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版：身处纽约是否感受到华尔街金融地震？

璞儿爸爸

最近比较关心危机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影响实体经济
特别是对大中型企业的影响
不知哪位有高见？

仰望山林

  者者引用的上面一段还特意打上黑体字部分的对话，能告诉我什么呢？政治和经济能独立分开运作的吗？退一万步说，者者的“又是一个以经济为幌子谈政治的的人物。她在山林贴的文章里的几个立论比较‘激愤’，不敢认她为‘经济学家’，而宁愿尊她为‘持不同政见者’”为历经百代而不悖之真理的话，现状在如此糟糕的情势下，惟独不稀缺厉以宁之流的“砖家”，我宁愿有更多的后者在社会公器上发声，而不需要流亡。

  “不是很专业的人不太明白「基尼系数」的含义，那么我就讲一个数据。根据二零零六年「波士顿全球资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其中中国财富的集中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中国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占有中国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别标明了，这个只包括银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资产，而房地产及转移海外的资产不计在内。那么一百五十万个家庭是中国家庭总数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美国--这个被中国拼命批评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拥有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那么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但世界银行去年宣布，按亚洲开发银行的购买力评价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调整过的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总量要缩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总量一下子缩小了百分之四十。中国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到三亿多，这跟中国所宣布的贫困人口五千万相差六倍。那么有三亿多人只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费，这是相当贫困的。从社会分配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极不公平的。”


   “第四个视角「世界工厂」的倒闭。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这个「世界工厂」从技术上来说，根本就无法和几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比。到去年结束了「世界工厂」的荣耀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不处于领先地位；它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个加工组装车间，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但是这个「世界工厂」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ZF的财政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 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 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责任的。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ZF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ZF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ZF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ZF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


上面的这些话是愤激的话吗？

者者

山林第一个问题：政治和经济能独立分开运作的吗？
回答：政治和经济永远不能分开，而且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常常不会用同样的方式谈论同一主题，因为他们的入眼点不同。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何女士不是像她自己或他人所说的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喜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人。

山林最后一个问题：上面的这些话是愤激的话吗？
回答：在我看来，很激愤。原因是何女士的认为改革30年是失败的，而以上的那番议论就是她的论据。改革30年的确暴露出来很多的问题，但取得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也许可以说改革的结果没有取得完美，但认为是失败的是一种激愤的表现。

关于她以上的议论，我认为其中一些立论的本身、或立论的依据是不合适的或偏颇的（在经济学的范畴而言）。我在最近的几天内会学习一下，然后作答。

张雁

呵呵，薜的这篇文章倒不像是杜撰。
何是记者出身，我印象中她以研究社会问题见长，有很多独到尖锐的见解。不能称之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这点我同意者者。
至于偏激，她的观点一向如此。我认为她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经济问题，把经济问题当社会现象去分析。这是确实和左有点像。不过何以前的立论还是比左严谨的多。非主流观点也不能就认为是偏激吧！你可以从经济学的观点，人家就不可以从其他的观点来看吗？关键是论据和逻辑是不是站得住脚。
认为30年改革失败或不成功的人有很多，我也有类似的看法。事实上如果不用绝对化的”成功“与”失败“来表述，而陈述具体的问题更好。不幸的是你一定要人家承认你的成功，人家只有说失败。（者者我不是说“你”）
最近没有看她的东西了。我的感觉，非专业出身的学者如果不能始终处在学术前沿，会很快被边缘化——因为自己的基础不是很扎实。这个值得所有人警惕——仅有愤怒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当饭吃啊。
《现代化的陷阱》是一部醒世之作，虽然那不是经济学著作。
听者者的话，把心放平常，期待者者的研究心得。

