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回忆：我们自己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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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爸爸开了个好贴，我来了兴致，写了一点，不小心写成了小小的家史。呵呵。


我的父亲是县文化馆的，搞曲艺（地方戏，婺剧）创作和导演，沉默寡言，不谙时务，用俗话说在社会上“很吃不开”，在社交场合表现很笨拙。只有在他自己的工作过程中，吹拉弹唱中，才是最快乐和放松的。所以他会对我母亲说：“出差（去农村剧团导戏）真好，很开心。”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想到，从我奶奶的口里得知，我父亲小时候是个孩子王！别人家的孩子跟着他放牛，家长都特别放心。曾经在一次大暴雨之后，他和伙伴们回到家来，身上竟然是干的！因为我父亲带领伙伴们未雨绸缪，在乌云压顶之时，用松枝搭起了一个雨蓬。

我父亲初小毕业后务农数年。赶上初级师范招生，依仗他的语文（数学是抄袭邻桌的），进了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教师。业余创作，多次在县级刊物发表作品，有一篇题为《镜子篇》的诗歌（大意是关于镜子内外人之百态的）获得过一等奖，就此调入县文化馆。

父亲的音乐纯粹是自学的。小学音乐课对于大部分农村孩子来说只是一个过场，唯独在父亲心里留下了根。一直到五十多岁，经过了数十年的曲艺工作之后，我父亲可能一直对没有受过专业教育而耿耿于怀，申请读完了西安音乐学院的作曲专业函授，尽管他并不需要这样的文凭。周末时常窝在办公室里做作业，嘴里哼着，对我们的盘问还很不好意思回答。

前面说了父亲是个“吃不开”的人，他在社交方面可以说很差，基本谈不上有技巧。所谓的察言观色、看人说话、见机行事这一类，他是根本做不来的。他是个亲朋同事范围内有名的老实人。老实的父亲一辈子求人帮忙的例子屈指可数，最为成功的就是把我们姐弟四个相继转到城里来上学（姐姐们有的是转城里来上中学，我是小学四年级转的），动用了他同样屈指可数的教育界的一点人脉。事实表明，这件求人之事是我们家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使得我们姐弟四人先后都受到了高等教育。这也是晚年父亲被人们称作“老实人有福”的佐证。

父亲是个既有福也无福的人。说他有福，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四个子女全都出山了，作为老么的我也大学毕了业；说他无福，是一直身体强壮的他病来如山倒，在我大学毕业的这一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没能好好地享子女的福。而他的一辈子除了最后五年左右，基本都是在拮据中、在对家庭未来的焦虑中度过的。说到这一点，我脑子里就会浮现起父亲拉平板车，我在后面推的画面。那时候我上中学，80年代中期，为了补贴家用，我们从纸箱厂拉来灯泡袋回来加工，糊好后用板车送到厂里去。父亲用刷子糊灯泡袋的手势练得非常娴熟，我们一家人空下来就糊哪些瓦楞纸的灯泡袋，计费是按每百个多少钱来算的。

我母亲出生于一个由盛而衰的家庭（说盛，其实也只是我的外公在上海做小生意，家里雇有长年短工）。从我母亲童年开始，我外公就中风在床，坐吃山空。我母亲只上过一天的夜校（真的只有一天），就被我外婆喊回来带弟妹了。母亲的童年没有什么愉快的记忆：我的外婆脾气不好，重男轻女，我母亲照顾好两个弟弟是份内的事，而她即使生病都得不到外婆的重视。我外婆一辈子都很辛苦，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宽松的日子。

母亲是一个敏感细腻的人。公私合营的时候进入县制药厂（其实是作坊式的），有机会上点夜校，语文很好，喜欢看小说。能够和工友转述《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这样的长篇小说，连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她甚至还创作过一个小话剧，被文化宫老师改了改（能让老师“改一改”就是一种程度的肯定吧，当然还没到能上演的水平）。她平时形容人或事，无不栩栩如生，她模仿很多方言口音，令人叹为观止。有一次，她说在公交车站看到一个女孩长得很有意思：“好比一个熟番薯掉到了地上。”我脑子里一下子出现了鼻子嘴巴下巴长得很“紧凑”的一个脸形。

我上头有三个姐姐，最后生我这么个儿子。搞得小时候姐弟们闹矛盾的时候，二姐和三姐总是能找到我应该感谢她们的理由：“要是我是个男孩，早没你了。”我向母亲求证，答案是肯定的，母亲只要有个儿子，肯定就“绝招”了（来自一个幽默，有个妈妈给一连串女儿起名“招弟”、“再招”、“绝招”）。由于身体原因，我母亲年近三十才生第一个孩子，这在她那一辈人中是很晚的了。生我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后来表明，命运的如此安排对我们家是有利的：大姐刚好赶上恢复高考，我则刚好赶进了国家支付大学学费的末班车。这两点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是很关键的。

1962年，母亲从制药厂下放到老家农村（上世纪的“下放”，是中国城市化的大倒退），只能自学裁缝谋生。母亲是个聪明人，没有拜过一天师傅，纯粹自己琢磨，用报纸练习，竟成了名扬四周村庄的好裁缝。裁缝的好，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不光是做工本身好，而是母亲能够绞尽脑汁，设法用边角为东家省下一块鞋面料。东家得到这样的额外收获，是很感激的。

