，中国的秋！每个前方的战士，每个后方的工作者，为了她，可爱的祖国的秋，激动，颤抖！”所以她在汗气熏蒸的人群中，挤啊挤啊，要到她想到的地方看个够！

　　陈学昭忍着眼泪走出了会场，党的人紧紧跟在身后，安慰她，“把你丢出去两年，只要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回到党里来。”

　　陈学昭也一直没有忘记那个温暖的怀抱。１９６２年，她终于摘帽了。感慨万千之中，她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了一封信。除汇报她的工作之外，还写下了这样几段让人泪下的文字：

　　从去年六月起党给了我每月一百十七元五角的工资，我很不好意思拿，因为一则我工作得很少，二则过去的稿费还剩有一点，没有用完，但又想到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恩情！后来我问了党，究竟该不该拿，党叫我拿，我拿了，可是心里总还是不好意思的！

　　去年秋季开学时，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她在杭州大学附中高中部，功课还能跟上。党的恩情，我和孩子永世也报答不完！

　　我现在一切包袱都放下了，的确感到轻松愉快，我希望我身体能好一点，还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真正起到一枚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心里感到难过的事情，就是心心念念还是非常渴念组织，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

　　这已经不是那个用美丽文字和傲岸个性颠倒过众生的陈学昭了。那株萌芽在钱塘江畔、盛开在巴黎、歌唱过爱情和友谊的玫瑰，就这样失去了最热烈绚丽的色彩。

　　七

　　陈学昭的创作年表，从１９５７年到到１９７８年是一段空白。被开除出党后，她来到绍兴文化馆改造。先是被诬陷为监守自盗，后又下乡养猪，最后才到杭州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文革中，她被无数次抄家、批斗、殴打。她走在路上时有不明真相的人们追打，住的小屋前成了人们倾倒垃圾的地方。她拖着一身病体，一天十几个小时地扫着厕所和街道。在一次批斗会上，六十多岁的陈学昭被人猛地夺去了拐杖，因为手臂受伤又加上患坐骨神经痛，她一下子跪倒在地。等批斗会结束了，她还是无法站起，只能爬在那里。周围有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扶她起来。她只听见有人冷冷地说：爬着出去！党就是这样继续改造一个对它已经无比忠诚的知识分子的。

　　沉默了二十年后，陈学昭在１９７８年拿起笔重新写作。时光没有善待她，到能安心写作的时候，她已经支离破碎，饱受着疾病的折磨了。但她很顽强，除了完成《工作着是美丽的》下卷和《春茶》下卷外，还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象《如水年华》、《天涯归客》和《浮沉杂忆》等。但不足之处是，有关从５７年到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文章，虽然多有揭露，在字里行间，总不时要感谢党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表示要把有生之年继续献给党的事业。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后辈，我无法要求她超越。但有时会忍不住疑惑，她难道不知道延安时期的党、反右时期的党和文革时期的党，都是一个党吗？她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反右时根本没有做错什么，是该党向她道歉而不是她倒过来向党感恩戴德吗？我想她是知道的。但到那时，她已经是一个身心俱创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尚处在一种痛定思痛的惊悚之中，劫后重生的疑惧依然萦绕在心头。尽管这样，陈学昭还是渐渐超越了自己的苦难，开始记录很多在动乱中和她一样受尽蹂躏的人们，象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因人口论被批臭打倒的马寅初，吴玉章的后人，蔡元培的亲人，被迫害致死的女教师徐瑞云等。

　　１９８２年，蔡柏龄带着家人回中国探访。由于他身份特殊，国内的统战部门非常重视。但他将自己在杭州的接待人之一指定为陈学昭。

　　四十五年前，陈学昭和蔡柏龄在法国相约两年之后再见。这次他们终于见面了，却都已是迟暮老人。两个人无比感慨。在回忆文章《四十五年之后》里，陈学昭记下了这次相见。在短暂的相聚中，他们回忆着青年时代和法国分手后四十五年的沧桑人生。听着陈学昭叙述她经受的磨难，蔡柏龄多次热泪盈眶。早年的蔡柏龄一直非常刚毅，而那次见面时却显得异常脆弱。陈学昭有些不解他为什么会那样。也许她忘记了，蔡柏龄虽然看上去是一个中国人，但一直生活在国外，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这几十年的浩劫，无法理解他的亲人和他亲密的朋友为什么会经受那么多的苦难。他实在没有一条理由能舒心大笑。中国是一个习惯在苦难中挣扎的民族，人们能痛到受伤的心里结了茧，冷得连什么都感不到了，还是不知道吸取教训。苦难却使得陈学昭超脱了一切，她对蔡柏龄坦然地说：“您和志仁身体比我好，总是我比您们先去。”听到这里，蔡柏龄先是耸耸肩，接着却抿紧嘴唇，两眼又一次盈满了泪水。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８日，陈学昭病逝于杭州。一个受尽创痛的苦难的灵魂，终于安息了。陈学昭热烈，傲岸，对生命有一种永不停息的激情。这些本是一个人最闪亮可贵的品质，却成了伤害她的利器，让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她同时代的很多女作家，象凌叔华、谢冰莹和苏雪林等，似乎有先知先觉，早早就避开了她走的那条崎岖不堪的道路，最终得到了事业和生活的圆满。

　　陈学昭曾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记下过一个让人难忘的瞬间。我对她的一生无比惋惜，因此也曾经设想过很多假如——假如她嫁给了蔡柏龄或是季志仁，假如她与何穆留在了法国或是重庆，假如她能避开延安……但陈学昭记下的那个瞬间却让我知道，那些假如永远只能是假如，永远只能是我的遗憾和愿望。对那样的瞬间，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因为很多人都曾有过，也都象陈学昭那样激情洋溢、血液沸腾地年轻过。那是在延安的一天。阳光撒满了那个小窑洞，陈学昭突然放下笔，凝神倾听起来。从对面的山上，传来了一阵激越嘹亮的歌声：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象暴风雨中的破船。