我爱尼尼

同期待！者者还欠大家一篇房地产救市的文章。近期，各地都在救，有用吗？

仰望山林

   我同意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看待社会问题着眼点不同，但问题是政治与经济两者既然相互不能切割，又何来“经济问题政治化”或者“政治问题经济化”呢？经济学家不也要谈“一般均衡”“善与幸福”以及“社会正义”吗？资源如何配置难道不是既是政治又是经济问题吗？他们在讨论“情景与理性”的时候，不也在提倡即经济学家为MZ辩护，为正义呐喊，他们不也认为任何一个经济学模型，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价值中性的，其实都隐含着自身的社会原则或社会立场【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 Arrow）观点】，经济学家不也要为“效率与公正”这两个共生的立场辩护，挖空心思地论证市场经济或市场社会就包含着市场的MZ和政治MZ，既要论证市场社会最好地满足了效率原则，又最不坏地满足公平原则吗？无良的经济学家们仅着眼与“效率”，而放弃对“公平”的讨论，在你眼里便成了经济学家，而着眼于“社会正义”和“福利分配”的何女士怎么就成了“愤激”和“异见人士”呢？我是个对经济学是个一无所知的门外汉，与者兄讨论经济问题无异于鸟枪对洋炮，不在一个层次和重量级上，但我看过一些修谟和康德的书，他们认为象我这样为数为千万众的门外汉“只通过直接的趋向或本能来左右我们的情感，而这样的情感并不理睬任何直接制度，也不理睬其他人的行为或榜样带来的后果”，当然也更不会理睬那些经济学家搞出来的数据模型。这就象电影《小鬼当家》那位在机场找不到孩子的母亲，发疯似的，歇斯底里地找他的孩子，警察过来说：“你别着急”，她反问了“你有孩子吗”一句话，警察便无言以对了。社会不公的现况和对将来的隐忧便是我的直接情感体验。

    年至30的改革的成败与衰荣姑且不论，但三十年前的落后是谁造成的？50多年前的饥谨M贼也大言不惭地说过成绩是七个指头，错误是三个指头，三十年的改革是大利亦生小弊，还是小利伴生大弊？也且不论善于发现“小弊”，提出“小弊”乃至解决“小弊”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学家的主流，但唱小利而忽略大弊的经济学家便可以香车美女，声犬色马，而揭“大弊’的经济学人边被边缘化流亡异域的社会是正常社会吗？何即使有“愤激”的情绪也不值得一提，更何况是否“愤激”还有待于商榷。我也不认为何被“边缘化”是自身的学力问题，我认为是环境所迫。

张雁

我也不认为何被“边缘化”是自身的学力问题，我认为是环境所迫。
——刚看了山林链的文章，作为一篇演讲还是不错的，有机会看了她的论文再评论吧。
各地的救市，乱七八糟的什么招都使，我看至少短期没用。价格反映预期，如果人们都觉得还会跌，你怎么救？

仰望山林

   总觉得言犹未尽，意犹未尽耳。对何的关注是起源于她在湖南卫视参与的一个访谈节目，这次访谈节目的文字资料后来全文刊登在《读者》杂志上，依稀记得她在谈当时的“南方大厦公司”收回下岗职工的住所是一种双重剥夺，许多发生在周边看似稀松平常的事情，一经过她的分析，就显得那么触目惊心而不能容忍，以至于现场有一个父母都在韶关钢铁厂下岗后练摊供自己求学的大学生泪流满面，从那期节目始我就为这个外表柔弱，而思想却宁折不弯的潇湘女子暗暗捏一把汗，怀想此人如果继续这样坚守和执著，境遇会不妙，看了她的《现代化的陷阱》，《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我们依然在仰望星空》等著述后，我认为她才是真正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学人，由此也坚定了我的这种担忧，后来的她的结局果不其然如我所料。

仰望山林

   说到官方所吹嘘的这三十年的进步，当有人欲为之雀跃欢呼的时候，我要说一声：且慢！N年前我在本地电视台看了一则报道，说的是南京有一个籍贯在苏北农村的职工，妻子儿女均在农村，这个人年至退休全家总算在南京一极小的棚户里安了家，但是因为户籍问题他的两个儿子到三十多岁找不着对象也找不到正式工作，连办个手机还要借别人的身份证（南京早期手机用户必须凭本地身份证办理），老工人根据国家政策，多年向无数个部门申诉均未果，后来在年关的某一天，辖区内的派出所终于把他们全家的户籍问题一并解决，并把户口本亲自送上门来，老工人全家手捧户口本给相关人员下跪，当然电视台做这样节目的目的显然就是要制造感恩的气氛。我的朋友看了也为之唏嘘感动，我说：严酷的户籍制度是他们制定的，就好比M时代他们掐着我们的脖子让我们近乎于“窒息”，D时代他们掐脖子的手略微送了些，但还是感觉的“气促”，由窒息走向气促有什么好感恩的呢？

者者

本来打算到星期三抽空收集一下资料来回答问题，但今天计划的日程安排显示直到周末我才有空，所以今天赶点紧，把这里的功课先做完。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经济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但我本人无意愿在这里对中国的政治现状特别是所谓的MZ发表看法。这点会和山林在99楼链接的何女士议论本意不同，所以自然我的议论会比较狭隘 – 仅试图局限于关于经济方面。

