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六十年代 （ZT）

binfeng2000

生于60年代

一批横跨40岁到49岁的人；

一批有点高傲有点自卑的人；

一批有过崇高理想的人；

一批喜欢怀旧的人；

一批开始祭奠青春的人；



生于60年代，是最后一拨这样的人：

是最后一批过六一节，必须统一穿着白衬衫、蓝长裤的人；

是最后一批玩弹弓铁环玻璃珠的人；

是最后一批看过黑白小人书的人；

是最后一批看了山口百慧的《血疑》，天天查看自己手臂上有无红点、担心自己也得白血病的人；

是最后一批还曾为费翔意乱情迷，深深同情他白白地担了大兴安岭火灾罪责的人；

是最后一批相信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



生于60年代，我们感受了70年代的那种英雄理想主义色彩，但不再盲目；

生于60年代，我们包容了70年代的个性追求，却并不喧哗；

生于60年代，我们全程经历了始于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是理想兼顾现实的一代，也将会是是痛并快乐着的一代；



生于60年代，我们见证了许多：

台湾校园歌曲来了：邓丽君小虎队王杰郑智化，一首首优美的歌曲耳熟能详；

香港电影来了：四大天王成龙周润发，一个个血胆英雄成为偶像；

霹雳舞来了喇叭裤来了；

世界改变着我们，把我们从少年少女变成了人父人母；



生于60年代，我们经历了许多：

经历了一代伟人朱毛周的离去；

经历了四人帮垮台；

经历了女排三连冠；

经历了89年学生运动；

经历了富人越来越多，梦想越来越远；

于是，60年代的人有了很多无奈：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正在原始阶段；

当我们需要读书的时候，赶上了始无前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是不要自己交钱的；

当我们大学时候，上大学不仅不缴费，还有足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费用和冬衣补助；

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统一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到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

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单位分配的；

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

当我们需要生育的时候，国家只让生一个；

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

当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

当我们教育子女的时候，碰上了会说“外星文”的90后；

当我们需要人照顾的时候，碰上了只会让人照顾的90后。

我说：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

我说：我想买车。结果油价涨了。

我说：我想买点肉吃。结果猪价涨了。

于是我说：那我吃方便面总可以了吧？！结果方便面也涨价了；

那我只好成佛，佛祖说：你终于得道了！



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勾起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年发福的老一辈；

20多年前我们曾怀想：

20年后，我们的生活不知有多么的美好；

曾经的美妙梦想，如今早已烟消云散，又有多少惆怅在心头?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大的有四十九，小的有四十。


    上学都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

    当时我们的主课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比起现在孩子的重磅“zhayao包”来，轻松多了。

    我们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

       六十年代的人从小就懂得憎爱分明。

    在“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们背诵着毛主席的教导“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

    我们从小就熟知自己的家史，与刘文彩之类的大恶霸不共戴天。我们心灵深处充满着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旧社会的无比痛恨。 ?

    那时候学习的榜样是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和欧阳海，是刘文学、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 ?

    那时候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电影只能看到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

    记得当时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使得多少善良的中国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没有理由不使我们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全世界那三分之二依然饱受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者而感到难过和不安。

    国产电影自然是以八大样板戏为主，那精妙的配乐、经典的道白和夸张的舞美，使人至今仍然难以释怀。

    后来有了《决裂》、《春苗》、《战洪图》、《红雨》等一批带有强烈左的色彩的政治电影。

    国家大事主要是通过有线广播和极少数的收音机进行传播，另外，就是《新闻简报》。

    每当看到已显虚弱、苍老的毛主席无声地出现在银幕上会见外宾的时候，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拍着巴掌，为自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默默祝福。 ?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大都记得难忘的1976年。三颗巨星陨落，一年之中我们同全中国亿万人民一样，经历了三位领袖逝世带来的无限悲痛，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金色十月的无比喜悦。我们搭起防震棚，在低矮的窝棚里写作业；我们为毛主席戴黑纱，哭得声嘶力竭；我们举起标语小红旗，上街游行，欢呼打倒王张江姚…… ?

    天亮了，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那时候，李光曦演唱的一首《祝酒歌》最能表达这种喜悦的感情。 ?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大会的召开，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郭老那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无数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华罗庚、陈景润的事迹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学子们发愤读书，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世纪末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刻苦攻关。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的一首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成为了我们奋发向上的动力。

    没有人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在短短的二十年里，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的写上一笔。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出山，被历史地推上了政治舞台。他的复出，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 ?

