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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和戴乃迭：中英合璧的爱情
刘宜庆
再也不会有了，杨宪益和戴乃迭，这样夫妻，这样的翻译家。杨宪益是纯粹的中国学者，看过他的《译余偶拾》的人，就会知道杨先生深厚的国学根底。而他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戴乃迭努力把自己融进中国。戴乃迭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
193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杨宪益偶然认识了戴乃迭(Gladys Tayler)，这个比他低一年级的英国姑娘出生在中国。此前一年，杨宪益在伦敦，他创办发行了一份报纸，以使当地的中国工人了解国内的局势。杨宪益去英国留学，他是自费，在国内上完了高中，和那些大学毕业（或在大学执教）考取公费留学资格的学者相比，他的年龄小很多。此时，杨宪益和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学者向达、吕叔湘、钱锺书、杨绛等交往密切，他们称他为“小杨”。
戴乃迭的父亲戴乐仁（J.B.Tayler)是来华传教士，曾在天津新学书院教书，后在燕京大学做经济学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甘肃贫困农村创办工业合作化组织。戴乃迭出生在北京，从小她对中国就有直观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她还经常跟杨宪益说起小时候烤山芋的事。戴乃迭在她未完成的自传《我有两个祖国》中写下她幼年对北京的记忆：“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丧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戴乃迭说，在中国长大的外国孩子通常都说一口跟当地的中国人一样流利的中国话，但我们不幸却是个例外。戴乃迭的母亲不允许她和她的哥哥姐姐跟中国孩子一起玩。她小时候没有学中文，五六岁以后，就回去英国读书了。
戴乃迭在牛津大学认识了杨宪益，她一生的道路改变了。戴乃迭回忆其和杨宪益初次相见的印象：“起初我几乎给他吓一大跳，眼睛细长，脸色苍白，但彬彬有礼。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绘制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爱情是没有办法躲避的，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一切，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当时，杨宪益在墨顿学院的一位朋友B也在追求戴乃迭，三人经常一起学习法文，戴乃迭选择的是“才华横溢的杨”。
1940年，杨宪益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了。他接到了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邀请他回西南联大教书。听说杨宪益要带一个英国姑娘回来结婚，杨家乱成一团，杨宪益的母亲哭了一整天，接着，病倒了。杨宪益在天津的亲人们认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生出的孩子，没有人要，也没有人喜欢。杨宪益出生在天津名门，父亲是中国银行行长，其祖父杨士燮，共有兄弟八个，其中四位在晚清时做过翰林。杨家的这些见解，并不是无知，是当时的社会压力和人们的偏见。戴乃迭的母亲也强烈反对，严厉地警告她：“你跟一个中国人结婚会后悔的。你们的婚姻最多只能维持四年。将来你们的孩子也会后悔得想自杀。”命运真是诡异，戴乃迭的母亲的话，竟然成了预言，他们的儿子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刺激，到英国他姨妈家一年后自杀。
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戴乃迭的婚礼与杨敏如（杨宪益之妹）、罗沛霖的婚礼同时在重庆举行，他们还在《大公报》上双双刊登了结婚启示。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婚礼，戴乃迭的父母来参加了。婚礼上，戴乃迭按照婆母的意愿，身穿绣满龙凤花纹的短袖丝质旗袍。杨宪益认为：“这既不是传统中国式的婚礼，也不是西方基督教的婚礼。”洋溢在幸福之中的戴乃迭完全忘记了母亲的警告，她的命运从此和杨宪益、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杨宪益和戴乃迭先后在中央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任教，在贵阳师范学院时，认识了卢前（字冀野）。在卢前的介绍下，接受了梁实秋的邀请，进入编译馆工作，当时梁实秋是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杨宪益和戴乃迭离开重庆，跟着编译馆到了南京。直到1952年，北京有朋友邀请他们加入了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