山林在102楼摘抄了何女士几个关于经济的论述， 是她用来论证其关于政治和社会观点的，因此是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以我所了解的知识，她的几个关键论据进行是值得商权的。

1）        关于基尼指数

基尼指数是用来定性判断收入分配程度的参数，其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是平均。有两种制度的国家基尼指数比较低，一种是经济发达高福利国家（例如西欧和日本，基指在0.264-0.36之间），另一种是像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基尼系数高的国家绝大部分是不发达国家（香港例外，其基指高达0.56）。

中国目前的基指是比较高的，达到0.46，以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定义，是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而且这个数值在改革开放前是相当低的（1978年约为0.2），这很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 – 平均化的低收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基指一路上升，这也很附和历史上那些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规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整体的收入提高，但差距也增大。只是到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那些国家才通过税收的方法调节了收入的差距，使得基指降低到合理的程度。

讲到这里，一切还是正常的。但是何女士却用美国为例来证明中国的不是，这让我非常不解。因为正是美国这个世界的强国（以GDP总值和人均GDP为准）其基指高达0.4，而这个数据在不断地增长着（1989年仅为0.32）。要知道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30多倍，以这样富裕的水准保持这样高的贫富差别才是让人诧异的。中国要走的道路应该是在总的财富增加的基础上，通过税收的方法逐步调节收入的差距，这已经成为某种共识，也有一定的实践（也许步伐不够快），不知何女士是否会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同意这个观点。

关于基尼指数的问题，可参阅连接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5%B0%BC%E7%B3%BB%E6%95%B0

2）        关于中国经济世界排名和贫困人口

何女士说：“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这是比较片面的。事实上，多年以前是中国的外界一直在强调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如果以PPP（实际购买力）换算已远远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位，中国官方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个结果，原因也很现实 - 就是不想在自己实力不够强的情况下当‘冲头’。不久前世行的确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重新计算了以PPP计算的世界各国经济，正像何女士所言，中国原先被世行估计的以PPP核算的GDP减少了40%，但依然比日本略高，位居世界第二。这本来是个不受人关注的问题，谁都知道这种排名并不实质性改变中国的财富，可是在何女士的文中一下子就把中国的贫困人口提高了6倍达3亿多人。世行的数据表明，2004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1.349亿人，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1/10，而1984年为1/3。世行在最近发表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东亚在近十年里为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做出了贡献，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的变化。真不知何女士作为‘经济学家’是怎样解读这些数据的。

关于世行中国经济排名，请参考连接http://club.pchome.net/topic_1_15_1837956_1__.html

3）        关于中国财政收入

何女士用有关数据试图说明ZF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能够判断她的有些数据是如何得到的（比如‘腐败黑数’，竟然从98年开始到2004年，超过整个国家职工收入的比例，真是骇人听闻），但就其谈到的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百分之24%，应该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可是这次何女士不知为什么没有以美国来做对比，也许她应该知道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居其GDP 30%还多，无论是百分比还是绝对总额都是中国远不能比及的。何女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明白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来获得财政收入是一个经济实体的很常规的实践，因为很多公共开支和基础建设都是都需要财政支出的，怎么可以用‘资源抽取能力’这样的方式来表述呢？

坦率地说，我对何女士应用经济数据的方式很惊讶，一方面是她数据的解读很不‘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是她的‘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明显倾向。政治和经济是关系很密切，但两者还是不可同化。

关于何女士的书，特别是那本《现代化的陷阱》，曾经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在十多年前写出那样的书还是不错的，不过我很同意张雁的说法，那部书不能证明何女士是个‘经济学家’，看到她今天的言论，我更加确信她已经被学术上边缘化了。我真的不很明白，为什么她一定要冠以‘经济学家’，其实她真应该是一个批评家 – 这一点也不降低她应有的影响和身份。

