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题装老帖，不拉风、不显摆、不喜欢方舟子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thankstoyilin[/U]发表的内容：

1197楼说的我都同意。整体上说了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层面。

最后一段加粗字，比较严谨，因为加上了限定词“在社会治理领域”。

在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需要决策的重大问题可能略有区别。发展中国家...

耳熟能详的国情论又来了，建议你看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发展初期是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thankstoyilin[/U]发表的内容：

  

又扣一顶帽子。美国的发展初期和我们建国后的面对的境况一样吗？不要打比方。我想不清楚的问题，如果你有好的解释，简明告诉我。

你抢着帽子往头上戴，我没扣啊。凭什么要告诉你，还要简明啊？

仰望山林

老V你来声援的意义远远大于参与的意义，你能来喊一嗓子就是座可以镇住“河妖”的宝塔啊，哈！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秋爸爸[/U]发表的内容：

这种放弃科学的事情，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远的中世纪有大量的，近的美国布什打击干细胞。但最终怎么样呢。最终还是靠科学进步，靠科学普及，走过去，挡也挡不住。

这种历史故事，单文科的也有的是，希特勒上...

这么说吧，民@主对科研活动是无必要，民@主对科研成果推向社会是为必须。科研成果推向应用领域没有通过听证，那就需要科学家有更多的游说方法和耐心，甚至还要加上张雁讲的谦卑。（我尽在讲车轱辘话）

你现在说的话我越来越看不懂了，我可能不太能适应你幽默的语言习惯。

希特勒能上台不是民主的错，你看看这篇——肖雪慧的《苏格拉底之死和希特勒上台能证明什么？》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402-5256-1.shtml

仰望山林

“我也不乐意把希特勒上台归罪到民主头上”看来我与秋帅的交集越来越多，分歧点越来越来少了，很好，这是个不错的开始，科学在历史上的遭遇，是被文科欺侮还是被宗教欺侮？你这笔账不能乱算哦，一会云帅和张雁要来澄清的。科学走在普通人认知的前面，这话我当然无任何异议啊，但不能因此搞科学的人或与科学沾点边的人就像方舟子那样傲慢地骂人家“傻妞、弱智....”吧？

仰望山林

“米丘林VS摩尔根遗传学之中国历史”这个素材你给的好，Mao主义是邪教，还是宗教，看看，没有德大妈，赛小弟就只能躲在漆黑漆黑的长夜里自己跟自己玩。“比如转基因作物，科学家说它安全，而绿色和平非说它不安全，这时候听谁的呢?”，很简单，投票啊。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秋爸爸[/U]发表的内容：

投票啊，说的的确很简单，我忍不住又把希特勒的事拿出来了，这时，你该会“不那么简单，还有分析.....”

家里的事，总归简单吧，预算，投票，宝宝贝贝当然都投给薯片啦，郭德纲讲话：“我们家，薯片的海...

兜圈子啊，OK，民众相对于科学精英便是“心智不全”，那就“精英”治国乃至“独裁擅断”了。

仰望山林

“一个社会要实现真正的开放和民主，其所需求的价值，也正是科学的价值。”

“科学也需要理性，任何人身攻击是不被接受的。科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开放的，不论国籍、种族、宗教信仰或性别。”

