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给河马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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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河马刷牙”


作者：龙应台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3-13

　


　1.现实的一代

　　安德烈：

　　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将来想做什么”，所以跟我胡诌一通。

　　是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对于未来太自信，所以不屑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信心，太害怕，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法国年轻人在街头呼喊抗议的镜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这不是上世纪六零年代的青年为浪漫的抽象的革命理想上街呐喊kk带着花环、抱着吉他唱歌，这是21世纪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现实生计在烦恼，在挣扎。你看看联合国2005年的青年失业率数字：

　　比利时21.5％；澳洲22.6％；芬兰21.8％；法国20.2％；希腊26.3％；意大利27％；波兰41％；斯洛伐克32.9％；西班牙27.7％；英国12.3％；美国12.4％；德国10.1％；香港(15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9.7％；台湾10.59％。数字不见得精确的中国大陆，是9％。

　　你这个年龄的人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平均的失业率。巴黎有些区，青年人有百分之四十出了校门找不到工作。然后，如果把青年自杀率也一并考虑进来，恐怕天下作父母的都要坐立难安了。自杀，已经是美国15到24岁青年人的死因第一位。在台湾，也逐渐升高，是意外事故之后第二死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青年是最高的自杀群。芬兰、爱尔兰、新西兰3个先进国家，青年自杀率是全球前三名。

　　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21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

　　2.“灰姑娘”的一代

　　我们21岁的时候，上世纪70年代，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觉得未来天大地大，什么都可能。后来也真的是，魔术一般，眼睁睁看着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渔民的女儿，成了名医；面摊小贩的儿子，做了国际律师；码头工人的女儿，变成大学教授；蕉农的儿子，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但我们真的是“灰姑娘”的一代人啊，安德烈，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发出真实的声音。

　　我身边的朋友们，不少人是教授、议员、作家、总编辑、律师医师、企业家科学家出版家，在社会上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虎虎生风。可是，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kk我们土里土气的、卑微朴素的原乡。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

　　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所谓“社会精英”同时请出我们的父母去国家剧院看戏，在水晶灯下、红地毯上被我们紧紧牵着手蹒跚行走的，会有一大片都是年老的蕉农、摊贩、渔民、工人的脸孔kk那是备受艰苦和辛酸的极其朴拙的脸孔。他们或者羞怯局促，或者突然说话，声音大得使人侧目，和身边那优游从容、洞悉世事的中年儿女，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的人。

　　3.提摩

　　你的20岁，落在21世纪初。今天美国的青年，要换第4个工作之后，才能找到勉强志趣相符的工作。在“解放”后的东欧，在前苏联地区的大大小小共和国，青年人走投无路。在先进的西欧，青年人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都外流到了印度和中国。从我的20岁到你的20岁，安德烈，人类的自杀率升高了百分之六十。

　　于是我想到提摩。

　　你记得提摩吧？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只有18岁，今年他41岁了，仍旧失业，所以和母亲住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坐在临街的窗口，提摩画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从巴士顶伸出来。长颈鹿穿过飞机场。长颈鹿走进了一个正在放映电影的戏院。长颈鹿睁着睫毛长长的大眼，盯着一个小孩骑三轮车。长颈鹿在咀嚼，咀嚼，慢慢咀嚼。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小孩。提摩自己还过着小孩的生活。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

　　我担不担心我的安德烈kk将来变成提摩？

　　老实说……是的，我也担心。


4.不是“孩子”，是“别人”

　　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

　　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安德烈。多年以后，在我已经很老的时候，如果记忆还没有彻底离开我，我会记得这样的夜晚。无星无月，海面一片沉沉漆黑。可是海浪扑岸的声音，在黑暗里随着风袭来，一阵一阵的。猎猎的风，撩着玉兰的阔叶，哗哗作响。在清晨3点的时候，一只蟋蟀，天地间就那么一只孤独的蟋蟀，开始幽幽地唱起来。

　　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清晨3点，你点起烟。

　　中国的朋友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会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意思是kk他他他，怎么会在母亲面前抽烟？你你你，又怎么会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

　　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

　　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我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儿子21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不准许”呢？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我只能说，你得尊重共处一室的人，所以请你不在室内抽烟。好，他就不在室内抽烟。其他，我还有什么管控能力？

　　我看着你点烟，翘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我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是，我发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MM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