　　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

　　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我们要一以当十，百以当千。

　　我们没有退后，

　　只有向前向前！

　　兴国的责任，

　　落在我们的两肩！

　　落在我们的两肩，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青年！青年！

　　听着那首歌，陈学昭觉得自己的心是火热的，沸腾的，她好象已经拥抱着整个世界，全然忘却了自我。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首歌里所蕴含的精神感召代表着一种责任，一种任何热血青年都无法躲避的选择。陈学昭和无数青年就是受到了那样的时代感召，才热情狂热地奔向了心中的圣地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后来会走那么崎岖的路，也根本无法预知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那些年间，在通往延安的路上熙熙攘攘，走过很多象陈学昭一样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

　　理想主义者。

张雁

上月底浙大图书馆一位退休副馆长到我校讲课，提及曾在图书馆工作的陈学昭。 《工作着是美丽的》也是我的文学启蒙读物之一。那时有太多的不懂。而网上的这篇文章，正好解释了多年不解的心结。

拂堤杨柳

国与国之间与家与家之间同理：其实都是假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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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t  2009年4月11日  阅读数： 628 源作者:杨连宁





    无须银行下手，你若猝死，就自我冻结了你的某类存款。哪类存款？瞒着家人的私房钱。我敢打赌，每年死于车祸的那10万中国人中，必有“无主存款”便宜了银行；更别说地震中全家灭门的账户，全都成为“休眠账户”。瑞士银行已与追讨亡亲70年前存款的犹太人达成协议，中国的银行对无主存款有法规么？没有。我就曾把一个仅有百元的存折，气恼地摔在银行柜台上——密码忘了，不要了！我家楼上有套房子已经16年没人登门了。大伙推断房主猝死后，亲属又不知情，房子已成了无主财产。

    古语曰：“冤有头，债有主。”主人猝死财产犹在，讨债的仍可主张权利，债还是有主的。可许多冤仇却没了头，找不到仇人，尤其是不白之冤。比如，曾被整肃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地富反坏右，是不是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们找谁寻仇洗冤去？找谁索赔去？还不得自我冻结了旧账？还有，全国人民当年对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一腔仇恨，认为它们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与它们“小打不如大打，迟打不如早打”。当时，全民“老鼠”（毛泽东的比喻）般“深挖洞、广积粮”，准备再挨打。如今咱G8、G20都参加了，相当于和帝、修、反同流合污了，还能找人家报仇去吗？

    今天看来，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都是咱的假想敌。咱一朝梦醒，摘了地富反坏右头上的帽子，洗掉帝修反头上的“不白之冤”，不再内外竖敌，也就等于咱打了胜仗，消灭了敌人——推翻了三座大山，就是这种胜仗。没了仇人，还能说“冤有头”吗？不能了。没有了假想敌，不抓阶级敌人了，不挖洞了，民兵不操练了，裁军了，军转民了，和平的日子咱不是过的蛮好吗？

    但讨旧债的不放过下一代，也不断有人驳我：胡说！什么假想敌！那都是当年你死我活的真敌人！不是咱粉碎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中国早变成美国或日本的一个州一个府了。或者，不是咱冻结了地富反坏右、农奴主的变天账，工农大众、百万农奴早吃了、受了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二遍苦、二茬罪了，能有翻身的幸福？

    其实，历史旧债摆在哪儿，谁敢赖账？我盼着从1840年开始算账，说鸦片贸易不是国人吸食成风的需求，是英国商人学咱在麻辣锅里下大烟壳的办法！说不禁吸只禁贩也能禁烟！说林则徐禁烟只没收鸦片、没查抄外商所有货品、没关闭通商口岸、没驱逐商团到海上、没全面撕毁契约合同！我还想责问亚当·斯密，你怎么能说“一个国家违背协议的行为是正义战争的起因”呢？我期待接着盘点1856年，说不是杀死了马神甫却矢口否认，不是抓错了亚罗号水手又送回去，也不是残酷折磨了关押在圆明园的巴夏礼等人，才招致人家报复性地烧了皇家花园！接着复核1894年，不是高升号违约偷运军队增兵朝鲜，才被日舰击沉！再厘清1900年，不是朝廷支持义和团杀传教士外交官、围攻使馆区，才有8国联军进京？不用你提醒，咱是中国人，遇事得偏袒中国；但咱是成年人呀，不能孩子似的只认亲不认理呀。当然了，理肯定不全在外国，但就全在咱中国吗？

    再说了，就算帝国主义是豺狼虎豹，你不惹急了，它也不会咬你呀。你知道怎样才能与野生狮虎豹和平相处吗？方法是：靠近时不要与它对视，不要让它感到你是一种威胁、会伤害它，你就是安全的。而无知父母却教孩子以狗为敌，教孩子见狗就逃或自卫。结果呢？乖巧的宠物也误以为你要攻击它而自卫，条件反射的你更激烈地自卫——意外伤害就这样发生了——本是人类朋友的狗，就这样变成了孩子假想的狼。咱当年跟帝国主义打仗，八成就是这么打起来的？要不，同是东方的印度、日本，起初咋就没打起来呢？

    北朝鲜就像把狗假想成狼的孩子。“狼来了”喊多了，大伙早已对他失去了信任。火箭顶端到底是卫星还是弹头？谁都信不过他。在咱看来，美日韩三国，哪个也不像是要一口撕了他的疯狗，可他就是怕的要死，谁劝都不听；就像咱当年，拿美帝当纸老虎，天天唱打虎上山，谁都劝不住，非要拼出个你死我活来。朝鲜今天摆弄原子弹吓人，该不是跟咱学的吧？咱早已不再摆弄那危险玩意儿了。要是朝鲜在有样学样，说真的，咱还觉得有点对不住这邻居呢。

    其实，国与国之间与家与家之间同理。早年有个朋友说他与邻人有隙，曾拿了把菜刀坐在门口霍霍地磨，吓住了对方。我听后不愿和他来往了，认为他有受迫害妄想症，兼有放大的复仇偏执心理；哪天不慎得罪了他，他磨起刀来咱受不了。罗素说：“如果我买了一把手枪并威胁邻居，倘若他居住在一个没有法律与警察制度的社区，必定也会去买一把手枪以求自保。到那时我们两人必定会发现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怎么难受？猜忌、恐惧、防范与仇恨笼罩了你的生活，日子还怎么过？