仰望山林

自由才是关键！

反思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口号

刘军宁

  
    1919年前后，中国人被告知，要解决国家的问题，须请两位陌生的客人入住中国。这两位客人就是后来无人不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最先为国人介绍这两位先生的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提出，只有德先生赛先生能够救中国。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民主与科学化成了，似如在暗夜里引领国人解放思想的灯塔，照亮了人们前行的方向。
    可以说，科学与民主、德先生与赛先生简直就是五四运动的代名词、同义语。从那时至今，“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为最没有争议、最被认同、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从五四青年开始，一代代中国人一次次呼唤、呐喊德先生赛先生，嗓子已经嘶哑过无数次了。民主与科学始终被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药，用陈独秀的话说，两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另一方面，虽然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挚爱如初，但是大家对“什么是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却已经大异其趣了。每个人自由参与政治的民主变成了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甚至变成了挂着民主头衔的专政。同样，科学并没有变成国民的科学精神，而是变成了政治家的口头禅、举国体制和黑洞般的经费预算。有违初衷的是，民主与科学这对新式武器，没能拯救中国人，却成为延续政治大一统的新式工具。至今，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仍然是连暂住证都没有的流浪客。
    民主与科学，为什么中国人追求了近一个世纪，还是求之而不得？为什么中国人只有不在中国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中国人只有不在中国大陆才能过上民主生活？世界史上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热恋、膜拜民主与科学九十年如一日。这样的精神值得嘉许，原因却值得反思。依我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家只是看到了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果实，没有看到结出这两个果子背后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自由。更准确地说，不是国家与集体的自由，而是个人自由。
    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与科学不过是自由之树上结出的硕果。在西方，尤其在英美等国，民主与科学之果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结出来了。民主离不开自由。民主首先是竞选投票的自由、是公民自由发表政见的权利。科学同样离不开自由。没有科研的充分自由，就难有科研的成果。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只有在个人自由最多的地方，才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科学研究是独立、自由的研究者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开展科研的前提。国家强大的程度与其自由的程度成正比，科学的繁荣程度也与科学家们的科研自由程度成正比。
    一些人即使注意到自由的重要性，也只不过是把 “民主、科学、自由”等而视之，以为它们是三位一体且不可分割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自由与民主、科学三者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平行关系，并非同等重要，而是因果本末的关系。自由是民主与科学之本。德先生与赛先生相互之间是兄弟关系，他们都是自由之子。没有保障思想自由的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科学就止步不前，充其量不过是技术上的仿冒；如果没有自由的个体，就没有个人可以进行自由政治活动的自由民主政体。
    对于发展科学，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甚至包括独裁者(山林按：T版你和老秋及其方舟子的信徒们提倡的科学是与独裁者们提倡科学的理念如出一辙）。在独裁统治下，民众的自由科学探索受到压制，科学是权力化的、服务于统治机器的科学，是匍匐于政治权力面前的科学。权力说什么是科学，什么就是科学。这样的科学侵吞民众的福祉，瓦解个人的自由，加冕统治者的权力。在自由社会中，科学首先是个人的、民间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增加民众福祉的工具。
    有了自由的制度，科学就会自动得到发展；没有自由的制度，科学就发展不起来，因此也无法振兴国家。权力主导科学的主要弊端之一，就是压缩民间科研的空间，占据了创造性思想自由驰骋的疆场，把民间的多中心的自主科研活动，变成了以权力为单一中心的依附性科研活动。在科研的举国体制下，科学家没有探索的自由，没有发现真理的权利。其任务不是发现真理，而是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追求，完成体制所赋予的作为政治任务的科研任务。独立的人格必须屈从于政治上的要求。然而，科学研究的基础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被关进官僚的铁牢笼，就无从发挥了。
　　科学研究与经济活动一样，也需要有一个个人充分自由的市场环境，政府不能干预，更不能主导。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绝大部分是民间的成就，是来自民间的需求，来自民间的智慧。政府的作用在于创造一个自由的科研环境，而不是把科学家和科研当作发号施令的对象。发展科学技术，不需要计划式的举国体制，而需要激发首创精神，让科学研究者们自由想象、自由研究、自由辩论。
    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四的“民主与科学”诉求背后，群体高于个体，国家高于个人。个人仅仅是实现集体主义目标的工具。国家或民族是目的而个人只是工具。纪念五四，不是为了否定五四，而是要超越五四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不能继续简单重复民主科学的口号，把民主和科学看作是解决国家面临的一切问题的终极手段。很多人说，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问题！不，我要说，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是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不会有德先生赛先生的立足之地。
    有人会问，民主，科学，难道有什么不好吗？我说，民主与科学非常好。关键是，没有个人的充分自由，人们永远也无法充分享受到民主与科学的好处。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地方，民主与科学才有扎根之所。所以，中国人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须由民主与科学的信徒皈依为个人自由的信徒；从关心国家的命运转变到关心个人的命运；从向往民主与科学到向往个人自由；从向往果实改为努力播种。须认识到，中国人需要什么高于中国需要什么，中国的需要须服从于中国人的需要。在这个以个人而不是国家、以个人的自由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为出发点的前提下，才可能求得民主与科学的果实！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遭遇告诉我们，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就必须先行追求个人的自由。
    自由才是关键！

