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子百谭

燕原

为啥不许易老师发表意见，俺们是言论自由社会。

至于意见水平高不高，每个人心里小称一称，接着文科价值观大辩论消磨时间就行啦。
（我看了一周微博的感受，真够文科的）

燕原

(转载) 亚裔美国人：考场的霸主，社会的纸老虎
英文原文链接：http://nymag.com/news/features/asian-americans-2011-5/
译者：变色龙众译苑

有时候，无意中瞥到映在橱窗中的自己，我都有点震惊：乌黑的头发，斜长的眼睛，平坦的脸庞和有点黄绿色的皮肤。表情漠然得几乎跟冷血的爬行动物没什么两样。我努力让自己相信，这张脸庞和别人的脸庞一样漂亮出众。但同时，我又觉得这张脸无比陌生。这是我的脸，我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但这张脸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一定有无数的美国人也对他们的长相感到有一种疏离感，但每个人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举个例子，我是韩国移民的后裔，但我却不会说我父母的母语（即韩语）。我也从来没有用诸如“大哥”和“大姐”等恰当的敬语来称呼我的长辈们。我没跟韩国女性约过会，甚至连个韩国朋友都没有。虽然我的身份是移民，我却从来没有想过像一个移民那样努力地奋斗。

我是亚裔美国人，用带点嘲弄意味的说法就是香蕉或者奶油蛋糕（外黄内白）。虽然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种族出身就会决定他的一切，但我相信对各个种族的成见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思想里，我们靠它来区分在茫茫人海中遇到的不同面孔。尽管在很多方面，我已经没了什么亚洲人的特点，但我确实长着一张亚洲人的脸。

我有时怀疑我的长相对于其他美国人来说，相当有代表性，就像一个长着大众脸的隐形人，一个站在人群里很显眼但毫无个性的人，一个美国文化表面上十分推崇而实际上却鄙视并剥削的形象。我们不只是那些“数学学得很好”和会拉小提琴的人，而且是一大群憋屈的要死，压迫的不行，被虐的快残了的那些循规蹈矩的半机器人，对社会和文化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可言。

对于上述种种成见，我总在两种想法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仅仅因为相貌就将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对号入座成这样的半机器人，这让我觉得受到了冒犯。但另一方面，我自己确实也发现了不少这样的亚洲人。

我来概括一下我对亚洲人价值观的感觉：去他的孝道，去他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去他的非常春藤盟校不进，去他的尊重权威，去他的谦逊努力，去他的和睦关系，去他的为了未来牺牲现在，去他的虔诚努力的中产阶级奴性。

我能理解亚洲父母用这种手段抚养整整一代孩子的原因。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医生、律师、会计、工程师等等，不管是谁，只要努力学习都有可能得到这些好的工作机会。而且，追求这些好工作又有什么错？亚裔美国人从大学毕业的几率和他们家庭收入中位数比包括美国白人在内的美国其他种族人群都高。这些只是亚裔取得成功的故事中的一个缩影，这远比很多人记忆中的成功故事要短得多。在约1400万的亚裔美国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是在美国出生。我哥哥出生于 1970 年，在那个时候，美国只有不到39000名韩国后裔，而如今，韩国后裔达到了100万人。

亚裔美国人的成功总被用做美国梦的例证，用来证明那些少数民族在这个国家依靠自己也能取得成功。但是，在提到亚洲人时，总是伴随着潜在的种族恐慌，特别是在中国成了美国的工业基地和债主的时候。但是，如果那些制造出快速时尚服饰和iPad的中国的劳动力大军让我们感到惧怕的话，如果众多的优秀亚裔学生让美国父母为他们那宽松的教育方式感到焦急的话，那对于处处听从父母安排的亚裔学生，人们又是怎么想的呢？这些亚裔学生真就那么令人惧怕吗？

今年早些时候，蔡美儿所著《虎妈的战歌》一书的出版激起了各种带有种族成见的歇斯底里之词。但是，在众多对该书的评论之中，没有任何一条认真地讨论过“亚裔美国人能否真的曾经主导过这个国家”的问题。假设亚裔学生在中学和大学的成绩和表现确实更好，那么亚裔美国人是否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同样的主导地位？我怀疑结果并非如此，而其原因也不难发现。我时常感到，如果我们真像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令人敬畏惧怕的集体，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亚裔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过于谨慎的文化的产物，很轻易被那些更加自信的人所左右。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就是一群隐形人么？

“虎子”一代的崛起

几个月前，一个年轻人发给我一封电邮，他叫杰佛逊・毛，曾就读于史岱文森高中，现已于芝加哥大学毕业。他向我征求关于成为一名亚裔作家的建议。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我成绩优异，热爱文学并且想成为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母英语说得不好，我们至今仍无力买下我们在法拉盛租住的公寓。我的意思是，我为自己的父母和社区感到自豪，我认为自己有艺术等方面的潜能，但有时，我感觉自己作为第一代移民家庭的儿子，就想成为作家这样融入主流社会的人，是不是太快了一点？也许再等一两代才比较恰当。”

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星期天下午，我搭乘7号地铁到法拉盛的最后一站，那里所有的店面都挂着中文招牌，人行道上缓慢流动的人群带着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毛在缅街地铁站的入口处等着我，我们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越南菜馆。

毛，圆脸，戴一副长方形金属框眼镜。毕业后，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毛八岁的时候，全家从中国移民到了美国。母亲是一名美甲师，父亲是助理理疗师。最近，毛经常搭乘从法拉盛到市区曼哈顿这段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为住在翠贝卡的一名史岱文森高中的一年级白人学生辅导功课。有时候，在这个亲切友好的年轻人面前，他感觉痛悔不已。如今，他更清楚的知道当年还是史岱文森高一新生的他应该做的事情：“在功课上少花费一半的精力，会比现在成功20倍。”

史岱文森高中，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公立高中之一，录取完全依据考试成绩：在参加特殊高中入学考试的所有纽约市学生中，只有成绩排名在前3.7%的考生才能被录取。学校不会留出名额给贫困学生，另一方面，也不会对校友及特权群体加以照顾。学校的招生政策并不鼓励多元化或者是全面发展、个性这样模糊不清的观念。学校纯粹以成绩决定一切。其结果就是：亚裔人口在纽约市的比例为12.6%，而在这所高中却占到了72%。

今年，有569名亚裔学生凭借高分被史岱文森高中录取，除此之外，还包括179名白人，13名拉美裔，12名黑人。如此夸张的比例以及可能会对纽约不同种族智力水平的暗示，总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但是，亚裔恰恰并不相信天分。他们相信，并已通过实践证明，任何人只要依靠不断的考试练习就能提高分数。在法拉盛以及贝赛，到处都可以找到 “填鸭学校”或是各种小规模的补习学校，利用放学后、周末和暑假时间培训学生的应试技巧。“学习数学不只是学习数学这么简单，”引用常春藤预备学校的一名老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这是在举重。你在锻炼着你的数学二头肌。”毛更加直截了当的说：“学习不过是为了搞定考试。”

因此伴随着虎子们呈现上升的趋势，人们也在担心，和这些狂热的早早便抱有专业意向的亚裔孩子在一起，非亚裔孩子的教育经历会变得更加狭隘。詹尼・蔡，是同样竞争激烈的纽约公立学校亨特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曾被选为该年级主席，她清楚地记得，时常会听到有人说“学校里的亚裔太多了，他们会搞垮学校。”几年前，她在哈佛的毕业论文中再次探讨了这个问题，她采访了公立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发现白人学生会以戒备的心态来看亚裔学生。（她引用了史岱文森高中的一位音乐老师对亚裔学生优势的看法：“他们资质一般，但是得以录取的原因在于他们经过了辅导。”）2005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加州库珀蒂诺的一所高中的白人学生逃离的现象，事情起因于亚裔软件工程师的子女使得这所学校里的竞争变得异常残酷，即使平均成绩为B，也只能排在差生之列。

大学自有它的办法来校正这种失衡：据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托马斯・埃斯彭沙德的计算，在实际情况中，一个亚裔申请者，他的SAT成绩必须比同他实力相当的白人申请者高出140分，才会获得同样的录取机会。仅仅因为自己和这些成功人士有着同样的亚裔面孔，而受到惩罚，这对于众多符合资格的亚裔学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毕竟，中上阶层的白人子女还可以借助比补习学校贵得多的私立精英学校和私人教师来帮助他们在教育体制中竞争。

毛的心中隐约升起不满

你可以像某些愤愤不平的亚裔美国人那样，认为问题仅仅是因为不平等产生的，并迫切要求推行不分种族的量化招生标准。1996年，加州选民表决通过了一项选民提议（/动议），要求废除公立大学中任何关于种族构成比例的规定。十年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生班中，亚洲学生占了46%。（如果加州的政策在常春藤联盟得到实施，）那么可以想见，联盟中的学生构成比例很可能会发生类似的变化：亚裔学生数量大幅上升；而目前这个群体在联盟本科生中的占比只有 17%。然而众所周知，常春藤联盟在招生时会考虑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他们的一些政策也无可厚非。毕竟，谁敢打包票说，拥有72%亚裔学生的哈佛大学，仍然能够为那些想来哈佛镀金的学子，提供含金量不变的精英桂冠。

大约当毛在史岱文森呆了一半日子时，他的心中开始隐约生起不满。他始终觉得自己是那一大群“没有姓名、没有个性的亚洲孩子”中的一分子，就像是 “这地方的一个装饰品”。他一直心甘情愿地埋头苦读，向着当时史岱文森所有学生的目标——哈佛努力。然而升上高二没多久，他就开始怀疑，这条通往学业成功的征途，是否是惟一的、或者最好的道路。

“你总会忍不住觉得一定还有另外一条路，”他边吃着面前的一碗越南河粉（ phô，音“佛”，即河粉，为越南经典饮食之一），边解释道。“我们这些亚裔孩子在互相较着劲，而中西部的孩子们需要做的功课则少得多，可以参加车库乐队之类的活动，如果这些人本身相当聪明，在学校里学习也很用功的话……”

毛开始研究起史岱文森内部受种族影响的社会等级制度。史岱文森学生报今年做了一项校内调查，过半受调查者都声称他们的朋友和自己来自同一民族。他尤其关注大多数（居住在曼哈顿的）白人团体，这些人似乎可以在应付繁忙学业的同时，仍然坚持着活跃的社交活动。“大多数高中生电影的狗血情节是，漂亮的啦啦队长跟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肌肉男，而书呆子则被晾在一边，寂寞地独自打发时日。”他说，“但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书呆子将会统治世界，而肌肉男却只能在洗车场工作。”

“但是在史岱文森，情况完全不同：你只消看一下尖子生队伍，那些男生女生绝不仅仅是相貌出众、八面玲珑，他们获得优异的成绩，是校园剧的明星，并且在学生会选举拔得头筹。所有这些荣誉都集聚在顶端，就好像在为进入上流社会做训练。这让我们这些中国孩子很受震动。你会觉得努力学习很必要，但光这样是不够的。”

毛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公认的等级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等级，可以解释通为什么别人能得到他从未得到过的那些东西——“一个高中生美少女” 醒目地位列其中——而这个神秘的等级将会决定他的生活。“你会意识到自己在有些事情上确实懂得不多，比如追求女生，或是按照特定路数行动。但这些事情对于某些人来说很自然，他们在郊区上学，父母都已融入当地文化。”我要求他举个具体的例子，于是他提起曾在圣诞节后去自己白人女友家造访的经历。“她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做菜，玩拼字游戏。”这一幕平常的美国郊区人家生活场景久久萦绕在毛的脑际：至少，就是在这里，所有“关于社会规范和礼仪”的那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知识被代代相传。而这些东西没有哪个补习班会教给你。