母亲基本是“上工”的工作模式。也就是东家上门来，把母亲的缝纫机挑到自己家，母亲带着随身的剪刀尺上门去做，按天计费，每天1元左右（前后当然有调整，具体已经不祥）。前面说好裁缝能够省料，同时，好裁缝还要争分夺秒，不拖工。这方面母亲是很敬业的，所以口碑很好。按照惯例，东家会给裁缝师傅在下午安排一顿点心，一般是炒米粉之类。如果是在本村上工，像我这样的小孩子自然想去蹭点心吃，可母亲是不允许的。有一次我不听劝，大模大样地坐下来吃点心，还被母亲打了屁股。母亲走遍了周边的村庄，也熟知每个村庄的家长里短，凭着她具备的一些文化和通晓事理的头脑，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她经常不无自豪地对我们说，某些爱打老婆的硬汉子如何服帖于她的规劝。

上一辈做家庭主妇的，家务事真是我们这一辈人难以想象的多。四个孩子的衣服鞋袜（袜子是买的，除外），都是需要母亲自己做的，或者改大孩子的衣服给小孩子穿。所以母亲上工回来，晚上还要在灯底下把自己家的事情做好（夏天还要把每个孩子洗洗上床），然后才能得以休息。

小时候很深刻的一幕印象，是傍晚的时候，和小姐姐到村口接母亲收工回家。在那条熟悉的小路上，母亲时常会按时出现在拐角，一把抱起我，亲我的脸蛋，然后一起回家。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温馨的画面。

我的童年基本还是幸福的。虽然生活拮据，但不致于有断顿之虞，最糟糕的也就是没有菜，用熟菜油熬盐巴下饭而已。因为父母对子女都有倾心的爱，所以家庭里还是很温馨的。童年和少年阶段唯一不快的记忆，就是母亲敦促老实的父亲如何去和强势的大伯家争取合理的利益、如何去给有关部门根据政策来打报告争取子女的农转非，诸如此类。通常是母亲费尽口舌，泪水涟涟，而父亲岿然不动。这样的记忆伴随着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很长时间以来成为我心里最想回避的东西。

部分由于特殊的环境因素（作为村领导的大伯、以及伯母、堂兄们对我们家很苛刻，导致趋炎附势的邻里也对我们苛刻起来），我的童年没有很多伙伴们一起玩耍的经历，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在家里看书。那时农村里的儿童读物少的可怜，父亲从城里带回来的“少年文艺”、“西湖民间故事”、“狼牙山五壮士”等读物，被我看得滚瓜烂熟。

我的心智是相对早熟的。5岁左右，父亲带我日复一日地看样板戏汇演，我对“红灯记”中铁梅失去父亲的遭遇非常伤心，导致我不爱看红灯记，偏爱看“智取威虎山”。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读到一个日本民间故事，说一对兄弟相依为命，哥哥误认为弟弟贪吃了东西，弟弟无法让哥哥相信，就让哥哥剖开他的肚子看一看。哥哥就剖开了弟弟的肚子，里面空空如也。哥哥非常悲痛，化作杜鹃哀鸣不已，直到啼出血来。这个故事对我的冲击非常巨大，整个情节在脑子里挥之不去，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这个故事的插图和我看这个故事的场景。同样给我印象深刻的童话是张天翼写的“大林和小林”，和寓教于乐的童话相比，这个童话充满了离奇的经历和人物，并没有很多道德层面的评判。当时我对这个故事有着无法把握的感觉：很好看，但说明了什么呢？

小学的时候，我就看所谓的“字书”（相对于连环画而言，指文字的小说），包括水浒传的全本。对文学的爱好一直保持到成年，大部分现代、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我基本都阅读过。小时候，我极其不愿意下地劳动。在农忙时节，小孩子都会到田里去捡稻穗，收获颇丰，而我很不愿意去，怕晒太阳，宁愿躲在家里看书。我母亲一度很担心，这样的儿子以后怎么成家立业？因为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我们家孩子的命运注定是在农村的；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恢复了高考，可那时考上的概率简直好比中状元，不是一般农村孩子能够奢望的。

我从小就聪明好学，虽然在农村小学里是上“复式班”的（就是一个教室坐两个年级的学生，老师对着这边讲完课，让这边自学，然后转向那边讲课），可四年级转到城里较好的小学时，给我考了语文数学两张卷子，几个班主任就主动争取我了。到了升初中的会考，我考了全城关所有小学的第三名。

有一幕场景让我记忆深刻。当时我住在父亲单位的家属房里，父亲一个女同事的外甥女和我同一年升初中，考了一个中上的成绩，在那里和大家说自己的外甥女如何优秀。当时我们家是很低调的，人口多，负担重，面带菜色，刚从农村来。那个同事说完，忽然想起我也是这一年升学，就顺口问我母亲考了多少分。我母亲不动声色地报出了我的分数，弄得她顿时惊诧不已。我母亲故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和享受这个戏剧性转折的表情，让我印象极其深刻。这是我们家很少能够“扬眉吐气”的机会。

我母亲一直有肾病，到了我上小学高年级之后，病情几乎让她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照顾一下家事。家庭的经济状况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完成了中学。到了高中，大姐二姐陆续工作，慢慢地接济上来了。

我的成绩一如既往地好。初中阶段，我营养不够，发育不好，尽管成绩保持全年级前三，但是体育总不及格（引体向上一个也完成不了），得不了三好学生和标兵。初三的时候，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又生病住院，走马灯似地换老师，弄得兄弟班级的尖子们看我们的好戏，表示我已经无力竞争中考的第一名。

父母对我的学习向来是不操心的。母亲还会问问成绩，父亲总是在成绩报告单的“家长意见”中千篇一律地写“成绩尚可，还需努力”，根本不问我的名次之类。中考前一天晚上临睡前，我一边洗脚，一边和父亲说：“爸，我明天考高中了。”意图是想好歹得到父亲的一两句鼓励。岂料父亲脸都没转过来，说：“那就早点睡。”现在，每每看到中考时家长们纷纷告假戳在考点门口的壮观景象，我都会马上想起那一个晚上。这也是我脑子里印象极其深刻的画面之一。