  
原文刊登于《中国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仰望山林

“自由是最高的理想，自然地其它的事物都是低一层次的，因此民主和科学都不过是得到自由的手段而已。”老V已经洞察到问题的核心，如此看来方舟子与他的党徒们在当下所提倡的科学不过是“秀逗”了而已。

仰望山林

“甲说赛先生很重要，但没说德先生不重要，更没谈及哪个更重要； 乙说德先生比赛先生重要得多”

我继续复盘——————甲说赛先生很重要，重要到为此可以安邦定国，重要到觉得自己都可以经天纬地，乙说德先生更重要，甲说那个问题我心里知道不敢碰耶，但表面上我就说那个是文科的，可以无视。

仰望山林

燕博才是是典型的理科生，且是书呆子型理科生，你个性的舒展更需要德大妈来庇护。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thankstoyilin[/U]发表的内容：

  

“赛先生很重要，重要到为此可以安邦定国，重要到觉得自己都可以经天纬地”     ----  谁、何时，说过？
“甲说那个问题我心里知道不敢碰耶，但表面上我就说那个是文科的，可以无视”  -...

行为艺术不用语言的嘛，方舟子的pose摆在那儿啦。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vincent[/U]发表的内容：

老鹤，燕原的可爱在于她有一颗纯洁的理科之心，向往的却是文科之境界。

同感，同感，以琳要选拔超级纯粹女理科生（简称超女），我投第一票。下次见燕博我该称燕超啦。

仰望山林

对某个事物包括人类行为的描述归纳也是科学啊，比如医学是个描述性的学科，那是揣度吗？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秋爸爸[/U]发表的内容：



有云帅站立于山顶之上，帅旗帜下，如此帅气的气势，这般帅气的气场，老V，你就从了他吧。

敌方开始使出惯用的无厘头，捧杀云帅的同时不忘矮化老V，图谋瓦解分化我方阵营。警惕啦，超级ABA来啦！

仰望山林

我继续干点搬运工的粗活，有些道理我们讲不清楚，但相信一定有人能讲清楚，老秋还没睡啊？我在外出差，可是闲的慌啊。


民主同科学的悖论：真理握在谁手中？

王  键

关于民主，另一个常见的批评会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民主同科学的悖论。因为众所周知，在科学发 现的过程中，真理的出现确实是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先从极少数天才的头脑，再普及到一般科学界，最后才会被大众所接受。那么如果按照民主在公共事 务中常用的“多数决”原则，重大的科学发现岂不就成为不可能的？


但在政治学和法学中，又存在着另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说法，这就是“陪审团定理”。根据这个定理，陪审团的人数越多，通过“多数决”做出正确裁决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这岂不是等于说“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吗？由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真理到底握在谁手中？