《现代化的陷阱》链接http://www.tianyabook.com/zhexue/xdh/index.html

另：难为晨妈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关于房市的事我还是过些时候谈谈。

清潭

记得的不止一个。
当然，我愿意等。好多人也愿意等呢。不急不急。

者者

是的，清源，还有你。呵呵

仰望山林

者者你的功课并没有让我信服，主要基于下面几点：

1，“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30多倍，以这样富裕的水准保持这样高的贫富差别才是让人诧异的。”，美国和中国就相当于两个村庄，美国村的富裕程度是中国村的30倍（这是你的数据），美国村里面最有钱的阶层平均有300万，最贫穷的阶层平均只有3万，中国村相对应的数据是10万和800，这里先不谈两个村子里面富裕人群收入来源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你的意思是前者比后者更不义吗？如果是不义能否抽点你宝贵的时间给我这个门外汉详细论证一下，另外请你也不要回避两个村子里面富裕人群收入来源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2，中国政府宣称自己GDP总量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以及中国的贫困人口达3亿多人，这不是何女士空穴来风自己杜撰的。“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就论证过2020年中国GDP占世界22%，而且预计在2015年就可以超过美国（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3/25/content_796828.htm），中国ZF拿GDP沾沾自喜地在各种媒体上说事以彰显政绩，你不会没有耳闻吧？关于贫困人口，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凯德尔(Albert Keidel)认为按“1美元/天”的标准统计，中国的贫穷人口将有三亿之多，世界银行也做过这样的测算，如果按照按新的PPP并根据1.25 美元/天的国际标准估算，这个数字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些。而中国的“国家贫困标准”竟然是人年均纯收入785元（农村为人年纯收入683元人民币），城里的标准2元（人民币）/天，农村的标准一天不到两元，“如此标准”与国际间的差距一目了然。当然如果有人要问你们的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差距为何就这么大，他们一定会回答——国情，这时候他们就忘了接轨了。
  中国有多少贫穷人口，2008年之前是个迷，因为中国拒绝参加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的“国际价格比较”（ICP）项目。没有实测数据，世界银行只能以学术上估测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测算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和贫困人口比例来得出的结论，2007年，中国有条件地参与共有147个国家参加了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国家统计局向世界银行提供了搜集的分布在全国的11个市的城区和农村的涉及 1000多种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据这些调整收集的数据，2008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分别公布了《国际比较计划》报告，指出过去高估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调中国的购买力水平、大幅提高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我提供的这些数据随便去GOOGLE就可以G的到）。

3，且不论你的“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居其GDP 30%还多”的数据真实与否，美国和中国的财政收入的合法性（议会表决，立法等），以及各自都用到什么地方也是你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我只需要举一个例子，拿两个老百姓养车来说，美国人只交燃油税，中国不管的车开不开都要交养路费，美国公路上很少有收费站，中国公路上的收费站星罗棋布。美国政府拿出一部分的收入造路，修路，养路。中国政府呢？你交了税之后，造路是你的钱，修路养路还是你的钱。

   对于那些狗屁经济学家们我用老子《道德经》里面的几句话来总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仰望山林

