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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toyilin

最近，围绕著名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首部著作《诙词典》一书的出版，媒体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但无论记者怎样“抢”、“逼”、“围”，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周立波的清口文化公司都三缄其口，一律回答“无可奉告”。正面强攻不成，记者只能迂回侧击。就在《诙词典》正式面市的前夜，经过对成书环节的多方打探，记者终于获得了周立波妙解“上海闲话”词典的一些真实细节。

妙解——以上海菜名架构整书体系

该书负责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邵敏的手机这两天一直处于“常响”状态，因为打电话“八卦”《诙词典》细节的人不计其数。据他爆料，《诙词典》以上海词语作为切入点，分别以上海菜名架构整书体系，佐以“正说”、“诙解”和“闲话”，“营养丰富、风味独特”。

第一部分叫“红烧甩水”，收录的词条都以常用且传神的“词尾”延伸开来，活词活用。如揩脱、爆脱、点脱、戆脱、闷脱、关脱、瘪脱、酥脱、疲脱、茄脱……花头、噱头、滑头、派头、浪头、冲头……翎子、模子、巴子等，首当其冲的就是在《笑侃三十年》中引发大笑点的“做脱(拿伊做脱)”。

第二部分叫“八宝辣酱”，八宝辣酱的受欢迎不在于其辣，而在于其中的“八宝”。正如该辑收录的词条，均以数字为关键词(如：瞎三话四、一天世界、十三点)，清清爽爽，绝对不会“搞七廿三”。

第三部分叫“走油蹄膀”，收录的词条均为沪语中传神的动词(如：触霉头、扎台型、伽山湖、牵头皮、牵丝攀藤等)，堪称“走油”，动作可以到位，但过大、过多就容易“吃家生”了。

第四部分叫“腌笃鲜”，收录的词条均为上海话中形容某种腔调的词语(如死样怪气、小家败气、野豁豁、人来疯、鲜格格)，正如同“笃悠悠”地喝上一碗腌笃鲜，鲜得眉毛也要脱落了——每一个词条都令人回味无穷。

最有意思的第五部分名为“芝士火锅”，收录了不少南腔北调的“洋泾浜”混搭语，有新有旧(如门槛精、促狭、粢饭糕等)。还没听说过吗？那你可就是“奥特曼”(outman)了——落伍的人。据悉，当时想出“芝士火锅”就在于芝士和火锅分别是中西菜式的代表之作，而且只有上海有吃“芝士火锅”的发明，很能代表这座城市的性格。
据了解，周氏妙解，妙就妙在除了“闲话正解”外，还给“上海闲话”“大约摸”(DaYueMo)注了音。为了让更多的北方人能看懂这本书，周立波想到了采用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相结合的方式，因为上海话很多入声字，很难注音，只能两厢结合。另外，所有的“上海闲话”都用标准普通话作了注释。

爆料——“洋泾浜”只为读者领会精神

一本非典型性词典如何才能做到既有知识又风趣好读呢？尽管周立波本人写该书是为了打捞海派方言文化，但余秋雨却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质疑”说：“上海方言，有很大一部分不容易见诸文字，尤其是其中一些成语和片语，一旦翻译成普通话便色彩全无。”不过，看完了周立波的大作，余秋雨终于释然了，他爆料说：“这些看起来很不符合‘标准国家规范’的语言方式，却是这座城市百余年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粘合剂。”

让城市发展阶段中的“粘合剂”发挥更多作用，成为不同地区读者之间的“粘合剂”，出版方在策划该书时就坚持了一个原则：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点到为止。选词的标准在于好玩，而不在于学术研究。

出版方称：一些用汉语拼音拼注的读音，读起来确实有点“洋泾浜”，但他们认为读者是能够领会精神的，关键要看周立波的点评和为词条创作的故事。全书100多个词条，每个词条分别有“正说”、“谐解”、“闲话”三个部分，同时还有“大约摸”的注音，其中最有看点的就是具有周氏语言风格的“诙解”。
如记者看到近来被反复报道的“发嗲”一词，媒体引用多是片段，其完整的“诙解”其实是这样的：“以妇女的身份，演绎着少女的情怀，以更年期的年龄，挥洒着青春期的风采。一般来说，小女人会发嗲，老女人更会发嗲，名老女人发起嗲来嗲上加嗲。”虽然有些刻薄，倒也透出一些洞见和概括的智慧。又如“寿头”一词，周立波的“诙解”是这样的：“始终认为中国足球队能够打进世界杯八强。”或者“以一种非常虔诚的姿态，试图将煤球洗干净。“瞎三话四”的“诙解”则是：“将明明是三的数字硬说成四。好比有人说，昨天亲眼看到嫦娥和吴刚在婚外恋，还是小白兔望的风。”读来还是充满趣味。

写真——最新写真搞怪和漫画珠联璧合

记者还看到，书中收录了周立波的最新写真，这些照片不仅是首次亮相，而且清晰度令人惊讶：“头势”极其清楚，表情夸张各异。尤其有趣的是，一贯调侃别人的周立波这次被他自己的卡通小人调侃得不轻。如那张醉酒后“头势”歪了的照片和漫画，几乎就是一幅绝妙的“不要酒后驾车”的公益广告。
记者先期还了解到，周立波《诙词典》上周末两天在上海书城独家提前发售，记者从书城方面了解到第一次进货1000本，两天后追加了2500本，为近期之首。而上海机场书店破天荒进了100本，两天即告卖空，再紧急添货250本。周立波之“火”，由此可见一斑。据悉，在今天举行的“《诙词典》首发式”上，周立波将在现场和特别嘉宾钱文忠展开精彩的脱口秀对侃。

方静

很喜欢周立波。
让石头两年内喜欢上周立波是我的一个目标。

秋爸爸

为什么要让石头喜欢周立波呢？若没在上海生活过，那会比较勉强的。不如学段儿山东快书呢。方老师家里都是南方人，不知道石头的平时的方言受哪里的影响大。方言在幽默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章节。

方静

石头对上海话有一定的理解力。
我不喜欢山东快书，石头也不喜欢。

thankstoyilin

喜新厌旧乃人之常情，但人情还有更深邃的一面，便是恋故怀旧。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终有一天会发现，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乃是那种历尽沧桑始终不渝的伴侣之情。在持久和谐的婚姻生活中，两个人的生命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一般地生长在—起了。共同拥有的无数细小珍贵的回忆犹如一份无价之宝，一份仅仅属于他们两人无法转让他人也无法传之子孙的奇特财产。说到底，你和谁共有这一份财产，你也就和谁共有了今生今世的命运。与之相比，最浪漫的风流韵事也只成了过眼烟云。