成绩出来之后，我中考得了全市的状元，拉开第二名8分之多，无比的心旷神怡。当班主任老师和几个好同学一起到我家报喜之后，整个下午我都很高兴。为了奖励自己，我在楼下的小人书摊上，很奢侈地看了一个下午的连环画。我说的奢侈不是时间上的奢侈，还真是金钱上的奢侈，化了两毛钱左右（那时看一本薄的是一分钱，厚的两分钱，少数极厚的是三分钱）。想想初中毕业的我，还冒这样的傻气。

整体来看，我的初中生活过得并不很愉快，因成绩好受到老师的器重几乎是唯一的精神激励。同学们都是城里的，我是班上极少数农村户口的孩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有些自卑的。加上家庭经济的拮据，我很难和同学享受同样的东西。比如我们家里没有任何电器，所以不可能和同学讨论电视、电台的节目内容；除夕吃完年夜饭，家里不会去花钱买烟花，也没有晚会可以看（除夕是不能跑到别人家去看电视的），只能看着窗外漫天的烟花。我记得甚至有一次无法一起去参加班级的春游，因为要交活动费。我也没有自行车。如果有什么课外的爱好，也受迫于必须考上大学完成农转非的压力，被母亲的不鼓励和自己的克制给压抑了下去。所以我的中学阶段，基本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比同龄更懂得艰苦，也更习惯于克制。我没有很远大、很明确的志向。

上高中还有一点插曲。尽管中考成绩这么优秀，日后考大学也应当不成问题，可很多人都对我父母说，现在成绩好，不一定以后好，趁现在成绩好，考个初中类中专，赶紧跳出农门再说！当时的我没有主见，也无法明确声称要读高中、上大学，所以就顺着家里的意思参加初中类中专的考试。当年的初中类中专是在中考结束一段时间后进行的，我消极准备，随便应付，考了个全市第三。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挑了在山东的一个微波专业，心里很酸，想这么早离开家去上学，怎么应付。后来家里终于转念，让我上高中，我大姐夫的哥哥很男人地宣称：“上中专？谁出的馊注意呢！”（现在我还记得他说这话的场景）。结果我比一般同学晚了几天报到，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插班进了高中，一度被同学认为是开后门进来的。

高中阶段的心境就有了改观。一方面，高中同学是来自全市城乡的优秀学生，农村孩子占了半数以上，整体气氛就是刻苦向上的。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发育，加上我的刻苦锻炼，身体逐渐强壮起来，成了单杠双杠上的好手，再也不会有初中时完成不了一次引体向上的屈辱，相反，我能够把引体向上做得飞快。更为重要的，是我的成绩一路领跑，各门学科都得心应手。高一时全年段前五、高二时保持前三，到高三就基本第一了。这样全面优秀的成绩和稳步上升的势头，使我成为全校唯一保送重点大学的幸运儿。

中学的时候，颇有些自鸣得意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个场景是初三的时候，物理全市会考，据说难度颇大。分数批完之后，物理老师走出教学楼，一群同学围上去问成绩。我一向是比较羞于主动问成绩的，所以远远站在同学圈外。没想物理老师拨开人群，指着我走过来说，你考的很不错，满分！第二个场景是高三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复习生物的期末考，我炫耀般地和一起复习的同学声称，这里应该这么考，那里应该那么考。结果走进考场，好多道大题被我言中，那种爽劲让我记忆犹新。第三个场景是高二的时候，我在自家阳台上和读高三的姐姐说，要是现在去高考，感觉也能考上了，为什么呢，我用排除法，一门门功课评估过来，觉得都掌握了。所以我的高中生活，还是比较轻松和愉快的。

我的家教是相对严格的，所以我们家也好，我本人也好，值得骄傲的是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一直都是堂堂正正的。有一件颇为好笑的事，可以算作我至今为止唯一对不起别人的事情。那是高二时候，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是最好的朋友，每天都一起晚自修回家的。走到半途上厕所，里面很黑，没有任何动静，我一泡尿下去，竟然洒到了一个蹲着的老头棉衣上，吓得我魂飞魄散。出来之后，老头坚持要我赔钱，我不知道怎么应付，只说跟我回家，保证负责帮你洗干净，老头竟然尾随而来。我心里很忐忑，不知道他到了我家，会折腾出什么事情来。我和同学边走边想，没有主意。逐渐地，我感觉老头跟我们很吃力，走不快，于是和同学心照不宣，加快步伐，在弄堂里拐几个弯，就把老头甩掉了。回到家来，心扑扑地跳了很久。这也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高中的语文老师是5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这在我们小地方的中学里是罕见的。几年前我用google去搜这个老师的名字，竟发现有他大学同学写的文章，描述了他毕业后被分配到艰苦的东北基层教书，如何依旧兢兢业业，成为全国模范教师，后来调回家乡的往事。这些故事是我们高中时候所不知道的。当时只知道我们的语文老师德高望重，头发提前全白，白得干干净净，有一种超脱于本地老师之上的气质。他对我很看重，我的作文时常被他在课堂上念。他曾在课堂上表扬我哪怕学习再紧张，都不忘看看小说，并把看到的内容融入作文。文理分班的时候，他对我选择理科颇感惊讶。

数学老师是个上了年纪的女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客观讲，她的精力和脑力已经不胜任高三的数学教学。但是，她有自己的办法。她上习题课，用她自称“集思广益”的方法，也就是撒下题去，大家做，做好的同学上来讲。所以，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同学就时常上去讲题。这个方法其实很好，既锻炼了我们的表达能力，也扩大了同学们的思路。结果我们班高考的数学成绩，比其他班反而高（这里的“反而”，是指其他数学老师都比她强，他们心底里还有点瞧不上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

