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最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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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注：偶然读到沪上作家周泽雄先生的妙文“最酷的作家”，叹服之下，忍不住转帖于此。----对大师的厌恶，我限于表达能力，心中有而笔下无，多亏周先生写得那么准确。）

最酷的作家

周泽雄


　　把天下的嘴堵死

　　谈论余秋雨越来越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我不得不顾虑这样两种可怕的责难：其一、我是一个妄图借批评余秋雨提高自己声名的小人；其二、我是一个专事盗版营生的家伙，为使所盗之书在市场上一路横行，遂借助对余秋雨的大肆批判以牟取暴利。如果是后者，我当然是个更恶的小人。读者只消稍稍浏览余秋雨《山居笔记》及新著霜冷长河》中的前言后语，即不难发现这两种指责乃余秋雨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衮衮批评者所预设的。惹眼的事实是，由于国内一时很难找到比余秋雨名声更大的人，所以我的“顾虑一”经余先生在《山居笔记·自序》中强黄宗江先生之口隆重推出(“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国内余秋雨的批评者便很难幸免，名头藉藉如我，更是只有一头撞上南墙的苦命。我们当然还能感觉到，余先生的快意转述，暗示着某种以鲁迅先生自譬的不羁雄心。说到我的“顾虑二”，同样有余秋雨《山居笔记》那篇洋洋两万余言的“自序”作证，在其新著《霜冷长河》的代后记“秋千架”中，余先生更以自己独领风骚的“语长心重”笔法，进一步将盗版者与批评者以“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这一要命句式捆绑在一起，以便提醒读者警惕这一现象：“这批盗版者居然还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实行偷盗的同时总要在门外大声嚷嚷说这个宅子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

　　会不会还有个“其三”呢?即批评余秋雨也可望得到余先生的感谢。有这可能，因为擅长把话语写得滴溜溜乱转的余先生也提供过证明。只是，或许由于“感谢都感谢不过来的缘故”，余秋雨的批评者便极难得到感谢的待遇，除非你的批评带有明显的“小骂大帮忙”意味，使余秋雨对你的感谢不仅可使自己的学养毫发无损，还能在人格领域额外地赚上一笔。在《山居笔记·酣睡寒风中》一文里，余秋雨曾讲述了一个关于“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你们了”的故事，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批评者的无比憎恶。在那个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中，可怜的批评者都被谈不上影射地描写成了“打砸抢分子”，而我们的余秋雨当然是一派众人皆狂我独睡的美妙德行，迷人不可方物。

　　中国愿意赞美自己的作家多如牛毛，平心而论，谁又能做得像余秋雨那样老练和从容，自信和潇洒?幽邈的用心隐含在大气磅礴的文化袍袖之下，微微一抬，秋光乍泄，就可以把人撩得远远。余秋雨真不愧是余秋雨!我原来应该想到，他高雅的名字其实早已透露了若干底里消息：秋雨，字面上的诗意自是充沛得无以复加，实际感受起来则完全是一派愁煞人的风景，何况它还鼓荡出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

　　附带说一句，将朋友(或读者、编辑下级、关系户)信中对自己的赞美拿出来抖上一抖，是颇需要一些勇气的。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变节的勇气。我认为，有两类谀词最不可信，最应该让它随风飘去，一类出现在追悼会上，一类出现在信中。追悼会上的事我管不了，我只能先把信管住，决不把朋友信中任何对自己的夸赞拿出来现。这对我既是一种世故，也算得上一项原则。当然，这只是我一介“小人”的原则，余秋雨自另当别论。

　　把自己的嘴吼开

　　在动用自己非凡的话语权威将批评者的嘴堵死之后，文坛便是余秋雨的了。有余先生为嚼舌者预制的大瓮在，有头顶高悬的“文化盗贼”、“文化杀手”、“嘲弄建设者”的利剑在，批评被迫缺席，只能缺席。余秋雨粲然一笑，便以一副无后顾之忧的态势，开始颠颠倒倒地神化起自己来，稍带着歪歪扭扭地美化自己的爱妻。