人的心是世上最矛盾的东西，它有时很野，想到处飞，但它最平凡最深邃的需要却是一个憩息地，那就是另一颗心。倘若你终于找到了这另一颗心，当知珍惜，切勿伤害它。历尽人间沧桑，遍阅各色理论，我发现自己到头来信奉的仍是古典的爱情范式：真正的爱情必是忠贞专一的。惦着一个人并且被这个人惦着，心便有了着落，这样活着多么踏实。与这种相依为命的伴侣之情相比，一切风流韵事都显得何其虚飘。

大千世界里，许多浪漫之情产生了，又消失了。可是，其中有一些幸运地活了下来，成熟了，变成了无比踏实的亲情。好的婚姻使爱情走向成熟，而成熟的爱情是更有分量的。当我们把一个异性唤做恋人时，是我们的激情在呼唤。当我们把一个异性唤做亲人时，却是我们的全部人生经历在呼唤。

爱情不风流，它是两性之间最严肃的一件事。风流韵事频繁之处，往往没有爱情。爱情也未必浪漫，浪漫只是爱情的早期形态。在浪漫结束之后，一个爱情是随之结束，还是推进为亲密持久的伴侣之情，最能见出这个爱情的质量的高低。

人们举着条件去找爱，但爱并不存在于各种条件的哪怕最完美的组合之中。爱不是对象，爱是关系，是你在对象身上付出的时间和心血。你培育的园林没有皇家花园美，但你爱的是你的园林而不是皇家花园。你相濡以沫的女人没有女明星美，但你爱的是你的女人而不是女明星。也许你愿意用你的园林换皇家花园，用你的女人换女明星，但那时候支配你的不是爱，而是欲望。

我尝自问：大千世界，有许多可爱的女人，生活有无数种可能性，你坚守着与某一个女人组成的这个小小的家，究竟有什么理由？我给自己一条条列举出来，觉得都不成其为充足理由。我终于明白了：恋家不需要理由。只要你在这个家里感到自由自在，没有压抑感和强迫感，摩擦和烦恼当然免不了，但都能够自然地化解，那么，这就证明你的生活状态是基本对头的，你是适合于过有家的生活的。

夫妇之间，亲子之间，情太深了，怕的不是死，而是永不再聚的失散，以至于真希望有来世或者天国。佛教说诸法因缘生，教导我们看破无常，不要执著。可是，千世万世只能成就一次的佳缘，不管是遇合的，还是修来的，叫人怎么看得破。

每当看见老年夫妻互相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来，我就禁不住感动。他们的能力已经很微弱，不足以给别人以帮助。他们的魅力也已经很微弱，不足以吸引别人帮助他们。于是，他们就用衰老的手臂互相搀扶着，彼此提供一点儿尽管太少但极其需要的帮助。

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老年人结伴走向死亡，才真正是相依为命。

thankstoyilin

（T：英若诚的老爸英千里，剑桥大学留学的，貌似和钱钟书算是彼时中国人中英文水准最高的）

英若诚的这本传记是他病重住院期间口述给美国人康开丽的，先有英文版，再有中文版。

翻译文体的味道很重，不过不影响阅读。

看这本书，感觉不象是看中国人的经历。英若诚生长在名门，从小看到的听到的都和我们熟悉的无产阶级苦孩子视角不同，对我们熟知的时代和历史事件的感受也与众不同。

叙述的顺序很有意思。

上部讲文革中蹲监狱，很多很多细节，象放电影一样在纸面上滑过。监狱中的英若诚是个狡猾的家伙，他太聪明了，跟各行各业的犯人学各种技能，又用这些技能让自己和别人少吃了不少苦。英若诚在《末代皇帝》里扮演管教干部，他对浦仪说：“撒尿要顺着桶的边儿撒！”语气非常严肃，让你觉得撒尿是件大事。英若诚对监狱生活的回忆，让我想起这段戏。

中部回忆家族历史。英家用两代人就从穷人变成显贵，要是拍成电视剧，怎么也堪比《大宅门》和《乔家大院》吧，当然前提是别让英达来导，这家人拍成喜剧就浪费了。

下部讲到艺术和政治生涯，对小家庭的介绍最多，也是整本书尽显幽默与见识后，流露真情最多的部分。

一个幽默的人光逗乐别人不算本事，一个有见识的人光让别人开眼界也不算本事。

英若诚让你看到他最真实的感情。

他描述1948年第一次见到妻子吴世良，毫不掩饰对她相貌和学识的赞美。他给妻子最深的印象是幽默感，“我对她说：‘我会让你笑一辈子。’我确实做到了。”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已经在前面的章节读到，文革中他们在同一天被抓进监狱，三年之后又前后脚被放出来。你知道他这话不是瞎说的。

1987年吴世良去世，“我有时会突然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想：‘天哪，她走了！我可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事都能让我想起她，诗歌或许是对我们共同生活中某个阶段的提示。我不可能把她就此埋藏在心底，绝对做不到。她去世后我每天都想到她。”

我想着每天都想起吴世良的英若诚是什么样子。

这里有个注解，英达和姐姐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回忆父母，英小乐说父亲在生病的最后几年常常叫吴世良的名字并和她交谈。英达说：“他有时候跟周围的人说话都当他们是我母亲。那是他一生都有的习惯，生活中遇到任何事，无论是否重要，是否有价值，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告诉我母亲。尽管表面上他们结婚三十七年，实质上是五十四年，因为我父亲一直和我母亲维持着婚姻关系。”

不知为什么这本书让我感动的地方都和女性有关。英若诚在监狱里获得了一点点特权，他可以为其他犯人买东西，他最先为女犯人们买的是镜子，因为她们很久没有看到自己的模样了。

清潭

该片荣获2009年四川电视节国际最佳长纪录片“金熊猫”大奖。

《小人国》电影摄制组



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ayideblog





      2006年的夏天，从美国回来的导演张同道坐在巴学园后院孩子们的秋千上，大李老师正在给他解释眼前孩子的行为。在两棵绿盈盈的树下，吊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布吊床，毛毛舒服地躺在上面慢慢地晃悠着，她的眼睛空洞地看着树冠处的蓝天，似乎精神已经离开了身体，在那享受着那份舒适。

      这时，3岁多的大乐乐走过来，出神地看了一会儿毛毛，然后爬进旁边的小木屋里拿了一个布娃娃。他平常是不玩布娃娃的，这时他抱着布娃娃，先让自己注视着布娃娃，让自己觉得这个布娃娃是很珍惜的，然后开始整理布娃娃的帽子和衣服。



      这时，大李老师对张同道导演说：“你看孩子的真诚跟成人真诚不一样，他要真诚到自己认为这个布娃娃是非常珍惜的，要先让自己爱上这个布娃娃，然后才会送给毛毛，他要用这个布娃娃作为礼物，先付出给毛毛，换来她的友谊。”