    其实，一个人的真正敌人是自己，是自己的心魔。我是这么理解“智者无敌”的：大智大勇者，没有假想敌，至少，人家都是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说，一个人最愚蠢的，莫过于他以扛着枪走在行伍中为荣。罗素则宁肯被爱国主义的“泼妇”用满布铁钉的木棍攻击，也要作反战演讲。泰戈尔一生，从“金刚怒目”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菩萨慈眉”的世界主义者。说到东方人，我觉得日本人的和平主义与不设防心态，比咱中国人强多了。我两次参加中日青年交流，都有日本老人向我鞠躬谢罪。那些赴日打官司讨公道的劳工、慰安妇，也都是日本人资助并代理的。两颗原子弹炸死十几万，日本人反省后也不恨美国人，更甭说民族复仇主义了。这事，要换在咱中国人身上还了得？你上网看，愤青们一直嫌那两颗少了点，十几万也少了点呢。

    日本游客从小岛国起飞，从舷窗看下去，惊叹中国之大而叫出声来，我至今难忘。但人家拿出满世界游览的相册给我看，我就自叹不如——足迹、视界与心态不如人家。人家是世界主义者，咱还是民族主义者。人家是和平主义者，咱还是军备主义者——这就是日本人能宽恕宿敌与占领者美国人，而泱泱大国与小日本“前事不忘”、耿耿于怀的原因？

    “成年人的感受来自许多原因：婴儿期的经验，所接受的教育，经济压力，私人关系的成功与挫败。通常人们是否会对他人产生善意或敌意，端视于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成功或失败。”（罗素语）我常想，日本人不记恨美国人，是不是源于他们与美国人同样成功了？而中国人对外的戒心与敌意，是不是源于近代以来的失败？如果是，那么，随着中国人的成功，咱也能尽弃前嫌？日本人惨败过，不过人家反省出失败的主因在自己，敌人是自己，不是那两颗原子弹。于是，悔过自新，“智者无敌”。人家拜敌为师了，也就没了敌人。而咱中国人喜欢“打地哄孩子”——认定自己摔跤全怪地面不平，挨打全怪帝国主义欺负咱。从不检讨自己的半点不对。假想敌就这么竖起来了？

    恐惧是仇恨的源头，无知又是恐惧的起因——说到底，仇外是因为惧外，惧外是由于对外人一无所知。我这把年龄了，才知道自己这辈子也有假想敌，就是当年万丈雄心下的竞争对手。你想当官，他比你能钻营。人前人后，你不敢行差踏错半步，生怕被他抓了辫子，挤兑了你。直至他退休抱起孙子，你才卸下武装，不再设防——原来他，就是你潜意识里惊秫不安、枕戈待旦的假想敌！他本来很平庸嘛，哪值得你当大敌对付？就像今天咱看美国，不是凶神恶煞嘛，怎能当初调动咱那么多肾上腺素？

    对于常人来说，不要说四面楚歌，一面楚歌的日子都不好过。那么，当年中国人干嘛要内外竖敌，自己吓唬自己呢？说穿了，四面楚歌才能产生内聚力，就像恐惧感分泌肾上腺素，能调动周身张力一样。民众本不愿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当政者生怕你高枕无忧，生怕你一盘散沙——像虎鲸把鲔鱼群合围成圆球状，也像狮子把角马群压缩得瑟瑟发抖——毛泽东为了制造人人自危、无助地寻求保护的恐怖气氛，为了胁迫民众无条件地匍匐在权力脚下，还说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千百万人头落地”呢。对于极权制度而言，大敌当头或大祸临头的战栗心理，用东北话讲：“必须的！”因为舍此，无法统摄人心。用官话说，叫“产生民族凝聚力”。

    蒙古、新疆、西藏、高丽、安南、暹罗 、琉球等，历史上都是中国的藩属。咱还别白天不懂夜的黑，光知道帝国主义欺负咱，不知道自己盛气凌人时邻人的心态——不信，你去邻国打听打听，咱的民族自大招不招人恨。怎么惩罚越南咱不说，就说鸭绿江上的游客，怎么对着朝鲜人大放轻蔑之词，怎么学大款扔钞票给对岸穷人，你都会脸红：美国人会在边境上对墨西哥人那么轻佻吗？西欧人会对东欧人这么不敬吗？把越南妹子买来卖去地当小老婆，最后流落妓寮的事有没？你知道印尼排华时为什么强奸华裔妇女？那是对中国男人玩弄当地女人的报复！你知道美国国会127年前通过排华法案，使中国人成了历史上唯一被立法限制移民入境的种族。何以歧视至此？华埠成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告诉你吧，那是华人热衷于黄、赌、毒闹的！

    夸大外敌必然深挖内奸刘少奇，必然整死“里通外国”的彭德怀，更遑论普通民众了。我年轻时对帝、修、反的深仇大恨无处发泄，只能转化为拖着尸体上台批斗的反人道勇气，还差点大义灭亲，干出脱离父子关系的事。当年，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没伤害过咱一根毫毛，伤害咱的，全是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的当权者。如今咱爱拿“民族感情”说事，其实，那民族感情何曾被外人伤害过？都是被自己人伤害的嘛。眼下，又有人说中国不高兴了。你网上看看，街头听听，老百姓不高兴的事是不少，可都不“涉外”，全都是中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内政”！拜托，咱就别再对外找假想敌了，成么？

    北朝鲜的发射悬的乎的，让人捏着一把汗。“人类的危险来自任性地追求某个不现实的目标”，罗素这话像是说他们。前边说过，他们像拿狗当狼的孩子。咱中国人也像孩子，也有危险，危险来自咱狂热地超英赶美，追求世界头号强国的白日梦。是不是君子报仇，百年不晚？咱要笑到最后，给欺负咱上百年的帝国主义以最后一击？

    小心，报一箭之仇的民族复仇主义是个危险动作，容易把狗变成了狼，伤及自身。愤青们对外缺乏善意，处处设防，是不是潜意识里还有假想敌？但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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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原

