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健康文章汇集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6:04:26

在这里集中一些我自己看过的有关科学和健康的文章。

现在满世界都是口水，大多数人只会起哄，哄完一个瞄准下一个，却少有人去求真务实，做些思考。

大人们只会整天训诫孩子要有求知欲，从来不想想自己是怎样一个不愿意动脑子的人。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2-21 17:08:47

怎样才算主流科学？

同人于野 2012-02-16 22:02:28

有时候不会因为你是对的，主流科学就承认你。科学要求解释，你必须得能用现有的理论去解释你的新理论。科学研究就是一个把新思想逐渐变成主流的过程。请看同人于野新作，科学新闻没告诉你的那些事儿4—— 怎样才算主流科学？

“主流科学”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好词儿。科学记者眼中的主流科学界也许是一座可以威慑众生的殿堂，而对那些敢想敢干的年轻人来说，你跟他说主流科学认为怎么怎么样，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证明这是错的。“主流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固步自封甚至以权压人的代名词。比如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谢赫特曼，在做出其获奖工作（发现准晶体）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曾经饱受“主流科学”的打击。新华社有一篇报道曾说：

他面对的是来自主流科学界、权威人物的质疑和嘲笑，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准晶体”违背科学界常识。“当我告诉人们，我发现了准晶体的时候，所有人都取笑我。”谢赫特曼在这份声明中说。这个报道不能算说错。虽然谢赫特曼本人的一个采访视频说的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仍然有点悲愤的情绪。准晶体被发现了，主流科学界却没有接受。既然如此，那么现在主流科学界拒绝接受的很多东西，将来是否也都有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呢？“主流科学”到底是不是一个贬义词呢？

本文试图通过仔细分析这个事件，来说明一个关于科学进步的道理。当然根据孤证不举的科学精神，你不能讲一个故事就说明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讲三个故事。在谈论诺贝尔奖之前，我们先看主流科学是怎么让一个著名理论得不了奖的。

1、大陆漂移学说的故事

在《难以忽视的真相》纪录片的一开头，戈尔说了一件相当令人感叹的事。他说他六年级时候的一位同学，曾在课堂上面对世界地图当场指出南美洲大陆似乎曾经跟非洲大陆是一体的。这其实就是大陆漂移学说，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常识。然而戈尔上小学的那个年代这个学说还没有被“主流科学”接受，以至于他的老师立即告诉学生这纯属无稽之谈——根据戈尔说的戏剧性结局，后来这位具有非凡眼光的学生成了一事无成的毒瘾者，而老师却成了布什政府的科学顾问。

也许某些教育专家会痛心疾首地说“你看，天才就这么被扼杀了”。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科学老师，你会怎么样呢？不管别人提出什么新奇的想法，你都鼓励“是啊，这真是个有意思的想法，我认为它有可能是对的”么？这样一来你所能提供的有效信息其实等于零。“一切皆有可能”，就是一切都不太可能。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敢于直接了当地告诉别人哪些想法不可能正确——总统科学顾问更得有这个气质。哪怕最粗暴的判断，也比廉价的鼓励值钱。

早在1912年，也就是戈尔的小学同学出生之前，魏格纳（Alfred Wegener）就提出了大陆漂移假设，认为地球大陆最早是连成一片的。传说他也是看地图得到的灵感，但魏格纳并不是用小学生思维搞科研。除了各个大陆的形状看上去似乎能合在一起，他还有其它证据。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点是各大陆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惊人的相似，乃至一些现代生物也是如此。鉴于这些生物不太可能渡海走那么远，唯一的解释似乎就是原始地球上这些大陆本是连在一起的。更进一步，人们发现几个不同大陆上有相同的岩石构造。不但如此，漂移学说还可以解释一些此前人们想不通的问题，比如说南极大陆上为什么会有煤——要知道煤是古代植物累积形成的，南极那么冷怎么会有这么多植物？

面对这么多证据，一般人也许会认为大陆漂移是显然的。但科学家不是一般人，卡尔萨跟说，“Extraordinary claims require extraordinary evidence”。超乎寻常的论断需要超乎寻常的证据。生物化石最多只能算间接证据，而一个论断想要被科学全面接受，除了要求超乎寻常的证据，还必须有一个机制。

关键是，科学家想不通大陆怎么能漂移。比如，分裂大陆需要极大的能量，这些能量从哪里来？魏格纳曾经提出几个假说，但都被一一否决了。结果大陆漂移学说在半个世纪内都是被主流所否定的。一直到后来人们发现地质板块边缘火山喷发和地震可以提供能量，并且的确发现了火山曾经在不同时期喷发的证据。再加上其它证据，比如发现海底岩石比陆地岩石年轻，才以“板块构造理论”承认了大陆漂移。这时候魏格纳已经死了。如果今天论功行赏，魏格纳提出的东西只能叫做“假说”，甚至连科学理论都不算。

这还是听起来合理的理论。而那些听起来不合理的理论，就算你有证据也不太容易被接受。当然也有好消息，那就是这样的理论一旦被接受，没准就是诺贝尔奖。

2、诺贝尔化学奖的故事

历史就好像非诚勿扰舞台上的女嘉宾。你离着很远看，和把她领回家细看，看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但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感悟。新华社的报道相当简略，我们如果把谢赫特曼的讲话视频、一篇被广泛转载的英文报道、一个背景知识的介绍、以及以色列某杂志的一篇非常牛的长篇报道放在一起看，就会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每一步都值得深思。

谢赫特曼1982年在国家标准局的本职工作并不是探索晶体科学的新突破，而仅仅是为航空工业寻找合金材料。不但如此，当时晶体理论已经相当成熟，什么样的原子对称结构能形成晶体是明明白白写在教科书上的。人们根本没指望发现新的晶体形态，就算要发现也轮不到谢赫特曼。

某天上午，谢赫特曼用电子显微镜测定了他自己合成的一块铝锰合金的衍射图像，发现是一个正十边形的对称结构——对寻常晶体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对称性，因为从数学上很容易证明不可能用正十边形（或者简化到正五边形）去周期性地铺满平面。谢赫特曼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晶体，它的特点就是只具有准周期性，也就是“准晶”。

如果我们只看简单的新闻报道，下面的故事就是谢赫特曼跟每一个同事通报这个新发现，但是没人相信他，人们都认为晶体就应该是周期性结构，实验组领导指着教科书说他胡扯，然后把他赶走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衍射图像是明摆着的，难道他的同事们连十都不会数么？

事实上，同事们对他的这个衍射图像有一个解释：孪晶。人们早就知道孪晶可以出现类似正五边形旋转对称的衍射图像，但它并不是一种新晶体。谢赫特曼进一步观察，他找不到孪晶，坚持说这是新晶体。现在的局面是同事们相信这种衍射图像有一个解释，谢赫特曼不接受这个解释。但不利的是，他也不能提供别的解释。

科学要求解释。你不能说“我看到这个现象，而你们解释的不对，所以它一定是个新东西”。全世界的实验室中可能每天都会产生一些看上去不太对的实验结果，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对的。一个有个人荣誉感的科学家不会看到什么都发文章，你得给一个理论。1983年，Ilan Blech 帮谢赫特曼搞出了一个数学模型，二人这才决定发表论文，结果被APL编辑拒稿。谢赫特曼回到国家标准局，在John Cahn帮助下进一步完善了数学模型，然后找了一位真正的晶体学家Denis Gratias入伙，最后文章被PRL发表。

到这一步，“准晶”这个发现才算被正式提了出来。谢赫特曼在论文中详细说明了这个特殊合金的制备过程，使得很多实验组重复验证了他的发现。然而一直到这一步，仍然只有少数科学家接受这是一种新晶体。

关键在于，谢赫特曼实验使用的是电子显微镜，而晶体学界的标准实验工具是更为精确的X射线，他们不太信任电子显微镜的结果。不能用X射线的原因是生长出来的晶体太小。一直到1987年终于有人生长出来足够大的准晶体，用X射线拍摄了更好的图像，科学家中的“主流”才接受了准晶的发现。这才是真正的转折点。等到人们在实验室中又发现各种别的准晶体，乃至于在自然界又发现天然准晶，准晶就已经是绝对的主流科学，谢赫特曼也开始什么奖都能拿了。

回顾整个过程，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学术权威”在其中能起到什么打压的作用。的确有个两届诺贝尔奖得主至死都反对准晶，但并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徒子徒孙为其马首是瞻。搞科研不是两个门派打群架。科学家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质疑，恰恰是因为证据还没有达到“超乎寻常”的地步。而当X射线图像一出来，不管那个诺奖大牛怎么说，“主流”立即就接受了。

我们看被主流科学“打压”，一般不会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地步……除非你的理论侮辱了“主流科学家”。比如说要求他们洗手。

3、洗手的故事

1840年代欧洲医院受到产褥热的困扰。1841到1846年，维也纳最好的一家医院里，产妇死亡率居然达到 1/10，到1847年甚至是 1/6。青年医生 Ignatz Semmelweis决心找到解决办法。他判断，当前这帮所谓“主流医生”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产褥热。有些医生声称他们知道，而且还头头是道地列举原理，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Semmelweis的办法是索性抛开主流医学，直接上数据分析。通过大量统计，他发现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事实：如果产妇在家里生产，她的死亡概率比去医院至少低 60 倍！哪怕最穷的女人，在街上生了孩子再被送到医院的，也没有得产褥热。这使Semmelweis怀疑导致产妇热的不是别的，正是医院。

Semmelweis所在的医院有两个分开的病房，其中一个主要由医生负责，另一个则是助产士负责。产妇被几乎随机地分配到这两个病房，Semmelweis暗中统计，发现医生负责的病房，产妇死亡率是助产士负责病房的两倍。难道是医生让产妇得病的么？他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到一个教授在指导学生解剖尸体的时候被学生的手术刀划到，然后患病死了，症状与产妇热相似，Semmelweis才获得启发。他推测，是医生们离开解剖室直接进病房把什么能致病的“尸体颗粒（cadaverous particles）”带给了产妇。

而当时医院无比热衷于解剖，病人死了之后立即送解剖室。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之前的时代为什么没有这么流行产褥热。

于是Semmelweis要求医生解剖后必须洗手，结果产妇死亡率马上降到了百分之一。

如果现在哪个医生能有这样的成就，说他是华佗在世也不为过，但Semmelweis结局是直接被主流医生“逼”疯了。他不能解释“尸体颗粒”是什么东西，当时医学并没有微生物传播疾病这个概念。Semmelweis摆平了自己的医院，但其他医院的医生根本不买账，尤其反感他把病因归罪于医生。在Semmelweis看来这些医生是在迫害自己，他甚至自诩弥赛亚，最后得了精神病，死的很惨。

一直到一二十年以后，医学界才接受“微生物能传播疾病”这个理论。而Semmelweis？没人拿他当科学家，科学史只记载了发现微生物的人。顺便说一句，一直到现在，医生仍然不怎么爱洗手，至少不如护士洗得多。

4、一个道理

在以上三个故事中，主流科学到底做错了什么？我的答案是什么都没做错。谁说对的理论一出来别人就得马上承认？

如果“主流科学”是一个人，他既不是仙风道骨的世外高人，也不是充满圣洁光辉的西方牧师，更不是温柔妩媚的小姑娘。他是一个淳朴实在的中年汉子，他认为任何事情背后都必须有明确的答案，明确到他可以把这答案原原本本地写在纸上让你看懂。他从来不让你“顿悟”，他从来不让你“信则灵”，他从来不让你“猜”。他有什么说什么，不跟你打机锋，不跟你玩隐喻，不跟你玩暗示。他不敢肯定自己的答案一定正确，但他敢用最明白的语言跟你辩论，一直说到你服为止。

或者你把他说服为止。科学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过程，科学家要是不争论，科学就死了。比如现在超光速中微子，就远远没有被接受为主流科学。统计出来的东西尤其不能作为成熟理论，而只能作为科学研究的缘起。科学研究就是这么一个把新思想逐渐变成主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真正活跃的科学根本就没主流，或者说主流科学都是死的科学，更严格的说是凝固了的科学。

怎样才算主流科学？你必须得能用现有的理论去解释你的新理论。如果主流科学是一棵大树，你的新理论不能独立于这棵树之外。你必须告诉别人这棵树的这几个位置可以长出这么几个树枝来，而这些树枝可以连接到你的新理论上去——这样你的理论就成了这树的一部分。有时候你甚至可以宣布某个树干的真实形态其实不是人们之前想的那样，但你不可能宣布这棵树整个长错了。

Kevin Kelly 在 What Technology Wants 这本书里提到，早在哥伦布去美洲之前，美洲大陆就已经有人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说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呢？因为是哥伦布把美洲大陆这个知识和人类科学的“主流知识”联系在了一起。“孤岛式知识”是不行的。

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什么新东西都得从我这儿长出去，这就是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干掉的错误想法比正确想法多得多，比如“水变油”、永动机、黑洞发电之类。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建立一个高效而严谨的学术体系。也只有这个体系才能确保一个实验结果可以经得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重复，一个技术可以随便复制使用，既不要求使用者道德高尚人格完美，也不要求他掌握什么不可言传的心法。

如果“经络”和“气”能用实验证明，诊脉能机械化，阴阳运行能用数学方程描写，一直到《伤寒论》能出一个基于现代医学的解释版，那么中医就可以成为主流科学。将来谁能做到这些，谁就“发现”了中医。也只有这样，中医才能抛开掌握绝学的少数老师傅，变成像青霉素那样任何一个医院都能随便使用的有效技术。

如果“主流科学”真是小姑娘的话，向她求婚并得到许可并不容易。有时候可能你是对的，但她就是不理解，你悲愤也没用——可是你也不能因此就说她不是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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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的故事来自 Super Freakonomics 一书。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9 08:44:05

春节将至，亲朋团聚，摆桌吃饭想必是很多人这几天的生活主旋律，但大吃大喝的背后，隐藏着健康风险。在这里，谨以此文提醒大家饮食习惯和高血压之间密切的关系。如果您没有耐心阅读本文前半部分的历史故事，可直接看后半段李医生对于高血压疾病防治的饮食健康指导。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为，只有身体感到不适才是患上疾病，而对高血压这一古老疾病本质的逐步揭示，让人们渐渐意识到，这种可怕的疾病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你，猝不及防地结果掉你的性命，堪称沉默的杀手。

人类对高血压的认识历程中，不但充满了探索和追求、勇气和智慧，还间或交织着谎言与欲望、利益与贪婪。《剑桥人类疾病史》（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的编著者们认为，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剧之帷幕是由中国人开启的。

恐怖的测压法大约公元前2500年，《黄帝内经》中对脉搏的描述“盛而坚曰胀”，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关于高血压的记载。4000年后，英国医生理查德·伯瑞特（Richard bright，1789~1858）在1827年提出，病人发生水肿是因为肾脏的血管发生了阻塞。一直到19世纪末期，医生均把脉搏体现出的这种特点当成是某种肾病的一个表现。以现代的眼光看来，当时的认识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水肿与高血压联系起来，是十分可疑的，因为彼时人们尚没有可以精确测量病人血压的有效手段，合理的治疗自然也无从谈起——尽管此前200年便有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血压的存在了。

1628年，英国科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胆设想，经过了多年的实验和观察之后，发表了划时代的论血液循环的著作，这一发现，标志着生命科学新的开始，也是16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发现过程中他注意到当动脉被割破时，血液就像被压力驱动那样喷涌而出，通过触摸脉搏的跳动，会感觉到血压。正如哈维自己所说，血液循环学说的提出，将对医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诸多相关学科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多少不明或疑难可以被揭示，但要完成它，我的一生是不够的……哈维生前并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测量血压的办法，第一次对动物血压的测量，也是血液循环学说出现之后百多年的事了。

1733年英国学者、皇家学会会员斯蒂芬·黑尔斯（Stephen Hales，1677-1761)
首次测量了动物的血压，该方法在今天看来虽不无“残忍”，却是真正揭示血压这一重要生理现象的一个开端。他用尾端接有小金属管的长9英尺（274厘米）直径六分之一英寸的玻璃管插入一匹马的颈动脉内，此时血液立即涌入玻璃管内，高达8.3英尺（270厘米）。这表示马颈动脉内血压可维持270厘米的柱高。当时的画家记录下了1733年海耶斯牧师首次为马测量血压的情形。

在当时，人们还看不出测量血压有什么实际意义，而黑尔斯的实验所以能够出现，恐怕要归功于当时医学诸派别之一的物理医学派，由于物理医学派认为人体就是一部机器，血管也即水管，那么测量一下这根水管里的压力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管它有意义没意义呢。我甚至觉得，只是黑尔斯认为测量动物血压这个事比较好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促成其完成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的实验。

显而易见，这种既血腥又极为不便的方法不可能应用于人类，如果每次我们体检测量血压时都需要那么长的一根管子又要切开动脉，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液涌起一米多高（100毫米汞柱=1359.5148552632毫米水柱），恐怕很多人没等结果出来就直接吓瘫了。后来，法国医生普赛利（Jean Louis Marie Poiseuille， 1797-1869)采用内装水银的玻璃管来测量血压，由于水银的密度是水的13.6倍，此法大大减少了所用玻璃管的长度，即使玻璃管内的压力很大，也不至于把管中的水银柱顶起太高。比起黑尔斯来，普赛利这种血压测量法要简便点了。此时，普赛利已经对血压之于人体生理的意义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

文献记载直到1856年，才有医生开始用上述方法测量人的血压。不过，作为一位现代外科医生，经常在一些风险并不太大的手术治疗之前，都要费尽唇舌才能说服患者，考虑到这种测量血压方法的恐怖程度，我真的很难想象能有几个患者会接受这种测量。这得要有多执着的医生，更要有多勇敢的病人？也许这种实用性太差的血腥方法，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学者们随即开始探索无创的方法，既然在体表可以感受到动脉的搏动，那么能否在不割开血管的情况下，直接让脉搏的搏动传导给水银柱呢？最初的一些基于此的设计，虽然避免了血管的切开，但由于太过粗糙，测量结果的准确性照比前述直接测量法差很多。直到1896年，事情才出现转机。

意大利医生里瓦罗基（Scipione Riva-Rocci，1863-1937)在前人测量血压的试验基础上（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是多么地重要啊），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经过大胆的试验，终于改制成了一种可以兼顾安全性和准确性的血压计。这种血压计由袖带、压力表和气球三个部分构成。测量血压时，将袖带平铺缠绕在手臂上部，用手捏压气球，然后观察压力表跳动的高度，以此推测血压的数值。显然，以这种血压计测量血压较之哈尔斯的测量方法要安全得多了。但是，和血腥的直接测量法相比，里瓦罗基的间接测量法在准确性上还是稍逊一筹，它只能测量动脉的收缩压，而且测量出的数值也只是一个推测性的约数。但到此时，血压计的样子已经接近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袖带血压计了，好像只缺了一样东西，是吧？

为了克服这些不足，大约10年后，俄国外科医生尼古拉柯洛特（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Коротков1，1874-1920，20世纪血管外科的先驱）对其进行了改进，在测定血压时，另在袖带里面靠肘窝内侧动脉搏动处放上听诊器。测量开始时先用气囊向缠缚于上臂的袖带内充气加压，压力经软组织作用于肱动脉将其压憋，阻断其内的血流，当所加压力高于心脏收缩压力时，由气球慢慢向外放气，袖带内的压力即随之下降，当袖带内的压力等于或稍低于心缩压时，随着心室收缩射血，血液即可冲开被阻断的血管，发出与心脏搏动相应的节律音——柯氏音，用听诊器听到这一声音的瞬间，水银柱所指示的压力值即相当于收缩压；继续缓慢放气，使袖带内压力继续逐渐降低，这段时间里，袖带内压力低于心收缩压，但高于心舒张压，因此心脏每收缩一次，均可听到一次柯氏音。当袖带压力继续降低达到等于或稍低于舒张压时，血流复又畅通，这种声音便突然变弱或消失，这个声音明显变调时水银柱所指示的压力值即相当于舒张压。

大量临床应用证明，这种血压计测定血压的方法既准确，又安全，所以它一直延用至今。由于尼古拉柯洛特并没有对血压计的基本结构作出重大改变，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袖带血压计的发明者为里瓦罗基。后人们为了纪念里瓦罗基的重大贡献，那些在高血压的研究领域获得突出成绩的医学工作者，将会被意大利高血压学会授予里瓦罗基奖。

迟来的血压计在血压计被广泛应用之前，西医们只能通过脉搏的特点来估计血压情况，并判断病人的预后，这也许是剑桥医学史的编著者们将“高血压”的最早记录归功于古代中国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剑桥医学史援引的《皇帝内经》的段落，似乎仅仅是描述了某种脉象与浮肿的关系。而中国人自己则更喜欢引用《皇帝内经》中“咸者，脉弦也”的论断来证明，中医不但很早就记载了高血压，还发现了盐与高血压的关系。不忘提一句，西方人直到1904年才发表了第一篇阐述盐与高血压关系的论文……如果中国人在高血压与盐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果真足足领先了西方4000多年，那何以当他们在20世纪初就已经基于食盐和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建立了饮食指南，而我们却对食盐的日常摄入量稀里糊涂了4000余年呢？

20世纪10年代，费希尔（J. W. Fisher）报道了其数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血压水平与人类过早死亡的关系，他指出，那些收缩压高于160mmHg（毫米汞柱）的人比收缩压低于140mmHg的人早死的风险高2.5倍。这引起了学界的巨大兴趣，相关研究得以全面展开……20世纪50~60年代开展的大量人群血压分布及血压与心血管病关系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证实了高血压是引起心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费希尔可能是最早将计量学引入高血压研究的人，而他做这项研究的最初目的，似乎只是想让自己的公司少赔点钱——因为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医学顾问，他建议保险公司应该对任何比自己所在年龄组平均血压高15mmHg的人进行家族史的调查。

时至今日，关于高血压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虽然我们尚未彻底揭开最后的谜底，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高血压病人的生存质量了，然而令人十分痛心的是，很多本应该为民众所了解的相关知识——那些集中了百多年来万千学者智慧和汗水的科学建议，并未在大众中得到应有的普及。

按照2009年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高血压联盟/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公布的数据，中国有2亿高血压患者，且每年新增加1000万人。心脑血管病现已成为中国人首位死因，而高血压则是第一危险因素，心脑血管病合并占总死亡的44.4％。

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在奸商的眼中无疑是一个无限的金矿，无怪乎江湖医生们可以频频抛出各种祖传秘方和新奇仪器。更可怕的是，这种表面波澜不惊，暗底急流涌动的奸商大战，使得他们各自网罗起“科学家”、“医生”、记者、演员，发表对各自有利的论文和报道，甚至不惜舍下脸皮“现身说法”以佐证奇效。可怜的病人们常常被蒙在鼓里，接受他们推销的各种昂贵、花样不断翻新的“新一代产品”。大师们汹涌而来、滚滚而去，唯余懵懂之受众无头苍蝇般乱撞，甚至有许多人深陷在类似的骗局中，一次次吃亏上当。

是时候改变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情况了。

关于中国目前高血压防治方面，有学者总结出了一个“三低现象”，即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可实际上这所谓的三低的根由还是知晓率低——因为无知，所以无惧，进而不治。

高血压有多危险？用“沉默的杀手”（silent killer）来形容高血压的危险性简直太贴切不过了，委内瑞拉心血管专家伊戈尔•莫尔在2006年的“世界高血压日”（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接受媒体访问时说：“高血压是致人死亡或残疾的‘沉默杀手’，但人们对待它的方式却‘过于温柔’。如果有人被确诊患有癌症，他会立刻感到非常惊恐；如果是被确诊患有高血压，他就不会觉得情况很糟。可实际上，死于高血压的人数是死于癌症人数的４倍。高血压最初不会带给患者什么不适感，可它一发病，症状就可能是因脑卒中或心肌梗塞而导致的死亡。”

