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2006年5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演讲

zouwen

不错的演讲，许久前同事发的，刚在电脑上偶然翻到，贴在这里。

——杨澜2006年5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演讲
在我来之前，曾委托院方向同学们征集问题。我注意到大家都希望我来谈谈“如何成功？”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个题目，让我感觉很惶恐。首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对于什么是成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成功。因为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更多的是你周围的人对你的评价和判断。正如古人所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的确，毁誉就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再者我认为所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遇，外界的环境等等的影响，很难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一种简单的复制。甚至可以说，成功是难以把握的。成功是一种结果，而今天，我更想谈一谈这个过程，也就是成长。对于我来说，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人生在世，你唯一能够有把握的也就是成长。因此，我把“成长：你唯一的把握”作为今天与大家交流的题目。

什么是个人的成长？我觉得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对成长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有一次，我女儿幼儿园的老师给孩子们出了一道题：“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颜色…….”让孩子们自己来回答。有的小朋友说：“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就不可能有彩虹了。”有的小朋友说：“我最喜欢粉红色，如果只有一种颜色，我希望是粉红色。”…….我注意到我女儿的回答，她对老师说：“如果只有一种颜色，那么连白天和黑夜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成长，就是他对外部世界的不断探索和认知的过程。

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什么是一个人的成长？以前的儒家思想要求人成长的轨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哲学家罗素则认为，人的成长要遇到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二是人与社会，也就是人与人的矛盾，三是人与自己的矛盾。我觉得，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寻找自己人生坐标的过程。人从小到大，视野不断开阔、知识不断丰富、经验不断积累，从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自己，同时也在认识周围世界，我想恐怕这就是人的成长过程了。人的成长路径不同，人生追求也千差万别，无论成功与否，人的最终归宿大致是相同的。而区别就在于每个人所走过的道路不同，每个人对自己人生的了解程度和自己内心的真实体验是不可复制的。人的成长就是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小环境，而进入一个更广阔世界的过程。这种突破，不仅要突破物理空间的界限，也要突破心灵空间的界限。
然而，对于个人的成长，什么是最重要呢？每个人可能侧重不同，而我今天还是想就这三个方面：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人与自己来谈。我觉得对于人的成长，要是寻找坐标的话，应该去寻找以下三个坐标：一是时代的坐标、二是与别人比较，你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三是自己内心的坐标。

先来说说时代的坐标，今天我们在座的一位主任的儿子18岁，要考大学了。虽然，高考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在座的各位也都是经过高考的鏖战了。记得当时要考大学了，我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我想去学电影导演，而我父亲不愿我去从事艺术。我对社会学、历史学感兴趣，想去学历史。我父亲就问我：那你毕业后，打算去做什么工作呀？经过许多的犹豫和彷徨之后，我父亲最终帮我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你还是去学英语吧。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正在逐渐与世界融合。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英语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这样，当时我就选择了去北外学英语。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外语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她让你得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让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在接到这次演讲的邀请后，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了一下梳理。发现其实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件事：做一个沟通者，一个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的一个沟通者。如果大家还记得《正大综艺》的话，就会对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也许那时大家都还小。那个时候，决大多数的国人都没出过国。但是看看现在发展多快啊！正如余华在《兄弟》一书的最后所说：别的国家四百年的经历，我们却在四十年就全部经历了，这是一个被压缩的历史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就不仅仅是《正大综艺》时，那些走马观花啊，去看看人家厨房是什么样子？去看看人家在吃什么、穿什么？而更多的是对外部世界一种更深层次的需求。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从做旅游类、综艺类的节目去开始做人物的访谈。从98年到现在，我已做过四百多位国际知名人士的访问了。我想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加深了她与世界的融合程度，也是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对中国逐渐加深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在我的节目中也能反映出来。

说到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我在考《正大综艺》时，虽然我既不是广院，也不是艺术院校毕业的，但却占了一个便宜。就是当时制片方要找一个懂点英语的主持人。经过了七轮的竞争，到进入最后一轮决赛时，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子了。要求我们在门口准备五分钟，准备用英语介绍自己和讲讲为什么喜欢这个节目。若干年后，当时的制片人，也就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辛少英导演与别人谈起那段往事。说：当时杨澜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的就是，虽然当时每个女孩子非常希望自己得到那个主持人的位置，而且每个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准备，但我路过时，发现杨澜还在辅导另外那个女孩子的英文。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其实当时我很自信，心想，我是学英语出身，别人在英语上有些地方没搞清楚，我就帮她准备几句。所以这些年来回头看看，我非常感谢父亲当年为我作出的这个决定。因此英语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个工具。利用它，我不仅可以做采访，搜集更多的资料，更让我进入一种文化的比较，对于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

这种体验在我代表北京做奥运陈述时，感觉尤其强烈。记得当时在莫斯科，那天中午大家都比较紧张。虽然大家都觉得很有希望，但总怕有什么闪失。后来许多人问我，杨澜你当时紧张不紧张？说实在的，我只是在进入大厅前，有点紧张，手心有点冷汗，但当何振梁先生宣布，该我做陈述了，我突然感觉特别放松，这我在做主持都很少见。当然，我也是嘟囔很多遍了，准备的应该没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儿说，也不等待他们对我的评价，而是我有话要告诉对方，而且这对于他们很重要。所以也就是这一心态，把紧张、生怕自己出错、患得患失这些，给压过去了。专心于把我们想说的话，传递给了这个世界。