在收到毛的邮件之前，我自己就曾觉得，我最多不过是被亚裔疏离感的最后余烬灼伤一点点而已。的确，如果考虑到亚洲艺术家和时装设计师以及等等此类你能在纽约找到的成功亚裔人士令人难以置信的受追捧程度，似乎这种感觉注定将逐渐消失殆尽。然而这种疏离感现在却出现在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纽约人身上。或许说有一部分亚裔美国人已经没有了疏离感，这确实可能是真的，可是在很大一部分亚裔身上，疏离感仍然存在并鲜活如昔。

在我们见面几周后，毛介绍我认识了他同样来自史岱文森的密友丹尼尔•朱。朱去年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在那里他的诗作曾获得过一项创意写作奖，赢得了18000美元的奖金。他花了一部分奖金到中国旅行，但现在已经回到美国，和父母一起住在布鲁克林唐人街。（待续）

“闭上你的嘴，照父母说的做”

朱还记得他在威廉姆斯学院的第一个学期的情景，低年级的辅导员会时不时地找他谈话。问他感觉还好吧？有没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我正努力地适应这个地方，我没有特别开心，但我也没有感到沮丧郁闷。”但他的那些白人朋友也会对他说相同的话，他们会说， “丹，有时很难知道你在想什么”。

朱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但是用矜持来概括他的举止性格是没错的。他说话时语调温和，脸部很少动作。他把自己的这些特质都归因于家庭的环境。他说，“在中国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用不着说话，你只需闭上嘴按照父母吩咐的去做就可以了。”

在史岱文森高中读书期间，他课余只和一个由亚洲人组成的圈子一起玩，这个圈子的朋友是按照乘哪条地铁线来分类的。但是当他到威廉姆斯以后，朱慢慢意识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这些新英格兰的白人走在一起会互相微笑态度友善。“当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感受到每个人都是友好的。”

他决定自己也应该多微笑。他说，“这是我必须主动学习的事情，就像当你做交易的时候，你把钱递过去——然后微笑一下。”他说自己已经有些进步，但是还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他说，“我试着彻底摆脱18年来中国式的教育。威廉姆斯的这四年对此有帮助，但也仅仅止步于此”。他清楚父亲在工作中受到怎样的待遇，他父亲是一名 IT经理。他说，“父亲是他办公室里最好的程序员，但因为他不能讲好英语，他就总是在晋升方面被忽视。”

虽然朱不仅英语流利，而且是威廉姆斯学院他所在班级中公认的最出色的诗人，但他仍然担心自己行为的其他方面可能招致父亲同样的待遇。他说，“我很高兴和你谈话，记住父亲的教训对将来的准备面试过程中的自我展示是有帮助的。”

在从学校毕业后那靠本领就搞定的法则不灵验了，这已经成为亚裔美籍人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

他告诉我说，“我认为我想做的就是可以很擅长一些事情，这样社交的缺乏就不会影响到我。”朱是一个出生在美国的聪明、勤奋、资质无可挑剔的年轻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赢得这个世界的尊重。但是他不太相信自己骨子里能感觉到在威廉姆斯学院碰到的人们的那种自在。他说，“这种感觉离我有好几代远。”

上世纪90年代，当詹姆斯•洪在还是伯克利大学一名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时，他曾到IBM 公司参加过一系列面试。一位年长的亚裔研究员看了一下洪的简历，问了他一些基本的问题。后来他没说一句话先站起来关上办公室的门。

他对洪说，“听着，实话告诉你，我们这一代人来到这个国家就是想让你们这些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怎么会说英语就背井离乡来读研究生院。如果你选择了这个岗位，你也只能到达我们到达的高度。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亚裔博士，没有任何管理的潜质。你能得到这个工作机会，但是不要接受。你们这一代要比我们走得更远，不然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这个研究员谈到了一些人提到的所谓“竹天花板”—美国企管中的不同种族占据各自的位置的结构如同金字塔，界限分明很难打破，大部分亚洲人处于底端，极少数处于中间管理层，事实上还没有人进入更高的领导层。

在白领工作场所亚裔美籍人不能成为领导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门社会话题之一。但是太多精英学校的亚裔美籍毕业生发现他们渐渐明白靠本领就搞定的法则在从学校毕业后就戛然而止了，这已经成为在亚裔美籍人的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如果每个常春藤联盟班级上15%到20%的学生是亚洲人，假设常春藤联盟是各行各业的领袖的摇篮，那么理所当然的亚洲人在领导层就应该占到相应的比例。

但是数字却显示的是另一番景象。据最新的一份调研究显示，亚裔美籍人人数大约占美国人口的5%，但是仅有0.3%是公司主管，不到1%的人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大约2%任职大学校长。财富500强排行榜上只有9位亚裔美籍CEO。在那种亚裔美国人举足轻重的特定领域，这种分布也是呈现相似的不对称性。硅谷里三分之一的软件工程师是亚洲人，而在旧金山湾区最大的25 家公司内，亚洲人只占到董事会成员的6%，公司高级职员的10%。。根据一份2005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国立卫生研究院中终身科学家中有21.5%是亚洲人，仅有4.7%的实验室或者分院负责人是亚洲人。一个名为Yellowworld网站上的评论中有这样一条是对这种形势的简练概括：“如果你是东亚人，你需要进入一所一流大学以便谋到高薪的职位。即使你谋到高薪职位，那些来自中等州立大学但出身高贵的白人职员在等级上也肯定会超过你，仅仅就因为他是白人。”

防不胜防的“竹天花板”

珍妮弗•艾琳是普华永道（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多元化部门的部门经理，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力求确保“公司所有员工有宾至如归和深受重视的感觉，在工作中奋力拼搏并能充分发挥其特长”。我向她提出了如下有关企业员工平等的定义：如果亚裔在目前的员工中占17%，那么14年后，当他们申请成为合伙人时，如愿以偿的亚裔将会占到17%。艾琳承认，普华永道短时期不可能达到那种标准，而且其他人也不可能达到。

“竹天花板”防不胜防的一面在于，它似乎并不是由公然的种族歧视引起的。通过调查《财富》500强企业中的亚太裔美国雇员不难发现，80%的人声称名为美国公司并未将他们视为亚洲人，而是视为独立的个体。然而，只有51%的人承认亚裔在美国公司内担任要职，也仅仅只有55%的人承认他们的公司充分利用亚裔的天赋，并且赏识他们的见识。

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异更有可能是由无意识的偏见所导致。比如说，没有人敢断定身材高大的人天生就比别人更擅长做领导。然而事实是，虽然身高超过1米 83的男性在美国男性人口中只占15%，但他们在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中却占了58%。同样地，没有人会说亚裔不适合做领导。然而，在最近发表的一项心理学实验中，对同一个假设员工，相较于使用亚洲名字，当他使用白人名字时，受访者总是认定他更具有领导潜质。

可能问题的根源只能归咎于亚裔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正如艾琳指出，要想成为领导，你必须要有追随者。普华永道评价员工时，首先是依据他们完成指定工作的好坏来评判的。正如她所说，“你必须要踏踏实实工作。”公司要求员工通过努力使自己脱颖而出，这样那时他们才会成为“超级实干家”。然而，做领导和做普通员工所需的技能不同。“让你获得今天地位的技能未必会帮你达到下一个层次。” 多元化顾问简•玄说。她撰写了《打破“竹天花板”》一书。要想成为一名领导，需要发挥个人的创造力，需要思考一个机构可以如何改进，也需要编织人际网络，进行自我提升以及坚持己见。要说任何一个亚裔人士都不大可能具备创造力或冒险精神，那是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但是要说在教育上向来注重死记硬背和注重分数这样的一个群体不大可能造就许多乐于挑战权威或打破传统行事方式的人，那却是一种简单/显明的文化观察（即，并非歧视）。

萨奇•高安曾是IBM纽约市场营销部升迁最快的职员之一。然而7年前，她意识到自己晋升的速度开始放慢。“我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加班，然而更多的努力并没有使我得以提升，”她说。就在这时，她参加了由“亚太裔领导人教育”机构（以后简称LEAP）举办的研讨会。

LEAP 剖析了导致亚裔美国领导稀缺的复杂社会因素，并且设计了一些培训课程，旨在取悦亚裔同时教导他们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以便符合美国白人的期望。LEAP不断向参加培训课程的亚裔们保证，他们的价值观不会被改变，同时还能学会新的技能，最终能够成为符合美国社会所期望的能胜任的领导。

在给微软的1500名亚裔美籍雇员所做的一次演讲中，LEAP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锋山先生摆明了亚裔在职场中各种各样的困境。锋山先生对这些听众说，“有时候，人们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他们将这些偏见强加到我们身上，然后他们会做一些后果非常严重的事情：在做和我们有关系的决定时，他们依据自己的看法而非事实。”锋山先生认为，责备这些不公正的看法是远远不够的。亚裔最终必须自己担负起改变这些偏见的责任。这才是最切实际而且最公正的做法。

有志担任领导的亚裔必须意识到“价值观、行为和看法之间的关系”。锋山先生举了个例子,谈到亚裔在开会时从不畅所欲言。“那么，假设我和你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我注意到你什么也不说。于是我扪心自问，‘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发言。也许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那是一个不发言的好理由。或者，也许是因为你甚至对谈论的话题不感兴趣。或者，也许你认为不屑于这样的话题。’因为你从不在会上发言，于是我就会想，你要么是个哑巴，对此漠不关心，要么太傲慢。但事实也许是，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人教导你：领导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倾听。”（待续）

“不要制造麻烦。不要劳烦他人。” 这观念该有多少亚洲味呢？

高安在2006年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课程。课程伊始，她做了这样一个练习：指导员让组员列出他们心中亚洲人的特点。学生们的回答包括：光宗耀祖，孝顺，自制等。随后，指导员再要求列出他们眼中领导者所需的品质，从而让学生们注意到，两串清单几乎没有重合之处。

一开始，高安与其他参与者缺少共鸣——那些人列出了父母教给他们的亚洲人典型的价值观。“他们都念叨着什么’努力学习’，’成为医生或律师’诸如此类的话。我的爸妈可没有这样教育我。要是看到我太过拼命，他们会担心。”小时候，高安经常往返于纽约和东京之间。她的父亲是三菱公司的一名经理，母亲则是一名钢琴家。高安早就在美国文化中如鱼得水，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镇定自若，充满自信。“但我们越是深入美国文化，从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进入到深层的、最根本的价值观上时，我就越发现自己的成长教育具有亚洲特色。我的父母常说，‘不要制造麻烦，不要劳烦他人’。这观念该有多少亚洲味呢？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为何不常请他人帮忙。” 高安意识到，自己终归有些低调。她乐意接受困难的任务，却不计较获得多少称赞。她不愿意自吹自擂。

高安把对自我的新认识应用到她在IBM公司的工作中。如今，她学会了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自己。“我把我团队取得的成绩写在简历上。它们很有说服力。”她说道。

法学教授兼作家蒂姆•吴在加拿大长大，母亲是白人，父亲是台湾人，这便给他提供了有趣的视角来观察白人与亚洲人如何看待彼此。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做过几份书记员的工作。他也记得，在其他年轻律师中，等级关系怎样微妙地形成。他说：“在任何法律环境中，人们都会不自觉地认为，亚洲人干苦力活特有天分。”随后他解释了中文“苦力”的意思。“这种怪异的自我选择让亚裔工人向世界上最苦的工作迁移。”

相比之下，他遇到的白人律师则有自高自大的倾向。 “白人有一种直觉，这点很重要——他们会给人留下印象，除非是举足轻重的工作，否则绝不染指：你就是一个发号施令者。这种自大却是亚洲人不曾学习的。我搬到纽约后不久，有人告诉我，为了取得成功，你必须懂得哪些规矩是可以违反的；如果违反了不该违反的规矩，那就玩完了。所以最省事的方法就是遵循一切规矩。不过这样一来，你就放低了自己的身段。真正的诀窍在于，要懂得哪些规矩不是为你而设。”