其实这个悖论是不存在的。上述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适用的具体领域却很不同。而民主同科学并非相悖，反倒可以融合一致。在“民主、多数决和合 法性”一文中，我已经表述过民主“多数决”的含义同“自主性”、“私域和公域的区分”以及“合法性”（正当性）联系在一起。那么，根据“自主性”和“私域 和公域的区分”假设，民主实际上潜在设定了对于特定公共话题的讨论中，公民身份具有平权性。首先，每个人都是自主的，每个人都对自我事务最具发言权，而反 过来，按照所设定的最低标准，每个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都有权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无论高下对错。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随着现代 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分工的流行，在每个人发表意见的平权假定同专业水准的高下选择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冲突。但这个冲突更应被看作平权假定同专业 程度的冲突，而不应被看作民主同科学的冲突。实际上，民主的平权假定，是有着它的适用性的。通常，在公共讨论中，民主至少以两种方式消解了平权假定同专业 程度之间的冲突。首先，在民主的程序设计中，留给公共讨论的并不是真理的最初萌芽状态，讨论问题中的真理并非“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往往是已经“被大众 所接受”。以民主方式通过公共讨论所谈论的话题，事先已经过反复“解码化”，通过详尽的透明公开流程，信息也已经尽量为大众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方式 中的平权假定同专业程度的冲突，已经被大大地弱化了，民主方式并不必然会同专业科学发生冲突。

这就像我们在陪审团所经历的讨论过程中 所看到的，大量的证据和判断都已经通过充分信息而实现了常识化。这也就是说，陪审团定理的适用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每位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正常人，都具有 最基本的判断力，那么，根据所出示的最基本的常识（而非最专业的依据），陪审团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在这样的假定下，确实是“陪审团的人数越多，通过多 数决做出正确裁决的可能性就越大”。

此外，在公共讨论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当所涉及的问题未能也无法实现大众化，具有很强的专业 性和前沿性，确实“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这种情形下，民主方式仍然能够以另一种形式解决这种平权假定同专业程度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低层级的委托代理。委 托代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解码化”，但它并不是以公共讨论的方式来实现解码化，而是通过相互竞争的专家系统来进行这种解码化。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群体对 专家系统来进行选择和评价，以此来制约专家系统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平权假定仍然存在，但它所适用的具体问题却得到了转化：公民群 体需要判断的不再是高深莫测的专业前沿问题，而变成这样一些常识性的公共问题，即哪些专家系统是更有效率的，是否更符合共同体的利益？由此，民主同科学的 悖论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消融。所形成的公民群体-专家系统之间的均衡和互动，不但不构成民主同科学的冲突，反而是民主同科学之间的融合。

总之，民主中的平权假定确实同科学中的专业程度存在冲突。但这并不等同于民主同科学的冲突。因为民主是个很复杂的体系，它能够以制度设计等很多方式来协 调这种冲突，最终消融掉这种冲突，实现民主同科学的融合。另有一些民主可以同科学相融合的例子，比如伯纳德.巴伯就曾认为美国大学所代表的“平等组合模 式”远比科层制更利于科学的发展，实际上这也可以解释为源自“平权假定”，因为在大学的共同体中，教师/科研人员的专业水准相对差异较小，就更加适用于 “平权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平权假设通过公共讨论所形成的结论，就会具有更强的专业性。相对于这个学术共同体而言，这种公共讨论所达成的共识就有可 能是比通过以基于权威方式而非基于公民评价/学术自治方式来实现的多层次级专家系统的解码方式所形成的共识更具有前沿性。

仰望山林

从科学走向民主：读《在理解与信赖之间》

蒋劲松

　