既然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特征，那么这个时代有什么特征呢？我觉得有三点。
1．世界越来越变得扁平化了：
有一个叫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人写了一本书，名字是《The 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书中讲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球化扩张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摄取生产资料和市场；第二次是从美国经济大萧条、一战和二战开始，是跨国公司为单位的全球化扩张时期，也是为获取生产资料和市场；第三次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个人为单位开始进行全球性伸展的时代。也就是说，你学的可能是很冷僻的印度梵文，却能在德国找到知音，并通过互联网结成网上的社区。还比如，过去美国中学生的足球比赛，大众传媒是不可能转播的，而现在通过网上IPTV就可以转播。通过互联网，使能几百万人同时观看这一比赛。越来越多的，以个人为单位，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摄取你所要的信息和服务。给予个人很多权利，英文叫Empowerment，赋予个人更多能力的时代。我采访过E-Bay的总裁惠特曼，她被评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性。因为E-Bay主导了大量的网上交易。我当时问她：对于这一称谓，是否感到开心？她是怎样理解权力的？她说：实际上，权力给人的印象一直不太好，权力被认为是控制别人的一种力量。但是她认为：在新的网络时代，权力不再意味着控制。因为E-BAY不可能控制网上的交易者。她的权力是体现在能够帮助许多人成功。比如说帮助一些身体有残疾，不能正常工作的人，在自己的家里开一个小店，通过网上交易，实现正常的收入，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所以在网络时代，并不是说，让你干什么或不让你干什么，而是能帮你干什么，这可能是与以往世界有很大不同的一点。

2．需要想象力和创新的时代：
过去我们谈到知识产权，总觉得是美国人、欧洲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才要保护知识产权。但现在，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在鼓励创新。我们不仅希望全世界的很多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更希望是Created in China(中国原创)。这种创造力远比单纯的制造,更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无论是在大家熟悉的医学领域、其它科学领域、人文领域，很多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最初都是由一个假想开始的。刚才还在和韩院士和刘博士探讨医学需要不需要想象力。按说对人的身体总不能乱想吧，但是象幽门杆菌与胃溃疡的关系，基因螺旋体的构想，也都是来自想象力。一个外国教授曾说过，如果给中国学生一个假想，他们会做出很好的推论，但却不是假想的提出者。但我想随着教育体制和社会氛围的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提出假想，并得以求证。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今年开始做的一本用我的名字命名的电子杂志。是针对城市职业女性的一本女性杂志。这本杂志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从第三期开始，就突破了每期100万的下载量。到第八期和第九期，下载量已经突破了200万份。这对于我们做传媒的人来说，就是创新。因为在过去，报纸就是报纸，杂志就是杂志，电视就是电视。而现在通过这本电子杂志，我们可以把视频、电脑动画、互动问卷等所有有趣的东西，都结合进来。那个感觉，用我们一位主编的话，就象每天在编哈里波特的杂志。这无论对我们传媒人还是受众，都是一种新鲜的刺激。对于社会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减少创新的成本，而增加创新的回报。