具体说来，高血压可累及的器官系统主要包括：动脉、心脏以及肾脏、中枢神经系统（脑）和视网膜。

以肾脏为例，由于肾小动脉受累造成管腔狭窄甚至闭塞，引起肾脏发生一系列病理改变，最终将导致肾脏功能衰竭，出现尿毒症——至此，理查德•伯瑞特在 1827年所提出的肾病理论才真正同高血压建立确切的关联。同理，视网膜的受累也是由于视网膜小动脉的痉挛硬化，致使视网膜发生出血等病变，表现为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即使部分对高血压的危害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似乎也对高血压对肾脏及视网膜的危害不甚了了，那是因为多数人在未出现肾及视网膜的严重病变以前，已经于此前死于心脏和脑的并发症了。

由于高血压的存在，脑部小动脉可发生从痉挛到硬化等一系列改变，而脑部的血管本身比较薄弱，硬化后更是脆弱，再加上在长期的高血压作用下，脑部小动脉容易有微小动脉瘤形成，易在血管痉挛压力出现波动时发生破裂出血。另外，在脑部小动脉硬化的基础上又容易导致血栓形成引起脑梗死，而梗死后的脑组织软化又可引起病灶周围的脑组织出血……这些情况统称为脑血管意外，俗称脑卒中或中风——轻者致残，重则致命。

当然，由于心脏是整个循环系统的最核心器官，因此受高血压之累首当其冲的还是心脏。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病”。

长期的全身小动脉管腔的缩窄导致周围血管阻力上升，心脏射血时被迫增加做功，力不能及时，心肌将增厚以应对，而这种补救措施又将影响心脏的舒张功能，久而久之，心功能渐渐衰竭。但最惨的还不是这种情况，毕竟这种渐进性的变化尚能给医患双方以足够的治疗时间，那些同时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可促进其发展）的病人则随时可能由于一次严重的心梗发作而告别这个美丽的世界。

综上，大家可以看出，心、肾、脑、视网膜的病变其实都源自于（小）动脉的病变，而大动脉本身严重的病变亦是动脉瘤形成的原因之一，以腹主动脉瘤的破裂为例，急诊手术的死亡率为99%，凶险异常。事实上，多数接触过此类病人的外科医生，基本没有急诊手术救活人的经验。从开始外科实习至今，近8年的时间里，我个人所经历的唯一一次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例子就是一位腹主动脉瘤突然破裂的患者，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骇人的场景，面对喷涌而出的动脉血，兄弟们拼尽全力亦未能改写悲剧。

虽然多数高血压病人就诊时多以某一症状最为突出，但通常这些病变并不是单独发生的，只是有些病变尚不足以产生病人可以感知的临床症状。如不及时治疗，各种病变组团作战将引发人体如多米诺骨牌般的级联破坏反应，那时候的病人将仿佛是一艘到处漏水的破船，任何人亦无法挽狂澜于既到——行将崩溃坍塌的人体大厦早已失掉了被扶起的最佳时机。

如何避免悲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高血压学会(WHO/ISH)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但是高血压病患者非药物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普通人防病的法宝，《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议为：减少钠盐摄入，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制饮酒，心理平衡。

当下《三国演义》正在热播，很多一定会对诸葛亮气死周瑜骂死王朗的桥段印象深刻，可同样的办法用到心理素质极好的司马懿身上就丝毫不起作用。这些情节虽然极可能是作者虚构的，但却不乏现实基础。以一个存在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为例，强烈的情绪变化会使血压忽然波动，因此，导致突发心脑血管意外而猝死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在今日之社会，因为这种情况引起的司法纠纷及责任认定仍然是个很头疼的事。“我就跟他吵了一架，然后他就死了，我吵架之前还得确认他有没有心脏病高血压么！”

研究表明，长期精神压力和心情抑郁是引起高血压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不良刺激将导致调节血管舒张收缩的中枢平衡失调，变成以收缩为主，从而血管阻力增加，血压上升。可见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平衡心理是多么的重要。《指南》中提出的措施包括：保持乐观情绪、减轻心理负担、克服多疑心理、纠正不良性格、抵御不良社会因素、进行心理咨询、音乐疗法及自律训练或气功（指南原文如此，我对气功的作用存疑）等。生活中难免遇到不如意的事与人，面对那些别有用心的“诸葛亮”，要想活得健康些，不妨学学司马懿。

对于高血压患者，不良的精神状态常使他们较少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如酗酒、吸烟等，并降低对抗高血压治疗的依从性。

《指南》主张坚决戒烟限制饮酒，由于多年的宣教，吸烟有害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说到饮酒，很多人就比较迷糊了，因为我们似乎也见过“非常少量饮酒可能减少冠心病发病的危险”之类的观点，但是饮酒和血压水平及高血压患病率之间却呈线性相关，大量饮酒可诱发心脑血管事件发作。因此不提倡用少量饮酒预防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应戒酒，因饮酒可增加服用降压药物的抗性（如饮酒，建议每日饮酒量应为少量，男性饮酒精不超过30克，即葡萄酒小于2~3两，或啤酒小于半斤~1斤，或白酒小于0.5~1两；女性减半，孕妇禁酒。不提倡饮高度烈性酒）。WHO对酒的新建议是：酒，越少越好——我想WHO所以没说坚决戒酒，只能理解为对传统社会习俗的妥协了，毕竟酒文化太过深入人心，而且，有谁能剥夺民众以损害长久健康换取须臾快乐的自由呢。

所谓有钱难买老来瘦，肥胖的危害和运动的益处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事了，《指南》对体重的要求为体质指数（体重(kg)/身高(m)的平方）保持 20~24kg/m2，但运动方式及强度必须因人而异，按科学锻炼的要求，常用运动强度指标可用运动时最大心率达到180（或170）减去年龄，如50岁的人运动心率为120~130次/分，必要时需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关于针对高血压病人的饮食调整部分实乃重中之重，却也是“大师们”兴风作浪的重灾区，唯利是图或别有用心之辈不知制造了多少“食疗”神话，这些神话一度甚嚣尘上，大有鸠占鹊巢之势。那么科学的饮食建议究竟是什么样的？

2009年12月由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和中国高血压联盟第一次针对基层医生（包括经过培训的乡村医生）共同制定并发布了2009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基层版，这个版本的饮食建议十分具体而实用，故原文转抄如下：

减少钠盐摄入，每人食盐量逐步降至每天6克。
1．日常生活中食盐主要来源为烹饪用盐以及腌制、卤制、泡制的食品，应尽量少用上述高盐食品。
2．建议在烹调时尽可能用量具称量加用的食盐量，如特制的盐勺，如普通啤酒瓶盖去掉胶皮垫后水平装满可盛6克食盐。
3．宣传高盐饮食的危害，高盐饮食易患高血压。

合理饮食，减少膳食脂肪。
1．总脂肪占总热量的＜30%，饱和脂肪＜10%，食油＜25克/天；瘦肉类50～100克/天，鱼虾类50克/天。
2．新鲜蔬菜400～500克/天，水果100克/天。
3．蛋类3～4个/周，奶类250克/天，少吃糖类和甜食。

以上，就是全部的有关高血压非药物治疗部分，道理好懂，但贵在长期坚持。不过，高血压的治疗乃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非药物治疗虽然极重要，但决不可因此而拖延甚至拒绝必要的药物治疗。

最新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非同日3次测量血压，血压收缩压≥140mmHg或舒张压≥90mmHg可诊断为高血压。这里指的非同日3次，一般是指间隔2 周测量1次。通常，诊断一经确立，治疗即应开始，但具体的治疗应该如何开展，血压应当控制在何种水平，依据高血压病人不同的危险分级均有所不同，这已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了。现代医学的专业化程度之高，远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去“指点江山”，只有充分相信专科医生的建议，有问题及时沟通交流，才能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除此而外，一旦出现问题，谁能负得了责任？

已发表于《新发现》2010年12月刊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9 08:42:05

“食疗”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平常的词，因为总与“传统”联系起来，就使得它有了特定的含义。再加上“养生大师”们不靠谱的忽悠，“食疗”往往被理解成了按照特定的方式吃某种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就可以象药物一样治疗疾病。这样，“食疗”这个词就逐渐演变成了“没有科学依据”的“另类经验”。不过，如果我们把 “食疗”理解成通过合理的饮食来改善健康状况，那么它就会是一种合理的追求——在现代科学里，这样的追求和实践叫做“合理膳食”。

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实验表明，通过合理膳食，我们可以减少许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对于某些症状，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当然，这个“合理膳食”以及它能够产生的效果，必须要有科学数据的支持，否则不是科学而是忽悠了。

比如高血压，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会导致心脏疾病、肾脏疾病以及中风等其它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大多数人的血压都会升高到高血压的范围——这个“大多数”，在美国人群中高达三分之二。对于高血压——即血压（收缩压/舒张压）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上，或者“高血压前期” ——血压在120/80以上但没有达到高血压程度的人群，国外医生一般会推荐先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进行“治疗”。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合理膳食”。

根据科学数据，预防血压升高或者降低高血压的食谱是这样的：植物性食物为主，强调蔬菜、水果和低脂奶制品；食谱中的总脂肪、饱和脂肪以及胆固醇低。这样，蔬菜、水果、全谷、坚果、禽类、鱼类就是应该鼓励的，而红肉（猪牛羊肉）、全脂奶制品、蛋黄、糖以及含糖饮料等，就应该是减少或者避免的。

有大量的数据表明，高盐会导致血压升高。对于普通人来说，推荐的食盐摄入量是每天不超过6克，而对于高血压人群来说，最好是限制到4克以下。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盐不仅仅是做菜时用的盐，还包括食物中本来的钠元素。比如酱油、味精、咸菜、腌肉等，其中已经含有的比较多的钠，也是要记入总的盐摄入量的。

除此以外，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也会影响到血压的控制。比如说，虽然吸烟不直接升高血压，但是吸烟对血管的生理状况有相当影响，会导致心脏和血管疾病。饮酒，如果大量的话会导致血压升高，同时酒也含有高热量，不利于保持合理体重。而体重与血压是正相关的——越胖的人，高血压的风险就越高。所以，对高血压的 “合理食谱”来说，应该不喝酒——如果实在要喝，也尽量控制喝的量。

适当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种运动并不限于专门的体育锻炼，步行、骑车、适当的体力劳动、甚至是上下楼走楼梯而不走电梯——凡是增加身体物理运动的活动都会有所帮助。

不难看出，这些有科学根据的“生活方式”并不像“养生大师”们鼓吹的“食疗秘方”那么“简单易行”。遵循这些“生活方式”，需要牺牲一些“享受”。比如低盐饮食，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食之无味”的。而且，这样的饮食不是一顿两顿或者十天八天，要长期坚持，实在需要相当的毅力。

跟“养生大师”们的“食疗秘方”相比，现代医学很坦诚地告诉我们高血压的发生原因多种多样，目前我们对它的认识还相当有限。这些“合理膳食”以及其他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有效性是大样本统计的结果。也就是说，与不采取这些措施的人群相比，遵循了这些生活方式的人中有更多人实现了血压降低的目标。但是，人群中的个体差异总是存在，有的人这样做之后血压依然很高。对于这些人来说，求助药物就是完全必要的。

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作为预防或者“保守治疗”的一种尝试，但是它永远无法代替药物。实际上，药物也不是那么可怕。对于大多数合法生产的降压药而言，副作用都非常微弱甚至没有。只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药物，以及如何使用药物，需要医生的指导，并不是看看养生节目或者广告就能够给自己开处方的。

实际上，这些合理的膳食与良好的生活习惯，其意义不仅仅是降低血压，或者预防高血压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使身体处于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换句话说，它们的意义是获得健康，而不是“治疗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现代科学的“合理膳食”和基于传统文化与哲学的“食疗”，就有着根本目的上的不同。

（已发表于《瞭望东方周刊》）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9 08:40:18

写在前面的话这篇文章，确实是因为最近果壳网和方舟子争论射精和前列腺癌的关系而写的。但是，本文的作者无意参加任何口水战，也无意评定任何一方的对错得失。这篇文的目的，只是想综合地介绍一下在流行病学这个领域，目前学界对男性性生活（包括射精、性病、和雄性激素水平）与前列腺癌风险有哪些研究成果，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因为近乎综述，文章较长。如果你没有耐心看完，可以只看摘要。如果你对方、果之战里那两篇有关射精和前列腺癌的文章特别有兴趣，可以重点看文章倒数第二部分“射精次数愈多，前列腺风险越低？”其中有一些分析和阐述。如果你对争论最初的缘起“手淫对健康影响如何”这个话题有兴趣，则可以看看李清晨的这篇《手淫 • 早泄 • 性技巧》，简言之就是“有关性生理学方面的研究足以充分证明手淫是无害的”。

摘要男性性生活和前列腺癌的风险，是流行病学界一个研究热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有人提出猜想：性生活频繁度过高的男性得前列腺癌的风险也大。然而迄今为止，这一关系并未得到证实。之所以学者们会提出这一猜想，并非因为他们相信性生活本身会导致前列腺癌，而是因为他们猜测感染性病和雄性激素水平高这两个与性生活紧密相关的因素，很可能同时也是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之二。然而，关于性病和雄性激素水平与前列腺癌风险的研究，依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果。近年来，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科学家却又分别得出了与原始猜想完全相反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平均每月射精次数高的的男性得前列腺癌的风险不升反降。然而，由于研究结果的复杂性与尚未有大量其他研究支持这一论断，要得出射精频率高降低前列腺癌风险的结论，实在是为时过早。总之，男性性生活与前列腺癌是否有关，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没有结果的话题。

正文
性生活与前列腺癌：

关系扑朔迷离前列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有近百万人被诊断为前列腺癌患者，是男性中第二常见的癌症。虽然前列腺癌的高发区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近些年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有逐年上升之势。为了弄清它的发病因素与风险因子，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可是，前列腺癌的病因也像大多数癌症一样复杂多样，涵盖了先天的遗传因素与后天环境因素，难以厘清。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官方网页上，一共列出了十一条“可能的”风险因素，除去年龄、家庭史等少数项目以外，其他诸如饮食、锻炼、吸烟、肥胖之类的风险因素无不被标上“尚需进一步研究”的标签。

在所有可能的风险因素中，有一项受到了科学家们的长期关注：男性性行为。对于一种发生在生殖器官上的癌症，科学家们性生活上入手进行研究，显然是合情合理。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出假说：不同种族中前列腺癌发病率的不同，也许与不同文化里男性性行为不同有关。从七十年代开始，不少流行病学家在人群中进行调研，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确实发现了蛛丝马迹：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时候，与未得前列腺癌的人相比，患上前列腺癌的病人更经常回答自己有更多性伴侣、或者性生活更为频繁、或者曾有性病史。这一结果，首先由加拿大的一项小型调查报道出来，数年后，在美国加州进行一项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

那么，是否性生活频繁就一定与前列腺癌风险增加相关呢？不！根据两三篇、甚至六七篇文章就要做出这样的结论，显然为时过早。正如后来许多流行病学者在综述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早期研究有着致命的方法局限：首先是取样数量太小，其次它们几乎全部是回顾式研究（retrospective study），要求研究对象回忆在过去的某个阶段性生活的情况，导致所得结果不太可靠，最后许多研究都没有把其他相关因素考虑进去。果然，在后期研究中，五花八门的调查结果相继出现，一些研究能够证实早期发现，有的却不能。

面对这些充满争议的文章，研究者们祭起了法宝：整合分析（或综合分析，meta-analysis）。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研究方法，它利用特殊的统计手段，把各个不同的研究结果综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其结果往往比单独一篇或数篇文章的结果更为可靠。2002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学者Leslie Dennis和Deborah Dawson在《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杂志上发表了整合分析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分析显示，性伴侣数量与前列腺癌无关，性生活频率高也许和前列腺癌风险有一点关系，但是由于过去的研究差异太大，从而无法得出清晰结论。其他类似的整合分析或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另一种综合不同研究结果的分析行文方法）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性生活频率、性伴侣数量、第一次性生活的年龄、婚外性伴侣个数等性生活“指标”与前列腺癌风险没有确定性的关系。

然而，有不少学者依然认为性生活与前列腺之间的关系也许并非虚妄，虽然各条线索在互相矛盾的研究中时沉时浮，并不明晰，但也许它们暗示着某些重要的机理，值得进一步研究。

为什么要关心性生活？

真凶：性病耶？激素耶？让我们退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研究证明，性生活与前列腺癌真的有关系，这能说明是过多或过少的性生活导致前列腺癌风险升高或降低吗？我们应该鼓励男人改变做爱次数，预防前列腺癌吗？显然不能！因为有许多其他因素与性生活相关，而可能正是这些因素导致前列腺癌。换言之，罪魁祸首很可能并非性生活本身。

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极少有学者认定是性生活本身导致前列腺癌，他们之所以研究性生活与前列腺癌的关系，其实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两个可能导致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性病与性激素。当然，着眼于性生活来研究这两个嫌犯，也是情理之中：性生活频繁、性伴侣多的人感染性病的风险也大，另一方面激素水平很可能影响性生活的数量。现在性生活与前列腺癌的关系未明，直接研究这两个嫌犯，是否会为我们提供新的线索？

性病耶？

感染某些病原体可能导致癌症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乙肝病毒能导致肝癌，长期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会导致胃癌，这些都是学界认可的事实。与前列腺癌同属生殖系统癌症的宫颈癌，也有一个铁板钉钉的致病因素——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而且，科学家还据此研究出预防宫颈癌的疫苗。不止一位科学家指出，目前文献里，男性性生活与前列腺癌风险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和当年研究女性性生活与宫颈癌的早期结果颇有相似之处，也许正暗示着某种如人类乳头状瘤病毒一样的病原体正是前列腺癌的元凶。这样的想法颇有市场，譬如，在2001年《流行病学综述》杂志（Epidemiologic Reviews）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Howard Strickler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Janmes Goedert就共同撰文，认为虽然性生活与前列腺癌的关系不清不楚，传染性病原体在前列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却值得科学家们大力研究。

从九十年代以来，确实不时有研究报道性病史与前列腺癌之间的关系。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研究，是2000年发表在《英国癌症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上的一篇文章。这是一项大型的病例对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包含了两千多名研究对象，而且研究者们还对这些人的血样进行了生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回顾性研究不客观不准确的缺陷。这项研究发现梅毒和淋病史以及其他一些性病高危因素确实与前列腺癌的风险增高有关。

然而，并不是所有研究都能重复这一发现。近五年来，数篇整合分析与系统综述也分别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果：有的认为性病是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有的却并不支持这一论断。而且，要最终确定感染与前列腺癌的关系，必须发现病原体，可惜，几十年过去，这位想象中的元凶从未露面。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传染性的病原体像人类乳头状瘤病毒导致宫颈癌、乙肝病毒导致肝癌或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胃癌那样，能确定无疑地导致前列腺癌。

激素耶？
表过性病，再来说激素。激素与癌症的关系，也不是什么陌生的话题。激素本来就掌管机体、组织、和细胞的生长代谢，它们当然也能对某些癌症的生长推波助澜。雌激素水平就被证明与一系列女性生殖系统癌症有关，包括乳腺癌与卵巢癌。事实上，针对前列腺癌的常规治疗方法里，就有激素治疗一条。科学家们发现，雄性激素可以刺激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发育，而采用各种医疗手段降低病人体内的雄性激素水平，往往可以抑制癌症的发展。然而，癌症的发生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事件，雄性激素是否能在健康人体内刺激前列腺癌的发生，却是一个未解的问题。

比较起性病领域，激素甚至更受关注，研究文章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大型、长期跟踪的前瞻型研究（prospective study）。然而与性病领域相似的是，关于雄性激素与前列腺癌的关系，学界依然是众说纷纭。譬如，1996年，哈佛医学院的学者们发现，与雄性激素处在最低区间的人相比，那些激素水平在最高区间的人患前列腺癌的风险要高上两倍有余。然而，200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却没有发现前列腺癌与雄性激素或者其受体有任何关系。整合分析的结果也是争议百出：2000年发表在《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上的一篇文章声称雄性激素水平高与前列腺癌风险增加有很强的联系，然而2008年发表在《国立癌症研究所杂志》（Journal of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上的另一篇整合分析文章却显示两者并无关联。

无论是性病还是雄性激素，目前无法被证明是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这一领域，疑云重重，真凶依旧在逃。

射精次数愈多，
前列腺风险越低？好像唯恐局势不够扑朔迷离，在男性性生活与前列腺癌风险这一领域，近几年来，又有了全新的发现。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焦点，却不折不扣的是性生活本身：2003年澳大利亚的一组科学家在《英国国际泌尿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项病例对照研究中，作者调查了上千名前列腺癌病人与对照，发现那些在年轻时，尤其是二十来岁左右平均每日射精次数较多（包括性生活、自慰与梦遗等）的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反而更低——比射精次数少的人低上约40%。这一结果与过去流行病学家所持有的性生活频繁者风险也更高的假设全然相反，令人大跌眼镜。

无独有偶，2004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上的一篇文章也对射精次数与前列腺癌发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结果与前者颇有相似之处。而且，这篇文章由于是前瞻性研究，而JAMA又是鼎鼎有名的大牌杂志，立刻引起了不少关注。文章的作者们利用了美国的一项大型健康调查，研究中包含了近三万男性。1992年，他们填写了一张调查表，其中的一项内容分别询问了人生不同年龄段的每月射精次数。在填表时，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癌症记录，而其后八年里，被诊断为前列腺癌者被悉数记录在案。2000年，这项跟踪告一段落，学者们分析了这些人的射精记录与其后的前列腺癌记录以后发现，对比起每月平均射精4-7次的男性来说，那些射精在21次以上的男性被诊断为前列腺癌的风险要低33%。

然而，这能否说明每月射精次数越多，前列腺风险越低呢？澳大利亚的学者在文章最后评价说，自己的发现显示如果健康的年轻男性压制自己的性行为，有可能增加前列腺癌风险，然而机理不明。可是，美国的学者似乎更加小心翼翼，譬如，他们在摘要中“结论”部分，只肯声称自己的研究“显示射精频率与前列腺癌风险升高没有关系”，却不提可以降低风险。为什么这些作者如此谨慎？

让我们以JAMA的文章为例，看看应该如何解读一篇流行病学的研究报告。首先，如果将目光放在研究结果上，就会发现文章的结果远不是一个清晰简单的故事。事实上，与每月平均射精4-7次的男性相比，除了射精次数最多的男性以外，射精次数最少的那些男性（每月平均在3次以下）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也略有降低。此外，射精次数多并不是降低所有前列腺癌的风险，每月射精次数最多的那些人，被诊断出进展期前列腺癌的风险更大。面对这样复杂的结果，作者们下结论时当然要费一番思量。另外，任何一项研究都有各种方法学上的局限性，JAMA文章的作者在讨论部分针对每种可能的缺陷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展示出做学问应有的谨慎求实的精神。然而即便在排除了所提到得局限之后，仍然可能有其他因素存在。在文章最后，作者谨慎结语：“总之，我们的在主体为白人男性的人群中取得的结果显示，射精频率与前列腺癌风险升高无关。高射精频率也许与降低所有前列腺癌（包括局限期与进展期癌症——作者注）、或局限于器官上的前列腺癌风险有关。”（ “In summary, our results among predominantly white men suggest that ejaculation frequency is not related to increased risk of prostate cancer.High ejaculation frequency may possibly be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risk of total and organ-confined prostate cancer.”）[注：此句翻译由编辑游识猷修改时有误，后seren重订正了本句译文。]