　　我心里默念了3遍。

　　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他妈的不容易啊！

　　5.灵魂清醒

　　“你哪里‘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我看着你……是的，安德烈，我有点惊讶。“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你捻熄了烟，在那无星无月只有海浪声的阳台上，突然安静下来。

　　然后你说，“你会失望吗？”

　　海浪的声音混在风里，有点分不清哪个是浪，哪个是风。一架飞机闷着的嗡嗡声从云里传来，不知飞往哪里。蟋蟀好像也睡了。你的语音轻轻的。这样的凌晨和黑夜，是灵魂特别清醒的时候，还没换上白天的各种伪装。

　　6.给河马刷牙

　　我忘了跟你怎么说的kk很文艺腔地说我不会失望，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爱你？或者很不以为然地跟你争辩“平庸”的哲学？或者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庸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不记得了，也许那晚葡萄酒也喝多了。但是，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平庸”，我是否“失望”。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同样的，抽烟不抽烟，你也得对自己去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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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龙应台：有些路只能一人走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14日11:25  《小康》杂志


　　孤独龙应台：有些路，只能一人走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四顾苍茫的龙应台越来越孤独，

　　但她却走得越发笃定

　　文︱本刊记者 苏枫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妆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领白衬衫，粉贝壳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来北京参加《目送》见面会的57岁的龙应台，正当时。有礼、世故、聪明，绝不口无遮拦。回答问题，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于无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话题。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三年。“龙局长”走马上任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马英九是先找到蒋勋，请他担任文化局长。蒋勋知道龙应台的雄心壮志，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龙应台说，那次的回归她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

　　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只能看到一个钟表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长的三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

　　2003年，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 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目送父亲的棺木缓缓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说，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便四顾苍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龙应台也会勇敢面对，素颜修行。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出色的角色

　　从《野火集》到《目送》，你写作风格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龙应台：我发现在解释龙应台写作风格发展时，中国大陆和海外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大陆有一种声音——当初写“野火”的人，怎么越写越小了，怒目金刚怎么变成儿女私情？而在海外看法刚好相反。海外反而会说，龙应台从小变大了，以前你是针对社会现实去写文章，但那些都是立即的、短暂的、表面的，真正接近生命本体的，其实是《目送》这样的写作。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里，我觉得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层信息。

　　《亲爱的安德烈》中，在大陆最流行的文章是《给河马刷牙》。能否讲讲背后的故事？

　　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时，我是教授，安德烈是学生。本可以搭同一辆车去学校，但却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关系如同室友。有天晚上，我失眠了，一个人到阳台上去。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长手长脚的安德烈就出来了，开始抽烟。他突然开口，“如果我将来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安德烈的话很震撼我。之后我写信告诉他，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否成就，而是他是否快乐。如果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家庭这个概念一直贯穿在你写作当中，家庭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龙应台：家庭是你的来处，所以在理想上，她是一个人生命旅途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有时候家庭也是一个最充满压迫的地方。在一些最彻底的、最重要的人生的核心的东西上，连家庭也帮不了你。

　　你人生中哪个角色做得最为出色？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演出非常出色的角色。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做得最好，但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了怪物，我不知如何面对，所以才写了受伤笔记《安德烈》。我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虽然也会带父母看戏，带他们散步。只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老，什么是死。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什么叫老，什么叫死之后，再回头照顾老了的母亲，我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但仍是一个学习非常非常慢的女儿。

　　作为事业女性，当初你决定生孩子时有过艰难的选择吗？

　　龙应台：一点没有。我迷恋小孩，我可以白天写《野火集》，晚上给孩子哺乳。当月光照下来，我坐在黑的房间里喂奶，我觉得这才是人间一等一、顶天立地的大事。

　　你的身体当中有一个硬的龙应台，似乎也有一个很柔软的龙应台？

　　龙应台：我一直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阴和阳、硬和软、刚和柔的元素。对我而言，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件事，跟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完全协调的。你往往是为了怀里喂奶的那个婴儿他将来的幸福，你会去横眉冷对千夫指；你往往是因为心中有爱，才会去做怒目冲冠的事。

　　你如何看待孤独，又是如何与它相处？龙应台：任何形式的创作者，不管是作家、画家还是导演，孤独都是创作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大陆熟不熟悉圣严法师，有次和他聊天，我们谈到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