3．时代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边界不断被冲破，而走向融合：
一星期前，我在北京接待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洛杉矶西奈山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这家医院是好莱坞最高档的一家医院。我问他来做什么？他说是来发展业务。我就问他来中国发展什么业务？他说：我知道中国的医生医术都很高明，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高端复杂的医疗技术，比如脑部手术的服务。也就是说，他是来中国发展病人的。过去医院都是比较Local的，地方性的。而现在通过网络，可以进行网上会诊，远程临床的讲解等等，这都是很大的突破。再有，我采访过一些艾滋病的专家，他们说以前只是要了解疾病本身的原因，针对原因治疗就行了。而现在在艾滋病的治疗中，必须学习临床心理学。因为这些病人往往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如果从心理上不对这些病人进行疏导，治疗效果也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在医学领域，这种跨界的学习和交流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五一期间，我去了敦煌，感觉到那里的"大唐气象"，即使是在一千年后，也给人以震撼。不仅是那些绘画的生动和颜色依然保持那样的鲜艳，而是儒、道、释三种文化的交融，人物神态的生动，服饰的多样，让你感到，盛唐气象实际是一种文化融合的现象。有幅壁画给我印象很深，画的是许多穿着华贵衣服的仕女。经讲解，知道画的是那时当地一位节度使的家眷。这个节度使家族一代一代，在当地统治了百余年。那么他是怎样保持地方的稳定，和文化的融合呢？他是靠联姻的方式，儿子迎娶当时西域各国的公主，又把女儿嫁给各国的君主、王子。通过血液的融合，而达到了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也保证了当地文化的繁荣。今天再依靠这种血缘关系，恐怕就很难实现。而我们更需要的是文化的融通。虽然现在具备了技术上的条件，但大家并不是都准备好了。比如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五一期间，我陪几位美国朋友先去敦煌，后又去丽江。到了丽江，一位美国朋友要等一个传真，就和酒店的服务生说：我要我的FAX。大概是服务生的语言没有过关，所以一开始没明白什么意思，后来突然恍然大悟，说：我知道老外要什么了，他要Sex。就在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些避孕套，弄得我这位朋友哭笑不得。（全场大笑）。所以说语言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2008奥运会临近了，我一点不担心场馆的建设，交通、空气啊，我想这些都会管理的很好。但语言会有问题。并不是每个人会说Hello，Good-bay就行了，而需要更深层次的交流。再有，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说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就是我们在国内，向外国介绍中国的时候，总是说中国有"四大发明"，有老子、孔子、孟子等，用这些来说明我们的文化。但我发现其实这很难说清楚。因为在国际通用的语言里，并没有"四大发明"这个固定词组。而其它重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原理的发现，还有很多，如果你给人讲，我们的孔子是如何重视"礼"，如何重视"仁"，如何普及了教育和文化。那么人家看到一个随地吐痰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中国人和在听音乐会时不关手机的中国人，恐怕给人家讲多少遍孔子和孟子也没用。据统计文化一共有183种定义。其中有物质生活层面的，象景德镇的瓷器；有精神生活层面的，象我们的昆曲、京剧，武术。而更重要的，也是更直观的，应该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个层面的。前不久，看了新闻，由斯皮尔伯格担任顾问，张艺谋、陈维亚担任导演的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创作班底已经组成。我想他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怎样展示一个正在腾飞的中国的气象，这并不难。展示古老文明的悠久也不难。最难的是，怎样让人家心动起来。不是说一万人的震耳欲聋的安塞锣鼓，就能打动人。而是现在的中国有什么能感动人。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东西方文明才真正达成一种交流。刚才说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层面里，大家都可以试着找找自己的定位。无论是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还是自己学术和专业领域的创新；还是通过信息技术，扩大自己知识搜索和捕捉的范围，这些都会对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就个人的品质而言，"逆流而上"固然是令人钦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还是很渺小的，当我们设计自己的成长之路时，我们还是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借潮流之势，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
人与人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有很大不同。一次参加一个论坛，有位教授说了一个观点：一个人不需要每件事都做的好。其实只要一件事做的好，你就有下一次机会。我觉得很有道理。象我遇到很多做记者的同行，他们说：杨澜你多幸运，能采访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而我其实是从采访一个区长开始的。所以要是区长没采访好，就不要去采访市长；市长没采访好，就不要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再想副总理、总理、总统。

对于医学，我不是很懂，但我也了解到，也有这种比较优势存在。有的医学生，在学校理论学的很好，但手比较笨，所以在临床上就不适合做外科医生。有的理论学的不是很精专，但手很灵巧，就可以成为外科的“一把刀“。这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一般来讲，一个人刚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容易产生这种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或者我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着急。可以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或者完全事务性的工作。但如果你能在这件工作上做得比别人好一点点，不需要很多，你就有下一次机会去做更大的事。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停在那儿抱怨：我在其它方面还比他们强呢。那根本没用，这个世界没有人想听这样的话。大家只关注你做事的结果。所以你只要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好一点点，你就有成长的机会。

两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就接受了一个采访，就是我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很难。所以我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他的随行人员告诉我：很有意思，是因为在这之前，我采访过他的副总理。副总理告诉他：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这个女记者的采访，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我听了之后很高兴。但是我想说，这种口口相传，千万不要小看。你做的每件事都会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希望更多的是正面的影响而不是负面的影响。


为什么当时我会离开《正大综艺》？这是不断有人问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激流勇退也好，有学习的精神也好，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是，我觉得我不擅长做综艺节目。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更不会演小品。只有一次和赵忠祥老师合作演魔术，叫什么大变活人。还没走出去呢，就让别人认出来了。魔术的效果一点没有。所以我想，我真是没有什么艺术天才。我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我什么事情做的好呢？也许从小受家庭影响，我还比较喜欢读书，还有学习的能力。所以日后开始做访谈节目，每次我都是坚持尽可能得阅读相关的资料，看所有的东西。按别人的说法：这很笨，主持人就是靠口才好，现场反应快就行了。我恰恰认为不是这样。拿我做访谈节目来说，你事先准备的程度和你做出的节目的效果完全是成正比的。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采访基辛格博士，那时我还在美国留学，刚刚开始做访谈节目，特别没有经验。问的问题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比如问：那时周总理请你吃北京烤鸭，你吃了几只啊？（全场笑）。你一生处理了很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你最骄傲的是什么？这类问题。当然我也在电视上看过别人问这类问题。凡是问这类问题，就是事先没做准备。后来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时，我再次采访了基辛格博士。那时我就知道再也不能问北京烤鸭这类问题了。虽然只有半小时，我们的团队把所有有关的资料都搜集了，从他在哈佛当教授时的论文、演讲，到他的传记，有这么厚厚的一摞，还有七本书。都看完了，我也晕了，记不清看的什么。虽然采访只有27分钟，但非常有效。真是准备了一桶水，最后只用了一滴。但是你这些知识的储备，都能使你在现场把握住问题的走向。记得我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很多共赢和合作的机会，但也出现了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强烈冲突，你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往哪去？和平在多长时间内是有可能的？他就直起身说，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随即阐述了一个他对和平的理解：和平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平，而是不同的势力在冲突和较量中所达到的一个短暂的平衡状态。把他外交的理念与当今的世界包括中东的局势结合，做一番分析和解说。这个采访做完，很多外交方面的专家认为很有深度。虽然我看了那么多资料，可能能用上的也就一两个问题，但事先准备绝对是有用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要做功课。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是一个还算勤奋的人。通过做功课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作为记者和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我也许还有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容易和别人交流。96年我在美国与东方卫视合作一个节目叫《杨澜视线》介绍百老汇的歌舞剧和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其中有一集就是关于肥胖的问题。一位体重在三百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访。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宽度不够，我就找来另外的椅子，亲自搬来，请她坐下，与她交谈。最后她说：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记者采访会是什么样？但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别的记者来采访，都是带着事先准备的题目，在我这挖几句话，去填进他们的文章里。而你是真正对我有兴趣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镜头面前也好，在与人交流时也好，你对对方是否有兴趣，对方是完全可以察觉的。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眼神都在建立一个气场，所以我能建立这样一个气场，就适合做访谈节目。

