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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看两本关于量子的科普书,一本是《上帝不掷筛子——量子力学史话》,另一本是现在正在猫眼连载的《宇宙的精灵(通俗量子力学史)》,下面的文章是作者另一个贴子“量子村的年轻人”后记部分。
中国的孩子在干什么?
神人无功
量子力学无疑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技术应用性最强的科学,但其理论的历时性地位,却远远 不及以牛顿命名的经典物理。上世纪初那场科学革命前,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的理论大厦已经臻于 完善,今后的科研只能在小数点的后六位去发现真理。普朗克选择大学专业时他的老师就劝他报 数学,因为物理学不会有大的作为。幸亏小普不是一个“有志青年”,他只希望在研读物理中获得 乐趣。量子物理就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崇高的声誉,在科学共同体内也从未形成过如此高度的统 一。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她有着不同的数学模型;即便是同一个数学模型,不同的科学家可以 理解出不同的物理意义;即便是同一种物理解释,不同的科学家还可以揭示出不同的哲学内涵。 总之110年来一直是内战频仍烽火连天马蹄声乱。乱世出英雄,英雄出少年——这大概就是量子物 理成为少年天才的摇篮的内在机制。然而,在这个英雄辈出的量子村中,中国人的声音在哪里?
1946年,战后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的中国选派数、理、化各二名学者赴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其 中一名物理代表是西南联大在校生20岁的李政道。到了美国后才知道人家不开放原子弹技术,国 民政府将错就错地给了一笔基金让他留在那里攻读高等物理。早几年去美国留学的西南联大校友 杨振宁为小学弟安排食宿,从此李杨兵合一处,渐入佳境。1957年二人因 “宇称不平衡”理论同时 获得诺贝尔奖时,李31岁,杨34岁。而比李政道早一年赴英国留学的黄昆(也是西南联大的校 友)与波恩合作完成了《晶格动力学理论》之后,于1951年回国,从此偃旗息鼓。“两个社会两重 天”这种话过于刻薄,但“新中国”确实要为自己曾经的作为深刻反省!上世纪七十年代李政道回 国,周恩来总理请他帮忙引进高端人才。李政道说: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比如我那聪明盖世的 老师束星北。此时,束星北正在洗厕所呐!
束星北,亲身领教过爱因斯坦、波尔之类的大师,有人誉之为“中国的爱因斯坦”,最后竟然“死无 葬身之地”(被两个学生草草地埋在双杠下)!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荒唐的年代。暂 且不说束星北死于1983年(那已是一个高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就算活到现在,他 又能见容于这个社会吗?最要命的是他那“不和谐”的性格:疾恶如仇,不讲情面,不顾大局,犀 利刻薄,目无领导,不善于团结同志。例如,为了争实验设备,可以把教务处主任打得鼻青脸 肿。这些臭毛病都是从小被“旧社会”惯出来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二十啷当的束星北有幸见到 蒋介石却当面质疑他的抗战政策,委员长不见得是个宽厚的人,但他的不满也只表示为“讷讷几 句,拂袖而去”。三十年代后期任教浙江大学,可以当众数落校长的不是,校长 竺可桢总是报以不 置可否的微笑。问题是,科学创造的命根是自由之精神,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往往是自由精神的 副产品。一个能“惯臭毛病”的环境同样也能滋养自由精神,一个不容异类的社会只能是泯灭创造 性的渊薮。
看一看量子物理的群星谱:普朗克胸无大志,爱因斯坦“偷菜”,波尔唠叨,海森堡任性,泡利目 无尊长,狄拉克性格孤僻,薛定谔滥情,费曼早恋,索恩看《阁楼》,霍金幻想时间倒流与埃及 艳后或梦露结婚……他们哪一个能选上中国的“道德模范”?就说成了美国佬的李政道和杨振宁吧。 深圳电视台曾组织过一期讨论中国为何不能获诺奖的节目,有嘉宾说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学者不能 淡泊名利,参加讨论的何作庥院士当即反驳:李政道和杨振宁不但不淡泊名利,而且争名夺利, 不照样拿了诺奖?(李杨二人为了文章署名的排序和诺奖领奖时出场的顺序闹得兄弟阋墙分道扬 镳是圈内人所共知的)但节目播出时这段话被删掉了。
最近父母把我小时候幼儿园的家校联系单移交给我,方知“爱坐在地上玩”是我幼时的缺点之一。 我们从小被要求,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双手叠放在桌子上听课,牵着老师的衣襟出行,对客人 报以模式化的微笑,回答标准的答案……老师和家长就是一张普洛克斯忒斯之床,高的斩短,矮的 拉长,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教育成就。可是孩子物们的童趣呢?他们该不该坐在地上 玩,在泥水里滚,爬墙上树,抓蟋蟀掏鸟窝,听花开的声音,嗅风的味道,看星星眨眼,牵月亮 走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世界的本始是心物不分的混沌,孩子比大人更能体验这个真谛,但我 们却过早地割断了大自然的脐带,从而忘记了存在之根。我一个朋友带着一对学龄前的孩子移民 美国,回来说美国教育惊人的“低效率”。“APPLE”(苹果)一个词,他可以折腾一节课。让孩子削 苹果,切苹果,甚至把榨汁机都搬到了课堂。本来嘛,每一个名词都闪烁着感性的光辉,每一个 动词都牵动着运动神经,每一个数字都拎得出重量,每一个公式都耳语着一个自然的秘密。没有 自然的营养,抽象的符号学再多也是不能充饥的画饼。
杨振宁上世纪末就说过,中国土生土成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拿诺贝尔奖二十年足矣。我对此深 表怀疑。现在中国的孩子确实“聪明”。我见过“国学班”里的一大群一两岁的孩子,依依呀呀地 背“三字经”我都自愧不如甚至自认不能。教育从胎儿开始,各种各样的学前班,孩子打一出生就 没让他消停过。上课满堂灌,放学奔赴补习班,现在的孩子真苦!各级“考试攻略”已经技术化到 炉火纯青,李政道和杨振宁回来我敢肯定一准考不上大学。可是这些聪明的孩子普遍对大自然缺 乏好奇心,没有窥视上帝秘密的冲动,小脑袋里没有“为什么”。前几年偶得一本美国旅游作家布 莱森写的科普著作《万物简史》,把自然、科学、科学史和科学家写得栩栩如生,幽默风趣。心 想孩子一定会喜欢,跑了几个书店买了十本,这本书在我生活的这个省会城市大概就告售罄啦。 顺便说一下买书时的感受:书店里各式各样的复习资料轰轰烈烈地张扬着,科普读物只能冷冷清 清地向隅而泣。我妻子是一初中老师,带的是这座城市里最好的初中学校的最好的班级(动不动 就出省状元市状元的那种)。把书送给她十名最好的学生(全班约60人)。现在已经三年过去 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只有一个孩子看过!