　　坦白地说，由于我平素的阅读并不以国内报刊和出版物为侧重，又性喜躲避文坛，故所谓文坛风雨，我总是视如瘟坛疯语，懒得理会。作为一个“自雇”的文字工作者，我不仅同意余秋雨的意见，也许贯彻得还要不折不扣些。余先生曾劝某位朋友“文坛上的事，最好看也不要看，想也不要想”。我正是这么做的，可以说若非余秋雨一唱三叹的提醒，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著作在中国有那么猖獗的盗版，更不会知道他一本“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由于很少打听“文坛上的事”，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关于余秋雨如何伟大、多么成功的种种信息，都由余秋雨本人慷慨提供。考虑到余秋雨的确不同凡响，他的妻子想来也很棒(虽然，若非余先生执意介绍，我本来竟蠢得不知马兰何人)，他用热情的笔墨对自己和妻子唱几句颂词，亦属人情之常。您请尽情歌唱吧，如果这么润润嗓子会使您心情愉快些。没人说过一位作家不能在作品自序里夸夸自己，也没人说过一位作家不应该把散文集的后记写成一篇关于妻子的报告文学。判断一位作家的自夸是否诚实，是否与臭美无关，我有
这样三个私人性的判断标准，这里仅供读者审阅：首先，他的自夸是否还在正常人性的范畴，其次，他抬高自己的同时是否能注意不踹踏他人，第三，貌似无关而实则非常紧要的是，他自夸的笔墨里是否好歹带点幽默感。

　　我的私人答案令人遗憾：余秋雨犯规了。逐条略述如下:

　　在《霜冷长河》的“自序”里，余秋雨借助一双“异人”的法眼，稍事扭捏之后，立刻便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不必介意这个“难道”，那只是余秋雨“修辞立其伪”的又一变相罢了，只要读到序末余先生对“异人”的真诚感谢，就会知道这个“难道”里本没有“难道”可言，正如那个“也许”也属多余一样。余秋雨对自己妖魔化后的结论是：“我的上辈子竟然如此有幸?怪不得从小就在追忆。”——我们知道这是昏话，只是中国大概没有第二人能把昏话写得如此缠绵悱恻罢了。也许，他想告诉我们自己乃梦蝶庄生的千秋传人吧?

　　再看其二，即余秋雨是否能注意不无端侮辱他人。我不能认为他评价爱妻为“亚洲最美丽的女人”(同样经过“靳羽西”这一稍事扭捏的典型余派唱腔)乃是对天下女人的冒犯，他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为爱妻的“颈椎、腰椎”忧心忡忡一番，但不知下面这句话咋讲：“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马兰)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噫，左一个“断言”，又一个“无疑”，中间还插上“毫无偏心”，竟说了句怎么看怎么偏心的话。从严谨立论的角度着眼，余秋雨这一“断言”明显遗漏了一个条件：他熟悉国内其他“各大剧种首席演员”的程度与熟悉马兰相当，不然，仅靠“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这一表白是撑不住的。我当然毫不怀疑余秋雨对妻子情感之诚笃热烈，我只想问一句，以余教授如此训练有素的学术修养，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贬低妻子同行的方式来抬高妻子呢?非如此表达眷眷爱心就没辙了吗?看来是的，因为在我设法替余秋雨譬解的时候，我发现妨碍他的也许正是一种奇特的爱情观，姑且名之为“之最爱情观”吧，临床表现是：只有在把妻子认定为某某领域“之最”时(如“全国一流的艺术家”、“最辛劳的人”、“亚洲最美丽的女人”等)，他一颗罗密欧的爱心才得以舒展和喷涌。果然，他紧接着便把某著名导演将全部导演费捐献给受灾群众的高尚行为，用近乎全裸的暗示法，解释成是受了爱妻的鼓舞。难道，在余夫人出场募捐之前，马科导演、北京工人体育场内的其他演员和数万名观众，全都冥顽不灵，心如铁石?非得余夫人哽咽一声“我的家乡受灾了”，才知唯马首是瞻，没命地掏空口袋?