    一时间，八块样板戏不演了，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听不见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间受害，生离死别和描写美好爱情的电影诞生了。《海外赤子》、《归心似箭》、《爱情啊你姓什么》、《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小花》、《戴手铐的旅客》、《等到满山红叶时》、《第二次握手》、《红牡丹》、《庐山恋》等等等等。

    有电影，就必然有插曲。那时候的电影插曲实在是美，每每想起或唱起，就心潮起伏，情绪激荡，李谷一也成了我们梦中的歌神…… ?

    那时候高跟鞋、“飞机头”、喇叭裤、摇摆舞被普遍视为叛逆和异端。

    邓丽君等港台歌手的所谓靡靡之音还被斥之以黄色歌曲。

    那时的文坛出现了一种“伤痕文学”，主要是讨伐“十年动乱”对人性的扭曲。文化艺术又一次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国产的《敌营十八年》、日本的《血疑》、《命运》、《排球女将》、英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电视连续剧热。

    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第一次颠覆了我们对英雄人物的理解。

    电影《少林寺》产生的轰动效应，使街上一下子出现了无数个光头觉远。

    那港台的武打录像片充斥着一间间低矮简陋的录像厅。

    单田芳、刘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杨家将》、《岳飞传》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时的一本叫作《武林》的杂志，创造了全中国期刊订阅、零售之最。

    香港电视连续剧在大陆异常火爆，尤以《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人在旅途》等为代表。 ?

    文化生活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

    以前凭票、卡供应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已不再紧张，人们的着装也逐渐从千篇一律的灰、蓝、黄而变得亮丽多彩。姑娘出嫁的条件，已成为“三十六条腿”和双卡录音机、双缸洗衣机和一台黑白电视机了。 ?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也有幸成了最后一批能够全部看完历届“春节文艺晚会”的人。也正是从那时起，“春晚”便替代新衣、鞭炮，成了我们每年除夕的热盼。

    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等等，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

    董文华的一曲《十五的月亮》，唱响了讴歌最可爱的人，这一新时期最响亮的主旋律，对越反击战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

    …… ?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如今大都已经步入中年之旅，成了单位和社会的中坚。

    往事如过眼烟云，不同的经历造就了我们同前人、后人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和处世原则。

    回忆过去，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

    回忆过去，会使我们在观照历史的同时，寻找出更符合于我们时代特征的精神和境界，使我们更加为生于六十年代骄傲和自豪。

张雁

怀旧啊

海生

我71年出生的，感触雷同。

何子

我来报到。
为我们这一代而自豪。

秋爸爸

挑错，大西洋底来的人，不是英剧，是美剧。《居里夫人》《达尔文》是英剧。

漏了好多好多，随手：
地雷战，地道战，青松岭，火红的年代....

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第八个是铜像》...《多瑙河之波》，最流氓的台词：“安娜，我要把你扔到河里去”。

泥塑收租院，刘文采，刘文学...70后都知道吗？
墨西哥电视连续剧《女奴》。日剧《姿三四郎》。

玲玲玲玲妈妈

下面引用由[U]binfeng2000[/U]发表的内容：

生于60年代

一批横跨40岁到49岁的人；

一批有点高傲有点自卑的人；

一批有过崇高理想的人；

一批喜欢怀旧的人；

一批开始祭奠青春的人；

  

生于60年代，...

70年代的人一样经历过这些啊

Ean妈妈

挑错：

文化生活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

应该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带来了文化生活的空前繁荣。

微微爸

我们经历过的那个贫乏的、美好的、缓慢的、逝去的年代

选自《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China in ten words 》（余华）

      ......
      差距

      ......
      曾经有一个同学，至今不知道是谁，用粉笔悄悄在我们中学教室的黑板上写下「爱情」一词，这是一个我们心领神会可是从未使用过的词汇。当时我们高一年级有四个班，它歪歪扭扭出现在一班的黑板上，其他三个班的同学暗藏朝圣似的心态，面带批判者的表情，叫嚷「抓流氓」的口号，纷纷过去驻足观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汇的组合，它在我们的汉语里已经消失很久了，我看到它的时候不由热血沸腾。