说到底，这是一种遵照着规矩来打破规矩的思路—— 规矩并非白纸黑字，而是以一种文化的形式传承；这或许是我听过的“竹天花板”如何在实际中发挥功效的最好解释。LEAP似乎很容易让已经融入本地文化的亚洲工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与外表如何阻碍着自己更上一层楼。不过我不敢肯定，一次LEAP课程就足以让杰佛逊•毛或者丹尼尔•朱获得他们垂涎已久的尊重和成功。这个问题还有更深层的考虑，社会中的互动关系也已在群体中根深蒂固，人们或许需要更基本的方法作为补救。

如果你错过了美国中学体育场里、更衣室内培养男性气概的机会，那该怎么办？如果你这辈子无法成为在社会上举足轻重、并在会议室和卧室称雄的强势男，那该怎么办？如果从没有人教你怎样同白人打招呼、如何让他们称心，那该怎么办？暂且抛开上述弱点不谈，如果你不再像移民那样屈尊于美国人口中的次要地位，而想在此时此刻融入美国人混杂的口味中，那该怎么办？

你该如何抛开18年的中式教育呢？

在耶鲁大学西利曼学院举办的一次茶会上，J•T•Tran对一屋子耶鲁本科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很亚洲化：练习。Tran 是一个把妹达人，化名亚洲花花公子（Asian Playboy）。他环游世界，开办把妹“训练营”，主要面向亚洲男学生，教授吸引异性的艺术。今天，他被亚-美学生联盟请到了耶鲁大学。

“恐惧是可以克服的。”

“恐惧是可以克服的，”对着房间里拥挤不堪的人群，Tran解释道。“许多家伙只是不懂得怎么展现自己的魅力。”Tran每周都会来到一座新城市调教一批新手，这些家伙要么长相出众，要么聪明过人，要么积极上进，但都不明白该怎么搞掂女人。他们的妈妈宁可将他们关在家里学习，也不肯放他们出去约会或者社交。现在Tran的公司ABCs of Attraction可提供补救性教育，包括三次讨论课，每次课四个小时，之后是指导下的夜间外出“实地演练”，在实地演练中，Tran、他的助手加雷斯 •琼斯和高挑的金发“助阵女郎”萨拉会强迫他们接近女人。学费是1450美元。

“亚洲学生身上有一样我见得多了，我称之为亚洲扑克脸—— 面部表情僵化，一本正经的样子，”Tran说。“这种事在你们身上发生过多少次？”他问大家。“你将来出去和你的白人朋友一起参加派对，他们会这样说—— ‘哥们，你生气了么？’”房间里顿时哄堂大笑。他解释说，这部分是心理在作祟。他回忆起一名自己曾经教过的韩裔美籍学生。该学生是一名非常敬业的中学老师，对自己教的孩子可谓无微不至。但这一切都是不动声色的。“Sarah试图帮助他，她这么鼓励着，‘来吧，笑一个，笑一个，’而他是这个样子……”说到这里，Tran模仿起那张紧绷得叫人难以忍受的脸强颜欢笑的样子。“他对笑完全没有经验，简直就做不到嘛。”不过，最终这名学生还是努力过关了，“他终于露出了笑容，那个时候，他的样子酷毙了。”

Tran接着又展示了一段亚裔美国男人的苦恼，在那些挤满克劳斯博士客厅的人里面，至少某些人的生活一定与之相关。他讲的故事是亚裔美国人在性市场的一大劣势，这劣势也正是他倾其一生要加以消除的。没错，就是与女人搭讪这回事，就是与白种女人搭讪这回事，就是吸引那些发色像正午太阳、眼眸像湛蓝大海的女人这回事，还有与她们做爱这回事。对于他网站上到处贴满了金发女郎的照片，他无意致歉。那就是他的喜好，他的主张，他卖的东西：追求你想要的任何人的勇气，以及能让你渴望的那个人也渴望你的技巧。白人小伙想干就干；他也打算做同样的事情。

不过，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他所传授的重点内容在于通过一次行为纠正课程，去教会他们当社交中的主角，而这主角是没人认为他们能做到的，由此就可以改变对亚洲男人的成见，这些成见源于他们的举止行为，而行为又源于抚养他们的家庭环境。正如他后来对我所说的，这是一项“通过把妹推动社会变迁”的计划。

Tran 现身说法，他自己就曾是个典型的亚裔衰男。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社交无能，性事乏味。“如果得到B，我会遭打，”他对自己的童年记忆犹新。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波音和雷神公司干过航空工程师，但是公司内部政治不待见他。工作五年后，他所有白人同事都提拔到他上面去了。“我知道自己需要掌握社交力学，因为单靠努力工作是无济于事的。”

他的约会尝试同样是“一场惨败”。于是当时他求助于“诱惑社区”，该社区由活跃于互联网留言版如 alt.seduction.fast上的一群男人组成。该组织先是称为“失败者支持组织”，后来变成了一项自我改善计划。魅力是你可以教会的吗？信心能简化为一个公式吗？它只取决于你的人生经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还是形成于特定的行为模式？这个组织的成员们开动起他们学计算机和工程的大脑，试图破解这个问题。他们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约会，并且交出来接受集体研究。他们在原始资料中搜索模式，并运用社会心理学研究对那些体验加以过滤。最终，他们建立了一个模型。

过去的这个情人节，在纽约市ABCs of Attraction主办的周末训练营里，这个模型正被付诸实践。Tran和琼斯正在教他们的学生强势男的站姿（肩膀后仰，脖子完全抻直，腿立定比肩稍宽）。“如果你习惯了懒懒散散，那这对你来说会感觉很不自在，但这确实是对的，”琼斯说道。他们讲解了一个强势男的步态（别拖着步子；抬起的脚要完全离地；肩膀微微颤动）。他们确认了与“目标”的合适距离（稍微弯曲的一臂之长）。他们讲解了“得寸进尺把妹法”的重要性。（你必须碰触她。你决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做。）他们讲授了潜交流的重要性：在只字未吐之前，你表达自己的方式。他们说明了语调的重要性。他们解释了何为语调。“你的声音要抑扬顿挫，才能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变化。”（待续）

“小时候，从心理上说，我成天想的就是不要挨板子。”

这一切都是通过一系列练习达成的。在训练的第一天，琼斯说：“这会让人觉得完全是做作，但我需要你们最夸张地展现有生以来最傻X的笑容。”莎拉站在角落里，背对着她的学生——三个印度人（其中一个包着头巾），三个中国人，还有一个缅甸人。这些学生必须像个强势男一样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然后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有力但又要温柔——接着将她扳过身，对着她灿烂地微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灿烂。之后拿起酒杯，作祝酒状。看着对方的眼睛并保持住；说话要大声，口齿要清晰。要毫无歉意地霸占整个空间。强势男都是这么做的。

在这间位于市中心的简陋的小白屋里，Tran会在每个学生从地板上走过之前大声吼道：“人生乐事是什么？”然后，学生会用尽全身的力气，用最大声、最坚决的声音回答道：“击溃我的敌人，看到他们在我眼前消失，听到他们的女人在我床上悲叹！”

学生们在进行这样的语调训练时，会用许多不同的语气重复这样的话：“想做就做！”

“高兴地说！”琼斯大喊着。（想做就做！）伤心地说！（“想做就做！”但语调完全一样。）要悲伤地说！（“想做……就做。”）用你刚赢了500万的语气说！！（“想做就做！”）

“她努力帮助他。‘加油！微笑，微笑，他就像……”。说到这儿，Tran模仿着那幅紧张得无以复加的神色，还尽量装出快乐的样子。

拉吉是个26岁的印度处男。在进行语调训练时，他几乎无法变换自己的声音。但在星期天晚上，也就是训练营的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在甘斯沃尔特旅馆注意到他走上前去与好几个女人搭讪，而且还和她们交谈了半小时。他没能做到在对话结束时索得电话或香吻，但他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在我为写作本文而与之交谈的几十个亚裔美国人中，有许多是成功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或者是相貌英俊的社交领袖，还有的是铁石心肠、“厚颜无耻”、爱好冒险、会耍点街头智慧的企业家。当然，我们身边有的是这样的人——我需要将这一点指出来吗？他们在道德上并不比其他的亚洲人群更值得尊敬，但他们弄明白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詹姆斯•洪从IBM的面试官那里得到的关于“竹天花板”的教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为惠普工作了数年后，他决定自己创业。他在企业界最初的那些尝试都失败了，但他最后想到了一个简单但不算精良却有利可图的主意：做一个极具魅力的网站——hotornot.com。洪和他的合作创始人最终以 2000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将该网站出售。

在一定程度上，洪是将hotornot.com当作某种孵化器运营的，在他的员工中灌输忠诚服务于他的习惯。 “我们过去习惯用伯克利的工程师——几乎都是亚洲人，他们有希望成为企业家，却被引导如何到大公司工作，”他说。“我们会训练他们如何冒险，如何自己经营企业。我记得曾经鼓励过一个员工去读《猎艳》这本书”——一本声名狼藉的把妹达人教程，“因为我觉得培养冒险精神对成为企业家有所帮助。”

如果“竹天花板”有被冲破的可能，那将和任何形式的行为同化没太大关系，而是因为冒险者的涌现和他们在颠覆亚裔迎合他人行为标准方面取得的成功。就像 Youtube创始人史蒂夫•陈、或是吉他英雄（一款游戏）开发者凯•黄和查尔斯•黄那些人所做的那样。还有Zappos.c om创始人托尼•谢，他在2009年将这个网络零售鞋店卖给了亚马逊，赚了十个亿。谢是亚裔，身材矮小，少言寡语，缺乏明显的魅力。人们无法想象他能在一家美国公司获得提拔。但他已经证明了，貌不惊人的亚裔男子也可以成为令人钦佩的CEO，也可以成为最不可能的管理巨头。

谢没必要去迎合西方的行为举止标准，因为他在早年就已接受了西方的冒险价值观。长大后，他会在早上播放自己练习拉小提琴的录音（来蒙混过关），而不是真正的练习拉小提琴。他认为自己在哈佛大学经营比萨饼的经历比他在课堂上学到的任何知识都更重要。他的直觉会告诉他现实世界要求他做什么，他知道父母的教诲无法让他取得成功。

顺便说一下，要摆脱“竹天花板”，你不一定要成为硅谷强人。你还可以是像埃迪•黄那样的厨师，他的“包好吃”小餐馆（BaoHaus）位于下东区（译注：纽约市曼哈顿区沿东河南端一带，犹太移民聚居地），出售美味的肉包子。黄在奥兰多长大，与绝对的虎妈和管教严格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小时候，从心理上说，我整天想的就是不要挨板子，”他说。他在学校受到了黑人小孩的影响，他们也知道一些关于体罚的事情。他是所在橄榄球队个子最矮的球员，但在七年级时教练给他取名叫MVP（意为“最有价值球员”）。“因为我球风凶悍，很是让对手头痛，在场上可以打防守截锋和右护锋两个位置。我会有这样的心态，‘你要认可我的能力，否则我会爆掉你。’”

“你对亚洲人会有很多看法。”

黄二十多岁的时候过得相当艰难，干什么事都老是会碰到“竹天花板”。在大学的时候，《奥兰多前哨报》编辑邀请他写一篇关于体育的报道。但是当他去编辑室时，编辑进来之后说，‘哦，不会吧。’他的意思是：‘你是亚裔，不能写这篇报道。’” 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电影课上，他写了一个关于售卖热狗、痴迷于自己的小**的亚裔美国小贩的剧本，“编剧课老师是这么说的，‘我喜欢这个。你身上有伍迪 •艾伦的影子。但是，你能让它带有犹太人特征吗？’” 随后，他从卡多佐法学院毕业，找了一份企业工作，在那里很多其他助手都会经常说，“你对亚洲人有很多看法。”