　　“之最爱情观”其实也谈不上新鲜，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就曾饶有兴致地向我们讲到一位国王坎道列斯，为了证明自己的妻子“比世界上任何妇女都要美丽得多”，他竟然强求某位大臣偷看爱妻的裸体。至于我对妻子相貌的评价，正可借用俗语“情人眼里出西施”来概括，或甚至不妨借用伏尔泰的见解：“何谓美?询之雄虾蟆，必答曰：‘雌虾蟆是’。”(钱锺书译)

　　再来打量一番余秋雨的幽默感如何?我固执地认为，一个人如果有着较为健康(不强求高明)的幽默感，那么一般他就不太容易犯下让人倒吸冷气的错误。我相信，幽默感根本不是可有可无的观感性点缀，而完全是内在人格力量的彰显。恕我眼拙，在余秋雨堪称全面的文学才华中，也许竟没有丝毫幽默的配方，事实上不管我如何降低入选标准，在差不多以“求爹爹告奶奶”的方式读完他《霜冷长河》之后，我仍然狼狈地举不出一个稍许像样些的例子。那就看看什么事情是余秋雨认为有幽默感的吧。巧了，同样在他《霜冷长河》的自序中，他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黑龙江上一位与余秋雨同姓的船长，为了怕吵醒余先生在沙发上的休息，遂“故意让船搁浅，直到天亮”。与此同时，船上当然还有余秋雨别的作家朋友。这件事，即为了余秋雨的“酣畅沉睡”而必须让所有其他作家眼睁睁地看着船傻立在江上，被余秋雨评价为一次“幽默的搁浅”。

　　看来，余秋雨并非不具备幽默感，而是他的幽默感过于与众不同。

　　多摆酷，少装蒜

　　没法否认，余秋雨先生的语言功夫非常了得，我倾向于认为他能写出中国当代最性感的文字。拜托，我可没敢在“性感”里夹带一丝儿贬意，该“性感”的意思正如它在一位城市白领丽人耳朵里听上去那样，其含义约与荷兰人路德·古利特任英国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时提出的口号相仿：踢一种性感的足球。我得承认，在语言上我对余秋雨佩服得很。面对当代这样一个文化失读症非常深重的难局，余先生以自己天赋的才华，笔管轻摇，竟转出这样一番文字风景，实在也算造化有眼，老天爷开恩。想到国内某些以文豪自诩的作家但凡想捣鼓些才子气就非得把句子弄得踉踉跄跄上气不接下气一个逗点也不加，想到国内某些以侠客自命的作家几乎每吹一次牛就多写一行病句，我有时真替余秋雨自豪。

　　写吧，但有一个不是之请：多摆酷，少装蒜。

　　我知道国内有些家伙老爱拿所谓“硬伤”和您过不去，好像他们自个的学术都已修炼得六根清净，从来就没遇上本难念的经一样。我请您别理会他们，这些家伙多半就是贵乡先人张宗子讥刺的“两脚书橱”阁下，只知拿“云台十八将”之类破玩意蒙人唬人。您写您的，您请只管仗着天赐妙笔把感情云里雾里地倒腾，把见解翻江倒海地折腾。在这个追酷的时代，您无疑是中国最酷的作家。酷，再说，不就是新时期文学的魅力一种吗?

　　不过，能否请您别再装蒜了?说白了，就是别不懂装懂，别给自己无法把握的对象涂上一层美艳的橄榄油，别给自己感受稀薄的事物乱洒胡椒粉，弄得读者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举个例子，请放心，举完例子我就撂笔，不会再为难您了。当然，您千万别以为我只能举这一个例子，那您可太抬举自己了。

　　在《文化苦旅·阳关雪》中，您提到自己曾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摸，”多么有力的动词!仅此一“摸”，就把国内泛泛散文家贬得不可以道里计了。但紧接着的一句话却使我愣是没敢懂，“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天呐，您真是在“人头济济”的场合“摸”向寒山寺的吗?您是在“摸”寺还是“摸”人呢?由于依据上下文语意我实在看不出您想在此玩一招“默声如雷”式的禅家智慧，我只能傻冒地想：也许您在体情状物的时候，眼前有时确会一片漆黑，以方便您写着写着就物我两忘起来。真是才子!

　　文曲星在上，这样的错误犯一次都算得上文罪滔天，即使它看上去是那么微不足道。

　　想到余秋雨有一枝三下五除二就能花枝乱颤的妙笔，我不得不经常保持额外的警惕。我拿不准在被他感动的时候，他自己的眼眶里究竟含着眼泪，还是带着嘲谑的微笑?我不清楚在被他那总是沉潜得无比庄重、堂皇的语言打动的时候，眼前会不会闪过那次“幽默的搁浅”?何况，这么位总在文章里拉长着苦脸，“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的文人，偏还要说自己总是乐呵呵的。云无常势，世无常理。这不，钱锺书先生的睿语已在耳边幽幽响起：“‘文如其人’，老生常谈，而亦谈何容易哉!”