      这两个难看的粉笔字在高一一班教室的黑板上，作为罪证存在了十来天，因为学校革命委员会要查找写下这个词汇的流氓犯。先是将我们年级所有男生的作文簿收缴上去核对字迹，没有发现疑犯；再将年级所有女生的作文簿收缴上去，还是没有发现疑犯；然后搜査范围扩大到高二年级，仍然没有发现疑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由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亲自擦去黑板上的「爱情」。

      我心里十分失落，我已经习惯每天经过一班教室时张望一眼黑板上的「爱情」，让我对爱情的渴望获得了画饼充饥似的满足。

     「爱情」从黑板上消失后，画饼充饥也没有了。

      我们想，在黑板上写下这个词汇的匿名同学，肯定知道自己正在犯下流氓罪，故意将这个词汇写得歪歪扭扭，从而可以逍遥法外。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电影台词：「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人。」这个 「爱情」事件之后，同学之间开始流传这句台词
的反义：「再老的猎人，也斗不过狡猾的小狐狸。」

      现在，我的儿子已经是高中生了。这个今日少年告诉我这个昔日少年，说他们初中的时候上生理课，老师要求女生都坐到男生的腿上，在男女学生身体的紧密接触里，老师开始讲解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区别，讲到了性交，讲到了怀孕等等。老师讲完之后，问学生们有没有问题？有学生举手提问：

       「老师，有实验课吗？」

      请允许我继续讲述中学生的故事。三十多年前，当时中学里的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枝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是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两段视频，一段是在课间休息的教室里，一个男中学生坐在课桌上，俯身搂抱着坐在椅子里的女中学生，同学们就在他们身边聊天走动，他们旁若无人地说话亲吻。另一段是在学校的走廊上，一个手捧鲜花的男中学生跪地向一个女中学生求爱，女中学生拒绝后躲进了厕所，这个男中学生犹豫片刻后，手捧鲜花追进了女厕所。现在，女中学生的早孕现象，因为愈来愈普遍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话题。而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报导，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翳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同样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个问题的后面可能有无数答案在涌动，我感到瀑布一样倾泻下来的回答仍然难以说清。不过有一点应该是清晰的：一个极端压抑的时代在社会剧变之后，必然反弹出一个极端放纵的时代。就像是荡秋千一样，这端高了，荡到另一端必然也很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瞬间改变了一切。就像跳远一样，让我们从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跳进了一个铺张浪费的时代，从一个政治至上的时代跳进了一个金钱第一的时代，从一个本能压抑的时代跳进了一个浮躁纵欲的时代……三十年的光阴彷佛只是纵身一跃之间。

      看看今天的中国，城市的高楼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森林一样一片片拔地而起；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比河流还多；商场和超市里的货物琳琅满目；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不息；广告和霓虹灯熠熠生辉；夜总会和按摩中心接二连三；美容院和足浴店鳞次栉比……还有巨型的豪华餐厅比比皆是，有的多达三、四层，每层都像是礼堂一样宽阔，四周是分隔出来的豪华包间，两三千个油光满面的人同时大吃大喝。

      然而就在三十年前，就在我们纵身一跃之前，我们看不见高楼，偶尔有几幢髙楼也都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什么叫广告；我们的商店稀少，商店里的货物也稀少。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那时候的天空是湛蓝的。

      我们生活在定量供应制里，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票，这是指男性，女性只有二十五斤粮票，以及半斤肉票和二两油票。在那个时代，购买粮食时付了钱还要付粮票，购买猪肉和菜油也是同时需要支付钱、支付肉票和油票，缺一不可。还有布票，我们要用钱和布票去布店购买布料，然后到裁缝那里去量身定做衣服；更多的人为了省钱，自己动手缝制衣服。当时没有服装厂，商店里也没有成衣出售。在那个时代，家中拥有一台缝纫机，会令街坊邻居羡慕不已。

      我们需要精打细算，每天吃九两米饭，每周吃几片猪肉，每次炒菜用十滴菜油，才能做到一个月的生活不会出现透支。我们这一代是从既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生活里成长起来，当我们这一代人回忆起童年时期什么最美好，我们的记忆竟然惊人的相似，都是过去曾经吃到过什么好吃的。除了吃，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美好记忆。

      ......