正因为每篇文章都会有缺陷，学术界下结论才讲究“孤证不立”，也就是仅凭一两篇文章，不下结论。可惜，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两项研究以外，几乎再也没有任何关于射精和前列腺癌的有影响力的文章出现，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整合分析或者系统综述。最后，要通过流行病学的观察结果建立因果关系，很重要的一步是要找到合理的生物学机制。虽然JAMA文章的作者在讨论部分提出了几条非常有趣的猜想——射精也许会直接改变前列腺的生理机能（包括前列腺液的成分、前列腺结晶体的形成以及免疫应答机能），或者通过帮助男性释放压力，从而降低癌症风险。

但正如作者自己反复强调的那样，在有其他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之前，这些充满灵感的点子，只会是猜想。

不管怎么说，这两篇文章，为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研究领域又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指出了新颖的方向。可是，男性性生活与前列腺癌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任何定论，这就是为什么本文最开始所列出的美国国家癌症中心的网页上，并没有把性生活列为前列腺癌的风险因素之一。千千万万的研究者们，还需要在迷雾中继续前进，

那么，我们呢？

学术研究：

我该怎么相信你？如果你有耐心把这篇文章看到最后，也许你会满头雾水，甚至有些气愤地想：这个作者写了这么多，就为了告诉我这事情根本没有答案？抱歉的是，无论你喜欢与否，在流行病学研究的绝大多数阶段，对于绝大多数研究问题，学界的立场都是这样的模棱两可，相比堆积如山的文献，科学家们能够拍着胸脯给出的靠谱建议，真是少得可怜。每一个如今看来仿佛是常识的结论，背后都有无穷的文章报导，都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医生、教授、学生、博士后反复提出猜想、收集分析数据、求证或推翻假设，以及在学术界内外，数不清的争执和讨论。而眼下，面对每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作为一个科普文章的作者，所能做的，无非是尽可能全面地向读者展示这个领域的的现状，而非简单地回答非黑即白的是与不是。

如果这让你感到遗憾和茫然，不要紧，上百年来，现代医学和流行病学虽然步履迟缓，但毕竟还是为我们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话说回来，正因为我们现在远比祖先们活得更长，才会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担心那个叫前列腺癌的小东西。

参考资料

网络资源

http://www.cancer.org/cancer/pro ... cancer-risk-factors
http://www.wcrf.org/cancer_facts/prostate-cancer-worldwide.php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health/PMH0001418/
参考文献（只包括直接引用了研究结果的文献和重要综述，按出现在文章中的顺序排序）

性生活与前列腺癌：关系扑朔迷离
综述文章：

Dennis LK, Dawson DV. Meta-analysis of measures of sexual activity and prostate cancer. Epidemiology. 2002 Jan;13(1):72-9.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1805589
原始研究文章：

Krain LS. Some epidemiologic variables in prostatic carcinoma in California. Prev Med. 1974 Mar;3(1):154-9.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4406003
Steele R, Lees RE, Kraus AS, Rao C. Sexual factors in the epidemiology of cancer of the prostate. J Chronic Dis. 1971 Jun;24(1):29-37.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5109615
为什么要关心性生活：捕捉真凶
性病耶
综述文章

Strickler HD, Goedert JJ.Sexual behavior and evidence for an infectious cause of prostate cancer. Epidemiol Rev. 2001;23(1):144-51.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158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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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ML, Mainous AG 3rd, Wells BJ. Prostate cancer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 meta-analysis. Fam Med. 2005 Jul-Aug;37(7):506-12.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598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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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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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eyfelt T, Husein R, Bubley G, Mantzoros CS. Hormonal predictors of prostate cancer: a meta-analysis. J Clin Oncol. 2000 Feb;18(4):847-53.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067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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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n PH, Hennekens CH, Ma J, Longcope C, Stampfer MJ. Prospective study of sex hormone levels and risk of prostate cancer. J Natl Cancer Inst. 1996 Aug 21;88(16):1118-26.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8757191
Platz EA, Leitzmann MF, Rifai N et al. Sex steroid hormones and the androgen receptor gene CAG repeat and subsequent risk of prostate cancer in the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era. 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Prev. 2005 May;14(5):1262-9.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5894683
射精次数愈多，前列腺风险越低？
原始研究文章

Giles G, Severi G, English D. Sexual factors and prostate cancer. BJU International 2003 92（3）:211–6.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 ... X.2003.04319.x/full
Leitzmann MF, Platz EA, Stampfer MJ, Willett WC, Giovannucci E. Ejaculation frequency and subsequent risk of prostate cancer. JAMA. 2004 Apr 7;291(13):1578-86.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5069045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9 08:34:39

现在满世界都是口水，大多数人只会起哄，哄完一个瞄准下一个，却少有人去求真务实，做些思考。

大人们只会整天训诫孩子要有求知欲，从来不想想自己是怎样一个不愿意动脑子的人。

zltanyedong · 发表于 2012-1-18 22:34:09

学习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21:24:25

今天，在很多非专业医生的人眼里，阑尾炎只是一个“小手术”，客观地说，论手术操作的复杂程度和手术风险，阑尾炎手术与心脏手术确实不可同日而语。饶是如此，这种普通人在一生中最为可能遭遇的手术，其演进的历程，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在今天，也间或会给外科医生带来麻烦。因为阑尾切除手术虽然是腹部外科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手术，但由于阑尾炎所引起的病理改变程度、阑尾所在的部位和病人的一般状况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也导致手术难易程度相差较大，顺风顺水的时候，外科医生从开皮、进腹、到提起阑尾，手起刀落切掉阑尾，关闭腹腔可能十几分钟或半个小时就可结束战斗，点儿背的时候遭遇复杂情况要一两个小时也难说，甚至出现几位外科大佬同时上台儿会诊，花费数小时而仍找不到阑尾的尴尬局面。

早在笔者还在教学医院实习的时候，带教医生曾在一次阑尾炎术后，幽幽地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清晨，你觉得阑尾手术最麻烦的事是什么？”“是找不到阑尾！”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不料老师却说：“比找不到阑尾更糟糕的是，开腹以后，你发现根本不是阑尾炎。”我当时对这句话理解并不深，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背诵了一遍关于阑尾炎的鉴别诊断，后来，随着自己的见识越来越多，才越来越理解这个说法的价值所在，就在上个夜班，我还遭遇了由阑尾手术带来的麻烦。

当天接班就开始忙，直到后半夜两点才把一切都处理妥当，我站在病房的走廊呆了一会儿，所有的房间都很安静，包括几个大手术术后的患者可能也都睡着了，我回到值班室一头栽倒在床，心里只是默默地念叨，后半夜千万别在折腾我了，迷迷糊糊地想着明天白天要处理的病人的事情。夜班总是这样，即使无人打扰，也不可能睡踏实，总是半梦半醒的朦胧状态，然后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赶忙起床开门，原来是一个病人家属拿着一张入院通知单，我一看时间已经是7点15了，我心说，让家属下去办手续，等磨磨蹭蹭的手续办进来，怎么也得过8点了，这个病人也就该归白班处理了。于是打发病人到楼下入院办理处办手续后，折回头继续睡。7点40爬起来洗漱，7点50到医生办公室等交班，护士说：“李医生，来了一个病人……”我当时好想哭，无奈只能硬着头皮接病人，知道今天下夜班又休息不成了。

询问病史，查体，看患者手头已有的相关检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我只想快快了结此事，运气好的话，没准中午之前能回家睡觉去。孰料家属更是急得火上房，一个劲儿的催我，搞得我十分恼火，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对这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的家属吼了一句：“你没看到我一直在为你家孩子忙么？你每耽误我一分钟，你孩子手术的时间就要往后拖一分钟，回去看孩子去，别跟在我屁股后面！”你当这是去面馆吃面呢？术前检查一大堆，首程，大病历，术前小结，手术同意书，入院沟通记录，术前沟通记录，术前医嘱……还得联系手术室麻醉医生，还要看急诊间是否被占，当然后面这些话我只能在心里念叨，没空跟家属解释这些多余的话。

为防止因麻醉或手术过程中的呕吐而引起窒息或吸入性肺炎，对手术患者的禁食禁水的时间是有严格要求的，而这个患儿恰好满足条件，所以，我只想尽快完成术前准备，甚至在大家开始交班时，我坐在电脑前奋笔疾书的下医嘱（我们科交班时全体人员是要站立的，大家体谅我着急上手术，不跟我一般见识），等必要的术前检查已经出了结果，麻醉医生看完病人已经是9点多了，这期间我还得完成查房，把应由我负责的原来的住院病人处理完毕。

等进入到手术间，已经是十点了。我刷手、消毒、穿手术衣，上台，麻醉医生已经完成了麻醉。下刀前，我再次回顾了一下这个患儿的病情：腹痛1天，右下腹存在固定压痛，白细胞计数1万7，已经算比较典型的阑尾炎了，唯一有些奇怪的是，按查体的感觉来说，虽然有右下腹固定压痛，但无肌紧张及反跳痛，应该属于阑尾炎的早期，肯定没化脓没穿孔，可孩子为什么自觉疼痛如此剧烈呢？嗯，可能是孩子平时太娇贵，对疼痛比别人敏感也未可知。

于是，不再犹豫。消毒局部术区，试皮（用带钩的镊子夹患者的肚皮，以检测麻醉效果）之后，麦式切口进入腹腔，手起刀落，拿下阑尾。见阑尾末端充血红肿，符合阑尾炎，但解释不了术前那么剧烈的疼痛，切掉阑尾后，腹腔仍有大量渗出液，透明，淡黄色，蘸了好几块大纱布，护士问：“不是把膀胱切破了吧？”我当时好想踹死她。经典的外科学教科书，在阑尾炎这一章节列举了十数种关于阑尾炎的鉴别诊断，也就是说，在一些不典型的病例中，可能存在误诊。但就这个孩子来说，术中所见虽支持阑尾炎的诊断，却不能解释术前的剧烈疼痛，难道另有蹊跷不成？

提起回肠（小肠的一部分，连接盲肠，阑尾位于盲肠的盲端）探查，五厘米，十厘米，十五，二十……探查至距离回盲部75cm处时，发现了这个玩意儿。原来造成患儿腹痛的元凶正是此物，而阑尾呈现的炎症表现，则可能是继发改变了。

两手拉起的部分，是正常的肠管，而单手拉住的部分，就是这个多余的分岔了。如果术中未行探查，仅将阑尾切除，则术后患儿腹痛仍将继续，且会越来越重，出现肠管坏死等情况，极可能危及生命。

以我在成人外科有限的经历来看，有些成人外科医生，在偶尔处理小儿阑尾疾病时，往往没有在切除阑尾之后的探查这个步骤，这在多数时候也许是没问题的。北京协和医院在3500次尸检中，发现有梅克尔憩室者为1.75%，理论上25%可有症状，其中多为小儿，所以必要的时候（术中所见不能完全解释术前情况），为病人负责也是为自己饭碗着想，还是探查吧。不过，我当时可想不了这么多，出现了这种情况，我想速战速决早早回家睡觉的梦想终于破灭了，欲哭无泪，只得乖乖地做肠切除肠吻合……这个手术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阑尾切除术了。

从在教学医院的外科开始实习时算起，我记不清我跟过多少次阑尾炎手术，多数情况，都是诊断无误，术后病人恢复顺利，但有限的几次术前判断失误却记忆深刻，有开腹之后发现是右侧卵巢破裂的，有肠结核肠穿孔的，甚至遭遇过一次左侧的卵巢黄体破裂……我把这种情况叫做趟地雷，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外科医生没经历过趟地雷的情况，如果一个外科医生敢宣称他一生未出现过差错，也许他非但不是医生，可能连人都不是。现代医学发达如此，也仍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任何一次手术之前，医生都会同患者签订一个手术同意书，很多人对这个同意书有误会，认为里面列举的情况太过恐怖，有夸大之嫌。其实，凡是被外科医生写进手术同意书中的并发症及不良后果，没有一个是不曾发生过的，只是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手术的安全性已大大提高，至少以我上面提到的几次趟地雷的情况，那几个病人最后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置，最后痊愈出院。

当然，即使不是这种情况，仅阑尾炎手术本身，也是存在难度差异的，除却先天的解剖学异常，这种我们无法人为干预的情况而外，阑尾病变的程度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了，即使外行也能想通，急性阑尾炎早期显然要比已经化脓坏疽甚至穿孔腹膜炎的情况容易处理多了，更为关键的是，当阑尾炎已经合并化脓穿孔，即使手术顺利，术后并发症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因此普通人应该学会如何初步识别阑尾炎。

最先出现的症状是腹痛，典型的腹痛发作始于上腹部，有些人认为是胃痛，然后疼痛逐渐向脐部移动，6~8小时候，疼痛局限于右下腹。70%~80%的病人具有这种转移性腹痛的特点，也有部分病人开始即出现右下腹痛。如果再合并厌食，恶心呕吐，乏力，发热就极可能是得了阑尾炎了，建议及时到外科就诊，不可大意。

拜发达的现代医学之所赐，现在已经极少听到有什么人死于阑尾炎了。但在人类对这一疾病认识得还不够透彻的当年，情况却并非如此，别说我提到过的误诊的情况，就是诊断无误，也有不少人死在阑尾炎上，这其中不乏有名有姓的对外科学发展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著名医生。

阑尾位于右髂窝部，外形呈蚯蚓状，长约5~10cm，直径0.5~0.7cm，起始于盲肠根部，附着于盲肠后内侧壁，由于它是那么的不起眼，以至于早期的解剖学家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个小东西。以现存的资料来看，最早在解剖图中绘出阑尾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不过该作品虽创作于1492年，却直到18世纪才为人所知。医学史上，人们通常认为，1521年意大利医生卡尔皮（Berengario Da Carpi，1460–1530)最早描述了阑尾这个器官。因为阑尾炎是如此的常见，因此不少医生对这种典型的右下腹痛做过研究，并提出过一些观点，但均无太长久的影响，直到1886年美国医生雷金纳德·希伯·菲茨(Reginald Heber Fitz，1843-1913）才将这种右下腹痛锁定于阑尾（appendix），并第一次提出了阑尾炎（appendicitis）这一术语，尽管不少人对这种由拉丁词干与希腊语后缀的构成的新词十分不爽，可还是没能阻挡这一单词被广泛接受，菲茨在当时便提出，早期切除阑尾乃是治疗阑尾炎的合理手段。这距离目前已知的人类第一次阑尾切除已有151年了。

1735年，英国医生克劳狄斯（Claudius Amyand，1681-1740）在为一位11岁的男孩，经阴囊切口做疝气的手术时，发现疝内容物是已经穿孔的阑尾，并形成了粪瘘，他为这个男孩切除了阑尾，并修补了疝，患儿最后得以康复。但这一次阑尾切除显然有一点儿瞎猫碰死耗子的成分，因为克劳狄斯并未预料到他会在做疝手术时与阑尾邂逅（疝内容物通常为小肠），这个病例后来发表于《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上，克劳狄斯将这种罕见的疝，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Amyand疝，并因此被载入外科医学史。

1886年之后，关于右下腹痛，已经并没有其他解释能够挑战菲茨提出的阑尾炎学说，而此前一度流行过的诸如盲肠炎及盲肠周围炎也渐渐消声觅迹。1894年美国外科医生Charles Heber McBurney（1845-1913）提出了标准麦式切口，沿用至今。

今天的人们似乎难以理解，为什么人类对于阑尾炎的认识经历了那么多曲折，须知，外科学在解决了麻醉和手术感染之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而1886菲茨提出治疗阑尾炎的最佳手段是早期切除的时候，麻醉学刚刚起步（1846年乙醚全身麻醉才出现，1892年才有局麻），无菌术尚未完善（1889年才出现手臂消毒，1890年做手术的时候才戴橡皮手套），而抗生素更是连影子都没有呢，青霉素是在40多年以后的1929年才横空出世。从这些因素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做阑尾切除的手术风险与现在相比，乃判若云泥，今日所谓之小小的阑尾手术，在当年也是大大地有风险，也无怪乎当时不少医生对阑尾切除手术持反对态度了。但即使在当时，罹患阑尾炎之后手术的风险，似乎也要小于坐以待毙，毕竟阑这种方法给阑尾炎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这一份希望来之不易，也许从以下几桩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些许端倪。

美国医生以法莲·麦克道尔（Ephraim McDowell，1771-1830）在1809年12月13日成功地施行了世界上第一例卵巢肿瘤切除术，该手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就是这样一位外科学大宗师，当其在1830年6月出现腹痛，恶心，发热时，却救不了自己的命，于两周后死掉。从留下的对其病情记录概要来看，麦克道尔可能死于阑尾炎穿孔。

弗雷德里克•扎克瑞德•雷明顿（Frederic Sackrider Remington ，1861-1909)是美国著名西部艺术画家，有许多作品堪称传世经典，可惜正值其艺术创作巅峰阑尾炎发作，虽经手术治疗，却仍于1909年12月27日死于阑尾切除术后腹膜炎，雷明顿这个天才艺术家实在是太胖了，足有300磅，这给手术和麻醉都增加了难度。

美国医生乔治·瑞尔森·福勒（George Ryerson Fowler，1848-1906）也是一位堪称宗师级的人物，腹部外科术后，病人最常见的体位，Fowler体位——半卧位（利用重力从使渗出液从引流管引出或使渗出液聚集于下腹）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曾写就了美国最早关于阑尾炎的论著，布鲁克林至今仍有他的雕像，就是这样一位对人类认识阑尾炎有着重要贡献的人，居然也死于阑尾炎，而且还是死于手术之后，真是够讽刺的。

美国军医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1851-1902），为探究黄热病这种烈性传染病是否为蚊子传播，不惜以身试毒，为人类防治黄热病作出了巨大贡献，幸运的是，他没有因为与这种致命性极强的恶疾亲密接触而牺牲。不幸的是，这位勇士却于成名之后死于阑尾炎。1902年11月初，他被诊断为阑尾炎，他找到了自己的好友W·C Borden医生商议，孰料Borden却在迟疑间没有当即手术，等11月14日做手术时，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术后里德发生了弥漫性腹膜炎，死于11月23日。一代宗师就这样死在小小的阑尾炎之下，甚为可叹。Borden亦为此懊恼不已。

冯检基特·雷韦斯(Frederick Treves，1853 -1923) 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他最著名的病人是英王爱德华七世，他为爱德华做手术时，爱德华还是王储，由于加冕大典在即，爱德华不愿手术，而雷韦斯认为他如果不尽早做手术则必死无疑，于是力劝其手术，并丢下一句狠话：“如果殿下执意拒绝手术，那么去参加加冕大典时，you will go as a corpse。”就是这样一位能够拯救英王性命的卓越的外科医生，却被命运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他的女儿死于急性阑尾炎……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让自己至亲之人丧命于自己擅长之病更为残忍的了。

从1735年第一例阑尾切除，至今已经二百余年，由于科学的总体进步，外科学早已枝繁叶茂今非昔比。那些当年发生在多位大人物身上的悲剧，在今天即使是小人物也不太容易再遭遇。200多年前的医生，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医疗水平，正如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几百年后医学的样子。但既然今天我们已经基本认清了阑尾炎这种疾病，并有合理的治疗手段，如果我们因为自己的无知导致病情延误，出现不良后果，就未免太遗憾了。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7:33:26

㈠燕子犯傻

2008年11月5日宝宝刚满一周岁，当天的13点30分，我接到燕子的电话。 “清晨，咱家宝宝发烧了，咋办呀？”

“多少度？”

“38°4，用不用抱到医院去看看？”

“除了发热而外，有别的情况么？精神头怎么样？正常吃喝么？有没有哭闹或者打蔫什么的？”

“这些倒是没有，跟平时一样玩耍，吃奶也没见少。用不用上医院啊？”燕子明显已经比第一次问的时候着急了。

“不——用——到医院来，先给孩子洗个温水澡，回头再测体温。“

“那用吃药么？我出去买啊？”

“药，不用你管，暂时也不用吃，我下班的时候带些回去”

撂下电话，继续工作。16点30下班，我到药店买了一种退热药（为了避免给读者留下我强调某种退热药的错觉，药名姑且略去）和一种几乎是万能的神药板蓝根冲剂（为了叫读者明白我对以中药抗病毒的厌恶，必须点名）。退热药是可能给宝宝吃的，板蓝根则是为了糊弄宝宝的妈妈和奶奶，一旦拧不过她们，非要去医院的话，也好拿板蓝根抵挡一阵（不是抵挡感冒，是抵挡燕子和俺娘）。唉，与自己的老婆和亲娘还得运筹帷幄呢，这年头做个坚持原则的大夫太不易了。光患者的愚蠢这一关就够你吃一壶的，可怜呀，愚蠢；可恨呀，这制造愚蠢的大环境！

到家后，俺娘说，孩子洗澡以后就睡了，体温已经降到37°了。燕子问：“晚上再烧怎么办呀，要不要去医院？”

我狠狠瞪了她一眼说：“不用，再烧再洗澡！”

“要是听你的话，孩子被耽误了，我跟你没完！”

“你要再敢跟我胡搅蛮缠，我就给宝宝换个妈！”

可能是我回来的时候关门动静太大了，也可能是刚才嗓门不够小，总之宝宝这个时候醒来了，咿咿呀呀地要妈妈。燕子刚刚被我抢白了一顿，扁着个嘴就去抱孩子了。

“呀！怎么又烧起来了，孩子身上好热。”燕子赶忙把体温计给小家伙夹在腋下，这个凉凉的东西，宝宝显然不喜欢，挣扎着想把手臂抬起来。燕子按着她的胳膊，哄着她吃奶。体温计显示：38°5了。

我用小勺当成压舌板，看了一下孩子的嗓子，未见红肿，又趴在她胸口听了听心肺，心音呼吸音都没问题，再搬了搬脖子，也没发现异常（没脑膜炎的表现）。当然这一切显然把宝宝惹闹了，大哭着抗议，哭声嘹亮，中气十足，毫无沙哑衰弱的表现。

“我去烧水，再给孩子泡个澡。”

“能行么清晨？这招是你自己想的还是书上写的呀？”连我娘也要坚持不住了。

“哈，回头我给你们找证据。”

把宝宝从澡盆子里捞出来后，很快体温又降下来了。燕子和娘还是一脸狐疑。我的计划是，在宝宝清醒的时候，就一直用物理降温，临睡前给一次退热药。19点30分，宝宝睡前体温又到了38°6了，我把退热药按其体重需要量的最低值给孩子吃了，大约十分钟后，孩子开始出汗，体温降下来了，一夜安睡。

一直到我早起来去上班，孩子体温都在正常范围内，而且一般状态良好。

11月6号的下午15点多，还未到我下班时间，燕子再次打来电话，这次她有点急了。

“都超过39°了，还在家挺着呀？我要抱孩子去医院！”

“不去医院就是挺着么？按我昨天的剂量再给孩子吃一次，然后把孩子泡水盆子里！”

“你上班走之后，孩子就又烧了，早上吃一次药了，退热后又烧起来了，有你这样当爹的么？”

“现在就听我的对症处理，别的暂时没必要，听见没有？”我几乎是咬着后牙槽子再说话了， “你这个白痴！”

说完这些，我把手头的工作跟同事交代了一些，换衣服赶忙往家赶。我真担心这个笨蛋会把孩子抱来医院，就算做个采血化验，也是平白无故地叫我的宝宝挨了一针不是。宝宝别急，爹回来修理你娘，敢无故给我宝宝采血，揍死她！我心里念叨着发足狂奔，大约是20分钟后，等我到家的时候，孩子正坐在床上跟一堆玩具玩的热乎，看她爹回来，连理都不理，更别说感激我救驾之功了。原来，关键时刻，是俺娘压住了阵脚，没同意燕子把孩子抱到医院去，按我说的处理之后，孩子的体温已经正常了。7号的时候，又用了一次退热药，之后孩子的体温就一直保持正常到现在。板蓝根，本来是预备实在无法说服燕子只用对症的退热药时使用的，最终也没用上。