      大李老师话音刚落，大乐乐真的走到吊床边，兴冲冲地把布娃娃递给了毛毛，毛毛一把抓过来，看都没看，放在了自己身边……

      这是一个所有人看了都要发出感慨和笑声的故事。听了大李老师这段像宋世雄解说足球一样的现场解说，张同道导演站起来说：“李跃儿，我们来把孩子这些鲜为人知的发展故事记录下来，这对人类来说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之后，有一伙人真的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经历了无数个困难，无数个日日夜夜，为了把孩子们拍得高大和令人尊敬，摄影师刘德东老师天天弯着腰将摄影机放在最低的位置拍摄，以至于这部影片拍完之后，无论到哪里拍摄他都习惯于将自己的腰深深地弯下去。很久才改过来这个毛病。

      拍摄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耐心和毅力的过程，编辑更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耐心和毅力的过程，因为这部影片的素材就有180个小时，而影片只有82分钟，这就是说，编辑就等于大海捞针。编辑完了这部影片，所有参与编辑的人，都能背出来片子里每一个孩子说的每一句话，并且惟妙惟俏地模仿出他们说话的特征。

      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影片编辑完成后，进一步的制作所需要的经费，在走向院线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张同道导演为此所付出的那份艰辛，那是无人知晓。

      现在这部影片终于成功地要在全国放映了，这是中国第一部走进电影院的纪录片，而且放映之前就已经获得四川电视节国际最佳长纪录片“金熊猫”大奖。中国一年生产电影400多部，能够进入电影院的不过30多部，这是《小人国》的幸运，也是中国所有父母的幸运，因为《小人国》是上帝送给中国孩子的礼物。

      现在电影院大片如云，《小人国》能幸运地走进电影院，但是如果前两天票房不佳（11月20日、21日），可能会随时被大片淘汰，赶出电影院。只要前两天票房好，就可继续延伸时间。

      市场是不讲情面的，即使这部电影对中国的家长和孩子帮助很大。

      《小人国》是小众电影，知道它的人们到现在数量还非常少。

      《小人国》不怕有人看，就怕人们不知道。

      《小人国》花三年制作出来，千万不能让市场两天就打败了！

      让《小人国》能在电影院里站得住脚，主要靠观众们的帮助，《小人国》剧组什么都没有，如果有100万资金，情况可能就会大不相同。纪录片是一个几乎从来不赚钱的行业，这个行业的资金从来都是捉襟见肘的。

      《小人国》刷新了中国银幕上的儿童形象，可是，它能否通过银幕走进全家万户，取决于您参与的速度：组织抢票队，占领电影院，让美好童心在人间流传。

      所以呼吁大家帮助我们，组织“《小人国》敢死队”！保卫《小人国》！保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到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小人国》保住了，就能让许多爸爸妈妈看到，许多爸爸妈妈看到，就会让许多孩子受益……恳请大家为此贡献一份力量吧！

      11月20日，让您和《小人国》一起展开与市场的生死时速赛跑吧！


注：文中的大李即李跃儿老师，巴学园是她在北京开办的幼儿园。

秋爸爸

那边最畅销的14本书怎么给锁住了？
很好的帖子，干嘛要停呢。啥困难？OBAMU一下就好了。像我，烦心事闹得深更半夜来，竟然进不去，只好深呼吸，OBAMU一顶。
学了好多英文，就是没音标，不知道该怎么念。
想起傍晚还在奇怪，怎么突然间过街地道里多了好些子弟兵岗，穿堂寒风呀，进地铁听人说，才知道。噢-宝马要来了！这有关吗？

燕原

转一篇看了有点糊涂的文章，我想作者也是仅仅提出一些疑问，没有什么答案吧。

过分友善是一种病态心理吗？   

作者：张佳玮 提交日期：2009-11-16 20:15:00   

　　善良是不是美德,美国心理学家莱斯·巴巴内尔有新理解：善良的人害怕敌意，用不拒绝来获得他人的认可。大部分友善的女性一辈子都会被痛苦、鼓励、空虚、罪恶感、羞耻感、愤怒和焦虑折磨。巴巴内尔给这种病态人格取名为‘取悦病’，改变的第一步是学会说‘我要’。"
　　
　　——以上，一朋友从《新世纪周刊》摘的。

大致来说，有些人会很友善。友善是好事，但他们会——过于友善。
　　生怕遭到拒绝，生怕自己得不到认可。于是这种人很敏感，很容易被人影响。于是有求必应，不懂拒绝，哪怕为难自己。自己从不主动去做任何越界或“可能”越界的事。
　　
　　（朋友引克尔凯郭尔传记：“一句玩笑都可以将他摧毁。”）

　　我当时想的：
　　
　　先强调一下，“过分友善”，是指那些比普通的友善更周到、更低调、更敏感于外部世界的评价、更胆怯、更不愿意表达自我观点、为他人牺牲自我的底线更低、滥好人到了超越义务的人。　　
　　
　　克尔凯郭尔的情况，让我想到卡夫卡。敏感，多思，忧虑，“任何障碍都可以将我克服。”
　　克尔凯郭尔是超虔诚的基督徒。他受到的宗教压力很大。卡夫卡则受到了父权方面的压力。
　　大体来说，这类“过于友善”的人，应该在精神上受到一个社会性的压力，而逐渐在自我与外界的选择判断上产生变化。
　　
　　也就是说，“我的价值”和“社会/他人/集体/外界的价值”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　　
　　
　　原罪论——于是自我价值是低下的；利他主义——于是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是更高的。这是社会上公认一般“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原罪论可能在东方文明里比较少）。又由于在物质世界生存，社会大合作的前提下，“利他”是获得更好物质条件的基本方式（无论劳作生产、商务买卖还是公共服务），于是精神和物质上，都很容易接受“我的自我判断是无价值的——只有满足了公共利益以利他为至上才能够有好的物质生活——获得他人承认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的观点。
　　　　
　　等把“自我价值”压到最低，把“他人价值/公共观点”抬到最高之后，就会因为不愿意悖逆任何公共观点，被迫无限制放低自我底线，于是这个人就显得没有底线、过于友善、被别人一句话就惶惶不安了。　　
　　　　
　　如果一个人干脆出世或者涉世甚深，他便可能对公共利益和许多默认的道德规范产生一些抵触和怀疑，所以也很少产生“过于友善的人”：
　　他们最容易接受周遭的思潮、感受公共观点的压力，接受“利他是好的”“自我价值低于公共价值”的观点，从而逐渐失去对自己的肯定，变得过分友善，或者被迫假装友善；他们不是没机会置疑自我价值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但他们没机会去理性思考“我的自我价值认定是否过低了”，因为这么做本身就违背了他们将公共利益高于自我价值的设定（有点作茧自缚）。他们既给自己设定了障碍，又不愿去触及，而且在过分友善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自我价值与公共利益重大冲突，于是就变得越来越低调，逐渐沉默。　　
　　
　　（也有一种后果很极端的例子。大多数过于友善的人，并非“认同公共价值”，而是“不愿意抵逆公共价值”。他们没有手段或没有勇气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会在口是心非之间保持一种类病态的沉默和低调，压抑过久，最后制造出一些破坏性的举动。
　　
　　无论历史还是现在，经常有“某某大坏人其实曾经很友善、很温和、很有艺术天分，后来就忽然变态了”之类的故事吧？“艺术天分”是否也是一种输出自我价值观的沉默看法呢？最后的大变态是否也出于这种效应呢？）