去年年底，采访马来西亚巴达维总理。我们事先研究资料时发现，那年他的妻子刚刚去世，就想是不是应该问一问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感情很好。但坐在你对面的毕竟是一个总理，一上来就问人家妻子去世的事，很唐突，也不礼貌。在谈完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话题之后，就想怎样让他自己把这个问题谈出来。所以我就决定这样问他：在过去的2005年发生了很多事，但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说，对我来，2005年是哀痛的一年，因为我妻子去世了。一直讲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将他和他妻子的感情，她最后的日子，讲的非常好。采访结束后，他的新闻秘书就说，你们中国记者真有本事，因为我们的总理在公共场合从来不谈个人生活。我估计是我的气场把他罩住了。

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比较优势的一个挖掘。其实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不会一开始就知道，只能通过尝试做不同的事情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做电视，做了十七年，中间也经历了许多挫折。比较大的，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2000年在香港创办阳光卫视，虽然当时是抱着一个人文理想在做这件事，至今我也没后悔，但由于商业模式和现有的市场规则不是很符合，确实经历了许多商业上的挫折。这让我很苦恼，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这么努力了。甚至怀孕的时侯，还在进行商业谈判。从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会成功。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如果一开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话，你无论怎样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

后来我去上海的中欧商学院进修CEO课程，一个老师讲到一个商人和一个士兵的区别；士兵是接到一个命令，哪怕打到最后一发子弹，牺牲了，也要坚守阵地。而商人在好象是在一个大厅，随时要注意哪个门能开，我就从哪出去。一直在寻找流动的机会，并不断进出，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听完，我就心中有数了－－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虽然可以很勤奋的去做，但从骨子里，这不是我的比较优势。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做了主持人，我就要求导演：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台词。写了台词，就问导演：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编辑？做完编辑，就问主任：可不可以让我做一次制片人？做了制片人，就想：我能不能同时负责几个节目。负责了几个节目后，就想能不能办个频道？人生中一直在做加法，加到阳光卫视，我知道了，人生中，你的比较优势可能只有一项或两项。

在做完一系列的加法后，我想该开始做减法了。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不能这样疯狂的工作下去。所以就开始做减法。那么今天我想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懂得市场规律的文化人，一个懂得和世界交流的文化人。在做好主持人工作的同时，希望能够从事更多的社会公益方面的活动。所以可能在失败中更能认识自己的比较优势。当然我也希望大家付出的代价不要太大，就能了解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缺陷所在。
经常有人说，这个人有多重性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性格。总保持一致，不出现混乱，那我们就是神仙，不是人了。但是否可以通过成长，追求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格呢？我认为是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虽然对于教育改革，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说分数教育不好了，我们要进行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后来又变成了学钢琴，学画画等技能的培养。但这是不是培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未见得。我觉得最欠缺的，从幼儿园开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是人格教育。

你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会听到一个词是INTEGRETY，这个词就是指人格的完整性。作为人应该有尊严，有行为的准则，这恰恰是我们教育中所欠缺的部分。其实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无论人成功与否，人最大的快乐和痛苦都是来自精神层面的。

记得采访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讲到：自己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前从未读过书，只是在家放猪。这时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出外读书，他母亲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跟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有前途。当时他还不太愿意出去，就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他妈妈说：到秋收，你就能回来看我们了。这样他就和一个远房亲戚走了。可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再也没见到他的父母。谈到这里，我问：“如果当年你妈妈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其实我的问题是有诱导性的，我想让他说，人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会依旧很贫困这类的话。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因为他的父母是在五十年代末，活活饿死的。他的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在其它场合也经常说起这个故事。

虽然我是1998年采访他的，过了这么多年，至今有人问我采访了这么多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谁时，我仍然是说他。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应该算成功，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的。但在亲情和人的伦理面前，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前面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要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是不是还有些其它的东西，比如人格，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础和基石。