烈士的代价 by 土摩托

如果仅从三大门户网站来看今年的哥本哈根谈判大会的话，你会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国家，却在哥本哈根惨遭西方列强百般凌辱。中国媒体再一次成功地把中国“烈士化”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绝大部分中文媒体记者采访的对象都是中国代表团，于是发回来的报道大都是对中国立场的传递和解读。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传说中的“哥本哈根大屠杀”没有发生，或者说，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肚子委屈要倾诉呢，比如这篇文章就描述了小岛国组织是怎么被列强欺凌的，不过，这里面的“列强”也包括中国哦。

事实上，哥本哈根就像一个巨大的SM Party，每个人都在欺负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欺负，并在欺负与被欺负的过程中乐此不疲。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是怎么欺负人家的。简单来说，图瓦卢要求大家另起炉灶，开始谈一个新的《XX议定书》，这就等于让《京都议定书》自动作废。可是，《京都议定书》是减排领域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而且有个很厉害的原则，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按照这个原则，发达国家有义务减排，发展中国家自愿参与。如果废除了《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就有机会偷懒，逃避法律制裁，或者把美国，以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拉下水。

中国欺负得很有道理对吧？

我们再来看看图瓦卢是怎么想的。图瓦卢一直是谈判大会上最激进的国家，如果全球变暖真的把海平面升高了，那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他关心的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想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科学，也就是IPCC的报告。就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IPCC主席提出，如果要想把升温幅度控制在2°C以下，全世界的排放必须在2015年以前达到峰顶，然后迅速下降。图瓦卢一算，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这个2°C是无法保证的。于是便提出废除《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议定书，把发展中国家拉下水，只有这样才能把温室气体浓度迅速降下来。

一方打的是法律牌，一方打的是科学牌，两者都有充足的理由，于是互不相让，大打出手，场面很是刺激。

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就是公平与正义的区别。中国文化向来有很强的“报仇”心理（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于是中国坚持公平原则，谁污染谁治理，这很符合道德要求。但是正义原则就不同了，它以事实为基础，以避免灾难为最终目标。如果按照这个目标，中国就理亏了。

我认为，大部分欧盟国家的领导人是相信IPCC的，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参与，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减排目标。但他们仍然同意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目的就是为了先把事情做起来，再慢慢寻求改变。现在很多人骂那个“丹麦文本”，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丹麦文本把大部分减排担子揽到自己肩上了，只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帮忙挑一小部分而已。

美国的情况也很有意思。当初克林顿和戈尔是支持减排的，但他俩明明知道国会通不过《京都议定书》，还是签了字，落了个好名声，这简直就是“沽名钓誉”的同义词。奥巴马应该是不会这么傻的，或者说，他不需要这个“名”，他更想做的是让国会通过减排法律，即使数字不那么好看也没关系，先把事情做起来，再慢慢寻求改变。

美国和欧盟的做法正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民主不代表正义，而是代表公平。公平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要求，只有通过民主的手段，满足了大家对公平的要求，才能更好地实现正义。那个“丹麦文本”违背了这个原则，所以是很糟糕的。不过，这是一份被非法公开的文本，具体里面有什么猫腻，现在还不好说。

写了半天，我相信肯定有人不同意我的判断，这没关系。我其实想说的是，气候谈判大会是一个学习民主制度的最佳课堂。想想看，这里每天都会涌入3万名代表，肤色和背景各不相同，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讨论一个关于人类未来的重大选题。下周还将有168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在大会上发言，大会为他们整整安排了两天，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居然已经排到了凌晨2点！除此之外还有各种NGO，代表各自不同的利益。《纽约时报》列出了一个很有用的表，把重要角色和他们的诉求写得清清楚楚，大家看了就会明白，气候谈判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

这些人里面肯定有好多人不相信气候变化，不愿做出牺牲，但这也没关系，民主制度最擅长的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工作，最终实现某种平衡。

这次大会中国史无前例地派出了大批记者，正是近距离观察民主制度的最佳机会。可惜的是，我看到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发回的报道都在使劲地把中国塑造成烈士。烈士得到了好名声，但只能在棺材里享用。做烈士是要付出代价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学会了如何避免做烈士，学会了妥协的艺术，尽量争取双赢的局面。据我观察，凡是那些得理不让人，态度粗横的谈判代表，无一例外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

中国自200年前和西方首次大面积接触开始，就一直没有学会尊重对手，达成妥协，于是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做一个悲壮的烈士。

燕原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by  柴静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0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顾准却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办法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他的头脑暂时歇息，暮色四合中，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vincent

我是在1997年才知道顾准这个名字的，很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羞愧。

这个名字是从我的‘中国经济’这门课的老师吴敬琏口中听到的，他在讲述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作用时，特别提到顾准在那样一个时代就有了先知先觉。我注意到，一向在讲课中保持纯学术态度的吴先生，在提到顾准时有很强的感情流露。

在课下的交谈中，我问道了顾准，吴先生只是寥寥的说道顾准是他的良师益友，也是中国经济界最有思想的人，说有空的话，要读一下他的早期的著作。坦白地说，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读过顾准完整的篇幅，但他的经历让我唏嘘流泪。

顾准是个有良知的、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纯真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思想受到蹂躏，他的生命受到摧残，正表明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和丧失理性。

张雁

普通人的生活里，太多的“不这样又能如何”，而没有这种“非如此不可”。
所以我相信那种超凡脱俗的爱情一定有神性的成份在，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他的爱与他的生命密不可分，就是送了命也是份所当然。

人在多伦多

《姐姐的守护者》：泰山不比鸿毛重
魔小肥 发布于：2009-11-04 08:42

电影很温馨，很动人，很暖人心扉。每个人都有内心的独白，这一家人找寻着生活的理由。Sara作为母亲坚强地承担起照顾生病的Kate的大部分责任，这个家庭从Kate生病起就开始出现变化，每个家庭成员都互相深爱着，但Kate注定要早早离开的命运却让他们欲罢不能。各种各样的心理抖颤让大家逐渐勇敢地去揭开这个死亡的面纱。