高三下学期的三四月份，我就确定保送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就轻松地在课堂里呆着。自修课的时候，到处转转给同学们帮帮忙，讲讲题。很惬意，而且自尊心得到很大的满足。

进了大学才懂得，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后续的考验其实还都在等着，潜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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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会臭美的人，对自己的文字要求是务求朴实，节奏感一定要好。复句的长短要符合阅读者的气息，念起来要上口。对我文字影响巨大的是鲁迅、朱自清、汪曾祺、余华。

上面写了大学之前，远远没有写够。有空继续，真的会写成家史的。我一直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些个家史，横向串起来，就是一部鲜活的历史。比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之类的写法更加来劲。

大学以后的事情，容我慢慢写。还得抽出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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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何子：

受不了你了。我们两个碰巧的事情已经很多，现在又来一个：你的邻居老师应该就是我的老师，没跑了。因为我们学校没有第二个这样的老师，的确也是两个儿子，小儿子和我同届，我的大学专业和他大儿子的相同。当时保送的时候，允许填两个志愿，我说过自己不是一个有明确志向的人，所以第一志愿是语文老师儿子的专业，第二个志愿是班主任数学老师儿子的专业，他们两个儿子恰巧都是你我一起毕业的那个大学，而且两个专业都是本科五年。你看，当时就是这么没有主见，这么“现成”的。

关于糊灯泡袋，父母亲在操作层面是有很多创新的，为了琢磨出一个效率最高的流程。具体如下：（1）用面粉打糊之后，一次不妨做多一些，凝成冻之后，取一块，拿水捣开，一样可用。以此免去频繁打糊。（2）把要贴上去的纸片取一小刀，用手撅出层次（好比操作扑克牌），平放在操作台上，右手用刷子刷最上面一张，一把下去，随即提起，左手压好瓦楞纸袋子，刷子带起纸片顺手糊上去。期间没有多余的动作，效率最大化了。如果那时候我们两家合营，估计生产率会更高。

当时我看了一堆路遥的小说，对困境中挣扎奋斗的形象很崇拜。所以我在父亲后头推板车的时候，心里是踏实平静的，甚至巴不得被同学老师碰上，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

你说你父母不会关心你考重点中学还是大学，这一点在我们家是不一样的。可能因为你们是城镇居民户口，在当时80年代中期，我们那儿的轻工业又非常发达，什么厂子几乎都有，随便进一个，大家的工资都一样，所以没有很大的生存压力。而对于我们农村户口的家庭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读好书，上大学，否则就回家务农去。在我们国家，农村永远是最穷困的地方。我们家乡农村放在全国范围看，当然还算是富裕的，不管怎么着毕竟在浙江嘛。但是就在前几天，我接老舅、舅母来杭州玩一趟（他们一辈子没来过），舅母还在为误工耿耿于怀。她的工作，是除了料理家事农活之外，加工外贸围巾，手工织，一个月老眼昏花下来，勉强能赚200块（她的眼睛就是红红的、水汪汪的）。农民那是真苦。当然，我的高中同学中，也有当上镇长之类的。去年春节我主持高中班同学会，我设立了几个专项奖，其中一个是“体型变化最大奖（仅限男生！）”。我们这位当了镇长的同学隆重当选。高中时候他是一个麻杆，现在是一个梨形的身材。－－他以二十年来体重增长逾30公斤而力把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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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好和以后发展好不是必然关系。所以有人提出“20定律”，差不多的意思是，后来有出息的，基本是班上20名左右的学生。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说也有“10定律”，差不多意思）。

像我从小读书都前茅的，现在来看也不过如此。同学中有能耐的多了去。

说到底，懂得“安分守己”很重要。这个不是我们平时概念中的“贬义词”。“分”就是一个事物的本质，凳子的本质是凳子，不要非要想成为桌子。一个人的能力和个性定位适合做什么，就把这个什么尽可能做到最好。王朔有句话说得很好：“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不知道让多少原本可以是好士兵的人过得累死累活。（大意如此）。

活了差不多40年，差不多想明白这个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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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内心一隅的一点自留地，还是很有必要的。在我看来，工作的7小时干得都是“俗事儿”，几乎都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把各方对付好。回来之后，做个饭管个孩子，等孩子睡下之后，我自己睡前的3个小时，才干点“正事儿”。看看书。或来这里发发帖。我的同学朋友无一人知道我在此论坛干的事儿。

去年春节高中20年毕业同学会，我感到有些欣慰的是，我自己这么些年来没有变得“世故”。虽然社会上的事情我看得很明白，但也不能就此世故起来。有点“酸的馒头（sentimental）”也罢，有点“文青”的调调也罢，心里有些想去探究的东西，总是好的。至少心里会有这么一个念想：“不管怎样，还有更美好的....”