另外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采访就是采访王光美女士。以前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老革命。其实大家不知道，她是我国第一位核物理专业的女硕士。而且现在大家想得到的机会，当时她都有，出国留学、全额奖学金等等。但是作为当时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她有自己的追求，就毅然去了延安。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特殊的年代中。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她所经历的压力，那是一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能把个人撕碎和吞噬掉的压力。但她并没有背叛自己的丈夫。她讲到，当时刘少奇被批斗，她也在旁边陪斗。有一次批斗会，刘少奇在一个舞台的中间，被揪打得很厉害。她不顾一切地就跑过去，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挨斗。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最让我感动的还不是她在巨大的灾难中所表现的原则和对自己感情的忠实。而是在特殊的年代过去之后，她给我讲到：当时她身边有个工作人员，教她小女儿唱打倒她爸爸***歌谣，并怂恿女儿当着王光美的面唱。可以想象这种设计是非常刻薄和阴毒的。我就问她：你后来找到这个人了吗？她说：我不想知。我要是想知道，这个人会倒霉的。所以我根本不去问，不去调查这件事。因此，她也是给我极大震撼的采访人物；在受到了一个巨大的不公之后，能去宽恕，不去追究，我认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这些心灵的震撼和撞击，包括对我的人生观，都产生过一些非常大的影响。

毋庸质疑，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个繁荣的，一切都在建设当中，是有很多的希望。人家有美国梦，我们也可以有中国梦的，这样一个时代。诸位都有很好的前景。但是目前也有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许多人是缺乏安全感的和心理平衡的。从医学上讲，恐怕也是诱发许多疾病的深层次原因。培养人格，我觉得特别是学医的人，在这方面的文化背景和熏陶中有着特别强烈的切合点。如果我们说以人为本，没有什么比医生更要以人为本了。医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作“仁术”。

对于医生人格的培养，被希波克拉底和孙思邈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了。大家恐怕早已知道，我在这里是班门弄斧了，不过当我查到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里的一段话，仍然特别感动：“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我觉得凡人成佛了也不过如此了。但是我想他为医生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人格和道德要求，不用我赘言，大家都有这种心情的感应。这样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繁荣，些许有些嘈杂和混乱的社会非常有意义。

我们希望看到是一个有爱心的、和谐的社会。当然这里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也在博客上写了：在这世界上，并非人人都有，被称为心的东西。那是因为前些天，看到深圳的歌手丛飞生前帮助了300多位贫困的学生来求学，但是当他去世后，有人采访这些学生的时候，有的学生就说：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呢？有记者问：丛飞去世时家庭生活也很拮据，如果当时你知道，会帮助他吗？请注意，记者问的是你当时知道的话，完全是个假设，因为他已不在人世了。得到的回答是：我怎么帮他，我一月才挣三四千。说得非常理直气壮。请注意说这些话的，都是曾接受过他帮助的人。所以作为旁观者都觉得很寒心，我们这个社会真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今年“母亲节”所在的那个星期大家看到的天下女人节目是我采访一位叫潘芏的母亲。她是吉林人，在外企做到一个中层的管理职位，收入也不错，在当地已经非常好了。她放弃了这些，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大连，开了个儿童村，收养单亲的服刑人员的子女。这里给大家一个概念：中国的刑事犯罪，一半以上是青少年，而青少年犯罪中30-40%是服刑人员子女。所以她做这件事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不仅给这些孩子爱心，也为我们这个社会增加了安定的因素。当然这些年做的很苦，而她自己的儿子，长期见不到妈妈，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请允许我哭泣”，说：我的生活太压抑了，每天那么多功课，妈妈也不在我身边，我的苦恼没机会去和人说，真想到旷野里去大哭一场。十几岁的孩子写的一篇作文，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当时就问潘芏：这边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照顾好，怎么照顾那边的孩子呢？潘芏很诚实，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走了，那边孩子又该怎么办？有一个观众说得好：这是我们社会的缺失，我们不应该让潘芏面临这么一个选择，我们的社会在做什么呢？所以这些，大家是要看人身体的疾病，我们这个社会也同样有很多疾病。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克服它，救治它。也正是这样一些原因，所以我希望今后将更多的时间放到公益事业方面。

我成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希望推动慈善文化的普及、推动慈善的培训等等。有人问：你图什么？我觉得很难说清，你觉得有一种动力要你去做这件事，而且做了以后，心理有一种非常大的满足感。我想当你们未来，伸出你们的手把一个病人从死亡上拉回来时，不需要别人问你：你图什么，你是为了挣你那工资，当然不是，我相信，当你这么做时，你心理一定充满了极大的满足感和快乐，我希望这种快乐被加倍放大，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和谐。

最后，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在成长，这种成长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也许你在某种场合和时期达到了一种平衡，而平衡是短暂的，可能瞬间即逝，不断被打破。成长是无止境的，生活中很多是难以把握的，甚至爱情，你可能会变，那个人也可能会变；但是成长是可以把握的，这是对自己的承诺。我们虽然再努力也成为不了刘翔，但我们仍然能享受奔跑。可能会有人会妨碍你的成功，却没人能阻止你的成长。换句话说，这一辈子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

张春华

喜欢杨澜,也喜欢这篇了不起的演讲.