最终，黄决定开一家餐馆。售卖食物正是他父母希望他不要选择的谋生之路，在他退出律师这一行之后，他父母接连几个月没和他说话。但是，在黄的本能中，他就知道，在那个他父母希望他进入的职业世界，他是怎么都玩不转的。“我开始意识到，食品行业是亚裔在美国受尊敬的为数不多的行业之一，”他说道。 “像戴维•常或者我这样的小伙儿，我们不在乎。在美国，年轻一代都是吃中国快餐长大的。他们尊重我们提供的食物。他们可能不会尊重任何别的东西，但是他们尊重我们提供的食物。”

黄没有尽力让自己为外界所接受，而是选择回到原来熟悉的地方。“我所学到的就是，美国是金钱至上的社会。如果你能让你的文化商品化，那么你就是有价值的，” 他说。“我不觉得会有人同意我所说的，或者支持我所做的，因为他们真正地想去喜爱亚洲人。他们他妈的喜欢我做的猪肉包子，而我没有把它搞砸。”

杰弗逊•毛长年累月地在公共图书馆读那些极少被常人所知的英文小说，他发现了文学中超验的奇特力量，可以自由地发挥想象，让自己超越世俗世界的等级制度。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寻求改变传统职业道路的许可，他要努力成为一名艺术家。但是，他不确定他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我所给的回答是特别矛盾的。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雄心壮志。我也知道，那时的雄心壮志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和毛不一样，我当时并不是贫穷的第一代移民。我完成学业的时候对亚洲文化（在我家乡，很难看到）和白人礼仪及习俗一无所知。但是，跟毛一样，我渴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那时由于自我认同感而拒绝这两种文化。尽职尽责的教育需要通过不懈的练习而获得文凭/一纸证书，这在我看来是下流可耻的。而美国白人通过操纵民众乐观度而使自己确保优势地位，也是同样的道理。

相反，我开始想尽办法生活在两个极端之外。我想要知道詹姆斯•鲍德温渴望成为一名作家的原因——“一种比王朝更持久的力量。” 任何比此更短见的看法都似乎是令人可耻的妥协。我将会成为一位精神贵族，因为自己在商业世界里各种中庸的任务前的无能而感到骄傲。谁能不去寻求物质满足。谁是自己的准则。

当然，这样是疯狂的。在新泽西郊区出生的亚洲移民后代，在罗格斯大学接受教育，是不可能自行其是的。唯一接近的办法就是拒绝被雇佣，因为这样就不会被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使唤，并且这样也能节约开支，因为你不可能支付得起在新泽西市里凋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楼中工作，所以你偏心区分的意识就将会保留在贫穷之中，并将自己与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纪律剥离，因为这些正是那种将你与平庸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惯。那种平庸的生活会让你觉得比死亡更糟。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十分自豪地变化着自己的美国式生活（例如，一份稳定的工作），尽管很有可能他们在很久之前就离我远去。学术似乎就是另一种死亡方式——但是再次，我的成绩记录非常糟糕。我来自一个中庸的文化环境。而对有些人来说，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只有超验或者坠入万丈深渊。

我那时候就坠入了万丈深渊。

所有这些都被好好保存了起来。没有人，没有任何理由意识到我的存在。然而，我自己也觉得无权要求获得这种认同。我当时知道这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于是我只能选择更加消沉。这个世界让这样的人消沉。它曾经也让我消沉。我有十年都是没有健康保险的。我连续八年挣的钱都没有超过一万两千美金。我刚成年的时候有三年都没有碰过女人一下。我也没有创作出一篇名著来。

重塑自我的第一步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

我回想起在这个城市遭遇到的其中一次最奇怪的对话。在某次聚会上，一位女士来到我跟前对我说，她之所以找我说话是受到了我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所鼓舞。她坦白说在读到那篇文章之前，从来没有想与我交谈的冲动，而且观望过整个房间中视野范围之内的人之后，她一直深信我只是一个不值得认识的无名小卒，以及一个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小人物。

但她在这点上却犯了错误，她告诉我说：她现在很清楚的认识到我具备丰富的情感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她并没有因为那个直白冒犯的判断失误而请求我的原谅。相反，她渴望知道的是：为什么我把她透过文章所看到的那个我隐藏的那么深？她向我袒露了自己深藏内心的苦楚：她从来都不漂亮，不久前她觉得，正因为如此她才得“加倍努力地去爱这个世界”。我为什么没有像她那样做呢？

一个醉酒的白人妇女道出了这些年来多少人喝得太少而没能鼓起勇气告诉我的事情。那是很多已经发生或者未能发生的事情的关键所在。在学习了LEAP 的培训课程并参观完亚裔美国人的花花公子训练营之后，我愈发理解这位和我境遇相同的女士。如果你是一个不是很漂亮的女人，那么你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就是你要付出别人两倍的努力来得到他人的关注。你可以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进行喋喋不休的抱怨，也可以参加这个培训课程。如果你是亚裔，还自命清高，那么没有人会尊重你，或者对你有兴趣，或者想知道这个有着一副挑衅的虚伪外表的人是不是值得他们去认识。他们只会将你归结为一个不值得花工夫去交往的人。

在回忆了那些无法让人接受的行为之后，若我努力的话，是不是也能够改正那些缺点呢？是不是也可以练出一个傻X一样的笑容，直至自然流露？是不是也可以加倍努力地去爱这个世界？

我发现了参加培训课程的魅力所在。但这不是我的选择。努力去达到别人的期望也许是融入他们的必然代价，但我不打算那么做。

通常我会认为我的骄傲/清高只是自欺欺人、自命不凡的扯淡，和艺术家们为弥补其贫困和无能而找的托辞一样。但有时却觉得它帮我保存下来的不仅仅是傲慢任性，还有我人生的真正意义。所以我是这么告诉毛的：我不会去加倍的热爱这个世界，我最终在乎的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去表达我执拗的个性。比起上天赋予任何一个新兴和迷人举止的奖励来说，我还是喜欢自己身上这股坚韧和不妥协的性格，而我也将承担随之而来的代价。

重塑自我的第一步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尽管我在成人早期一直就从那些不足中得到了很多教训，但我并没有承认它们。我自己没有问题，是所有其他人的问题，去你们的吧。

蔡美儿在结束了漫长疲惫的巡回售书活动之后回到了耶鲁大学，途中一名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她一开始就引用了一些将其称之为怪物的网络评论家的言论。那个时候，她已经练就了在公众批评的舆论下仍能进行自我展示的特殊能力。她在全美学校管理者联合会的年会上宣称：“我认为中国的父母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好父母有很多的途径。”

很多她对学生们说的话，以及书中所记录的对话，确实很多都集中体现了她的为母之道。但同样有趣的是她父母当初对她的教育方法。蔡美儿本身就是中国强力式教育的产物。《虎妈的战歌》中涵盖了很多父母对她的敦敦教诲，也是任何 LEAP学生耳熟能详的，她的母亲告诉她：“要谦虚，要低调，要朴素。决不能抱怨，也决不要找借口，”她的父亲教导她：“如果学校里发生什么看似不公平的事，你就得加倍努力，变得更加优秀，以此证明自己。”

在书中，蔡美儿描写了她对在进入学院之前一直在执业的公司法的厌恶之情，她在书中写道：“在公司的整整三年中，我总觉得自己像是在演戏，穿着西装的我显得是那么的滑稽。”这种叛逆甚至在她早年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关心犯罪分子的权利，当教授点到我名的时候我直接无视他。当然我也不会有任何疑问，也不会去质问什么；我只是想把教授所讲的一切都记下来并背下来。”

蔡美儿指出： 你可以讨厌这本书，但它至少没有驯顺的毛病

在耶鲁的全美学校管理者联合会上，蔡将她的成长经历与成年后的不悦联系起来。她告诉学生说：“我的父母不会在餐桌上谈论政治和哲学。”甚至在她逃离公司法，进入法学院后，她说：“我有些迷失，感觉不到那种激情。”最终，她因成为多本畅销外交政策书籍的作者和获奖老师而成名。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和当初准备公司法一样，她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获得法律奖学金。她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拒绝。”她回忆起在不断寻找一个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岗位时，就是无法做好面试，无法很好的表现自己。

换句话说，《战歌》提供了所有必须的资料来驳斥其代表的文化争辩。蔡的中式教育让她经历了精英教育，但却让她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个现实世界。她丝毫不隐藏这一点。她说道，她已着手撰写自传，自传是“自供罪状式的”，结果即杂乱无序而矛盾的冲动，或挑衅，或自我批评。西方读者无视这个悖论，把蔡当做是亚裔的丑角。然而，《战歌》是纯粹的美国项目—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想去做的项目。蔡美儿：“即便你讨厌本书，本书不变的一点即不顺从。”

“枪打出头鸟”是一句中国谚语，“锤敲露头钉”是日本谚语；而西方相关的谚语是“嘎吱响的轮子需润滑”。蔡美儿说出了她自己的故事，并遭到世人抨击。尽管她刚受完打击，却从不屈服。

在这种骄傲的反叛中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尽管她就亚裔的美国生活所引起的论战仍有值得质疑之处，我们仍然需要更多拥有同样反叛精神的人，他们愿意置自己于聚光灯下，制造一些噪音，殴打他人，引诱女人，犯错，成为企业家，不再顽固追求证明他们价值的官方凭证，不再认为那些废纸会确保人们的幸福，并且敢于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全文完）

燕原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8541.html

台湾妈妈给女儿的信：孩子，请你一定要懂政治。

燕原

一项新研究证实了父母们长期以来的怀疑：青春期会搞乱青少年的大脑。研究人员发现，青少年在青春期的IQ值会上下波动，而大脑结构也会对智商上升和下降作出反应。这是首次获得智力能改变的直接证据。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虽然研究人员对IQ测试有争议，但他们一般都承认IQ得分能预测在完成和学习特定任务时的表现，预测未来的学术和职业成就。伦敦大学学院神经学家Cathy Price和同事在2004年测试了年龄在12岁到16岁之间的33名青少年——19男14女。然后到2008年再次进行测试，此时他们的年龄在15岁到20岁之间。除了IQ测试外，研究人员还用核磁共振成像对大脑进行扫描。结果显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试之间，青少年的语言和非语言IQ得分上升或下降了多达20分（以100分为平均分）。有的青少年语言能力得到加强，有的非语言能力出现下降。大脑扫描同样反应了IQ得分变化。语言IQ得分增加的青少年中间，他们大脑中与语言有关的区域灰质密度增加了。非语言技能增加的青少年的大脑中与手运动有关的区域也发生了变化。科学家认为这项研究“激动人心”。不过研究没有提供波动发生的线索，可能的原因是训练或其它干扰确能改进性能。

http://news.sciencemag.org/sciencenow/2011/10/iq-is-not-fixed-in-the-teenage-b.html

燕原

可能因为常识是IQ不变吧。现在想证明青春期变化比较大，和身体发育或者环境有关。

我的问题是，IQ这个概念能说明啥呢，本来就是个不那么科学的一个概念。

所以老Q你还是大有希望的，别太较真，这样的研究都能上nature，上了nature，教授就到手了。

燕原

胡适谈选专业：要“性之所近，力之所能”