　　余秋雨曾提到有意请人“收集齐”“嘲弄建设者”(指余氏伉俪)的文章，“什么报纸，几月几日，什么署名，都注明。”瞧这杀气,怎么竟酷似金庸大侠笔下的“君子剑岳不君”来。那好,我请您留意别再次把我这个“小人”漏掉了。经朋友提醒，我才知道沪上陈子善先生编的《感觉余秋雨》一书，硬生生地把拙评摒弃在外，只在后记里怯怯地提了一提，不过,那倒确是一本专事赞美这位“建设者”的杂烩,不知是否为您所请?

风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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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这也是我看到的关于于氏最过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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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大师写过《都江堰》一文，给这个城市的旅游带来很多好处，此后大师但凡来到四川，当地政府都是盛情款待的。假捐的事情，当地政府也都帮着兜一兜，已经非常厚道了。

四川本地记者有更决绝的痛恨。号称捐20万的书，就换来几个图书馆馆名的命名权，这么便宜的事情，大师自然不会放过。有记者就放话出来了：如果有谁给我20万现金，我就能承诺捐出200万码洋的书籍！ ----熟悉出版业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儿。

文革之后负责清查的老同志都知道余大师当年的作为，他们的意思是：在特殊年代作出过什么事情，过后进行苛责，不需要；但是，厚颜无耻地美化自己，信誓旦旦地在媒体上说什么悬赏几百万要求读者提供他在文革中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让相关的老同志忍无可忍了。闷声不反思检讨，也就罢了；但如此粉饰自己，也是无耻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秋爸爸

我还是挺余秋雨的。不管怎么说，他的散文就是好，支持选几个进中学语文课本。
他现在点儿背，被人抓了一顿破鼓万人捶的架势。看得出可能有人与他有梁子，更因为去年告灾民的文章太反动，那篇文章几乎是分水岭了。
至于大师这个称呼，泛滥了，不怪他。叫散文家、戏剧教育家就挺好了。至于那些散文里的纰漏和错误，又怎么样，谁也难免。专门找碴的话，哪篇文章不能挑刺出来，丑石、荔枝蜜，都能。
文章归文章吧。周作人的做人，被骂得文章也没法读了吗。非说余秋雨文章里仁义道德，做事情却良心大大地坏了。这我怎么看都还像是专门找碴儿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文章好，弘扬的内容高。可，谁敢把那作者的行为结合起来呀？
骂余秋雨，看上去还是拐着弯地骂官员，因为直接骂，效果不好，还有风险。这样的话，倒没什么说的了。

thankstoyilin

周泽雄的这篇文章成文较早（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了），谈不上余大师“点儿背”或“破鼓众人捶”。何况，大师哪儿“破”了？一直风光得很呢。

从我目前为止看到的材料来看，其他的不敢肯定，但他的虚伪却是没跑的。“文章归文章”没那么简单。作品表面的一点所谓文笔算个什么？

余某人好的文章不是没有，比如像《家住龙华》这样的文章。但我觉得除了少数的几篇之外，其余的都不怎么样。这么扭捏作态的文字实在让我很反感。我也不是捶破鼓，之前在“跑马贴”里就没少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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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看看这个：http://www.yantan.org/bbs/thread-92237-1-1.html

注意后面“刘春”的那个转帖。

仰望山林

你们俩“杠”你们俩的，余大湿我是提都不想提他了。我要转一篇雄文，这个叫亦忱的作者虽然一直自称他没文化（指的是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他的文章我觉得还是很耐读的，曾经在这里转过一篇他写的《肖申克的救赎》的影评。



在以吏为师的社会哪来的文化大师？



——关于日亡二位“国学大师”的感想


文/亦忱


        中华民族真是一个祸不单行的民族，其硕果仅存的几位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师”，在7月11日，居然连续走了两位：季羡林以98岁高龄辞世，任继愈也以93岁驾鹤西行。