张雁

六零后其实也不是一代，比如秋爸说的故事有些属于六零前。我觉得大体上说，66年前的跟五零后更趋同，66年后的跟七零后更接近。六零后注定是过渡的一代。小时候是革命的跟屁虫，大了是沉默的负重者。

微微爸

我读大学时，肉菜分3毛、5毛两种、素菜5分、汤免费（对照：电影票1毛钱---在露天体育场放映的），有一次晚餐买了8毛钱的菜自我小小地奢侈了一回，跟在后面排队的好几个同学斜眼看我

小时候，最威风的职业是：肉店和粮店（或者供销社）主任，单位的小车司机，医院的医生。书店基本不去，没啥想看的

微微爸

那时的阅读，是一段带有淡淡苦味的甜美回忆

转：     阅读

      我在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里成长起来，所以不知道自己的阅读是如何开始的。为此我整理了自己的记忆，我发现，竟然有四个不同版本的故事讲述了我最初的阅读。

      ......
      我当时阅读的那些毒草小说里，唯一完整的一本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时候文革快要结束了，我正在上高中一年级，《茶花女》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来到我们手上。后来我阅读了正式出版的《茶花女》，才知道当初读到的只是一个缩写本。

      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刚刚去世，他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被我们称之为英明领袖。华国锋当时正在昙花一现，后来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他就淡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我记得一个同学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告诉我，他借到了一本旷世好书，他看看四周没人，神秘地说：

     「是爱情的。」

      听说是爱情的，我立刻热血沸腾了。我们一路小跑，来到了这个拥有《茶花女》手抄本的同学的家中，喘息未定，这个同学从书包里取出白色铜版纸包着的手抄本，打开铜版纸的正面以后，我吓了一跳，他竟然用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标准像包装起了《茶花女》，我叫了起来：

     「你这个反革命分子。」

      他同样吓了一跳，他也不知道包着《茶花女》的是华国锋的标准像，他说是另一个反革命分子干的，就是借给他《茶花女》的那个反革命。然后我们商量怎么处理已经皱巴巴的华国锋肖像，他说扔到屋外的河里去，我说不行，还是烧毁吧。

      我们不留痕迹地处理掉华国锋肖像，然后端详起了手抄本的《茶花女》，清秀的字体抄写在一本牛皮纸封皮的笔记本上。这个同学告诉我，只有一天时间，明天就要将手抄本还给人家。我们两个人的脑袋凑在一起阅读了，这是激动人心的阅赞过程，赞到三分之一篇幅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已经感叹不已，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小说。我们开始害怕失去它了，我们想永久占有它。看看手抄本《茶花女》并不是浩瀚巨著，我们决定停止阅读，开始抄写，在明天还书之前抄写完成。

      这个同学找来一本他父亲没有用过的笔记本，也是牛皮纸封皮的，我们开始了接力抄写。我先上阵，抄写累了，他赶紧替下我；他抄写累了，我接过来。在他父母快要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决定撤离，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我们商量 了一下，决定返回学校的教室。

      当时我们高中年级在二楼，初中年级在一楼。虽然所有教室的门都上了锁，可是总会有几扇窗户没有插好铁栓，我们沿着一楼初中年级教室的窗户检査过去，找到一扇没有关上的窗户，打开后，翻越了进去。开始在别人的教室里继续我们的接力抄写，天黑后，拉了一下灯绳，让教室的曰光灯照耀着我们的抄写。我们饥肠辘辘又疲惫不堪，就将课桌推到一起，一个抄写的时候，另一个躺到课桌组成的床上。我们一直干到清晨，一个抄写时，另一个在课桌上睡着了。我们互相替换的次数愈来愈多，刚开始一个人可以一口气抄写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后来五分钟就得换人了。他躺到课桌上，鼾声刚起，我就起身去拍拍他：「喂.醒醒，轮到你了。」

      等我刚睡着，他来拍打我的身体了：「喂，醒醒。」就这样，我们不断叫醒对方，终于完成了我们人生里最为伟大的抄写工作。我们从教室的窗户翻越出去，在晨曦里一路打着呵欠走出学校。分手的时候，他将我们两个人合作的手抄本交给我，慷慨地让我先去阅读。他拿着字迹清秀的手抄原本，看看东方的天空上出现了一圈红晕，说是要将《茶花女》的手抄原本先去归还，然后再回家睡觉。一回到家中，我的父母还在梦乡里，我匆匆吃完昨晚留在桌上的冷饭冷菜，躺到床上就睡着了。好像没过多久，我父亲的吼叫将我吵醒，问我昨晚野到哪里了？我嘴里哼哼哈哈，似答非答，翻个身继续睡觉。