燕原

评《黄土地》 佐藤忠男   

     中国电影过去几乎没有引起过国际影坛的注目，《黄土地》一片是首让各国影评刮目相看的品。这部影片1985年在香港电影节上获奖，从此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

    《黄土地》开篇即用多重画面来表现黄土高原的壮丽。在梦幻般的风景中，一个男人从远处缓缓走来，这是一连串美丽而简单的构图和重叠的画面。画面中似乎除了黄色的山峦和蓝色的天空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好一派荒凉的景致摄影师把绝佳的构图和流畅的画面重叠起来，的确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影片描写了抗日战争中发生的一段故事。八路军文化工作队青年队员顾青，从延安来到陕北黄土高的一个贫困山村。他刚进村，正好遇到村民在举行结婚仪式，前来庆贺的人们都受到了热情款待。

    村里的人看上去都很穷，其中有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显得特别穷，无论面容是形态都是一副穷相，他带着献殷勤的态度四处周旋。突然，这个男人唱起歌来，那歌声美妙之极，简直可以用天籁之音来比。他唱的是地道的陕北民歌，这一瞬间，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从这个场景开，我彻底被这部影片的魅力所折服。

    顾青来到这里是为了采集民歌的。和我一样，他也被这个贫穷农民的美妙歌声吸引住了，我想顾青一定从心底里认为他们非同寻常。因此，顾青决定在那男人家中留宿，他一边帮助那家人干农活，一边听他们唱民歌。

    这个地区是个偏的山区，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很远，村里的人们对局势问题似乎漠不关心。他们诚恳地招待顾青，但是没有人向他打听抗日战争的形势，或是中央的政治动向等等，顾青也没有急于向他们宣传党的思想。少言寡语的顾青所做的，就是在与那个家庭共同生活时，非常和气地请求他们为自己唱那些优美的民歌。

    然而，这一家人很可能没到自己的民歌是那样有价值，因此对于他提出的请求，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然后随意地回答一声。尽管如此，有时他们好像心血来潮似地又突然唱起动听的民歌来。那是些种类不同的优秀民歌，说明这片荒凉的大地真是民歌的宝库。

    这部影片没有多少对话，往往是长时间的沉默。这种沉默显出被革命理论武装的人与偏僻山区的农民大众之间存在的难以逾越的隔阂。顾青虽然有许多话想对农民们说，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说，两者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差距。

    不过，他来这里并非徒劳，至少他把一个叫翠巧的少女从旧习俗中唤醒了来。翠巧的弟弟，一个名叫憨憨的少年，大概很快也会脱离旧的习俗。翠巧和憨憨对顾青怀有好感，他们从他那感到了新的希望。

    在这差距悬殊、甚至不知该说些什么的两者之间，一种相互间存在的敬意把他们结合在了一起。因为顾青来这个贫穷山村并不是为了教育他们，相反地，是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听到优美的民歌，农民们感觉到了他对自己的尊重。然而，他们之间显然缺乏交流的共同语言。虽然有交流的愿望，却无从谈起，只能用友好的表情来传达善意，同时却保持着沉默。沉默的时间越长，就越会产生交流的愿望，因此那是一种充满内涵的、扣人心弦的、张的沉默。有时，这种沉默似乎突然拉近了两者间的距离，一阵嘹亮的民歌顿时响起。这时唱起的民歌真是非常感人。

    影片的编导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致地描写从沉默到唱出民歌的那段时间上，观众能感觉它决定着这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在这片黄色的山野中，歌声响起不知多少次，每一瞬间都充满了电影化的创造与感动。

    当然，也不是没有对话。片头描写的结婚，是中国农村中落后的买卖婚姻，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就要出嫁，其实她们经常是被当作劳动力买去的。

    翠巧过不久也要出嫁了。顾青对翠巧和她的父亲说，在村子南面的安，这种旧式习俗已经消失，而是提倡由年轻人自己选择结婚的对象。他还告诉他们，那里的妇女也已经拿起武器，正与日本侵略军战斗。翠巧的父带着不相信的表情把这些话当成耳边风，但翠巧却像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她请求顾青回延安时带上自己。顾青认为那样做不合适，他约定下次来接翠巧，然后一个人离开了。后来翠巧嫁给了一个年龄与父亲相仿的男人。她从那个家中逃了出来，把老父亲托付给弟弟憨憨，希望他照顾好父亲，然后就单身一人划着小船过黄河，投奔延安而去。

    在延安，活跃的歌舞团欢送青年们奔赴抗日前线。当顾青再次从延安来到那个偏僻的山村时，村里的农民正在举行求雨仪式。憨憨在人群中看到顾青，一边向他招手，一边朝他跑来，但被人群挡住，怎么也无法靠近，影片到此结束。

    差距就是如此悬殊，实在不容易缩小，两者实在相隔得太远了。但是，人们的心却紧紧相连。影片没有用语言来表达那种着急的感受，而是采用足以让人能够体会的画面，在像和构思中寻找途径，这一切都表明张艺谋的摄影技术是极其出色的。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这部影片的特点是对话很少，尽可能细致地用丰富的影像和歌曲来替代它。虽然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我认为编导者不使用很多对话的直接理由，或许是因为影片的题材是反映群生活在偏僻山村中的农，他们本来就沉默寡言。

    影片的导演陈凯歌、摄影张艺谋等人，当时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表明他们在中学或高中时代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文革时代，人们的思想空洞虚泛，全国上下充斥着似是而非的豪言壮语。这些年轻在思想最活跃的阶段遇到了文革，我想这使得他们后来对说教产生了特别的警惕。

    他们深深懂得，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唱高调，那么就会失去真实，因此就尽量免豪言壮语。更重要的，他们试图通过影片人物沉默寡言和含蓄流露内心世界的神态，来表现双方追求精神交流的意愿。