谁是胜利者：凯恩斯还是哈耶克？

作者：赵峰 来源：敖天文论


一、大萧条：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20世纪30年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 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寒冬。大萧条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使人们失去了对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信心，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传播。 1932年，保罗.斯威齐(1)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进行一年的研究生学习。危机的破坏性使他震惊，传统经济学对解释和解决危机问题的无能为力让他失望。在伦 敦经济学院，斯威齐初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为他提供了一个关于危机问题的强有力的解释，于是，斯威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我确定了终身的使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美国学术生活的一个完整的受人尊敬的组成部分。”[II]韦伯夫妇[III]从斯大林的苏联考察回来，坚 信社会主义开创了充分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新的文明”。资产阶级经济学阵营面临着分化。
伴随经济危机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危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吗？对大危机束手无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真正成为阴郁的科学[IV]。中间道路！一个逐渐清晰和宏亮起来的声音从 剑桥传来。这个声音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新剑桥学派的领导人。在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和1930年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已经逐步认识到自由 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认识到通过政府的干预可以控制任性的资本主义的方向盘，使这驾车回到通往繁荣的道路上。但是，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可能意味着对 传统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某种侵蚀，经济自由可能因为国家干预而受到损害。如何认识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一场论战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经济学院和与凯恩斯为 旗手的剑桥大学之间展开。
二、论战：哈耶克和凯恩斯
1929年初，还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哈耶克就预见到大危机即将到来[V]。在1928 年的《利润》、1929年的《储蓄的‘悖论’》等论文中，沿着米塞斯的货币的商业周期的思路，哈耶克提出由于信贷扩张扰乱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的关系，从而 扭曲经济结构的思想。哈耶克的上述论文引起了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罗宾斯的注意。1931年初，哈耶克应邀在伦敦经济学院就“价格与生产”的问题发表了 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短时间，伦敦经济学院的师生都成了哈耶克主义者。同时，也为哈耶克在英美经济学界赢得了声誉。熊彼特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阐述的商 业周期理论“呈现给英美经济学界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著作所无法比拟的成功。”[VI]同年《价格与生产》出版后，约翰.斯特 拉奇说，哈耶克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的一颗新慧星。”[VII]
其实，让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感兴趣的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可以成为对 抗正在形成的凯恩斯周期理论——储蓄过多，消费不足导致危机——的武器。“这正是我们在反击凯恩斯的时候需要的东西。”[VIII]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大 学之间的抗争，有着学术讨论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学术地位竞争的问题。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经济学家没有好感，坎南向来与马歇尔不和。1929 年罗宾斯担任经济系主任之后，试图创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于是，双方的竞争达到白热化[IX]。面对大危机，当整个经济学界陷入一片惊慌失措后 的沉默之际，凯恩斯的崛起让伦敦经济学院感觉到真正的威胁。哈耶克的出现，由于其思想基础与凯恩斯的对立，使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看到对抗凯恩斯的希望 [X]。1931年8月，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上发表批评凯恩斯《货币论》的文章《反思凯恩斯的纯粹货币理论》（一个月后，哈耶克被任命为 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此后，双方进入了一年多的论战。
双方论战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周期及如何应对周期。哈耶克将周期原因归结为信贷制度的 运转。如果货币严格保持中立，需求变化就会在生产上得到反映，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可以通过利率的变化来维持。信贷通过银行体系发放意味着利率有可能反映的是 金融条件的变化而不是消费者喜好的变化。这样消费者需求和生产结构之间可能产生失衡。松散的信贷政策鼓 励生产者进行过度投资，使生产者的投资超过消费者的储蓄。为了使两者重新保持一致，应该减少货币供应，通过降价实现成本结构的调整。相对价格的调整可能引 起经济衰退，但经济衰退是一种天然的疗伤药、一种清肠剂，用于清除那些没有依靠真正意义上的储蓄来支持的投资。凯恩斯认为，危险不是投资过度，而是投资不 足。真正的问题是储蓄太多而不是投资太少。必须通过提高需求量来刺激经济活动，释放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太低而没有创造性使用的闲置储蓄。哈耶克的办法只会 使需求进一步紧缩，危机加剧。凯恩斯认为，战时危机非常严重，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哈耶克所歌颂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就会消失殆尽。紧急事件，需要采 取非常手段。
这场论战也许并不真正具有思想交锋的性质。双方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观念交流，双方既没有在论战中说服对方改变想法，也没有通过论战深化自己的思想。双方激烈的交锋主要体现在非学术的攻击上。
在 哈耶克挑起战斗的《反思凯恩斯的纯粹货币理论》中，似乎将重点放在批评凯恩斯的写作上，“事实上，很显然，本书不过是急速发展过程中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 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作出过高估计是不公平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那样新颖……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 统，也含糊其辞……”[XI]
接着，凯恩斯在《经济学》1931年第11期发表了《纯粹货币理论》，在用三分之二的篇幅针对哈耶克的指责进行解释 之后，如法炮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是一个最恰 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然而，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境，尽管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给 梦中发生的东西安了一个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十分荒唐，他的忽必烈汗却没有任何魔力，一定能够使读者去思考他脑中那点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 ”[XII]
尽管凯恩斯尖锐的嘲讽让哈耶克感到沮丧，但他在英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却借此不断提高并稳定下来。在杂志上的几个回合的笔战下来，凯恩斯 感到对双方的沟通作用不大，他无法理解哈耶克的思想而哈耶克也仍然不理解他。于是他们开始私人通讯。但几轮通讯的结果仍然让凯恩斯失望。现在，令他失望似 乎是哈耶克的学术水平。他说哈耶克的文章 “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 “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XIII]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评论之所以大为恼火，部分原因在于，他之前对 哈耶克很友善。1927年，哈耶克曾经请凯恩斯给他寄过一本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1929年，哈耶克送给凯恩斯一本自己的著作，凯恩斯不仅接受而且 写信致谢。在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一个无名小辈之间，这体现凯恩斯对后辈的关心。而且，在他的《货币论》中，凯恩斯两次肯定性的提到了哈耶克。因此，凯恩斯 认为，哈耶克掀起战斗，是恩将仇报之举。尤其令凯恩斯无法忍受的是，哈耶克实际上是乐于充当伦敦经济学院的枪手，目的是通过对自己的攻击引起注意，而进入 英国经济学界。