      我一觉睡到中午，这天我没有去上学，在家里读起了自己的手抄本《茶花女》。我们的抄写开始时字体还算工整，愈到后面愈是潦草。我自己潦草的字体还能辨认，可是同学的潦草字体就完全看不明白了。我读得火冒三丈，忍无可忍之后，我将手抄本放进胸口衣服里，夹在腋下，走出家门去寻找那位同学。

      我在中学的篮球场上找到了他，这家伙正在运球上篮，我怒吼着他的名字，他吓了 一跳，转身吃惊地看着我。我继续怒吼：

     「过来！你过来丨」

      可能是我当时摆出一副准备打架的模样，他被激怒了 ，将篮球往地上使劲一扔，握紧拳头满头大汗地走过来，冲着我叫道：
  
    「你想干什么？」

      我将胸口衣服里面的手抄本取出来，给他看一眼后立刻放了回去，愤怒地说：

    「老子看不懂你写的字。」

      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擦着满脸的汗水，嘿嘿笑着跟随我走进了学校的小树林。在小树林里，我取出我们的手抄本，继续自己的阅读。我让他站在身旁，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怒气冲冲地问他：

    「这些是什么字？」

      我的阅读口吃似的，结结巴巴地让完了《茶花女》。尽管如此，里面的故事和人物仍然让我心酸不已，我抹着眼泪，意犹未尽地将我们的手抄本交给他，轮到他去阅读了。

      当天晚上，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他来到了我的家门外，怒气冲冲地喊叫我的名字，他同样也看不明白我潦草的字体。我只好起床，陪同他走到某个路灯下。他在夜深人静里情感波动地阅读，我呵欠连连靠在电线杆上，充当一位尽职的陪读，随时向他提供辨认潦草字体的应召服务。

微微爸

我买到的第一本书是《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1981年，已经是重版好多次的了

现在，每年甚至每季度新出版的书籍多如牛毛，内容和封面五花八门，可很想读的书反而没有，读书的欲望也慢慢淡到可有可无，阅读甚至变成了只是当年遗留下来的一种恶习---和吸烟差不多。
带儿子去逛书城买他的绘本和字典时，恍然发现：已经有好几年没进过书店了

续转：
      ......
      第四个版本的阅读应该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被视为毒草的禁书重新出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们的文学作品最初来到我们小镇书店时，其森动效应彷佛是现在的歌星出现在穷乡僻壤一样。人们奔走相告，翘首以待。由于最初来到我们小镇的图书数量有限，书店贴出告示，要求大家排队领取书票，每个人只能领取一张书票，每张书票只能购买两册图书。

      当初壮观的购书情景，令我记忆犹新。天亮前，书店门外已经排出两百多人的长队。有些人为了获得书票，在前一天傍晚就搬着凳子坐到了书店的大门外，秩序井然地坐成一排，在相互交谈里度过漫漫长夜。那些凌晨时分来到书店门前排队的人，很快发现自己来晚了。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满怀侥幸的心态，站在长长的队列之中，认为自己仍然有机会获得书票。

      我就是这些晚来者中间的一员。我口袋里揣着五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我在晨曝里跑向书店时，右手一直在口袋里捏着这五元钱，由于只是甩动左手，所以身体向左倾斜地跑到书店门前。我原以为可以名列前茅，可是跑到书店前一看，心凉了半截，觉得自己差不多排在三百人之后了。在我之后，还有人在陆续跑来，我听到他们嘴里的抱怨声不断：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旭日东升之时，这三百多人的队伍分成了没有睡眠和有睡眠两个阵营，前面阵营的人都是在凳子上坐了一个晚上，这些一夜未睡的人觉得自己稳获书票，他们互相议论著应该买两本什么书？后面阵营的都是一觉睡醒后跑来的，他们关心的是发放多少张书票？然后传言四起，先是前面坐在凳子上的人声称不会超过一百张书票，立刻遭到后面站立者的反驳，站立者中间有人说会发放两百张书票，站在两百位以外的人不同意了 ，他们说应该会多于两百张。就这样，书票的数目一路上涨，最后有人喊叫着说会发放五百张书票，我们全体不同意了 ，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总共三百多个人在排队，如果发放五百张书票，那么我们全体排队者的辛苦就会显得幼稚可笑。