     导演并没有过分地渲染亲情和爱情，暖色调和慢镜头加上温柔的女声，Kate面对着波涛翻滚的大海，她坦然地沐浴在黄昏的日光之中，她的微笑，和她的家庭的快乐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同时，因为Kate得病给Kate以及家庭成员带来的痛苦，导演也毫不忌讳，Kate吐血和呕吐的镜头频频出现，卡梅隆饰演的母亲近乎疯狂的执着也让人痛心。然而，不管是你愿意看到的，还是你无法接受的画面，导演都很平静地还原着生活的真实。这就是绝症患者的家庭和他们的生活。

     电影的步调和韵律正如Kate的一生，充满着希望，但又处处伴随着伤痛，但最终依然心怀美好。整个主线以Kate的病情发展需要Anna的肾移植，以 Anna却将父母告上法庭申请身体医护权的对立和矛盾为线索，伴随着发生在这个家庭的过去和现在的各种事情。感觉就像Kate最后送给母亲那本的剪贴本，生活的照片被剪出了主体，用自己的主观体验点缀起最纯真的感觉。那一件件小事慢慢地将这个家庭成员的内心剖开，让观众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到任何一位角色的心中，理解他们的痛楚和快乐，并将他们对家人的情绪植入到自己的经验当中。

在这缓慢但又被浓缩的旅途中，我们开始意识到Kate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Kate对死亡的坦然接受、对自己一生的肯定让我们不禁动容。 Kate的死的那一晚，她将自己的母亲抱入怀中，这样一种反常理的构图正好体现了母亲在某种程度上的自责和释怀。她也许意识到不该如此地执着，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点，人生或没有终点，但无法享受生活接受自我的人却会走到人生的终点。母亲并没有错，她只想救她，最后，母亲让女儿安然离去，不但救了她女儿的灵魂，让她得以去到美丽的天堂，也让自己从伤痛中解救出来。

     记得日本很多“绝症励志”电影都是努力地讲主角如何勇敢接受现实，然后还做出很多惊人的事情，例如写书，或者画画之类。应该说，现实中，大多数绝症患者只能在平常的状况下离开这个世界，而不是先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情。至于中国的文艺作品，就甚少关注到绝症题材的，当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



     严格地说，中国人在认真考虑死亡与生存的问题上，成果不如西方人文哲学体系那般硕果累累。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大多数人对待佛教不过是信其有，不信则无的潇洒；我们的主流言论体系要求我们的牺牲需重如泰山，只要有正面积极的意义，生命的逝去就没有了遗憾和惋惜；我们也缺乏临终关怀的制度和服务，多数的时候，医生不得不去做这种其实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的事情，安抚家属，并且劝导家属让病人如何愉快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即使不比西方，比起日韩而言，我们对于个体的死亡的考量仍然是停留在简单的有没有意义。泰山和鸿毛的一说，其实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的列举，但后人却对泰山一般的死加以褒重，要求我们的死必须有泰山般重要意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告诉我们，不可以碌碌无为，不然在死前就会充满遗憾。按照《钢铁》的标准，大多数人都是碌碌无为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世界可能会非常灰暗。

人在多伦多

伦理还是权利 爱是唯一的选择
Lysander 发布于：2009-11-01 12:56

一个家庭要如何去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以及家长是否有权利牺牲一个孩子部分身体去保全另一个。

打动人心的故事

故事初看起来非常悲伤，本已不幸的家庭接连遭受重创。但是从这个五口之家的生活理所透露出来的关爱和体谅还是很振奋人心的。十一年和白血病的抗争史，凯特失去了自己的童年，为了能让她活下去，她的父母生了安娜。可是在安娜十一岁的时候，她提了一个问题：我的存在意义难道就是姐姐的守护者角色吗？我想拥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

安娜不会捐出肾脏的决定激起千层浪，这个家庭被危机驱逐出安宁乐园。安娜知道，她的决定会让父母发疯，所有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自私自利而且吝啬小气的人。不过她并不是冒冒然地就做处这个决定的，她有自己的考虑。她的考虑是基于姐姐的愿望。

全家人都看到了凯特真实想法，唯独母亲沉浸在悲伤和焦急的情绪之中，脑海里只有一个概念，就是维系凯特的生命。母亲认为安娜的年龄不足以自己作出决定，而凯特生命的延续需要安娜捐出器官的风险，安娜本来就是她为了凯特而创造的生命，她认为这样是合情合理的，她一直在强调这个决定是为了整个家庭。母亲走到了女儿权利的边缘。

而安娜不愿捐出自己的肾脏来挽救姐姐的生命，虽然这并不是她的初衷，但是她强烈地提出这个要求，过分吗？她同样拥有开心的生命权利，母亲的爱的天平已经倾斜，母亲自己是不清楚的，安娜没有伦理的概念吗？法庭上，安娜透露了姐姐的秘密，其实凯特作为绝症患者，在经历长期痛苦的治疗和痛失初恋的压力下，死亡是她最好的选择，“与其两个人一起痛苦，不如一人早登天国。”安娜似乎触犯了伦理的底线。

姐姐的守护者

左右为难

最终的结果让整个影片的主题和人物是为观众所接受，没有人会指责或者是责怪剧中人物的行为。这个小说的主题就是家庭和人性。乔迪·皮考尔特在书里用第一人称为每个角色写了各自独立的小故事，这也让这个小说的受众面积大大增强了，它简直就是一本每个人心中最完美的读物。每个人在看到它时，总会将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小说中和故事里的人一同生活和思考，设想自己在故事的情景里会作何反应。


生命的脆弱和坚强之间的矛盾，有时会远超出你的想象。如果我们希冀奇迹呢？电影的结局可不可以两全其美，只成全其中的一个人是不公平的。

我在其他地方看到另一种结局，不知道是不是原著的，或者是另外构思的：安娜突然出了车祸，成为了植物人，她还是将肾脏捐给了姐姐，她永远成为了姐姐的守护者。

坦白的说这样的结局真是没有人性，凯特从儿时开始受折磨，她的痛苦远大于妹妹安娜，她努力了，抗争了，但是这段路太长了，她不愿继续受罪，所以离开是最好的选择。而安娜的案子没有为加州法律带来修改的机会，同样凯特的死亡也不能阻止家庭继续向前的动力，反而凯特的离去让每一个曾经每天为她揪心和牺牲的家庭成员获得新的生活方式。