　　自从“五四”以来，国人常以科学和民主并举，因为二者都是现代性中最重要的价值，也是相对来说我国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近百年来这二者至少在口头上赢得了国人普遍的推崇。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复杂，不仅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不可越界使用；而且两者也有交会之所，有时也会出现紧张和冲突，需要我们认真协调处理。
　　一方面，科学事业作为现代社会动用大量社会资源的活动，涉及到公民的利益分配和平衡，必须要受到相应的民主调控和制约。不能以科学天然合理的名义，自外于民主政治的管理。对此，笔者在本刊2005年第6期“民主社会中科学的社会控制”一文中已有简要论述。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举足轻重的现代社会中，民主决策和管理现在虽然具有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PC），也必须在相关参与者正确理解科学以及运作规律的条件下，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科学传播便成为民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了。
　　从启蒙运动以来，几乎所有西方乃至全球的进步思潮都是与科学的价值携手并进的。当年伏尔泰真诚地认为，只要法国人民都能理解并接受牛顿力学，那么就再也不会为暴君和教士所愚弄欺骗。就连学究气很浓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也把科学文化普及当作是改造社会，争取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在中国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后来能够在旧中国流行的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坚定不疑地推崇科学价值。在极左路线甚嚣尘上的年代，广大科学工作者在努力减少错误思潮影响上比起其它群体的贡献更大。例如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右派比例出奇之高，就体现了科学文化所包含的求真务实精神在抵制错误思潮方面的独特贡献。这也是今天为何有一些老学者如此动情和执著地捍卫科学主义的真正思想根源。这种思路简要概括起来就是：科学成就民主。
　　然而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复杂化，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也随之越来越复杂了。例如，核武器的使用与核竞赛对人类和平乃至生存的巨大威胁，以DDT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并非只会带来福音。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以及“疯牛病”事件等，让人们忽然意识到，科学家的信誓旦旦的保证也未必那么可靠。基因改造和克隆技术所引发的相关伦理问题更是触动了普通公众深层的信仰和情感。科学家的舞弊作伪、不端行为的不断曝光，让科学家的公众形象越来越糟。例如在好莱坞的科幻片中充斥着妄图控制世界的科学狂人，科学拨款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得到民众的慷慨支持。甚至科学实验室也成为狂热分子袭击的对象。反科学思潮风起云涌，科学事业受到了威胁。
　　对此，科学家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一方面，在科学家内部兴起了科学和平运动，反思和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部分科学家开始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目标在必要时应该为人类社会的总体利益让步，甚至出现为了防范可能有的风险主动限制科学研究的范例（阿西洛马会议）。而在面对公众的层面上，科学家和政府开始关注公众对于科学的态度，希望通过与公众交流，树立科学的正面形象，从而获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界面。这就是所谓“公众理解科学”的相关运动、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初衷。
　　显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的压力使然。因为只有公众对科学认可，拨款要求在国会才能够顺利通过。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用心普及航天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博取公众的好感，从而保证其相关拨款申请顺利过关。从此可以看出，民主的社会环境是保证科学传播和普及的良好保证，也是保证人民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可靠机制。而我们常常抱怨国内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于科学普及不够重视，但是往往却忽视了从民主机制上探讨深层原因。
　　虽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已经开始关注公众的意见，而且强调公众不仅要理解相关科学知识，还要理解科学活动的过程以及科学的局限性等等。然而，它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所谓“缺失模型”的基本假定：公众对科学的疑虑和批评来自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一旦理解之后，科学的权威性就会恢复，公众就重新信赖科学。
　　在此模型中，虽然公众的态度受到了重视，但却仍然维持着科学天然合理正确的神话。公众仅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是需要被说服的对象。科学传播过程是科学知识从科学共同体向公众的单向流动过程。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是由其知识所决定的，仅仅涉及到认知的维度，而不涉及利益和批判的政治维度。然而这一普遍流行的模型，却被实证的调查数据所否定：人们发现，公众对科学了解越多，对某项具体的科学活动以及应用却有可能越不信任。
　　1995年柏林社会研究科学中心组织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研究欧洲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解和态度，最终形成了论文集《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其涉及面很广，几乎涵盖了有关科学传播的各个方面，研究的角度也涉及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媒体和文化研究等各个学科，但其焦点还是对“缺失模型”进行全面反思。
　　学者们指出：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复杂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压力，必须要深入分析和批判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所谓“公众”，并非铁板一块的外行和无知者，而是高度多样化的群体，他们其中也包括专业之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是科学知识的共同塑造和主动建构者。“科学”知识和公众们所拥有的其他形态知识一样，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是高度依赖于语境的，因此科学知识的传播同时也是公众们对外来知识“驯化”的过程。所谓“理解”，不仅意味着公众对抽象、普遍知识的接受，对科学家共同体权威的信赖，还包括了对科学知识局限性的认识，对科学研究过程以及科学知识应用后果的政治影响的批判和怀疑。
　　因此，与“缺失模型”所假定的不同，科学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众、科学共同体、产业界和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互动的多向建构过程。民众所表现出来某种程度的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和抵触态度，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非理性和知识缺乏的表现，它常常是民众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以及应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知情、利益、风险问题上捍卫自身权利的表现，是民主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从科学与民主关系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民主地参与科学利用的过程。
　　本书对“缺失模型”的反思和批评，对于我国科学传播事业具有极强的启发价值。回想起笔者本人所参加的中国科协2003-2004年组织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课题。整个课题组工作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假设恰恰就是这种在学界已经饱受批评的“缺失模型”。笔者的课题草案中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说法，虽然早已是学界公认的常识，甚至已有陈词滥调之感，却因种种原因不能成文。我国科普界意识之落后，可见一斑。因此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于重新评价相关工作的质量与价值，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科学传播事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和促进。
　　不仅如此，它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样也具有借鉴意义。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各个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纷纷采取各种手段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中，关于怒江电站以及相关的敬畏自然讨论，实际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这种开放的、公众参与的讨论是民主社会解决利益冲突的基本手段。
　　然而，总是有人要以科学的名义反对普通公众参与讨论并表达自己的要求，希望通过科学知识的门槛来排除普通公众，让相关问题成为少数专家和权势集团的禁脔。他们相信，所有对于电站等异议，都是由于公众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所致，一旦他们掌握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就会消除掉所有的意见分歧。这种典型的“缺失模型”的观点，其危害在于往往无视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应用的复杂性，以真理唯一性的名义来维持一言堂的存在，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和协商的政治过程伪装成客观化的科学判断过程，这样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往往就会在科学的旗号下被牺牲掉。
　　因此，最近几年国内科学传播界的相关学术争论，就不仅仅是如何普及科学知识的方法和路线问题，而是科学技术相关的决策活动中是否以及如何坚持民主原则和完善民主体制的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理解与信赖之间》的翻译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载《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一期

