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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记忆--大学生活(之一)
(Thankstoyilin自注:去年写的“成长记忆”到了踏入大学门槛就结束了,后来抽空陆陆续续写一点。转眼20年过去了,写些文字作为青春的记忆,似乎也有些必要。)
1987年上半年确定保送进本省重点大学之后,学校就给我寄来了几本书,要求提前自学,这让我吃了一小惊。一本是《数学分析》,另一本剑桥的英语教材。作为当时的高中生,熟悉了国内自己编的英语教材,平时也很少涉猎其他英文材料,对于剑桥的这本教材就感到非常新奇,因为教学理念明显不一样,而且是全英文的,我是第一次看到用英文来解释单词(我后来知道,这方面Collins字典是独树一帜的典范)。比如讲到tired和weary两个词时,并没有像国内教材一样生硬地讲“区别”,而是温和地提醒:“区别在于,作“疲劳”解的时候,tired用作表语比较多,weary用作定语比较多;而且,虽然存在tiredly这个副词形态,但是一般很少用,而用wearily会比较多”。这完全是从语言使用习惯出发的,避免了“刚性”的原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语言学习体验,所以我对这个讲解一直未能忘记,也非常喜欢那个教材。其实后续到了学校,并不用这个教材,而是用交大编写的College Core English(大学核心英语),这本教材也不算差。那本《数学分析》是数学系用于高等数学的教材,比工科用的“微积分”或者“高等数学”理论性要强一些。像我这样在数学方面并无特别禀赋的来说,完全用来自学还是挺困难的。
关于那个暑假已经没有特别的回忆。我作为最后一个孩子也上了大学的这股子欣喜劲儿已经逐渐褪去,家庭经济依旧拮据。我心里惦记的,是学校能给多少奖学金来补贴生活,还好那时候是不需要学费的。亲朋好友都会送些日用品来,比如这个送脸盆、那个送热水瓶或床单之类。我在上大学之前,连省城都没去过,不要说出省了。第一次离家,心理上还是很忐忑,巴不得迟点开学。我们比普通学生早十多天开学。我所在的这个“**班”是全校5%的学生凑在一起,完成两年的强化理科综合训练,课程不分专业,同时强化外语。这个班一半是保送生,一半是高考高分生。当时保送生没有现在这么多,标准也基本是学习成绩好,而不是其他社会能力特长。这个班的规则,是第一学期后,淘汰1/3,一学年后,再淘汰一小部分。完成两年训练的,再次选择专业,回到相应的系里。
当时刚好是有一个便车去省城,所以姐姐、姐夫也一同送我去了。当车子从钱塘江边逐渐进城的时候,当遮天蔽日的浓荫中六和塔的身姿时隐时现的时候,我心里的紧张多于欣喜,惆怅多于兴奋。现在想起来真是很稚嫩的孩子心理呵。
在宿舍安顿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的宿舍安排也显得比较优越,楼上都是这个班的学长(他们两年之后回到专业系里,但还是住在一起)。84级是这个班的第一批,当时他们在我们眼里真是太成熟了,不光已经从数次淘汰中survive下来,而且也都在各自专业系里扬名立万。我们所住的二楼,还有五六个博士生大哥,每人单独一间宿舍,个别的带着年轻的妻子住在里面。――后来逐渐得知,这几位分别是化工自动化、数学、物理、材料等专业里很知名的博士。我们宿舍对面就是刚获得竺可桢奖学金的化工自动化博士,时常去工厂做他的课题,宿舍里总是乱得很。
在这些学长面前,我们这群freshmen心里只有尊崇和惶惑。因为,分管我们的教学科老师,已经宣讲过他们的炫目之处:某某某通过了李政道博士的CUSPEA考试(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当时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的中国留学生遴选项目)、某某某几位计算机系学长暑期在深圳攻下了什么技术难关、某某某最近的托福考试得了接近满分、某某某在哪些课程上一直优异…。和我们说这些,是让我们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求教取经。
这些学长当时也不过是刚进入大四、有的是刚进入大三。现在想来他们真是惊人的成熟,从思想上、自律上、学习上、人生观上,都让我们有仰止的感觉。而且,他们都完全不是书呆子,他们似乎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成果的。――这一点真让人感到有些“窒息”。他们宿舍里也有吉他电子琴,这个班有个内部刊物,上面的诗歌散文写得也很棒。总之,我感觉是冷不丁被投入了一个有些恐怖的群体,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压迫感,而不是兴奋感。