所以，有时候沉重的肉身需要我们用最最坚强的意志来释放一直向往轻松的灵魂。

方静

老V：
    说个让你掉眼镜的事情。
    我认识顾准先生的女儿，他女儿的儿子是自闭症，来过我家，我可以找到合影的。
    你是不是一下子觉得关系近了。

燕原

车祸的结局是小说的，电影改的更为大众接受，因为好莱坞就是政治正确呗。

对于小说的结局，连作者的儿子都反对，因为太不可接受了，但是做为文学作者的职责，必须脱离大众思维，给大家一个另一个层面的思考，而不是眼泪。

人在多伦多

嗯，我也看到了她儿子反对她的那段文字。书和电影给我们的是不同的感觉。我喜欢电影里的音乐，尤其是杰西自己在街上游荡一夜的那段音乐。这些是我自己看书的时候无法体验得到的。所以我感谢原作者，也感谢电影。

binfeng2000

下面引用由[U]方静[/U]发表的内容：

老V：
    说个让你掉眼镜的事情。
    我认识顾准先生的女儿，他女儿的儿子是自闭症，来过我家，我可以找到合影的。
    你是不是一下子觉得关系近了。

老V大概还没看到，我先受不了了。下网了。真难受。

燕原

多多妹年轻，愿意体会人生啊。 像我这样的，下意识地躲的越远越好。

我对我家小都没有啥要求，反而觉得自己责任更重大，希望不会哪一天陷到囚徒困境中，如果真陷进去了，还真的就没有啥圆满的结果。

还是说点轻松的吧，哥本哈根的囚徒困境越演越热闹了，如果达不成妥协，人类真的会灭亡么？

[转] 囚徒困境引发的“国际公地悲剧”

决定气候变动的大气层是不可分割的、不可排他的，是每个社会成员（个人、企业、国家）可免费共享的公共资源。古今中外的生活实践都表明，公共资源，共同使用的东西，总是避免不了“公地的悲剧”。“公家的自行车先烂”，这是“普世现象”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二十年前，国内某经济学家跳出来将民众的共识“公家的自行车先烂）作为“谬论”而大张挞伐，从而如愿以偿获得了某名校校长职位和更高荣誉职位。但是，如今不仅“单位”里再没有公用的自行车了，而且现在也要对政府官员公务用车进行改革。

自行车，在经济学上是具有竞用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虽然私人物品也可被用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成为公有财产。但是，将其作为“单位内”人人“可免费使用”的公有物品而最终导致“伪公地的悲剧”，是一些无知而狂妄的理想主义者妄图挑战“人性”而有意错误安排产权的结果。因此，只要将其产权重新界定、进行产权改革（可在继续保持公有的情况下，要求使用者交纳使用费并承担损害赔偿），并允许财产权及其权利在不同所有制、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易，最终还是可避免私人物品产权错误配置带来的“伪公地悲剧”。
　　
　　作为公共资源的大气层的产权却不能被界定为排他性的“私人”所有（这个私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或国家），因而无法通过产权或权利的交易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公地的悲剧”是自私理性的结果，人都是自私的，雷锋做好事看起来是利他，其实也是为获得精神上和价值上的效用。当然现实中人们更偏好于物质享受而不注意精神上和价值上的升华，所以就更有“公地悲剧”。向大气层排放温室气体的个人、国家，无不在免费使用或“破坏”大气层这种公共资源，他们获得了使用公共资源的收益却不承担使用或破坏公共资源的成本，从而最终造成了“公地的悲剧”－－气候变暖。

实际上，大气层和其它环境资源虽然是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资源，但还是可以在一定的法律安排下把公共资源的使用权界定到每个成员或“私人”的。这里的“使用”其实就是排污或排放二氧化碳，而大气层等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自净能力或纳污能力（和草原的承载能力一样，在一定的排污量下，不对环境产生损害）。因此，我们可以对不损害环境或不导致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排放定额进行分配，赋予获得配额的“成员”对配额内对大气层的使用权，也是“排放给定二氧化碳配额”这种财产的所有权。继而允许对这种产权进行交易，从而在确保大气层这种公共资源不被破坏的情况下，使资源（包括排放权和其他所有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但是，产权的界定或重新界定往往是革命性。谁该获得这种“排放权”，以及配额按什么原则“公平”地分配到每个“成员”，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当然需要每个成员坐下来协商，而能够坐下来协商往往只是在共同的危险来临时才有可能。这个公平原则有两种：一种是原来没有排放或排放较少者，可能要求按人平均的平等排放额，甚至要求追究历史上排放较多者的历史责任（比如更多的减排，转让减排技术和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进行资助）；一种是原先排放较多且形成依赖于高排放式生活的，可能要求尊重“先用优先”的历史原则，虽然其可能会承诺更多的减排义务，但绝对不会承认按人平均的排放原则。若不能达到一致同意的分配方案，公地悲剧便不可避免。
　　
　　然而，气候变暖虽然从长远来看可能使玉石俱焚，但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来看，对每个国际成员的影响却是不同。某些岛国明显是气候变暖近期的最大受损者，可能在最近几十年内被气候变暖所“消灭”；某些化石能源资源大国，虽然在长远来看最终会得到减排的益处，但是却会由于减排后其巨量化石能源资源贬值而使其利益受到损害；发展中国家需要尽快发展脱贫，减排要求可能使发展权益受损；掌握新能源技术的国家则会受益于减排带来的技术升值，也可通过能源系统革命的巨额投资而重新焕发生机；更有一些国家可能会因气候变暖而受益！
　　
　　在利益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情况下，基于自私理性的博弈最终会可能导致囚徒的困境：达不成减排协议，气候不可能避免的变暖，最终玉石俱焚。很可能，我们正陷入这种囚徒困境，哥本哈根城内城外阴谋论甚嚣尘上，迷雾重重。有美国借机谋求重新发展和限制他国发展的美国阴谋，也有“利益科学家”（任何人都是有利益的，只不过有的利益会使公众受益）有选择使用数据的阴谋，也有某拥有巨量化石能源资源的某大国揭露这种阴谋以破坏协议的阴谋。
　　
　　囚徒困境，是信息不充分、缺乏可信承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因此，即使暂时达到共识和协议，也可能有机会主义者不遵守承诺，而最终大家都不遵守协议。更重要的，没有一个全球政府可以执“法”或执“罚”：不可能对不遵守协议和承诺的国家进行武器的讨伐。而没有武力的讨伐，“法”和“协议”就没有意义。虽然，某些国家可以通过碳关税来惩罚不遵守承诺者，但这是在存在交易的相互需求下才有可能，（碳）关税也可能损害本国消费者利益。更何况，在丛林社会我们目前没有一个公认的“公正”的执罚者。即使有一个公认的公正的执罚者，惩罚一个可以毁灭地球的国家（目前这种国家已经有好几个了，未来会更多）会带来什么结果？
　　
　　也许，未来人类未来没有毁灭于气候变暖，而是毁灭于“减排”利益争端带来的战争。