    陈凯歌曾经当过红卫兵，第五代导演中的其他人也大多如此他们有过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历。陈凯歌去插队的地方，是与西北黄土地截然不同的、位于南方的云南林区。陈凯歌与那些动辄满怀感伤地叹息插队生活的人们不同，他认为在年轻且感觉最敏锐的时期就了解了农村、理解了生长在广大农村的真正民众，是一种无比宝贵的经历。陈凯歌后来出了自己的少年回忆录《少年凯歌》，他在书中写道，在文革中，他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生，也参加了红卫兵，当时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连自己都难以信的暴力行为。书中还提及插队时被派去砍伐云南亚热带森林，将之改建成橡胶园的劳动经历。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已经出版了许多亲历记录，人们从种种悲惨的事件中充分地了解了那场动乱。在这些已出版的传记中，陈凯歌的这本回忆录之所以让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原因是它不只是回顾经历，而是一本决心用目前的创作跨越过去的人写的书。陈凯歌在最后一章中，一面缅怀在插队中去世的友人，一面这样写着：

    文革结束后，每次读到充满怨恨的“知青文学”，就感到作者是个满腹牢骚的人，他想把人再次打入地狱。对中国民众来说，辛酸艰苦的生活太平常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感觉到动摇我心的不是艰苦的生活，而是某种强力。

    陈凯歌曾是大城市中优秀的中学生，当他踊跃响应插队号召来到农村后，在艰苦的劳动中发现了那就是普通大的实际生活状况。他珍惜那段经历，改变了以往作为社会主义教育工具的教条化的电影叙述方式，创作了真实表现民众现实生活的全新的中国电影。

    在红卫兵运动中，陈凯歌有一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手推了父亲一把，父亲曾是国民党员，著名的电影导演。以此为开端，在许多愚蠢的集会上，他又对那些已被打倒的人施行了暴力，他自问为什么竟然会干出那样的事情，结论是害怕自己被群体淘汰。他在书中对那种害怕进行了反省和自问，检讨和重新评价了当年发生的事件，那部分内容非常生动，其中有刘少奇正在发表真知灼见的演说时，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会场，独占了青年们的欢呼声后又离去，等等，作者亲眼睹的采用各种手段煽动群众的故事，也是意味深长的。

    对于亲历红卫兵运动，并认识到被群体淘汰的恐怖是万恶之源的作者来说，电影导演的职业是非常严峻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电影被国家和大众群体孤立的话显然是无法顺利拍摄的，尤其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binfeng2000

我还记得当时在中山公园的长宁区工人文化宫看《黄土地》，电影散场时，周围一片骂声，都说这电影拍得怎么让人一点看不懂啊，后来不久这电影就成了大众时髦了。经历那一段历史，亲身体验到历史翻天覆地前的震颤，真是难忘。

binfeng2000

看了大杨杨写袁伟民的一段故事，真叫人知道了什么叫“知人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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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杨扬博客

袁局书中寻记忆，一个值得骄傲的团队！(2009-11-17 10:22:36)标签：杂谈

   
     2002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是我运动生涯里最辉煌的时刻，但在这辉煌的前面却是黑暗。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很多细节也慢慢的忘却。前段时间听小阳说袁局的书里提到了我们的那段经历，并发给我看。书中提到的那段记忆勾起了我原本已逝去的回忆，不免心潮澎湃。

  

    背景：那届奥运会的第一项是我的强项，连续5年都没输过的1500米，我仅拿到了第四名，当时的感觉好像掉进了地狱，不敢见人，躲在房间里，又不愿去总结，想逃避... 总之，一时间无法找回自己。第二项500米前（我拿金牌前），袁局把我们四个叫到一起“谈心”。



袁局的书中提到：



就在在失利的大杨扬不好意思说，聪明的春露不愿意说的时候，孙丹丹和小杨阳率先说话了。

　　孙丹丹：“无形中，大杨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平时的环境给她造成的压力很大，总认为这是我们冲金牌的第一项，很关键”。

　　小杨阳：“赛前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平时训练的水平这么高，韩国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队老队员不可能再提高水平了，可我们确实练出了这水平，但到了比赛场上自己还是不够自信。比赛没开始前我脉搏一分钟跳了108下，可是大杨扬只有84下，大杨扬说前几天感到紧张，开始比赛却没感觉了，连紧张都没有了。前两轮没比好，决赛时我还是有信心的，但是感到战术很被动，韩国这样我们这样，韩国那样我们那样，没有以我为主，按我们的实力，即使昨天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也有得一拼，可是结果连拼都没拼上。我求胜心太切，有点儿急。大杨扬感觉这么多年都没输过，胜利应该属于自己，平时大杨扬的成绩把我的带上来了，我昨天最后也放开了，我还行，下面的比赛可以放得更开，大杨扬背了包袱我也急，她总是想不辜负这不辜负那，你要想不辜负你自己就行？?”(说着，掉眼泪哭起来)

　　两个运动员的表达各有其特点：孙丹丹年龄稍小，所以认识问题还比较简单；已经参加过两届冬奥会的小杨阳，和大杨扬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说得有细节有概括，更有理有情，那句话说得好：“总是想不辜负这不辜负那，你要想不辜负你自己就行？?”——她知道，少年丧父的大杨扬对自己要求高，好强、较劲、责任感很强，这是她的心理症结之一。

    小杨阳的眼泪勾出了大杨扬的眼泪，她想起了几天前那场不堪回首的比赛，甚至还想到了四年前长野发生的事情。

　　大杨扬(眼泪含在眼睛里)：“昨天比赛我没放开，现在一步一步往回想，从预赛到决赛都没有放开，比赛做准备活动时，我自己都奇怪怎么心不跳，怎么没有感觉，要决赛了还感到好像不在比赛场上。与四年前长野奥运会时犯的是一样的毛病，那次是500米，因为那是我的弱项，没比好，大家原谅了我，那次我心里也乱，紧张、空白。”“这次比赛前训练太好了，太自信了！每次世锦赛前都没把握，位置摆得比较低，上场时拼命与对方拼，四年前奥运会也是如此.