汶汶妈妈

可能会有人会妨碍你的成功，却没人能阻止你的成长。
换句话说，这一辈子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

说的真好！

仰望山林

   我下面要转的文章可能要扫楼上诸位的兴了,对这些所谓的"文化"红人,我向来没什么好感,他们的红都是在这个畸形社会体制下产生的,她对人生的感悟未必会比以琳的妈妈们高出多少来,欣赏她不如你们自我欣赏好了.
余杰:杨澜的真面目(转载)



余杰:杨澜的真面目
　　
　　
　　2004年3月27日 星期六
　　
　　
　　 看了杨澜女士在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上的访谈，我有一种在一盘美餐中吃到一只苍蝇的感觉，同时又感叹：这位风度优雅的女子，怎么能够将假话说得如此义正词严呢？在此之前，杨澜是我极其看好的大陆主持人之一。在半年前接受《新周刊》访谈的时候，我还赞扬说，杨澜是电视主持人中少数有“文化感觉”的女性。然而，纵观杨澜在吴征事件中的反应，我不得不将“流氓面目”这个词语跟她联系起来。
　　对于公众的揭露和批评，杨澜一言以蔽之，统统称之为“有商业用意的、有组织的攻击”、“匿名”和“栽赃”。据我有限的阅读，媒体上署名发表批评文章的有：美国的方舟子、多伦多的赵平波、吴征的同学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然而，在方舟子、曹长青、赵平波、余杰、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对吴征及杨澜的质疑、批评文章发表之后，杨澜女士依然辱骂那些质疑他夫婿吴征假文凭的人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杨澜女士为什么对如此众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视而不见？难道仅仅因为“救夫心切”就可以颠倒黑白吗？
　　
　　至于“有组织的攻击”问题，正如多维新闻网指出的那样，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至今没有查出吴征杨澜声称的蓄意攻击的‘组织背景’，反而发现网友提出的许多疑问是符合事实、批评是合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仅与其他诸位批评者素不相识，而且与其中的某些人士在重要的价值立场上还存在著尖锐的对立（如方舟子）。我自己也不知道：谁有权力将我们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组织”在一起？我的批评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信用”的呼唤而作出的，没有人能够“动员”和“组织”我做我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杨澜女士这不是睁著眼睛说瞎话吗？
　　
　　此次事件的焦点是吴征“巴灵顿大学”的“假学历”问题。杨澜在访谈中承认：“吴征已经知道它是没有被教育部门认可的。但是，他是本著学习精神，也是为了加强在商业方面的系统训练，因此他还是会有一批指导的书籍要看，辅导老师跟他有电话、传真的沟通，他觉得对他的业务还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就读了。”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的“巴灵顿大学”也就一两个工作人员负责维护网站，哪里来什么“导师”？跟何况，博士学业岂能是通通电话、发发传真就能够完成的？真个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质疑的那样：既然获取这个中、美教育部门都不认可的学位，目的仅仅在于“督促自己学习有关专业知识”，又有何必要列在个人简历之中呢？
　　
　　杨澜在访谈中多次指出批评者有商业目的、个人泄私愤等“可耻的动机”。然而，在我看来，猜测对方的“动机”是一种专制时代的“诛心之论”。作为被批评者，重要的是勇于正视批评者所批评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内容真实，那么结果应当与目的无关。聪明如杨澜者，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
　　
　　在整篇访谈中最让我愤怒的是，杨澜告诉记者，她虽然无法具体说出那些“邪恶的人物”究竟是谁，但是“这些人可以联络到海外一些反动人士，后者已经以真实姓名参与了”。在这里，美丽动人的杨澜露出了她的流氓面目和血盆大口──请原谅我把这样的词语加诸一位曾经充当中国申奥“形象大使”的女性身上，本来我是一个“女性崇拜者”，却没有想到一个女性的心灵居然能够达到如此肮脏和凶残的地步！
　　
　　人人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将某某人定义为“反动分子”意味著什么──在反右时代、在文革时代，“反动分子”唯一的命运就是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杨澜女士用“反动分子”来定义批评者，下的是一著险棋，一著将对方置之于死地的险棋。
　　
　　据我的理解，杨澜所说的“反动分子”可能暗指八十年代末去海外的何频、曹长青等人。何频是多维新闻网的主编，曹长青对吴征杨澜事件的调查采访是多维新闻网委托进行的。曹长青是一位独立的作家，八十年代在国内是深受公众钦佩的新闻记者（曾经担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他具有认真、深入、负责调查采访的新闻专业素养。他与吴杨从末谋面，也没有个人恩怨，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我阅读了曹长青的一系列调查文字，内容之广泛、材料之翔实、推理之清晰、观点之可靠，无不让我肃然起敬。
　　