这一次愚昧的孩她娘——燕子，败的灰头土脸，李医生大获全胜。

㈡正视感冒

可愚昧在整体上是如此强大，经常搞得我十分苦闷。我曾经费了很大的劲也没能说服一个护士不要在孩子仅仅是普通感冒的时候加什么抗病毒药。所谓循证医学这个概念人家根本没听过，也没打算理解。总之，孩子感冒就不能不给抗病毒的，理由还很充分，感冒不是病毒引起的么？在公众眼里护士这个群体应该算专业人士，可实际上穿上白服的人，却未必都有科学的医疗常识，如果说护士的循证医学思维之缺失尚可容忍的话，一部分糊涂蛋大夫干脆不理会循证医学这码子事就叫人忍无可忍了。

一说到医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我忽然觉得脑袋比平时大了三倍）。因为你实在搞不清楚他们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这里面因素庞杂，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厘清不易。

那么，我们先拣能说清楚的简单地说一下，希望能对极个别的人有所帮助。如果有的人居然能经由此小文幸而改变旧有的观念，那简直能把我乐趴下。

普通感冒是一种上呼吸道感染，俗称“伤风”（我老想在后面加上“败俗”），它由数百种不同病毒中的某一种引起。多数时候，我们无需知道是哪种病毒，临床上也不推荐对临床怀疑感冒的病人进行病原学检测。纵使知道了也意义不大——人类尚无成熟的针对上感的抗病毒药物，我们甚至可以将感冒称为“不治之症”。

因为面对感冒，任你是医学泰斗武林至尊，除了静待其病程结束，几乎是没有可能将其一击而溃的。这和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可由抗生素来对付完全不同，比如由肺炎球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病人的肺将会经历充血水肿期，红色肝变期，灰色肝变期和溶解消散期（自然病程大约是1~2周）而后痊愈，不过出现严重并发症的话，病人就有性命之忧了。但如果给予有效的抗生素治疗后，其症状和体征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且罕有并发症。但对付感冒，就没如此有效的办法，没有葵花宝典也没有九阴真经，可靠的只有我们自身的防御反应。

那么，面对普通感冒，我们就只能消极等待无所作为么？非也。

和我们应该做什么比起来，对付普通感冒，知道哪些是不必做的也许对朋友们更有价值。

第一，没有证据表明应用抗生素可以缩短感冒的病程甚至减少并发症（大叶性肺炎则否）。那么，我们在遭遇感冒而又未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吃抗生素又有什么用呢？当一个药物无法发挥出其正面意义的时候，其出现副作用的可能却不会因此而减低。故此，普通感冒而未出现并发症的时候用抗生素，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傻帽行为。抗生素是干嘛的？是对付细菌感染的，但敌机尚未袭来，凭空地打高射炮，你得打多少发炮弹才能把恰好敌机揍下来？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昔日抗击非典时国人满世界喷洒消毒水的事来了。如果整个一个大区域根本没有SARS来袭，消毒水是奔谁去的啊？

第二，既然现代医学没有针对能引起普通感冒的200多种病毒发明有效药物。那么在对付感冒的时候，应用抗病毒药就纯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扯犊子行为了。有学者指出，目前国内应用病毒唑（不要望文生义）有95%属于误用，我相信这其中用于普通感冒的占有了相当大的比例。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坚持给自己孩子用抗病毒药的护士，是谁使其坚定这个荒谬的观点呢？教材肯定是没这么写，那就只能是医生的治疗误导了她了。但其不良反应比如骨髓抑制与溶血作用，这个护士肯定是不知道。还是那句话，如果一种药物发挥不出其正面的治疗作用，其副作用就不容小视了。

第三，至于许多治疗感冒的中成药，由于其机制不清，疗效甚微，逐渐被医生和患者所淘汰。一些药商为了不失传统，不想改变原有的旧市场格局，就在原有的中药成分中添加上姑息疗法的现代药品成分。但加也就加了，别再嚷嚷什么无毒无副作用。且莫说其添加的现代药品不可避免的将会有副作用，就其中药框架的安全性近年来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以方舟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剔骨穿心地将中医药批得体无完肤，并指出其归宿——废医验药，只可惜“废医验药”提出虽然为多数受过正规科学教育的人所接受，但在中国，要真正迈出这样的步子却也没那么容易。“废医验药”的口号，方舟子不是第一个提出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所以，将这三点放在一起说，是因为有一部分中国医生几乎将这三件事全干了，一个普通感冒上来就是一通组合拳，管它打着没打着目标呢，反正舞的呼呼生风咔咔作响，家属自然是看得俩眼发懵。没准还得暗暗佩服，这大夫水平真高呀，你看，既抗病毒又预防感染还有清热解毒的中药，想的多全面呀，只用7天就把感冒治好了。下次生病还得找他看。

好吧，前三样我都拒绝了，那么吃点对症的感冒药总没问题了吧？每天的电视节广告上，我们都能见到许许多多的感冒药的广告，既然人类无法缩短感冒的病程，我们就用感冒药来改善症状是不是上上之选呢？

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也没有莫名其妙的症状。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早已经进化出应对感冒的办法。也就是说感冒所引起的所有症状都是机体抵抗入侵病毒的部分自然反应。应用抗感冒药来阻断或抑制这些反应实际上反而会使感冒持续更长的时间。

举例来说，轻微发烧会增强机体抵抗感冒病毒的能力，因此使用退热药其实是在敌我交战的时候一种扰乱我方军心的行为。但如果确实无法耐受发热带来的痛苦，退热药物还是要应用的，而且如果是小儿的话，还应该避免出现高热惊厥。也就是说退热药的应用应该是相机而动。成人如果体温未超过38°5，且对发热引起的不适可以耐受的话，那不妨干脆不用退热药，忍无可忍的话，也建议先以物理降温，无效的话再应用不迟。对于小儿温水浴是对付发热的好办法，退热药反而是次选择了。在复方抗感冒药物中，有种成分可以鼻子停止流鼻涕，但它们可能使已受刺激的粘膜变得干燥，因而弊大于利。所以，鼻涕，不如任其尽情地淌。伤风加流鼻涕，也算一桩风流事。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也即我们常用的感冒药，其实总体上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单效的药物，比较常见的是退热药，比如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等等；另一种是复方药物，打广告的基本是这类。他们宣称几乎可以瞬时缓解所有因感冒而引起的症状。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药物成分都不可能只产生治疗作用而无副作用，因此当我们选择感冒药的时候，应该如何权衡这些呢？

比如您只有发热和鼻塞，那么我的建议便是，退热药加滴鼻剂，而不是一个对付感冒的万能药，因为那种药物除了对付了您的发热和鼻塞而外，其他的成分便处于无的放矢的尴尬场面了，他们自然不会闲着，比如给你制造点副作用啥的。只有傻瓜才会为自己还没有出现的症状服药并为此而忍受这些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呢！（没看我的文章之前那么做了不算傻瓜，不知者无罪）

最后，说说药物之外，也许甚至是最为主要的措施。

第一，多喝水，不爱喝水的人可以大量喝汤。这不但有助于加快人体的代谢还可以防止脱水。有些体弱的病人，在应用退热药之后大量出汗，如果水分补充不足，会有脱水的可能。

第二，多吃新鲜水果。有些证据表明，每天至少服用2000毫克的维生素C，可减轻感冒症状。但我总觉得大把大把地吃维生素C是一件挺傻的事，还不如吃下一堆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呢，当然，你不必吃大象那么多（想起那个用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做的那个恶心的广告来了）。尚有许多医生不推荐将维生素C 用作感冒药。(2011年3月21日更新：最新版的本科学教材《儿科学》其中在对感冒的治疗措施中，仍然提到了维生素C。但一篇系统综述评价了感冒症状初起后使用维C的疗效，结果显示与安慰剂在控制感冒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我一度也对维C和感冒的关系较为暧昧，在此致歉。憨憨都长到3岁半了，这个更正我迟了2年多。）

第三，适当休息。但很多人似乎无法只因感冒就彻底请假休息，在因感冒而休病假还是个有点奢侈行为的大前提下，我们治好适当地偷懒，比如除了非完成不可的工作而外，其余的可以往后拖一拖。能请几天假当然更好。

第四，暂时远离烟酒。感冒时吸烟不但会提高感染肺炎和其他并发症的危险性还会抑制免疫系统；酒精会增加粘膜充血不说，喝多了还会加重头疼。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7:13:51

2008年，昔日风光无限赫赫有名的“排毒教父” 林光常，因其推销的“排毒疗法”使数位癌症病人拒绝化疗，最终不幸死亡，随后遭到台湾司法部门的调查，并最终被法官判刑两年六个月。他的折戟沉沙一度使我天真的认为，像“排毒”这类为了某种商业目的硬生生捏造出来的概念也该寿终正寝了，可当我接到来自深圳卫视的邀请，要我去节目里跟观众们谈一个所谓的“人体排毒周期表”时，才如梦方醒，原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高兴早了。

我在谷歌上以“排毒”二字进行搜索，瞬间返回68,300,000 条结果，我大致看了部分，这些内容上大同小异的玩意儿，几乎无一不是胡扯，与现代医学科学相去甚远，更遑论指导生活护卫健康了。我们不妨随便找来一个这样的周期表，让我这个外科医生以精细解剖的手法对这玩意儿来个抽丝剥茧剔骨穿心。

以北方新报(呼和浩特) 2010年5月刊载的《人体排毒时间表》为例，这个表把人体的好多系统器官都给安排了一个特定的时段，认为在该时段是该器官的排毒时间，事实上果真如此么？

平日里，我们经常听人说睡觉对女孩子来说可以美容，但你是否知道，我们的身体很神奇，也有自己的排毒功能，下面就罗列一下人体排毒时间表，看你是否也疏忽了自己的排毒时间，影响自身健康 ——引自《人体排毒时间表》

——睡觉可以美容一说，由来已久，很多人不加思考地就信以为真，这大概跟既往的自身经验有关，比如熬夜会使人较为疲惫，神情憔悴，对于美人来说，此时的姿色当然会大打折扣，于是反向推出，睡觉可以美容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不过，这种因果关系的确立未免太过牵强，关于睡眠对健康的影响，其实是个极复杂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说，还是先看看这个排毒时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每天晚上9：00~11：00的时候，是人体淋巴的排毒过程，免疫系统活跃起来，你应该静下心来，听听音乐，使自己尽量的保持安静。这样免疫系统就会很顺利地完成排毒工作，让你的免疫力增加。

——真相：作者可能连淋巴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组织液进入淋巴管即为淋巴液，而组织液是血浆中的液体从毛细血管滤过而形成的，正常人每天生成2-4升淋巴液，大致相当于全身的血浆量。淋巴系统是时刻不停滴在循环的，全身的淋巴液最后经由全身的淋巴管收集，进入右淋巴管和胸导管，进入静脉。淋巴回流的生理意义在于回收蛋白质，运输脂肪及其他营养物质，调节体液平衡，防御和免疫功能。淋巴液在回流途中要经过多个淋巴结，在淋巴结中的淋巴窦内有大量具有吞噬功能的巨噬细胞，可以将红细胞细菌和其他微粒清除掉。这个过程是一直在发生的，9：00~11：00这个时间段对淋巴系统来说，一点儿都不特殊。

晚上11：00~凌晨1：00，肝脏开始排毒。你就应该熟睡了，不要熬夜，此时你不睡觉的话，你的肝脏就会因此很累，肯定要受损的。

——真相：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腺体，不仅在糖蛋白质脂肪激素维生素的代谢方面与全身各组织器官密切相关，而且有分泌排泄生物转化的作用，肝脏的解毒功能便是一个生物转化过程，以酒精为例，酒精90%-98%经肝代谢（其余经肾和肺代谢）。代谢速度为100-200mg/h.kg, 一个70kg体重的人，每小时代谢酒精的量为7-14g，这个过程产生的代谢产物对人体有毒，如果想减少肝损害，不喝酒肯定有好处。就肝脏的解毒功能来说，其实它是个小时工，也就是你什么时候喝酒，它什么时候启动针对酒精的解毒功能，晚上11：00~凌晨1：00这个时段你要没喝酒，也就不存在解毒这回事了。

凌晨1：00~3：00，是胆排毒的时间。此时亦应继续熟睡，以便有利于肝胆的排毒。
——真相：很多人在对胆囊的认识问题上存在一个误区，想当然的认为胆汁是在胆囊产生的，其实胆汁由肝细胞连续分泌，在非消化期，胆汁生成后，经肝管流出，一部分进入十二指肠，一部分进入胆囊，浓缩贮存，在消化期胆囊收缩，胆汁排入小肠参与小肠内的消化。也就是说，胆囊排胆汁需要有食物的刺激，要是胆囊只在凌晨1：00~3：00这个时段排胆汁，那人的消化功能可真的要出问题了。

半夜到凌晨4：00，正是人的脊椎造血时段，必须要熟睡，千万不要熬夜啊!
——真相：胚胎期卵黄囊造血，其后肝脾造血，4个月后骨髓开始造血并逐渐增强，到婴儿出生时，完全靠骨髓造血，成年人若出现骨髓外的造血，已无代偿意义，属于造血功能紊乱。脊椎造血？地球人不是这样的。估计该文章作者是个半吊子，把成年人脊椎髂骨肋骨胸骨颅骨长骨近端骨骺处有造血骨髓这个知识点记串笼子了，至于凌晨至4点？鬼扯。

凌晨3：00~5：00，人的肺开始排毒了。平时咳嗽的人，此时就会加重咳嗽，但是，却不应该立即服用止咳药。以免抑制肺部废积物的迅速排出。
——真相：止咳药多数时候没用是对的，咳嗽本身不是病，而是呼吸系统某种疾病造成刺激的反应，需要对因治疗，比如如为细菌引起的肺炎，则需应用抗生素。肺的主要功能是呼吸，吸入氧气，排除二氧化碳，至于排毒……你故意吸进去一堆有毒废气试试就知道了，立刻会引起剧烈咳嗽，不管几点吸。

到了早晨5：00~7：00，就是人的大肠在排毒的时间了，此时就是你上厕所的最佳时机。假如你没有大便，就说明了你有不正常的地方了，很需要去医院看看了。检查一下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

——真相：什么时候有屎什么时候去拉，如果每天都4点半有便意，非要等到5点再去拉，这不是排便功能有问题，而是脑子被驴踢了。

早晨7：00~9：00，到了人的小肠开始大量吸收营养素的时间了。在这之前，你理应吃早餐。不然，你一天的营养就会匮乏。治疗疾病的人最好在6：30之前吃；养生的人可以在7：30前吃。奉劝那些不习惯吃早餐的朋友，务必养成每天吃早餐的好习惯，即便是拖到了9：00以后，也一定要吃。

——真相：小肠确系主要的吸收器官，包括水、无机盐、糖、脂肪、蛋白质、胆固醇，难道你晚上吃饭，小肠就不发挥吸收功能了？笑话！至于早餐时间，这个提法本来就是大部分人的进餐时间，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没有证据证明不在这个时间段吃有什么危害，治疗疾病的养生的更无需非在某个时间点进餐不可。这段的说法，纯属煞有介事危言耸听。

以上就是针对呼和浩特版的《人体排毒时间表》的破解，如果读者诸君觉得不过瘾，我还可以接着破解齐鲁晚报2011年6月的《身体最佳养生排毒时间表》，不过这种大同小异煞有介事的玩意儿，按理说只要想明白一个，就应该彻底抛弃“排毒”这种荒诞不经的概念了，但有的人的大脑结构似乎比较奇怪，接受科学的观念十分困难，对胡扯却全无免疫能力，无论哪种骗局人家都能冲上去抢先被骗。

跟第一个版本的排毒时间表类似，只不过呼和浩特版的时间表更多地强调了睡觉的意义，“胆、肝、肺的排毒都需要在良好的睡眠下进行，所以睡眠质量很重要。”这个说法其实是巧妙地利用了一个并无大错的结论，裹夹的却是莫名其妙的私货。睡眠当然很重要，这不是废话么，你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试试看，但睡眠的重要性，犯得着用“排毒”的提法来佐证么？

其实，缺少睡眠的恶果，可能很多人都深有体会，最明显的是，次日我们会感觉到无比困倦头昏脑胀，这当然主要是由于神经系统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造成的，于所谓的“排毒”无半点关系。另外，长时间的睡眠不足还可能导致人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从而更容易罹患某些疾病，比如经常有些人在一段时间的繁忙之后，出现了感冒之类的情况，那么睡眠不足又是怎么导致这些情况的呢？

在现实生活中，睡眠经常会成为被我们普通人牺牲掉的生理活动，比如加班工作、加班学习，通常而言，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长期睡眠不足对健康的影响，毕竟没有人会连续几天几夜完全不睡觉，更常见的情况则是长积年累月由于工作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睡眠缺乏。目前确实有有限的实验证据证明，缺乏足够睡眠可能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下降。但，这指的主要是睡眠时间，而非睡眠时段，几乎所有的排毒时间表中，都非常刻意地强调某个时段的睡眠多么多么重要，这种强调其实意义非常有限，一则多数人还是属于白天活动的哺乳动物，那些排毒表中提示应该睡觉的时候，他们确实在睡觉，也即人体的确存在昼夜节律，某些激素的分泌、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睡眠和觉醒，情绪和工作效率等均在一天内有着高峰和低谷的周期性变化。只是那种排毒周期表的作者，怕是根本不懂这种节律，只是根据寻常经验搅拌上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理论”；二则偶尔需要熬夜的情况，通常对身体并无明显损害，也没有证据表明，同样的睡眠时间，在不同的时段却会对人体造成明显不同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想一下时区也就释然了，假如他们提到的那个排毒时间表确实存在，那么哈尔滨人和乌鲁木齐人的器官究竟是按照东六区的时段排毒还是东八区呢？不过，缺乏睡眠对人体其他方面的影响已经比较清楚了，例如血压上升、交感神经兴奋、内分泌和代谢改变、炎症反应增强以及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增高等等。因此，为了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充足而规律的睡眠还是必不可少，可我们何必需要那个劳什子排毒时间表指导我们睡眠呢？且不说夜班人员根本无法每天都规律睡觉，就是别的工作人员也会有不尽相同的作息时间，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作息规律就好。

更为关键的是，人类这架精妙的“机器”其实早已进化出了一套完善的代谢、排泄及解毒的体系，根本无须刻意地去“排毒”，正常情况下，人体的水平衡、酸碱平衡和离子平衡在神经、内分泌以及多种器官的参与下保持良好，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紊乱和异常。这种调节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只是休息时较轻微，运动时较剧烈而已，并不会选择特殊的时间或钟点来进行。换句话说，真正需要“排毒”的并非傻乎乎的人类，而是精明的商家，因为这个子虚乌有的概念，衍生出来一系列的服务措施与药物，而且价格不菲，难道我们居然退化到了连出汗拉屎撒尿都需要人协助的程度了么？假如这方面确实出现了问题，比如尿潴留，严重的便秘等等，这必须求助于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绝不是买什么排毒产品，接受什么排毒服务就能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仅仅是在“排毒”的问题上让无良商家赚到了几个小钱，我们也不过就是有些经济损失，问题是这些产品还可能造成让人追悔不及的恶果，新华网2004年8月30日《假、劣药致人伤亡案件频发凸显用药安全危机》一文中提到，孔宪英女士吃了排毒养颜胶囊后，她的肚子就象煮开了锅，不断翻腾，连续上厕所不止，以为得了重病，当儿子回家以后，发现孔女士都快要脱水休克了，连忙将她送往医院急救，才救得一命。

你真的需要“排毒”么？也许是时候让这个每一个毛孔都弥散着混合铜臭与棺材板子气息的“排毒”一词见鬼去了。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7:08:09

流言：【吃一口苹果，多少杀虫剂进了嘴里？】残留农药就像个隐形杀手，它能导致皮肤、眼部、肺部过敏；流产、早产，畸形胎儿；癌细胞突变等。据美国农业部、食品药物管理局在2000~2009年多达5100次的清洗、剥皮检测中，得出了一些具体数据。比如，清洗完一个苹果后，杀虫剂的残留比率竟达到97.8%。[1]

真相：显然，这是一个根据国外报道所做的新闻。我们不清楚流言具体采用的是哪一个信息来源，不过就苹果和果蔬中的农药残留这个事情本身，不难找到许多原始的相关资料。

一、美国农业部的农药残留检测项目
流言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美国农业部（USDA）。USDA有一个农药数据项目（Pesticide Data Program, PDP）是每年检测蔬菜水果中的农药残留量，从1991年开始进行。这个项目每年检测的样品量从最初的七千多个，到2000年超过1万，并且逐年增多。[2]

PDP检测农残的目的是为了评估美国人食谱中摄入的农药量，而不是判定食物是否合格。能否检测到农残存在与检测技术密切相关。检测到残留并不意味着这些食物就有害健康。流言列出的“农药危害”确实存在，不过离开了剂量谈危害完全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果蔬中的农药残留，会带来多大的风险？

在美国，环保局（EPA）对各种农药在食物中的残留量制定限量标准。按照限量的定义，不超过这个标准的农残，带来的健康风险可以忽略。如果PDP的检测值超过了限量标准，或者检测到了EPA尚未制定标准的农药，PDP就会通报给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那些EPA未指定限量标准的农药，一般不是在蔬菜水果的生产中使用带来的，而是从空气或者水中漂流而来。[2]

在1993到2003年期间，检测过的样品总共有102058份，其中检测到农残的样品有58950份，大约占检测样本数的58%。其中超过EPA制定的限量标准的有158份，EPA没有制定限量标准的有2533份，分别占到0.15%和2.5%。[2]

二、被错误引用的数据
PDP的数据是两年后公布。也就是说，今年公布的数据是2009年的检测结果。根据PDP的公告，超过EPA的限量标准的样品比例是0.3%，而检测到EPA未设定标准的农残的样品比例是2.7%，跟往年差不多。[3][4]

PDP的检测是把收集来的样品按照消费者通常的方式进行处理，比如用凉水冲洗10秒钟、去皮等等，然后把样品打碎，再进行后续的检测。因为根本就没有检测处理之前的农残，也就无法得出“清洗完一个苹果后，杀虫剂的残留比率”这个数字来。而所谓的“苹果中含有多少种农残”，并不是一个苹果中含有那么多种，而是所有样品中检测到过的农药种类总数。比如，一个样品中检测到了A和B两种农药，另一个样品中检测到了B和C，那么就是检测到了“3种”农残。

只要一个样品中检测到了一种农残的存在，不管它的含量高低，都算“检测到”。确实有很高比例的苹果检测到了至少一种农残，1993到2003年的数据是93%[2]，而2009年的数据则是接近98%[5]。流言应该是把这个比例理解成了清洗之后的残留比例，所以得出了“清洗完一个苹果后，杀虫剂的残留比率竟达到97.8%”的结论。

三、还要不要吃苹果或者其他“含有多种农残的果蔬”
与这个报道所对应的，还有一个“最脏的12种果蔬”以及“最干净的15种果蔬”的排名。这个排名是一个叫做EWG（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的环保组织依据PDP的数据做出来的。[5-9] EWG既不是政府管理部门，也不是一个权威的学术机构，而只是一个倡导环境保护的民间机构。

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能检测到农残并不等于有健康风险。EWG的排名完全忽视了这个因素，只是采用了一个“有”“无”或者“多”“少”这样的简单分类，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这些果蔬中的农残与健康关系的真实情况。

“最脏的12种果蔬”这样的排名，会暗示消费者远离这些蔬菜水果，而这并非EWG的目的。在其网站上，他们通过“FAQ”进行了澄清。比如问题3，是“这些农药是否意味着我不该吃蔬菜和水果？”网站的回答是：“不，吃你的蔬菜和水果。富含蔬菜水果的食谱对健康的益处超过农残摄入的风险。”[6] 在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一般也都谈到了这一问题。[7-9]