    春露说：“大杨扬是全队的核心！比赛之前大家说第一块1500米拿下来，下面块块可以拿下来！大杨扬也具备了这个实力，这几年就没输过，外界内部都认为这块牌子应该拿下来，拿不下来就感到对不起谁谁谁，对不起大家，这么想不比赛脉搏都会跳得快。昨天第一项没拿下来，可能坏事变好事，下面还有机会，我相信杨扬能从中解脱出来，只要解脱出来，她还是世界第一！”

   

    袁伟民：“现在我交给你们三个人一个任务，让你们做大杨扬的思想工作，帮助她解脱，你们每人送她两句话，不要害怕，杨扬不会报复！”(逗乐了杨扬和大家)

　　王春露：“我们全队、全国人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你还是最好的！”

　　大杨扬(笑，边擦眼泪边笑)：“我刚放下架子，又给我架上了！”

　　小杨阳：“大杨扬你现在还不如我呢，我奥运会还拿过三次银牌呢，关键你要摆正位置去冲！”

　　袁伟民：“面子不能太重啊！这也不能丢，那也不能丢，这个比赛怎么比啊！”

　　王春露：“私心杂念太多，再不丢掉，我们也会超过你了！”

　　孙丹丹：“别再有私心杂念，别的东西什么也别想了！”

    小杨阳：“昨天预赛时，我就感觉她紧张，我很着急，半决赛时我就想对她说，可是又认为她自己能调节过来。平时比赛都是大杨扬鼓励我，叫我别紧张，昨天我想鼓励她，可我喊她她不搭理我，我想她能挺过来！”

　　袁伟民：“你们把杨扬当成神了！关公还走麦城呢！这次失利只能说是丢了一次冲击金牌的机会，你们女队下面还有两次机会呢！人要面子，不能不要面子，这是好的表现。但你不能太要面子，任何时候都考虑面子，那就会带来问题，你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不利的位置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出一点点差错，人人都认为大杨扬该拿，大杨扬自己也认为就该属于我的，一出差错，就完了，连人也不好做了，这样太累了。犯点儿错误没问题，关键是找出原因，尽快解决。”

大杨扬：“有一点我现在还搞不明白，我昨天比赛时为什么一点儿紧张感都没有，找不到感觉！比赛前就没有了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袁伟民：“你天天在想这块金牌该拿，13亿人压在身上，朋友、队友压在身上，不能让大家失望，不会让大家失望，怕丢，怕意外，想入非非，紧张过头了！有的人上台讲话，一紧张，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奥运会与世界锦标赛不一样，谁都知道奥运金牌的分量！”

　　大杨扬：“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想得太多了！...”



　　袁伟民是用通过让队友“发言”的方式，增强队伍的团队精神，增加她们的凝聚力，而大杨扬的队友们——她们在国家队已经整整生活了七年了，她们作过精确的统计，七年间她们只有32天没在一起——也在这个时候完全进入了袁伟民希望她们进入、判断她们能够进入，并且实际上在诱导她们进入的“角色”。

燕原

袁局的书指的是《袁伟民与体坛风云》？

只见报上炒大事，没想到还有这么有趣的细节。

张雁

那些大事，实在是说不清提不起的烂事。

thankstoyilin

那点大事，后续何先生召集过记者有过一个仔细的答复，我看了也言之凿凿。就那点事情而言，搁到场面上都说不响，IOC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面上的规则和潜规则，就是这么回事儿，正说反说都有道理，就看屁股坐在哪个立场上。

抛开具体事情不谈，我自己有两个结论：（1）袁头这样级别的人在书里写这个，肯定是局里头默许的；（2）这点旧事提起来，结合此前局里某党委书记在“中国体育报”上的文章，是不满于公众对何先生在申奥中的作用估价过高，想表达的是“不是单个人的作用能办成的，整个局里合纵连横，运筹帷幄，这才是功劳”，心里不爽的是这一点。

说实话，媒体报道本身就有不可控的放大作用。媒体要采访何先生，他深情表白也好、激动流泪也好，都应该是真情流露。公众由此形成了什么判断，不是人为控制得了的。

燕原

没啥别的意思，觉得化学书那段太经典了，真情流露啊。。。。

转：（和菜头）你会为技术流泪么？

技术本身蕴含着美，思路的明快，设计的巧妙，都会让人感觉到智性之美。但是，大概没有什么人会看着空调而感动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换组合音响都不成。唯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也许是专门的技术人员，有可能通过产品了解到设计者当初的用心，于是在遥远的地方，在很多年之后，突然心有所感，流下泪来。不过，那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我想说的是邹越的演讲，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不下五起人向我推荐这位“中国时代之声演讲团荣誉团长、首席演讲家”的演讲视频，内容是他做的校园巡回演讲《让生命充满爱》。最后一次，我径直了当地回复了E-mail说：对不起，我很反感这样的表演，所以我不会做任何推荐。

推荐的人都一致表示说，他们看了视频之后觉得很感动。视频节目我也看过，但是我的观感大不相同，厌恶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并不反对让生命充满爱，但是把《读者》式的故事和《知音》式的段子拿出来大声地朗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念也就罢了，居然还要配上令人牙酸的背景音乐，我简直弄不明白他在做什么？最起码，我觉得他没有弄清楚演讲和朗诵之间的区别。很多年前，央视喜欢请播音员出来朗诵唐诗。小分头，中山装，抑扬顿挫，摇头晃脑，也弄点古琴曲目作为背景音乐。在我看来，邹越的演讲和这种朗诵没有什么区别。

把一堆家长和学生弄到大操场来，听丫朗诵伤心小段，陪着音乐捅人肺管子，现场哭得人仰马翻。我当是在讨论集体剖腹还是什么，结果听下来，反反复复输出一句话就是：父母是最爱你们的，你们对得起父母么？为了说明这一点，讲了无数个煽情的小故事，都是父母怎么怎么为孩子牺牲，孩子怎么怎么不理解父母。请问：这种东西有什么值得推荐的？

它就是一系列技术控制的结果，需要一点悲惨的音乐，需要几个伤人的故事，再来一点念悼文的语调，最好天气阴风惨惨，率先把比较脆弱的几个妈或者几个女儿给弄哭了，于是癔症就会在人群中迅速蔓延。最后，看到大家都哭得那么欢，自己不哭似乎都有点不好意思。集体发疯完毕，中国人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转念一想：操，主题是讲爱，讲真情的。于是就挺起胸膛来，觉得自己在灵魂上经历了一次洗礼。

Stop！在这里暂停一下，人还是这些人，不过换一下主题：忆苦思甜大会。一位工农兵模样的人，站在台上，涕泪交流地控诉地主当年怎样活活打死了他的爷爷，生生霸占了他的奶奶，台下也是泪水长流。比较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么？

对于人群进行情绪上的控制，这就是一项技术活。今天讲世界充满爱，明天讲野生动物保护，都可以用相同的操控手段让人群发生情绪波动。但是，这和明了一个道理，解决一个生活中的真实困境，难道有一毛钱的关系？如果有必要，我甚至可以拿着一本初中《化学》课本，把所有的人都讲哭了：“想一想吧，甲烷，它。。。它。。。它有四个氢原子，四个啊！碳氢键角，有。。。有。。。109度28分。一想到这个角度我心里就难过，对不起，我实在说不下去了。。。。。。”

我们知道，让愤怒控制理性，让忧愁压倒平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你应该是你情绪的主人，而不是别人麦克风的奴隶。如果你觉得缺乏温暖，那么请去桑拿。如果你觉得缺少感动，那么请口服芥末。说看了那么段破朗诵而感动，不如先抱着你家的空调放声大哭一场。至少它除了让人宣泄一下情感之外，还可以让你觉得冬暖夏凉，多少有点用处。

binfeng2000

讲到化学书，我的一个物理系的女同学发来一个信，看看人家对物理的激情，都快更女了，还有这个激情，我还在挣扎要不要去下载呢，正好电脑也坏了喇叭了。可能得推荐给石头看看：

