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健康文章汇集

thankstoyilin

在这里集中一些我自己看过的有关科学和健康的文章。

现在满世界都是口水，大多数人只会起哄，哄完一个瞄准下一个，却少有人去求真务实，做些思考。

大人们只会整天训诫孩子要有求知欲，从来不想想自己是怎样一个不愿意动脑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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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就有药，药物就是有病的时候用来治病救命的。药物既神秘
又平常。药物长在山上，长在地里；树可入药，石可入药，飞禽
走兽冬虫夏草，无物不可入药，万物都是药。

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就这样在一个万物都是药的环境下滋生和
发展。我们的社会文化和药物是如此地密切相关，以致于许多人
(不是指医生)都能口若悬河的发表各种各样的关于药物和疾病的
真知灼见，向旁人毫无保留地贡献他们的经验体会。闭上眼睛，
你随意就可以在脑海里勾画出这样的一幅画面，而且你知道那是
真的。因为你遇到过，或者干脆你就是这样做的啊，这会儿你心
里可能正为上次没来及把一个特效秘方抄给谁谁而遗憾呢。

然而，你真的了解药物和疾病，了解药物是如何治病的吗？

曾经有很多人问我，同我辩论各种关于药的问题。而作为一名药
理专业人员，关注各种各样与药有关的问题和现象也一直是我的
职业习惯。但是，当看到一些非专业人士苦口婆心的向我灌输并
希望我接受赞成他们关于药物(中药)的观点经验的时候；当看到
厂商和媒体不遗余力地向大众推销他们的伪劣药品保健品，恬不
知耻地渲染有效率超过95%达到100%，叫嚣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的
时候；当给朋友亲友好意指出别信别买某某保健品--而他们却投
来疑惑的眼神意思是你比电视比广告明星专家还权威--的时候；
最后，当看到甚至一些受过医学高等教育的人士也哭丧着脸拿脑
白金送礼的时候，我明白，我们的社会正在患一种暗示性的集体
癔症。人们正在以百分之一千的无比热情关注着自己的健康长寿，
以为人类已经高明到可以和生死病老自然规律拧一把劲。于是端
着矿泉壶磁化杯，喝鳖精蜂皇浆，就着XX口服液服用核酸珍品，
脚下踩增高鞋垫，腰缠什么冤气袋，头戴脑白金脑黄金，看看，
多么生动形象的人体保健标本。

有感于此，最近写了一些关于药物开发的普及性的东西，介绍新
药从开发到上市的过程及其涉及到的现代医学和药理科学的基本
原理。也谈了一点美国保健品和药品广告的基本情况。希望由此
介绍一些与药物相关的一般性科学知识，希望有助于认识真正的
药物是什么，认识药物开发的科学手段和艰难历程，从而更好的
理解药物。希望给大家充点高能电，更好地与各种虚假药品保健
品做斗争。这一系列内容涉及的资料主要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来源为主，一方面因为FDA药品质量管理体系世界公认最后，
一方面也因为国内的相关资料来源受限，渠道不畅，即便作为药
理专业人员，要想系统收集国内这方面的资料也非易事；还有一
个考虑是，国内药品管理法规基本上还算完善，执行很有问题，
但目前还也不能说白了。

大部分内容围绕新药开发这一具体而狭窄的领域，涉及的多是生
物医学，药理学的基础知识。我并没有科普方面的经验，也不很
了解一般非专业人士的知识结构，如何讲得通俗易懂是很大的挑
战。为了保证内容的科学性和严谨，风趣性是不大敢求的，也不
想或不能搞得如一些网文那样潇洒恣意，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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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是什么？药物是用于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化学物质。今天，象
含氟牙膏，祛汗剂，祛除头皮屑的洗发香波这样一类与大众日常
保健用品，也被列为FDA管制的药物“产品”的范围。FDA全称为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即美国药物食品管理局，
是负责对所有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药物和食品进行安全质量管理与
监督的官方结构。它严格的质量管理与监督体系在世界各国药物
和食品管理机构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为什么需要一个专门的药物安全质量的管理监督部门？

事实上直到本世纪初，药物治疗无论对于医生或病人还都是一件
相当危险的事情。人们对药物了解甚少，也没有使用药物的科学
标准。早期的某些药物与其说是治病，还不如说是在致病，错误
和误导性的广告加剧了这种情形。

FDA 有一个很重要观点，就是不认为消费者自己有能力决定什么
时候使用什么样的药物。 FDA认为给病人开药的医生--也是药物
的消费者--也不能仅凭经验去决定一个药物的疗效，决定一种治
疗方案。根据我的理解， FDA的意思是无论病人还是受过专业训
练的医生，不经过一套科学的检验系统的测试，都没有能力凭自
己的经验来评价，判断，和决定一种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案的有效
性。上一世纪六十年代的发生的一个著名案例是预防流产药物--
己烯雌酚。医生们认为，一些妇女在流产前服用己烯雌酚，后来
有一些服过药的妇女也确实没有流产，很明显这表明该药非常有
效。实际情况是，后来进行的严格的科学试验表明，该药对治疗
流产不仅绝对无效，而且对腹中的胎儿有副作用。

看随后发生的另一个例子。心肌梗死的病人可拌发诸如室性早搏
--一种表现为心脏额外跳动的心律失常，统计数据表明某些此类
患者可能发生猝死。那么，能抑制或减少这种室性早搏的药物岂
不是可以预防猝死？这种药物随即盛行全美并在临床实践中成为
标准，有许多人使用了这种药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和
FDA的一些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要求对该药进行试验检查。试验
结果令人震惊：该药的确可以减少心脏室性早搏，但接受治疗的
人发生猝死的概率远远高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

因此，为什么需要一个专门的药物安全质量的管理与监督部门？
回答是：许多非常聪明的人认为他们知道哪些药物对他们有用，
哪些药物对他们有害，但临床试验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们错
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个人的经验总是有偏狭之处，要把个人
经验不加检验地用于推广应用就更加可怕。上百年来药物治疗史
上发生的各类惨痛教训证明需要进行严格的药物试验研究，并且
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药物安全质量的管理机构来组织实施和认证这
些研究，并监督已经上市的药物可能出现的疗效与安全问题。

如果不进行药物试验，如果人人都可以随意选择使用未进行试验
的药物，将无法从成千万几百万候选药品中发现真正有效的药物，
最后将没有人从中受益。但是严格的药物试验要花很长时间。患
有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患者，如爱滋病或癌症病人，可能甚至活
不到 FDA最终标准药物的那一天。实际上， FDA在某种程度上允
许这类病人使用那些正在进行试验，但尚未被最后批准的药物。

还有，FDA负责确任药品标签上的药物疗效范围，推荐剂量，不良
反应等，以及广告宣传的科学性与真实性。还有责任调节和维护
药品具有合理的市场价格。对那些影响不及于二十万人群的非常
少见的疾病，FDA采用一定的手段如减税鼓励药品开发商研制用于
治疗这类疾病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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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开发，仿佛象是一个现代科学版的神话，可以说是当今科学
探索与发现的最激动人心的一个领域。每一个接受药物治疗并体
会到其神奇疗效的人，可能都曾经问过自己或问过别人，新药是
如何被发现的呢。

新药研究最早由一系列发生在实验室里的科学故事组成。在这一
过程中，一个新药从在离体条件下进行的试管实验，发展到动物
实验阶段，然后才走出实验室并进入临床人体试验。完成临床试
验的药物如果符合科学标准的要求，被批准认证后才能公开进入
销售市场。故事虽然动人，但却很漫长并且花费巨大。在美国一
个新药开发周期平均是八年半，花费约3.6亿美元(根据1993年的
统计)。

新药的离体和动物实验的研究阶段，由于与临床试验无关，也称
为临床前药理研究，时间一般为1-3年， 平均18个月。在这一阶
段的早期，新药研究主要由各基础研究人员自发进行的，有时候
目标也不甚明确，可能持续很多年。新药开发平均18个月的时间
通常不会把这一部分算进去。一旦发现新药有希望的苗条，一些
制药公司很快就会以经费资助或购买专利等方式介入；或者这些
研究人员自己出来开公司。

新药研究的第一步从了解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开始。生理学家研
究机体在正常条件下的各种功能及其变化规律，生物化学家研究
生命过程的化学，分子生物学家研究参与生命过程的各种分子和
发生在分子水平的各种相互作用。研究人员试图从不同的层次--
从器官水平到细胞与分子水平--去理解这些改变，去思索药物将
如何从细胞和分子层次上纠正这些异常改变。问题常常是这样提
出来的：改变正常生理功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异常病理变化？有什
么化合物或药物可能可能纠正这些异常改变吗？如果有，这样一
个化合物会通过什么途径发挥作用？由此即形成关于新药的初始
概念。随着这一概念的进一步发展，研究人员会不停地思考各种
可能性去寻找他们认为最有希望的化合物，并在试验中反复检验
这些化合物的作用。

科学家们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手段去发现新药，通常并没
有一种通用的方法。现在发现的每一个药物都经由各自独特的方
式而诞生。当然科学家怀着比较明确的目标去努力寻找某种具有
特殊用途的药物，但更常见的是，大部分药物是被“意外”发现
的。但必须记住即便是这种意外，也必然是根基于科学基础之上
的研究发现。

一旦发现某化合物有潜在的药物开发价值，药理学家将负责研究
药物发挥作用的部位，方式，强度和原理等，毒理学家检查化合
物的潜在的毒性；而药物化学家根据化合物与及其作用的靶点的
化学结构，可利用计算机软件重新设计修改药物分子的结构--称
为药物结构效应的定点设计。当然最后他们还得回到实验室去合
成并检验这些化合物的作用。

听起来好象大海捞针，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这些分属不同学科
的科学家各自负责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手段来寻找那个静静藏
在某个地方的针--新药。

举例子来说，今天大概很多人会或多或少地听说过一些关于胆固
醇的消息。研究发现胆固醇是体内自然存在的一种物质，也可以
从食物中摄取。体内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过高时，胆固醇物质会
慢慢沉积于动脉血管的内侧壁上。在心脏的小动脉血管内沉积过
多的胆固醇，即形成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会严重阻碍血液流
往心脏本身的肌肉组织中，因此心脏的肌肉细胞不能从新鲜血液
中吸收足够的氧和各种营养成分，导致心肌缺血或心肌梗死。

因为胆固醇沉积一旦形成，药物将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因此一种有效的药物必须在胆固醇出现沉积的前期，就能减少或
阻止体内生成过多的胆固醇。为此科学家们用了几十年时间研究
机体是如何制造和利用胆固醇的。尽管到今天为止科学家们还没
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还是成功地把制造胆固醇的
过程分解成二十多个不同的但相互连接的生物化学反应，并发现
了参与这些反应的多种催化剂--一些被称为酶的蛋白质分子。接
下来的问题是研究在这二十多个步骤中，哪一步是体内合成胆固
醇的最关键步骤。在 1970s，好运开始回报那些辛勤工作的科学
家们。他们发现了一种名字叫甲羟基戊酸的化学物质，在合成胆
固醇的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参与合成甲
羟基戊酸的酶名字叫HMG-CoA还原酶，抑制该酶的活性就能减少
合成甲羟基戊酸。下一步工作是寻找化合物。如果一个药物能抑
制这个HMG-CoA还原酶，或者能阻止机体的细胞正常使用这种酶，
就可以减少甲羟基戊酸的产量，最终减少体内胆固醇的产量，阻
止过量胆固醇在血管壁的沉积。

科学家们经过大量试验之后，发现了一些能抑制这个酶的药物，
其中一些已经投入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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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有时很幸运，可能较快地要找到想要的化合物--比如前
面所说的那个酶抑制剂。但通常他们要在试验中一个个地检查几
百个，几千个甚至上万个化合物。他们把这些化合物加入试管里
与酶混合或者加入培养的细胞，观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是抑
制或是增强酶的活性或根本毫无影响？绝大部分化合物在这些试
验中被淘汰，只有少数的比如说有十到上百种化合物可能表现出
程度不等的作用。

如果已经有该酶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和高级结构等资料，了解酶蛋
白分子的酶活性中心部位，还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并分析这些候
选的药物化合物与酶蛋白分子之间的结合。有时候计算机常常能
给出令人满意的分析结果，即新的化合物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结构，
才会更有效地抑制或激活酶蛋白的活性。这种技术称为计算机辅
助的结构-效应关系药物设计，可以明显缩短新药研究周期。 然
而计算机无论如何它并不能给你最终答案，并且有时也会给出一
些不正确的建议。最后科学家还得回到实验室去，在试验中一步
步地检验分析由计算机设计筛选出来的每一个化合物。

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几种化合物，能在试
管里和培养的细胞中抑制合成甲羟基戊酸的酶蛋白(HMG-CoA还原
酶)的活性。并且进一步发现，某些真菌一类的微生物可以自行
合成这些化合物。科学家们随即在离体实验中详细研究了这些化
合物的对该酶抑制作用的一些特点。

在试管和离体细胞进行的实验中，研究人员直接把药物化合物等
加入到含酶蛋白提取物的试管里或培养细胞，这时药物直接或者
只需通过一层细胞膜屏障就可作用于靶分子。使用这样相对简单
的离体实验系统的优点是短平快，花费少。然而人是一个复杂的
有机整体，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各种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
作用。比如降血压药可能反射性地引起心率加快现象，这种现象
可能反过来影响药物的降血压作用，或者由此对机体产生不良反
应；有些药物不能直接通过胃肠道被吸收进入体内发挥作用等等；
在离体实验系统中就无法观察药物作用的这些特征。因此，下一
阶段研究人员需要采用另一套药物实验系统--动物实验，在动物
身上进一步检验这几种化合物的效果。

常用的实验动物有小鼠大鼠狗猫或猴子等，当然这些实验动物--
称为医学实验动物--的物种都经过特别甄别和培育，生物学特性
相当明确，普通的同类动物并不能担此重任。因为药物对不同的
种属的动物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通常需要在两种以上的不同种
属的动物身上进行试验。比如狗对降血压药物的反应就比其它动
物更接近于人类。通常在动物实验中主要观察药物的两大方面，
即药物对机体的作用和机体对药物的作用。

动物实验的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药物对机体的作用。动物实验将回
答药物在整体上是否有效以及效应规律，观察毒性和不良反应如
何，观察药物在不同剂量下的安全性的大小等一系列问题。在药
理学研究中，把这种研究药物如何对机体(动物和人体)起作用及
其作用规律的学科，归属于药物效应动力学的研究范围。

第二阶段必须解决另一个问题，即机体对药物的作用--机体是如
何吸收，转运，代谢和排泄药物的。在药理学研究中归属于药物
代谢动力学的研究范围。专家们需要知道，在何时，何处，机体
会对药物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及其作用规律。例如有多少药物可以
从给药部位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药物如何从血液中被运送
到特定的组织和细胞；发挥疗效后的药物是原封不动地被排出体
外或是被机体分解代谢，在哪里被代谢分解和分解成什么？代谢
分解产物对机体会产生什么作用或毒性；最后，药物及其分解代
谢产物是如何被机体排出体外的。

有时研究人员会发现，药物的某种代谢分解产物可能比正在进行
试验的药物更为有效，或者药物必需经过机体代谢生成新的物质
才能发挥疗效。这种发现无论对新药开发或对临床实践通常具有
重要的意义。比如强的松必需经肝脏代谢为氢化可的松才能发挥
疗效，由此开发另一新药氢化可的松直接用于临床；在临床上它
能指导我们什么呢？那就是肝脏功能不好的病人不要使用强的松，
如果使用也难以发挥应有的疗效，这样的病人应该使用氢化可的
松。

如果一个药物的活性成分不能被吸收进入血液并进入细胞中去，
这个药物即便有效也难以发挥作用。当然专家们可以同时使用另
外一些化合物来促进药物的吸收，还可以通过改变化合物的结构
来促进药物吸收。药物能被机体吸收进入血液吸收率很重要。

例如，某一种药物只有50%的分子能被吸收进入血液，但不同人对
这种药物的吸收率可能相差很大，比如说变化在10%-80%之间，即
一些人对该药只能吸收10%而另一些人对该药可能轻易地吸收8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问题需要特别考虑的吗？是的。研究人
员需要特别考虑如何确定一个适于大多数病人的安全剂量，在这
一剂量下，那些吸收率只有10%的人也能吸收足量的药物而获得治
疗作用；同时那些能吸收80%药物的人，又不至于出现严重的不可
耐受的不良反应。因此在确定一个药物的安全剂量范围时，必须
考虑药物作用存在明显的的个体差异。

总之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并且在此路途上，通向错误方
向的叉道总是远远多于通向正确方向的道路--通常正确的道路只
有一个。很显然这不是一条很有浪漫情调的路途，但科学家们总
是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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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在申请上市之前必须进行临床人体试验，以确定其有效性和
安全性，目前这一规定已成为世界各国对新药上市的法律要求。

一个新药的开发过程可能一开始就完全在制药公司的主导下进行，
也可能只是医学研究人员的个人(包括其所在单位)行为。在新药
研制早期阶段，一般是在实验室阶段，药物开发商将通过购买有
发展前景的化合物或新药的专利，介入新药的开发过程；或者是
研究人员自己开公司而转变成药品开发商。现代新药开发通常都
是在某个药品开发商的主导下进行的，单纯的个人行为几乎没有。

在实验动物身上完成了新药的药理和毒理研究之后，药物开发商
将组织专家对与药物的离体实验和动物实验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
评估。通过分析新药的疗效和毒副作用，评估该药是否具有潜在
的临床应用价值。如果该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具有潜在的临床应
有价值，药品开发商将负责向药政管理部门申请进行新药临床人
体试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最终呈报的新药审批材料中包含有动物实
验资料，但在法律上FDA对新药的离体实验和动物实验(统称为新
药的临床前实验)并无什么具体要求和规定。在实践上，新药的
临床前研究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各自不成文的研究方法，程序和判
断标准，这种方法和程序依据药物主治疾病的类型而各有不同，
并没有通用的标准。但基于最终利益的考虑，药物开发商在新药
的临床前实验阶段采用的标准会相当严格。