现在，锅子里炖着羊肉的间隙，还写了个帖子。[e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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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儿妈妈：能惦记着吃，也是很值得满足的。就像在农村看到堆得整整齐齐的柴禾，心里感到很富足踏实一样。俗世的日子，就是得这么一天天过不是？

有个帖子谈偶像。要说我的文化偶像，差不多就是苏东坡吧。那么达观的一个人。

我在做红烧肉的时候，想着他老人家的“多着酒，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做着素菜的时候，想到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不少缺乏可操作性的菜。这么想想，就把一件烧饭的俗事儿变得不那么乏味了。[e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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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挺随性的人，做事情不太讲非要什么框框。前几天招新面试（我们单位今年扩充百人以上，招新任务着实重），有个本科男生还不错。因为现在计算机系毕业来这儿找工作的，硕士居多，我们从结构考虑，还得招一定数量的本科生，可是本科生挑到好的不容易。所以我不想放过这个孩子。不料，面试结束，他说“我准备考研的，如果考上，就读研。”

我问“报考了什么学校？”他说“华师大计算机系。”我问“好好的怎么想起去报这个学校，毕业之后能有竞争力？”他说“准备时间不长了，报其他学校怕考不上。”我说“咳！你这不是头脑不清楚吗？想考研就好好考，不能这么随便啊。要不就直接工作。你父母怎么想？”他说“父母都随我。”我一看简历，父母都是工厂的，估计也没能对他指导什么。我就坦白说“你作为本科生还是有竞聘优势的，我们这儿也不错。你看看门口面试的，一把一把可都不是硕士？学校都比华师大好。你念完硕士，出来的工作比现在还不好找。”他说“那我回去想想。”我说“是的，我就强烈要求你回家，七大姑八大姨的全找来，开个家庭会，好好议议。有结果赶紧通知我们。”小伙子道谢退出。

过两天，HR的人对我说，小伙子第二天就打电话确定要来我们这儿了。同事开玩笑说“没见你这么当面试官的，一般都是挺端着的啊”。我想，什么方式不重要，看中了就要呗。何况我并没害人家。说实话，本科毕业进来工作，绝对是好的。小伙子没想明白而已。念个硕士干嘛？！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实在也是...，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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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哎哎，谈吃的到“做点好吃的”帖子去啊，别在这儿跑啦。呵呵。

回qinhantang：我元旦吃羊肉，隔昨儿都几天了？都半个月了，您还不让我吃第二回？

膻不膻，全看咋做。不过江浙的羊，怎比河套羊啊！将就着吃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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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烧蹄膀的烧法和红烧肉差不多。没别的讲究，就是东坡说得“火候足时它自美”型的。当然有更考究的做法，比如把蹄膀先炸过一下，肉皮有点皱皱的，再卤。家里做就不要那么麻烦了。

蹄膀让摊主稍微用刀剌几下，不要断。滚水焯过，放入砂锅，着酱油、绍酒、姜块、八角、桂皮（后面的辛香料随自己喜欢），炖着！快收汁前调入白糖。酥烂与否，在于一筷子戳下去，是否到底。

罗宋汤的西餐正宗做法我没去做过，不过有个简版的我倒是时常做。牛肉（牛腩更好）切小，滚水焯过洗净血水（很重要），炖着！土豆切小丁，一起炖。到差不多时候，可以用筷子搅动，土豆丁几乎化开。番茄去皮切丁，炒出茄汁（有点像我前面说过的茄汁排骨汤），加入。如果是夏天露天生长的好番茄，那就够味道。如果不是，那就得加点番茄酱凑味儿。在新疆玩的时候，到泸沽湖的路上我自己跑进小饭馆做番茄，那个番茄可真好。

这就是简单版的罗宋汤。

上述炖烂的过程，如果时间紧，用高压锅加速也可以。大家说高压锅炖了不好吃，其实差的也不太多。那个炖，时间太耗。

PS：本人的确浙江生浙江长，念的浙大。工作前几乎没有出过省。对了，95年赶到上海申花主场看申花和国安的比赛，算是第一次到上海。当年甲A红火啊，范志毅、祁宏、曹限东、高峰，都是正当打。范志毅的头球，砰砰的看台上听得一清二楚，真是很生猛。

thankstoyilin

我看的那场申花对国安的比赛，精彩程度还是比较高。当时申花队如日中天，上海球迷喊着“范志毅、核武器”的口号进场。

我们杭州球迷协会的票子在球门延长线上，位置还不是最差。只是夹杂在上海球迷群中，哪怕想为国安队喝彩，也不敢造次哪！各地球迷骂客队的德性都一个样，各有各的难听法儿。上海话显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沪骂”的经典，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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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和国足比赛，两恶（第三声）相权取其轻，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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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在农村，最喜欢搀和的事情，莫过于屁颠颠跟在大队的民兵队列后头，去看他们训练了。偶尔还打靶，用三八大盖步枪（我想是三八大盖）打。那时候想来真奇怪，一个大队的民兵队伍，也配有轻机枪一把的。是真家伙，只是子弹控制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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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toyilin自注：去年写的“成长记忆”到了踏入大学门槛就结束了，后来抽空陆陆续续写一点。转眼20年过去了，写些文字作为青春的记忆，似乎也有些必要。）

1987年上半年确定保送进本省重点大学之后，学校就给我寄来了几本书，要求提前自学，这让我吃了一小惊。一本是《数学分析》，另一本剑桥的英语教材。作为当时的高中生，熟悉了国内自己编的英语教材，平时也很少涉猎其他英文材料，对于剑桥的这本教材就感到非常新奇，因为教学理念明显不一样，而且是全英文的，我是第一次看到用英文来解释单词（我后来知道，这方面Collins字典是独树一帜的典范）。比如讲到tired和weary两个词时，并没有像国内教材一样生硬地讲“区别”，而是温和地提醒：“区别在于，作“疲劳”解的时候，tired用作表语比较多，weary用作定语比较多；而且，虽然存在tiredly这个副词形态，但是一般很少用，而用wearily会比较多”。这完全是从语言使用习惯出发的，避免了“刚性”的原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语言学习体验，所以我对这个讲解一直未能忘记，也非常喜欢那个教材。其实后续到了学校，并不用这个教材，而是用交大编写的College Core English（大学核心英语），这本教材也不算差。那本《数学分析》是数学系用于高等数学的教材，比工科用的“微积分”或者“高等数学”理论性要强一些。像我这样在数学方面并无特别禀赋的来说，完全用来自学还是挺困难的。