今天既是台大代联会邀请，那么，我想谈谈大学生的生活，把我个人的或者几位朋友的经验，贡献给大家，也许可作各位同学的借镜，给各位一点启示的作用。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北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败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入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进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俭，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个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入校后头一星期就突然接到农场实习部的信，叫我去报到。那时教授便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我答：“没有。”“难道一点都没有吗？”“要说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地道的农夫。”教授说：“这与你不相干。”我又说：“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来学呀！”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我说：“没有。”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问我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于是他又教我套车，老师套一边，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得继续忍耐下去。“农复会”的沈宗瀚先生写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为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作了一篇很长的序。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惟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选两个学分，于是我就选种果学，即种苹果学，分上午讲课与下午实习。上课倒没有什么，还甚感兴趣。下午实验，走入实习室，桌上有各色各样的苹果三十个，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青的……形状有圆的、有长的、有椭圆的……要照看一本手册上的标准，去定每个苹果的学名，蒂有多长？花是什么颜色？肉是甜是酸？是软是硬？弄了两个小时，也没弄出几个，满头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头一看，呀！不对头，那些美国同学都做完跑光了，把苹果拿回去吃了。他们不需剖开，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查查册子后面的普通名词就可以定学名，对他们是很简单的。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错的。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在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用处。

　　那么，转系要以什么为标准呢？依自己的兴趣呢，还是看社会的需要？我年轻时候的留学日记有一首诗，现在我也背不出来了。我选课用什么作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但就这个标准——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了。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两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英国文学、经济、政治学这几门为副。后又以哲学为主，经济理论、英国文学为副。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仍以哲学为主，以政治理论、英国文学为副。我现在六十八岁了，人家问我学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的。我对文学也感兴趣，白话文方面也曾经有过一点小贡献。在北大，我曾做过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也做过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学院六个学系中，五系全做过主任。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刚才讲过现在的青年太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课。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作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

　　当初日本筹划帝大的时候，真的计划远大，规模宏伟，单医学院就比当初日本总督府还要大。科学的书籍都是从第一号编起。基础良好，我们接收已有十余年了，总算没有辜负当初的计划。今日台大可说是完善的大学，各位不要有成见，带着近视眼镜来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将来。听说入学考试时有七十二个志愿可填，这样七十二变，变到最后不知变成了什么。当初所填的志愿，不要当作最后的决定，只当做暂时的方向。要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地瞎摸。不要有短见，十八九岁的青年仍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前途、职业。进大学后第一年到处去摸、去看、去探险，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学。如在中学时候的数学不好，现在我偏要去学。中学时对数学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师不好，现在去听听最好的教授讲的课，也许会提起你的兴趣。好的先生会指导你走上一个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于第三年还来得及，只要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做。这是清代大儒章学诚的话。

　　现在我再说一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伽利略的。他是意大利人，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数学家，他的父亲叫他不要学他这一行，学这一行是没饭吃的，要他学医。他奉命而去。当时意大利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他到大学以后曾被教授和同学捧誉为“天才的画家”，他也很得意。父亲要他学医，他却发现了美术的天才。他读书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工业区，当地的工业界首领希望这所大学多造就些科学人才，鼓励学生研究几何。于是在这所大学里特为官儿们开设了几何学一科，聘请一位叫Ricci氏的当教授。有一天，他从那个地方过，偶然地定脚听讲，尽管有的官儿们在打瞌睡，而这位年轻的伽利略却非常感兴趣。于是不断地一直继续下去，趣味横生，便改学数学。由于浓厚的兴趣与天才，就决心去东摸摸西摸摸，最后摸出一条兴趣之路，创造了新的天文学、新的物理学，终于成为一位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我现在六十八岁了，我也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希望各位不要学我这样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愿中所填的一愿就定了终身，远没有的，就是大学二三年也还没定。各位在此完备的大学里，目前更有这么多好的教授人才来指导，应趁此机会加以利用。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想起当初我哥哥要我学开矿、造铁路，我也没听他的话，自己变来变去变成一个老不成器的人。后来我哥哥也没说什么。只管我自己，别人不要管他，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下课了！下课了！谢谢各位。 （编辑：李吉琴）

胡适之的毕业生赠言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两个典故都出自通俗小说 (《西游记》和《三国演义》）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

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

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

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 "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个例子无数次地被胡适用来证明"科学可以救国"，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残酷的，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放不下，哪里还能指望"科学"能救国!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二) 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 (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选自《胡适文存》第4集第4卷

燕原

关于美国大学教育这件事
http://www.r-d-x.org/archives/1027.html

今天在等车的路上看到木遥老师的这篇文章：

为什么没人喜欢学习高等数学 http://www.douban.com/note/182405697/

木遥老师主要关注的是高等数学对于学生的该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读罢，到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话题：美国大学教育，特指培养了美国中产阶级以上成员的大学所提供的通识博雅教育，到底在干什么？



前不久刚刚从某所大学，在折腾了五年五年以后，终于毕业。回顾这段漫长的回忆，我却越来越不知道我是否得到了一个答案。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或许我根本描述错了问题。一个更好的描述应当是：一场和社会期待根本错位的教育改革，是如何阴差阳错地，伴随着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变革，寻找到了某种意外的平衡。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或许我可以描述这个问题本身。



大学五年带给我最深的观感即是，美国大学，特别是强调博雅教育的大学，把自己送进了一场错误的期待。如果从哈佛的改革报告里抄袭一段，或许我们就能发现问题。哈佛的改革认为一名受教育的成人，一名合格的社会公民，必须要能够对人类获得以及应用关于整个宇宙、社会、以及人类本身的知识进行批判性的赏鉴。这句话之下罗列了各种细分的要求，比如对于数理逻辑以及文学历史传统的了若指掌，等等，限于篇幅，不加翻译。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美妙的设想，甚至从设想本身，让人完全找不到可以批驳之处。难道我们不该拥有这种赏鉴的能力以及其必须的知识么？难道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不应该试着去了解这个宇宙，社会以及我们本身什么？



但是这样的期待，即使着落在美国最顶尖的学生身上，亦不易实现。大学的时光并不足以提供完整，甚至是勉强的涉猎。学生的资质，他们面对的经济压力等，也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涉猎。更坏的，也更加根本的是，它完全拒绝了社会上流行的态度，即希望大学教育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就我的观察而言，只有两种人或许可以勉强接近大学教育所鼓吹的愿景，一，资质超常，精英中的精英，或者干脆说是天才，二，一生无忧的富二代。当然，最好是两者兼有，不过满足其中一条，大约也足够。



如果我们回顾木遥老师以及我身边无数朋友常常在问的问题，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上述抽象的讨论。对于木遥老师来说，他常常面对的问题是：“数学到底有什么用处？”。对于我常常面对的问题常常是：“哲学，或者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处？”木遥老师的回答，实质上，就是：“学生问的对！我应该写一本教材，或者推动一本教材，让抽象的数学对于一般的，一辈子不可能用上数学的学生觉得有用有趣。”在这个意义上，木遥老师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学生的观点，即学科知识或许该是扳手 — 有用，或者，退一步说，该是洋娃娃 — 好玩，最好两者兼而有之。而这种观点的流行以及被接受，正恰恰折射出了美国大学教育错误的期待：这种教育本身拒绝这样的问题。他要求学生对于无数不同的学科进行真正的，有一定深度的探索，并且掌握一种鉴赏的能力。大学教育能提供的鉴赏能力本身是浅薄的：比方说我根本不相信花一个学期读荷马能够对古典传统有多少有意义的了解。我本人对于古典领域的无知或许可以为这种失败做上一个注解。同时它也被社会拒绝。在实际层面，面对找工作压力的学生并轻而易举理解数理逻辑的资质业务无真心研究数学的动力，在文化层面，整个社会也甚少要求大学教育培养出一个完美的“人”，相反，它要求的是一个有用的“人”，说的难听一些，一颗螺丝钉。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研究生院教育对于精深，甚至是对于平庸的要求，更加折射了大学教育的错位。美国的研究生院一般要求学生能够对某个细分领域拥有深入的知识，相对完整和明确的知识系统，但是却不要求学生成为横跨多个专业的全才，也不要求学生成为真正对坐论谈就能开创新视界的大师。有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说的很明确，虽然他本人的涉猎和大陆哲学犬牙交错，但是他认为美国主要哲学院系被分析哲学垄断是完全正当的，不是因为分析哲学已经成功达成了世界真理，而是因为分析哲学创造了一个可行的教学体系。哲学怎么教？谁敢拍胸脯说给我教出一个亚里士多德或者尼采来？或者，就算教的出来，哪个小庙能吃得下这么多尼采来？把教育体系的目标设定在天才身上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社会要求。这位教授认为，分析哲学的体系强调语言和思想逻辑的极度严谨，以及表述的的极度清晰，虽然看起来并不那么吸引人，但是却是唯一可行的哲学教育模式。我们可以教育出来一个严谨和清晰却平庸的哲学家，能给学生教教书，能写写让人看得懂的文章，这是哲学系唯一能做的。相同的观点，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也被其他的院系在本质上接受了。这种接受，或多或少是一种对于大学教育的讽刺。



说到这里，似乎很自然地需要一个答案。那么，为什么，这样错位的大学教育，还没有倒闭呢？我不认为我知道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或许可以从观感中收集一些思考。我身边有很多同学，不少走向了金融，咨询等等行当。这些行当，作为服务业，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即他们要求社交能力，要求思考能力，要求领导能力，却不需要四年特定的职业训练。甚至说领导能力要求太高的话，脑子不笨，社交中上，也能够称职。如果把这个特点和美国80年代以后的经济以及社会变迁联系起来的话，或许我们或多或少能看到一些端倪：社会的流动性下降，社会的阶层差距慢慢开始拉大，经济的分工开始出现变化，需要专业知识的行当逐渐被外包到教育和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区域等等。这使得某一个特定阶层，比方说中上阶级以上，发现自己在社会中寻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并不需要大学四年专业训练。大学与其说是一个教育的工具，不如说是一个筛选的工具。在这种奇特的巧合下，似乎错位而又时常迷失的大学教育竟然，寻找到了一种意外的平衡。

燕原

陈省身的家教智慧：从不暗示孩子要成为什么人



对于数学大师陈省身像摇滚巨星那样受人欢迎，他的儿子陈伯龙一直表示难以理解。

他亲眼目睹过父亲在香港科技大学演讲时的盛况。讲座过后，学生们争先恐后冲向陈省身，将他包围，要他的签名。就像那里坐着的不是数学家，而是一位摇滚巨星。

“摇滚巨星”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位名叫苏菲的职员用来形容陈省身的。苏菲在天津机场偶遇一群人在接机，根据热烈的场面推测，来的要么是摇滚巨星，要么是电影明星。可当那人坐着轮椅现身之后，她赫然发现，竟是伯克利的荣退教授陈省身。

2011年10月28日是陈省身的百年诞辰。在南开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纪念活动上，陈伯龙对在场的数学家说，我们正在向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致敬，不过对我来说，他只是我的父亲。

他还说：“我的父亲是个普通人，只不过恰好具有数学天分。”

这位得过最高学术荣誉的大数学家是几代数学家的偶像，被认为影响了数学和物理学的走向。可是，对于他的一子一女来说，“陈省身”永远是那个热爱全世界的美食、喜欢奶酪“越臭越好”、在餐馆里点菜比别人更为拿手的父亲。

他从来不暗示我，他想让我成为什么人

陈伯龙和陈璞都继承了陈省身过人的智商。但是，他们都没有子承父业。

陈伯龙读研究生时念过数学专业——“对我来说这好像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他说。但是，在参加了第一个数学讨论班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数学家。

当他还是个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时候，就修过一门“微分几何”课。遇上难题时，他周末回家就向被公认为“微分几何之父”的父亲求助。