药品开发商呈报的新药临床人体试验申请必需包括具体的临床实
验方案。FDA将指派成立专门的专家委员会负责审查是否批准这
一临床试验申请及其方案，标准之后才可组织实施。按照常规，
一个完整的新药临床人体试验分三期或三个不同的阶段，分别称
为I，II，III期临床实验。

I期临床试验，短期小规模。初步观察新药的安全性并确定合适
的给药剂量，也研究观察人体对药物的吸收，代谢和排泄。疗效
观察不是这一期的重点。可以选用少量健康的正常人(志愿者)或
病人进行人体试验，通常20-100人，持续数月。约70%药物可通
过成功通过，并进入II期临床试验。

II期临床试验，中期中等规模。主要观察新药疗效，进一步观察
安全性，调整并确定合适的给药剂量。试验对象是病人，通常
100-300人。持续几个月到两年。平均约33%的新药可通过，进入
III期临床试验。

III期临床试验，长期大规模。确认新药疗效和安全性，确定给药
剂量。试验对象是病人，通常1000-3000人。持续一到四年。约
25-30%的新药可通过。

完成III期临床试验的新药，在进行数据分析和总结之后，由制药
公司负责提出上市申请，FDA组织专家进行审批。最后经FDA批准
可以上市的新药，只有最初申请进入临床试验的新药总数的20%。

一位在FDA参与新药审批工作的专家告诉笔者，如果一个新药能进
入III期临床试验，通常就很有希望。最后能进入审批程序的新药，
大部分都会获得批准。通常一些大的制药公司的呈报的新药资料相
当完备，常常比FDA要求的还要严格。如果FDA经过审查之后，不打
算批准某一个新药，而负责该新药开发的制药公司又不同意FDA的
意见的话，最后只好靠打官司判输赢。因此当FDA拒绝某新药上市
的时候，FDA手里需要掌握充分和必要的证据。拒绝批准一个新药，
反而要比批准一个新药麻烦得多。

通常，新药被北批准上市之后还要继续进行一期临床研究，称为
IV期临床。主要研究新药的长期疗效与毒性，与其它药物的比较等。
在新药经批准公开上市之后，需要进一步观察该药物在大范围长时
间临床应用时的疗效和安全性。特别需要观察药物对儿童和老年病
人，妇女和怀孕妇女，或者某些特定的病人群体的安全性和疗效以
及剂量范围，以获取更为全面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对该上市药物
的疗效范围和不良反应等应用事项进行必要的修改，这些修改将反
应在新的药物使用说明中。如果发现长期使用该药物会产生未曾料
到的严重不良反应，该药物有可能被立即从市场上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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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的是新药临床试验流程和规则。下面我们来看看新药临床试
验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原则。

一 如何客观地观察和判断药物的疗效

根据疾病症状及其最终结局的不同特点，可以把药物的治疗效应分
为两种，一种是质反应，另一种是量反应。药物的质反应是“全”
或“无”的，要么有效要么无效，没有中间状态。例如抗狂犬病疫
苗对狂犬病人的存活与死亡，避孕药之避孕成功或避孕失败，接种
疫苗免疫之成功与失败等均属于这一类情况。比如基于可以理解的
理由，一种新型避孕药的避孕成功率必须接近100%，才会被视为有
效；如果只有80%就会被视为无效，尽管对很多药物来说80%的有效
率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某些疾病是致死性的，如狂犬病的死亡率为100%。在新型抗狂犬病
疫苗(新药)的临床试验中，如接种该疫苗的狂犬病病人能存活或延
长生命，即可视为有效，如接种该疫苗的病人仍然死亡就属无效。
假如接种该疫苗的狂犬病人没有人死亡或者只有1%或10%的人死亡，
大体上就可判定该疫苗有效。因为这种情况下药物的疗效不是有效
就是无效，没有中间状态，对这类特殊疾病的药物疗效的观察和判
断指标相对比较简单和明确，不容易出现混淆。但总的来说这一类
疾病比较少见。

然而药物对大多数疾病症状的疗效，只能用量反应来衡量。有些
“量”反应的量化标准比较清晰，如降高血压药物的降血压疗效，
退烧药对发烧的疗效等可以采用量化指标来衡量。还有很多药物量
反应指标难以量化，如镇痛药对缓解疼痛症状的疗效，镇静催眠药
对焦虑症和失眠症的疗效等，这时候药物的疗效表现为强或弱，缺
乏客观的指标。另外，医生和病人对药物的心理期望也会影响药物
疗效以及对疗效的观察和判断。由于这些原因，需要采用科学的临
床试验设计方法，来客观观察和判断药物的临床疗效。

二 安慰剂和安慰剂效应

现代医学如何看待心理层面的因素对药物疗效的影响？药理学中采
用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这样一个概念对此进行描述。

何谓安慰剂？安慰剂是不含任何药理活性物质的制剂，这种制剂只
在医学实验中使用的。安慰剂的外观如大小重量，颜色，甚至味道
等感官指标与试验的新药相同或相似。安慰剂的固体制剂通常由淀
粉等加上其它的赋形剂制成，注射制剂则主要由生理盐水组成。由
于病人和医生对药物治疗具有向好的方面设想的期望心理，使用安
慰剂常常也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效应，这一现象称为安慰剂效
应。

对一些在发病机理上与精神情绪等心理层面因素有关的疾病或症状，
如胃十二指肠溃疡，疼痛，高血压，焦虑症，失眠症等，安慰剂疗
效一般可达10-30%甚至更高。某些得到病人高度信赖的医生，使用
安慰剂甚至能达到50-80%的疗效。安慰剂效应因人而已，就是说与
不同的人以及人的不同状态有关，病人使用安慰剂后是否产生效应
及其效应的大小和强弱均无法预测。然而安慰剂效应持续时期很短，
长期无效。

在新药临床试验中使用安慰剂作为对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心理
因素对药物疗效的影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新药临床试验中必须遵
守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对一些能严重影响病人生命和健康的疾病和
症状如恶性肿瘤，仅仅给病人使用不含任何药理活性物质的安慰剂
是不道德也是不可取的。这时可不用安慰剂或只能在接受了某种标
准治疗的基础上使用安慰剂，有时候也可以与某种已知的有确定疗
效的药物进行比较。

三 对照试验及试验分组

在一个经过细心设计的临床试验方案里，病人被分为几个小组并同
时开始接受治疗。(1)新药治疗组，(2)不同剂量的新药治疗组，
(3)接受一个已知的有确切疗效的药物治疗组，这一组也称为阳性
对照组，(4)接受安慰剂治疗组，(5)不接受任何药物治疗组，只在
某些较轻的疾病时设置。每一组的病人应该患有同样的疾病，并且
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发展阶段也基本相似；病人的年龄体重等一般身
体状况条件也应该尽量相同。

四 随机化原则

参加试验的所有病人应该被随机地分入不同的组中去，称为随机化。
随机化分组是统计学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无论是医生还是
病人，都不能自主决定哪些病人可以进入哪一个试验组接受何种治
疗，病人将进入什么实验组完全由一些随机产生的数字或编号来决
定。这种随机方法可以避免试验人员在分组时有“意识”地挑选病
人，比如挑选病情较轻的病人分入新药治疗组。随机化原则能最大
限度地消除试验中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在整体上保证分布在药物
试验组与各种对照组中的病人具有比较相似的统计学特征，在分析
药物疗效时具有可比性。

五 盲法试验原则

与随机化原则一样，盲法原则也是为消除人为试验误差而设置的，
是统计学中的基本原则。在日常临床实践包括新药临床试验中发现，
病人的倾向性和强烈的期望会影响治疗效果；医生和护士等人员，
既可以通过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暗示来影响病人，从而影响疗效，又
可能在观察，判断，收集，解释，分析药物疗效时，出现一定的主
观倾向。比如，倾向于作出对新药有利的判断，收集有利的数据，
而忽视对新药不利的数据等等。这种主观倾向通常会导致程度不等
的试验偏差。

除了使用安慰剂对照，采用随机化分组等措施外，另一个在试验中
避免这一类偏差的重要方法是采用“盲法”(blind)。 有两种“盲
法”，一是“单盲”，即只有试验人员知道--但受试病人不知道--
什么病人服用的是新药或者是安慰剂；另一种是“双盲”，即试验
人员(医生，护士，包括不涉及病人的资料分析人员)和病人均不知
道服用的是新药或是安慰剂。

在双盲的情况下，由第三方的不与病人直接接触的人员按照预见设
计好的试验方案，把新药和安慰剂等交给医生护士。医生护士在
“盲态”下给病人使用药物，观察药物疗效和收集病人的资料，然
后把资料交给同样“盲态”的资料分析人员去分析。只有在最后需
要比较新药与对照组的疗效时，处于“盲态”的试验人员和病人才
会知道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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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药临床试验中，设置安慰剂对照、采用随机化分组和盲法原则，
是避免和减少主观倾向而造成试验偏差的重要手段。是新药临床试
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从医学伦理道德角度考虑，一些严重
的疾病不允许设置组安慰剂组或不接受任何治疗的“空白”试验组。

毫无疑问，药物的人体试验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对某一
疾病来说，如果已经有可以利用的有效的药物，或者试验中已经明
确的新药有确切疗效时，还让病人接受安慰剂治疗是否道德？对此
没有一个权威答案。参加试验事先病人已被告知，目前都有何种有
效的药物可以治疗他们的疾病；他们还被告知在随机的试验中，如
果不能得到有效药物治疗对他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病人在
拥有充分知情权的情况下自愿同意接受试验及其带来的不适和潜在
危险，以帮助评价一种新的治疗药物。法律保障受试病人有权利随
时停止并退出试验。

在实践上，一旦发现某药可能影响病人的生存状态，就可能立即停
止试验。举例来说，当发现第一个治疗爱滋病的新药zidoculine--
简称AZT--能明显增加病人存活之后，FDA就立即提前终止了该药的
临床试验，并在批准该药上市之前授权允许四千多爱滋病病人使用
它。该药的临床试验只进行了(大约) 106天就获准结束。最近的一
个例子是tamoxifen(商品名为Nolvadex)， 一个可以预防乳腺癌高
发病妇女患乳腺癌的新药。当有清楚的证据表明，与安慰剂相比，
该药可使乳腺癌高发妇女患乳腺癌的几率减少 45%，监控人员推荐
提前14个月解除该试验的“盲态”，以使参加试验的病人可以选择
使用该药进行治疗。

在某些情况下，参加试验的所有病人接受一种标准的治疗，在此基
础上，一些病人接受新药而另一些病人接受安慰剂。当标准治疗的
疗效相当肯定，而且参加试验的病人足够多的时候，新药组如果比
安慰剂组疗效好，即可以认为新药有效。如抗癫痫新药的试验通常
如此。

另外FDA 通常不允许儿童接受新药人体试验治疗，但对于象急性淋
巴细胞性白血病等一些属于儿童多发的恶性肿瘤性疾病，用于治疗
该病的新药可以直接在儿童身上试验。FDA 还对妇女特别是怀孕妇
女，老年人参加新药临床试验做了特别规定。

thankstoyilin

在国内的时候，每当看到那么多的虚假的不法药品广告，夸夸其谈，
有一说十，点石成金，真是由衷的痛心。这些虚假药品广告利用公
众医学专业知识的空白，在大众媒体上恣意传递混乱的或错误的信
息。客观地说这种现象并非少数，也并非制药厂商无知，甚至欧美
厂商(或中外合资)在中国的药品广告也不例外。

严重不实的药品广告以及与其伴随的制药厂商的销售公关，已经
对公众以及医师临床用药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迫于病人
的压力(由于广告)，和出于利益的考虑(由于药品回扣)，医生不得
不大量使用一些不必要但价格昂贵的药物，增加病人经济负担并引
发诸多药物不良反应包括药源性疾病；另一方面是久而久之造成医
师临床用药的专业水平之降低和非标准化。一些医师在(私下)交流
中流露出来的对某些市场上红火的药物的见解，我简直无法相信他
们曾接受过药理学专业教育，心情复杂沉重更是难以言表。制药厂
商当然不会扪心自问，但我们的医师似乎也不会扪心自问，需要扪
心自问的是无奈的病人？

从开发、生产、销售及使用角度来讲，药品可能是最为复杂的大众
消费品。药品的中间消费者是临床医师，他们从药物厂商那里获取
关于药物安全性和疗效的资料。然而作为药品的直接也是最终消费
者的病人却完全是被动的，只有通过专业医生为中介才能使用药品。
从医学观点来看，专业知识的空白使病人完全不具备对药物的判断
和选择能力。即便病人能从科普知识中对药物有一定的了解，他们
仍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换句话说，与各类消费群体相比，作为药
品的直接消费者的病人处于非同一般的劣势。那么，直接面对消费
者--我们的广大社会公众--的药品广告，可以告诉病人或潜在的病
人什么信息？或者说，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药品广告是在帮助或是误
导公众？应不应该出现，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消费者并没有专业能力根据药品广告的信息作
出正确的判断，政府必须强有力地介入并规范药品广告市场。让我
们看看在美国药物广告可以说些什么？

在美国，非处方药品包括食品添加剂等制剂的广告规则由联邦贸易委
员会主管，处方药物的广告规则由FDA 负责。过去，处方药品广告
对象只能是医疗保健业内的专业人员。大约在1980s早期，开始出
现直接面对消费者药物广告。但这种广告非常简单，通常只包含药
物名称和商标信息，和一句大同小异但必不可少的忠告“请教你的
医生”，“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等。

为什么这些制药公司不能再把广告搞的清楚明白一些，他们在中国
做的那些电视广告可不是这样枯燥乏味。为什么？原来FDA规定药
物广告在宣传疗效的必须同时声明该药的毒副作用。一般电视和广
播的药物广告持续时间约30-60秒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既要宣传
疗效，又要说明详细的毒副作用，制药厂商认为在实践上不具有可
操作性。特别是在广告中信息讲述药物的毒副作用，可不是容易的
事情，掌握不好可是鸡飞蛋打。因为不想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也只
好不宣传任何疗效。这样的广告也只能剩下药物名字商标等信息了。

FDA规定，药品广告内容要与药瓶标签上描述为原则，说疗效时不
得有超出，讲毒副作用时不得有遗漏。大家知道这标签上的内容都
是简明扼要，很专业的。标签内容必须经过FDA审查通过。面对医
疗和保健(这个“保健”叫Healthcare，同国内近年流行的“保健”
很不相同)专业人士的药品广告，只能刊登在专业学术杂志和期刊，
或直接邮寄资料给医生，而且要提供完备的资料，也就是好话说尽，
坏话的也要说透。制药厂商可不敢对这些人胡来。这些人都是有些
牛脾气的专业人士，有一些人就是FDA的业余探子。同时，FDA随时
接受来自公众的举报。

对于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药品广告，什么情况属于误导消费者？FDA
认为，如果不能用大白话把药物的好处和坏处一块儿说个明明白白，
好坏两方面的平衡有些偏斜，就有误导之嫌疑。你看这FDA是多么
缺德的主儿。可这药物商家也真没脾气，因为很多人不赞成直接向
消费者做药物广告。后来FDA虽然屈于大厂商的淫威允许放行，但
仍然按照对医疗专业人士的广告标准，严格要求直接对消费者的广
告，只不过把专业语言换成大白话罢了。1996年全美国处方药对消
费者的广告费有6千万美金，也只有6千万啊。据说1997年翻了一番，
但绝对值可能还没有中国的多。

FDA欺负的就是这些药品商。尽管法律允许，他还是没法在电视和广
播上做广告，因为没法满足FDA的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啊。所以在
美国你也只能在电视广播里见到两种形式药品广告，是直接冲着老
百姓的。一是“提醒型”，只有药名，不说能治什么，只图给你提
个醒，记住我别忘了就行了。病人知道一种药物的名字之后可以去
问医师那是怎么回事。另一就是“寻找帮助型”了。这一型不会挑
明是什么药，可能会提一下公司的名字；只讲什么疾病...烦恼...
过敏...等等，现在有了救了，快去看医生吧。言外之意是我这里有
一种新药，医生给你一用你就有救了。所以每当有这一类广告，就
象打谜语似的病人听得迷迷胡胡，医生赚的不亦乐乎。药厂可能在
想，我栽树医生乘凉，却也无可奈何，药厂再大也不愿和医生作对，
更不敢和FDA作对。

如果FDA发现(有人报告)某药品广告有轻度误导倾向，它会给厂商写
一封“提醒”性质的信指出这种误导性倾向，让厂商自己悔改思过；
有严重误导倾向者，它会写一封警告信要求厂商立即停止广告，而
且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纠正错误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例如厂商得给
广大“亲爱的医生”们写信承认错误，自我批评。更严重的，产品可
能会遭查封或撤出市场，据说这种进乎于犯罪的情况非常少见。FDA
直言她的各种威胁措施是维持药物厂商诚实的重要保证。

增补：
在写完本文之后，近日我高兴地注意到一则新闻报道说中国将在2001
年12月(？)执行一项新的法令管理药品广告。该法令规定将不允许直
接对公众进行药品广告宣传，药品广告只能刊登在医学专业类杂志上
并只能面对医学专业人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表明政府正在
强有力地介入并规范药品和保健品的广告市场，必将对今后国内药品
保健品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相信该法令的有效实施将成为
中国药品保健品质量管理史中的里程碑事件。百姓大幸。

thankstoyilin

美国药品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两大类。病人购买处方药必须持有
医生的处方。通常药店需要对病人递交的处方和卖出的药品进行计
数，但对非处方药不需计数。因此非处方药通俗也叫做Over-The-
Counter或OTC药物，意思是买这类药时既不需要计数也不需要处方。

同处方药相比，非处方药最主要特点是十分安全可靠。然而过去美国
在药品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对新药的有效性并没有特别要求。根
据1938年以及更早颁发的联邦食品药品法案，当时新药申请上市
只需提供安全性资料，这时的药品也没有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之分。
1951年之后才出现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的分别。直到1962年新的法案
出台之前，大批上市的新药只要求保证安全性，对疗效没有明确规
定。虽然厂商出于自律和商业利益的考虑，对新药进行有效性研究，
但这时对所有药品的有效性研究是不甚规范和严格的。当时美国市
场上充斥着大量没有确切疗效的药物。1966年FDA首先整顿非处方
药市场，在初步抽查检查中(抽查512种)发现有75%的非处方药均属
无效，并且有些还有害。这一结果公开后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FDA
遂决定分阶段对非处方药品市场进行大力治理整顿。