With great pleasure, I invite you (and especially your children) to watch this video series of Prof. Feynman explaining to you the Physics around us. Here, Physics lecture is turned into story telling. Understanding our environment is separated from the ability to do complicated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Mystery becomes Fun. To me, Physics has enhanced my love of life tremendously.



http://research.microsoft.com/apps/tools/tuva/

张雁

和菜头也太逗 了吧？那么刻薄啊。
其实这种技术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代表是李燕杰老师和曲啸老师的演讲。曲老师贵不易妻的高风亮节让无数女士深受感动。
然后是蛇口风波。
现在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吧。
80年代真是演讲家的黄金时代。
前两天看到一个我校同学的演讲稿，那真是……不带说一句人话的。
历史真是吊诡的可怕。

thankstoyilin

演讲本质上就是和逻辑过不去：用个案说事儿、以偏概全、不由分说、无理诘问...，仿佛有理就在声高。就好比用光鲜的词藻做糊糊，把弱不禁风的一个竹楼子给糊起来了事。比如奥巴马就职演说的结尾，屡次被掌声打断的一段话是：

It just goes to show you how one voice can change a room.  (Applause.)  And if it can change a room, it can change a city.  (Applause.)  And if it can change a city, it can change a state.  (Applause.)  And if it can change a state, it can change a nation.  (Applause.)  And if it can change a nation, it can change the world.  (Applause.)  Your voice can change the world.

呵呵，这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太蛊惑人心了。谁都知道，Actually, my voice can change nothing.