哈耶克又为什么如此严厉的挑战凯恩斯呢？关键原因在于，哈耶克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凯恩斯理论中的国家干预思想是自由主 义的最大威胁，凯恩斯否定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的观点，实际上是为扩大政府的作用、为放弃传统的不干预政策找借口。哈耶克把凯恩斯看成是自马克思主义产生 以来对经济自由原则最严重的威胁。当然，从个人利益上看，部分原因可能是，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讯速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哈耶克的后一个目的 看来是实现了。虽然在论战中哈耶克一直没有占上风，但通过同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论战的结果，是使他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在1931到1935年“经 济学学报”引用指数上，哈耶克排名第三名。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了。
哈 耶克正独自欣赏自己的“成功”，一个霹雳划过夜空。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了。凯恩斯清晰表达了他的国家干预思想。市场经济的 自发运转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通过政府干预，增加有效需求可以使经济回到正轨并实 现充分就业，这时，古典模型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模型把阴郁的科学变成了乐观主义的俱乐部：人终于成了他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凯恩 斯的中间道路政策没有被视作对自由企业的威胁，而是它的救星。”[XIV] 经济学研究的风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白天，旧经济学仍在讲授。但到了夜晚，从1936年起的每个夜晚，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谈论凯恩斯。”[XV]
凯 恩斯的新经济学“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XVI]吸引了经济学界最年轻也最睿智的头脑，伦敦经济学院的年轻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尔多， 阿巴.勒纳——都转向了凯恩斯主义。路德维希.拉奇曼说，20世纪30年代初哈耶克刚到伦敦经济学院时，“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20世纪30年 代后期，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XVII]
在与凯恩斯的第一轮论战中，哈耶克失败了。可是，哈耶克彻底失败了吗？
三、一个人的战争
哈 耶克体味着深深的沮丧。他的学生们离开了他，就连他最亲密的战友罗宾斯也离开了自由主义的阵营[XVIII]。但是，哈耶克并没有放弃阵地。在他看来，自 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也是他生命价值的源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必然导致集权主义，而集权的结果必然是自由的丧失。他在三十年代后期的研 究，仍然致力于与凯恩斯的对抗。
但是，二战开始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私人关系却出人意料的亲密起来。当然，这里可能体现着凯恩斯的宽容和大度。 1940年夏，不列颠之战打响。伦敦经济学院被迫迁到剑桥。在住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是凯恩斯为哈耶克提供了一处宽敞的住所。他们不仅经常一起讨论收藏心 得，一起坐在房顶欣赏伦敦的战火。1944年，凯恩斯还推荐哈耶克为英国研究院院士。
战争期间，哈耶克也暂时收敛了他的批判锋芒。本来，哈耶克准 备写作《纯粹资本理论》的下半部分批评凯恩斯的，但是，“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凯恩斯几乎是唯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于 是，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反对他的那些追随者，而他确实成功地使我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因此，在战争期间，在实际政治问题上，我站在凯恩斯 一边，我不想损害他的信誉。……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XIX]
战争期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深化及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涌现让敏感 的哈耶克预感到了某种危险。他所担心的是，国家干预在战时的成功可能会延续为战后的普遍制度，其结果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胜利。而哈耶克深信，全权社会主 义的实现将会带来经济、道德和政治上的奴役。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
《通往奴役之路》为哈耶克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是在美 国，适应应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危机及对抗社会主义思潮的需要，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哈耶克被看成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的守护神。但 《通往奴役之路》基本上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而不是经济学著作，因此，该书虽然给哈耶克赢得了世界级思想家的地位，但他和经济学的距离实际上是拉开了。弗里 德曼甚至认为，哈耶克本来就不应该从事经济学研究，从事经济学研究他不会取得什么有价值的成就。哈耶克选择研究经济学就是一个错误，政治理论才是哈耶克适 合从事的专业。凯恩斯同样认同《通往奴役之路》的价值，但仍然怀疑哈耶克的经济观点。他说，“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 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而且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深表赞 同……”[XX]晚年，哈耶克感慨到，在“40年代中期——我想我有点过于自负了——我觉得，我很有名，是两位打过一场大笔仗的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凯恩 斯，另以为就是我。现在，凯恩斯已经去世了，成了一位圣人；而我则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而渐渐地，没有人记得我是个经济学家了。 ”[XXI]
哈耶克和凯恩斯其实都是自由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XXII]。因此，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斗争，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维护自由主义 纯洁性的斗争。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形式。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在左翼政党执政 的情况下，甚至将国有化等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推广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凯恩斯主义政策实施的结果对于熨平周期波动、推动持续增长及实现充分就业发挥了积 极作用，战后经历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时期被誉为“凯恩斯时代”。哈耶克痛心地观察到，随着国家干预的加深，国家权利的集中，自由主义遭受到了严重 的损害，他担心，如果任由自由主义蒙受损害，人类将会进入另一个千年黑暗中。为此，他一如既往地投身推动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活动中。1947年，组织成 立研究和宣扬古典自由主义的朝圣山学社；1948年出版《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60年出版《自由秩序原理》；1973——1979年出版《法、立法 与自由》；1988年出版《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
至少在1974年以前，为维护自由主义，哈耶克同时在对抗凯恩斯主义和反击社会主义的两条战线上作战，而这期间，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各国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他几乎没有什么同盟军。哈耶克在进行一场维护自由主义的一个人的战争。