张雁

方姐,真受不了你怎么谁都认识呀?下次奥巴家的那匹马来你家时要提前告诉我!
F板,别难受啦.我一向觉得自闭症毁坏的是人类最优秀的基因.

杨宪益传中八卦多多,改写几则.笑一笑吧.老头从小就好玩.
杨先生的祖母娘家姓吴,其父是在早年救助过慈禧太后的吴棠.当时吴棠只是个县令,慈禧丧父,扶柩回京,至吴令辖处,贫不能行.忽接一听差送来吴令致奠银百两.又喜又怕.怕的是送错门了.

真是送错了.吴令闻报大怒,欲责听差.从人劝解.谓那拉氏亦是名门,旗下格格备选椒房前途无量.还是将错就错,就此先行结纳.吴从之,复具衣冠亲往拜奠.那拉氏大为感激,书其名于衣带以记之.

后那拉氏一门显贵,吴棠自然高升又高升,官至总督.享尽荣华富贵.

杨家在两代这前仍是安徽某地的平民之家.自杨家祖父中举作官之后,弟子个个进学,八兄弟中出四翰林.至其父,为官则作沈阳电报局电话局长,为商则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矣.

杨先生的四叔接替袁世凯当过直隶总督.五叔接盛宣怀当邮传部尚书.不过据高阳先生的小说看,杨四老爷的总督当得真是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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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少年时家中请的一位女先生名叫徐剑生,他给对个下联叫:快枪毙_

徐氏与杨先生大玩师生恋,吓得杨家赶快送杨先生出国.

[EM13]

sunhaochun9

韩寒博客

给点咸菜吃(2009-12-14 12:21:58)标签：杂谈
   
我国的新闻给我的启示是经常让我知道原来我国有各种各样的部门，这次，我就知道了国家标准委员会。国家标准委员会在内部制定了官员一顿饭不许超过十万元，官员一次包二奶不准超过五个，官员一次叫小姐不得超过双飞，官员一次受贿不准超过一亿等标准之后，将视角和触角伸向了民间，要规定电瓶车不准超过15到20公里每小时，重量不得超过40公斤，否则将按照机动车来管理。



为什么有这个标准的出台呢？很简单，商人是靠出台产品盈利的，政府是靠出台政策盈利的，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大部分的电瓶车将要被划为轻便摩托车或者电动摩托车（电动摩托车，这个词汇真新鲜），无论在牌照和税费上都将大大增加。我不是特别理解，相关部门如果是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幌子的话，那么这一部分超过标准的车，缴纳了更高的费用以后，难道变得更安全了一点吗？难道除了信春哥能不死以外，多交税也能不死吗？



这次的改革上，我们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必杀的决心。因为相关部门知道，通过技术手段，狡猾的刁民可以将本来是40公里极速的电瓶车在检验时限速到20公里甚至15公里的国家标准，这一来相关部门钞票就收不到了，怎么办呢？于是就又出台了40公斤的标准，因为跑的比较快的电瓶车难免重量就重，这下你就没辙了。我建议劳苦人民如果电瓶车的确超标了，等标准实行以后，在检验时将占据重量大头的电瓶，轮胎轮圈等拆除，告诉他们，因为信政府，信国家，这人一有信仰，不光不死，而且这电瓶车连没电没轱辘也能开。



任何的交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政府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了摩托车很多时间。在其他国家，毕业以后年轻小伙子创业的阶段，一台摩托车是陪伴他青春的记忆，对于很多不那么富裕的家庭，摩托车是出行必须的交通工具，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必须要去坐公共交通。后来这些原本骑摩托车的人，一部分人选择了地铁和公交，一部分人买了小车，一部分人买了电瓶车。选择地铁和公交的，最近票价都涨了，选择了小汽车的，油价也涨了，在某些奇特的城市还要收牌照费用和道路使用费，但是选择了电瓶车的那些人，也就是这批人中最弱势的那些人，相关部门一直没有能够从他们身上捞到油水，好不容易电价涨了吧，这钱还不归自己。于是，公平公正的原则体现了出来，当年从摩托车上赶下来的那一批人，都要赚到你。



那么电动车安全么？不安全。因为电动车无声无息，而且刹车性能差，很多电瓶车能开到甚至超过50的速度。但是电动车驾驶员撞死人的事情很少见，更多的是电动车驾驶员被别人撞死。实施新标准以后，对于他们依然被别人撞死似乎没有什么帮助。电动车的标准很简单，应该是牌照登记等手续彻底免费，限制速度不能超过35到40，必须使用碟刹，使用头盔。尤其是必须使用碟刹。我看过市面上很多电瓶车，我看到的大部分能超过50的超级电瓶车，其实所配套的刹车系统和能开到50的轻便摩托车是一样的，都已经主动配备碟刹，这让我很欣慰。这说明这些厂家虽然技术活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基本的良心还是要比一些相关部门要好的，就是你多交钱，服务和配套也会相对应的提升。但电瓶车超过50还是有点危险的，因为轮胎配置比较差，悄然无息，这个速度就可能对行人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我有一个邻居，在上海金山石化的某个工厂上班，每天回家要坐公交车25公里回到亭林家中。但是他的公司经常加班，加班了以后他就没有车回家了。他的月薪是1600元，在周围很多的工厂里，这已经算不错的。周围的房价都是1万元。他想买一个摩托车，看中了一台4000多的，要去买。我说我这里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小摩托车，我开了大概100公里，我1000多元卖给你（请要提问你为什么不直接送给他的脑残朋友多动动脑筋）。一周后，朋友说，我不要你的那台了，虽然便宜，但是还要上牌照的钱，最主要是油钱很高，我一个月要加掉快四五百块钱油了，我承担不起。你看我的电瓶车，也能开到50。