陈省身亲自教他。“可惜，我不是个很好的学生。我从未真正理解过螺旋的数学。”他说。

尽管在微分几何上面临困难，陈伯龙还是决定以数学为研究生的专业，直到他参加了数学讨论班。

此时，陈省身建议他尝试一下精算学，进入商业而不是学术领域。“他认为，我是个做事负责任、有条理的人，商业世界或许更适合我。”

在父亲的建议下，陈伯龙学习了精算，最终进入保险业，迄今为止，他做了大约40年的养老保险顾问。回头来看，这位现年71岁的老人认为精算这个职业完全适合自己。

他感激父亲当时的建议。“他不强迫我去做他想让我成为的那种人。他会帮着寻找使我最有机会成功的位置，并且给我最好的建议。他从来不暗示我，他想让我成为什么人。”

因此，陈伯龙觉得陈省身是一个“标准的父亲”。这对父子之间的交流跟别的传统家庭一样，没有什么是不同寻常的：在合适的时间，在儿子需要的时候，父亲负责提供意见和建议。在儿子需要指引的时候，父亲总是提供正确的建议。

“他对于一个人该做什么不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他会为人寻找与能力相配的岗位。我个人的情况就是例证。”陈伯龙说。


被父亲打手心“一点都不疼”

同样，陈省身也将选择的自由给了女儿陈璞。陈璞十几岁时就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了物理学的学士学位，后来转学经济，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她创办过银行，一直在金融界工作。

“他在家里的时候，其实对小孩都是很放纵的。他觉得没有必要给孩子们管制，让我们自由发展。”陈璞告诉记者。

她认为，因为陈省身自己小时候就没有人约束，完全是自由自在地成长，结果“做得不错”，所以他后来对子女也是如此。但她跟父亲说过：“你是很特别，才可以成功，而我们普通的人是需要人来管的。”

她甚至不记得陈省身在家里发火的时候。她只记得有一次，被父亲打手心，但“一点都不疼”。她对父亲说，可以再打得稍微疼一点，否则没有用。

“他是一位慈父，对我们一点也不严厉，但他有原则。什么是对的，什么不对，都有原则。父亲不‘教’，而是‘做’，他以身作则。我们晚辈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不做空洞的说教，而是谈天。比如他对人非常宽容，但不跟我们讲应该怎么宽容，而是给我们讲一些别人的例子。他自己做，我们就跟着他学。”

她说，有时候跟父亲谈完一件事情，他不会立即表示意见。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听到，也不表示他不懂，而是表示他需要想一想。“他常常在晚上想，第二天吃早饭，他就把晚上想出来的跟我们讲，嘱咐我们要怎样小心，怎样考虑事情。你可以知道他的精神花在什么地方。”

在读物理学硕士时，陈璞结识了自己的丈夫，后来成为世界著名超导物理学家的朱经武。

尚未见过女儿的男友时，陈省身曾委托自己的弟子兼好友、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向朱经武的老师打听此人。经过一番打探，杨振宁告诉陈省身：“朱经武很聪明，但陈璞更聪明。”

朱经武一度担心陈省身不接受自己。他还记得，当时有朋友甚至开玩笑建议他先复习一遍微积分和微分方程，再去见这位数学家岳父的面。

但这对翁婿第一次见面没有谈什么数学问题。相处久了，朱经武发现，陈省身什么都谈，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任何人跟他谈事情，他不会说“这不可能”，他会耐心地听人们讲，帮他们想方法。

陈省身还常常问朱经武：“可不可以把你的超导跟我的几何连在一起？你们做晶体跟几何有关系，为什么不弄到一块呢？我相信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他教育孩子们好好学习，但并不是一定要读书才好

朱经武还记得，他与陈璞结婚之初，岳父就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要太为孩子们操心，加太多压力反而是个负担。“他觉得随便让孩子做什么都好，结果我们也做得不错。”

“我们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都很快活。我们做出了一些事业，他就很高兴。”朱经武说，陈省身对孙辈都很关心，但他从来没有说要孩子们都要成为数学家。他教育孩子们好好学习，但也说过要随着兴趣走，并不是一定要读书才好。

朱经武说：“他有很多‘谬论’，和别人想法不一样的。他自己一生里做的事情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就觉得人应该从框框里跳出来，做一些别人没想过的事情。”他认为，陈省身这一点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他总是鼓励女婿，不要跟在别人的后头走，而是要开创自己的领域。

朱经武和陈璞的女儿学医，女婿学生化，陈省身对此都非常有兴趣。外孙朱俊杰学建筑，陈省身专门带他去拜访杰出的华人建筑师贝聿铭。

陈省身去世之后，朱俊杰亲手为他设计了写有他最得意的数学公式的、黑板式样的墓碑。陈璞和她领导的基金会则资助国际数学联盟创立了表彰全球数学家终身成就的数学大奖“陈省身奖”。这寄托了子女对陈省身的纪念，也成为这个家庭与数学界联系的纽带。

数学大师并未逼迫这个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继承自己的事业。他只是在为女儿取名时表达了这一美好的愿望—— “陈璞”这个名字，源于他所研究的拓扑学。

从父亲那里，陈璞得到的最深的印象是——“他对每个人都很好。他看人的时候就是看你这个人，并不是看你穿什么衣服、去什么地方玩、有钱没有钱。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公平，尊敬每一个人。”

燕原

怎样让孩子们爱上读书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63081/229342

家长们要想物色到自认为孩子们会喜欢的书籍已属不易，而让孩子们最终接受这些自己所推荐的书就更显难得。不过，尽管孩子们的需求存在着各种繁杂性，专家们明白这世间仍有一些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年复一年与孩子们打交道的经验也最终帮助他们找到了能让孩子们爱上书本的关键所在。Doug Dutton是洛杉矶博利屋书店的老板，2003年全国妇女图书协会颁给了他Lucille Micheels Pannell奖。该奖用以表彰那些在创造性地将孩子与书本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极大提升孩子阅读兴趣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书商们。Judi Bort之前则是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儿童图书管理员，她的工作就是专门为南加州的学校图书馆挑选儿童读物。以下为他们给家长们的建议——怎样找到最好的书籍以激发和建立孩子们对读书的热爱。

爱好之上。 “成年人喜欢那些符合自己口味的书籍，孩子们也一样。”Dutton这样说道。“要想找到对味儿的书全得看个人喜好。”就像你的孩子可能喜欢数学多过喜欢艺术，喜欢足球多过喜欢网球，他在书本上的品味也直接反映了他的个人喜好。“所以你得弄明白你的孩子到底对什么感兴趣。”Bort说，“千万别逼孩子读那些你明知他不感冒的东西，即便是那些获奖书籍也不例外。”

多给选择。 Dutton相信给孩子们提供可选择的余地十分重要。他说，“得让孩子们亲自参与选择书籍的过程。”简单的一句，“这两本书哪一本你更喜欢？”就可以弄明白到底哪类书更能让他来电。

什么都可以。 大胆去激发孩子们的读书兴趣，即便那不是你所喜好的方面。Dutton说。“只要孩子们喜欢漫画书，那我这就不是问题。”他还指出，最终孩子们会慢慢将兴趣转移到更为严肃的书刊上。“科幻小说更能吸引男孩们的眼球，还有悬疑故事，比如《百事通布朗》。”另一种能激发孩子们阅读兴趣的办法就是给他买那些改编自电影的书。Dutton说，“大多数孩子看了电影《怪诞星期五》后都会选择去买这本书来读读，这太棒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一开始千万别让孩子读那些在他认知范围之上的书籍，先从简单点的开始然后再慢慢提升难度。”Bort说，“任何孩子感兴趣的主题都行。”那要是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对什么书感兴趣怎么办？对此Bort提供了个小诀窍。“我在学校做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曾经跟一个与班上其他孩子相比读书能力较差的二年级孩子一起共事。有一次我带他在卡片目录区搜索含有“KIN”——也就是他的姓头几个字母的书籍。当我们在书架上看到这些书的同时，这些书究竟是关于什么方面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孩子找到了他与书本的结合点。最后，他把图书馆里所有书名含“KIN”的书都搜索了出来，在想清楚有哪些是自己感兴趣的之后他回到了我身边，手中拿着一张书单要我帮他把这些书都找出来。那一年，他成为了班上读书最多的孩子。”

多问问题。 Bort帮助孩子们选择书籍的时候只问一句话，“你最近还在读什么方面的书？”作为一名家长，你也完全可以这样做。大胆地去询问图书管理员、老师或者书商任何问题吧，这样你才能对那些畅销书的作者、标题以及主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借鉴其他孩子的兴趣。 当Dutton给孩子们推荐书目的时候他会参考书店员工的建议，不过，他所获得的最好建议往往来自于自己的孩子。所以家长们为孩子选择书本时最好征求孩子的朋友以及兄弟姐妹们的建议，或者访问Read It, Rate It, Review It in Scholastic.com网站的儿童乐园板块。除此之外还可以参考我们书商推荐目录上Dutto和Bort为孩子们所提供的最佳选择。

态度温和点。 Dutton告诫家长们不要操之过急。要意识到让孩子们爱上书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只有脚踏实地才不会使孩子们的热情过早消散。“与其一口吃成个胖子，不如一次只给孩子看好一本书。只有这样，他才会用更大的热情对待下一本。孩子对书本的期待也会随着每读完一本书而愈来愈强烈。”

与孩子一起探讨。 Dutton说，“虽然读书是一项个人活动，但每当孩子们读罢一本书他们总会想要找个人来讨论下刚才所看的内容。”他还提到了读书小组的兴起。当你与孩子一起阅读时——可以根据书本的种类一起高声朗读或者静静默读——从而更加清楚地了解他所喜欢的图书种类。告诉他你所喜欢的部分，然后问他对哪一部分更感兴趣。Dutton还说，“让孩子们读大人们过去喜欢的书籍是一件很赞的事。”并解释道这样做可以拉近家长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如今许多家长都在向自己的孩子讨《哈利•波特》看，角色完全颠倒了过来。Dutton说，“让孩子反过来来向家长推荐自己读过的书会让孩子们更加自豪！”

燕原

纽约时报为何总是劝人不要上大学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63766/231246

纽约时报一位读者提出：为什么它的网站上总是出现叫人不用去上大学的文章呢？网站就此发起讨论：大学适合所有的人吗？下面是选出的五份答案。

第一位回答者（教育研究人、前大学教师）认为：纽约时报无非是故作惊人之语，以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来吸引眼球，因为它对自己的在线读者群很了解。

第二位回答者（设计师、技术爱好者）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叫人不要去上大学，也许更像是在探讨那种可能性，因为这个议题挺有意思，又出人意表，既然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上大学是成功的关键（除非当明星）。我不相信纽约时报的任何一位编辑真的认为你不应该去上大学，但我相信他们喜欢刊登一些引起你思考的故事。”

下面是第三位回答者（作家、电脑顾问）的论述：

教育是“打移动靶”

今天，不管你跟谁讨论这个问题，你一定会发现每个人都对教育（特别是什么构成优质教育）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读报时你会看到一系列的专题：金融消息、对外政策、社会和文化资讯、世界新闻，以及不断扩展的新技术领域。你需要多少“现有知识”以便消化报纸上的信息，使它们对你的现实生活有用呢？你怎样才能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机会呢？你怎样决定这些信息对你来说是否相关呢？

和大家一样，你的第一个答案可能就是教育，你所受的教育是使你能够以合适的视角看待并解释一条新闻的最重要、最实用的工具。我认为你说的不对。

各位博士、硕士且慢反驳，请听我解释一下。你所受的教育真的将你在各方面准备好，使你能面对今日世界的挑战吗？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今天，我们每个人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能够得到的资讯每三年便在密度和数量方面各自翻倍。这就意味着，在你为学士学位奋斗的四到六年时间里，世上各个领域可用的资讯已经相当于你入学时的八倍，而你在学校中所学的大部分知识已经被更准确、至少是更新潮的信息所补充，甚至所取代了。大学本科的唯一好处是，它的知识比较具有普遍性，因而使你获得有关各种各样题目的不错的资讯组合。尽管这些信息已不再新鲜，它们还是让你了解个大概情况。