    也许，我按当下流俗的说辞把季羡林和任继愈二位老先生称之为“国学大师”，真的有违季、任二位的遗愿。据多家媒体报道，因为二位老人作为中国上世纪文化界的大家虽然的确不假，但据传闻，可每每当有人给他们脑门上扣上“国学大师”的头衔时，他们却都坚辞不受。对此，我私下以为，这绝对不是季、任二位文化大家的谦虚使然，而是这二位深通中国文化的鸿儒于潜意识中，一定是有着这样的信念：在一个以吏为师的社会中，其实，所有文化人都只不过是各级官吏的文化仆从，如果自己收下所谓大师的桂冠，那当今圣上、当朝宰相和各部尚书们情何以堪？


    恕愚人直言，我虽然生为中国人死也一定会是中国鬼，但我却对人人向往弄懂弄通的“国学”，过去一窍不通，今后也不想通它一窍。今生直至死亡，我恐怕只会像我的文盲老娘一样，信奉中国民间的常识。诸如，每个人都会有末日，谁老了最终都会死去这样的道理我自认为比谁都懂，所以，我才觉得，每天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人的末日。别说区区国学大师，就是上世纪的万岁万万岁的爷，也不过寿终于83岁。

    再说，退一万步讲，季、任二位国学大师所研究的中国乃至印度的绝学，究竟与我何干？比如，季氏所深刻研究过的佛学，究竟对我中华上国的佛学复兴有何裨益？那少林寺如日中天的释永信和猖狂于世界的“邪教”教主李某人是否都受教和受益于季氏所研究的绝学？又如，人人都说季氏写得一手上好的散文，可我这个呆子却便索网络，半天都搜寻不到一篇可以心情愉悦地读完的好东西，找到的却是令人难以卒读的诸如《怀念乔木》的奇文。所以，在我这个蝇营狗苟的中国呆子眼里，成就季、任二位深远历史声誉的所谓“国学”，只不过是一堆散发着中华霉味的文化垃圾而已。自然，其味同嚼蜡的散文，也不是我这个没有文化的衰人可以消受的东西。


    有人说，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暴徒们妄批胡适和陈寅恪时，季氏曾三缄其口，保持了难能可贵的金子般高贵的沉默，这便是他没有出卖良心的高尚证明。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我觉得从今往后，把“怯懦”二字作为中国学人最后能够守住的道德底线，倒是比较合适。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若我坚持要说中国没有大师，也确实是无知之极的说辞，我尽管无知但尚未无知到极点。事实上，据我所知，即使在这整个中华民族除了老毛在“浮想联翩”而全民不会思维的时代，中国还是出过足以挽回整个民族声誉的思想大师顾准先生。不过，因为顾准天生反骨，不会匍匐在帝王将相们足下，所以，他也只能成为我等草根们心目中的大师，而永远成为不了帝王将相们眼里的大师。


       坦率地说，对季、任二位鸿儒的谢世，我丝毫感觉不到对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会产生什么正面或反面的影响，犹如我隔壁的大爷寿终正寝谢世一样，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倒是那些追捧季、任二位先生的腐儒们祭奠乃师的说辞，令人听了顿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下面，我们看看季大师的收山徒儿是如何以令人惊叹的绝妙好辞祭奠乃师。


       此人在名为《哀告》的文稿中，对老师以98岁高龄结束质量犹如植物人的生命而走进历史，居然感到“毫无准备的哀痛”。不过，他哀痛过后居然是感动。他在《哀告》中是如此这般地描写他的感动：

      “令我们感动的是，北京大学闵维方书记和周其凤校长和其他北大领导很快赶到医院，商讨了治丧事宜。11点，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尊敬的刘延东同志也赶到医院；12点，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尊敬的温家宝同志也从会场赶到医院。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无比感动的是，温总理满含真情地讲：‘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和几个问题准备和您讨论啊。’我们对党和国家对季羡林先生的尊敬和关心，深受感动，并深表感谢。对301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由衷的谢意。”


       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再说我估计很多人连饭都会吃不下去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中国呆子眼里，季、任两位拒绝承认自己是大师的人走了，走的是如此安详和宁静。我估计，他们告别这个和谐盛世前往天堂时，大概不会想到这个无耻的民族以及他们众多无耻的学生，在以吏为师的时代居然会一个个匍匐在权力的脚下享受着无以言表的感动，而让我们这些不知大师藏在何处的呆子们，在注定没有大师的时代，对着野兽出没的旷野，而“仰望星空”对大师们叫魂。