你想都不能想象得到，这时美国的非处方药竟有300,000种--三十万
种--之多，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的复方(混合)制剂。从这个数字可
以想象当时市场的混乱。看来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老美的这种折腾劲
儿可远比老中厉害得多。更无法想象的是这三十万种非处方药实际上
只含大约700种不同的有效活性成份。一个个的检查这三十万种药物
既不现实也耗费巨大，FDA干脆把所有的三十万种药物按照疗效分
类，然后再进一步分析药物含有哪些已知的有确切疗效的有效成份入
手。检查发现绝大部分非处方药只含有很少有效成份或基本没有，由
此就剔除很大一部分。接着FDA又剔除了许多种所谓的有效成份，当
然含这些成分等药物也随之被剔除。

1970年代一些医院陆续报告指出有一些婴幼儿使用或意外接触樟脑
(油)制剂引起死亡及严重不良反应，该非处方药因此撤出市场。随后
FDA决定从市场上撤消更多的非处方药品。一直到1990年，FDA又禁止
了近200种有效成份，随后于1993年又禁止了几百种。在整顿非处方
药的同时，FDA也对食用补充剂制品制剂以及其它保健制品市场进
行相应的整治。

这样经过治理整顿，目前美国的非处方药和保健品市场清净了许多。
各大零售药店和超级市场里所能见到的非处方药和保健品的种类大大
减少--这种情形你可以亲自考察--也就是占三两个药架大的地方。目
前美国人每年平均购买和消费大约50亿元的非处方药，考虑到美国国
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水平，这一数字表明非处方药是一个不大的市
场。

处方药的上市需要 FDA进行严格的审批。非处方药的上市除安全性指
标必须十分可靠之外，现在FDA对其有效性的要求采用与处方药同样
的标准。但由于现在的非处方药品及其所含有效成份都是经过多年临
床证明、其安全性及疗效十分可靠的药品，非处方药品的新药在上市
前只需向FDA递交相应的新药和申报材料，而不用经过FDA的特别审批
程序--即处方药品的审批程序。大致上FDA把非处方药品分为一些不
同的种类，申请上市的非处方药只要符合这些类别标准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近年来FDA 倾向把一些经过长期大规模的临床检验，证明
确有疗效又相当安全的药物，由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其目的主要是
降低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的费用，最大限度地方便病人。有迹象表明今
后FDA准备加大这种转化的力度。现在市场上非处方药所含的有效成
份中的600多种，在20多年前属于处方药。下面指出目前美国市场上
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非处方药(仅根据个人观察)。有非类固醇类抗风
湿、解热镇痛药物(非甾体激素类)，用于治疗风湿和治疗感冒引起的
发烧头痛肌肉疼等不适症状；化学性抗胃酸药如碳酸钙氢氧化铝等，
类似与国内常见的胃舒平等，以及能有效抑制胃酸分泌的组织胺受体(H2)
阻断剂如雷尼替丁类，用于治疗常见的胃酸分泌过多引起的胃十二指肠
溃疡等；用于治疗局部眼疾的含抗生素的眼药水如四环素眼药水等。

如果从安全标准由低到高可以把处方药品归为第一类，非处方药品归
为第二类。接下来，第三类就是更加安全的食用补充剂或添加剂
(dietary supplements)一类了。食用补充剂不属于药物范畴，主要包
括机体内自然存在的、也可以从食物中摄取的物质。常见的如维生素、
钙、铁、钠等矿物质，一些草药植物矿物质等天然产品。最近FDA已经
要求食用补充剂的标签上必须注明所含有效成分，对草药和植物来讲，
必须注明含植物的何种部位如叶、根、种子等。如果机体缺乏某种物质，
使用相应的食用补充剂还是很有效的。

但必须指出食用补充剂不是药物并且不得标明或暗示有治疗疾病的疗效。
值得一提的是，食用补充剂还包括了象鱼油、褪黑素、卵磷脂、氨基酸
等国内俗称的保健品。正是诸如这一类制剂在国内被夸大到比药物还神
奇百倍的地步--具有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之功效。例如脑白金，中文学名
腿黑素，英文学名Melatonin，是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生理功能可
能与体内生物节律的调节和维持有关。大概在1996年有人给过我一瓶脑
白金--当时只是叫Melatonin或是一英译汉的名字，我一笑而扔之。当时
国内绝大多数人可能从没听说过这玩艺儿，我也真没想到它能折腾到今
天的模样，甚至成了送礼佳品。其实这玩艺也只在老鼠等动物身上做过
实验，据说能纠正老鼠的生物节律云云，所以也能纠正人的生物节律，也
能纠正飞行造成的时差等等。但它从来没有进行过也不敢进行药物临床
人体试验--老鼠的生物节律能跟人的比吗？据说还声称有壮阳作用--而
竟然就有人相信，让人笑死。正所谓不怕想不到，就怕骗不到。其实由
于很多人都曾经服用过脑白金--相当于进行了大规模的人群试验，如果
疗效确实的话，专家们早就应该发表临床研究报告了。

其实美国没有明确的保健品的提法。大体上讲，美国的非处方药和食用
补充剂等制品与中国的保健品在市场操作和具体使用方面均有一定的相
似性。在美国其它受控制的非处方保健产品还包括象洗发香波、浴液、
防晒剂、化妆品等日常家用品。在中国，由于卫生部有“药准字”和
“健准字”两种批号，实际上也就界定了药品和保健品的定义。在中国，
如维生素、铁剂钙剂等还归属于药品的范围，而一些保健品制剂也含有
属于药品制剂的成分如激素。情况比较混乱。

我不认为国内正在或曾经流行的保健品具有什么确定的效果--哪怕是具
有广告宣传的百分之一的效果也好。没有人能证实保健品的效果，也没
人要求必须证明保健品的效果。但是我理解一部分人对保健品的需求。
在我看来，只要它无害、安全，以合理的用途价格和合理的手段介绍给
对它有需求的人，可能会在心理上对使用者产生一些有益的影响。这就
是保健品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就象现在流行的“恶心玩具”或轻装异服，
你十分看不惯，但它满足了青少年的某种逆反心理，这个反叛的群体喜
欢，市场就形成了。

基本上，除了维生素及钙铁等保健品制剂在机体缺乏使用能发挥确定效
应之外--这些制剂过去都是药物--并在过去营养条件较差的年代对人类
健康发挥过重要作用，目前市场上流行的众多保健品没有什么真正的价
值，不管是在欧美或在中国。保健品是一种自生自灭的东西，它本身不
值得什么特别关注，甚至也不值得特别批判。我关注它批判它仅仅是由
于保健品在国内被大肆宣传为具有治疗疾病的神奇疗效，已经行同毒害
公众利益的社会垃圾。更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完全昧着良心，借助公
众对医学知识的无知而进行大肆吹捧，推波助澜。这不仅是对公众的极
大愚弄，也是对科学的践踏。保健品的极度泛滥无疑昭示了这个社会中
的一部分人--包括制造者和使用者--对金钱对健康的贪婪和无知。

保健品市场的趋于理性和健康需要很长的时间。公众和政府都要接受很
多考验。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美国药品保健品市场也曾经历过类似于
今天中国的保健品市场如此混乱无序的时期。回顾一下对美国人来说象
一场恶梦的过去和如何从恶梦中醒来，你就会吃惊地看到今天中国的
保健品行业并没有吸取多少教训。然而由乱而治，物极必反，我们也有
理由乐观地预期中国的保健品市场最终会进入有序状态。

如果认真思索美国保健品市场由乱而治的发展历史，我估计并期待大约
在2020年左右中国保健品市场有望进入有序有理性的健康发展状态。当
然这一天不会自动到来，保健品市场理性的回归必然依赖社会公众的科
学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并依靠政府管理机构用法律和市场规则
对不法保健品厂商予以打击。在民间，旅美学人方舟子主办的新语丝以
及其它一些中文网站，一直在进行科学普及工作，并对国内各类伪科学
现象和虚假保健品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远远走在传统媒体的前面，
功不可没。在此笔者真诚呼吁大家为提升公众的科学意识贡献自己一份
力量。

若干年之后，当我们回顾中国保健品市场的混乱局面由乱而治的历史时，
我们也会莞尔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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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美国的几个关于食品药品管理的重要法案

说道他们的治理整顿，就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美国重要药品法案的演变
历史。

1906年的第一个药物方案，只要求药物的强度和纯度标准。

1938年的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第一次要求厂商在药物上市前证明药物
的安全性。

1951年Durham- Humphrey修正案，区分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要求在处方
药品标签上注明仅凭处方销售。

1962年的一项修正案，由药物史上最悲惨的反应停事件引发。当时
反应停作为镇静药据认为能防治妊娠呕吐症，受到大肆鼓吹被广泛使用
以致滥用，结果导致在西欧出现几千名先天性肢体发育不全的畸形新生
儿。这一事件震惊全世界，并在欧美国家引发国民对药物质量控制的广
泛的和长期的关注。美国国会迅速通过这项修正案。修正案规定新药上
市前，厂商不仅要证明安全性，还要必须证明有效性，并提供药物的不
良反应和中长期毒性包括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资料。必须阐明药物的
中长期毒副作用的要求，其实是新药的动物试验和临床人体试验持续长
达数年时间的主要原因。该法案还对药物广告行为作出规定。

1983年通过罕用药物生产法案，以税务优惠等手段鼓励厂家生产很不常
用的药物。

1984年的药物价格竞争法案和一项与新药专利相关的法案。后者规定新
药的专利期为17年，但从新药上市前的新药审批阶段即开始计算，实际
上相对缩短了专利期。

thankstoyilin

农业上转基因作物（GMOs）的历史在有记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万年前史前农民就已经从他们驯化的农作物中选择更高产的庄稼和种子。

20世纪最后25年所发生的改变是科学家们开始在单独基因水平上选择高产性状并且控制农作物中的基因定位。

对基因的科学研究始于1860年代，当时奥地利僧侣Gregor Mendel系统地进行了豌豆的杂交。他引入了“基因”这一概念来作为遗传的单位。1868年，德国化学家Friedrich Meischer发现了现在被我们成为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物质。不过当时人们认为从化学上讲DNA太简单，不可能携带大量的遗传信息来产生自然界中如此众多的参差多态。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蛋白质才是遗传的基础。

1944年，Oswald Avery意识到DNA或许是分子信息的真正携带者，他的这一发现在1952年得到证实。不到一年，在1953年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打开了遗传工程的大门。

理解四种碱基的不同序列如何制造出可以表达遗传差异的蛋白质是一个方面，但精确“制造”出新的碱基序列以产生人们期望的性状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这就是研究基因修饰生物（转基因，GMOs）的科学。

基因剪接技术可追溯到1972年。Stanley Cohen和Herbert Boyer在那一年研究出一种可以在特定位置化学切割和拼接DNA的技术。Boyer利用一种酶将表达某种特定蛋白质的遗传密码切割下来并黏附到另一段DNA上，Cohen则将这些DNA序列引入到细菌和酵母细胞中。两位科学家利用这些微生物来生产激素。1976年他们创立一家名为Genentech的新公司，他们将人类制造胰岛素的基因引入到细菌中，这些细菌开始制造出胰岛素。接着他们又开始制造人类生长激素，HGH被用来使侏儒儿童长到正常人的身高。在基因修饰技术发明之前，这种激素只能从人类死尸上提取。

2009年，瑞士制药公司Roche以4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Genentech公司。

基因剪接技术自1990年开始应用到食品行业，那一年FDA批准了一种新的转基因凝乳酶的安全性。凝乳酶可以使牛奶凝固形成凝乳和乳清，这是制造奶酪和其它乳制品的原料。制药巨头Pfizer从牛犊胃中分离出制造凝乳酶的基因并将其引入到细菌中。

到1995年，美国本土生产的67%的奶酪制品所使用的凝乳酶是来自于转基因细菌制造的。

1994年Monsanto（孟山都）利用转基因细菌制造出一种牛生长激素（BGH），奶农可以将这种激素注射到奶牛身上以提高产奶量。批评者们担心这种激素会进入牛奶中并且可能对奶牛有危害。不过绝大多数的公众以及奶农已经接受了BGH。

Bt农作物。下一步利用转基因技术来增加食品产量的目标转到了植物，和细菌薄薄的细胞壁不同，植物的细胞壁既厚又硬。1976年华盛顿大学的农业科学家们发现一种细小环状的被称为质体的DNA分子可以将其自身插入植物细胞的细胞核并导致肿瘤。

人们还发现可以利用酶来使植物细胞变得多孔而容易进入。到1983年，两所大学以及种子巨头Monsanto的科学家们已经找到办法来去除质体中的有害基因、将人们希望的基因插入质体中并将其引入到植物细胞中，接下来质体可以自己进入植物细胞核中。

这些技术打开了遗传工程的闸门，使得Bt作物、抗草甘膦作物以及其它转基因作物获得了极大发展。

在美国，大多数主要农业州里转基因作物已经取代了传统农作物。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的资料，到2008年，美国国内种植的大豆有92%是转基因品种，其中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和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是种植比例最高的两个州，都达到97%。

2008年转基因玉米的种植比例也有80%。再一次地中西部经验丰富的农民是先行者。内布拉斯加州转基因玉米种植比例达到86%而南达科他州则以95%的比例高居首位。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转基因作物感到兴奋。特别明显的是一些欧盟国家禁止进口转基因作物。

Troy Otte（下图左）是那些毫不担心转基因作物可能有潜在危害的农民之一。他相信转基因技术可以极大提高玉米产量，目前玉米的平均产量是每英亩150蒲式耳。“我们可以期望玉米产量可以达到300蒲式耳，”他说，“这一产量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大家都在说生物技术时代将会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时代。”

Don Lee教授（下图右）说基因工程师们所做的事情仅仅是传统植物育种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育种者一直是被资本利益所驱动，现在也不例外。如果育种者想要解决某些问题，比如提高疾病抵抗力，他们需要遗传多样性，”他说，“利用基因工程，你可以从任何品种中提取出一个基因并将其整合到植物已有的遗传信息分子中去。这样，你就在增加遗传多样性。”

尽管对于转基因作物有各种忧虑，但是很明显的是未来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转基因作物，而是如何管理转基因作物。

原文： http://www.livinghistoryfarm.org/farminginthe70s/crops_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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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市新招人员做岗前培训，给定的题目是《关注亚健康》。我开场白就表明，我是不认可“亚健康”这个概念的，通过我的讲课，正本清源，使听者从此不再关注亚健康，我就很满足了。

一、什么是健康？
从字义上溯源，健康一词最早是“伉健”。《汉书·宣帝纪》：“秋，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鋭卒，选郡国吏三百石（三百石：汉官秩）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说文》：“健，伉也”；《增韻》：“健，强有力也”；“伉”除了强健，还有高大的意思：“乃立皋门,皋门有伉”（《诗.大雅》）。“伉”“健”二字通假，连起来约等于现在“肌肉男”、“高大威猛”的意思，这是“健康”的最低层次。英文health一词与holly（神圣）同源，本意是指健全，完整。这个意思境界就高多了，健康首先是组织结构的完整，然后还有功能、情感、道德等的“完整”，与现代“健康”的概念完全相容。从字义上，中输给了西。

自古以来，健康总是对应于疾病而存在的概念。在医学还没有产生之前，或者还处在原始本能医学的时期，人类在疾病面前完全是听天由命的(中医粉丝们可怜的智力无法理解，在没有中医的几百万年间，人类包括中华民族始祖们居然也繁衍生存下来了)。与医学相比，生产方式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要大得多。从狩猎和采集进化到农业，被驯化动物带来大量人畜共患病（人狗共患病65种，人猪42种……），永久性定居为疾病传播和病原体的大量繁殖带来便利，人类面临的疾病谱大大增加。这一漫长时期，人类对疾病和健康一无所知，不得不把健康和疾病都归于神灵所赐，是为原始健康观。

当生产力更进一步后，有人比如泰勒斯，吃饱了闲着开始“仰望星空”，由此产生自然哲学，以及自然哲学健康观。在中国，健康被认为是体内阴阳平衡的结果；在古印度，是气、胆、痰的精密平衡；在古希腊，则是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的平衡。各民族传统医学五花八门的这些理论本质上都主要是古人“思辨”的结果，疾病和健康被抽象化、符号化，虽然离真相还相差甚远，人类总体健康状况并无根本改善，平均期望寿命世界各民族都只有30岁左右，但总算从对神和巫的绝对恐惧中解脱出来。

文艺复兴以后，由于解剖学、胚胎学，尤其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形成机械健康观。在物理医学派（笛卡尔为代表）看来，身体就是一部大机器：胃是碾磨机，心脏是吸筒，胸廓是风箱，发热是血球摩擦。在化学医学派看来，生命活动无非是发酵，甚至是一种“灵气”的蒸馏作用。物理、化学医学派得出的结论虽然也多有荒谬，但其所采用的观察实验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开启了用科学方法研究医学的大门。除了中医外，“仰望星空”式的哲学玄想从此退出医学研究的舞台。尽管如此，生命似乎并不简单是物理定律和化学反应的叠加。

进入十九世纪，由于细胞学、微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进化论等生物学理论的爆炸性进展，医学获得空前进步，人类试图对自身进行彻底的生物学解读，形成生物医学健康观。这种健康观尚美中不足的是忽视了人的心理和社会属性，这种“忽视”很快就被现代医学所认识。

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O．L．Eng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首次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1978年，WHO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健康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成为现代健康概念的经典定义。新的医学模式实际上是生物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和必然结果。由于生物医学的伟大贡献，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疾病与死因结构，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原因不再是可怕的“瘟疫”（传染病），而让位于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非传染性疾病，因此日益凸显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人类只有摆脱瘟疫的威胁，关注心理健康才有意义。可以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瓜熟蒂落，而不是对生物医学的否定。