关于那个暑假已经没有特别的回忆。我作为最后一个孩子也上了大学的这股子欣喜劲儿已经逐渐褪去，家庭经济依旧拮据。我心里惦记的，是学校能给多少奖学金来补贴生活，还好那时候是不需要学费的。亲朋好友都会送些日用品来，比如这个送脸盆、那个送热水瓶或床单之类。我在上大学之前，连省城都没去过，不要说出省了。第一次离家，心理上还是很忐忑，巴不得迟点开学。我们比普通学生早十多天开学。我所在的这个“**班”是全校5％的学生凑在一起，完成两年的强化理科综合训练，课程不分专业，同时强化外语。这个班一半是保送生，一半是高考高分生。当时保送生没有现在这么多，标准也基本是学习成绩好，而不是其他社会能力特长。这个班的规则，是第一学期后，淘汰1/3，一学年后，再淘汰一小部分。完成两年训练的，再次选择专业，回到相应的系里。

当时刚好是有一个便车去省城，所以姐姐、姐夫也一同送我去了。当车子从钱塘江边逐渐进城的时候，当遮天蔽日的浓荫中六和塔的身姿时隐时现的时候，我心里的紧张多于欣喜，惆怅多于兴奋。现在想起来真是很稚嫩的孩子心理呵。

在宿舍安顿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的宿舍安排也显得比较优越，楼上都是这个班的学长（他们两年之后回到专业系里，但还是住在一起）。84级是这个班的第一批，当时他们在我们眼里真是太成熟了，不光已经从数次淘汰中survive下来，而且也都在各自专业系里扬名立万。我们所住的二楼，还有五六个博士生大哥，每人单独一间宿舍，个别的带着年轻的妻子住在里面。――后来逐渐得知，这几位分别是化工自动化、数学、物理、材料等专业里很知名的博士。我们宿舍对面就是刚获得竺可桢奖学金的化工自动化博士，时常去工厂做他的课题，宿舍里总是乱得很。

在这些学长面前，我们这群freshmen心里只有尊崇和惶惑。因为，分管我们的教学科老师，已经宣讲过他们的炫目之处：某某某通过了李政道博士的CUSPEA考试（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当时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的中国留学生遴选项目）、某某某几位计算机系学长暑期在深圳攻下了什么技术难关、某某某最近的托福考试得了接近满分、某某某在哪些课程上一直优异…。和我们说这些，是让我们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求教取经。

这些学长当时也不过是刚进入大四、有的是刚进入大三。现在想来他们真是惊人的成熟，从思想上、自律上、学习上、人生观上，都让我们有仰止的感觉。而且，他们都完全不是书呆子，他们似乎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成果的。――这一点真让人感到有些“窒息”。他们宿舍里也有吉他电子琴，这个班有个内部刊物，上面的诗歌散文写得也很棒。总之，我感觉是冷不丁被投入了一个有些恐怖的群体，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压迫感，而不是兴奋感。

我们为了表示出谦虚好学的姿态，少不了结伴一起去他们宿舍走访，“聆听”他们的教诲。现在回想起来，学兄们一般都比较端着“范儿”，虽然很亲近耐心，有问必答，但是话题总是宏大的、谨严的，维护着我们在心里预期的那个形象。可学姐们就很不一样。我们拘谨地在她们宿舍坐下来，――宿舍的色调通常是粉色的――她们所说的内容相反地是在消解着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她们也是会感到学习压力的、设法偷懒的、追求浪漫的、耍小女生脾气的一群人，只不过是学习上的确比较强悍。她们则更多地说“你们肯定也很优秀的，不用担心，我们不也是过来了嘛。”在这个班，男女比例几乎对等，男生也占不到排名上的优势。

在我们比通过高考进来的同学早到的这10天中，教学科安排了一些座谈和外出参观，去了秦山核电站和杭州中药二厂（就是冯根生做“青春宝”的企业）。然后我们就作为“老生”，接待了后续来报到的同学，这下全都到齐了。这些所谓的“高分生”，也大都有各自牛气的地方，比如数学满分的、物理满分的，诸如此类。

和同学们一下子就混熟了。在他们中间，我找不到多少自信。这有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我的中学在省内是算不上重点的，而他们都是杭二中、杭州学军、浙大附中、宁波效实、温州中学、南京师大附中等名校出身，我自己感觉接受的教育水准不如他们；其次，他们很多都是中学理科竞赛的获奖者，而我在这方面并不突出。我比他们好的，无非就是很全面，没有课程是短板，但在这个班里，注重的还是理科方面的能力，所以我这个难说是优势。

接下来是到部队军训，为期50天。我们那一届军训是正经八百在某部炮连（其实离我老家反而很近）呆了近两个月，这比后来把教官请到学校搞军训要像样得多。这也让我有机会感受了真实的部队生活。

大学生为什么要军训，这个问题有耳熟能详的理由，但基本上是瞎扯。和平年代的部队体现不出什么特有的爱国主义；军队的纪律性是绝对的服从，而我们除了军队之外的各个行业都不需要绝对服从；部队里学习把被子叠成豆腐干一样刀砍斧削，除了促进折旧之外没有什么必要。我的意思不是说军训没有意义，而是没有军训决策者所想当然的意义。在我看来，军训的意义，在于给我们一段部队生活的经历，可以看到这个环境中各色各样比社会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形式主义、走后门关系等一系列现象。除此之外，练习冲锋枪射击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至于队列和军姿，只是某种形式的torture，不提也罢。