（2009-7-13）

thankstoyilin

季老在他的研究领域算不算大师先不去讨论（虽然我认为可以称大师），问题是他的专业根本不是“国学”啊。连北大这帮学生拉横幅，手捧蜡烛祭奠的时候，横幅上赫然写着的也是“国学大师”！唉，没文化没常识到这个地步。他哪是研究“国学”的？啥是“国学”弄清楚了没有？----说实话，“国学”屁都不是，也没个定义，但老先生研究的压根就不是什么国学。

仰望山林

能堪称国学大师的，我看只有早已作古的王国维和陈寅恪二位大人了。有时候想想，所谓国学，无非就是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之类，你说那是屁，我也表示谨慎地认同，呵呵。

仰望山林

红旗下为何出不了季羡林这样的大师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913501


季羡林走了，以98岁的高寿走了，带给我们的没有悲伤，只有思考和缅怀。很多人将季羡林的离去，解读为最后一位大师的背影已经远行，“泛五四一代”终于划上了句号。

目前的中国，既是一些所谓大师过滥的时代，又是真正大师稀缺的时代。对季羡林是否是大师，我是没有办法去评判，因为他研究的梵文等领域，我是一点都不懂的。所以我估计现在那么多高喊他为大师的人，绝大部分都也搞不清楚，季羡林在专业上的成就究竟如何，究竟是怎样成为大师的?所以当季羡林认为自己既不是大师更不是国宝的时候，很多人理解为是他的高风亮节。但是否也可以换位解读为，在“泛五四一代”一拨大师中间，季羡林面对胡适、陈寅恪这些大师，他自己是否也感觉到也有距离呢？




姑且不去议论季羡林是否可以比肩胡适、陈寅恪，但我们到可以清醒的看到，季羡林、吴宓、顾准、钱钟书这些公认的大师们都不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全是在“万恶的旧社会”成长起来的。我们扪心自问，红旗已经飘扬了60年了，我们培养出大师了吗？60年应该说是个够充裕的时间了，足够培养出大师了，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红旗下就没有成长出真正的大师。所以才出现了很多媒体用了最后一位大师远行的新闻标题。红旗下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师，倒是成长出来了很多诸如写出千古名篇“纵做鬼，也幸福”的所谓的王大师们。当然我们现在对大师的理解，更多的是人文方面的，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不叫大师，叫科学家。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要承认，60年里面还是有很多成果。


红旗下不但没有培养出大师，反而一些在“万恶的旧社会”成长出来的大师，在红旗下倍受“特殊照顾”。季羡林是在牛棚里面关了十年，至于吴宓、陈寅恪、胡风、老舍、顾准等大师的结局，不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回过头来看，庆幸的胡适、傅斯年、林语堂当年没有留在大陆，否则，他们的结局，我们不难预测到。


季羡林的离去，如果能够让我们好好反思一下，为何红旗下出不了大师？能够让我们思考一下，什么土壤才能够诞生出大师？能够让我们酝酿一下，为让更多的大师的诞生可以做出一些什么具体的改变？这也算是季羡林这位大师离去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另一种财富吧。毕竟，一个缺乏大师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的；一个没有大师的国家，是没有灵魂的国家的。


如何更好的反思？此刻，借季羡林大师的辞世，我们更需要用心体会巴金最后一次见到胡风时候的那份内心深处的羞愧。我们更需要用心剖析一下郭沫若这位旷世才子，为何现在被很多人从道德层面鄙视？我们更需要用心总结一下，钱学森当年用科学为亩产上万来做权威论证，后来带给中国人民什么严重的伤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透过巴金的《随想录》，见证反思和忏悔的价值！而只有这种深刻的忏悔和反思，才能够给我们找回大师辈出的方向。

thankstoyilin

别“为何”了，本来就是个不需要多解释的事实。一旦高校喊出“用dang的****思想指导高校的教学科研活动”，这就全歇菜了。

自然科学方面也乏善可乘。乱来的事情太多，教育部弄长江学者，中组部来个千人计划，相互打架玩。这些事老百姓是不知道的。瞎搞。中国缺人才吗？从来不缺，缺的是环境和机制。靠扔钱把人才弄进来有什么用？何况是否人才还打折扣呢。