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哈耶克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西欧的非国有化运动和福利国家改革；美国的放松管制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并进入政府决策过程；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私有化进程……

但是，哈耶克——经济自由主义——是否已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凯恩斯说：“在长期，我们都不在人世了。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经济学家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用了。”即使只是为了解释现象，经济学也必须面对现实。只要“市场失灵”还客观存在，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就没有赢得最后的胜利。当然，哈耶克的后继者们可以将自己鸵鸟式的脑袋埋在土里，等着风平浪静的到来。有一个条件是必须的，他们需要像哈耶克一样的长寿，甚至比哈耶克更长寿[。

注释：

  保罗.马洛.斯威齐（Paul Malor Sweezy,1910_2004）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早年因提出“拐折的需求曲线”成名（1939年《卖方垄断条件下的需求》），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古巴：一场革命的剖析》（与休伯曼合著）、《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休伯曼合著）、《垄断资本》（与巴兰合著）、《美国资本主义的动力学》、《繁荣的终结》、《美国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危机》、《后革命社会》等。
[II] 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中文版，经济科学出版社，P626
[III] 西德尼.韦伯和阿特丽斯.韦伯，费边社成员。费边社是19世纪80年代为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成立的组织。主张通过向西方政党和政府机构渗透和灌输社会主义理念的渐进主义方式影响西方社会经济政策。1895年，韦伯夫妇用2万英镑遗产创建伦敦经济学院，希望将它建成一个不带偏见研究社会问题的独立机构。后来，其政治系成为左翼思想家的大本营，有韦伯夫妇、拉斯基、艾德礼（工党领袖，1945到1951英国手相）、理查德.托尼等；其经济系则有着持续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代表人物有坎南、罗宾斯、哈耶克等。
[IV] 1848年，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在一次关于种族主义的演讲中，第一次将经济学称为阴郁的科学。他说：“这种社会科学——不是一门快乐的科学，而是令人懊恼的——它在‘供给和需求’中发现了宇宙的奥秘，将人类的统治者的职责降低为让人们自行其是，真是再好不过了。我要说，不是像我们听说过的某些科学那样是令人愉快的科学，不，不是。它是阴郁、孤独而且的的确确是相当悲哀的科学。”——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80
[V] 实际上，哈耶克的导师米塞斯早在1924年就预言1929年的大危机。他把信贷扩张理解为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根源。1929年夏天，有人为米塞斯在维也纳信贷银行谋得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位，米塞斯断然拒绝。“大崩溃就要来了，我不希望我的名字以任何方式和它联系在一起。” ——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295
[VI]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中文版，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P531—532
[VII] 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63
[VIII] 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71
[IX] 激烈的竞争甚至会使双方放弃科学和道德原则。1930年，首相麦克唐纳任命一个5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研究大萧条时期的经济问题，主席是凯恩斯，其中罗宾斯是由凯恩斯推荐进入委员会的。罗宾斯在工作中出处掣肘，最后拒绝在报告上签字。此后两年，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辩论，他说，“他太能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跟常人的理由完全不同，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糊涂。” ——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72
[X]凯恩斯的追随者理查德.卡恩说,”罗宾斯等人的意图是把哈耶克树立为一个偶像，用来与凯恩斯相抗衡。” ——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74
[X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73
[XI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73—74
[XII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84
[XIV] 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26
[XV] 加尔布雷斯语，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27
[XVI] 米尔顿.弗里德曼语，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27
[XVI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88
[XVIII] 二战期间，罗宾斯进入政府部门并部分接受凯恩斯思想。晚年，罗宾斯在他的自传中称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哈耶克的支持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错误……它将是一件永远给我带来深深懊悔的事情，尽管我是出于善意行事并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我却如此坚决的反对那些有可能缓和当时经济困境的政策。”——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00
[XIX]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126—127[XX]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153
[XX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180
[XXII] 关于社会主义，凯恩斯说：“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起码具有生活的品味，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P82——83
[XXIII]马克斯.普朗克：《科学自传》，转引自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四版（中文）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P12。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年)，1918年因发明量子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奖。
[XXIV] 弗里德曼说，“我非常赞赏哈耶克，但不是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他的《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简直无法卒读。”——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97
[XXV]缪尔达尔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创立者之一，曾经主张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曾经颁发给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反动派。
[XXV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351
[XXVI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349
[XXVIII] 哈耶克：《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革命”的个人回忆》，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中文版，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180—181
[XXIX] 转引自安德鲁.甘布尔：《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中文版，王晓冬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253
[XXX] 1971.Activities,1906_1914,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5.London:Macmillan.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54
[XXXI] 哈耶克生于1899年，卒于1992年，享年93岁。