　　从现代法理的角度来看，既然中国的刑法中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那么“反动分子”一说又何从谈起呢？曹长青和何频虽然身在海外，但迄今为止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被中国的法律定罪，也没有被剥夺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他们当然享有批评包括吴征杨澜在内的公众人物的言论权利。这种权利是每一个公民宝贵的“天赋人权”，又岂是你杨澜一人能够剥夺的？杨澜以“反动人士”的大帽子来扼杀批评的声音，其用心之险恶超乎了我的想象。刚刚还在电视上温情脉脉地谈论她的两个孩子，转眼之间就露出了血盆大口。她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她戴上“反动分子”帽子的人，也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你可以不接受对方的批评，也可以将批评理解为“人身攻击”，并采取法律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名誉，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以“反动人士”的说法来钳制舆论──被戴上了“反动人士”的帽子，在当代中国意味著什么，相信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幸亏现在不是“反右”、不是“文革”，否则的话，那些批评过吴征杨澜的人真的就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小命难保了。幸亏中国已经走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不会像那些血雨腥风的年代随时随地都可能宣布某人某人是“反动分子”了。那么杨澜岂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权力？
　　
　　正如何频所说：“比吴先生和杨女士个人尊严和荣誉更重要的是，公众人物必须被舆论所监督。能够面对公众监督是公众人物的基本素养。吴先生和杨女士作为媒体中人，应比其他公众人物更懂得这一点常识。”然而，两位著名的媒体工作者偏偏就是不懂得这样的常识。杨澜的访谈，把一次真诚道歉和深切忏悔的机会转变成一场指鹿为马、暗藏杀机的闹剧和反击。对此，我深表遗憾。
　　
　　就在我写作本文的时刻，我收到一位记者的电话，她声称是阳光卫视的记者，希望为我做一期“人生在线”的专访。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我估计阳光卫视的拥有者不会有如此对待批评者的雅量。于是，我便将自己已经发表《吴征为什么恼羞成怒》一文、并正在撰写另一篇批评杨澜的文字的背景告诉了对方，并请对方斟酌。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对方就抱歉地回话说，“上面”命令将采访计划取消了。至此，事实印证了我的看法：阳光卫视徒有虚名而已──“阳光卫视”之中，哪里有半点的“阳光”呢？
　　
余杰：吴征为什么恼羞成怒？
　　
　　最近，刚刚完成阳光四通与新浪并购的大富豪吴征先生麻烦大了。
　　 这位一向被人视为资本运作高手的三十五岁的上海人，不仅在网上被人指为企图掏空新浪，而且其学历、经历和人品都被人打上了个大大的问号。香港媒体和内地网站纷纷披露说，新浪联席主席吴征不仅两个博士学位(包括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是假的，而且曾在美国做保险销售员时因欺骗保险的客户被告上法庭，最后被保险公司开除，之后在美国圣路易亚裔共和党担任一个领导职位的吴征卷走了该协会的全部资金云云。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网上和业界充斥了有关吴征的种种“飞长流短”。阳光四通就此专门发布通告称，这是“造谣中伤”，而且“有别于一般的造谣中伤，是有组织的进行的”。然而，声明并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事实。在声色俱厉的谴责的背后，我发现了一种微妙的心虚。
　　 不久，前来北京出差的吴征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吴征愤愤不平地说：“这是‘形象谋杀’！”他声称，互联网为绅士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泼皮耍赖提供了一个平台，对于像这样恶毒的人身攻击，他的策略是尽量少去回应，避免降于与这些人一样无聊。
　　 而我最关心的还是学历的真伪问题。就最单纯的角度出发，我本人的学位是在北大经过了八年的苦读才得到的，我当然不能容忍那些根本没有走进过校园的家伙堂而皇之地拿著假学位、假文凭到处糊弄人。在一个假文凭满天飞舞的社会里，久而久之，真文凭也会受到怀疑，真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就直接伤害了每个人的利益。
　　 那么，吴征先生持有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凭呢？在此次访谈中，吴征终于透露了某些关于文凭的信息，他对记者说：“我的基本策略是‘疯狗咬我一口，我还能咬疯狗吗？’很多东西都是不攻自破的。……他们说我的博士是假的，这是编造的。授予我的美国博士学位的学校是经营远程教育的大学。那时我已经工作了，没有办法去住校上学，而又觉得自己需要多一些在金融与商务方面之系统训练，所以选择了远程教育。我不但毕业还因论文优秀得了个奖，远程教育有什么错？！远程教育在网络时代将更为时兴。在我的履历表上，我从未避讳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巴林顿大学，而未写过‘哈佛’、‘哥伦比亚’之类的，如果编造那些大学会更好看一点吧。至于说，该校的网址上没有设博士学位的说法，我这里下载的中文网址是有的，而且我是六年前在那里上学，学校因为师资力量的原因调整学位的设置，原来设置的学位现在不设置了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一段谈话的观点，我实在不能苟同。吴征把别人对他文凭的质疑置换成对整个远程教育的否定，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在我看来，文凭只有“真”和“假”两种，不存在某种暧昧的“不真不假”的文凭。吴征在替自己辩解的时候，居然使用了“疯狗”这样辱骂对方的词语。于是，我只好用“恼羞成怒”这个词语来形容他的反应了。“恼”与“羞”是最初的情绪，然后出于自我保护的天性，立刻转化成“怒”──不是走向反思、忏悔和道歉，反而居高临下地斥责那些说出真相的人，甚至恨不得拔刀相向、“杀人灭口”。当然，最见不得阳光的那一部分，在没有意料的情况下突然被别人抖了出来，谁的心里也不舒服。就好像幼儿园里的孩子拉屎拉到了裤子里，突然被另外一个小朋友发现，并高声宣布。这个时候，老师和同学们都注视著这个犯了错误的孩子，而这个孩子会有怎样反应呢？他不会说“对不起”，而只会先声夺人地嚎啕大哭。
　　 一个人一旦愤怒，就容易失去控制，说出平常不会说出的、也令自己日后后悔的“真话”来。在上面的那段声色俱厉的分辨和反驳里，我发现吴征先生使用的是一种相当奇怪的逻辑：你们不是说我造假吗？那么，我为什么只造假说我是名不见经传巴灵顿大学的博士，而没有造假说我是鼎鼎大名的哈佛、耶鲁的博士？以我的智力水平，怎么会连造假也造不到位呢？因此，这不从反面说明了我的诚实吗？
　　 读到这里，我不禁笑出声来：这种低级的逻辑错误，连普通的小学生也不会犯──难道一个被指控犯了盗窃罪的犯人，在法庭上会堂而皇之地为自己辩解说：法官大人，您看那边还有一个杀人犯呢，他多残忍、多凶恶啊！跟他相比，我只是抢了一点毫不值钱的小东西而已。我的罪过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法官大人，我没有罪啊！您放了我吧！