一生中最为严峻的磨难与考验，是在文革。杨宪益和戴乃迭没有想到，在1968年的4月他们会遭遇牢狱之灾。那是五一之前的一个深夜，夫妻两人都喝了一点酒，戴乃迭到楼上睡觉了，杨宪益意犹未尽，一人独酌。忽于半夜大醉之中，被送进半步桥监狱。杨宪益的好友黄苗子在《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作序写道：“夫牢狱之事，在当年知识分子中，本来平白无奇，奇就奇在一个锒铛入狱的人，竟是一条沉醉不醒的糊涂汉子，第二天睁开眼，才发现自己身在铁窗之下。”黄苗子一首名为《咏酒呈宪益》的打油诗，其中的两句是：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杨宪益被捕入狱，戴乃迭也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好长时间，两人彼此不知情。还以为对方在家照顾孩子呢。4年后，他们被释放了，回到满是灰尘的家中，空寂的房间也成了耗子的乐园。书柜、衣柜里全是耗子窝。杨宪益说，一群耗子见到他都不高兴，一下子全跑了。他再看看衣服，不少衣服上面都是洞，根本不能穿。它们在这里踏踏实实居住了4年。屋子里面原来有棵仙人掌，栽在杨宪益捡来头盖骨里，4年了，仙人掌长得很高，一直没有人浇过水，杨宪益一碰，“哗”一下全变成了灰，坍塌下来。
就在被捕的当晚，杨宪益如常与戴乃迭对饮，获释回家时发现那瓶未喝完的酒依旧在茶几上，颜色业已变黄，四年伤心酒，难以再下咽。
戴乃迭的母亲曾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戴乃迭没有后悔，甚至儿子自杀后，经受了重大打击的戴乃迭，也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戴乃迭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在题为《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的畏友，我的可敬可爱的嫂嫂，你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安息了。你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谢谢’，甚至‘文革’中关在监狱，每餐接过窝头菜汤，你也从不忘说‘谢谢’。现在，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
晚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妻俩每日形影不离。他们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把收藏的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几十年间翻译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也大多送了人。
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离开了人世。从1940年跟随杨宪益来到中国之后，除了因公出访，她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六十年来，她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中国、离开杨宪益。
戴乃迭去世之后，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之后，“熊猫丛书”停版，《中国文学》杂志也停刊了，至今，中国再没有类似的丛书和杂志出现。
晚年杨宪益爱作打油诗，辑为《银翘集》。他回望自己的一生，这样总结：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自嘲》）而在好友黄苗子眼中，杨宪益的一生，是奇崛的；杨宪益是奇人：
人奇，遇奇，诗奇，癖好奇，学问奇，忧患经历奇……
他确实是个奇人，奇就奇在：
原是个公子少爷，却醉心于无产阶级革命。
原是个满腹书史，写得出缠绵悱恻艳体诗的骚人雅士，却歪打正着，成为举世知名的外文专家。
原是个通眉才子，自应匹配一位国产佳人，谁想良缘天定，却是一位“玉颜大脚其仙乎”李白的金发淑女。
原是个爱党爱国君子人，却在浩劫之年，一夜打成“反这反那”的政治犯。
俱往矣，杨宪益的奇崛与传奇，都已云淡风清了无痕。如今，杨宪益孤身住在北京什刹海小金丝胡同里的一所四合院里，家中摆着杨宪益和戴乃迭当年那张著名的身着唐装的结婚照，杨宪益的卧室则挂着郁风为戴乃迭晚年画的肖像，郁风在画上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幸福的回忆像梦一样回绕在我心里。”这是1932年或1933年意大利歌剧团访问天津时，杨宪益听到的托赛里《小夜曲》开头的歌词。杨宪益和戴乃迭风雨同行60年，人生的点点滴滴，都不曾消失。杨宪益活在对戴乃迭的追忆之中，他写了一首诗，与它朝夕相对：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从来银汉隔双星，在某种意义上，银汉隔不住杨宪益、戴乃迭这双星，生与死的距离虽然无限遥远，或许，思念可以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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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11-24 09: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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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4 10:3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