上帝是公平的,大自然不会青睐不喜欢跟她玩的孩子。费曼曾在巴西做过一年客座教授,他惊讶 地发现,巴西的孩子学物理的不少,起步比美国孩子早,也更用功,但整个巴西却没有几个像样 的物理学家。究其因就在于,巴西的孩子不是为了了解而学习,乐趣就变成了刑罚,除了死记硬 背什么也不懂。物理书不少,但都不是科学,不过是用一些文字说明另一些字的意思。为什么不 去做实验呢?每一个实验都是一次“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呀!费曼如是说。不知让费曼来教 中国的孩子他会做何感想?老师和家长可以给小脑袋不断地填知识,但“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 验” 是填不进的。打一出生开始,就用书本砌起隔离自然的高墙,对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冷漠感, 驱使大批孩子涌进网吧,投入虚幻世界。现在的父母们都在高呼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 号冲锋陷阵,但如果一个国家的起跑线画歪了方向,毁掉的将是一个民族!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是以范式革命和范式整固交替的形式发展的。经典物理的范式于 17世纪在革命中崛起,过了三百年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范式完善和整固的好日子,到十九世纪末 才发生危机。在库恩的眼里,革掉牛顿的命后产生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范式——现代科学。其实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虽然有不少交集,也有过成功的合作,但却是在基本信念、基本理论和方法都 根本对立的二个范式。一开始双方划江而治,相对论管宏观,量子力学管微观,倒也相安无事。 但在宇宙学的研究中,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得不联合作战的时候,二者深刻的内在矛盾大家 就不能视而不见了:前者是连续平滑的,后者是间断分立的;前者是严格决定的,后者是随机偶 然的——等效性原理,还是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一个问题!历史似乎把物理学再一次逼到了绝 境。似乎每诞生一个新的原理,都要毁掉一个旧的原理,同时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爱因斯坦曾 无可奈何地说过:“至今还没有可能用一个同样无所不包的统一概念,来代替牛顿的关于宇宙的统 一概念。”科学家们在寻求新的统一理论,但捉襟见肘,得陇失蜀。难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难道 是又一次范式革命的前兆?“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后,会不会“似曾相识燕归来”?
范式是信念先于认识,革命是勇气优于知识。科学范式革命时期是少年英雄驰骋疆场的好时代。 对旧范式的坚定信念,是范式完善的轫性;而对范式革命来说,就往往是一种羁绊。因此年青就 有先天优势,胆大妄为,无拘无束。我们的教育,似乎就专拿孩子的优势下手,处处规矩,步步 雷池。我说七天,你就不能说一周。我们常以中国孩子基础扎实为自豪。但基础知识,“有妈的孩 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这个“妈”,就是科学家最该亲近的自然。海森堡在创立“矩阵力 学”时不知“矩阵”为何物,狄拉克发明“狄拉克方程”为查找一个遗忘的公式清早守候在图书馆门 前。一颗无羁的心灵接受到自然电石火光式的神启,五分的知识可以用到十分。而对一颗木讷的 心灵,学富五车不过增加前行的负担。如果再一次科学革命来临,我们的这种教育模式下,能指 望产生我们的20岁的钱德拉和朗道,24岁的海森堡和泡利, 26岁的爱因斯坦和狄拉克、28岁的 波尔吗?
科学在新世纪里必将波澜壮阔依旧。自然的海滩上洒落着色彩斑斓的贝壳,不知有无中国孩子拾 贝的雀跃?科学的奇峰上珠光闪烁,中国孩子能否拥抱她的笑容?谁能点燃他们的热情,谁能舒 展他们的面容,谁能给他们属于自己的梦?
20100407
(全文完)
最后关于孩子的问题,说了也使白说。
这片土地是没有希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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