binfeng2000

【转】余秋雨与《胡适传》
陈明远 http://blog.sina.com.cn/chenmingyuanblog  2009-11-20 13:19:10
【转】余秋雨与《胡适传》
此篇大作是余秋雨先生发表在1974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一篇论文，且不论余秋雨先生对文革问题如何的反思自省，因为那只是一个关乎他个人品格的事情。从更广阔的人性的视角来考量，我们不禁对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主导一切的疯狂年代倍感恐惧，我恰是74年出生的，没有亲历当时的浩劫。然而以我所受的并不完全的关于人的教育（大多为自学，学校里教的一般是政治导向的东西），尤自不寒而栗，如果将文革历史全盘的端出，呈现在国人面前的话，我想多数人脆弱的神经必将为之震断！历史毕竟是历史，也许适当的阵痛是必要的，也是我们应该正视的。晚近阶级概念引进中国，并继而在建国之后逐步走向了价值判断终极标准的高度之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便开始了皇权专制到集体专制甚至是集体疯狂的年代，造成了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这种悲剧的影响，不仅深深的影响了当时的人们，多少年后的今天，在各个领域都残留了他的影子！希望大家读完余秋雨的大作之后，能够反躬自省，思索我们人类共同的未来！
　　 此处转发的是该文的第一章，蒙两位小友不辞劳苦，做了一下重新录入的工作，才使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文章转发于此。不胜感谢！
　　胡 适 传
　　         --五 四 前 后—
　　余 秋 雨 著
　　第 一 章
　　一九○○年，日、俄、美、英、法、奥、意、德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侵入中国，和清朝反动政府合力镇压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了一场野蛮的抢劫和血腥的屠杀以后，还要索取四亿五千万两银子作为“战争赔偿”（即“庚子赔款”）。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敲诈并没有吓退英勇的中国人民。反帝的烈火反而越烧越旺。这使这批强盗感到十分头疼。一九0六年，一个在中国活动了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一批忠心为他们侵略事业服务的“人材”，借以“控制中国的发展”，“支配中国的领袖”。
　　用枪炮抢来的钱，来换取用枪炮得不到的东西。这个阴险狡猾的文化侵略计划，很快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一九0九年正式实行。
　　挑 灯 看 榜
　　一九一○年七月，第二期“庚款”留美学生的考试录取名单在北京史家胡同发榜了。
　　榜前人来人往，喧闹了一天。到傍晚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人声才渐渐沉寂下来。这时，突然有一辆人力车飞快地跑来，停在发榜处。车上跳下来一个二十上下的青年，他左右一望，见没人，就摘下人力车上的车灯，紧张的走到榜前，从榜尾看上去。当看到“胡适”两个字的时候，才深深的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跨上人力车回去了。
　　这个人本来的名字叫胡洪骍（xing），胡适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这次考试才改的。
　　原来，胡适出身于安徽绩溪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在家乡受了九年封建教育以后，一九○四年到上海。先是读书，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这期间，他开始接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从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业者的著作中发见了一个“真理”：“中国民族不如西洋民族”。于是，他对当时能接触到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十分钦慕，举止言动，都着意摹仿。后来，竟跟着学校里的一个德国教师，“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一九一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喝醉了酒打架，被抓去关到了巡捕房里。
　　挨了一顿训，罚了五元钱，才从巡捕房里放出来。他一面吃药养伤，一面对着镜子看自己脸上的伤痕，心里颇有点懊悔。突然，他想起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据说就此产生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决定要有所作为了。经过一番考虑，以为最理想的一条道路是去留美。他因此关起门来，读了一个多月的《十三经注疏》，作为投考准备。
　　然而，苦恼又来了，要是考不取，那不是要给朋友和学生门笑话吗？既要投机，又怕丢面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改个名字去投考为妥。做商人的二哥根据资产阶级庸俗社会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要他改名为“胡适”，他满意地接受了。他把这次考试当作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一次赌博，因此从头到尾都是战战兢兢的，连在白天来看榜的勇气都没有。没想到他在国文试卷中津津乐道的“孔子说”、“孟子曰”大受阅卷者的赏识，批了一百分。虽然其他科目成绩都并不好，也总算在七十个名额中挨到了第五十五名，被录取了。
　　就这样，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
　　来到“黄金世界”
　　一九一○年八月十六日，胡适从上海出发去美国。到了美国绮色佳，进康南耳大学学农科。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完全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曾经这样深刻的描写过它，“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但是，这样一块国土，在胡适眼中，简直就是一个“黄金世界”。对美国的一切，尤其是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的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口赞口不绝，看到资本家带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了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的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
　　对于所学的农科，他并不感兴趣。他所努力的是尽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美国化”。据他自己回忆，第一次在康南耳大学看足球比赛，球场上显得非常粗暴野蛮，他最初觉得“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但一看他周围的观众都在狂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了”。不断地“自惭”，不断地“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其实呢，应该说他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接受的所谓“程朱理学的遗风”，逐渐被资产阶级的买办思想所溶化了。
　　到美国的第三年,胡适在康南耳大学由农科改入文科。他自己说过：“康南耳的哲学院是唯心论的重镇”。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熏陶下，他政治思想更是日趋完善。一九一四年他从康南耳大学毕业后，作了一首“以祝吾祖国之前途”的“睡美人”歌，很露骨地反映了他投靠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思想。他依据古代的一个神话，把中国比喻成一个长眠于高塔、后被一个武士唤醒并与之结婚的“睡美人”。这个“睡美人”醒来一看，自己的打扮已与外界大不一样，于是就打发“群侍”外出购买新衣饰，重新化妆起来。最后是皆大欢喜，“睡美人”向武士高呼：“主君寿百岁”。
　　首次“荣任”卖国贼
　　胡适写完“睡美人”歌才一个月，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动手，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它妄图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厮杀之际，在政治上、财政上完全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美国的留学生也纷纷召开特别讨论会，分析形势，准备发声讨电函，寻求救国的办法。三月一日，胡适接到了一个召开特别讨论会的通知。但他借口有事，不去参加，留给讨论会这样一封短信：
　　 “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
　　但是，人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劝告”，继续在采取着爱国行动。这使胡适很气忿，三月十九日晚上，他用英语写了一份《致留学界公函》。信中公然指责爱国行动是“失去了理智，而且近于疯狂”，是“最愚蠢的道路”，“完全是胡来和愚蠢”；而“正确的道路是让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读书”。
　　胡适的这份“公函”散发后，立即遭到广大留学生的反对，大家骂他是“木石心肠”，是在巧图“中日合併”。
　　正当大洋彼岸的留学生中进行着这样一场争执的时候，五月，国内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为了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经美国同意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袁世凯这里一签字，胡适在那边就立即欢呼起来了：“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已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正因为这样，他又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他因此还在全国人民异常悲愤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乐观主义”的论文，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激赏，获柯生奖金，拿了五十元美金。
　　胡适对待二十一条的态度，是他在留学时期反动政治立场的一大暴露。当时，留学生中已有人公开称他为“卖国贼”了。为了向帝国主义邀功，胡适后来竟还把首次“荣任”“卖国贼”的这个史实，写进了自己的回忆文字中。
　　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
　　胡适做“卖国贼”的这一年秋天，他离开绮色佳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当时，这个学校哲学系的主任是反动哲学家杜威。从此，胡适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归宿。
　　实用主义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否认客观真理，认为真理只是“应付环境”的一种“最方便”的“工具”。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流派，在政治上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反对人民革命的改良主义。胡适看到，要把中国尽快地“嫁”给虎视眈眈的美帝国主义武士，要阻止正在祖国大地上酝酿着的革命风暴，没有比实用主义更“实用”的“工具”了。
　　“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胡适多次这样虔诚地说。于是乎，他一头扎进去，悉心钻研，并很快就按照这种哲学行动起来。
　　他决定先在文学上动手。
　　要宣传崇洋媚外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是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
　　他热心地和其他留学生们讨论起“死文学”和“活文学”来。信札往返频繁，互赠白话打油诗，一时搞得很热闹。留学生中，有些死守着封建文化不放的遗少如梅光迪之流，对胡适的主张很不以为然，胡适就和他们开展了一番油腔滑调的争论，这在以后，便成了他大捞资本的一段“光荣历史”。还有一些人，对胡适只触及形式不触及内容的主张颇有疑虑，也对他提出了责难。例如，当时有一个“友人”写信给胡适说：
　　“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
　　然而，这位“友人”要胡适从内容上来“讨论”，也真可说是太不识时务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对封建时代留下的文字形式作一些改良，这已是他们“反封建”的极致。胡适比梅光迪聪明，他懂得要搞这“一点一滴的改良”；但又远比那位“友人”狡猾，他懂得这些改革只能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允许的范围。
　　那胡适“文学改良”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这样解释道：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好一个“文学改良”!
　　到此为止，胡适还只是在留美学生中间“酝酿”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着眼点却在国内。一九一六年十月，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下手。接着，他又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份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他提出的“八事”是：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访古人。三曰，须讲求方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他后来又改称“八不主义”，并进一步“归纳”成一句话：“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文学改良”，是仅仅能与提倡白话文划上等号的。
　　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时候，国内的思想文化界正在起着一个重大的变化。一些资产阶级发主派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必须进行一次发行“国民性”的思想革命，反对以“孔家店”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旧道德、旧文化。一九一七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蔡元培要陈独秀把已办了一年多的《新青年》杂志（原名叫《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陈独秀同意了。这样，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开始发动了一个文化运动。胡适的文章恰好是应顺了这个运动，尽管目的完全不同，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和他们取得了暂时的一致，因此，也就算附和在里面了。后来，胡适竟说这个运动是他和几个留美学生想出来的。在万里之外可以为国内“想”一个“运动”出来，这真是海外奇谈。
　　在回国的海轮上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即将毕业。他当时确也忙得很：一面在“讨论”白话文，一面利用临别的机会，到处演说，大谈“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之类，呼吁帝国主义加紧“协助”（？）中国；一面又忙于写作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主考人是杜威等六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口头答辩，杜威等人深感满意，给了胡适一个“博士”头衔。
　　梦寐以求的目的已经达到，胡适准备回国。
　　五月二十九日，胡适来到杜威家里告别，师生俩进行了一次依依不舍的长谈。
　　杜威对胡适说：“我对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关心，远远超过其他事情。你回国后，如写了关于远东时局的文章，就寄到我这里来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个合适的地方发表。”
　　胡适连连称诺，非常感激。回来后，还把杜威的话恭恭敬敬地记在日记里：“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
　　六月九日，胡适离开纽约，第二天到了绮色佳。这是他首先投向帝国主义怀抱的地方，有着不少“见待如家人骨肉”的“朋友”。行将离别，触景生情，胡适的感情冲动起来了。他这样写道：
　　“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
　　美国“即是吾乡”。不得不要回去“父母之邦”去，他是多么不情愿啊！
　　但是毕竟还得回去。否则就失去了帝国主义培养他的意义。二十一日，他坐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登陆回国。
　　万里海途，寂寞得很。胡适就在船上到处逛来逛去。后来遇见一个日本人，日本人告诉他，一个英国书商正在准备出版一部《人人丛书》，其中想加进去两本中国的名著，他问胡适应该选什么书。
　　胡适立即回答：“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一）《诗经》，（二）《四书》，（三）《孝经》。”
　　“那么由你来编译吧？”日本人征询他的意见。
　　“可以”，胡适马上答应了，“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
　　这是胡适离开美国后答应承担的第一个“学术任务”。
　　上船以来，天气连日不好。到七月三日晚上，才出了月亮。胡适就跑到甲板上来“赏月”。赏月不可无诗。按照老例，胡适也做了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
　　“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
　　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