语晨313

余让我想起了杨朔，看似有才，其实没灵气没思想，就是辞藻的堆砌。

有灵气的，提一个，还是女的，杨绛？肯定把余比下去了。看似平淡的行文，其实深刻隽永。

秋爸爸

这年头，大师这个词快变成贬义词了。还是秋雨先生（一笔写不出两个秋嘛，我挺得有理）高，他不让人家说自己是大师，说比大更高一点的是老，叫他余老师。可惜啊，就算老师这个称呼，在文艺界或者文化界，自从赵忠祥-赵老师出事以后，也变味了。更如今，“小姐”“大哥”的称谓都不好乱叫了。

季老刚去，当前不宜抬他的杠，否则会犯连岳一样的错误，如同911刚过喊反美口号，貌似理智，实不明智。余老师那流泪告灾民也是这类型的。前两天，谁要是提MJ坏话，那也属于没事儿找抽。

不过，怎么比，我都觉得MJ和季老的离去，MJ更像《功夫熊猫》里的乌龟大师的仙逝，虽然乌龟大师绝对算咱们所说的“国学大师”，但那桃花满天的凄美感人，非KoP才配得上。咳，惭愧，我这美学价值观也许就是这样被好莱坞这些西学给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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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个人，不管他多德高望重，都可以从“知识”层面和“认识”层面去评判。有的人知识积累很高（特别是某些专业方面），但认识并不高（换句话说没什么思想）；认识高的，未必需要单纯的知识量很高。

季老的专业著作，我一点都没看过，在专业领域内当然是个大家，他写的《糖史》被“读书”杂志在某年被评为优秀论文，我看过梗概，还是很钦佩的。但是他专业之外的一些文章、散文，看过一些。感觉上，呵呵。

仰望山林

  我理解的大师，学养和风骨并重，与楼上“知识”“认识”大概是一个意思，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也是这个意思，有知识可以去格物，但未必能致知，能致知不能践行也枉然，余大师的知识和格物都没问题，只是他践行的是他致知的反面，问题是他不装孙子还整天装崇高，被骂被吐口水是必然的。其他被称作大师的，大都停留在致知不践行层面，所以李敖説大陆真正的大师都死光了，剩下的就称大师了。

thankstoyilin

我觉得要分的话，分三层：知识、认识、践行。出于特殊时代的原因，有“认识”但没“践行”，但守住了底线，还是可以宽宥的。但很多的人是“认识”这一层都没达到，就像吴晗这样的，当年批起费孝通来可不留情面呢。

云鹤

余秋雨，我之反感他源自青歌赛他对考题的演绎，故作高深地把常识显摆得那么旁若无人，不仅浅薄，而且是对国人的侮辱。

季羡林先生据说是精通十几门外语的，这就足够令我辈佩服，但也就是术业有专攻，但精通十几门外语又罕见国学原创著作，也成了国学大师，真让人不明白。至于他的《人生絮语》 、《季羡林谈人生》，也就是勉强算优秀的作家的勉强算优秀的散文，肯定没有热捧者吹嘘的那么天花乱坠。

任继愈先生的国学著作，那是颇有时代开创性的，凡是学过文史哲的，都曾经在他的著作牵引下入门，是不是国学大师不好说，但绝对是许多相关领域学者的蒙师或导师。因为相比较于季羡林先生显得“冷落”，倒让我对他多了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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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季羡林  
      ----宋石男

季羡林于今晨（7月11日）逝世，20世纪的学术余音从此不再绕梁。以私人眼光看，他的学问与人品都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如今斯人已逝，那个时代最后的精气神也随之消散。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一贫穷家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文系，1935年赴德留学，次年修习梵文，从此踏上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之路。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东归，次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教授、系主任。建国后继续任教于北大，同时在多种部门、协会、机构中兼职。

他一生的学问兴趣颇广，其自述曰：“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懂12门以上的语言，其中吐火罗文据说今世已不足30人掌握。在精通语言的广度及深度上，整个20世纪，只有其师陈寅恪差堪比拟。