当时我在学校被指定为班长，所以到了部队之后，被任命成“副排长”，职责是辅助部队的排长、班长做些工作。一个班有十个人，一个排三个班，三个排一个连，我们这个连叫“炮三连”。

我们的班长来自上海郊县，个子不高，身板不挺，文化不高，写字时侧着头，一顿一顿的力图写出笔锋来。总的来说他不讨厌，除了他特别讨厌我们看书这一点令人讨厌之外。对他的尊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但凡看到我们空闲时候掏出课本学习，他就来气，就招呼我们陪他打牌。他牌技和牌风都同样不好，输了容易急。按照部队里的习惯，对有职务的要喊职务名称。所以我们班长平时都叫我“副排长”――虽然我是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形式上的副排长。班里有纪律问题他要训话的时候，首当其冲就喊我：“副排长！@#$%^&*&^%$#%！”我们同学很长时间来都要拿这点开玩笑：“班长”呵斥“副排长”，真是很怪诞。后来我们回到学校之后不久，他就退伍了，返回老家的时候路过杭州，我们还特地让他来学校玩，请他吃个便饭。“战友”见面总是很高兴的。

我们的排长是个部队里的“异数”，白面小生的模样，带着近视眼镜！他也拉小提琴，平时不太说话，看看书，但也并不孤傲。我们一直没搞清楚这个近视的、文弱的排长是怎么当上兵的。但是，到了打靶演习的时候，他的本事让我们瞠目：端着冲锋枪用跪姿、立姿各打十发，都是9环以上！冲锋枪用立姿啊，很难的。

我在军训时候的射击训练和成绩，是让我既骄傲又沮丧的。射击基本靠两个能力，一方面是瞄靶的准确度、扣扳机的时机掌握；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操枪要稳。卧姿状态下，左手握住弹匣，枪托紧抵肩膀，用这样相向的力量把枪操紧，使得子弹出膛后，枪管在上下左右方向的晃动最小。拟合法瞄靶、瞄准法则、扳机的两次预扣一次实扣、操枪的力度等各个环节，我都仔细体会、认真学习，至今我的肩膀还留有枪托磨破皮肤后留下的疤痕。我的一次实弹练习成绩也挺好。

射击考试到来了。100米胸靶，冲锋枪卧姿。我们一共打六发子弹，三发单发、三发点射（点射就是扳机扣下自动连发，突突突三下）。一般而言，点射的第一发可以做到单发的准确度，第二、三发因为是枪管抖动后发出的，准确度急剧下降，第三发能够点上靶就算可以了。因此，我们的标准是总计35环算优秀（差不多是4个单发的9环）。

班长在前方壕沟里报靶，我单发打得都很顺利。到点射了。突突突，班长报出10环、9环、6环。全场有些骚动，排长连长都跑过来了，认为这个点射成绩是战士射击标兵的成绩，可以给个嘉奖令的！竟然提前放我回宿舍休息，不需要晒着太阳等大家结束。

喜滋滋地在宿舍门口等着大部队回来。结果看到班长铁青的脸。他看到我劈头盖脑地说：“点射这么好，平时练习成绩也很好，怎么单发的时候跑靶一发？！第二发我没给你报零蛋，那是不想影响你情绪！不争气的东西！”  啊啊啊，真是意外，单发怎么会跑掉？尽管如此，我的总成绩也达到了43环，超优秀线很多了。――这个数字在20年后还是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骄傲而遗憾的成绩让我琢磨过好久，一直也没想通为什么第二发会跑靶。后来看雅典奥运会，那个输给贾占波的倒霉蛋是把关键一发打到别人靶子上去了，我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呵呵。

军训给我的最高成就感，就是这个“10、9、6”的点射成绩，而且是在戴着600多度新配的眼镜下打出来的。除此之外的一段段记忆，也就成了回学校后聊天的谈资而已，这也是一些有趣的经历：

――半夜需要轮流站岗守弹药库，实在是困啊。从被窝里钻出来站岗，白天这么累，所以靠着柱子就睡着了。这是我第一次差不多也是最后一次站着睡觉。

――国庆的时候部队决定到一个景点去游玩，大家一阵雀跃，可马上就泄了气：因为同时也是长距离拉练，要走着去。部队随行一辆大卡，实在吃不消的、流鼻血的，自己主动上车。实际来看，自己愿意露怯而上车的其实很少。

――我们是步兵三等灶的伙食标准，但是明显被部队克扣了，因为平时看不到这些伙食费体现到餐桌上。我们提意见，答复总是“要预留一些到军训结束聚餐用”。据说聚餐可以丰盛到上螃蟹。但是谁问过我们是否愿意了？预留多少了？

――让我出黑板报，写好之后，被评价说“字写得还漂亮，就是像没吃饱饭似的”，意思是刚劲不足。于是宣传干事给我示范，霍，“银钩铁划”一般，连笔划的收尾，都要像瘦金体一样来点顿挫。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竟然有“浮雕字”的做法：用毛笔蘸稀释后的胶水写好标题字，然后用彩色粉笔灰装在纸叠起来的“喷射器”里面往字上喷，粉笔灰被粘住之后，形成毛茸茸的浮雕感的标题字。黑板报评比，绝对不看内容，就看这个形式是否炫。这就是典型的部队形式主义文化。