有关报道失实的分析就到这里，至于如何对待果蔬上的农药残留，在以前的日志《如何去除果蔬上的残留农药》中有更深入的介绍。

结论：谣言破解。这篇关于农药残留的报道是选择性地摘编国外新闻，并且误读和脑补的结果。苹果等蔬菜水果中能够检测到农药残留，但是绝大多数样品中的残留都低于EPA制定的限量标准。富含蔬菜水果的食谱对健康的益处超过农残摄入的风险。学术界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依然推荐富含蔬菜水果的多样化食谱。

参考资料：

[1] 吃一口苹果，多少杀虫剂进了嘴里？
[2] (1, 2, 3, 4) USDA PESTICIDE DATA PROGRAM: PESTICIDE RESIDUES ON FRESH AND PROCESSED FRUIT AND VEGETABLES, GRAINS, MEATS, MILK, AND DRINKING WATER
[3] What Consumers Should Know
[4] PDP: Executive Summary
[5] 98% Of Apples Have Pesticide Residues, USA
[6] EWG:FAsked Questions About Produce and Pesticides
[7] Apples top list for pesticide contamination
[8] Pesticide Residues Taint 98 Percent of Apples
[9] Pesticide Residues Taint Apples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7:06:34

“冬令进补，开春打虎”，几乎是每个进补的人熟知的名言。每到冬天，总能看到铺天盖地的“如何进补”的文章。至于“为什么要进补”，却很少看到介绍。对于中国人来说，“冬令进补”，差不多就象是“人饿了需要吃饭”一样的公理。

不过，真要追究起来，祖先们留下了许多“进补指南”，却没有对“为什么要进补”做过系统深入的阐述。通常的说法都是“祖国医学认为”一笔带过，《XX膏方》里的这段话大致可以代表各种论述：“人和自然界是相沟通的，人体状况变化也随着自然界的规律发生变化，按四季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到了冬天应该是封藏，孕育，也就是储备精微物质，为来年的‘春生’，‘夏长’做好准备。”。

人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机体，人类对它的认识还相当有限。我们说现代科学对它的认识更加可靠和深入，不过许多人相信存在着“东方科学”这样不同的认识体系，创造该体系的古人比现代人对身体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从历史发展和逻辑的角度，除非古人真的有着外星人的指点，要他们超越当时的知识基础，对人体做出现代人不能企及的认识，可能性实在是渺茫。

如果我们用现代科学的认识体系来看待这样的“进补理论”，那么：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人体状况随着四季的交替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在对营养物质的需求方面，一年四季几乎都是一样的。古人根本不懂得食物的组成，所谓的“精微物质”只是一种模糊的猜测。如果把它理解成食物中的营养物质，那么有的物质可以在体内保留一段时间，而多数营养物质会被身体自动调节，不会在冬天“封藏”等到春天再用。如果人体真的需要某种营养物质，那么“封藏”在仓库里等到春天直接食用，会远远比冬天先吃而“封藏”在体内要好。

也有一些养生著作用现代科学术语来解释“冬令进补”。比如《XX福寿宝典》就认为“不少老年人人冬后食欲有所增加，营养物质不仅易于被消化吸收，且不易通过尿液和汗液排泄散失，因此进补后易于蕴藏而使其发挥效能。”。进入冬季后人的食欲是否增加暂且不论，食欲与营养物质是否“易于被消化吸收”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通过尿液和汗液排泄散失”的，都是废物，而不是营养物质。如果在冬天人体的“排泄散失”真的会减少，那么反倒是不能进补——吃的越多，产生的废物越多，如果不容易排泄散失，岂不是累计在体内？

而《XXX偏方100例》则认为“这是因为冬季气候寒冷，人体为了保持正常的体温，就需要产生更多的热量，以抵御寒气的侵袭，因此，机体对营养的消耗量也随之上升，营养需求增加，所以进补的愿望也就特别迫切。”就算是人体真的“为了保持体温需要产生更多的热量”，那么需要多吃的也应该是淀粉、糖类或者脂肪——糖类产生热量的速度快，而脂肪产生热量的效率高。那些眼花缭乱的“冬令补品”，绝大多数在“产生热量”上并不优越。现代人往往生活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环境中，所处的“实际环境”一年四季温差不大，更用不着通过“产生更多的热量来抵御寒气”。而且，真要抵御寒气，多穿点衣服，也显然要比多吃点什么食物更加有效。

“冬令进补”是否有效，实际上取决于“相信”。不同的养生专家提供的进补指南互不相同，有的甚至还互相冲突。人们在一个季节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把哪一个因素与身体变化相联系，完全取决于“信念”。如果一个进补的人觉得自己“更健康”了，就可以归结为“补得好”；如果没有变化甚至更糟了，可以归结为“补的方案不适合体质”，或者“补品的品质不好”，或者“补得不够”，或者……总之，“补”的这个理念，并不会受到怀疑。

不管是一年之中的哪个季节，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几乎没有差别。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追求营养的全面与均衡。现代科学也在寻求那些“补”了能对健康带来额外好处的食品或者营养成分。这样的“补品”，必须用科学数据上来证明其“安全”而且“有效”。它会明确地告诉消费者，为什么有用，如何判断有用。

至于传统的“冬令进补”，没有明确一致的原则，无法靠谱地判断有用还是没用，不妨当作一种“文化传统”或者“民间习俗”。就象一位从事科学传播的朋友所说，当看到舅舅端给姥姥一碗“补品”，姥姥露出满足的笑容，你无法跳出来说“那其实一点用也没有”。冬令进补，或许补的不是营养，而是心情。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7:04:19

　　人类天生适宜素食吗？

　　·方舟子·

　　素食者有多种类型，有的不吃红肉但是吃鱼肉、鸡蛋、奶制品，有的什么肉
都不吃但吃鸡蛋、奶制品，完全的素食者则不吃任何动物来源的食物。这里说的
素食指的是完全的素食。人们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选择素食。最古老的原因是宗教
原因，为了不杀生。最时髦的原因是出于伦理，要保护动物的权利，或是出于环
保，认为肉食破坏环境。这本来是为了信仰而做出的牺牲，但是近年来一些素食
者为了吸引追随者，宣扬说选择素食不仅不是一种牺牲，反而是一种赐福，因为
人类天生适宜素食，素食有助于健康。真的如此吗？

　　人类的始祖大约在700万年前和黑猩猩的始祖相揖而别，走上了不同的进化
道路。在所有现存动物中，黑猩猩是人类最亲的亲戚，它们的生活环境与人类的
始祖相近，饮食习惯也应该相似。那么黑猩猩是素食者吗？不是。虽然黑猩猩的
主要食物是植物的果实，但是它们也热衷于采食白蚁，捕食猴子等较小型的动物，
以及食用自然死亡或被别的动物捕杀的动物尸体。肉食在黑猩猩的食谱中占了相
当的份量，大约占了食物总能量的4～8.5%，特别是在植物性食物较缺乏的旱季，
一头成年黑猩猩每天吃的肉大约有65克。可以想像，人类的始祖也和黑猩猩一样，
会通过捕猎和食腐肉摄入肉食。

　　考古和化石的证据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大约26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使
用石器。最初的石器就被用来切割动物尸体。在与猿人化石同时出土的其他动物
骨骼化石上，可以找到用石器切割、抽取骨髓食用的痕迹。事实上，肉食在人类
进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提供了更丰富的营养，使得大脑的增大有了可能，而
且捕食动物需要有周密的安排和分工合作，也让人类行为变得更为复杂。工具的
使用和捕食动物让人类得以走出非洲，走向气候更为寒冷的北方地区。和气候温
暖的非洲故乡不同，北方地区的冬天植物性食物短缺，动物性食物这时候就成了
这些地区的人们的主要食物。对多数古人类群体来说，可能有一半以上的食物能
量来自动物。通过测定生活在大约3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化石的同位素组成，发
现他们的食谱和狼、北极狐相似，几乎是纯肉食。而分析1万多年前生活在英国
的古人类化石，也表明他们的食物中动物蛋白占的比例甚至高过了北极狐。直到
今天，世界上残存的以捕猎-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中，大多数仍主要以动物性食
物为食。

　　人类的身体结构和生理功能在某些方面也更适合肉食，是食物中长期存在肉
食的情况下出现的适应性进化。随着人类脑容量的增大和大脑活动的增强，相应
的人类消化道的容量减小了，消化道的代谢活动也减弱了，更接近于肉食动物而
不是草食动物。在分子水平上，人类的生理活动也出现了适应肉食的变化。例如
在嘌呤的代谢方面。嘌呤是组成核酸的物质，核酸降解后产生嘌呤，然后嘌呤在
肝脏被代谢成了尿酸，随着血液送到肾脏，在那里分泌、排出体外。如果血液中
尿酸的量超出了肾脏的分泌能力，尿酸有可能在关节等部位积蓄，导致痛风。这
些被代谢掉的嘌呤，大约三分之二是体内原有核酸降解产生的，三分之一来自食
物。肉类不仅含高蛋白，还含高嘌呤，那么吃肉是不是增加了痛风发作的风险呢？
恰恰相反，摄入蛋白质增加了尿酸的分泌，降低了血液中尿酸的量，反而减少了
痛风的风险。由嘌呤代谢成尿酸需要一种叫黄嘌呤氧化还原酶的催化，由于基因
突变，人类这种酶的催化能力要比其他动物的低得多，只剩下了大约百分之一，
这样就避免了在吃肉的同时过多地产生尿酸。

　　肉食也使得人类对营养素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中，
有8种人类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称为必需氨基酸。如果吃肉，就可以
轻而易举地获得足够的必需氨基酸，但是要从植物性食物中获取就比较麻烦，素
食者必须食用特定的植物性食物（例如大豆）或注意食物搭配才能获得足够的必
需氨基酸。牛磺酸是一种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的特殊氨基酸，基本上只存在于
肉类中。草食动物体内能够自己合成牛磺酸，而像猫科动物这样的肉食动物完全
失去了合成牛磺酸的能力。人类虽然有合成牛磺酸的能力，但是要比草食动物差，
所以素食者体内牛磺酸的含量明显比一般人低。

　　完全的素食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发生疾病。素食者最常见的疾病是贫血。
这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种是由于缺铁导致的缺铁性贫血。虽然在植物性食物中
也含有铁，有的铁含量还不低，例如100克水煮菠菜的含铁量高达3.57毫克，而
100克猪肉馅的含铁量只有0.88毫克。不过，植物中的铁很难被人体吸收，远不
如肉食中血红素所含的铁那么好利用。另一种是由于缺乏维生素B12导致的巨红
细胞性贫血。B12只存在于肉类、蛋、奶制品等动物性食物中，植物性食物没有。
缺乏维生素B12还能导致神经系统的疾病。

　　当然，现在的素食者可以通过服用维生素制剂来避免营养不良了，这恰恰说
明了素食不是一种自然的饮食方式。不管是从人类的进化，还是从人体的构造、
生理来看，人都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素食者出于信仰而折磨自己倒也罢了，要为
此寻找科学依据却是经不起推敲的。过多地摄入动物性食物对健康也不利，例如
动物性食物往往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红
肉中的血红素铁在消化道内有可能转化成致癌物N-亚硝基化合物，增加患结肠癌
的风险。但是因此一概排斥动物性食物是不智的。均衡的饮食，包括动物性和植
物性食物的合理搭配，才是健康饮食之道。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7:02:42

我们都经历过人生的失败、挫折和危险的青春期，不可避免的几乎所有人均会在
某时某地体会过沮丧和深深的失落，甚至或多或少或真或假的考虑过结束自己的
生命以摆脱烦恼。不过我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安然无恙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当我
们摆脱往日的阴影或者忘记了过去岁月中的心灵磨难，我们往往发现我们已经不
能明白为什么要有那样的想法，那些在过去的岁月中曾经牢牢抓住我们的念头，
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如此的无足轻重。我们通常会自嘲自己，而忘记了我们曾经面
临的极大危险。我们不自觉的避开心灵的疾病而更加重视机体，这和我们的文化
有关，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矫正自己的心灵。

然而心灵的疾病是同样真实的存在，甚至远比机体更加的“真实”。抑郁症又称
忧郁症是这些疾病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当你的忧郁超过某个限度，或者长时间的
处于忧郁的状态，就可能发展成抑郁症。这里摘引一段美国小说家William
Styrom在1990年所写的传记中，描述他的抑郁症时期的心理状态。

“精神病医生问我是否想自杀，我迟疑了一下说是的。但我没对他详细说明，因
为没有这个必要。在我眼里，到处都是我自我毁灭的工具。可以用房顶或房外的
枫树上吊，可在汽车间吸入一氧化碳，可以用浴盆接被我割开动脉后的血液。……
我还想着其他的死亡方式,心脏病突发死亡来得突然,可以免除我自杀的罪名.我
还幻想穿短袖衬衣长时间的在树林里散步,使自己因长时间受冷而得肺炎……
这些可怕的幻想,让正常人恐惧,而对心情极度沮丧的我则是极具诱惑力的梦想."

据估计有大约25%的女性和10%的男性在一生的某个时期,陷入过抑郁症的麻烦,其
中某些人反复发作。大约15%的抑郁症患者最终自杀成功。抑郁症和其他的精神
疾病受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是男性的5倍，
而不是一般的2倍。

引起抑郁症的因素现在并不十分明确，某些抑郁症患者是遗传的原因，他们明显
比正常人更加容易抑郁，即便他们（她们）的童年和成年都比较顺利。虽然观察
到遗传相关性，然而要找出相应的基因显得困难重重，因为抑郁症是由多基因控
制的，目前我们把目标定在11#、18#和21#染色体上。然而还有大量的非遗传因
素的抑郁症，已经发现在急性心脏病和中风发作后，病人有发生重度抑郁症的风
险，包括癌症患者。除此之外，童年受虐史也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这已经在
老鼠和猴子的动物实验中揭示了这一点。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PA轴)

肾上腺对生命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肾上腺皮质,我们不仅依赖它所释放的各
种激素应对环境中的各种变化,而且通过它来调节机体的水盐、及营养物质的代
谢。没有肾上腺我们将死于循环衰竭或者因极度虚弱而无法承受极小的有害刺激。

肾上腺皮质部分所分泌的皮质醇作用广泛，因其对神经系统的影响而受到精神病
学家的关注。人们早就发现注射少量皮质醇可以引起欣快感（这个性质使其成为
江湖游医的法宝和仙丹，堪称“药到病除”，可见感觉是多么的不可靠，欺骗也
是十分容易），而过量则会引起烦躁不安、失眠和思维不能集中等现象。在许多
抑郁症患者身上，我们发现皮质醇长期慢性过度分泌的后果，经PET成像显示，
患者大脑发生广泛性萎缩，其中涉及情感和记忆的边缘系统海马区的受损格外使
人注目，然而目前我们并不知道皮质醇是如何诱发这一过程的。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受脑垂体昼夜节律的控制，脑垂体通过分泌ACTH（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控制皮质激素的分泌，实验发现切除脑垂体后，肾上腺开始萎缩。
而脑垂体的节律并非原发，事实上它受下丘脑的节律控制。在生理学上我们将它
们放在一起合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下丘脑中的某些神经元细胞
——主要位于室旁核和杏仁核——通过节律性的分泌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
放激素）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节律。该轴的分泌以清醒前最高（这可能和我们的醒
来有关，事实上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是如何进入睡眠以及如何醒来的），在整
个白天维持较低的分泌，至入睡时开始下降，至午夜时达到最低点，然后开始回
升。当然节律本身可以改变，不过规律的睡眠应该是维持大脑和机体健康的重要
原因。这些身体节律的紊乱，会引发哪些问题还并不清楚。

CRH是下丘脑分泌的一种肽类激素，于1981年由Value等科学家利用三万五千头羊
的下丘脑中纯化出15mg的CRH，经分析CRH由41个氨基酸缩合而成，而人和羊的
CRH相差7个氨基酸残基，不过它们的生物学活性是一样的。

HPA轴对机体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周期性分泌，维持机体正常的水盐等物质
的代谢平衡。而且由于分泌CRH的神经元细胞受到脑内其他神经元的广泛影响，
而在应激和应急的状况下，通过CRH的分泌以及间接受其控制的皮质激素，调整
机体的状态关闭不利于自我保护的兴奋点（如食欲和性欲，估计八戒是绝对
不会得什么抑郁症的，诸君子可得好好向他老人家看齐），提高机体的警觉性等
等作用，使机体尽可能的渡过难关。然而过度兴奋的CRH神经元，不肯交出对情
绪和其他欲望的控制权，从而必须对很大一部分抑郁症患者的病情负责。

有充分的理由显示，儿童期受到虐待和忽视导致的HPA轴兴奋性的升高，对其发
育中的大脑的影响虽然还不清楚，然而使其患抑郁症的风险确实成倍的升高。
Plotsky发现通过相对增加脑内5-羟色胺的浓度（使用一种抑制脑内5-羟色胺被
其分泌神经元重新摄入的药物，从而使存在于神经元突触间隙内的5-羟色胺的量
相对增加）可以抑制CRF神经元的兴奋性，从而使患者行为趋于正常，不过停药
后，HPA轴的兴奋性又逐渐升高。提示应长时间的坚持服药。

神经递质-----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一般而言，5-羟色胺（5-HT）刺激CRH的分泌，然而奇怪的是，HPA轴的过度兴奋
却可以通过增加脑内5-HT的量得以缓解。对于另一些抑郁症患者而言，她们（他
们）并不表现出HPA轴的过度兴奋，而是由于“单纯的”缺乏5-HT和去甲肾上腺
素而引起。

抑郁症和脑神经递质之间的关系被关注，始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早期，当时外
科医生发现一种缓解高血压的药物利血平在高血压患者中引起高达15%的抑郁症，
而当时已经知道该药物可以降低患者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浓度。几乎与此同时，
在接受治疗结核的患者中，一种治疗结核的药物能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此种
药物的副作用之一是抑制脑内单胺氧化酶对单胺类神经递质的破坏，从而可以相
对增加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浓度。对此进行的研究促使哈佛大学的Joseh
J.Schildkraut 提出关于抑郁症的情绪障碍的去甲肾上腺素假说。

该假说认为位于脑干脑桥色素核分泌去甲肾上腺素的神经元细胞，对抑郁症负有
责任。此类细胞对大脑各脑区均有影响，尤其是对情绪调节起重要作用的边缘系
统。有充分的资料显示去甲肾上腺素和抑郁症之间的关系是可信的。尤其在一种
可选择性阻断去甲肾上腺素重摄入的药物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所取得成功，增加
了假说的分量。

而在90年代对5-HT的研究是对该假说的重要补充，这涉及到另外一个脑区----脑
干的缝际核，位于该核团内的分泌5-HT的神经元与前面的去甲肾上腺素核团（脑
桥色素核）所影响的区域有很大重叠并相互影响。

伴随着抑制5-HT在突触间隙被重摄入药物的问世，5-HT对抑郁症的影响已经无人
怀疑。它们包括Prozac、Paxil、Zoloft和Luvox，以及更新的可以同时阻断5-HT
和去甲肾上腺素的药物Effexor。（谁知道这些药物的中译名？）

虽然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在谁打响了第一枪-----即究竟是糟糕的心理引发
了这些改变还是这些改变影响了心理，或者这二者是互相反馈的，直到超过用单
纯的心理治疗无法解决的地步----这个问题上有所争论，不过对于抑郁症患者而
言大脑生物化学性质的改变确实事实，而且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矫正而对患者有
所帮助甚至很大的帮助也是事实。

以下有一些简单的指标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了值得去看医生的抑郁症症状。

在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中:
1.一天中的多数时候情绪沮丧(对儿童和青少年,抑郁情绪可以表现为易怒)
2.一天中的多数时候,对几乎所有活动的兴趣明显下降

此二者至少得有一个,下面的指针才有判断价值

3.食欲大增大减
4.失眠或睡眠过度
5.运动时无精打采,运动缓慢
6.疲劳没有精神
7.极端的无用感,或不该有的犯罪感
8.没有判断力,无法集中精力思考
9.反复地想到死或自杀

如果具有5种或以上,就应该去医院检查了。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6:50:43

任何有生命的生物体都可能出现非正常的状态，这是生命本身的固有属性，对于人类而言一般称为疾病。疾病是人体在病因的作用下出现的异常生命状态，造成人体的形态或功能偏离正常，生命活动受到限制或破坏，这种状态可以转为康复或长期存在，也可能导致死亡。

医学的历史比很多学科的历史都要悠久，自远古时代起，人类就开始有意识地与疾病抗争，不断探索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的有效方法。数千年来，治疗手段从祈求神灵已经发展到基因疗法，药品的研究也从天然动、植物和矿物到分子水平的药品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有数不清的方法被淘汰，也有更多的方法不断被研究出来。医学的进步为改善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命质量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有效性是医疗手段的基本属性
不论是简单的刮痧还是复杂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有效性是医疗方法最基本的属性。从古至今，人类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有效医疗手段，也曾经使用过并且仍在使用着很多无效甚至有害的医疗方法。在人类医学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人们并没有办法确定医疗手段与治疗结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根据个人经验甚至主观想象来选择医疗方法。

如何确定医疗手段的效果一直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其核心是指如何客观地判定医疗方法是否使疾病得到控制和好转，并对同类病症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特定人群可以重复应用。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医疗手段才是有意义的，而各民族传统医学的有效性始终没有得到确定。

中医药缺乏疗效证据
美国替代医学办公室在 1995 年提交的替代医学研究方法论的报告中指出，传统（替代）医学疗法的 “有效性评价是一个关键和核心的问题”。

与现代中医拒绝疗效的科学评价不同，中医自古就追求对疗效的评价与认识，古籍文献中关于症状的改善描述屡见不鲜，如痊愈表述为愈、立愈、顿愈、如常；有效表述为获效、稍缓、病减、见愈；无效表述为不效、弗效、不已；恶化表述为甚、剧、病增、危；死亡表述为不治、无愈期、死不旋踵等。除了舌象和脉象，古代中医观察的疗效指标还有汗、呕吐物、大小便等，根据观察到的客观状态以及患者报告的感受形成对疗效的判断与评价。

虽然古代中医对疗效的评价是非常原始和粗糙的，但并不掩盖古人渴求获得真实证据的愿望。在历代中医典籍中，并没有过多强调现代中医用来搅浑水的证候概念，也没有用“一病一治”、“千人千方”这样的借口来逃避验证。古人一直尽力用朴素、初级的认识和粗浅的方法去观察和描述病人的状态，并试图找到治疗与结果之间的规律。当然古人受认识水平和方法的限制，不可能有准确的生理生化和病理指标，但其思路与现代医学并无本质区别。

在中医上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主要是医生根据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到的信息，再根据个人经验进行分析判断。客观依据是症状的变化和机体的状态，主观依据是医生的经验。限于时代的局限性，传统中医还不可能知道机体内部复杂的生理生化机制，只能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表象作为疗效的指标。此外，由于缺乏定量手段，中医对指标的认识和描述过于模糊，难以形成统一的客观评价标准。医生的经验技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评判的结果，中医对疗效的评价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主观因素占了很大成分。

此外，中医药的临床实践一直是以个案形式为主，没有足够的样本数量和对照方式。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治疗结果不一定由治疗方法而产生，无法排除疾病的自愈、个体差异、安慰剂效应等因素。据此进行归纳、演绎、推理产生的结论难免存在片面性、局限性，甚至是错误的。比如患者服用了中药麻黄汤后退烧，但这并不意味着是药物的作用，因为不服药喝热水也可能退烧。所以，基于个案证据的临床评价可信度是非常低的。