      早晨七点整，我们小镇新华书店的大门慢慢打开。当时有一种神圣的情感在我心里涌动，这扇破旧的大门打开时发出嗄吱嗄吱难听的响声，可是我却恍惚觉得是舞台上华丽的幕布在徐徐拉开。书店的一位工作人员走到门外，在我眼中就像是一个神气的报幕员。随即，我心头神圣的感觉烟消云散，这位工作人员叫嚷道：

       「只有五十张书票，排在后面的回去吧！」

      如同在冬天里往我们头上泼了一盆凉水，让我们这些后面的站立者从头凉到了脚。一些人悻悻而去，另一些人牢騒满腹，还有一些人骂骂咧咧。我站在原处，右手仍然在口袋里捏着那张五元纸币，情绪失落地看着排在最前面的人喜笑颜开地一个个走进去领取书票，对他们来说，书票愈少，他们的彻夜未眠就愈有价值。

      很多没有书票的人仍然站在书店门外，里面买了书的人走出来时，喜形于色地展览他们手中的成果。我们这些书店外面的站立者，就会选择各自熟悉的人围上去，十分羡慕地伸手去摸一摸 《安娜·卡列妮娜》、《高老头》和《戴维·科普菲尔》这些崭新的图书。我们在阅读的饥饿里生活的太久了，即便是看一眼这些文学名著的崭新封面，也是莫大的享受。有几个慷慨的人，打开自己手中的书，让没有书的人凑上去用鼻子闻一闻油墨的气味。

      我也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去闻新书的气味，我觉得淡淡的油墨气味有着令人神往的清香。

      我记忆深刻的是排在五十位之后的那几个人，可以用痛心疾首来形容这几个人的表情，他们脏话连篇，有时候像是在骂自己， 有时候像是在骂不知名的别人。我们这些排在两百位之后的人，只是心里失落一下而已；这几个排在五十位之后的人是眼睁睁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心里的难受可想而知。尤其是那个第五十一位，他是在抬腿往书店里走进去的时候，被挡在了门外，被告知书票已经发放完了。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低头走到一旁，手里捧着一只凳子，表情木然地看着里面买到书的人喜气洋洋地走出来，又看着我们这 些外面的人围上去，如何用手抚摸新书和如何用鼻子闻着新书。他的沉默有些奇怪，我几次扭头去看他，觉得他似乎是在用费解的眼神看着我们。

      后来，我们小镇上的一些人短暂地谈论过这个第五十一位。他是和三个朋友玩牌玩到深夜，才搬着凳子来到书店门前，然后坐到天亮。听说在后来的几天里，他遇到熟人就会说：

       「我要是少打一圈牌就好了 ，就不会是五十一了。」于是，五十一也短暂地成为过一个流行语，如果有人说：「我今天五十一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倒霉了。」

      三十年的光阴过去之后，我们从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来到了一个书籍泛滥过剩的年代。今天的中国每年都要出版二十万种以上的图书。过去，书店里是无书可卖；现在，书店里书籍太多之后，我们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书。随着网络书店销售折扣图书之后，传统的地面书店也是纷纷打折促销。超市里在出售图书，街边的报刊亭也在出售图书，还有路边的流动摊贩们叫卖价格更为低廉的盗版图书。过去只有中文的盗版图书，现在数量可观的英文盗版图书也开始现身于我们的大街小巷。

      北京每年举办的地坛公园书市，像庙会一样热闹。在一个图书的市场里，混杂着古籍鉴赏、民俗展示、摄影展览、免费电影、文艺演出，还有时装表演、舞蹈表演和魔术表演；银行、保险、证券和基金公司趁机推出他们的理财产品；高音喇叭发出的音乐震耳欲聋，而且音乐随时会中断，开始广播找人。在人来人往拥挤不堪的空间里，一些作家学者置身其中签名售书，还有一些江湖郎中给人把脉治病，像是签名售书那样开出|张张药方。