如果实行了标准以后，我这位朋友的命运就很叵测了，他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交一笔钱，还是开着它的“电动摩托车”，半个小时多到家，如果运气好，可以活到老，另外一种是换一个国家标准的，但每天回家需要开两个小时左右，无论冬雨还是盛夏，而且他的电量还有相当的可能是开不回家的。



电瓶车是这个城市里倒数第二弱势的人群使用的交通工具，他们往往是疲于奔命的人，你不能让他们以70码的速度去送命，你也不能让他们以15码的速度去奔命。无论如何，我认为相关部门不能再多收他们一分钱了。有些人可以吃鲍鱼，但不能因为看见吃咸菜的人吃太多咸菜而制定一个标准，说你每天必须吃规定量的咸菜，否则太咸了有害身体健康，但解决的办法又不是给人家肉吃，而是将人家已经多吃的或者即将多吃的咸菜按照肉来收费。你以为人家那么乐意吃咸菜吗，你吃一个试试。当然，可能你偶然吃咸菜还觉得挺好吃，就像XX省省长偶然在机动车道里骑自行车上班一次感觉很不错一样。牛逼你就天天吃。

sunhaochun9

韩寒博客

这些狗真麻烦(2009-11-24 03:57:10)标签：杂谈
   
今日，闵行区的潘女士家房子被强制拆迁，潘女士在三楼投掷自制燃烧弹，无奈家庭作坊做的燃烧弹只能用瓶子，技术上自然就遇到了瓶颈，威力太小，被消防车轻松扑灭以后，消防车的高压水枪对准潘女士扫射，最终潘女士缴械投降。

看到这则新闻，我欣慰的感到，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社会进步了。冲锋枪换成了高压水枪。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如此惨烈的抗衡呢？因为这次大虹桥的建设，潘女士家的面积有480米，而政府只愿意赔偿67万，也就是每平方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和1480元的土地补偿。

当这个城市的商品房均价是在用万衡量的时候，强制拆迁的价格还在用百来计算，这就是居民投掷燃烧弹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家本来住了480平方，你要征用人家的土地进行所谓的建设，也就是做生意，你赔偿人家的钱只够人家买40个平方，然后强拆队就来了，换做任何一个有武器的人都忍不住得掏武器。



当然，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些问题，第一是中国政府当年禁枪是有道理的，我记得我很小时候我家里是有一把气枪的，用于打鸟，后来突然有一天政府突然下令说所有的气枪猎枪都必须上缴。这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有远见的，他意识到了在十几年后，社会矛盾将会加剧，届时如果老百姓配备了气枪，那政府拆迁部门只能配备火箭炮了。

第二是中国政府当年的土地公有制是有远见的，连丝毫没有经济头脑的毛泽东也意识到了，政府吃喝玩乐成本会很大，光靠收税和资源能源垄断弄不好还不够花，土地将是一笔大收入。后来，领导们又担心土地在自己手里卖光了，导致党儿子党孙子们没有地可以卖，到时候自己就成了罪人，所以又规定，土地转让的年限是70年，以方便让孙子们再卖一次。

第三是肯定是政府很后悔的一个问题，早知道现在城市化进程这么有利可图，当时就不应该让农民们有宅基地和自己的房子，导致了现在很多的拆迁问题，想当年在建造监狱的时候，应该利用监狱的图纸顺便也给农民们把自己的村庄建好，一个村一个监狱，一户人家一个牢房，再利用人民日报灌输一下理念，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此自己不用再花钱建房，政府直接送房给大家，家家户户都是水泥混凝土，门直接就是用钢筋做的。当然，钥匙还是要给人家的。这样操作的好处之一是虽然前期花了一些成本，但是后期再也没有拆迁的苦恼。好处之二是万一谁犯了罪，直接给丫钥匙没收了就行了。



这个事件中还有几个亮点，就是闵行区一些领导的言论。总所周知，闵行区的领导总是一不小心就把真话给说出来了，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值得鼓励的，因为他们坦率的真情流露，总是我嘴说我心，比起那些面上一套私下一套的官员至少要强多了。比如闵行区执法大队队长之前就钓鱼事件发表的言论说“没有利益驱动，为什么要帮你”。这句话的深刻与坦诚，只有郑州官员的“你到底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可以媲美。

这次闵行区领导的真心话大冒险接力接到了华漕镇。

华漕镇副镇长高宝金说：你跟政府对抗，那肯定触犯了法律，那肯定要处理的。

另外，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整个虹桥机场的拆迁总费用高达148亿元。但是政府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那么其中的差价为什么就归当地政府了呢？

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的主任，闵行区动迁指挥部的一把手吴仲权的观点就比较新颖，他认为，闵行区虹桥枢纽这个地块，是在政府的改扩建消息出来以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获得的土地增值价值也不应该由群众取得。



你是不是觉得闵行区很可恶呢？你是不是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官员位置还那么稳呢？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太嫩了，因为他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得力干将。这就好比你是公司的部门经理，你要买一个市场价是1000的打印机，于是你给了你的一个员工1000元整，结果你的员工花了300块钱就把这个打印机给强行买来了，还给你开了一张1000的发票，又给了你400，他自己拿走300。不光如此，你还不用负责这个员工的伙食，因为他饿了可以自己钓鱼吃。这个员工唯一的问题是开车赶路的时候压死的几条狗，导致你的办公室外面经常有一堆狗对着你吼，你说，你会不会开除这个员工呢？当然不会。你只会想，这些狗真麻烦。

是的，那些倒霉蛋就是那几只狗，而我们就是那一堆狗。

张雁

做为一个骑电动车的人,不得不说:韩寒,你鸭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