1989年，WHO对健康概念再作补充，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外，加上了道德健康，从而形成现代健康概念的四维结构。健康的概念至此似乎变得丰满而完备，但我窃以为，加上道德健康是画蛇添足。试想一个人如果身体心理社会适应都非常良好，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道德有所欠缺的人（除了圣人，谁又敢说自己的道德没有欠缺呢），似乎不必因此说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健康的四维实在是一个理想状态，死扣标准，世上无完人。生理健康指的是生理结构完整，生理功能正常。仅就结构而言，大到器官组织，小至基因分子，任谁也不可能百分百的“完整”，不要说功能了。心理和社会适应更是一个相对概念，实无法做出客观的判定。道德有强烈的阶级性、民族性、宗教性，从来就没有统一标准，然而，1990年，WHO还是就道德给出了定义：“不能损害他人利益来满足自己需要，能按照社会认可的道德行为来约束自己，并支配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具有辨别真伪、善恶、荣辱、是非的观念和能力。”其所谓“社会认可的道德行为”无非是大多数人的行为，必然含有对少数人利益的道德绑架，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国外有研究发现，屡犯贪污受贿者易患心脏病、癌症、脑出血等，并且寿命较短。这种研究大约只适合在道德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若在我国，那些贪官们心理素质之佳，生活质量之高，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也不是不可能：不贪污受贿的官员反而易患疾病寿命短。

严格按WHO的定义判断，世上根本没有健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个人觉得，健康不是一个可以客观判定的状态，它也许可以理解成“幸福”那样的概念，只是一种自我的感觉罢了，在四维中心理的健康才是决定性的，它可以弥补其他三维的不足。像刘伟那样的达人，虽然失去双下肢，能有“要么赶紧去死，要么精彩地活着”的心态，给人以无比“健康”的感觉，其“健康度”足以让众多“健康”的看客们自愧不如。所以我以为，健康不是像疾病一样，可以由医生来做出精确的诊断；它更是一种自我判定。即使我少了一根手指，即使我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即使我干了点小坏事，只要我自己觉得我健康，那就行了。

二、亚健康的真相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苏联N．布赫曼(Berkman)提出在疾病与健康之间存在一种“第三状态”。这一模糊概念刺激了青岛医学院一位中医教授叫王育学的灵感，他于90年代中期创造了“亚健康”一词（据说当时他只是一家健康杂志的编辑）；1996年1月，对伪科学有浓厚兴趣的《健康报》开辟了“亚健康学术探讨”专栏；同年5月12日，中国药学会在北京召开“亚健康学术研讨会”，确定“亚健康状态”的名称；1998年“第2届亚健康学术研讨会”给亚健康状态取了个英文名“sub-healthy states”，这是一个专供中国中医意淫的英文名儿，因为以此为关键词在外文数据库中搜索不到一篇文章。从此，“亚健康”一词就像“治未病”一样，以其无比的模糊性无比体贴地迎合了广大中医乐于忽悠的心理。

简单的文献检索可以说明问题，中文期刊网上关于亚健康的论文有1500篇左右，期刊档次都非常低，基本是《中国社区医师》《中国疗养医学》《中国健康月刊》《**中医药大学学报》等上不了学术台面的杂志，90%以上是中医写的。在著名的PubMed上用sub-health 检索，不到10篇文章，并且其谈论的都是亚健康研究机构，没有一篇谈论亚健康本身。显然，“亚健康”这个非名老中医一时灵感而创造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对其进行的“研究”完全是中医自己的瞎折腾。

中医创造出“亚健康”这个概念后如获至宝，拍脑袋自拟标准，煞有介事的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论是，中国人群健康者15%，疾病者15%，亚健康者70%。现代中医已经无耻到连“未病”都要治一番宰一刀，不要说“亚健康”了，这大概是中医热衷于亚健康的唯一本质原因。

关于亚健康，迄今也没有“诊断标准”，只有众说纷纭的各种归纳，这些经验的归纳是否也有一些合理之处呢？我们知道，中医除了装神弄鬼的“辨证”外，对于严格的疾病诊断完全依赖于西医，他们对亚健康的诊断学症状学的归纳充分体现了缺乏科学训练的江湖医生本质。比如，有人归纳了亚健康的十种“典型”症状：心病不安，惊悸少眠；汗出津津，经常感冒；舌赤苔垢，口苦便燥；面色有滞，目围灰暗；四肢发胀，目下卧蚕；指甲成像，变化异常；潮前胸胀，乳生结节；口吐粘物，呃逆胀满；体温异常，倦怠无力；视力模糊，头胀头疼等。所谓亚健康应该是尚未到疾病的程度，而这十组症状每一组都强烈提示有病而不是未病，每一组都可以提出几个需要鉴别的疾病来，比如第一组“心病不安，惊悸少眠”，至少要考虑心脏病、甲亢和神经官能症等疾病；“体温异常，倦怠无力”则提出一百种疾病来鉴别也不必奇怪。把这十组症状列为亚健康的“典型症状”是没有丝毫临床思维训练的无脑人拍脑袋的产物。

亚健康的诊断是基于有症状而无阳性检查结果而做出的，这种判断容易导致诸多误解。一是有症状，在医师经验不足或检查水平低下时，容易误诊。比如“视力模糊，头胀头疼”当然可能仅仅是休息不好，但是，也完全可能是青光眼，甚至可能是颅内肿瘤。头脑简单只知道亚健康的中医，或者没有相应设备检查，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误诊。其次，诸多严重疾病的早期并没有症状，连亚健康也称不上，但严重性非同小可，比如肝癌早期，可以通过高危人群的健康体检或筛查来发现，要是不幸碰到中医给戴个亚健康的帽子肯定就废了。

当你有症状而被中医诊断为亚健康，有两种可能：你其实是功能性疾病，被过度治疗；你有超出中医诊断能力的严重疾病，被延误治疗。当你无症状而被中医判断为健康或亚健康，也有两种可能：他们要为你“治未病”；你可能有隐匿很深的远远超出中医诊断能力的疾病。关注亚健康，除了使你更加容易被忽悠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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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思逍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们一般都把这句话中的适者自动代换成了强者，并毫不犹豫地认为弱肉强食就是生命世界中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然而，当巴斯德揭开了微生物和众多疾病之间关系的神秘面纱之后，生命世界中的适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抵御疾病的能力相关联。显然，某些细菌和病毒擅长把其他活的或死的生命体当作它们的食物，在进化过程中各种生命体演变出对付它们攻击的防御手段。而细菌们自然也演变出克服防御的手段，甚至利用生命体的防御办法来反防御——想想引起艾滋病的病毒。这种永无休止的、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极大地促进了生命世界的多样性，甚至成为生物学家解释生命世界为何会出现性别演化的基本理由之一。

人类是个极其好斗的物种，有史以来有记录的战争不可胜数，然而据历史和医学专家估计，和死于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的人数相比，死于人类之间自相残杀的人数至少低一个数量级。更进一步地说，大型战争中死于瘟疫和非致命伤口致命感染的士兵人数，也比直接战死沙场的人数也要多得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个显著的例外，而将死亡比例扭转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有人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具有革命性影响的事物有：原子弹、青霉素和计算机等等，这样的清单有许多，但无论是谁来总结，没人会忘记青霉素。事实上，在许多医学史专家看来，青霉素进入药典，才真正标志着现代医学的正式诞生，即便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拥有了狂犬病疫苗。毕竟抗生素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医学现在第一次真的有能力，把人类从适者生存最大的一个沙场上解救出来。

青霉素传奇

关于弗莱明如何发现青霉素的半神话故事，可能每一个高中生都已经知道了。1928年9月3号，度假归来的弗莱明，刚进实验室，其前任助手普利斯来串门，寒暄中问弗莱明最近在做什么，于是弗莱明顺手拿起一个培养基，准备给他解释时，发现培养基边缘有一块因溶菌而显示出的惨白色。对这个发现的探索成果，于1930年6月发表，正是这篇论文使弗莱明获诺贝尔奖。许多人羡慕弗莱明的好运，然而，青霉素远不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甚至弗莱明也并不是第一个发现青霉菌拥有抗菌能力的科学家，这一切得从微生物的颉颃现象说起。

自巴斯德等人开创微生物学之后，微生物彼此之间在生长上相互对抗（颉颃）的现象就被各国学者陆续发现并报道。罗伯茨是第一个发现颉颃现象并报道的微生物学家，1874年，论文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报》上。他不仅发现真菌的生长常常能抑制细菌的生长，并且在这篇论文中他已经谈到青霉菌对细菌生长的影响。1876年，廷德尔在广泛研究霉菌和细菌相互影响的论文中，再次报道了青霉菌溶解细菌的现象，并总结发现霉菌和细菌之间的生存竞争中，霉菌通常是胜利者。

1885年，巴比斯和科尼尔开创了交叉划线技术以便研究细菌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技术为理解颉颃现象提供了更好的实验基础，弗莱明也是利用这一技术确认了青霉素的存在。1887年，加雷利用这一技术率先发现，铜绿假单胞杆菌可以产生并分泌某种可扩散的“毒素”，它能够抑制包括葡萄球菌在内的各种细菌的生长。这篇报道掀起了一个研究铜绿假单胞杆菌毒素的小风潮，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出现了研究这种毒素的大量论文，而能对抗微生物的化学物质也开始被称为抗生素。在这些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埃默里奇和洛在1899年发表的论文，他们证明利用假单胞杆菌的无细胞提取物局部治疗伤口感染，可取得较好的效果。这可能是医学史上第一个，主动应用抗生素治疗感染的临床实验研究了。有识之士，对这样的研究中潜在的巨大医学价值所激励，各式各样的青霉菌菌株和铜绿单胞杆菌成了引人注目的研究对象，并对它们用于治疗疾病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价。他们发现并证明了微生物间颉颃现象大量存在，并且也证实在一些情况下，这种作用是由可扩散的抗生素所引起。

虽然人们认识到了微生物的颉颃作用，然而受到当时分离纯化实验技术的限制，抗生素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912年，微生物学家才从某种真菌中分离出了曲酸，1920年至1929年仅有格兰泰和帕斯则发现了放线菌素，威瑞德和斯特朗克则发现了绿脓菌素。然而这些抗生素要么效力不高或毒性较大，并无大的实用价值，因此它们的发现都未引起多大的反响。即便弗莱明所发现的青霉素，在当时也并不为他自己和人们所重视。首先青霉素不稳定难于纯化，其次弗莱明还发现葡萄球菌，最常见的引起感染性疾病的细菌之一，可快速的对青霉素产生抗性，更糟糕的是他还发现青霉素对豚鼠这种实验动物具有致死性，因为这些原因弗莱明后来放弃了对青霉素的进一步研究。

当然除了微生物以外，很多生物也能合成并分泌对抗细菌生长的物质，某些青蛙能合成一种物质防只细菌在它湿润的皮肤上过度生长，事实上我们也能通过汗腺等分泌一种酶溶解某些种类的细菌，这就是弗莱明此前发现的溶菌酶，遗憾的是溶菌酶所对抗的细菌在医学上价值不大。

青霉素的真正伯乐也许该算是钱恩，他从希特勒的迫害下逃出来，在牛津研究溶菌酶，惊讶的发现弗莱明不仅还活着，并且还研究了另一种同样能对抗微生物的物质——青霉素。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家，钱恩对微生物学了解不多，通过青霉素，他对当时发现的由其他霉菌所分泌的种种抗生素的文献进行了调研，最后认定青霉素具有巨大的医学潜力。

因此他申请将研究领域从溶菌酶转到青霉素的分离纯化。到二战开始时，他已经得到几毫克较纯的可用于肌肉注射的青霉素。这时，牛津附近一家医院中的一个警察患者，发生了急性葡萄球菌血液中毒，这个病在当时必死无疑，而且死亡速度很快。经过青霉素治疗后，病人病情得到极大缓解，所有人都认为奇迹即将出现，但不幸的是青霉素的量实在太少，即便病人尿液中的青霉素，都被再次分离回收利用，病人最终还是死于血液中卷土重来的葡萄球菌。

虽然悲剧最终没有被阻止，但大多数人通过这次治疗，都认识到了青霉素的价值，也让钱恩坚定了青霉素可以创造医学奇迹的信念。也许，我们应该感谢的是，这位病人对青霉素没有严重过敏，否则钱恩绝没有勇气去美国，游说大规模投资青霉素的生产。其后由英美科学家合作展开的青霉素批量生产的攻关小组成立，并最终实现了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至于因青霉素而展开的一系列保密战、间谍战等等足够拍摄一部比007还007的电影。

抗生素时代
如果说青霉素传奇中充满了偶然、机遇和幸运这些词汇，那么瓦克斯曼就是一个让人扫兴的家伙，一个传奇的敌人。当青霉素在二十世纪40年代峥嵘初露的时候，他于1942年，首先精确的定义了抗生素的概念，将之用于专指来自于微生物在代谢中产生的，具有抑制它种微生物生长和活动甚至杀灭它种微生物的性能的化学物质。这样就将溶菌酶以及大肠杆菌素这样的物质排出在了抗生素的范围以外。为寻找和研究抗生素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讨论基础。

然后，他和他的学生开始了抗生素的暴力搜索，将目光锁定在土壤中的万千微生物之中，他坚信抗生素是微生物彼此大战中的化学武器，土壤中一定存在多种能够制造各种抗生素的霉菌，正是因为这些抗生素的存在，才极大的抑制了各种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筛查了近万种微生物后，1944年，他发现了一种新抗生素-链霉素，它由灰色链霉菌产生的。很有意思的是，链霉素是青霉素的非常理想的伙伴。青霉素可杀灭革兰氏阳性菌，而瓦克斯曼发现的链霉素则作用于革兰氏阴性菌以及青霉素无效的分枝杆菌。由于已经有了青霉素的生产经验和设备，链霉素很快即能大量生产，迅速成为抗生素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大名鼎鼎的肺结核正是由分枝杆菌引起，链霉素的发现直接导致结核病治疗的革命，让刚刚兴起的大型外科肺部分切除的肺结核专科治疗医院损失惨重无疾而终。

瓦克斯曼的成功，让众多大制药公司开始了一场土壤淘金旋风，由此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抗生素制药工业。在短短的二十年之间，今日大家熟悉的各种抗生素陆续登场，金霉素(1947),氯霉素(1948)、土霉素(1950)、制霉菌素(1950)、红霉素(1952)、卡那霉素（1958）等等。这些抗生素的间世，使各种细菌性疾病及立克次体病得以成功的治疗，使人类平均寿命显著延长。

当全世界的土壤几乎被制药公司翻了一个遍之后，1958年，谢汉开始了人工改造青霉素之路，得到6-氨基青霉烷酸，这个重要的中间体。通过给6-氨基青霉烷酸增加不同的侧链基团，可以获得各种不同的半合成青霉素。由此制药工业可以开发一个抗生素家系，而通过对抗生素进行人工改造可以增加药物效果、稳定性甚至还能扩大抗菌谱。半合成抗生素中最著名当数头孢家族，1961年，Abraham从头孢霉菌代谢产物中发现了头孢菌素C。加上不同侧链后，成功地合成许多高活力的半合成头孢菌素。由此产生了头孢x代这样的称呼。人类的健康史由此挺进了因公共卫生和抗生素带来的黄金时代，公共卫生和抗生素的结合，使传染病的死亡率下降极快，以致1969年美国卫生总监甚至认为现在是“可以把关于传染病的书收起来的时候了”。

红色皇后原则

医学史家喜欢把抗生素大量使用前的时代，称为黑暗时代，那时候可以轻易致人于死地的，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众多。然而，今天有人已经开始警告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如果我们还像败家子般肆意“挥霍”抗生素的话，重返黑暗时代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今日的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如果使用最初发现的青霉素来治疗，治愈率将会下降到1%，换句话说最基本的青霉素，事实上已经彻底的失去了从前传奇般的疗效。现在的葡萄球菌早已获得了对抗青霉素的能力。其实青霉素应用不到十年，细菌对青霉素的抗性就开始迅速增长，让有识之士感到恐慌。半合成抗生素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应对青霉素危机的无奈之举。

各种因细菌导致的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已经有卷土重来的趋势，其中肺结核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就美国纽约结核病人统计数据而言，三分之一以上的结核病人是由抗一种抗生素的抗药性结核菌所致，抗两种或两种以上抗生素在新病例中占3％。如果你感染的是多抗药性结核菌，那么你只有50％的生存希望，这已经与抗生素发现前的状况相一致。美国曾经希望在2010年彻底消灭结核病，然而现在的现状则是发病率的逐年攀升。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期，瓦克斯曼坚信土壤中充满了抗生素的时候，只是个纯粹的臆测。如今土壤中恐怕已经真的充满了抗生素。青霉素取得的巨大成功，让人们慷慨的将抗生素这样的利器四处挥洒，不仅在疾病的治疗上，各大养殖场为了预防假想中的各种感染，将抗生素直接加入饲料中等等诸如此类。无论你是否愿意我们食用的肉蛋禽奶中都含有微量的抗生素，我们在不断的毫无必要的杀死众多敏感菌。然而，除了天花可以算被人类灭绝了以外，其他各种可致人于死地的微生物，没有哪一种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伴随着抗生素滥用的现实是，我们帮那些因为突变或者其他好运，获得对抗抗生素能力的细菌个体获取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它们迅速的填补了对敏感细菌死后留下的生存空间。我们给自己培养了越来越强大的敌人，万古霉素曾经被认为是终极抗生素，然而能够对抗万古霉素的细菌也已经出现。

在《红色皇后》一书中有句名言，“你只有不停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自青霉素大规模投入临床应用以后，人类和微生物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我们还能在多长时间里保持优势，已经是个严峻的问题，但我想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平均寿命四十岁甚至更短的黑暗时代。要想保持优势，除了开发新的抗生素以外，加强抗生素的监管力度，医疗系统合理使用抗生素，是当前许多国际组织向各个国家呼吁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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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生命最终都会结束，虽然死亡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归宿，但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在人类历史中始终贯穿了对改善生命质量的努力和与死亡不懈抗争的内容，平均期望寿命（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以下简称平均寿命）也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逐渐提高。平均寿命是由粗死亡率（以下简称死亡率）直接决定的，导致人口死亡的原因主要有自然衰老、疾病、自然灾害、战争、饥荒以及意外事故等。