不仅仅是中医，历史更悠久的古埃及和古印度传统医学同样存在着疗效不确定的问题。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必苛求古人，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医学典籍和医生的个人经验均不是有效性的真实可靠证据。

传统医学的有效性问题关系到人类是否还需要在古人的医疗经验中寻求有价值的东西，也关系到传统医学应该作为文化传承还是科学传承，甚至关系到一部分人的民族情感。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繁衍至今也许并没有中医的功劳，我们的祖先也许一直在使用无效甚至有害的医疗方法。然而，是否有效是客观事实，没有民族和文化属性，也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循证医学是解决疗效验证的最佳方法
早在1747年，英国学者就进行了一项有计划的同期对照研究，证实了橘子和柠檬治疗坏血病的效果，使来自于远洋船队的经验上升为有证据的治疗方法，这项研究也开辟了临床试验的先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现，一些经验上或理论上推论有效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无效或弊大于利；另一些似乎无效的治疗方法却被证实有效。医学界普遍开始思考现有治疗方法的可靠性，意识到医学理论和经验还需要进行严格的临床验证。

典型的例子是硝苯地平的临床再评价。硝苯地平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外广泛应用的一种钙离子拮抗剂，具有很好的降压作用，无明显肝肾毒性。但经循证医学方法临床评价，发现其有增加心肌梗死的危险，剂量越高，使用时间越长，风险越大。

在中药方面，wong医生等采用止嗽散治疗急性单纯性上呼吸道感染所致咳嗽，与安慰剂相比，在改善症状无明显差异；Harold医生研究替代医学在早期乳腺癌术后治疗应用时，使用了草药、针灸等方法，结论是采用替代医学治疗较以现代医学标准方案治疗的病人生活质量更差的结论，从而间接否定了中医和针灸。

循证医学顾名思义就是遵循证据的医学，其核心是重视证据，并具有可重复性。究竟如何获得真实的医学证据，医学界一直在不断探索。首先，患者的个人体验因为缺乏客观性和专业性被认为不具有医学证据的意义；其次，古代医书的记载由于缺乏科学方法和理论基础也不在医学证据范畴之内；另外，传言因为真实性无法考证从来就不是证据。

循证医学的有效性证据有以下几类：

专家意见。大范围的医学实践表明，有价值的证据中，专家意见的可信度是最低的。专家的个人经验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所以专家之间常常意见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古罗马时期伟大的医学家盖伦的许多观点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说明无论专家具有何种名誉和地位，其个人意见都不是真实可靠的证据，证据只能来自客观事实而不是个人观点。

系列观察。更可靠一些的证据是对系列病例的观察，通过对相当数量的同一病症在治疗过程中的观察，找出共同点和规律性。这种具有一定样本数量的观察和总结避免了个案带来的结论偏离，但是不能确证医疗措施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医一直用板蓝根预防或治疗感冒，大样本病例均表现为痊愈，但这不说明板蓝根有疗效。因为没有对照试验，服用其它药物和不服药的患者同样也痊愈了。

分组对照。进一步的方式是将患者分成不同的组，一组服用新药、一组服用安慰剂、一组服用已有药物，然后对比组之间的结果。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显然更可靠更真实，但同时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分组有可能不客观，医生主观上希望得到有效的结论，往往会将症状较轻的分在一组，症状较重的则在另一组。医生会更关注轻症组的治疗，观察和记录时也容易产生主观偏倚。同时，患者也会受到不同的心理暗示，从而产生不同的心理安慰。

随机对照。为了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改进了临床试验方法。对足够样本数量的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并对患者和医护人员实行双盲，安慰剂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客观差异被尽可能地缩小，医生和患者均不知道哪一组服用的是测试药物，哪一组服用的是安慰剂。严谨的随机对照方法避免了主客观因素对证据的影响，使结论更接近事实真相。这一方法至今还被称为“金标准”，是国际通行的、公认的临床试验方法。

荟萃分析。在大量发表的随机对照临床实验报告中，同样的研究仍然会出现结果不一致的现象。说明随机对照试验依然存在着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样本数量不够大、试验方法不一致等。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循证医学的理念迅速传播并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其中荟萃分析结果被公认为最高等级的医学证据。荟萃分析方法对不同中心的同类研究结果进行数据采集、汇总以及统计分析，从而获得最高支持强度的证据。

1987年利用循证医学理论进行了一项临床研究试验，涉及96个临床中心4444例患者，验证了辛伐他汀可使冠心病人的死亡率和危险性明显下降。此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进行了类似的临床研究试验，涉及87个临床中心9014例患者，证实普伐他汀改善了脂质水平，减少了冠心病死亡率。

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和广泛采用，被认为是临床实践和决策不可替代的可靠方法，就结论的真实性和证据强度而言，循证医学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循证医学并不是具体的医学理论，而是最大限度还原事实真相并获得可靠的证据，这种方法与具体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手段无关，无论是主流的现代医学还是非主流的传统医学，采用这种方法都可以得出最可靠、最真实的疗效结论。

中医药有效性的现状
循证医学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客观、真实地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的原则、方法、技术和规范，是严密和精确的通用验证方法，对临床疗效研究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循证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不仅适用于现代医学也同样适用于中医药临床疗效的研究，因为在本质上中医药也是临床医学，其有效性也是最基本的应有属性。

中医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医生一直把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舌象、脉象等一系列软指标作为依据，并依赖医生个人经验来判定疗效。这种疗效评价的方法主观因素过多，没有量化指标，不能真实判断复杂的人体和疾病现象，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医学证据的意义。虽然中医与现代医学基于不同的医学理论，但对证据的重视不应存在差异。不同体系的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可以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的健康状况和治疗疾病，都要基于可靠的证据来选择最佳的医疗方案。

目前中医药临床试验很少采用严密规范的循证医学标准，绝大多数还停留在较低级的层面，疗效评价主观性强，缺乏统一标准，研究结果不可重复，反映出中医药疗效还不具有公认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研究结果也不能得到广泛认可和重复应用。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刘保延指出，从近年来我国期刊上发表的临床文献来看，中医药临床领域的研究设计非随机化个案报道、专家经验、小样本的临床病例总结研究占绝大多数。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以循证医学方法验证的中医药均不能得到疗效证据。也就是说，国家批准上市的近万种中药都没有疗效证据，年产值在2000亿左右的中药还没有一例真实可靠的有效性证据。无独有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补充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花费了数亿美元用于传统医药的临床评价，以获得科学客观证据，但始终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

面对这种尴尬的现状，中医药界提出循证医学与中医药学是不同的医学体系，认为循证医学不适用于中医药学的疗效评估，要制定适合中医药特色的临床评价标准。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虚伪的，因为治疗结果是客观事实，病理和生理生化指标也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另外制定一个不兼容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对客观事实的否定，或者说，中医药需要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疗效指标才能使中医药出现疗效。

以同仁堂生产的安宫降压丸为例，该药声称有降压功能。中医没有血压的概念又哪里来的降压中药呢？要评价其疗效难道不需要测量血压，而是以望、闻、问、切的结果再加以阴阳平衡、肝肾两虚等模糊解释作为疗效证据？过分强调中医药特色从而拒绝循证医学的验证等于宣布中医药生存的前提是谎言。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赖世隆指出，中医药干预措施有效性评价必须遵从因果关联推断的通用科学准则和方法，随机对照试验不仅适用于对西医药的疗效评价，对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也具有同样价值。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卞兆祥认为，中医药临床疗效的评价需要采用公认的评价体系，才能将中医药从疗效倍受争议的漩涡中挽救出来。过分强调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特殊性，对评价体系进行过多的“改良” 并非明智之举。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样评述替代医学：“在医学的概念中，应当没有两种医学——主流医学和替代医学之分。只有得到充分检验的医学和未被充分检验的医学，有效的医学和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的医学。一旦某一治疗得到严格的检验，就不应再考虑最初它是否为替代医学”。

中医药的有效性亟待验证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医疗方法应该进行更科学、更严谨的验证，传统医学尤其需要进行客观的、真实的疗效验证，无论是中医“博大精深”的辨证论治，还是古埃及医学的悠久历史，都不能作为充分的医学证据，任何典籍或历史乃至民族情感都不是有效性的可靠证据。对中医药而言，从《黄帝内经》用鸡屎治疗鼓胀到《本草纲目》的老母猪屎治血崩都是不可信的，除非经过严格的验证。

有人会说，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释中医药。假设中医药是科学，就必然要接受科学的检验。科学即便不是万能的，但解释中医药却是轻易而简单的事。任何中医药疗法都可以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验证，得出可靠的结论。如果中医药不是科学，那就应该禁止临床应用，也不必用科学去解释了。

还有人说，难道我们的祖宗不是靠中医活下来的，中国人几千年都是傻子吗？是的，任何物种都不是靠医学繁衍下来的，而是靠物种自身的生殖与遗传能力延续的。人类众多民族和动植物都不是靠医学繁衍的，在中医出现之前的几万年里，中华民族又是靠什么生存的呢？另外，也不能说中国人几千年都是傻子，欧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几千年都在使用无效的医疗方法，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几千年都是错误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宗教、巫术等等。

更有人说，现在还有那么多人看中医，难道他们都错了？是的，正确与否和认同这个观点的群体数量无关。科学从来都不是从众的或服从权威的，科学仅仅是客观事实，人数众多并不代表正确。远如存在了近2000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的学说，曾经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同，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近如张悟本也曾经门庭若市、一诊难求。

甚至有人说，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医既然还存在就说明是有疗效的。一种现象的存在只能说明其还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不能说明就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仍然存在的丑恶与荒唐有很多，科学与文明的发展才可能减少这些不正确的存在。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这样的事实：“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是缺乏疗效证据的，甚至可能是被全盘否定的。中医药界应该做的是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得出真实可靠的疗效证据，而不是一味地回避和推诿，甚至独立于科学标准之外而又声称是科学。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6:46:50

编者按：作为划时代的革命性生物技术，转基因自进入中国以来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因缺乏对转基因技术及发展状况的认识，为数众多的群众对其食用安全性、环境危害性等担忧甚多，更被阴谋论者冠以“亡国灭种”的罪名。本文从生物技术的角度，根据自中外各权威文献、著述所收集的资料，试图让更多人从客观的角度了解真实的转基因。

一、什么是转基因？
基因（Genes），指的是生命体具有的特定遗传信息和遗传效应的核苷酸序列，存在于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常说的DNA）上，是控制生物性状遗传的结构和功能单位。转基因也称重组DNA技术，创立于1972 年。

植物转基因技术（Plant transgenic technique），又被称为植物基因工程（Plant gene engineering），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把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中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植物的基因组中，即对植物进行遗传转化，使其在性状、营养和消费品质等方面满足人类需要的技术。应用转基因技术构建的植物为转基因植物（Transgenic plants），又叫基因修饰植物（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GMPs）。以转基因生物为原料生产和加工的食品则称为转基因食品（Transgenic foods），又叫做基因修饰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s）。其中发展最快的是转基因植物食品，指人们将所需要的外源基因（如高产、抗病虫害等优质基因）定向导入作物细胞中，使其在新的作物中稳定遗传和表现，产生转基因作物新品种，是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的一项新技术。从表面上看来，转基因作物同普通植物似乎没有任何区别，它只是多了能使它产生额外特性的基因。

二、为什么要有转基因作物？
以杂交育种为主的育种技术，其主要特点是把不同亲本的全部遗传信息无选择地重组在一起，而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只需控制少数有利性状的遗传物质就可以达到品种改良的目的，大规模不加控制的遗传物质的集聚重组势必给性状稳定和选择带来困难，因此，常规育种存在变异幅度过大、目标性状稳定慢、育种周期长、可预见性差等缺陷，这就给现代育种新技术的创新和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等新兴学科的飞速发展使得育种专家对基因型进行直接选择成为可能，作物分子育种应运而生。由于转基因技术打破了常规育种技术中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前景。

理论上，植物转基因技术和常规杂交育种方法都是通过优良基因的重组获得新品种，但传统的常规杂交育种是通过植物种内或近缘种间的杂交将优良性状组合在一起，使植物获得新性状，其基因交流范围有限，而且育种效率较低。植物转基因技术是利用重组DNA的方法直接将目的基因导入到植物细胞，并在其中进行表达，从而创造新品种，它克服了植物有性杂交的限制，基因交流的范围无限扩大，可将病毒、细菌、远缘植物、动物、人类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可以人为地有目的地进行基因组合，改变生物的遗传性能，提高育种效率，所以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通过转基因培育的大豆新品种是较早用于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作物之一。大豆生育期间受病、虫、草侵害严重，常给大豆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大量喷施化学药剂，不仅会增强抗药性，而且严重污染环境，增加生产成本，破坏生态平衡。

近年来，日本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出能在盐碱地生长的转基因高产水稻，其产量达到了普通水稻在盐碱性土壤中产量的4倍。由于盐碱性土壤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5％至30％，因此这项成果对世界半数人口的主食——稻米的增产具有重要价值。

三、转基因种植化的进程
随着基因工程于1982年问世以来，转基因作物应运而生。自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烟草在美国成功培育，1985年人类首次试种能够抵御害虫、病毒和细菌侵害的转基因作物以来，转基因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截止到2005年，全球共40多个国家进行了25000次试种，试种的转基因植物超过4500种，批准商业化生产的已有100多个品种。

1996年度全世界转基因作物推广面积达170万公顷，1997年度猛增至1100万公顷，一年间增长了6.5倍。1998年和 1999年度，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面积增加到2780万公顷，2000年迅速增加至4420万公顷，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2%。2001年为5260万公顷；2004年为8100万公顷；2005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9000万公顷，而仅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约为4980万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55%；到了2006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猛增了1200万公顷，增幅为13%，达到了1.02亿公顷，首次突破了1亿公顷大关，与此同时，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户数量首次超过了1000万户。1996年到2006年的累计种植面积超过了5亿公顷，达到 577亿公顷（14亿英亩），前所未有地实现了60倍的增长。美国、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和中国是全球几个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

1992年，我国第率先将抗病毒转基因烟草进行了商业化种植。据1996年我国生物技术学会统计，我国投入研究和开发的转基因植物达47种，涉及各类基因103 种。近年来，有近20种转基因植物进入了田间试验或环境释放阶段。至1999 年，农业部批准可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国内研制的转基因植物共有5种，它们分别是：抗虫棉花、改变花色的矮牵牛、延熟番茄、抗病毒的甜椒和番茄。在2006年，我国有680万小型农户种植了350万公顷的抗虫棉。尽管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面积增长了20万公顷，但转基因农作物依然稳定在66%的比例。除了在棉花种植中应用生物技术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还在2006年建议批准了抗番木瓜环斑病毒（PRSV）的转基因番木瓜。

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有200种转基因作物正在进行田间试验。2006年，印度的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达到380万公顷，成为全球第五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首次超过了中国。

相比之下，欧洲的转基因种植化进程要缓慢得多，尽管欧盟成员国增加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其中斯洛伐克成为25个欧盟成员国中第6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但即便在欧洲大陆处于领先地位的西班牙，到2006 年为止，总种植面积也仅有6万公顷，其它5个欧盟成员国的种植面积从2005年的1500公顷增长到了2006年的约8500公顷，增长了5倍。

1997年全世界种植的转基因植物中，大豆面积最大，达510万公顷，为总面积的40%；玉米320万公顷，占25 %，烟草为160 万公顷，占13 %；棉花为140万公顷，占11%；油菜为120万公顷，占10%。这五种作物占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的99 %。2000年转基因大豆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58%，为2580万公顷，转基因玉米为1030万，转基因棉花530万公顷，转基因油菜为280万公顷。

四、植物转基因方法
植物转基因技术的内容包括：

目的基因的分离和鉴定；
植物表达载体的构建；
植物细胞的遗传转化；
转化细胞的筛选；
转基因植物的鉴定；
外源基因表达的检测。
植物转基因方法可分为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方法三大类。生物学方法有农杆菌介导转化法、花粉管通道法、病毒介导法等；物理学方法包括基因枪法、显微注射法和电激穿孔法等；化学方法包括聚乙二醇法、脂质体法等。在上述多种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杆菌介导法，常用的还有基因枪法。

五、转基因技术应用
（一）、基因种类
第一代：以提高或者改变作物抗性为主，主要包括抗除草剂基因、抗虫基因、抗病基因（抗真菌基因、抗细菌基因、抗病毒基因）、抗线虫基因等。

第二代：以改善作物品质为主，改变氨基酸、脂肪酸组成；增加油份、淀粉、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提高果实品质；改变风味；改善加工特性；改变饲喂品质、纤维品质和碳水化合物代谢；改良农艺性状，矮化、改变发育、改变叶形、光合作用、降低重金属毒害、增加产量、提高非生物逆境（冷、旱、盐、热）耐受能力等。

第三代：表达特殊用途的蛋白质的转基因植物；表达特殊用途的蛋白质。包括药用蛋白、酶制剂、工业原料等。

（二）、基因来源
据AGBIOS（一家致力于提供国家政策、法规及从事生技制品风险评估的加拿大公司）的资料，目前全球已经批准商业化应用转基因（遗传改良）植物已有107种，总共使用158个外源基因，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微生物，共128个，占81%，来源于植物的基因有30个，但其中绝大部分是传统杂交育种和基因突变导入或产生的新基因。

随着转基因技术发展，基因来源更趋多样化，尤其是来源于植物的基因增加较多。据美国2005田间试验数据，转基因生物共使用外源基因2011个，其中1298个基因作为商业机密未予公布。在所公布713个外源基因中，植物来源基因为415 个，占58%，动物来源基因也有39 个，占5%，来源于微生物基因259个，占36%。

（三）、转基因作物的主要性状
除草剂抗性。目前已获得了一些抗除草剂作物，如抗磺酰脲类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大豆、棉花，抗溴苯腈转基因作物棉花、小麦、烟草、油菜，抗草丁膦（Glufosinate）转基因作物冬油菜，抗草甘膦（农达）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油菜、棉花、向日葵、甜菜，抗阿特拉津Atrazine 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此外，解溴苯腈毒害的BXn基因和解2，4-D毒害的tfDA 基因等也在抗除草剂作物选育中获得成功的表达。该类植物由于转入了抗除草剂基因，表现出抗不同类型除草剂的性状。
农业有害生物，如病毒、细菌、昆虫、线虫和真菌抗性。1986年，美国Beachy 研究小组首次将烟草花叶病毒(TMV)外壳蛋白基因(CP)导入烟草,培育出抗 TMV 的烟草植株,开创了抗病毒育种的新途径。1987年Vaeck首次将苏云金杆菌（Bt）毒蛋白基因导入烟草中得以表达,获得了抗天蛾的转基因植株。随后Bt毒素基因相继被转化到棉花、水稻、玉米等50多种植物中获得的植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抗虫性。抗虫基因有两类:一是Bt杀虫蛋白基因,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现已导入棉花、玉米、水稻、烟草、番茄、马铃薯、胡桃等；二是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可抑制蛋白酶活性,干扰害虫消化作用而导致其死亡,是植物对虫害的自卫反应。
改善产品品质。将转基因技术用于作物品种改良可以开发出具有人们所需营养成分的食品，主要涉及蛋白质的含量、氨基酸的组成、淀粉和其它多糖化合物以及脂类化合物的组成。如改变植物中的油份、淀粉、糖类、纤维素。作物的优质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目前利用转基因植物可以有效地改良植物的品质特性。韩国用转基因技术育成了一种便于淀粉加工的特异性微型薯种，其外型很像葡萄，性状也与葡萄相似，产量高达普通马铃薯产量的3倍，淀粉含量高达40%。目前用于改良作物产品质量的基因主要有：控制果实成熟的基因；谷物种子贮藏蛋白基因；控制脂肪合成基因等。中国农业大学成功地将高赖氨酸基因导入玉米，获得的转基因玉米中赖氨酸含量比对照提高10%。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分别获得了延迟成熟的转基因番茄，储藏时间可延长1～2个月，有的甚至可达80天以上。
改良农艺性状，如提高产量、增强逆境（如寒冷、干旱、盐份等）耐受能力。植物在自然界生长过程中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如旱涝、盐碱、强光、寒冷、高温、低温等作用于植物，会引起植物体内发生一系列的生理代谢反应，表现为代谢和生长的可逆性抑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不可逆伤害导致整个植株死亡。研究发现，将与脯氨酸、甜菜碱及脂质合成有关的酶的基因克隆后转入植物，将能够提高植物相应的抗逆性。
其它：医药研究，为人类健康服务；能源开发，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减少环境污染，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转基因植物可对土壤中的有毒污染物进行高效吸收或生物降解，通过植物修复（Phy-toremediation）系统使受污染的环境得到修复。
六、转基因作物的优点
相比传统作物，转基因作物具有以下优势：

生产成本更低，抗病虫、抗杂草能力更强，农药用量更少。
耐储运，食品的保存时间更长，以方便各地的物资调度。
产量更高，品质更优，可减缓21世纪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和环境压力。
打破物种界限，可以开发新品种，以产生新的更适应环境的品种，丰富基因资源。不仅如此，转基因的发展还给人类带来了健康收益：第一代转基因食品增加农作物的抗逆性，减少农药对人类健康的损害。第二代转基因食品改善了食品品质，增加了食品营养。第三代转基因食品则以增加食品中的功能因子和免疫功能为目标。
更安全，因为每种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检验和测试，这是普通食品所无法比拟的。
下面是一些实际应用中的实例：

传统上，由于西红柿成熟后具有皮薄且软、容易破损、不利于保存和运输等特点，农民要趁西红柿还没有成熟，果实还是绿色的时候就将其采摘下来。没有成熟的西红柿被运送到商店后，需要喷上乙烯将它们催熟，变成红色以后再拿到市场上销售，这种人工催熟西红柿的缺点是，没有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好吃，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成熟的西红柿皮不变软呢？西红柿的皮变软的原因，是有一种叫做多聚半乳糖醛酸酶的酶，把西红柿细胞壁中的胶质给分解了。生物学家们把编码这种酶的基因克隆出来，测定了它的序列，然后合成一个和它相反的“反义基因”。而把“反义基因”转入到西红柿细胞中去，会干扰原来基因的活动，让它再也没有办法合成多聚半乳糖醛酸酶，细胞壁中的胶质不会被分解掉，这样，西红柿即使成熟了，皮也不会变软。由于转入的“反义基因”只干扰聚半乳糖醛酸酶的基因，不会干扰其他基因，因此转基因西红柿的营养成分没有发生变化。
西班牙科学家从拟南芥菜中提取一种基因插入柑橘树中，使原来需要5～6年才能成熟的柑橘树在一年内便开花结果；而德国科学家培育的转基因马铃薯在栽种后15周就能收获马铃薯，比普通马铃薯块茎收获时间要提早7周之多，这种新品种能产生一种细菌酶，可以把能使马铃薯萌芽的焦磷酸盐分解而阻止其出芽。
杀虫剂使用量的减少：1996—2007年，全球杀虫剂使用量累计下降9％，相当于35.9万吨活性成分；2007年，全球杀虫剂使用量下降18％，相当于7.7万吨活性成分。
提高淡水利用率：目前，全球淡水的70％用于农业。具有抗干旱特性的转基因作物，对于建立全球可持续性耕作系统具有重大意义，特别适合于常受干旱之苦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抗旱特性的转基因玉米，预计将于2012年在美国投入商业化种植。2017年在非洲撒哈沙漠以南地区投入商业化种植。
七、转基因作物安全性评价
什么是“生物安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定义：遗传修饰体（GMO）在进行研究和商品化生产时，可能带来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风险。