然后你收窄了注意力，去拿财务管理硕士、工商管理硕士或其它什么硕士学位。这又用掉你两三年光景，其间有关你感兴趣领域的资讯再一次翻倍了。你又一次落后了。当然你比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要强，但也只不过是稍稍更靠谱些而已。

博士学位也是如此。你进一步专业化，对于社会现象中的某一个方面穷追猛打地探究，而对所有其它东西不闻不问。终于你开始写论文了，你将题目范围内的知识扩充到极致，而且多年来第一次，你在这个特定领域里的知识不再完全过时，因为你来到它新鲜出炉的前方边缘，并且在两到四年的过程中坚守这个位置。然而，这时候你对世界上的其它信息完全失去接触，因为你只管忙自己的专业而没时间兼顾其它。

这，怎能使你在不断改变我们生活状态的各种力量面前比别人更有本领作出正确决定呢？恐怕不行。我有把握这样讲，因为我们只要看看，例如经济领域，有几百个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千方百计试图弄懂它，但是结果怎样，他们并没有交上一份比你我能作出的选择更优异的答卷。为什么会这样？

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如此复杂的程度，即使我们中间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也不能彻底理解它。我们能接触到太多的资讯，但根本无法分清哪些是真实的、可靠的、中肯的、一致的、公平的、正确的。雪上加霜的是，经济、政治、社会或教育的利益所在往往使虚假信息满天飞、真实情况秘而不宣，而我们这个社会却没有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良好的选择。

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受教育？

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如果你想依赖教育给你带来优势的话，那是不行的。因为全部信息就在空气中漂浮着，它给每个人带来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帮助还是伤害。那么你需要用什么来建立竞争优势？你必须认识到，不是教育，而是批判性地分析信息的能力，使你具有潜在优势。现代化的工作人员不一定在教育上高人一筹（尽管他的老板可能相信学历，特别是名校学历），但是一定要有突破定式的思维能力，一定要有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一定要有能力对事实进行了解、评判、收集、查验，要使用直觉，与他人合作，善于谈判和辩论。

在过去，世界上谁能比别人更多、更准确、更及时地抓住可供利用的知识，谁就具有优势。聪明人知道你不是被魔鬼附体而是生病了，他们就有了优势。他们能给你治病，这给他们带来地位、权势。他们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事，因此他们就能做你所不能做的事。这个信息可得性方面的差别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每个人都能得到同样的资讯。今天的困境在于：你能不能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辨识那些正确的事实、正确的方法，区分出在正确时段上适用于正确人群的资讯呢？

这个技能与其说关乎你所受的教育，不如说更关乎你如何思考问题、花时间思考哪些问题这一点。你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不教这个。现代教育课程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模式，认为你只要把尽可能多的信息装到脑子里，你就获得了优势。他们还没有明白，今天的优势不在于信息量，而在于信息的清晰度。分辨事实的能力、基于相关情报作出决断的能力，收集与所面临问题直接有关的反馈的能力，这些才是使未来的工商企业和业务人员得以解决未来时代的困难问题所需的素质。

以上是第三位回答者的论述。

第四位回答者的观点是：纽约时报刊登哪些叫人不用去上大学的文章，是为了影响国家政策。目前已有超过700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无法偿还，很可能需要政府来救援。盈利的大学实际上是由华尔街，而不是由传统学院派来管理的。对这样的大学来说，向低端高等教育投资是得不偿失的。最后一点，纽约时报的读者群大多是在高端学府受的教育，对低端大学不感兴趣。

第五位回答者说：“大学并不适合所有的人。现在是我们摆脱这种将上大学视为中等教育之后唯一出路的陈辞滥调的时候了。多数人喜欢有自己的居所，而盖房子的建筑业是不会移师海外的。我们也多半需要花钱请别人来理发，这又是一个不会迁出国门的职业选择。

燕原

【人生就是不停的战斗】九把刀北大演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3509480/

燕原

人本思维是教育的根本 by 南桥

孩子学校入口处有条标语：以众人为师, 以万物为师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your teacher）。对很多受教育者来说，这可能只是一句励志名言。而今的教育已经非常专业化，学科分类明确，教学结构性强，老师持证上岗。学生的教育环境，从“万物”和“众人”，缩减到教科书和老师，由主动出击的学习，变作被动接受的教育。

但对另外一些学生来说，“以万物为师，以众人为师”就是他们教育的现实，尤其是选择“在家教育”的美国家庭。有次在中国店买菜，看到一对美国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在买菜。我很惊讶他们怎么过来了，丈夫说他们三个孩子现在的课程，学习的是中国，所以带孩子到中国的菜市来学习了。这个学法倒也别致：海鲜区的活鱼和螃蟹，主食区的袋装大米，工具区的火锅和电饭煲… 遇到中国人聊一聊，或是跟服务人员问一问，能了解到不少中国人日常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回去结合书本再来看看，学习一定更为深刻。这种结构松散的学习，更接近学习本原。日后工作，大家遇到新问题新挑战，也需要这样师从万物的学习。

但这样的学习，需要学制和政策的灵活，更关键的是以学生为本的侧重。圣诞期间，有几个朋友到我们家做客。小客人斯蒂芬的经历，让我看到了美国教育的人性化。

斯蒂芬有艾斯伯格症，该症是自闭症的一种。早先他去公立学校上学，遇到学习困难。他妈妈让他退出公立学校，开始“在家教育”（home school）。后来，夫妇二人一个要读MBA, 一个要工作，另外开始读博士，无法提供充足时间，维持在家教育。这时候斯蒂芬也大了些，他们觉得不妨再送到公立学校试试。无奈斯蒂芬还是不能适应。公立学校同意改成一种半公立制半在家上学的模式。教材和教学进度与学校挂钩，教育过程在家完成。

这个过程中，斯蒂芬需要在家看学校提供的教学录像。这样一来，他得长时间呆在家里不出门，除了看教学录像，就上电脑打游戏，这对他的成长显然不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斯蒂芬的父母绞尽脑汁，试过各种方法。后来他们决定在后院养鸡。我过去翻译过几本小说，差别很大，诡异的是，这些小说有个也可以说唯一一个共同点：里面都提到了养鸡。对于养鸡我一直有浓厚兴趣，自己一直想养，只是隐约听说法规不许可。听斯蒂芬的继父说，养鸡法律不反对。

但他们接下来就遇到了法规难题。他们又买了一匹马，放在自家院子里养。这是一匹矮种马，他们用自己的小厢车拖回家。他们家的院子我去过，不是太大，但是养小矮马还行。自从买了小矮马，他们就不再割草了，斯蒂芬也走出了屋子，给马刷毛，喂食料，性格开朗了不少。但不久之后，他们门上夹了一封信，是市政府发过来的，告知邻居投诉他们在院子里养马。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他们的面积不够法定的35000平方英尺，不能作养马之用。通知限定他们一周内将马送走。斯蒂芬的妈妈闻讯哭了，但是她没有轻易放弃，而是向市政府游说，说矮种马是用来帮助孩子治疗艾斯伯格症。市政府考虑到了原来法规的漏洞，于是重新颁布新法令，如市区居民在院子中养矮种马，是作治疗之用，是可以的。这几乎是给斯蒂芬量身定做的法令，但不论是法令本身，还是作为法律先例，都可能让后人受益。这好莱坞电影故事一般的佳话，是一个锲而不舍的母亲和一个有着人本精神的政府共同成就的。

教育的对象是人。任何政策，都应尊重人的利益，为此其它一切都可以调整，甚至可以让路。此事让我无法不去联想国内的拆校并校之风：怎能因为管理的便利，和资源的所谓“优化配置”，就盲目把学校拆掉，让学生和家长费尽千辛万苦甚至生命危险去赶路？还有什么资源能比人更大呢？

燕原

朋友，意味着什么？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74014/239247

友情中的行为     

对于Ashley来说，友谊是这样的：当她在学校挤满人的食堂里用餐时，突然她不小心把饮料打翻在大腿上，随后这尴尬的一幕被散播开来，有人开始发出不怀好意的窃笑。这时她发现她最好的朋友在干一件古怪的事情。

“她开始把水倒在自己身上”Ashley说。

真正的友情很难被察觉。Ashley这样说道，但是当她看到上面的一幕时她却真切的感受到了友情是什么。也许各位读者也一样，于是我们向读者们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成就了友情？超过5000名读者向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见解。

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友情是能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的，比如说：帮助你渡过丧亲之痛的好友；当你生病时，在病房里守护你的死党。还有那些看似虽小却能够触动我们心灵的事情：即便会耽误很多时间，却还是在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听你倒了几个小时的苦水；自己作业还没完成，却硬是要辅导你的那个家伙；或者帮你一起找牙套，即便此牙套很有可能和学校午餐一起进了垃圾桶。

这些或大或小的事情都能让友情更加深厚。当我们随时都能用短信或者即时通讯的手段和别人交流时——即使这种交流不那么重要，交谈已经开始显得廉价了。很多人更愿意他们的朋友用实际行动来显示他们是忠诚的；诚实的；值得信赖的以及当你需要帮助时，能够无私地作出牺牲。

14岁的Kaitlin告诉我们，有一次她卷入了学校的斗殴事件中，而她的朋友代她受了惩罚：关禁闭10天。还有16岁的Marissa说她在一次去加州的学校旅行中发现了亲密朋友和普通朋友的区别。

“我那时感觉恶心想呕吐，我的那个朋友跟着我跑进洗手间，当我狂吐不止的时候是她帮我托着头发，而另外那些“朋友”为了下楼梯和为了把楼梯清理干净对着我大声吼叫。

你为朋友做的

在写信给我们的人中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觉得友情是双向的：他们为朋友所作的和朋友为他们所做的一样多。但有时友情中最宝贵是不计回报的付出——即便是丰厚回报的许诺也不需要。

“我为朋友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情是：我撮合了她和我的前男友。即便心里很反对，但也没有告诉她。”14岁的Rae’Johne说。
15岁的Elaina还记得那天和她最好的朋友去逛服装店，她的朋友比较“丰满”，由于这一特点她的朋友招致了女店员的无礼对待——因为这个服装店里根本没有她能穿下的衣服。

Elaina至今仍对那天她如何为朋友解围的举动深感自豪。“我捧了一堆衣服去试穿（真的是巨多的一堆），然后我把它们扔到一边说：‘他们这儿的便宜货我没一件喜欢，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找点更好的。’”

仅此一个

许多人写信告诉我们他们认为结交一个有别于其他朋友的知己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你真的应该祈求有个忠贞不渝的朋友。”14岁的Bizaflak说。“其他的都不只不过是你的熟人而已。”17岁的Rich把人的朋友描述成金字塔状：知己在塔尖，其他的构成基石。

有时人们把知己间的交流描述成完美无误的心灵交互，即便两个人只听不说都能保持这种交流顺畅地进行下去。
“即使你一言不发，你的知己也能够理解你的意思。”14岁的Casey说。
“我们基本上能说出对方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话。”15岁的Kayla说。

朋友们们的智慧

通常你对你最好朋友的评价是很公正的。14岁的Jackie向我们讲述了她朋友为她做过的最令她感动的事情：那时Jackie向她的朋友倾诉说她极端厌世，然后她朋友把这个秘密告诉了Jackie的妈妈。