本文主要就20世纪中国人死亡率及平均寿命的巨变简述科学给予中国人的恩典。

人类平均寿命的变化
据历史资料记载及学者考证，中国人历代平均寿命为：夏商时期不超过18岁、周秦约为20岁、两汉22岁、唐代27岁、宋代30岁、清代33岁、民国35岁。中国人平均寿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过高和死亡年龄过低，在自然衰老导致死亡之前，大量的人口因各种原因过早地死亡。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早期人类的平均寿命主要是由食物因素决定的。当人们开始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之后，平均寿命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困扰人类的食物短缺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善。经过数千年的努力，人类平均寿命从不足20岁达到了35岁左右。虽然不同地区实现这一目标有先有后，但其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欧洲历史表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疾病成为了决定死亡率的首要因素，社会经济问题退居为次要因素。疾病在人口的死因构成中占有大部分比例，在死因顺位中也居于前列，人类面临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战胜疾病。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降低了人类死亡率并显著延长了平均寿命，如琴纳发明的种牛痘技术使19世纪瑞典等国的平均寿命从20～30岁跃升到40岁，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与普及使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0 岁左右。

20世纪前期，中医庇护下的惨状
据金陵大学1929～1931年的调查资料，全国部分农村人口死亡率为28‰，婴儿死亡率为156‰，平均寿命为34～35岁。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回顾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44～1949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1‰，平均寿命为39岁左右。汇总数据后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约为20～25‰，婴儿的死亡率高达200‰左右，平均寿命不到40岁，是当时世界上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有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较高是因为战争和饥荒，但统计学资料表明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据哈尔滨医科大学赵锦辉查阅的“关东州地区”生命统计资料，该地区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以上，1938年这一数据也超过80%，婴儿死亡率平均超过150‰，其它地区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便在战争或饥荒爆发的年份，战死或饿死也很少成为人口死因构成的主要因素。

“关东州地区”1938年生命统计资料显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类别是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和胃肠道疾病，如伤寒、痢疾、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产褥热、肺结核、腹泻等，传染病占死因的64%，慢性病占36%。河北某地1931～1933年资料显示，传染病占死因的46%，慢性病占45%，死因不明占9%。在死因顺位中居于前列的传染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与社会经济因素没有直接关系。现有的统计资料均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死亡率与战争和饥荒没有对应关系。

首当其冲的罪魁是传染病，以鼠疫（黑死病）为例，1911～1929年间，全国各地的鼠疫流行几乎没有间断过，死亡率极高，流行高峰期屡屡出现全家死绝、全村死光的惨况。中医面对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毫无办法，既没有理论上的病因解释也没有能够产生疗效的药物，甚至连预防的基本知识都不清楚。

天花也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爆发次数多、传播范围广。天花历来是令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从百姓到帝王均难以幸免。虽然中国人发现了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但并没有抑制住天花。因为人痘法常常引起强烈的人为发病和死亡，与感染天花的结果几乎相同，在预防意义上弊大于利，没有多少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预防未必能感染的疾病。人痘预防是人们在实践中观察得到的经验，更接近现代免疫学的思路，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中医历来认为天花病因在于胎毒。民间曾流传“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谚语，可见天花危害之猛烈和中医之无能。

霍乱在中国直到50年代仍是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霍乱是由病菌引起、由不洁饮食传染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患者剧烈腹泻、脱水甚至死亡，其发病快、传播广、致死率很高。霍乱在历史上多次爆发大流行，往往造成上千万人的死亡。此外还有结核、麻风等慢性传染病，虽然没有急性传染病那样发展迅速，但患者人数众多，流行范围很广。结核病以慢性消耗的方式使人体质虚弱，多种器官受损，死亡率相当高。30年代，全国4亿人口中有结核病患者2700万，每年有上百万人死于结核病。寄生虫病也是广泛流传的疾病，中医向来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以在中国广为流行的血吸虫病为例，中医仅仅注意到和水有关，误以为是水中有毒，称为水毒病或溪病。

中医最早认为疾病的原因是上天示罚、鬼神作祟，在治疗上采用了祈祷、祭祀和诅咒等方法。直至20世纪前期，中国民间还普遍认为疾病是因为触怒了上天和神灵，导致瘟神降临的结果，放鞭炮祛除邪气、醋熏法驱避瘟神、举办迎神赛会祈求神灵庇护等诸多风俗流传甚广。当然这些方法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效果。

此后中医又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即阴、阳、风、雨、晦、明，把病因归结为六种气候的变化。再其后又有“恶毒之气”、“毒病之气”、“疠气”、“乖戾之气”、“杂气”等诸多离不开“气”的解释。中医始终没有认识到微生物，不知道病原体、传染源和传染途径。陪伴了中国人2000年的中医，在治疗和预防传染病及寄生虫病方面完全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

在20世纪前50年间，随着现代医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挽救了大量中国人的生命。例如1910年在东北地区爆发的鼠疫，流行初期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在东三省传播。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马来西亚华裔伍连德受命承担了控制疫情的任务，曾在巴斯德研究所学习过细菌传染病知识的伍连德运用了现代医学的方法，采取火化尸体、大面积环境消毒、隔离患者等有效措施，切断了传染途径，在短时间内迅速遏制了这场无比凶险的疫情。

天花在中国的防治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充分暴露了打着传统和国粹旗号的中医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也揭示了政府失策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18世纪末英国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法预防天花，于19世纪初开始逐渐推广并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天花疫情每年大幅度减弱，如瑞典自引入牛痘法后20年间死于天花的人数从年1.5万降至11人，欧洲各国因天花死亡的人数均呈急剧下降的趋势。1805年牛痘法自澳门传入中国内地，显示出极佳的效果并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

然而势力强大的中医界面对牛痘的奇效不是接纳和推广，而是搞出了一套类似于“中西医结合”的歪理。《引种牛痘方书》云：牛痘“盖牛之物，其性属土，其气最厚。”、《引种牛痘法》云：“牛在畜属土，在卦属坤，土缓而和，其性顺也，啖百草能解诸毒，非如人饮食之患，七情之火。”、《引种保婴牛痘方书》曰：“种痘之法，首在认穴”，认为牛痘应从穴位而入，沿经络引胎毒外出。直至1935年出版的《痘科学》，仍然坚持小儿出生后服用延生方、兔红丸、太极丸等中药去胎毒。

牛痘法简单易行、百试百验，砸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饭碗，如把脉开方、种人痘、治瘢痕、药铺等等利益群体。中医界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理论是其生存的基础，坚持宣扬天花源自胎毒，顽固地以阴阳五行等歪理加以胡乱解释，宣称牛痘法不过是将胎毒引出而已。部分中医药从业者极力毁谤牛痘法，恐吓民众，甚至故意散布种牛痘必然重出天花的谎言，导致大量愚昧民众放弃种牛痘从而染上天花死亡。中医对现代医学的肆意曲解和造谣，严重迟滞了牛痘法的推广。

在天花的预防上，虽然牛痘法显示出百利无一害的效果，但却遭遇了中医强大势力的阻挠，天花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仍然是中国人生命中的魔咒。中医界置民族利益与民众健康于不顾，暴露出为一己私利的不仁与歹毒，其无耻和残忍与当今的中医骗子如出一辙。当时民众普遍愚钝不化也是原因之一，对传统怀有根深蒂固的盲从思想，不顾事实、不加思考。此外，政府不能以科学理念作为决策的依据，对中医采取了一味纵容的态度，也使中国人失去了迅速消灭天花的机会。使中医骗子得以在万众尸骨上大发横财。

反观日本，迅速认识到牛痘法的绝佳效果并加以普及，并由此萌发了坚决否定汉方医的理性思考。而中国却花费了15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其根源仅仅是中医界的行业利益，可见中医骗子的无耻与民众的愚昧已经达到了多么骇人的地步。回顾这一段讳莫至深的历史虽然是惨痛的，但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不得不在科学与传统、生命与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时，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仁爱美德究竟在哪里？ 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民众应该何去何从？

其它的传染病和慢性疾病也面临同样的境况，从《黄帝内经》到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中医的各种治疗方法和数万种中药均不能有效治疗和控制疾病的危害。由于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又面临中医界的巨大阻力，加之民智未开、政府失策，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依然处于高死亡、低寿命的阶段，这就是在中医庇护下的中国人的真实状况。与同时期全世界的数据对比也表明，现代医学在发达国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而中医与其它不发达国家的传统医学以及巫术的效果相差无几。

20世纪后期，科学赐予的恩典
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伴随着与传染病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斗争。18世纪末期以来，英国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法、法国学者叶尔辛（耶尔森）发现了鼠疫杆菌、德国医生科赫分离出了结核杆菌、法国医生卡尔麦特和介朗研制出防治结核病的免疫疫苗（卡介苗）、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成功提取链霉素，此后青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和四环素相继出现，新型的疫苗也不断被研究出来，各种传染病得到了迅速有效的控制，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20世纪50年代初，以传染病为主的各种疾病依然在中国肆虐，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疫情蔓延难以控制，以天花、鼠疫、流行性脑膜炎、疟疾、霍乱、血吸虫病等最为严重。据50年代调查，我国有12个省的346个县流行血吸虫病，全国血吸虫病人约1000万人， 全国70%的县市有疟疾流行，疟疾发病数每年在3000万以上。结核病患病率及死亡率也很高，据部分地区统计，城市居民结核病患病率高达3～9%，死亡率达2.5%。

面对必须要摆脱的困境，政府自1950年起大力开展了防治疾病、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同年卫生部也发布了“种痘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条令。当年种痘4400万人，次年达到1.5亿人，天花得到了迅速控制。以上海为例，1951年1月种痘比例为11.5%，当月天花病例数958；8月种痘比例100%，当月病例数为零。在控制和消灭天花的过程中，全国统一采取了牛痘法，摒弃了中医的胎毒理论和数不清的偏方、秘方，仅仅用了10年时间，至1960年中国已没有发生自然传染的天花病例。但1963～1964年因民间中医接种人痘，天花在山西、内蒙古再次爆发，直至1966年才最终消灭了天花。

政府坚持了以现代医学为主的措施，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得到了坚决的执行，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以现代科学知识为指导原则，清理垃圾、治理环境、改善水的供应。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取得了显著成绩。天花、鼠疫、霍乱、回归热、斑疹伤寒及黑热病等被迅速消灭，白喉、百日咳、麻疹、灰髓炎等传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结核病疫情明显好转。传染病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到极低的水平，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自1950年开始推广以消毒灭菌为主要原则的新法接生，困扰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生育危险终于得到了解除。产褥热发病率急剧降低，产妇死亡率大大下降；新生儿因感染导致的死亡迅速减少，婴儿死亡率也迅速下降。婴儿死亡率从原来的200‰逐年下降，1954年为138.5‰，1958年为80.8‰，70年代为47‰，80年代为34‰，90年代为32.9‰，2000年为28.4‰，2005年为19‰。致病微生物的概念和知识使妇女和儿童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这是科学赐予中国人的恩典，简单的消毒措施挽救了难以计数的中国人。而数千年来中医都认为因生育所致的疾病是由于“风”的缘故，以至于今天还有坐月子紧闭门窗等一系列陋习。

寄生虫病的防治同样借助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寄生虫的生活史和感染途径被当做科普知识广泛宣传。当时也有中医参与并献宝献策，以血吸虫病为例，仅江苏某县一名中医就献方700多个，但这些药方无一例外地不能产生疗效，假如中医药方真的有效，血吸虫病也不会肆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了。

死亡率同时连年显著下降。1949年以前死亡率为 25. 00 ‰，1949年为20. 00‰，1957年为10.80‰，1965年为9.50‰，1970年为7.60‰，1980年为6. 34‰，1990年为6. 67‰，1998年为6.50 ‰。由于造成高死亡率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死因顺位逐渐后移并最终退出了前10位，2000年，中国人口死因传染病为1.25%，慢性病为86.50%，其它原因为12.25%，人口主要死因转变为慢性病。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增长，1957年达到57岁，1973年为63.6岁，1981年为67.90岁，1990年为68.60岁，2000年为71.40岁，2005年达73岁。

这一时期中国人生命质量的迅速改善完全是科学带来的福祉，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采取了坚决的科学措施，没有让中医界在这些紧要问题上胡乱纠缠。在这些立竿见影、迅速显效的事实面前，中医界灰头土脸、哑口无言，只好退守到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医界面对急性传染病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必须要警惕的是，近年来有中医界人士宣称中医药可以预防和治疗SARS甚至治疗艾滋病，这不过是上世纪中医界在天花问题上谋财害命的拙劣翻版，这种恶毒行径必须坚决予以驳斥和制止。

中医在数千年中一直未能显示出战胜疾病的作用，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可以推广的治疗方法。人们可以热爱传统，但更应该感谢科学。现在中医界往往以抗生素来攻击现代医学，抗生素固然不应该滥用，但这不是科学自身的错误。就如“911事件”一样，不是世贸中心的错误，更不是波音飞机的错误，以此作为否定科学的理由是何等的低级与无耻。如果没有抗生素，没有现代医学，中国人仍然会在中医的愚弄中挣扎于一百年前悲惨的境况。

回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人口死亡率、死因构成、死因顺位、平均寿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生命质量得以迅速改善。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以外，更加直接和显效迅速的是现代医学的广泛普及和先进医学成果的应用。中国人因为分享了人类的科学成果，平均寿命在短短几十年间提高了一倍，而上一次平均寿命翻倍（18～35岁）则用了约3000年的时间。

面对父母长寿、孩子健康的事实，对比不算遥远的历史，难道不应该向科学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吗？每一个诚实的、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认，科学赐予了中国人恩典，是科学守护了中国人的生命。

注：本文数据除文中指明外均来自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Mortality and burden of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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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划时代的革命性生物技术，转基因自进入中国以来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因缺乏对转基因技术及发展状况的认识，为数众多的群众对其食用安全性、环境危害性等担忧甚多，更被阴谋论者冠以“亡国灭种”的罪名。本文从生物技术的角度，根据自中外各权威文献、著述所收集的资料，试图让更多人从客观的角度了解真实的转基因。

一、什么是转基因？
基因（Genes），指的是生命体具有的特定遗传信息和遗传效应的核苷酸序列，存在于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常说的DNA）上，是控制生物性状遗传的结构和功能单位。转基因也称重组DNA技术，创立于1972 年。


植物转基因技术（Plant transgenic technique），又被称为植物基因工程（Plant gene engineering），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把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中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植物的基因组中，即对植物进行遗传转化，使其在性状、营养和消费品质等方面满足人类需要的技术。应用转基因技术构建的植物为转基因植物（Transgenic plants），又叫基因修饰植物（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GMPs）。以转基因生物为原料生产和加工的食品则称为转基因食品（Transgenic foods），又叫做基因修饰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s）。其中发展最快的是转基因植物食品，指人们将所需要的外源基因（如高产、抗病虫害等优质基因）定向导入作物细胞中，使其在新的作物中稳定遗传和表现，产生转基因作物新品种，是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的一项新技术。从表面上看来，转基因作物同普通植物似乎没有任何区别，它只是多了能使它产生额外特性的基因。

二、为什么要有转基因作物？
以杂交育种为主的育种技术，其主要特点是把不同亲本的全部遗传信息无选择地重组在一起，而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只需控制少数有利性状的遗传物质就可以达到品种改良的目的，大规模不加控制的遗传物质的集聚重组势必给性状稳定和选择带来困难，因此，常规育种存在变异幅度过大、目标性状稳定慢、育种周期长、可预见性差等缺陷，这就给现代育种新技术的创新和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等新兴学科的飞速发展使得育种专家对基因型进行直接选择成为可能，作物分子育种应运而生。由于转基因技术打破了常规育种技术中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前景。

理论上，植物转基因技术和常规杂交育种方法都是通过优良基因的重组获得新品种，但传统的常规杂交育种是通过植物种内或近缘种间的杂交将优良性状组合在一起，使植物获得新性状，其基因交流范围有限，而且育种效率较低。植物转基因技术是利用重组DNA的方法直接将目的基因导入到植物细胞，并在其中进行表达，从而创造新品种，它克服了植物有性杂交的限制，基因交流的范围无限扩大，可将病毒、细菌、远缘植物、动物、人类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可以人为地有目的地进行基因组合，改变生物的遗传性能，提高育种效率，所以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通过转基因培育的大豆新品种是较早用于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作物之一。大豆生育期间受病、虫、草侵害严重，常给大豆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大量喷施化学药剂，不仅会增强抗药性，而且严重污染环境，增加生产成本，破坏生态平衡。

近年来，日本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出能在盐碱地生长的转基因高产水稻，其产量达到了普通水稻在盐碱性土壤中产量的4倍。由于盐碱性土壤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5％至30％，因此这项成果对世界半数人口的主食——稻米的增产具有重要价值。

三、转基因种植化的进程
随着基因工程于1982年问世以来，转基因作物应运而生。自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烟草在美国成功培育，1985年人类首次试种能够抵御害虫、病毒和细菌侵害的转基因作物以来，转基因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截止到2005年，全球共40多个国家进行了25000次试种，试种的转基因植物超过4500种，批准商业化生产的已有100多个品种。

1996年度全世界转基因作物推广面积达170万公顷，1997年度猛增至1100万公顷，一年间增长了6.5倍。1998年和 1999年度，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面积增加到2780万公顷，2000年迅速增加至4420万公顷，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2%。2001年为5260万公顷；2004年为8100万公顷；2005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9000万公顷，而仅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约为4980万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55%；到了2006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猛增了1200万公顷，增幅为13%，达到了1.02亿公顷，首次突破了1亿公顷大关，与此同时，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户数量首次超过了1000万户。1996年到2006年的累计种植面积超过了5亿公顷，达到 577亿公顷（14亿英亩），前所未有地实现了60倍的增长。美国、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和中国是全球几个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