核心问题
外源基因本身是否安全？
基因结构是否稳定？
是否产生有害人体健康的突变？
基因转入后是否产生新的有害性状或不利健康的成分？
是否会增加食物过敏？
主要担忧
破坏生态平衡，影响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作物相对于非转基因作物具有一定的优势，缺乏天敌的存在及对外界环境的强适应性，可能使其呈J型增长趋势，短期内出现大量的个体，极大地破坏原有的生态结构和生物链，使发展失衡，导致原有品种的非自然淘汰，进而影响物种的多样性。
可能产生“超级杂草”。作物通过杂交作用可能会使野生亲缘种获得转基因进化为“超级杂草”。通常“超级杂草”对农药及外界不良刺激有很强的耐受性，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能极大地威胁农作物的生长，破坏自然进化的生物规律，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进化速度过快，影响生态平衡，甚至可能产生新的病毒或有害物种。虽然加快生物的进化速度在某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整个生态来讲，则破坏了生物的进化平衡，导致生态系统的畸型或病态发展。
可能造成“基因污染”。所谓“基因污染”是指外源基因扩散物种，造成自然界基因库的混杂或污染。“基因污染”不同于环境污染与大气污染，是一种新型的污染源，具有不可见性和不可预测性，但其危害性决不在其它污染之下，值得重点关注。
针对以上的几点担忧，以下几方面的事实表明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是安全的：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对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进行了5000多次试验，其数量相当于人类自古以来对食品安全性试验总数的1/2，结果表明，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是安全的，对人畜和环境无害。
转基因食品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已经销售了10多年之久，品种在4000种以上，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已超过1 亿，至今尚未发现一例食品安全事故，更没有致死的例证发生。
国际上转基因作物安全性争论的几个典型事件，如苏格兰的Pusztai事件、美国的斑蝶事件、加拿大的“超级杂草’’事件、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中国的BT抗虫棉事件最终因其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确凿的统计数据而难以令人信服。
尽管如此，近年来在欧洲展开的一系列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范畴，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抵制，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将深刻地影响着未来农业生物技术发展走向。如1999年1月，奥地利第二大连锁超市Tesco宣布停止出售转基因食品；随后，英国最大的两家食品生产商高利华公司（Unilever）和雀巢公司（Nestle）也宣布将停止使用基因改性成份。

欧盟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变化：1998年，欧盟暂停批准15个成员国经营新的转基因食品。1999年，欧盟关于禁止进口转基因食品的法案开始实施。2001年，欧洲委员会采纳了一项有关转基因食品标签与追踪管理的法案，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实行标识管理，对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实行代码跟踪管理。2002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法规，要求凡是含有1％以上转基因DNA或蛋白质的产品上市都必须实行许可和标签制度。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欧洲议会通过了新的转基因产品条例，取消了对转基因农产品贸易实行了5年的禁令。根据该条例，欧盟将简化和统一转基因产品的上市审批程序，有条件地允许转基因产品在其市场上销售，这是多年来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禁令首次有了松动，说明欧洲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态度有所变化。

以下是美国转基因田间试验的数据：

美国是目前转基因植物研发、田间试验及商业化应用最多的国家之一。2005 年，美国批准进入田间试验的转基因植物900有余例，其中比例最高的分别是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和改善产品品质转基因植物，进入田间试验的转基因抗除草剂植物共有221例，而改善产品品质转基因植物则达到254例，包括改变植物油份含量、油份组成、脂肪酸组成，改变蛋白含量、改变氨基酸组成、增加特定氨基酸（如赖氨酸）含量，改变糖份，增加淀粉含量、改变淀粉代谢，改良果实品质，提高动物饲喂品质，改变开花习性、改变花色等。另外，抗病转基因作物共58例。
从1985年到2006年，美国共接受了1101项转基因田间试验的申请，获得批准的共1029项。在其中的336项转基因烟草田间试验申请中，获批了300项；847项转基因马铃薯田间试验申请，获批了769项；其中，昆虫抗性的申请为348 项，真菌抗性的申请为108项，细菌抗性的申请为38项，线虫抗性的申请 1项，病毒抗性的申请为318项，除草剂抗性的申请为81项，产品质量改变的申请有224项，农艺性状改变的申请有6项，其他性状为14项。马铃薯中未见生产药物蛋白方面的申请。
美国从1986年到2006年共接受了256项转基因油菜田间试验的申请，获批了232项。其中产品质量改变的申请最多，达 103项，抗除草剂的申请有89项，昆虫抗性的申请有28项，抗真菌的申请有4项，农艺性状改变的申请有47项，其它性状改变的申请有7项。
从1989年到2006年美国共接受了347项转基因苜蓿田间试验的申请，获批334项。其中除草剂抗性的申请为301项，产品质量相关方面的申请为19项，1项真菌抗性，8项病毒抗性，2项昆虫抗性，4项农艺相关性状，11项其他性状。
从 1990 年到2006 年美国共接受了250项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申请，获批了222项。
美国从1993年到2006年共接受了187项转基因草田间试验申请，获批了 187 项。
从1991年到2006年美国共接受了28项转基因番木瓜田间试验申请，获批了25项。
八、结语
当20世纪在动荡中走向它的终点，21 世纪的曙光在地平线上升起之时，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及粮食匮乏的危机仍然摆在人们面前，现今全球范围内，每年新增8600万人，每天却有4000人死于饥饿。据推测，至2025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0亿，新增加的大部分人口主要将来自发展中国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Norman Borlang认为，届时要想满足全球的粮食需求，粮食产量就必须比1990年增长80%。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我们生存空间的限制，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粮食作物的单产，而这必须依靠转基因作物来完成。

全球50％的最贫困人口是资源贫乏的小型农民，另有20％完全没有土地。他们都以农业为生，转基因作物因其特点，可作为提高资源贫乏小型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从而有助于直接减少最贫困人口的数量。在第一个10年期间，转基因作物已经初步增加了广大小型农民的收入，并且必将在第二个10年期间对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和未来可持续性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1SAAA于2007年1月发表的报告，随着转基因作物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普及，随着具有更多特性的转基因作物不断出现，转基因作物的未来十分光明。至2015年，全球转基因作物预计将推广至40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预计将增长至2000万，种植面积预计将增长至 2 亿公顷。具有抗旱特性的转基因作物已于2011年7月进入环境监测试验阶段，这将使得遭受干旱之苦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提高作物生产能力，利用生物技术来促进第一代食品/饲料作物和第二代能源作物的生产，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转基因作物对于联合国提出的到2015年实现全球贫困人口下降50 %的新千年发展目标的初期贡献虽然不大，但是在2006～2015年间必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转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必将成为21世纪粮食危机的重要突破。利用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克服土壤（盐碱地、沙漠或害虫带来的不能生产、减产问题，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转基因技术作为高新生物科技，其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而对于急需解决粮食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其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之间的贫富距，加速了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的安定。

2000年2月7日，以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Watson（得出DNA双螺旋模型于1962 年获诺贝尔物理奖）、Norman Borlaug（因创造了矮杆小麦于1970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等人为首的1000多位世界各国科学家公开发表了关于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指出：DNA 重组技术是改良生物安全有效的手段，将对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农业发展、人类健康和改进环境发挥重要作用；反对生物技术的人所说的转基因生物不如现在的食品安全是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拥有“基因专利”已成为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垄断生物技术产业的集中表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拥有全球70%以上的水稻基因专利，90%以上的玉米基因专利，80%以上的小麦基因和75%以上的棉花基因的专利。孟山都、杜邦等五大跨国公司利用其基因专利和品种，控制了国际种业市场70%的份额。因此，基因的知识产权之争是今后生物产业发展的焦点。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6:43:36

任何生命最终都会结束，虽然死亡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归宿，但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在人类历史中始终贯穿了对改善生命质量的努力和与死亡不懈抗争的内容，平均期望寿命（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以下简称平均寿命）也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逐渐提高。平均寿命是由粗死亡率（以下简称死亡率）直接决定的，导致人口死亡的原因主要有自然衰老、疾病、自然灾害、战争、饥荒以及意外事故等。

本文主要就20世纪中国人死亡率及平均寿命的巨变简述科学给予中国人的恩典。

人类平均寿命的变化
据历史资料记载及学者考证，中国人历代平均寿命为：夏商时期不超过18岁、周秦约为20岁、两汉22岁、唐代27岁、宋代30岁、清代33岁、民国35岁。中国人平均寿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过高和死亡年龄过低，在自然衰老导致死亡之前，大量的人口因各种原因过早地死亡。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早期人类的平均寿命主要是由食物因素决定的。当人们开始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之后，平均寿命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困扰人类的食物短缺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善。经过数千年的努力，人类平均寿命从不足20岁达到了35岁左右。虽然不同地区实现这一目标有先有后，但其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欧洲历史表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疾病成为了决定死亡率的首要因素，社会经济问题退居为次要因素。疾病在人口的死因构成中占有大部分比例，在死因顺位中也居于前列，人类面临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战胜疾病。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降低了人类死亡率并显著延长了平均寿命，如琴纳发明的种牛痘技术使19世纪瑞典等国的平均寿命从20～30岁跃升到40岁，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与普及使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0 岁左右。

20世纪前期，中医庇护下的惨状
据金陵大学1929～1931年的调查资料，全国部分农村人口死亡率为28‰，婴儿死亡率为156‰，平均寿命为34～35岁。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回顾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44～1949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1‰，平均寿命为39岁左右。汇总数据后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约为20～25‰，婴儿的死亡率高达200‰左右，平均寿命不到40岁，是当时世界上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有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较高是因为战争和饥荒，但统计学资料表明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据哈尔滨医科大学赵锦辉查阅的“关东州地区”生命统计资料，该地区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以上，1938年这一数据也超过80%，婴儿死亡率平均超过150‰，其它地区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便在战争或饥荒爆发的年份，战死或饿死也很少成为人口死因构成的主要因素。

“关东州地区”1938年生命统计资料显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类别是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和胃肠道疾病，如伤寒、痢疾、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产褥热、肺结核、腹泻等，传染病占死因的64%，慢性病占36%。河北某地1931～1933年资料显示，传染病占死因的46%，慢性病占45%，死因不明占9%。在死因顺位中居于前列的传染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与社会经济因素没有直接关系。现有的统计资料均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死亡率与战争和饥荒没有对应关系。

首当其冲的罪魁是传染病，以鼠疫（黑死病）为例，1911～1929年间，全国各地的鼠疫流行几乎没有间断过，死亡率极高，流行高峰期屡屡出现全家死绝、全村死光的惨况。中医面对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毫无办法，既没有理论上的病因解释也没有能够产生疗效的药物，甚至连预防的基本知识都不清楚。

天花也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爆发次数多、传播范围广。天花历来是令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从百姓到帝王均难以幸免。虽然中国人发现了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但并没有抑制住天花。因为人痘法常常引起强烈的人为发病和死亡，与感染天花的结果几乎相同，在预防意义上弊大于利，没有多少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预防未必能感染的疾病。人痘预防是人们在实践中观察得到的经验，更接近现代免疫学的思路，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中医历来认为天花病因在于胎毒。民间曾流传“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谚语，可见天花危害之猛烈和中医之无能。

霍乱在中国直到50年代仍是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霍乱是由病菌引起、由不洁饮食传染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患者剧烈腹泻、脱水甚至死亡，其发病快、传播广、致死率很高。霍乱在历史上多次爆发大流行，往往造成上千万人的死亡。此外还有结核、麻风等慢性传染病，虽然没有急性传染病那样发展迅速，但患者人数众多，流行范围很广。结核病以慢性消耗的方式使人体质虚弱，多种器官受损，死亡率相当高。30年代，全国4亿人口中有结核病患者2700万，每年有上百万人死于结核病。寄生虫病也是广泛流传的疾病，中医向来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以在中国广为流行的血吸虫病为例，中医仅仅注意到和水有关，误以为是水中有毒，称为水毒病或溪病。

中医最早认为疾病的原因是上天示罚、鬼神作祟，在治疗上采用了祈祷、祭祀和诅咒等方法。直至20世纪前期，中国民间还普遍认为疾病是因为触怒了上天和神灵，导致瘟神降临的结果，放鞭炮祛除邪气、醋熏法驱避瘟神、举办迎神赛会祈求神灵庇护等诸多风俗流传甚广。当然这些方法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效果。

此后中医又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即阴、阳、风、雨、晦、明，把病因归结为六种气候的变化。再其后又有“恶毒之气”、“毒病之气”、“疠气”、“乖戾之气”、“杂气”等诸多离不开“气”的解释。中医始终没有认识到微生物，不知道病原体、传染源和传染途径。陪伴了中国人2000年的中医，在治疗和预防传染病及寄生虫病方面完全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

在20世纪前50年间，随着现代医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挽救了大量中国人的生命。例如1910年在东北地区爆发的鼠疫，流行初期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在东三省传播。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马来西亚华裔伍连德受命承担了控制疫情的任务，曾在巴斯德研究所学习过细菌传染病知识的伍连德运用了现代医学的方法，采取火化尸体、大面积环境消毒、隔离患者等有效措施，切断了传染途径，在短时间内迅速遏制了这场无比凶险的疫情。

天花在中国的防治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充分暴露了打着传统和国粹旗号的中医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也揭示了政府失策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18世纪末英国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法预防天花，于19世纪初开始逐渐推广并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天花疫情每年大幅度减弱，如瑞典自引入牛痘法后20年间死于天花的人数从年1.5万降至11人，欧洲各国因天花死亡的人数均呈急剧下降的趋势。1805年牛痘法自澳门传入中国内地，显示出极佳的效果并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

然而势力强大的中医界面对牛痘的奇效不是接纳和推广，而是搞出了一套类似于“中西医结合”的歪理。《引种牛痘方书》云：牛痘“盖牛之物，其性属土，其气最厚。”、《引种牛痘法》云：“牛在畜属土，在卦属坤，土缓而和，其性顺也，啖百草能解诸毒，非如人饮食之患，七情之火。”、《引种保婴牛痘方书》曰：“种痘之法，首在认穴”，认为牛痘应从穴位而入，沿经络引胎毒外出。直至1935年出版的《痘科学》，仍然坚持小儿出生后服用延生方、兔红丸、太极丸等中药去胎毒。

牛痘法简单易行、百试百验，砸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饭碗，如把脉开方、种人痘、治瘢痕、药铺等等利益群体。中医界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理论是其生存的基础，坚持宣扬天花源自胎毒，顽固地以阴阳五行等歪理加以胡乱解释，宣称牛痘法不过是将胎毒引出而已。部分中医药从业者极力毁谤牛痘法，恐吓民众，甚至故意散布种牛痘必然重出天花的谎言，导致大量愚昧民众放弃种牛痘从而染上天花死亡。中医对现代医学的肆意曲解和造谣，严重迟滞了牛痘法的推广。

在天花的预防上，虽然牛痘法显示出百利无一害的效果，但却遭遇了中医强大势力的阻挠，天花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仍然是中国人生命中的魔咒。中医界置民族利益与民众健康于不顾，暴露出为一己私利的不仁与歹毒，其无耻和残忍与当今的中医骗子如出一辙。当时民众普遍愚钝不化也是原因之一，对传统怀有根深蒂固的盲从思想，不顾事实、不加思考。此外，政府不能以科学理念作为决策的依据，对中医采取了一味纵容的态度，也使中国人失去了迅速消灭天花的机会。使中医骗子得以在万众尸骨上大发横财。

反观日本，迅速认识到牛痘法的绝佳效果并加以普及，并由此萌发了坚决否定汉方医的理性思考。而中国却花费了15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其根源仅仅是中医界的行业利益，可见中医骗子的无耻与民众的愚昧已经达到了多么骇人的地步。回顾这一段讳莫至深的历史虽然是惨痛的，但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不得不在科学与传统、生命与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时，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仁爱美德究竟在哪里？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民众应该何去何从？

其它的传染病和慢性疾病也面临同样的境况，从《黄帝内经》到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中医的各种治疗方法和数万种中药均不能有效治疗和控制疾病的危害。由于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又面临中医界的巨大阻力，加之民智未开、政府失策，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依然处于高死亡、低寿命的阶段，这就是在中医庇护下的中国人的真实状况。与同时期全世界的数据对比也表明，现代医学在发达国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而中医与其它不发达国家的传统医学以及巫术的效果相差无几。

20世纪后期，科学赐予的恩典
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伴随着与传染病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斗争。18世纪末期以来，英国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法、法国学者叶尔辛（耶尔森）发现了鼠疫杆菌、德国医生科赫分离出了结核杆菌、法国医生卡尔麦特和介朗研制出防治结核病的免疫疫苗（卡介苗）、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成功提取链霉素，此后青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和四环素相继出现，新型的疫苗也不断被研究出来，各种传染病得到了迅速有效的控制，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20世纪50年代初，以传染病为主的各种疾病依然在中国肆虐，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疫情蔓延难以控制，以天花、鼠疫、流行性脑膜炎、疟疾、霍乱、血吸虫病等最为严重。据50年代调查，我国有12个省的346个县流行血吸虫病，全国血吸虫病人约1000万人，全国70%的县市有疟疾流行，疟疾发病数每年在3000万以上。结核病患病率及死亡率也很高，据部分地区统计，城市居民结核病患病率高达3～9%，死亡率达2.5%。

面对必须要摆脱的困境，政府自1950年起大力开展了防治疾病、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同年卫生部也发布了“种痘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条令。当年种痘4400万人，次年达到1.5亿人，天花得到了迅速控制。以上海为例，1951年1月种痘比例为11.5%，当月天花病例数958；8月种痘比例100%，当月病例数为零。在控制和消灭天花的过程中，全国统一采取了牛痘法，摒弃了中医的胎毒理论和数不清的偏方、秘方，仅仅用了10年时间，至1960年中国已没有发生自然传染的天花病例。但1963～1964年因民间中医接种人痘，天花在山西、内蒙古再次爆发，直至1966年才最终消灭了天花。

政府坚持了以现代医学为主的措施，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得到了坚决的执行，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以现代科学知识为指导原则，清理垃圾、治理环境、改善水的供应。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取得了显著成绩。天花、鼠疫、霍乱、回归热、斑疹伤寒及黑热病等被迅速消灭，白喉、百日咳、麻疹、灰髓炎等传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结核病疫情明显好转。传染病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到极低的水平，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自1950年开始推广以消毒灭菌为主要原则的新法接生，困扰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生育危险终于得到了解除。产褥热发病率急剧降低，产妇死亡率大大下降；新生儿因感染导致的死亡迅速减少，婴儿死亡率也迅速下降。婴儿死亡率从原来的200‰逐年下降，1954年为138.5‰，1958年为80.8‰，70年代为47‰，80年代为34‰，90年代为32.9‰，2000年为28.4‰，2005年为19‰。致病微生物的概念和知识使妇女和儿童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这是科学赐予中国人的恩典，简单的消毒措施挽救了难以计数的中国人。而数千年来中医都认为因生育所致的疾病是由于“风”的缘故，以至于今天还有坐月子紧闭门窗等一系列陋习。

寄生虫病的防治同样借助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寄生虫的生活史和感染途径被当做科普知识广泛宣传。当时也有中医参与并献宝献策，以血吸虫病为例，仅江苏某县一名中医就献方700多个，但这些药方无一例外地不能产生疗效，假如中医药方真的有效，血吸虫病也不会肆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了。

死亡率同时连年显著下降。1949年以前死亡率为 25. 00 ‰，1949年为20. 00‰，1957年为10.80‰，1965年为9.50‰，1970年为7.60‰，1980年为6. 34‰，1990年为6. 67‰，1998年为6.50 ‰。由于造成高死亡率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死因顺位逐渐后移并最终退出了前10位，2000年，中国人口死因传染病为1.25%，慢性病为86.50%，其它原因为12.25%，人口主要死因转变为慢性病。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增长，1957年达到57岁，1973年为63.6岁，1981年为67.90岁，1990年为68.60岁，2000年为71.40岁，2005年达73岁。

这一时期中国人生命质量的迅速改善完全是科学带来的福祉，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采取了坚决的科学措施，没有让中医界在这些紧要问题上胡乱纠缠。在这些立竿见影、迅速显效的事实面前，中医界灰头土脸、哑口无言，只好退守到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医界面对急性传染病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必须要警惕的是，近年来有中医界人士宣称中医药可以预防和治疗SARS甚至治疗艾滋病，这不过是上世纪中医界在天花问题上谋财害命的拙劣翻版，这种恶毒行径必须坚决予以驳斥和制止。

中医在数千年中一直未能显示出战胜疾病的作用，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可以推广的治疗方法。人们可以热爱传统，但更应该感谢科学。现在中医界往往以抗生素来攻击现代医学，抗生素固然不应该滥用，但这不是科学自身的错误。就如“911事件”一样，不是世贸中心的错误，更不是波音飞机的错误，以此作为否定科学的理由是何等的低级与无耻。如果没有抗生素，没有现代医学，中国人仍然会在中医的愚弄中挣扎于一百年前悲惨的境况。

回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人口死亡率、死因构成、死因顺位、平均寿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生命质量得以迅速改善。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以外，更加直接和显效迅速的是现代医学的广泛普及和先进医学成果的应用。中国人因为分享了人类的科学成果，平均寿命在短短几十年间提高了一倍，而上一次平均寿命翻倍（18～35岁）则用了约3000年的时间。

面对父母长寿、孩子健康的事实，对比不算遥远的历史，难道不应该向科学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吗？每一个诚实的、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认，科学赐予了中国人恩典，是科学守护了中国人的生命。

注：本文数据除文中指明外均来自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Mortality and burden of disease》。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6:40:39

作者：三思逍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们一般都把这句话中的适者自动代换成了强者，并毫不犹豫地认为弱肉强食就是生命世界中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然而，当巴斯德揭开了微生物和众多疾病之间关系的神秘面纱之后，生命世界中的适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抵御疾病的能力相关联。显然，某些细菌和病毒擅长把其他活的或死的生命体当作它们的食物，在进化过程中各种生命体演变出对付它们攻击的防御手段。而细菌们自然也演变出克服防御的手段，甚至利用生命体的防御办法来反防御——想想引起艾滋病的病毒。这种永无休止的、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极大地促进了生命世界的多样性，甚至成为生物学家解释生命世界为何会出现性别演化的基本理由之一。

人类是个极其好斗的物种，有史以来有记录的战争不可胜数，然而据历史和医学专家估计，和死于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的人数相比，死于人类之间自相残杀的人数至少低一个数量级。更进一步地说，大型战争中死于瘟疫和非致命伤口致命感染的士兵人数，也比直接战死沙场的人数也要多得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个显著的例外，而将死亡比例扭转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有人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具有革命性影响的事物有：原子弹、青霉素和计算机等等，这样的清单有许多，但无论是谁来总结，没人会忘记青霉素。事实上，在许多医学史专家看来，青霉素进入药典，才真正标志着现代医学的正式诞生，即便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拥有了狂犬病疫苗。毕竟抗生素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医学现在第一次真的有能力，把人类从适者生存最大的一个沙场上解救出来。

青霉素传奇

关于弗莱明如何发现青霉素的半神话故事，可能每一个高中生都已经知道了。1928年9月3号，度假归来的弗莱明，刚进实验室，其前任助手普利斯来串门，寒暄中问弗莱明最近在做什么，于是弗莱明顺手拿起一个培养基，准备给他解释时，发现培养基边缘有一块因溶菌而显示出的惨白色。对这个发现的探索成果，于1930年6月发表，正是这篇论文使弗莱明获诺贝尔奖。许多人羡慕弗莱明的好运，然而，青霉素远不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甚至弗莱明也并不是第一个发现青霉菌拥有抗菌能力的科学家，这一切得从微生物的颉颃现象说起。

自巴斯德等人开创微生物学之后，微生物彼此之间在生长上相互对抗（颉颃）的现象就被各国学者陆续发现并报道。罗伯茨是第一个发现颉颃现象并报道的微生物学家，1874年，论文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报》上。他不仅发现真菌的生长常常能抑制细菌的生长，并且在这篇论文中他已经谈到青霉菌对细菌生长的影响。1876年，廷德尔在广泛研究霉菌和细菌相互影响的论文中，再次报道了青霉菌溶解细菌的现象，并总结发现霉菌和细菌之间的生存竞争中，霉菌通常是胜利者。