“我告诉她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是她吓坏了，她知道她必须要告诉我的妈妈。”Jackie说，“她救了我的命，我非常感激她。”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结交一个知己是很重要的，14岁的Molly说她的朋友们身上的各种特质集中到一起就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不管是什么秘密我都能与他们分享，并且完全信任他们。”Molly说。“我有很聪明的朋友，很有趣的朋友，当然还有有点迟钝的朋友，”保镖“型的朋友（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会力挺你），还有些你只在周末和他们联系的朋友。说真的，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填补你生活中的每一处空白。”

让人担惊受怕的朋友

维持友谊并非易事。很多朋友告诉我们，与一个好朋友交往甚至意味着你多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这往往意味着风险和责任。      

“朋友有时让人担惊受怕。”14岁的Mary说，她与她信任的朋友们分享了秘密，然后后悔了。“当然这只对事不对人，这有点像在一个人的身上投资，不论他是谁你都有可能遇到风险。

有时亲密的朋友会要求你对她真实坦诚，而不是做一个“啦啦队长”。15岁的Gretchen说：“一个真正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穿上那件艳粉色的涤纶套装丑爆了——即使你本人很喜欢。”

友情也不总是能维持永久。Angelica说了一个关于开始于幼稚园的友情的故事。她犹能记起那时她们多亲密，她帮助她克服糖尿病带来的症状；当她朋友的阑尾被摘除时守护在她身旁；听她朋友抱怨家庭问题。

但是她的朋友最近搬了家，至今杳无音讯，Angelica已经听到了一些她朋友和小混混来往的传闻，“我知道我能再一次帮助她，但是，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好遥远。”

爱情，距离之类的东西都能让维系友情变得艰难。许多孩子说自从他们的朋友接触了一些人之后，他们的友情就开始变味了。
“我认为我朋友做过的最令我感动的事情是：在这个学年里我冷待她并和那些更有趣的家伙交往后，她依旧把我当成她的朋友。”14岁的Darilynn说。“我对此真是深受感动，并且我已经接受了教训。。。。。。“

当友情已成追忆

当友情消失时许多人才会体会到它的真正价值。许多人鼓励别人尽力维护他们最为看重的友情，而不是在一次冲突后分道扬镳或者让这段友情渐渐消失。

15岁的Roxanne说她最好的朋友就在最近自杀了。对于如何对待朋友的问题上她的建议是：”要像与他们相处最后一天那样珍惜他们。“当然，如果你的好朋友们要开始他们自己的人生旅途时，你也应该为他们高兴。人是不断成长变化的，朋友也一样。14岁的Lily说她最好的朋友今年就要搬家了，而Lily会尽力与她保持联络，不过她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还是非常现实。
     
“在你的生命中，朋友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她说。

燕原

中学老师写“万言书” 希望教育不要沉沦下去

http://news.hsw.cn/system/2012/02/21/051247795.shtml

　　核心提示： 中国教育沉疴已久。对“应试教育”、“功利教育”的指责也一直不绝于耳，亦包含本报对早已变异的奥数班现象的连年呐喊。然而，这问题太沉太重，至今，成千上万的孩子，依然生长于这看起来已固化的教育理念之下。孩子们的眼镜片厚了，心灵愈加脆弱，成长依然迷茫。

燕原

我很佩服他写那么多，我看来看去，就是三句话。

第一，不要崇拜任何人。
第二，独立思考。
第三，多读书。

燕原

如何与小姑娘沟通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24087/257812

作者：丽莎·布鲁姆  06/22/11

    上个周末我去朋友家吃晚饭，第一次见到了她五岁的女儿。

    小玛雅有一头卷曲的褐色头发，小鹿般黑色眼睛，穿着闪亮的粉红色睡衣可爱极了。我想尖叫，“玛雅，你真是太可爱了！看看你！转个圈，穿着那件有褶饰边的睡衣，美极了！”

    但是我没有，我对自己尖叫。遇到小女孩的时候我总是强忍着，克制着自己的那些告诉她们是如何可爱、漂亮、美、得体、指甲修剪整齐、头发打理好的冲动。

    可那有什么错？在我们的文化标准里，那是和小女孩交流的开题话，难道不是吗？为什么不给她们真诚的问候来提升她们的自尊呢？说实在的，因为她们实在太可爱了，我遇见她们的时候只想瞬间爆发出来。

    有这种想法的话，请稍等。

    这个星期ABC新闻报道，3-6岁的小女孩中有将近一半担心她们胖了。在我的书《思考：女人坦诚的聊天能够在这个呆板的世界更聪明》里，我揭露，12岁以下的15%-18%的女孩子现在定期地涂睫毛膏、画眼线和涂口红，进食障碍上升了，自尊心下降了，25%的年轻美国女人更想赢得全美超模大赛，而不是诺贝尔和平奖。甚至成功的女大学生想要火辣而不是聪明。一位迈阿密妈妈在整容手术中死了，留下了两个幼子。这些事情还会发生，也在撕咬我的心。

    教导女孩子她们的容貌是你最先注意到的，那么就是告诉她们容貌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这会让她们从5岁开始节食，11岁开始粉底霜，17岁隆胸术，23岁肉毒素。我们的文化必备中女孩子要火辣，24/7也已经成为新的标准，美国女人也越来越不开心。什么东西遗失了？是生活的意义、观点、阅读、思考价值以及造诣。

    这就是我强迫自己像下面那样和小女孩沟通原因。

    “玛雅，”我说，蹲到和她差不多高，看着她的眼睛，“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她说道，训练有素、彬彬有礼的，和大人交谈的好女孩的声音。

    “那么，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我问道，眨着眼睛。我爱书，为书着迷，所以会提到。

    她的眼睛睁大了，然后老练的礼貌的面部表情显露出对这个话题是真的兴奋。尽管她停了一会儿，是对我这个陌生人有点小害羞。

    “我喜欢书，”我说，“你呢？”

    大多数小孩也是。

    “我也是，”她说道。“现在我都能自己读了！”

    “哇，了不起！”我说道，对五岁的人来说也确实是。玛雅，你暂时撇掉那些坏自我吧。

    “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我问道。

    ”我去拿！我可以给你读吗？“

    玛雅挑了本《Purplicious 》，对我来说是本新书，玛雅在沙发上紧偎着我，骄傲地大声读着每一个字，书是有关一位我们喜欢粉红色的，但是又受着学校里一群只穿黑色的女孩的作弄的女英雄的。唉，这是有关女孩子和她们穿着的，以及她们的服装选择决定了她们的身份认同的书。但是玛雅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我引导对话深入到书中的主题：低劣的女孩和同龄人压力和不合群。我告诉她世上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因为我爱自然，她也被说服了。

    我们一次也没有讨论衣服，或头发，或身体，或谁漂亮。令人惊讶的是要把这些话题远离小女孩是多么的困难，但是我很顽固。

    我告诉她我写了一本书，希望她有一天也能写一本。她对这个想法简直兴奋。玛雅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很难过，但是我告诉她下次选另外一本书，我们一起读，一起讨论。天哪，那让她太紧张而不能入睡，她从床上下来好几次，兴奋不已。

    所以，文化的一丁点儿对立就会发送错误信息给女孩子。一次重视女性大脑的微微推进，一次短暂的故意的角色扮演。我和玛雅的几分钟会改变数百亿美元的整容产业，贬低女性的真人秀，我们的名人狂文化吗？不会。但是至少在那个晚上我确实改变了玛雅的视角。

    下次你遇到小女孩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她开始时可能会惊讶和不确定，因为很少有人问她的想法，但是请耐心，继续做。问问她，她在读什么书，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为什么。没有错误的答案。你只是引起一场尊重她的大脑的聪明对话。对于大一点的女孩子，问问他们最近的事件议题：污染、战争、学校预算削减。世界上有什么烦扰着她？如果她有魔棒的话她会如何解决？你可能会得到一些有趣的答案。告诉她你的想法、本领和你最喜爱的书。给她做个榜样，看看一个思考的女性是说什么和做什么的。

    在Tiwtter和Facebook上让我知道你得到的回答。

    一次一个小女孩，这是在改变世界。

燕原

在玩中学会成长

今天是一个小女孩的8岁生日。她的妈妈找到我，想请我送她一份生日礼物。
我们见面了，我们一起玩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看花一起吹风一起拍照。
一直很关注儿童教育，一来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二来儿童教育能重新反省和认识自己，孩子在成长的同时，也给了大人一个再次成长的机会。
从这个小女孩身上我看到很多很多的闪光点，令人惊喜和意外。在她8岁生日这天，我想写一篇文字，记录我认识的这个平凡而又值得赞扬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天煜。

http://www.cicicola.com/blog/?p=1450

燕原

燕原

《MAKE》杂志的中文版叫《爱上制作》。

燕原

王逸凡的十万个为什么
来自王建硕 2012-08-18 23:56:06 查看原文

今天晚上又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之夜。早早的就和他一起在床上聊天，他开始问我问题，从9点一直问到了11点多。当我想起来拿手机纪录他的问题的时候，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我很惊讶于5岁的小孩子对于世界的敏感。等小家伙睡着了，我根据剩下一个小时的录音整理了一些他问的问题。看完你就会发现5岁的孩子的世界是多么丰富，思维多么跳跃，视角多么宽广。

    扫描仪扫描的时候为什么有亮光？
    复印机是怎么工作的？
    为什么打印的时候纸是一跳一跳的出来的？
    出了A4，A3纸还有别的纸吗？
    是不是号码越小纸越大？为什么这样编排？
    名片那么大是几号纸？
    那里可以看到A1纸？
    电脑里的照片是怎么转到纸上的
    为什么家里的打印机打出来纸湿湿的，你们公司的那个是热热的？
    我说话你为什么能听到？
    声音是怎么从嘴里发出来的？
    为什么那次去你们公司你的们的音箱响的时候摸起来一振一振的？
    为什么电脑里存着音乐的名字，音箱就能变成声音？
    今天游泳为什么游泳圈能浮起来？
    游泳圈为什么要充气？
    我这么重游泳圈为什么还能把我托起来？
    大轮船那么沉为什么也浮得起来？
    我们的灯这么大为什么一根铁丝就能吊起来？
    灯为什么会亮呀？
    灯是工人来安的，灯泡是我们在家乐福买的，为什么他们能装在一起？
    为什么灯泡得放在灯座上才能亮？
    灯为什么这么热？
    为什么电线不热灯会热？
    为什么那么烫绷不断电线？
    为什么打牌的时候两个一样才能出？
    为什么跑起步来就会出汗？汗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出了汗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
    电是用什么做的？
    是什么东西到电工厂变成电的？
    为什么空调一开外机就会转？里面有什么？
    车里面的发动机为什么会转？
    空调里面的风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车里的通风口里的风是冷风，空调外机的风是热风呢？
    为什么空调里面要往外流水？
    为什么喝水我的嗓子也不疼了，用加湿器吹风我的嗓子夜不疼呢？
    为什么今天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把锅往那个板子上一放就会热？
    为什么我们在家里煮饭的煤气灶和火锅的煤气灶不一样？
    为什么吃的要放在冰箱里呀？
    为什么在冰箱里就不会变坏呢？
    那为什么豆瓣酱刚买回来放在柜子里，后来又放到冰箱里了呢？
    减速带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会减速呢？
    为什么公交车和地铁的门最低下有一排扫帚，就是一排毛？
    为什么公交车每站停下来就放个屁，就是嘁。。的一声？红灯的时候也嘁的一声。
    为什么公交车走一段就颠一下，我们大白车就走好久才颠一下？
    为什么地铁二号线没有屏蔽门，3，4好线都有屏蔽门？
    为什么二号线的车头是平的，其他的车的头都有一个斜坡？

我暗自得意，幸亏都是物理方面的问题，我就物理好，什么电呀，力呀，声呀什么的。我跟他妈妈炫耀说，小家伙的所有的问题我都答上来了，还好没问化学问题。逸凡立刻问：“什么是化学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