我们为了表示出谦虚好学的姿态,少不了结伴一起去他们宿舍走访,“聆听”他们的教诲。现在回想起来,学兄们一般都比较端着“范儿”,虽然很亲近耐心,有问必答,但是话题总是宏大的、谨严的,维护着我们在心里预期的那个形象。可学姐们就很不一样。我们拘谨地在她们宿舍坐下来,――宿舍的色调通常是粉色的――她们所说的内容相反地是在消解着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她们也是会感到学习压力的、设法偷懒的、追求浪漫的、耍小女生脾气的一群人,只不过是学习上的确比较强悍。她们则更多地说“你们肯定也很优秀的,不用担心,我们不也是过来了嘛。”在这个班,男女比例几乎对等,男生也占不到排名上的优势。
在我们比通过高考进来的同学早到的这10天中,教学科安排了一些座谈和外出参观,去了秦山核电站和杭州中药二厂(就是冯根生做“青春宝”的企业)。然后我们就作为“老生”,接待了后续来报到的同学,这下全都到齐了。这些所谓的“高分生”,也大都有各自牛气的地方,比如数学满分的、物理满分的,诸如此类。
和同学们一下子就混熟了。在他们中间,我找不到多少自信。这有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我的中学在省内是算不上重点的,而他们都是杭二中、杭州学军、浙大附中、宁波效实、温州中学、南京师大附中等名校出身,我自己感觉接受的教育水准不如他们;其次,他们很多都是中学理科竞赛的获奖者,而我在这方面并不突出。我比他们好的,无非就是很全面,没有课程是短板,但在这个班里,注重的还是理科方面的能力,所以我这个难说是优势。
接下来是到部队军训,为期50天。我们那一届军训是正经八百在某部炮连(其实离我老家反而很近)呆了近两个月,这比后来把教官请到学校搞军训要像样得多。这也让我有机会感受了真实的部队生活。
大学生为什么要军训,这个问题有耳熟能详的理由,但基本上是瞎扯。和平年代的部队体现不出什么特有的爱国主义;军队的纪律性是绝对的服从,而我们除了军队之外的各个行业都不需要绝对服从;部队里学习把被子叠成豆腐干一样刀砍斧削,除了促进折旧之外没有什么必要。我的意思不是说军训没有意义,而是没有军训决策者所想当然的意义。在我看来,军训的意义,在于给我们一段部队生活的经历,可以看到这个环境中各色各样比社会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形式主义、走后门关系等一系列现象。除此之外,练习冲锋枪射击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至于队列和军姿,只是某种形式的torture,不提也罢。
当时我在学校被指定为班长,所以到了部队之后,被任命成“副排长”,职责是辅助部队的排长、班长做些工作。一个班有十个人,一个排三个班,三个排一个连,我们这个连叫“炮三连”。
我们的班长来自上海郊县,个子不高,身板不挺,文化不高,写字时侧着头,一顿一顿的力图写出笔锋来。总的来说他不讨厌,除了他特别讨厌我们看书这一点令人讨厌之外。对他的尊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但凡看到我们空闲时候掏出课本学习,他就来气,就招呼我们陪他打牌。他牌技和牌风都同样不好,输了容易急。按照部队里的习惯,对有职务的要喊职务名称。所以我们班长平时都叫我“副排长”――虽然我是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形式上的副排长。班里有纪律问题他要训话的时候,首当其冲就喊我:“副排长!@#$%^&*&^%$#%!”我们同学很长时间来都要拿这点开玩笑:“班长”呵斥“副排长”,真是很怪诞。后来我们回到学校之后不久,他就退伍了,返回老家的时候路过杭州,我们还特地让他来学校玩,请他吃个便饭。“战友”见面总是很高兴的。
我们的排长是个部队里的“异数”,白面小生的模样,带着近视眼镜!他也拉小提琴,平时不太说话,看看书,但也并不孤傲。我们一直没搞清楚这个近视的、文弱的排长是怎么当上兵的。但是,到了打靶演习的时候,他的本事让我们瞠目:端着冲锋枪用跪姿、立姿各打十发,都是9环以上!冲锋枪用立姿啊,很难的。
我在军训时候的射击训练和成绩,是让我既骄傲又沮丧的。射击基本靠两个能力,一方面是瞄靶的准确度、扣扳机的时机掌握;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操枪要稳。卧姿状态下,左手握住弹匣,枪托紧抵肩膀,用这样相向的力量把枪操紧,使得子弹出膛后,枪管在上下左右方向的晃动最小。拟合法瞄靶、瞄准法则、扳机的两次预扣一次实扣、操枪的力度等各个环节,我都仔细体会、认真学习,至今我的肩膀还留有枪托磨破皮肤后留下的疤痕。我的一次实弹练习成绩也挺好。
射击考试到来了。100米胸靶,冲锋枪卧姿。我们一共打六发子弹,三发单发、三发点射(点射就是扳机扣下自动连发,突突突三下)。一般而言,点射的第一发可以做到单发的准确度,第二、三发因为是枪管抖动后发出的,准确度急剧下降,第三发能够点上靶就算可以了。因此,我们的标准是总计35环算优秀(差不多是4个单发的9环)。