1885年，巴比斯和科尼尔开创了交叉划线技术以便研究细菌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技术为理解颉颃现象提供了更好的实验基础，弗莱明也是利用这一技术确认了青霉素的存在。1887年，加雷利用这一技术率先发现，铜绿假单胞杆菌可以产生并分泌某种可扩散的“毒素”，它能够抑制包括葡萄球菌在内的各种细菌的生长。这篇报道掀起了一个研究铜绿假单胞杆菌毒素的小风潮，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出现了研究这种毒素的大量论文，而能对抗微生物的化学物质也开始被称为抗生素。在这些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埃默里奇和洛在1899年发表的论文，他们证明利用假单胞杆菌的无细胞提取物局部治疗伤口感染，可取得较好的效果。这可能是医学史上第一个，主动应用抗生素治疗感染的临床实验研究了。有识之士，对这样的研究中潜在的巨大医学价值所激励，各式各样的青霉菌菌株和铜绿单胞杆菌成了引人注目的研究对象，并对它们用于治疗疾病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价。他们发现并证明了微生物间颉颃现象大量存在，并且也证实在一些情况下，这种作用是由可扩散的抗生素所引起。

虽然人们认识到了微生物的颉颃作用，然而受到当时分离纯化实验技术的限制，抗生素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912年，微生物学家才从某种真菌中分离出了曲酸，1920年至1929年仅有格兰泰和帕斯则发现了放线菌素，威瑞德和斯特朗克则发现了绿脓菌素。然而这些抗生素要么效力不高或毒性较大，并无大的实用价值，因此它们的发现都未引起多大的反响。即便弗莱明所发现的青霉素，在当时也并不为他自己和人们所重视。首先青霉素不稳定难于纯化，其次弗莱明还发现葡萄球菌，最常见的引起感染性疾病的细菌之一，可快速的对青霉素产生抗性，更糟糕的是他还发现青霉素对豚鼠这种实验动物具有致死性，因为这些原因弗莱明后来放弃了对青霉素的进一步研究。

当然除了微生物以外，很多生物也能合成并分泌对抗细菌生长的物质，某些青蛙能合成一种物质防只细菌在它湿润的皮肤上过度生长，事实上我们也能通过汗腺等分泌一种酶溶解某些种类的细菌，这就是弗莱明此前发现的溶菌酶，遗憾的是溶菌酶所对抗的细菌在医学上价值不大。

青霉素的真正伯乐也许该算是钱恩，他从希特勒的迫害下逃出来，在牛津研究溶菌酶，惊讶的发现弗莱明不仅还活着，并且还研究了另一种同样能对抗微生物的物质——青霉素。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家，钱恩对微生物学了解不多，通过青霉素，他对当时发现的由其他霉菌所分泌的种种抗生素的文献进行了调研，最后认定青霉素具有巨大的医学潜力。

因此他申请将研究领域从溶菌酶转到青霉素的分离纯化。到二战开始时，他已经得到几毫克较纯的可用于肌肉注射的青霉素。这时，牛津附近一家医院中的一个警察患者，发生了急性葡萄球菌血液中毒，这个病在当时必死无疑，而且死亡速度很快。经过青霉素治疗后，病人病情得到极大缓解，所有人都认为奇迹即将出现，但不幸的是青霉素的量实在太少，即便病人尿液中的青霉素，都被再次分离回收利用，病人最终还是死于血液中卷土重来的葡萄球菌。

虽然悲剧最终没有被阻止，但大多数人通过这次治疗，都认识到了青霉素的价值，也让钱恩坚定了青霉素可以创造医学奇迹的信念。也许，我们应该感谢的是，这位病人对青霉素没有严重过敏，否则钱恩绝没有勇气去美国，游说大规模投资青霉素的生产。其后由英美科学家合作展开的青霉素批量生产的攻关小组成立，并最终实现了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至于因青霉素而展开的一系列保密战、间谍战等等足够拍摄一部比007还007的电影。

抗生素时代
如果说青霉素传奇中充满了偶然、机遇和幸运这些词汇，那么瓦克斯曼就是一个让人扫兴的家伙，一个传奇的敌人。当青霉素在二十世纪40年代峥嵘初露的时候，他于1942年，首先精确的定义了抗生素的概念，将之用于专指来自于微生物在代谢中产生的，具有抑制它种微生物生长和活动甚至杀灭它种微生物的性能的化学物质。这样就将溶菌酶以及大肠杆菌素这样的物质排出在了抗生素的范围以外。为寻找和研究抗生素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讨论基础。

然后，他和他的学生开始了抗生素的暴力搜索，将目光锁定在土壤中的万千微生物之中，他坚信抗生素是微生物彼此大战中的化学武器，土壤中一定存在多种能够制造各种抗生素的霉菌，正是因为这些抗生素的存在，才极大的抑制了各种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筛查了近万种微生物后，1944年，他发现了一种新抗生素-链霉素，它由灰色链霉菌产生的。很有意思的是，链霉素是青霉素的非常理想的伙伴。青霉素可杀灭革兰氏阳性菌，而瓦克斯曼发现的链霉素则作用于革兰氏阴性菌以及青霉素无效的分枝杆菌。由于已经有了青霉素的生产经验和设备，链霉素很快即能大量生产，迅速成为抗生素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大名鼎鼎的肺结核正是由分枝杆菌引起，链霉素的发现直接导致结核病治疗的革命，让刚刚兴起的大型外科肺部分切除的肺结核专科治疗医院损失惨重无疾而终。

瓦克斯曼的成功，让众多大制药公司开始了一场土壤淘金旋风，由此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抗生素制药工业。在短短的二十年之间，今日大家熟悉的各种抗生素陆续登场，金霉素(1947),氯霉素(1948)、土霉素(1950)、制霉菌素(1950)、红霉素(1952)、卡那霉素（1958）等等。这些抗生素的间世，使各种细菌性疾病及立克次体病得以成功的治疗，使人类平均寿命显著延长。

当全世界的土壤几乎被制药公司翻了一个遍之后，1958年，谢汉开始了人工改造青霉素之路，得到6-氨基青霉烷酸，这个重要的中间体。通过给6-氨基青霉烷酸增加不同的侧链基团，可以获得各种不同的半合成青霉素。由此制药工业可以开发一个抗生素家系，而通过对抗生素进行人工改造可以增加药物效果、稳定性甚至还能扩大抗菌谱。半合成抗生素中最著名当数头孢家族，1961年，Abraham从头孢霉菌代谢产物中发现了头孢菌素C。加上不同侧链后，成功地合成许多高活力的半合成头孢菌素。由此产生了头孢x代这样的称呼。人类的健康史由此挺进了因公共卫生和抗生素带来的黄金时代，公共卫生和抗生素的结合，使传染病的死亡率下降极快，以致1969年美国卫生总监甚至认为现在是“可以把关于传染病的书收起来的时候了”。

红色皇后原则

医学史家喜欢把抗生素大量使用前的时代，称为黑暗时代，那时候可以轻易致人于死地的，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众多。然而，今天有人已经开始警告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如果我们还像败家子般肆意“挥霍”抗生素的话，重返黑暗时代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今日的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如果使用最初发现的青霉素来治疗，治愈率将会下降到1%，换句话说最基本的青霉素，事实上已经彻底的失去了从前传奇般的疗效。现在的葡萄球菌早已获得了对抗青霉素的能力。其实青霉素应用不到十年，细菌对青霉素的抗性就开始迅速增长，让有识之士感到恐慌。半合成抗生素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应对青霉素危机的无奈之举。

各种因细菌导致的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已经有卷土重来的趋势，其中肺结核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就美国纽约结核病人统计数据而言，三分之一以上的结核病人是由抗一种抗生素的抗药性结核菌所致，抗两种或两种以上抗生素在新病例中占3％。如果你感染的是多抗药性结核菌，那么你只有50％的生存希望，这已经与抗生素发现前的状况相一致。美国曾经希望在2010年彻底消灭结核病，然而现在的现状则是发病率的逐年攀升。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期，瓦克斯曼坚信土壤中充满了抗生素的时候，只是个纯粹的臆测。如今土壤中恐怕已经真的充满了抗生素。青霉素取得的巨大成功，让人们慷慨的将抗生素这样的利器四处挥洒，不仅在疾病的治疗上，各大养殖场为了预防假想中的各种感染，将抗生素直接加入饲料中等等诸如此类。无论你是否愿意我们食用的肉蛋禽奶中都含有微量的抗生素，我们在不断的毫无必要的杀死众多敏感菌。然而，除了天花可以算被人类灭绝了以外，其他各种可致人于死地的微生物，没有哪一种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伴随着抗生素滥用的现实是，我们帮那些因为突变或者其他好运，获得对抗抗生素能力的细菌个体获取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它们迅速的填补了对敏感细菌死后留下的生存空间。我们给自己培养了越来越强大的敌人，万古霉素曾经被认为是终极抗生素，然而能够对抗万古霉素的细菌也已经出现。

在《红色皇后》一书中有句名言，“你只有不停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自青霉素大规模投入临床应用以后，人类和微生物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我们还能在多长时间里保持优势，已经是个严峻的问题，但我想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平均寿命四十岁甚至更短的黑暗时代。要想保持优势，除了开发新的抗生素以外，加强抗生素的监管力度，医疗系统合理使用抗生素，是当前许多国际组织向各个国家呼吁的重点。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6:38:11

给全市新招人员做岗前培训，给定的题目是《关注亚健康》。我开场白就表明，我是不认可“亚健康”这个概念的，通过我的讲课，正本清源，使听者从此不再关注亚健康，我就很满足了。

一、什么是健康？
从字义上溯源，健康一词最早是“伉健”。《汉书·宣帝纪》：“秋，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鋭卒，选郡国吏三百石（三百石：汉官秩）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说文》：“健，伉也”；《增韻》：“健，强有力也”；“伉”除了强健，还有高大的意思：“乃立皋门,皋门有伉”（《诗.大雅》）。“伉”“健”二字通假，连起来约等于现在“肌肉男”、“高大威猛”的意思，这是“健康”的最低层次。英文health一词与holly（神圣）同源，本意是指健全，完整。这个意思境界就高多了，健康首先是组织结构的完整，然后还有功能、情感、道德等的“完整”，与现代“健康”的概念完全相容。从字义上，中输给了西。

自古以来，健康总是对应于疾病而存在的概念。在医学还没有产生之前，或者还处在原始本能医学的时期，人类在疾病面前完全是听天由命的(中医粉丝们可怜的智力无法理解，在没有中医的几百万年间，人类包括中华民族始祖们居然也繁衍生存下来了)。与医学相比，生产方式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要大得多。从狩猎和采集进化到农业，被驯化动物带来大量人畜共患病（人狗共患病65种，人猪42种……），永久性定居为疾病传播和病原体的大量繁殖带来便利，人类面临的疾病谱大大增加。这一漫长时期，人类对疾病和健康一无所知，不得不把健康和疾病都归于神灵所赐，是为原始健康观。

当生产力更进一步后，有人比如泰勒斯，吃饱了闲着开始“仰望星空”，由此产生自然哲学，以及自然哲学健康观。在中国，健康被认为是体内阴阳平衡的结果；在古印度，是气、胆、痰的精密平衡；在古希腊，则是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的平衡。各民族传统医学五花八门的这些理论本质上都主要是古人“思辨”的结果，疾病和健康被抽象化、符号化，虽然离真相还相差甚远，人类总体健康状况并无根本改善，平均期望寿命世界各民族都只有30岁左右，但总算从对神和巫的绝对恐惧中解脱出来。

文艺复兴以后，由于解剖学、胚胎学，尤其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形成机械健康观。在物理医学派（笛卡尔为代表）看来，身体就是一部大机器：胃是碾磨机，心脏是吸筒，胸廓是风箱，发热是血球摩擦。在化学医学派看来，生命活动无非是发酵，甚至是一种“灵气”的蒸馏作用。物理、化学医学派得出的结论虽然也多有荒谬，但其所采用的观察实验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开启了用科学方法研究医学的大门。除了中医外，“仰望星空”式的哲学玄想从此退出医学研究的舞台。尽管如此，生命似乎并不简单是物理定律和化学反应的叠加。

进入十九世纪，由于细胞学、微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进化论等生物学理论的爆炸性进展，医学获得空前进步，人类试图对自身进行彻底的生物学解读，形成生物医学健康观。这种健康观尚美中不足的是忽视了人的心理和社会属性，这种“忽视”很快就被现代医学所认识。

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O．L．Eng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首次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1978年，WHO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健康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成为现代健康概念的经典定义。新的医学模式实际上是生物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和必然结果。由于生物医学的伟大贡献，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疾病与死因结构，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原因不再是可怕的“瘟疫”（传染病），而让位于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非传染性疾病，因此日益凸显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人类只有摆脱瘟疫的威胁，关注心理健康才有意义。可以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瓜熟蒂落，而不是对生物医学的否定。

1989年，WHO对健康概念再作补充，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外，加上了道德健康，从而形成现代健康概念的四维结构。健康的概念至此似乎变得丰满而完备，但我窃以为，加上道德健康是画蛇添足。试想一个人如果身体心理社会适应都非常良好，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道德有所欠缺的人（除了圣人，谁又敢说自己的道德没有欠缺呢），似乎不必因此说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健康的四维实在是一个理想状态，死扣标准，世上无完人。生理健康指的是生理结构完整，生理功能正常。仅就结构而言，大到器官组织，小至基因分子，任谁也不可能百分百的“完整”，不要说功能了。心理和社会适应更是一个相对概念，实无法做出客观的判定。道德有强烈的阶级性、民族性、宗教性，从来就没有统一标准，然而，1990年，WHO还是就道德给出了定义：“不能损害他人利益来满足自己需要，能按照社会认可的道德行为来约束自己，并支配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具有辨别真伪、善恶、荣辱、是非的观念和能力。”其所谓“社会认可的道德行为”无非是大多数人的行为，必然含有对少数人利益的道德绑架，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国外有研究发现，屡犯贪污受贿者易患心脏病、癌症、脑出血等，并且寿命较短。这种研究大约只适合在道德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若在我国，那些贪官们心理素质之佳，生活质量之高，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也不是不可能：不贪污受贿的官员反而易患疾病寿命短。

严格按WHO的定义判断，世上根本没有健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个人觉得，健康不是一个可以客观判定的状态，它也许可以理解成“幸福”那样的概念，只是一种自我的感觉罢了，在四维中心理的健康才是决定性的，它可以弥补其他三维的不足。像刘伟那样的达人，虽然失去双下肢，能有“要么赶紧去死，要么精彩地活着”的心态，给人以无比“健康”的感觉，其“健康度”足以让众多“健康”的看客们自愧不如。所以我以为，健康不是像疾病一样，可以由医生来做出精确的诊断；它更是一种自我判定。即使我少了一根手指，即使我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即使我干了点小坏事，只要我自己觉得我健康，那就行了。

二、亚健康的真相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苏联N．布赫曼(Berkman)提出在疾病与健康之间存在一种“第三状态”。这一模糊概念刺激了青岛医学院一位中医教授叫王育学的灵感，他于90年代中期创造了“亚健康”一词（据说当时他只是一家健康杂志的编辑）；1996年1月，对伪科学有浓厚兴趣的《健康报》开辟了“亚健康学术探讨”专栏；同年5月12日，中国药学会在北京召开“亚健康学术研讨会”，确定“亚健康状态”的名称；1998年“第2届亚健康学术研讨会”给亚健康状态取了个英文名“sub-healthy states”，这是一个专供中国中医意淫的英文名儿，因为以此为关键词在外文数据库中搜索不到一篇文章。从此，“亚健康”一词就像“治未病”一样，以其无比的模糊性无比体贴地迎合了广大中医乐于忽悠的心理。

简单的文献检索可以说明问题，中文期刊网上关于亚健康的论文有1500篇左右，期刊档次都非常低，基本是《中国社区医师》《中国疗养医学》《中国健康月刊》《**中医药大学学报》等上不了学术台面的杂志，90%以上是中医写的。在著名的PubMed上用sub-health 检索，不到10篇文章，并且其谈论的都是亚健康研究机构，没有一篇谈论亚健康本身。显然，“亚健康”这个非名老中医一时灵感而创造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对其进行的“研究”完全是中医自己的瞎折腾。

中医创造出“亚健康”这个概念后如获至宝，拍脑袋自拟标准，煞有介事的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论是，中国人群健康者15%，疾病者15%，亚健康者70%。现代中医已经无耻到连“未病”都要治一番宰一刀，不要说“亚健康”了，这大概是中医热衷于亚健康的唯一本质原因。

关于亚健康，迄今也没有“诊断标准”，只有众说纷纭的各种归纳，这些经验的归纳是否也有一些合理之处呢？我们知道，中医除了装神弄鬼的“辨证”外，对于严格的疾病诊断完全依赖于西医，他们对亚健康的诊断学症状学的归纳充分体现了缺乏科学训练的江湖医生本质。比如，有人归纳了亚健康的十种“典型”症状：心病不安，惊悸少眠；汗出津津，经常感冒；舌赤苔垢，口苦便燥；面色有滞，目围灰暗；四肢发胀，目下卧蚕；指甲成像，变化异常；潮前胸胀，乳生结节；口吐粘物，呃逆胀满；体温异常，倦怠无力；视力模糊，头胀头疼等。所谓亚健康应该是尚未到疾病的程度，而这十组症状每一组都强烈提示有病而不是未病，每一组都可以提出几个需要鉴别的疾病来，比如第一组“心病不安，惊悸少眠”，至少要考虑心脏病、甲亢和神经官能症等疾病；“体温异常，倦怠无力”则提出一百种疾病来鉴别也不必奇怪。把这十组症状列为亚健康的“典型症状”是没有丝毫临床思维训练的无脑人拍脑袋的产物。

亚健康的诊断是基于有症状而无阳性检查结果而做出的，这种判断容易导致诸多误解。一是有症状，在医师经验不足或检查水平低下时，容易误诊。比如“视力模糊，头胀头疼”当然可能仅仅是休息不好，但是，也完全可能是青光眼，甚至可能是颅内肿瘤。头脑简单只知道亚健康的中医，或者没有相应设备检查，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误诊。其次，诸多严重疾病的早期并没有症状，连亚健康也称不上，但严重性非同小可，比如肝癌早期，可以通过高危人群的健康体检或筛查来发现，要是不幸碰到中医给戴个亚健康的帽子肯定就废了。

当你有症状而被中医诊断为亚健康，有两种可能：你其实是功能性疾病，被过度治疗；你有超出中医诊断能力的严重疾病，被延误治疗。当你无症状而被中医判断为健康或亚健康，也有两种可能：他们要为你“治未病”；你可能有隐匿很深的远远超出中医诊断能力的疾病。关注亚健康，除了使你更加容易被忽悠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thankstoyilin · 发表于 2012-1-18 16:24:08

农业上转基因作物（GMOs）的历史在有记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万年前史前农民就已经从他们驯化的农作物中选择更高产的庄稼和种子。

20世纪最后25年所发生的改变是科学家们开始在单独基因水平上选择高产性状并且控制农作物中的基因定位。

对基因的科学研究始于1860年代，当时奥地利僧侣Gregor Mendel系统地进行了豌豆的杂交。他引入了“基因”这一概念来作为遗传的单位。1868年，德国化学家Friedrich Meischer发现了现在被我们成为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物质。不过当时人们认为从化学上讲DNA太简单，不可能携带大量的遗传信息来产生自然界中如此众多的参差多态。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蛋白质才是遗传的基础。

1944年，Oswald Avery意识到DNA或许是分子信息的真正携带者，他的这一发现在1952年得到证实。不到一年，在1953年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打开了遗传工程的大门。

理解四种碱基的不同序列如何制造出可以表达遗传差异的蛋白质是一个方面，但精确“制造”出新的碱基序列以产生人们期望的性状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这就是研究基因修饰生物（转基因，GMOs）的科学。

基因剪接技术可追溯到1972年。Stanley Cohen和Herbert Boyer在那一年研究出一种可以在特定位置化学切割和拼接DNA的技术。Boyer利用一种酶将表达某种特定蛋白质的遗传密码切割下来并黏附到另一段DNA上，Cohen则将这些DNA序列引入到细菌和酵母细胞中。两位科学家利用这些微生物来生产激素。1976年他们创立一家名为Genentech的新公司，他们将人类制造胰岛素的基因引入到细菌中，这些细菌开始制造出胰岛素。接着他们又开始制造人类生长激素，HGH被用来使侏儒儿童长到正常人的身高。在基因修饰技术发明之前，这种激素只能从人类死尸上提取。

2009年，瑞士制药公司Roche以4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Genentech公司。

基因剪接技术自1990年开始应用到食品行业，那一年FDA批准了一种新的转基因凝乳酶的安全性。凝乳酶可以使牛奶凝固形成凝乳和乳清，这是制造奶酪和其它乳制品的原料。制药巨头Pfizer从牛犊胃中分离出制造凝乳酶的基因并将其引入到细菌中。

到1995年，美国本土生产的67%的奶酪制品所使用的凝乳酶是来自于转基因细菌制造的。

1994年Monsanto（孟山都）利用转基因细菌制造出一种牛生长激素（BGH），奶农可以将这种激素注射到奶牛身上以提高产奶量。批评者们担心这种激素会进入牛奶中并且可能对奶牛有危害。不过绝大多数的公众以及奶农已经接受了BGH。

Bt农作物。下一步利用转基因技术来增加食品产量的目标转到了植物，和细菌薄薄的细胞壁不同，植物的细胞壁既厚又硬。1976年华盛顿大学的农业科学家们发现一种细小环状的被称为质体的DNA分子可以将其自身插入植物细胞的细胞核并导致肿瘤。

人们还发现可以利用酶来使植物细胞变得多孔而容易进入。到1983年，两所大学以及种子巨头Monsanto的科学家们已经找到办法来去除质体中的有害基因、将人们希望的基因插入质体中并将其引入到植物细胞中，接下来质体可以自己进入植物细胞核中。

这些技术打开了遗传工程的闸门，使得Bt作物、抗草甘膦作物以及其它转基因作物获得了极大发展。

在美国，大多数主要农业州里转基因作物已经取代了传统农作物。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的资料，到2008年，美国国内种植的大豆有92%是转基因品种，其中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和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是种植比例最高的两个州，都达到97%。

2008年转基因玉米的种植比例也有80%。再一次地中西部经验丰富的农民是先行者。内布拉斯加州转基因玉米种植比例达到86%而南达科他州则以95%的比例高居首位。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转基因作物感到兴奋。特别明显的是一些欧盟国家禁止进口转基因作物。

Troy Otte（下图左）是那些毫不担心转基因作物可能有潜在危害的农民之一。他相信转基因技术可以极大提高玉米产量，目前玉米的平均产量是每英亩150蒲式耳。“我们可以期望玉米产量可以达到300蒲式耳，”他说，“这一产量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大家都在说生物技术时代将会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时代。”

Don Lee教授（下图右）说基因工程师们所做的事情仅仅是传统植物育种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育种者一直是被资本利益所驱动，现在也不例外。如果育种者想要解决某些问题，比如提高疾病抵抗力，他们需要遗传多样性，”他说，“利用基因工程，你可以从任何品种中提取出一个基因并将其整合到植物已有的遗传信息分子中去。这样，你就在增加遗传多样性。”

尽管对于转基因作物有各种忧虑，但是很明显的是未来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转基因作物，而是如何管理转基因作物。

原文： http://www.livinghistoryfarm.org/farminginthe70s/crops_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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