1992年，我国第率先将抗病毒转基因烟草进行了商业化种植。据1996年我国生物技术学会统计，我国投入研究和开发的转基因植物达47种，涉及各类基因103 种。近年来，有近20种转基因植物进入了田间试验或环境释放阶段。至1999 年，农业部批准可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国内研制的转基因植物共有5种，它们分别是：抗虫棉花、改变花色的矮牵牛、延熟番茄、抗病毒的甜椒和番茄。在2006年，我国有680万小型农户种植了350万公顷的抗虫棉。尽管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面积增长了20万公顷，但转基因农作物依然稳定在66%的比例。除了在棉花种植中应用生物技术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还在2006年建议批准了抗番木瓜环斑病毒 （PRSV）的转基因番木瓜。

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有200种转基因作物正在进行田间试验。2006年，印度的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达到380万公顷，成为全球第五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首次超过了中国。

相比之下，欧洲的转基因种植化进程要缓慢得多，尽管欧盟成员国增加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其中斯洛伐克成为25个欧盟成员国中第6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但即便在欧洲大陆处于领先地位的西班牙，到2006 年为止，总种植面积也仅有6万公顷，其它5个欧盟成员国的种植面积从2005年的1500公顷增长到了2006年的约8500公顷，增长了5倍。

1997年全世界种植的转基因植物中，大豆面积最大，达510万公顷，为总面积的40%；玉米320万公顷，占25 %，烟草为160 万公顷，占13 %；棉花为140万公顷，占11%；油菜为120万公顷，占10%。这五种作物占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的99 %。2000年转基因大豆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58%，为2580万公顷，转基因玉米为1030万，转基因棉花530万公顷，转基因油菜为280万公顷。

四、植物转基因方法
植物转基因技术的内容包括：

目的基因的分离和鉴定；
植物表达载体的构建；
植物细胞的遗传转化；
转化细胞的筛选；
转基因植物的鉴定；
外源基因表达的检测。
植物转基因方法可分为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方法三大类。生物学方法有农杆菌介导转化法、花粉管通道法、病毒介导法等；物理学方法包括基因枪法、显微注射法和电激穿孔法等；化学方法包括聚乙二醇法、脂质体法等。在上述多种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杆菌介导法，常用的还有基因枪法。

五、转基因技术应用
（一）、基因种类
第一代：以提高或者改变作物抗性为主，主要包括抗除草剂基因、抗虫基因、抗病基因（抗真菌基因、抗细菌基因、抗病毒基因）、抗线虫基因等。

第二代：以改善作物品质为主，改变氨基酸、脂肪酸组成；增加油份、淀粉、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提高果实品质；改变风味；改善加工特性；改变饲喂品质、纤维品质和碳水化合物代谢；改良农艺性状，矮化、改变发育、改变叶形、光合作用、降低重金属毒害、增加产量、提高非生物逆境（冷、旱、盐、热）耐受能力等。

第三代：表达特殊用途的蛋白质的转基因植物；表达特殊用途的蛋白质。包括药用蛋白、酶制剂、工业原料等。

（二）、基因来源
据AGBIOS（一家致力于提供国家政策、法规及从事生技制品风险评估的加拿大公司）的资料，目前全球已经批准商业化应用转基因（遗传改良）植物已有107种，总共使用158个外源基因，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微生物，共128个，占81%，来源于植物的基因有30个，但其中绝大部分是传统杂交育种和基因突变导入或产生的新基因。

随着转基因技术发展，基因来源更趋多样化，尤其是来源于植物的基因增加较多。据美国2005田间试验数据，转基因生物共使用外源基因2011个，其中1298个基因作为商业机密未予公布。在所公布713个外源基因中，植物来源基因为415 个，占58%，动物来源基因也有39 个，占5%，来源于微生物基因259个，占36%。

（三）、转基因作物的主要性状
除草剂抗性。目前已获得了一些抗除草剂作物，如抗磺酰脲类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大豆、棉花，抗溴苯腈转基因作物棉花、小麦、烟草、油菜，抗草丁膦（Glufosinate）转基因作物冬油菜，抗草甘膦（农达）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油菜、棉花、向日葵、甜菜，抗阿特拉津Atrazine 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此外，解溴苯腈毒害的BXn基因和解2，4-D毒害的tfDA 基因等也在抗除草剂作物选育中获得成功的表达。该类植物由于转入了抗除草剂基因，表现出抗不同类型除草剂的性状。
农业有害生物，如病毒、细菌、昆虫、线虫和真菌抗性。1986年，美国Beachy 研究小组首次将烟草花叶病毒(TMV)外壳蛋白基因(CP)导入烟草,培育出抗 TMV 的烟草植株,开创了抗病毒育种的新途径。1987年Vaeck首次将苏云金杆菌（Bt）毒蛋白基因导入烟草中得以表达,获得了抗天蛾的转基因植株。随后Bt毒素基因相继被转化到棉花、水稻、玉米等50多种植物中获得的植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抗虫性。抗虫基因有两类:一是Bt杀虫蛋白基因,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现已导入棉花、玉米、水稻、烟草、番茄、马铃薯、胡桃等；二是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可抑制蛋白酶活性,干扰害虫消化作用而导致其死亡,是植物对虫害的自卫反应。
改善产品品质。将转基因技术用于作物品种改良可以开发出具有人们所需营养成分的食品，主要涉及蛋白质的含量、氨基酸的组成、淀粉和其它多糖化合物以及脂类化合物的组成。如改变植物中的油份、淀粉、糖类、纤维素。作物的优质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目前利用转基因植物可以有效地改良植物的品质特性。韩国用转基因技术育成了一种便于淀粉加工的特异性微型薯种，其外型很像葡萄，性状也与葡萄相似，产量高达普通马铃薯产量的3倍，淀粉含量高达40%。目前用于改良作物产品质量的基因主要有：控制果实成熟的基因；谷物种子贮藏蛋白基因；控制脂肪合成基因等。中国农业大学成功地将高赖氨酸基因导入玉米，获得的转基因玉米中赖氨酸含量比对照提高10%。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分别获得了延迟成熟的转基因番茄，储藏时间可延长1～2个月，有的甚至可达80天以上。
改良农艺性状，如提高产量、增强逆境（如寒冷、干旱、盐份等）耐受能力。植物在自然界生长过程中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如旱涝、盐碱、强光、寒冷、高温、低温等作用于植物，会引起植物体内发生一系列的生理代谢反应，表现为代谢和生长的可逆性抑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不可逆伤害导致整个植株死亡。研究发现，将与脯氨酸、甜菜碱及脂质合成有关的酶的基因克隆后转入植物，将能够提高植物相应的抗逆性。
其它：医药研究，为人类健康服务；能源开发，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减少环境污染，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转基因植物可对土壤中的有毒污染物进行高效吸收或生物降解，通过植物修复（Phy-toremediation）系统使受污染的环境得到修复。
六、转基因作物的优点
相比传统作物，转基因作物具有以下优势：

生产成本更低，抗病虫、抗杂草能力更强，农药用量更少。
耐储运，食品的保存时间更长，以方便各地的物资调度。
产量更高，品质更优，可减缓21世纪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和环境压力。
打破物种界限，可以开发新品种，以产生新的更适应环境的品种，丰富基因资源。不仅如此，转基因的发展还给人类带来了健康收益：第一代转基因食品增加农作物的抗逆性，减少农药对人类健康的损害。第二代转基因食品改善了食品品质，增加了食品营养。第三代转基因食品则以增加食品中的功能因子和免疫功能为目标。
更安全，因为每种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检验和测试，这是普通食品所无法比拟的。
下面是一些实际应用中的实例：

传统上，由于西红柿成熟后具有皮薄且软、容易破损、不利于保存和运输等特点，农民要趁西红柿还没有成熟，果实还是绿色的时候就将其采摘下来。没有成熟的西红柿被运送到商店后，需要喷上乙烯将它们催熟，变成红色以后再拿到市场上销售，这种人工催熟西红柿的缺点是，没有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好吃，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成熟的西红柿皮不变软呢？西红柿的皮变软的原因，是有一种叫做多聚半乳糖醛酸酶的酶，把西红柿细胞壁中的胶质给分解了。生物学家们把编码这种酶的基因克隆出来，测定了它的序列，然后合成一个和它相反的“反义基因”。而把“反义基因”转入到西红柿细胞中去，会干扰原来基因的活动，让它再也没有办法合成多聚半乳糖醛酸酶，细胞壁中的胶质不会被分解掉，这样，西红柿即使成熟了，皮也不会变软。由于转入的“反义基因”只干扰聚半乳糖醛酸酶的基因，不会干扰其他基因，因此转基因西红柿的营养成分没有发生变化。
西班牙科学家从拟南芥菜中提取一种基因插入柑橘树中，使原来需要5～6年才能成熟的柑橘树在一年内便开花结果；而德国科学家培育的转基因马铃薯在栽种后15周就能收获马铃薯，比普通马铃薯块茎收获时间要提早7周之多，这种新品种能产生一种细菌酶，可以把能使马铃薯萌芽的焦磷酸盐分解而阻止其出芽。
杀虫剂使用量的减少：1996—2007年，全球杀虫剂使用量累计下降9％，相当于35.9万吨活性成分；2007年，全球杀虫剂使用量下降18％，相当于7.7万吨活性成分。
提高淡水利用率：目前，全球淡水的70％用于农业。具有抗干旱特性的转基因作物，对于建立全球可持续性耕作系统具有重大意义，特别适合于常受干旱之苦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抗旱特性的转基因玉米，预计将于2012年在美国投入商业化种植。2017年在非洲撒哈沙漠以南地区投入商业化种植。
七、转基因作物安全性评价
什么是“生物安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定义：遗传修饰体（GMO）在进行研究和商品化生产时，可能带来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风险。

核心问题
外源基因本身是否安全？
基因结构是否稳定？
是否产生有害人体健康的突变？
基因转入后是否产生新的有害性状或不利健康的成分？
是否会增加食物过敏？
主要担忧
破坏生态平衡，影响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作物相对于非转基因作物具有一定的优势，缺乏天敌的存在及对外界环境的强适应性，可能使其呈J型增长趋势，短期内出现大量的个体，极大地破坏原有的生态结构和生物链，使发展失衡，导致原有品种的非自然淘汰，进而影响物种的多样性。
可能产生“超级杂草”。作物通过杂交作用可能会使野生亲缘种获得转基因进化为“超级杂草”。通常“超级杂草”对农药及外界不良刺激有很强的耐受性，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能极大地威胁农作物的生长，破坏自然进化的生物规律，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进化速度过快，影响生态平衡，甚至可能产生新的病毒或有害物种。虽然加快生物的进化速度在某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整个生态来讲，则破坏了生物的进化平衡，导致生态系统的畸型或病态发展。
可能造成“基因污染”。所谓“基因污染”是指外源基因扩散物种，造成自然界基因库的混杂或污染。“基因污染”不同于环境污染与大气污染，是一种新型的污染源，具有不可见性和不可预测性，但其危害性决不在其它污染之下，值得重点关注。
针对以上的几点担忧，以下几方面的事实表明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是安全的：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对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进行了5000多次试验，其数量相当于人类自古以来对食品安全性试验总数的1/2，结果表明，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是安全的，对人畜和环境无害。
转基因食品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已经销售了10多年之久，品种在4000种以上，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已超过1 亿，至今尚未发现一例食品安全事故，更没有致死的例证发生。
国际上转基因作物安全性争论的几个典型事件，如苏格兰的Pusztai事件、美国的斑蝶事件、加拿大的“超级杂草’’事件、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中国的BT抗虫棉事件最终因其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确凿的统计数据而难以令人信服。
尽管如此，近年来在欧洲展开的一系列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范畴，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抵制，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将深刻地影响着未来农业生物技术发展走向。如1999年1月，奥地利第二大连锁超市Tesco宣布停止出售转基因食品；随后，英国最大的两家食品生产商高利华公司（Unilever）和雀巢公司（Nestle）也宣布将停止使用基因改性成份。

欧盟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变化：1998年，欧盟暂停批准15个成员国经营新的转基因食品。1999年，欧盟关于禁止进口转基因食品的法案开始实施。2001年，欧洲委员会采纳了一项有关转基因食品标签与追踪管理的法案，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实行标识管理，对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实行代码跟踪管理。2002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法规，要求凡是含有1％以上转基因DNA或蛋白质的产品上市都必须实行许可和标签制度。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欧洲议会通过了新的转基因产品条例，取消了对转基因农产品贸易实行了5年的禁令。根据该条例，欧盟将简化和统一转基因产品的上市审批程序，有条件地允许转基因产品在其市场上销售，这是多年来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禁令首次有了松动，说明欧洲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态度有所变化。

以下是美国转基因田间试验的数据：

美国是目前转基因植物研发、田间试验及商业化应用最多的国家之一。2005 年，美国批准进入田间试验的转基因植物900有余例，其中比例最高的分别是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和改善产品品质转基因植物，进入田间试验的转基因抗除草剂植物共有221例，而改善产品品质转基因植物则达到254例，包括改变植物油份含量、油份组成、脂肪酸组成，改变蛋白含量、改变氨基酸组成、增加特定氨基酸（如赖氨酸）含量，改变糖份，增加淀粉含量、改变淀粉代谢，改良果实品质，提高动物饲喂品质，改变开花习性、改变花色等。另外，抗病转基因作物共58例。
从1985年到2006年，美国共接受了1101项转基因田间试验的申请，获得批准的共1029项。在其中的336项转基因烟草田间试验申请中，获批了300项；847项转基因马铃薯田间试验申请，获批了769项；其中，昆虫抗性的申请为348 项，真菌抗性的申请为108项，细菌抗性的申请为38项，线虫抗性的申请 1项，病毒抗性的申请为318项，除草剂抗性的申请为81项，产品质量改变的申请有224项，农艺性状改变的申请有6项，其他性状为14项。马铃薯中未见生产药物蛋白方面的申请。
美国从1986年到2006年共接受了256项转基因油菜田间试验的申请，获批了232项。其中产品质量改变的申请最多，达 103项，抗除草剂的申请有89项，昆虫抗性的申请有28项，抗真菌的申请有4项，农艺性状改变的申请有47项，其它性状改变的申请有7项。
从1989年到2006年美国共接受了347项转基因苜蓿田间试验的申请，获批334项。其中除草剂抗性的申请为301项，产品质量相关方面的申请为19项，1项真菌抗性，8项病毒抗性，2项昆虫抗性，4项农艺相关性状，11项其他性状。
从 1990 年到2006 年美国共接受了250项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申请，获批了222项。
美国从1993年到2006年共接受了187项转基因草田间试验申请，获批了 187 项。
从1991年到2006年美国共接受了28项转基因番木瓜田间试验申请，获批了25项。
八、结语
当20世纪在动荡中走向它的终点，21 世纪的曙光在地平线上升起之时，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及粮食匮乏的危机仍然摆在人们面前，现今全球范围内，每年新增8600万人，每天却有4000人死于饥饿。据推测，至2025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0亿，新增加的大部分人口主要将来自发展中国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Norman  Borlang认为，届时要想满足全球的粮食需求，粮食产量就必须比1990年增长80%。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我们生存空间的限制，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粮食作物的单产，而这必须依靠转基因作物来完成。

全球50％的最贫困人口是资源贫乏的小型农民，另有20％完全没有土地。他们都以农业为生，转基因作物因其特点，可作为提高资源贫乏小型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从而有助于直接减少最贫困人口的数量。在第一个10年期间，转基因作物已经初步增加了广大小型农民的收入，并且必将在第二个10年期间对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和未来可持续性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1SAAA于2007年1月发表的报告，随着转基因作物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普及，随着具有更多特性的转基因作物不断出现，转基因作物的未来十分光明。至2015年，全球转基因作物预计将推广至40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预计将增长至2000万，种植面积预计将增长至 2 亿公顷。具有抗旱特性的转基因作物已于2011年7月进入环境监测试验阶段，这将使得遭受干旱之苦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提高作物生产能力，利用生物技术来促进第一代食品/饲料作物和第二代能源作物的生产，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转基因作物对于联合国提出的到2015年实现全球贫困人口下降50 %的新千年发展目标的初期贡献虽然不大，但是在2006～2015年间必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转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必将成为21世纪粮食危机的重要突破。利用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克服土壤（盐碱地、沙漠或害虫带来的不能生产、减产问题，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转基因技术作为高新生物科技，其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而对于急需解决粮食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其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之间的贫富距，加速了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的安定。

2000年2月7日，以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Watson（得出DNA双螺旋模型于1962 年获诺贝尔物理奖）、Norman Borlaug（因创造了矮杆小麦于1970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等人为首的1000多位世界各国科学家公开发表了关于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指出：DNA 重组技术是改良生物安全有效的手段，将对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农业发展、人类健康和改进环境发挥重要作用；反对生物技术的人所说的转基因生物不如现在的食品安全是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拥有“基因专利”已成为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垄断生物技术产业的集中表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拥有全球70%以上的水稻基因专利，90%以上的玉米基因专利，80%以上的小麦基因和75%以上的棉花基因的专利。孟山都、杜邦等五大跨国公司利用其基因专利和品种，控制了国际种业市场70%的份额。因此，基因的知识产权之争是今后生物产业发展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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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生命的生物体都可能出现非正常的状态，这是生命本身的固有属性，对于人类而言一般称为疾病。疾病是人体在病因的作用下出现的异常生命状态，造成人体的形态或功能偏离正常，生命活动受到限制或破坏，这种状态可以转为康复或长期存在，也可能导致死亡。

医学的历史比很多学科的历史都要悠久，自远古时代起，人类就开始有意识地与疾病抗争，不断探索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的有效方法。数千年来，治疗手段从祈求神灵已经发展到基因疗法，药品的研究也从天然动、植物和矿物到分子水平的药品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有数不清的方法被淘汰，也有更多的方法不断被研究出来。医学的进步为改善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命质量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有效性是医疗手段的基本属性
不论是简单的刮痧还是复杂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有效性是医疗方法最基本的属性。从古至今，人类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有效医疗手段，也曾经使用过并且仍在使用着很多无效甚至有害的医疗方法。在人类医学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人们并没有办法确定医疗手段与治疗结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根据个人经验甚至主观想象来选择医疗方法。

如何确定医疗手段的效果一直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其核心是指如何客观地判定医疗方法是否使疾病得到控制和好转，并对同类病症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特定人群可以重复应用。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医疗手段才是有意义的，而各民族传统医学的有效性始终没有得到确定。