仰望山林

朱老师您客气，依稀记得长沙Z，北京L，福建逗爸还有你我们几人在暮色笼罩下的西湖边畅谈吗？一晃几年就这样过去了，你家的宝贝千金还好吧？

者者

嘿嘿，像预期的一样，我的议论果然让山林‘发炮’了。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不同的解释，经济和政治问题更是如此。如果说涉及到自然科学的不同看法是因为人们对于认识观和研究方法不同而造成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的问题更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和个人经历而产生分歧。显而易见，就何女士在文中否定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结果我是很不以为然的。

山林在85楼说：‘人家再坏也比我们强的多，他们是唱不衰的。’我不想对第一句话发表看法，但‘他们是唱不衰的’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 我的理解是尽管美国的经济今天遇到了大问题，但是它不会即刻沉没的；同样地，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今天存在的问题而被否认得了的，而且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唱衰’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趋势。

者者

凯恩斯和哈耶克，是上世纪产生的两位经济学大师，他们直至今日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山林在114楼摘录的文章告诉了我们一些这两位大师的事情。基本上凯恩斯是强调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而哈耶克则从根本上否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认为一切由市场调节，因此被标以‘自由经济’的奠基者。

哈耶克的崇拜者包括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前总统里根，正是这两个人在上世纪80年代奉行‘自由经济’政策，改革了以均衡和社会福利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大肆放任了自由市场经济，其结果是一方面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增长，社会的总财富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加剧（我在前文提及美国的基尔指数从1989年的0.32增长到2006年的0.4，英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这里其实涉及到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即效率和分配的问题。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获得最大的效率，也就是获得最大的财富。但是经济学也意识到如果分配不合理的话，那么到一定程度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而言都会抑制效率。因此所有的‘搞经济’的政府都会部分采用宏观调控及自由市场经济的方法，尽管由于当政者的价值观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偏向。比如在美国，共和党被认为代表富人的利益，因此会强调减少税收而放任市场经济，而民主党则会增加税收、调节贫富之间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政府从本质上也是采用这两位大师的理论，对政府有影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持有以凯恩斯和哈耶克为基础的理论观点（尽管他们个人不会承认是纯粹的‘凯恩斯’和‘哈耶克’）。

有趣的是，哈耶克的经济理论被一些人衍生到政治方面，因为哈耶克是个绝对的‘自由意志’者。正好上世纪80年代是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前苏联的瞬间垮台证明了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绝对‘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哈耶克的‘自由意志’就是当时的最好政治经济宣言。

这次的经济危机，使得有些人开始反思‘自由经济’的弊端，不仅仅凯恩斯会被强调，而且还有人提出应该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我来看，这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事情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模式（特别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智慧者只是能够适时把握不同时机采用不同的方法而已。

者者

下面引用由[U]heping_zhu[/U]发表的内容：

而管理学最关心的首先是：如何将钱装在自己口袋里。所以经济学家老是看不起管理学者。呵呵。

哈哈，朱老师的评论有意思。

我认为‘如何将钱装在自己口袋里’的问题是商人们最关注的，而管理者有更广泛的职责。让我们看看《Management - A Global Perspective》（H.Weihrich and H. Koontz 1993)这本书中关于Management的定义： Management is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maintaining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individuals,working togetner in group, efficiently accomplish selective aims（不好意思，我手头正好有一本老书，就随手摘抄了一下）。不同的书会对管理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上管理被认为是为了完成特定的目标而组织群体共同工作的过程。所以，管理不仅仅是应用于商业活动，而是应用于所有有组织的活动。

我是学理工科的，那时候有机会和学经济、哲学、管理以及包括艺术等不同学科的同学在一起讨论问题，真的是有意思。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学科角度谈问题，争论不断。我忒喜爱这样的谈论，因为开阔了不少的视野，实在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