根据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和令恪的研究，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有如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其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学者，并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3）吐火罗语研究。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诡论；（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如《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论文，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1996年发表《糖史》；（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如以10年心力译出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7）比较文学研究；（8）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种、800余册；（9）保存、整理祖国古代典籍。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总编纂（关于《传世藏书》，业界颇多争议，季羡林也因此遭受质疑）；（10）散文创作。

据此，说季羡林是一代通儒，并不过分。通儒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在学科专业越来越细分乃至学术原子化的今日，再出现季羡林这样横跨如此多的领域的通儒，几乎已不可能。如果说钱锺书的逝去让带有大众性质的通儒成为天鹅绝唱，那么季羡林的逝去则让带有小众性质的通儒“广陵散从此绝矣”。而通儒的消亡，可能使学术视界日趋狭窄，进而导致学术萎缩、画地为牢。

学术上，作为通儒的季羡林终身保有20世纪上半世纪的精气神，人品上亦然。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中，他保持沉默；在随后对其师陈寅恪的批判中，他仍三缄其口。多年后他追忆往事，写道：“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此种风骨，为20世纪上半世纪所特有，更不易的是，季羡林没有让它为20世纪下半世纪掠夺。

现在看来，在21世纪，属于20世纪的季羡林的晚年，也许并不幸福，不论是与其子女的纠葛，还是骄纵校方人员的侵扰。令他同样不悦的，或许还有被当作国学图腾来膜拜。在季羡林的晚年，确然已成为一个国学图腾，能读懂他专业著作的人没有几个，津津乐道于他的语言能力及博学的人却摩肩接踵。某种意义上，他和晚年的巴金颇为相似，只是一个是国学图腾，另一个是文学图腾。

与很多老糊涂不一样，季羡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被绑架成国学图腾的境况，并以温和的方式表达抗议。在晚年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明确拒绝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说：“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正因为这份清醒，季羡林也未陷入“多寿则辱”的尴尬。

今日的人们，大多不懂学术也对之无兴趣，但至少保持了对学术的憧憬或尊重，虽然此种憧憬或尊重多数来自幻觉，毕竟也是一种进步。季羡林晚年得到的憧憬或尊重，或会令另一些大师的仰慕者心酸。陈寅恪1969年在痛苦中死于广州，“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陈垣1971年6月饮恨以殁，死前一直处于软禁状态，尽管毛泽东曾公开赞誉他读书多，是国宝；吴宓1978年1月病逝于陕西老家，寂寞孤清，无人问津；顾颉刚1980年12月病逝，而他的学问，在大陆，还要等其逝后多年才有人研究……相较而言，季羡林的晚年待遇，远比这几位同为大师甚至更加重量级的学者而高。这是一种奇怪的讥刺，当我们拥有最有分量的大师时，却将之弃若敝履；当我们不再拥有最重量级大师时，才对硕果仅存的学者不由分说地顶礼膜拜。

与季羡林同日病逝的，还有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哲学史家任继愈。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属于20世纪的最后的学术精神湮灭。季羡林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在那个“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年代，他也许不是最璀璨的明星，但在21世纪，却是逝去年代的学术精神的最后孤证。任继愈则属于20世纪下半世纪，在那群戴着意识形态镣铐跳舞的学者中间，他的平衡感拿捏得最到位，也是最接近大师的人之一。

他们的逝世，不但意味着属于20世纪的最后的大师离去，同时也让我们身处的这个学术萎缩的时代更加干枯冷寂。大师于风烛残年的矗立，虽不能挽救学术界侏儒林立的恶现状，但起码可以给人一点慰藉与希望。如今大师已逝，学棍、学阀、学混的嘴脸将越发清晰、主流，官僚精神彻底取代大学精神，独立自由的学术终被以吏为师的传统所亵渎。而这，才是大师逝去让我们最伤痛之处。

仰望山林

  宋石男的文章写的精彩，牛博上他的文章我是比较喜欢的。说起吴宓，读《陈寅恪，傅斯年——大师之后无大师》才知道他晚年竟然凄苦地死在陕西老家的窑洞里，陈寅恪是红卫兵将高音喇叭放在他们老两口床头给吵死的，读来令人扼腕，G.Bandit对这些学人的戳害至今依然是一笔糊涂账，欲要和谐与和解必须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