      几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干过签名售书的差事，嘈杂响亮的声音不绝于耳，像是置身在机器虫鸣的工厂车间里。在一排排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堆满了种类繁多的书籍，售书者手举扩音器大声叫卖他们的图书，如同菜市场的小商小贩在叫卖蔬菜水果和鸡鸭鱼肉一样。这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价值几百元的书籍捆绑在一起，以十元或者二十元的超低价格销售。推销者叫叫嚷嚷，这边「二十元一捆图书」的叫卖声刚落，那边更具价格优势的「十元一捆」喊声已起：「跳楼价！十元一捆的经典名著！」

      叫卖者还会发出声声感叹：「哪是在卖书啊？这他妈的简直是在卖废纸。」然后叫卖声出现了变奏：「快来买呀！买废纸的钱可以买一捆经典名著！」抚今追昔，令我感慨万端。从三百多人在小镇书店门前排队领取书票，到地坛公园书市里叫卖十元一捆的经典名著，三十年彷佛只是一夜之隔。此时此刻，当我回首往事去追寻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之旅。我的选择会从一九七七年那个书店门前的早晨开始，当然不会在今天的地坛公园书市的叫卖声里结束。

      虽然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我两手空空，可是几个月以后，崭新的文学书籍一本本来到了我的书架上，我的阅读不再是文革时期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阅赞开始丰衣足食，而且像江水长流不息那样持续不断了。

何子

记忆犹新的几件事：
1、去解放军驻桥部队看电影，两边都可以看，有正有反。人多，像过节一样。
2、读过手抄的《第二次握手》，因为姐姐读了，我也跟着读。
3、小学阶段背过毛主席语录，开过批孔老二的会，可能还有其它，但不太记得。
   记得毛主席语录是因为班主任徐老师出口成章，都是这句，还有班会不时读一下，尽管不全懂，但老师的郑重的脸还是看到了。
   批孔主要是带着我们的体育徐老师一起批的，隔壁班的女班长义愤填鹰地："xhs你这个大坏蛋！“ 我吓坏了，紧张、激动、心跳加快，说不出话来。据说现在这个女生生意做得很好，从小就有出息嘛。
4、去妈妈厂里吃饭，厂外有拾煤渣的孩子，我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拾，但也会帮着他们一起拾，很有成就感。
5、种过麦子，一个班种一小块地，为了积肥，把别人家的柴炉都掏空了，但还是积不了多少，有点沮丧，恨家里烧煤不积肥。
   学过工，学校有印刷厂，高年级同学才可以印呢，很有成就感 ，印的是农药袋子，估计一共印了十来个。
   为学校放过羊，轮班放羊，躺在在草地上，真的挺好的感觉。头疼的是冬天要交干草，我一直不达标，总是玩忘掉。
6、读过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感觉小说上的人好神秘，尤其是讲到爱情的，都觉得心跳。
7、小学没读过童话，只有看革命的小人书，在隔壁邻居家看的。
8、为了看《决裂》和《红雨》，丢过二次雨帽（斗笠）。看完电影有受革命教育了，有激情。但一到家发现丢东西了，马上就感觉世界末日来了，怎么跟我妈交待呀。
......

   

何子

下面引用由微微爸发表的内容：

我读大学时，肉菜分3毛、5毛两种、素菜5分、汤免费（对照：电影票1毛钱---在露天体育场放映的），有一次晚餐买了8毛钱的菜自我小小地奢侈了一回，跟在后面排队的好几个同学斜眼看我

小时候，最威风的...

我记得我小学走二站地去我妈厂里吃中饭，一毛五的雪菜炒肉丝，两个人分着吃，多亏有菜汤，我还饭量特大，实在香死了。
甜馒头就2分，放在车间里烤一烤，就是美食了。

thankstoyilin

都老了，于是怀旧。俺是69年的。

81年左右，小学五年级从农村转学到了县城，三姐、二姐也在上中学，早中饭都在机关食堂吃。早饭，买六个刀切馒头，每人两个；买两根油条，每根摘成三段，共六段，夹在馒头里。这是三个人的早饭。多一根油条也舍不得买。

中饭的菜，很少能买大荤菜，一般是半荤菜。三个人要够吃，只能选“下饭”的，比如青椒炒豆腐干，微辣，下饭。两个姐姐还让着我吃。食堂里的大荤菜，比如裹了面糊炸出来的虾，从来只是看看没买过。我现在还能想起它的形状和特殊的香味。