中医药缺乏疗效证据
美国替代医学办公室在 1995 年提交的替代医学研究方法论的报告中指出，传统（替代）医学疗法的 “有效性评价是一个关键和核心的问题”。

与现代中医拒绝疗效的科学评价不同，中医自古就追求对疗效的评价与认识，古籍文献中关于症状的改善描述屡见不鲜，如痊愈表述为愈、立愈、顿愈、如常；有效表述为获效、稍缓、病减、见愈；无效表述为不效、弗效、不已；恶化表述为甚、剧、病增、危；死亡表述为不治、无愈期、死不旋踵等。除了舌象和脉象，古代中医观察的疗效指标还有汗、呕吐物、大小便等，根据观察到的客观状态以及患者报告的感受形成对疗效的判断与评价。

虽然古代中医对疗效的评价是非常原始和粗糙的，但并不掩盖古人渴求获得真实证据的愿望。在历代中医典籍中，并没有过多强调现代中医用来搅浑水的证候概念，也没有用“一病一治”、“千人千方”这样的借口来逃避验证。古人一直尽力用朴素、初级的认识和粗浅的方法去观察和描述病人的状态，并试图找到治疗与结果之间的规律。当然古人受认识水平和方法的限制，不可能有准确的生理生化和病理指标，但其思路与现代医学并无本质区别。

在中医上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主要是医生根据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到的信息，再根据个人经验进行分析判断。客观依据是症状的变化和机体的状态，主观依据是医生的经验。限于时代的局限性，传统中医还不可能知道机体内部复杂的生理生化机制，只能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表象作为疗效的指标。此外，由于缺乏定量手段，中医对指标的认识和描述过于模糊，难以形成统一的客观评价标准。医生的经验技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评判的结果，中医对疗效的评价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主观因素占了很大成分。

此外，中医药的临床实践一直是以个案形式为主，没有足够的样本数量和对照方式。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治疗结果不一定由治疗方法而产生，无法排除疾病的自愈、个体差异、安慰剂效应等因素。据此进行归纳、演绎、推理产生的结论难免存在片面性、局限性，甚至是错误的。比如患者服用了中药麻黄汤后退烧，但这并不意味着是药物的作用，因为不服药喝热水也可能退烧。所以，基于个案证据的临床评价可信度是非常低的。

不仅仅是中医，历史更悠久的古埃及和古印度传统医学同样存在着疗效不确定的问题。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必苛求古人，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医学典籍和医生的个人经验均不是有效性的真实可靠证据。

传统医学的有效性问题关系到人类是否还需要在古人的医疗经验中寻求有价值的东西，也关系到传统医学应该作为文化传承还是科学传承，甚至关系到一部分人的民族情感。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繁衍至今也许并没有中医的功劳，我们的祖先也许一直在使用无效甚至有害的医疗方法。然而，是否有效是客观事实，没有民族和文化属性，也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循证医学是解决疗效验证的最佳方法
早在1747年，英国学者就进行了一项有计划的同期对照研究，证实了橘子和柠檬治疗坏血病的效果，使来自于远洋船队的经验上升为有证据的治疗方法，这项研究也开辟了临床试验的先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现，一些经验上或理论上推论有效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无效或弊大于利；另一些似乎无效的治疗方法却被证实有效。医学界普遍开始思考现有治疗方法的可靠性，意识到医学理论和经验还需要进行严格的临床验证。

典型的例子是硝苯地平的临床再评价。硝苯地平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外广泛应用的一种钙离子拮抗剂，具有很好的降压作用，无明显肝肾毒性。但经循证医学方法临床评价，发现其有增加心肌梗死的危险，剂量越高，使用时间越长，风险越大。

在中药方面，wong医生等采用止嗽散治疗急性单纯性上呼吸道感染所致咳嗽，与安慰剂相比，在改善症状无明显差异；Harold医生研究替代医学在早期乳腺癌术后治疗应用时，使用了草药、针灸等方法，结论是采用替代医学治疗较以现代医学标准方案治疗的病人生活质量更差的结论，从而间接否定了中医和针灸。

循证医学顾名思义就是遵循证据的医学，其核心是重视证据，并具有可重复性。究竟如何获得真实的医学证据，医学界一直在不断探索。首先，患者的个人体验因为缺乏客观性和专业性被认为不具有医学证据的意义；其次，古代医书的记载由于缺乏科学方法和理论基础也不在医学证据范畴之内；另外，传言因为真实性无法考证从来就不是证据。

循证医学的有效性证据有以下几类：

专家意见。大范围的医学实践表明，有价值的证据中，专家意见的可信度是最低的。专家的个人经验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所以专家之间常常意见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古罗马时期伟大的医学家盖伦的许多观点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说明无论专家具有何种名誉和地位，其个人意见都不是真实可靠的证据，证据只能来自客观事实而不是个人观点。

系列观察。更可靠一些的证据是对系列病例的观察，通过对相当数量的同一病症在治疗过程中的观察，找出共同点和规律性。这种具有一定样本数量的观察和总结避免了个案带来的结论偏离，但是不能确证医疗措施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医一直用板蓝根预防或治疗感冒，大样本病例均表现为痊愈，但这不说明板蓝根有疗效。因为没有对照试验，服用其它药物和不服药的患者同样也痊愈了。

分组对照。进一步的方式是将患者分成不同的组，一组服用新药、一组服用安慰剂、一组服用已有药物，然后对比组之间的结果。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显然更可靠更真实，但同时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分组有可能不客观，医生主观上希望得到有效的结论，往往会将症状较轻的分在一组，症状较重的则在另一组。医生会更关注轻症组的治疗，观察和记录时也容易产生主观偏倚。同时，患者也会受到不同的心理暗示，从而产生不同的心理安慰。

随机对照。为了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改进了临床试验方法。对足够样本数量的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并对患者和医护人员实行双盲，安慰剂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客观差异被尽可能地缩小，医生和患者均不知道哪一组服用的是测试药物，哪一组服用的是安慰剂。严谨的随机对照方法避免了主客观因素对证据的影响，使结论更接近事实真相。这一方法至今还被称为“金标准”，是国际通行的、公认的临床试验方法。

荟萃分析。在大量发表的随机对照临床实验报告中，同样的研究仍然会出现结果不一致的现象。说明随机对照试验依然存在着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样本数量不够大、试验方法不一致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循证医学的理念迅速传播并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其中荟萃分析结果被公认为最高等级的医学证据。荟萃分析方法对不同中心的同类研究结果进行数据采集、汇总以及统计分析，从而获得最高支持强度的证据。

1987年利用循证医学理论进行了一项临床研究试验，涉及96个临床中心4444例患者，验证了辛伐他汀可使冠心病人的死亡率和危险性明显下降。此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进行了类似的临床研究试验，涉及87个临床中心9014例患者，证实普伐他汀改善了脂质水平，减少了冠心病死亡率。

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和广泛采用，被认为是临床实践和决策不可替代的可靠方法，就结论的真实性和证据强度而言，循证医学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循证医学并不是具体的医学理论，而是最大限度还原事实真相并获得可靠的证据，这种方法与具体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手段无关，无论是主流的现代医学还是非主流的传统医学，采用这种方法都可以得出最可靠、最真实的疗效结论。

中医药有效性的现状
循证医学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客观、真实地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的原则、方法、技术和规范，是严密和精确的通用验证方法，对临床疗效研究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循证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不仅适用于现代医学也同样适用于中医药临床疗效的研究，因为在本质上中医药也是临床医学，其有效性也是最基本的应有属性。

中医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医生一直把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舌象、脉象等一系列软指标作为依据，并依赖医生个人经验来判定疗效。这种疗效评价的方法主观因素过多，没有量化指标，不能真实判断复杂的人体和疾病现象，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医学证据的意义。虽然中医与现代医学基于不同的医学理论，但对证据的重视不应存在差异。不同体系的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可以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的健康状况和治疗疾病，都要基于可靠的证据来选择最佳的医疗方案。

目前中医药临床试验很少采用严密规范的循证医学标准，绝大多数还停留在较低级的层面，疗效评价主观性强，缺乏统一标准，研究结果不可重复，反映出中医药疗效还不具有公认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研究结果也不能得到广泛认可和重复应用。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刘保延指出，从近年来我国期刊上发表的临床文献来看，中医药临床领域的研究设计非随机化个案报道、专家经验、小样本的临床病例总结研究占绝大多数。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以循证医学方法验证的中医药均不能得到疗效证据。也就是说，国家批准上市的近万种中药都没有疗效证据，年产值在2000亿左右的中药还没有一例真实可靠的有效性证据。无独有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补充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花费了数亿美元用于传统医药的临床评价，以获得科学客观证据，但始终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

面对这种尴尬的现状，中医药界提出循证医学与中医药学是不同的医学体系，认为循证医学不适用于中医药学的疗效评估，要制定适合中医药特色的临床评价标准。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虚伪的，因为治疗结果是客观事实，病理和生理生化指标也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另外制定一个不兼容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对客观事实的否定，或者说，中医药需要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疗效指标才能使中医药出现疗效。

以同仁堂生产的安宫降压丸为例，该药声称有降压功能。中医没有血压的概念又哪里来的降压中药呢？要评价其疗效难道不需要测量血压，而是以望、闻、问、切的结果再加以阴阳平衡、肝肾两虚等模糊解释作为疗效证据？过分强调中医药特色从而拒绝循证医学的验证等于宣布中医药生存的前提是谎言。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赖世隆指出，中医药干预措施有效性评价必须遵从因果关联推断的通用科学准则和方法，随机对照试验不仅适用于对西医药的疗效评价，对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也具有同样价值。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卞兆祥认为，中医药临床疗效的评价需要采用公认的评价体系，才能将中医药从疗效倍受争议的漩涡中挽救出来。过分强调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特殊性，对评价体系进行过多的“改良” 并非明智之举。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样评述替代医学：“在医学的概念中，应当没有两种医学——主流医学和替代医学之分。只有得到充分检验的医学和未被充分检验的医学，有效的医学和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的医学。一旦某一治疗得到严格的检验，就不应再考虑最初它是否为替代医学”。

中医药的有效性亟待验证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医疗方法应该进行更科学、更严谨的验证，传统医学尤其需要进行客观的、真实的疗效验证，无论是中医“博大精深”的辨证论治，还是古埃及医学的悠久历史，都不能作为充分的医学证据，任何典籍或历史乃至民族情感都不是有效性的可靠证据。对中医药而言，从《黄帝内经》用鸡屎治疗鼓胀到《本草纲目》的老母猪屎治血崩都是不可信的，除非经过严格的验证。

有人会说，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释中医药。假设中医药是科学，就必然要接受科学的检验。科学即便不是万能的，但解释中医药却是轻易而简单的事。任何中医药疗法都可以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验证，得出可靠的结论。如果中医药不是科学，那就应该禁止临床应用，也不必用科学去解释了。

还有人说，难道我们的祖宗不是靠中医活下来的，中国人几千年都是傻子吗？是的，任何物种都不是靠医学繁衍下来的，而是靠物种自身的生殖与遗传能力延续的。人类众多民族和动植物都不是靠医学繁衍的，在中医出现之前的几万年里，中华民族又是靠什么生存的呢？另外，也不能说中国人几千年都是傻子，欧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几千年都在使用无效的医疗方法，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几千年都是错误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宗教、巫术等等。

更有人说，现在还有那么多人看中医，难道他们都错了？是的，正确与否和认同这个观点的群体数量无关。科学从来都不是从众的或服从权威的，科学仅仅是客观事实，人数众多并不代表正确。远如存在了近2000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的学说，曾经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同，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近如张悟本也曾经门庭若市、一诊难求。

甚至有人说，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医既然还存在就说明是有疗效的。一种现象的存在只能说明其还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不能说明就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仍然存在的丑恶与荒唐有很多，科学与文明的发展才可能减少这些不正确的存在。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这样的事实：“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是缺乏疗效证据的，甚至可能是被全盘否定的。中医药界应该做的是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得出真实可靠的疗效证据，而不是一味地回避和推诿，甚至独立于科学标准之外而又声称是科学。

thankstoyilin

我们都经历过人生的失败、挫折和危险的青春期，不可避免的几乎所有人均会在
某时某地体会过沮丧和深深的失落，甚至或多或少或真或假的考虑过结束自己的
生命以摆脱烦恼。不过我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安然无恙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当我
们摆脱往日的阴影或者忘记了过去岁月中的心灵磨难，我们往往发现我们已经不
能明白为什么要有那样的想法，那些在过去的岁月中曾经牢牢抓住我们的念头，
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如此的无足轻重。我们通常会自嘲自己，而忘记了我们曾经面
临的极大危险。我们不自觉的避开心灵的疾病而更加重视机体，这和我们的文化
有关，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矫正自己的心灵。

然而心灵的疾病是同样真实的存在，甚至远比机体更加的“真实”。抑郁症又称
忧郁症是这些疾病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当你的忧郁超过某个限度，或者长时间的
处于忧郁的状态，就可能发展成抑郁症。这里摘引一段美国小说家William
Styrom在1990年所写的传记中，描述他的抑郁症时期的心理状态。

“精神病医生问我是否想自杀，我迟疑了一下说是的。但我没对他详细说明，因
为没有这个必要。在我眼里，到处都是我自我毁灭的工具。可以用房顶或房外的
枫树上吊，可在汽车间吸入一氧化碳，可以用浴盆接被我割开动脉后的血液。……
我还想着其他的死亡方式,心脏病突发死亡来得突然,可以免除我自杀的罪名.我
还幻想穿短袖衬衣长时间的在树林里散步,使自己因长时间受冷而得肺炎……
这些可怕的幻想,让正常人恐惧,而对心情极度沮丧的我则是极具诱惑力的梦想."

据估计有大约25%的女性和10%的男性在一生的某个时期,陷入过抑郁症的麻烦,其
中某些人反复发作。大约15%的抑郁症患者最终自杀成功。抑郁症和其他的精神
疾病受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是男性的5倍，
而不是一般的2倍。

引起抑郁症的因素现在并不十分明确，某些抑郁症患者是遗传的原因，他们明显
比正常人更加容易抑郁，即便他们（她们）的童年和成年都比较顺利。虽然观察
到遗传相关性，然而要找出相应的基因显得困难重重，因为抑郁症是由多基因控
制的，目前我们把目标定在11#、18#和21#染色体上。然而还有大量的非遗传因
素的抑郁症，已经发现在急性心脏病和中风发作后，病人有发生重度抑郁症的风
险，包括癌症患者。除此之外，童年受虐史也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这已经在
老鼠和猴子的动物实验中揭示了这一点。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PA轴)

肾上腺对生命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肾上腺皮质,我们不仅依赖它所释放的各
种激素应对环境中的各种变化,而且通过它来调节机体的水盐、及营养物质的代
谢。没有肾上腺我们将死于循环衰竭或者因极度虚弱而无法承受极小的有害刺激。

肾上腺皮质部分所分泌的皮质醇作用广泛，因其对神经系统的影响而受到精神病
学家的关注。人们早就发现注射少量皮质醇可以引起欣快感（这个性质使其成为
江湖游医的法宝和仙丹，堪称“药到病除”，可见感觉是多么的不可靠，欺骗也
是十分容易），而过量则会引起烦躁不安、失眠和思维不能集中等现象。在许多
抑郁症患者身上，我们发现皮质醇长期慢性过度分泌的后果，经PET成像显示，
患者大脑发生广泛性萎缩，其中涉及情感和记忆的边缘系统海马区的受损格外使
人注目，然而目前我们并不知道皮质醇是如何诱发这一过程的。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受脑垂体昼夜节律的控制，脑垂体通过分泌ACTH（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控制皮质激素的分泌，实验发现切除脑垂体后，肾上腺开始萎缩。
而脑垂体的节律并非原发，事实上它受下丘脑的节律控制。在生理学上我们将它
们放在一起合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下丘脑中的某些神经元细胞
——主要位于室旁核和杏仁核——通过节律性的分泌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
放激素）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节律。该轴的分泌以清醒前最高（这可能和我们的醒
来有关，事实上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是如何进入睡眠以及如何醒来的），在整
个白天维持较低的分泌，至入睡时开始下降，至午夜时达到最低点，然后开始回
升。当然节律本身可以改变，不过规律的睡眠应该是维持大脑和机体健康的重要
原因。这些身体节律的紊乱，会引发哪些问题还并不清楚。

CRH是下丘脑分泌的一种肽类激素，于1981年由Value等科学家利用三万五千头羊
的下丘脑中纯化出15mg的CRH，经分析CRH由41个氨基酸缩合而成，而人和羊的
CRH相差7个氨基酸残基，不过它们的生物学活性是一样的。

HPA轴对机体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周期性分泌，维持机体正常的水盐等物质
的代谢平衡。而且由于分泌CRH的神经元细胞受到脑内其他神经元的广泛影响，
而在应激和应急的状况下，通过CRH的分泌以及间接受其控制的皮质激素，调整
机体的状态关闭不利于自我保护的兴奋点（如食欲和性欲，估计八戒是绝对
不会得什么抑郁症的，诸君子可得好好向他老人家看齐），提高机体的警觉性等
等作用，使机体尽可能的渡过难关。然而过度兴奋的CRH神经元，不肯交出对情
绪和其他欲望的控制权，从而必须对很大一部分抑郁症患者的病情负责。

有充分的理由显示，儿童期受到虐待和忽视导致的HPA轴兴奋性的升高，对其发
育中的大脑的影响虽然还不清楚，然而使其患抑郁症的风险确实成倍的升高。
Plotsky发现通过相对增加脑内5-羟色胺的浓度（使用一种抑制脑内5-羟色胺被
其分泌神经元重新摄入的药物，从而使存在于神经元突触间隙内的5-羟色胺的量
相对增加）可以抑制CRF神经元的兴奋性，从而使患者行为趋于正常，不过停药
后，HPA轴的兴奋性又逐渐升高。提示应长时间的坚持服药。

神经递质-----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一般而言，5-羟色胺（5-HT）刺激CRH的分泌，然而奇怪的是，HPA轴的过度兴奋
却可以通过增加脑内5-HT的量得以缓解。对于另一些抑郁症患者而言，她们（他
们）并不表现出HPA轴的过度兴奋，而是由于“单纯的”缺乏5-HT和去甲肾上腺
素而引起。