　　 法官会接受他的申辩吗？
　　 吴征的意思是说，要造假就要造出一个弥天大谎出来，撒了一个小谎就不算是撒谎了。吴征口口声声说“远程教育有什么错”──诚然，远程教育没有错，而且也正像他所说的那样，远程教育必然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有没有权力追问：巴灵顿大学给学生提供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远程教育”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美国的教育体制。美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教育也是商业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有哈佛、耶鲁等世界第一流的名校，也有更多的“野鸡大学”。许多美国人的电子邮箱里经常会收到这类“野鸡大学”的垃圾邮件。比如说，缴纳六十美元就可以邮寄来一份学位证书。这比到北大门口去找那些卖假文凭的贩子还要方便。
　　 巴灵顿大学隶属于一家网络教育公司，该公司是一九九一年由一个十九岁的美国少年贝廷格创办的。这个小小的公司居然拥有类似的“大学”共有十家之多，巴灵顿不过是其中之一。巴灵顿大学在自己的英文网页上承认：“巴灵顿大学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而这家拥有十个学校的网络教育公司总共只有十五个雇员管理，也就是说，每个学校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半人。这就是吴征所说的“师资力量”──也许，跟他联系、并“指导”他学业的“导师”，就是一个自己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毛头小伙子呢。
　　 “巴灵顿大学”所在的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专员说：“巴灵顿大学既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的认可，也没有得到亚拉巴马州教育局的认可。他们注册的是盈利性商业公司，他们提供的教学内容没有学术监督。”这位官员还介绍说，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商业公司，然后提供教育服务，“你可以说自己是硕士、博士，也可以颁发各种学位，但是没有人承认这些学位。”
　　 为了吸引中国留学生（说到底是赚他们的钱），巴灵顿“大学”还建立了专门的中文网页，以“不需要托福和其他考试成绩”、“不需要入学考试”等“优惠”条件来吸引中国留学生生（由此也可以推测，中国留学生的“市场”有多大）。我想，以吴征卓越的智力，他是不会“受骗”的，他只会骗别人──他曾经在一家美国保险公司里工作，他本人被客户以欺诈的罪名推上过被告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选择巴灵顿大学不是“没有理由”的，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与巴灵顿这所野鸡学校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倘若不是这种野鸡学校，他能够如此神速地获得“博士”学位吗？一个学分一个学分地积攒、一篇论文一篇论文地撰写，吴征先生有这样的闲功夫吗？
　　 事实真相就这样简单而明了。谁是骗子，也许用不著我多说了。但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吴征为什么如此恼羞成怒呢？因为他的商业活动许多都在美国。美国是一个以信誉为生命的地方，不像在中国是一个骗子横行的王国，骗子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可以东山再起──如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在“脑黄金”骗局破产之后，又轰轰烈烈地搞起“脑白金”来。在像美国这样一个成熟的契约社会里，诚信不仅是道德要求，而且也是商业准则。个人学历的真伪事小，但作为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的联席主席，吴征如果公然造假，就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股票价格。去年，李嘉诚的儿子、“小超人”李泽楷，也是因为没有获得大学的学位而谎称已经获得，而被媒体曝光，立刻导致盈科的股价下跌。眼看著腰包里的钱像沙漏一样越来越少，吴征焉能不恼羞成怒？腰包的缩水比名声的受损更让他暴跳如雷，以至于作出失态的应对来。
　　 就在网络上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一事件的时候，传统媒体却大多保持沉默。有一位大报的编辑告诉我，报社老总在会议上说，吴征是杨澜的丈夫，杨澜是申奥大使，揭吴征的短也就是伤害杨澜，也就是给中国抹黑，所以还是不要报道。我更是觉得莫名其妙：这是什么强词夺理的“担忧”──第一，吴征是吴征，杨澜是杨澜，他们虽然是夫妻，但又都是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各自对各自的言行负责，岂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一人犯罪，株连九族”？难道因为杨澜曾经“为国争光”，我们就得对吴征实施“一级保护”？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株连”制度吗？难道我们今天还得接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第二，在法律和道义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说吴征了，即便是杨澜本人，假如真有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行为，我们也不能因为她当过申奥大使、给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就对她“网开一面”。“将功折罪”的事情只会出现在传统的“人情社会”，而有违现代法治精神。倘若如此，法律的尊严、道义的力量何在？
　　 自己种下的果实，再苦自己也要品尝。吴征先生，勇敢一点吧。
　　 （附记：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不久，吴征辞去了新浪的职位，还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辞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