好像那是最拮据的一段时间。

秋爸爸

毛主席逝世那天你在干什么？

消息传来的那天下午，我当时正在地震棚周围和小伙伴们乱折腾，那时候我们只上半天学（因为唐山地震？）。突然，我老爹出现，吓我一跳，因为这个点，他都在上班，应该不会遇到。他帮我提了提裤子，只说句“别闹了！”然后就走了。他表情严肃，却没有任何责骂，而以往我户外折腾，遇到他就总被责骂两句的，不是因为跟人打斗，就是因为什么不卫生不安全的行为，想来他通常都在旁边观察了一会儿了。
老爹走开后，我还在惴惴地琢磨，总感觉有点意外，有点惶惑。小朋友们也都消停了，渐渐地散开。
这时一个要好的小伙伴跑过来，单独拉我到一旁，神秘兮兮地说“毛主席死了”。我一愣，马上脱口回“真的？”他说“真的！”。此时此刻，最怪异的事情出现了，曾经让我自责了很久。我和这个小伙伴两个人都咧嘴无声地笑了，但马上就都意识到不妥，都迅速收回笑容，转做严肃状，双方似乎瞬间交换了想法：“笑的事情，可谁也别说出去，因为你也笑了。”
再过一会儿，放学的孩子陆续回来了，我看到认识几个女孩一路走一路哭，有的还哭得天昏地暗的，要旁边同伴搀扶着。那一幕跟现在看到的朝鲜照片没什么两样。我又和那个小伙伴互相看了看，两个人脸上都没表情，但看到对方没要哭的意思，好像才觉得心里踏实，我心里真的在骂自己怎么没一点儿要哭的想法呢。
那年我9岁。

何子

谢谢秋爸爸，这事马上浮现在脑海中了，那年我也九岁，已经上三年级了。
毛主席逝死那天，我爸单位的阿姨头上别了一朵白花，是棉花做的，她是上海下放过来的知青，我觉得花很好看。。
很多人眼睛是红的，真哭，真的感情啊。
我觉得有大事来，气氛不对，有的大人在说：“往后怎么办？”
我听得很迷糊，不懂大人的意思，但觉得不对劲啊，所有的大人，都别上黑袖套的了。

有默哀一分钟吧，每个人去排队，我们是在教室里。我其实很想严肃，因为觉得是件大事。
但我居然笑场，尽管已经拼命死忍着。因为听见好多同学的吸鼻涕的声音，这一分钟比十分钟都长。
事后，老师说谁笑了？我不敢承认，知道这事严重。
好在还有几个同学也笑过，大人们也去悲恸去了，没管我们。

对了，宣布粉碎“四人帮”那会，大家都做啥了呢？

清潭

那会儿我还没上小学。上学的孩子，都得跟大人一起，排队，对着毛主席像默哀，到处都是哀乐声。没上学的孩子，继续到处跑，但经常被大人警告不许笑，如果笑了会被抓起来。家里大人更加严肃地叮嘱。
大人们在办公室里折各种纸花，用来扎画圈，这时小孩子如果去，可以一起折。那时折扎纸花的方法，我还记得。有个广州来的阿姨，会做出非常漂亮的百合花。

打倒四人帮啊，我就记得跟我妈去公社大院看电视了，在那以前没见过电视机。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挤满了。
我小二的时候，美术课有个作业，一张纸印了个江青的头，让我们画出其他部分。我很快画出来，然后好多同学让我帮她们画，后来，我和她们一起，都是65分。

秋爸爸

毛主席追悼会那天，我们小学生在学校操场上参加，面向天安门，站了一下午，有好几个站不住晕倒给背出去的。
王洪文喊“三鞠躬！”，我们就开始鞠躬，鞠完，又听王洪文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所以，全校师生实际上都鞠了4次。

又过两天，热闹来了，大人单位里有一个家伙，竟然趁全国人民开追悼会的时候，去偷了单位食堂的几块大木板，拿回去搭地震棚。这就是“反革命罪”，被判15年，也是在操场上，那家伙被“首都工人民兵”五花大绑押着，站一辆大卡车上低头认罪，胸前挂着“现形反革命”的大牌子，宣判，然后游街。这种游街，我小时候见多了，热闹得跟过节一般。

张书利

你们真行，我全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