――要问军训中最难熬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走队列，不是站军姿，也不是在烂泥里匍匐，而是看电影。露天电影场在驻地3华里左右，不算远。但是列队过程很繁琐。先班级列队，合并到排，再合并到连，如此继续，细流汇成庞大的人流，每人拿着板凳，往电影场疾走。到了目的地，还不能坐下，先站好，一片一片地，听教官喊“放！”，拍拍拍拍！凳子放在地上。“不行！不整齐，重放！”，一直到“拍”一声为止。“坐下！”于是坐下。天可怜见！这些电影，不是《地道战》就是《地雷战》，要是大家身心放松地坐着，看看这些老片，相互搞搞笑也就罢了。可白天累死累活的，吃完饭排半天队，到了开映的时候，大家都困死了，不由得打瞌睡。坐在板凳上打瞌睡是好受的吗？！所以啊，最难熬的是看电影。

――有一个泉州籍的学生，高个，口音重。在部队总是被班长训，他有道理的时候也不容分辩。到军训结束的时候，座谈，每个人谈收获。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想了想，一顿一顿地用闽南普通话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忍耐。”道出我们大家的心中所想。

――转眼快结束了。大家无一例外地要在军营穿着军装合影，背着冲锋枪合影。有人就带一把枪到营房外的桥头，那儿算是有一些风景。一杆枪就这么传着拍照。大伙儿回来了，发现枪少一支。在桥头也找不到！这下全连哗然。班长脸都扭曲了：“退伍老兵，藏着子弹带出部队的不少，缺的是枪，这下…”吓得我们真是不轻。还好，原来是部队家属在桥头拾走，把它归了队。

――女生在部队总是最受欢迎的，他们给汗酸味儿的军营里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气息。班长教官们都宠着，还给她们打五四式手枪。我们看到了只有馋的份儿。军训结束后在车站送别，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这帮女生，甚至到了抱头痛苦的程度。虽然“火车开动，挥手自兹去”这种经典催泪场景也不由得让我们男生鼻子发酸，但是对女生们的涕泗滂沱，也不禁满腹狐疑。

军训体力上的辛苦，和应付即将到来的繁重课务相比，还是容易承受的。所以不少同学，虽然抱怨军训的苦，但是想到军训即将结束，要返校开始另一种“魔鬼训练营”，心里还是会有些留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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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兄：你何子姐何子姐叫得很甜，难道是同年而月份小于她？如果不是，那么每一届的安排都不一样。况且，即便同一届，全国各高校也未必统一。

哦，不，难道qin兄闹了半天也是我们校友？并且和“何子姐”同届？否则，你上面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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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兄：你的逻辑，咳！

我和何子既是中学校友也是大学校友。条条道路同罗马，俺们那嘎达铁路、公路、水路都能通省城，自古以来就是“三省通衢”之地。－－何况，我“成长”中写，是凑巧搭了便车去上学的。

关于是否该叫姐的问题，qin兄顾左右而言他，放过。但是，方老师的话和你理解的相反，方老师原话大意是：难道根据孩子来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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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兄你欲言又止编辑不已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我们这个“**班”叫做“混合班”，大约01年之后（后来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改制成“竺可桢学院”。对于90级以前的“班友”，现在还知道部分的去向，往后的小班友就不清楚了。学长中有一位现在已是本校的校助，又红又专的。

西湖的水，近年来水质逐渐有好转，和钱塘江相通，而且持续疏浚。－－西湖是一个历朝历代都备受呵护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及可饮的地步。前年去湘西，发现湘西的水系保护得很好，斗胆饮一瓢当无大碍。

qin兄去的那个有参天古木的去处，当为“云栖竹径”。两边翠竹如海，中间一条小径。参天古木有千年之龄，数人合抱之围。我外甥女名字有“楠”字，数年前特地带她来到此处，见一见千年的楠木，并合影一张。

云栖竹径位于五云山脚下，拾级而上登数百米可达山顶。山顶有一院落，有一千年银杏。院落里有碑刻若干。其中有毛泽东七绝一首：“五云山上五云飞 远接群峰近拂衣 若问杭州何处好 此处闻得野莺啼”，系55年所作。毛的书法此时差不多是他最成熟的时候，所以潇洒俊逸，实属上品。

乌云山和天竺山之间就是著名的“十里啷当”（LangDang二字究竟哪两字合适，做何解，似乎无绝对正解。一般认为是惬意放松的意思）。这段山路眼皮底下途径龙井。走在这条道上，清风徐来，山峦起伏（这里的群山虽然海拔很低，但是在此道上观赏，确乎给人山峦起伏之感），非常惬意，而且运动量适合绝大多数人。五云山南麓（就是到云栖这端）比较陡，上行颇为费力。所以最好的线路，是从天竺（灵隐附近）上岭，下行到云栖，然后到茅家埠用餐。

这是我带客人行走之常规路线，也带单位新员工搞活动的常用线路。我是已经走了无数遍。

至于qin兄提及的吴均笔下之富春江景色，的确如此。现在的水质虽然比以前略差，但还属上乘。去桐庐，可以有一系列景点（如严子陵钓台）。几年前带部门里一行人去过一趟，在桐庐“外婆家”过夜。还是很不错。沿岸风光秀丽，也的确有“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务者，窥谷忘返”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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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楼上对桐庐有这么美好的回忆。真的还是不错。

如果到了杨梅果园，那是要把一口牙都留在那儿的！杨梅时节的余姚、慈溪，高速公路都要堵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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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杭州大樟树的确很多，只凭这点信息要推断你到过的地方是哪里是不可能的，呵呵。我们这里的小区就满足这个条件。

不过我说的云栖竹径里面的古木，相信比你见过的还要大。

鹅黄嫩绿，那是杭州春天的颜色。秋天再来吧，站在白堤往宝石山看，层林尽染，倒映在平静的湖面；湖面上“荷叶已无擎雨盖”，干枯的荷枝耷拉下来，一片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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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贴居然也被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