班长在前方壕沟里报靶,我单发打得都很顺利。到点射了。突突突,班长报出10环、9环、6环。全场有些骚动,排长连长都跑过来了,认为这个点射成绩是战士射击标兵的成绩,可以给个嘉奖令的!竟然提前放我回宿舍休息,不需要晒着太阳等大家结束。
喜滋滋地在宿舍门口等着大部队回来。结果看到班长铁青的脸。他看到我劈头盖脑地说:“点射这么好,平时练习成绩也很好,怎么单发的时候跑靶一发?!第二发我没给你报零蛋,那是不想影响你情绪!不争气的东西!” 啊啊啊,真是意外,单发怎么会跑掉?尽管如此,我的总成绩也达到了43环,超优秀线很多了。――这个数字在20年后还是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骄傲而遗憾的成绩让我琢磨过好久,一直也没想通为什么第二发会跑靶。后来看雅典奥运会,那个输给贾占波的倒霉蛋是把关键一发打到别人靶子上去了,我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呵呵。
军训给我的最高成就感,就是这个“10、9、6”的点射成绩,而且是在戴着600多度新配的眼镜下打出来的。除此之外的一段段记忆,也就成了回学校后聊天的谈资而已,这也是一些有趣的经历:
――半夜需要轮流站岗守弹药库,实在是困啊。从被窝里钻出来站岗,白天这么累,所以靠着柱子就睡着了。这是我第一次差不多也是最后一次站着睡觉。
――国庆的时候部队决定到一个景点去游玩,大家一阵雀跃,可马上就泄了气:因为同时也是长距离拉练,要走着去。部队随行一辆大卡,实在吃不消的、流鼻血的,自己主动上车。实际来看,自己愿意露怯而上车的其实很少。
――我们是步兵三等灶的伙食标准,但是明显被部队克扣了,因为平时看不到这些伙食费体现到餐桌上。我们提意见,答复总是“要预留一些到军训结束聚餐用”。据说聚餐可以丰盛到上螃蟹。但是谁问过我们是否愿意了?预留多少了?
――让我出黑板报,写好之后,被评价说“字写得还漂亮,就是像没吃饱饭似的”,意思是刚劲不足。于是宣传干事给我示范,霍,“银钩铁划”一般,连笔划的收尾,都要像瘦金体一样来点顿挫。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竟然有“浮雕字”的做法:用毛笔蘸稀释后的胶水写好标题字,然后用彩色粉笔灰装在纸叠起来的“喷射器”里面往字上喷,粉笔灰被粘住之后,形成毛茸茸的浮雕感的标题字。黑板报评比,绝对不看内容,就看这个形式是否炫。这就是典型的部队形式主义文化。
――要问军训中最难熬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走队列,不是站军姿,也不是在烂泥里匍匐,而是看电影。露天电影场在驻地3华里左右,不算远。但是列队过程很繁琐。先班级列队,合并到排,再合并到连,如此继续,细流汇成庞大的人流,每人拿着板凳,往电影场疾走。到了目的地,还不能坐下,先站好,一片一片地,听教官喊“放!”,拍拍拍拍!凳子放在地上。“不行!不整齐,重放!”,一直到“拍”一声为止。“坐下!”于是坐下。天可怜见!这些电影,不是《地道战》就是《地雷战》,要是大家身心放松地坐着,看看这些老片,相互搞搞笑也就罢了。可白天累死累活的,吃完饭排半天队,到了开映的时候,大家都困死了,不由得打瞌睡。坐在板凳上打瞌睡是好受的吗?!所以啊,最难熬的是看电影。
――有一个泉州籍的学生,高个,口音重。在部队总是被班长训,他有道理的时候也不容分辩。到军训结束的时候,座谈,每个人谈收获。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想了想,一顿一顿地用闽南普通话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忍耐。”道出我们大家的心中所想。
――转眼快结束了。大家无一例外地要在军营穿着军装合影,背着冲锋枪合影。有人就带一把枪到营房外的桥头,那儿算是有一些风景。一杆枪就这么传着拍照。大伙儿回来了,发现枪少一支。在桥头也找不到!这下全连哗然。班长脸都扭曲了:“退伍老兵,藏着子弹带出部队的不少,缺的是枪,这下…”吓得我们真是不轻。还好,原来是部队家属在桥头拾走,把它归了队。
――女生在部队总是最受欢迎的,他们给汗酸味儿的军营里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气息。班长教官们都宠着,还给她们打五四式手枪。我们看到了只有馋的份儿。军训结束后在车站送别,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这帮女生,甚至到了抱头痛苦的程度。虽然“火车开动,挥手自兹去”这种经典催泪场景也不由得让我们男生鼻子发酸,但是对女生们的涕泗滂沱,也不禁满腹狐疑。
军训体力上的辛苦,和应付即将到来的繁重课务相比,还是容易承受的。所以不少同学,虽然抱怨军训的苦,但是想到军训即将结束,要返校开始另一种“魔鬼训练营”,心里还是会有些留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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