抑郁症和脑神经递质之间的关系被关注，始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早期，当时外
科医生发现一种缓解高血压的药物利血平在高血压患者中引起高达15%的抑郁症，
而当时已经知道该药物可以降低患者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浓度。几乎与此同时，
在接受治疗结核的患者中，一种治疗结核的药物能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此种
药物的副作用之一是抑制脑内单胺氧化酶对单胺类神经递质的破坏，从而可以相
对增加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浓度。对此进行的研究促使哈佛大学的Joseh
J.Schildkraut 提出关于抑郁症的情绪障碍的去甲肾上腺素假说。

该假说认为位于脑干脑桥色素核分泌去甲肾上腺素的神经元细胞，对抑郁症负有
责任。此类细胞对大脑各脑区均有影响，尤其是对情绪调节起重要作用的边缘系
统。有充分的资料显示去甲肾上腺素和抑郁症之间的关系是可信的。尤其在一种
可选择性阻断去甲肾上腺素重摄入的药物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所取得成功，增加
了假说的分量。

而在90年代对5-HT的研究是对该假说的重要补充，这涉及到另外一个脑区----脑
干的缝际核，位于该核团内的分泌5-HT的神经元与前面的去甲肾上腺素核团（脑
桥色素核）所影响的区域有很大重叠并相互影响。

伴随着抑制5-HT在突触间隙被重摄入药物的问世，5-HT对抑郁症的影响已经无人
怀疑。它们包括Prozac、Paxil、Zoloft和Luvox，以及更新的可以同时阻断5-HT
和去甲肾上腺素的药物Effexor。（谁知道这些药物的中译名？）

虽然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在谁打响了第一枪-----即究竟是糟糕的心理引发
了这些改变还是这些改变影响了心理，或者这二者是互相反馈的，直到超过用单
纯的心理治疗无法解决的地步----这个问题上有所争论，不过对于抑郁症患者而
言大脑生物化学性质的改变确实事实，而且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矫正而对患者有
所帮助甚至很大的帮助也是事实。

以下有一些简单的指标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了值得去看医生的抑郁症症状。

在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中:
1.一天中的多数时候情绪沮丧(对儿童和青少年,抑郁情绪可以表现为易怒)
2.一天中的多数时候,对几乎所有活动的兴趣明显下降

此二者至少得有一个,下面的指针才有判断价值

3.食欲大增大减
4.失眠或睡眠过度
5.运动时无精打采,运动缓慢
6.疲劳没有精神
7.极端的无用感,或不该有的犯罪感
8.没有判断力,无法集中精力思考
9.反复地想到死或自杀

如果具有5种或以上,就应该去医院检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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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天生适宜素食吗？

                    　　·方舟子·

　　素食者有多种类型，有的不吃红肉但是吃鱼肉、鸡蛋、奶制品，有的什么肉
都不吃但吃鸡蛋、奶制品，完全的素食者则不吃任何动物来源的食物。这里说的
素食指的是完全的素食。人们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选择素食。最古老的原因是宗教
原因，为了不杀生。最时髦的原因是出于伦理，要保护动物的权利，或是出于环
保，认为肉食破坏环境。这本来是为了信仰而做出的牺牲，但是近年来一些素食
者为了吸引追随者，宣扬说选择素食不仅不是一种牺牲，反而是一种赐福，因为
人类天生适宜素食，素食有助于健康。真的如此吗？

　　人类的始祖大约在700万年前和黑猩猩的始祖相揖而别，走上了不同的进化
道路。在所有现存动物中，黑猩猩是人类最亲的亲戚，它们的生活环境与人类的
始祖相近，饮食习惯也应该相似。那么黑猩猩是素食者吗？不是。虽然黑猩猩的
主要食物是植物的果实，但是它们也热衷于采食白蚁，捕食猴子等较小型的动物，
以及食用自然死亡或被别的动物捕杀的动物尸体。肉食在黑猩猩的食谱中占了相
当的份量，大约占了食物总能量的4～8.5%，特别是在植物性食物较缺乏的旱季，
一头成年黑猩猩每天吃的肉大约有65克。可以想像，人类的始祖也和黑猩猩一样，
会通过捕猎和食腐肉摄入肉食。

　　考古和化石的证据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大约26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使
用石器。最初的石器就被用来切割动物尸体。在与猿人化石同时出土的其他动物
骨骼化石上，可以找到用石器切割、抽取骨髓食用的痕迹。事实上，肉食在人类
进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提供了更丰富的营养，使得大脑的增大有了可能，而
且捕食动物需要有周密的安排和分工合作，也让人类行为变得更为复杂。工具的
使用和捕食动物让人类得以走出非洲，走向气候更为寒冷的北方地区。和气候温
暖的非洲故乡不同，北方地区的冬天植物性食物短缺，动物性食物这时候就成了
这些地区的人们的主要食物。对多数古人类群体来说，可能有一半以上的食物能
量来自动物。通过测定生活在大约3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化石的同位素组成，发
现他们的食谱和狼、北极狐相似，几乎是纯肉食。而分析1万多年前生活在英国
的古人类化石，也表明他们的食物中动物蛋白占的比例甚至高过了北极狐。直到
今天，世界上残存的以捕猎-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中，大多数仍主要以动物性食
物为食。

　　人类的身体结构和生理功能在某些方面也更适合肉食，是食物中长期存在肉
食的情况下出现的适应性进化。随着人类脑容量的增大和大脑活动的增强，相应
的人类消化道的容量减小了，消化道的代谢活动也减弱了，更接近于肉食动物而
不是草食动物。在分子水平上，人类的生理活动也出现了适应肉食的变化。例如
在嘌呤的代谢方面。嘌呤是组成核酸的物质，核酸降解后产生嘌呤，然后嘌呤在
肝脏被代谢成了尿酸，随着血液送到肾脏，在那里分泌、排出体外。如果血液中
尿酸的量超出了肾脏的分泌能力，尿酸有可能在关节等部位积蓄，导致痛风。这
些被代谢掉的嘌呤，大约三分之二是体内原有核酸降解产生的，三分之一来自食
物。肉类不仅含高蛋白，还含高嘌呤，那么吃肉是不是增加了痛风发作的风险呢？
恰恰相反，摄入蛋白质增加了尿酸的分泌，降低了血液中尿酸的量，反而减少了
痛风的风险。由嘌呤代谢成尿酸需要一种叫黄嘌呤氧化还原酶的催化，由于基因
突变，人类这种酶的催化能力要比其他动物的低得多，只剩下了大约百分之一，
这样就避免了在吃肉的同时过多地产生尿酸。

　　肉食也使得人类对营养素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中，
有8种人类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称为必需氨基酸。如果吃肉，就可以
轻而易举地获得足够的必需氨基酸，但是要从植物性食物中获取就比较麻烦，素
食者必须食用特定的植物性食物（例如大豆）或注意食物搭配才能获得足够的必
需氨基酸。牛磺酸是一种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的特殊氨基酸，基本上只存在于
肉类中。草食动物体内能够自己合成牛磺酸，而像猫科动物这样的肉食动物完全
失去了合成牛磺酸的能力。人类虽然有合成牛磺酸的能力，但是要比草食动物差，
所以素食者体内牛磺酸的含量明显比一般人低。

　　完全的素食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发生疾病。素食者最常见的疾病是贫血。
这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种是由于缺铁导致的缺铁性贫血。虽然在植物性食物中
也含有铁，有的铁含量还不低，例如100克水煮菠菜的含铁量高达3.57毫克，而
100克猪肉馅的含铁量只有0.88毫克。不过，植物中的铁很难被人体吸收，远不
如肉食中血红素所含的铁那么好利用。另一种是由于缺乏维生素B12导致的巨红
细胞性贫血。B12只存在于肉类、蛋、奶制品等动物性食物中，植物性食物没有。
缺乏维生素B12还能导致神经系统的疾病。

　　当然，现在的素食者可以通过服用维生素制剂来避免营养不良了，这恰恰说
明了素食不是一种自然的饮食方式。不管是从人类的进化，还是从人体的构造、
生理来看，人都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素食者出于信仰而折磨自己倒也罢了，要为
此寻找科学依据却是经不起推敲的。过多地摄入动物性食物对健康也不利，例如
动物性食物往往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红
肉中的血红素铁在消化道内有可能转化成致癌物N-亚硝基化合物，增加患结肠癌
的风险。但是因此一概排斥动物性食物是不智的。均衡的饮食，包括动物性和植
物性食物的合理搭配，才是健康饮食之道。

thankstoyilin

“冬令进补，开春打虎”，几乎是每个进补的人熟知的名言。每到冬天，总能看到铺天盖地的“如何进补”的文章。至于“为什么要进补”，却很少看到介绍。对于中国人来说，“冬令进补”，差不多就象是“人饿了需要吃饭”一样的公理。

不过，真要追究起来，祖先们留下了许多“进补指南”，却没有对“为什么要进补”做过系统深入的阐述。通常的说法都是“祖国医学认为”一笔带过，《XX膏方》里的这段话大致可以代表各种论述：“人和自然界是相沟通的，人体状况变化也随着自然界的规律发生变化，按四季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到了冬天应该是封藏，孕育，也就是储备精微物质，为来年的‘春生’，‘夏长’做好准备。”。

人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机体，人类对它的认识还相当有限。我们说现代科学对它的认识更加可靠和深入，不过许多人相信存在着“东方科学”这样不同的认识体系，创造该体系的古人比现代人对身体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从历史发展和逻辑的角度，除非古人真的有着外星人的指点，要他们超越当时的知识基础，对人体做出现代人不能企及的认识，可能性实在是渺茫。

如果我们用现代科学的认识体系来看待这样的“进补理论”，那么：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人体状况随着四季的交替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在对营养物质的需求方面，一年四季几乎都是一样的。古人根本不懂得食物的组成，所谓的“精微物质”只是一种模糊的猜测。如果把它理解成食物中的营养物质，那么有的物质可以在体内保留一段时间，而多数营养物质会被身体自动调节，不会在冬天“封藏”等到春天再用。如果人体真的需要某种营养物质，那么“封藏”在仓库里等到春天直接食用，会远远比冬天先吃而“封藏”在体内要好。

也有一些养生著作用现代科学术语来解释“冬令进补”。比如《XX福寿宝典》就认为“不少老年人人冬后食欲有所增加，营养物质不仅易于被消化吸收，且不易通过尿液和汗液排泄散失，因此进补后易于蕴藏而使其发挥效能。”。进入冬季后人的食欲是否增加暂且不论，食欲与营养物质是否“易于被消化吸收”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通过尿液和汗液排泄散失”的，都是废物，而不是营养物质。如果在冬天人体的“排泄散失”真的会减少，那么反倒是不能进补——吃的越多，产生的废物越多，如果不容易排泄散失，岂不是累计在体内？

而《XXX偏方100例》则认为“这是因为冬季气候寒冷，人体为了保持正常的体温，就需要产生更多的热量，以抵御寒气的侵袭，因此，机体对营养的消耗量也随之上升，营养需求增加，所以进补的愿望也就特别迫切。”就算是人体真的“为了保持体温需要产生更多的热量”，那么需要多吃的也应该是淀粉、糖类或者脂肪——糖类产生热量的速度快，而脂肪产生热量的效率高。那些眼花缭乱的“冬令补品”，绝大多数在“产生热量”上并不优越。现代人往往生活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环境中，所处的“实际环境”一年四季温差不大，更用不着通过“产生更多的热量来抵御寒气”。而且，真要抵御寒气，多穿点衣服，也显然要比多吃点什么食物更加有效。

“冬令进补”是否有效，实际上取决于“相信”。不同的养生专家提供的进补指南互不相同，有的甚至还互相冲突。人们在一个季节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把哪一个因素与身体变化相联系，完全取决于“信念”。如果一个进补的人觉得自己“更健康”了，就可以归结为“补得好”；如果没有变化甚至更糟了，可以归结为“补的方案不适合体质”，或者“补品的品质不好”，或者“补得不够”，或者……总之，“补”的这个理念，并不会受到怀疑。

不管是一年之中的哪个季节，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几乎没有差别。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追求营养的全面与均衡。现代科学也在寻求那些“补”了能对健康带来额外好处的食品或者营养成分。这样的“补品”，必须用科学数据上来证明其“安全”而且“有效”。它会明确地告诉消费者，为什么有用，如何判断有用。

至于传统的“冬令进补”，没有明确一致的原则，无法靠谱地判断有用还是没用，不妨当作一种“文化传统”或者“民间习俗”。就象一位从事科学传播的朋友所说，当看到舅舅端给姥姥一碗“补品”，姥姥露出满足的笑容，你无法跳出来说“那其实一点用也没有”。冬令进补，或许补的不是营养，而是心情。

thankstoyilin

流言： 【吃一口苹果，多少杀虫剂进了嘴里？】残留农药就像个隐形杀手，它能导致皮肤、眼部、肺部过敏；流产、早产，畸形胎儿；癌细胞突变等。据美国农业部、食品药物管理局在2000~2009年多达5100次的清洗、剥皮检测中，得出了一些具体数据。比如，清洗完一个苹果后，杀虫剂的残留比率竟达到97.8%。[1]

真相： 显然，这是一个根据国外报道所做的新闻。我们不清楚流言具体采用的是哪一个信息来源，不过就苹果和果蔬中的农药残留这个事情本身，不难找到许多原始的相关资料。

一、美国农业部的农药残留检测项目
流言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美国农业部（USDA）。USDA有一个农药数据项目（Pesticide Data Program, PDP）是每年检测蔬菜水果中的农药残留量，从1991年开始进行。这个项目每年检测的样品量从最初的七千多个，到2000年超过1万，并且逐年增多。[2]

PDP检测农残的目的是为了评估美国人食谱中摄入的农药量，而不是判定食物是否合格。能否检测到农残存在与检测技术密切相关。检测到残留并不意味着这些食物就有害健康。流言列出的“农药危害”确实存在，不过离开了剂量谈危害完全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果蔬中的农药残留，会带来多大的风险？

在美国，环保局（EPA）对各种农药在食物中的残留量制定限量标准。按照限量的定义，不超过这个标准的农残，带来的健康风险可以忽略。如果PDP的检测值超过了限量标准，或者检测到了EPA尚未制定标准的农药，PDP就会通报给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那些EPA未指定限量标准的农药，一般不是在蔬菜水果的生产中使用带来的，而是从空气或者水中漂流而来。[2]

在1993到2003年期间，检测过的样品总共有102058份，其中检测到农残的样品有58950份，大约占检测样本数的58%。其中超过EPA制定的限量标准的有158份，EPA没有制定限量标准的有2533份，分别占到0.15%和2.5%。[2]

二、被错误引用的数据
PDP的数据是两年后公布。也就是说，今年公布的数据是2009年的检测结果。根据PDP的公告，超过EPA的限量标准的样品比例是0.3%，而检测到EPA未设定标准的农残的样品比例是2.7%，跟往年差不多。[3][4]

PDP的检测是把收集来的样品按照消费者通常的方式进行处理，比如用凉水冲洗10秒钟、去皮等等，然后把样品打碎，再进行后续的检测。因为根本就没有检测处理之前的农残，也就无法得出“清洗完一个苹果后，杀虫剂的残留比率”这个数字来。而所谓的“苹果中含有多少种农残”，并不是一个苹果中含有那么多种，而是所有样品中检测到过的农药种类总数。比如，一个样品中检测到了A和B两种农药，另一个样品中检测到了B和C，那么就是检测到了“3种”农残。

只要一个样品中检测到了一种农残的存在，不管它的含量高低，都算“检测到”。确实有很高比例的苹果检测到了至少一种农残，1993到2003年的数据是93%[2]，而2009年的数据则是接近98%[5]。流言应该是把这个比例理解成了清洗之后的残留比例，所以得出了“清洗完一个苹果后，杀虫剂的残留比率竟达到97.8%”的结论。

三、还要不要吃苹果或者其他“含有多种农残的果蔬”
与这个报道所对应的，还有一个“最脏的12种果蔬”以及“最干净的15种果蔬”的排名。这个排名是一个叫做EWG（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的环保组织依据PDP的数据做出来的。[5-9] EWG既不是政府管理部门，也不是一个权威的学术机构，而只是一个倡导环境保护的民间机构。

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能检测到农残并不等于有健康风险。EWG的排名完全忽视了这个因素，只是采用了一个“有”“无”或者“多”“少”这样的简单分类，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这些果蔬中的农残与健康关系的真实情况。

“最脏的12种果蔬”这样的排名，会暗示消费者远离这些蔬菜水果，而这并非EWG的目的。在其网站上，他们通过“FAQ”进行了澄清。比如问题3， 是“这些农药是否意味着我不该吃蔬菜和水果？”网站的回答是：“不，吃你的蔬菜和水果。富含蔬菜水果的食谱对健康的益处超过农残摄入的风险。”[6] 在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一般也都谈到了这一问题。[7-9]

有关报道失实的分析就到这里，至于如何对待果蔬上的农药残留，在以前的日志 《如何去除果蔬上的残留农药》 中有更深入的介绍。

结论：谣言破解。 这篇关于农药残留的报道是选择性地摘编国外新闻，并且误读和脑补的结果。苹果等蔬菜水果中能够检测到农药残留，但是绝大多数样品中的残留都低于EPA制定的限量标准。富含蔬菜水果的食谱对健康的益处超过农残摄入的风险。学术界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依然推荐富含蔬菜水果的多样化食谱。

参考资料：

[1] 吃一口苹果，多少杀虫剂进了嘴里？
[2] (1, 2, 3, 4) USDA PESTICIDE DATA PROGRAM: PESTICIDE RESIDUES ON FRESH AND PROCESSED FRUIT AND VEGETABLES, GRAINS, MEATS, MILK, AND DRINKING WATER
[3] What Consumers Should Know
[4] PDP: Executive Summary
[5] 98% Of Apples Have Pesticide Residues, USA
[6] EWG:FAsked Questions About Produce and Pesticides
[7] Apples top list for pesticide contamination
[8] Pesticide Residues Taint 98 Percent of Apples
[9] Pesticide Residues Taint Ap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