仰望山林

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看美国政府科技管理
  

作者： 吴善超 时间： 2009-11-17 来源： 《科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是管理国家科学基金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科技管理机构，其管理理念在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我国政府如何管理科技应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笔者曾于2002年12月至2003年6月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 NSF）总监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简称 OIG）见习工作。本文试图对在美的见闻略作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理念引导科技管理

　　美国科技管理中，以下理念比较深入人心。

　　——科学法治（rule of law in science）

　　美国早已走上依法管理科学、依法保障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的道路。科技管理包括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已经基本纳入法制化轨道。联邦政府对科学不端行为的定义、受理程序、处理方式均以联邦法规形式加以原则规范。美国科研机构的成立及其投入都有相应的法案支持，NSF的战略和预算都有明文法律保障。政府日常科技管理活动也体现了“依法办事”原则，如OIG对每一项关于科学不端行为的投诉和举报进行调查时，规定每个调查组必须安排一名律师或法律专家，以保证其调查程序、定性和处理都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并随时将有关不端行为与法律法规加以比照。

　　——责任性（accountability to taxpayer）

　　美国十分强调政府机构以及研究人员对公众和纳税人的责任意识，即“责任政府”。他们认为，税收创建国家，科学研究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必须承担对纳税人的责任，因此强调科研管理必须从事负责任的管理，要向纳税人“交帐”，科学家也必须从事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美国要求联邦科技管理部门每年向国会提交“责任性报告”；在科学道德建设方面，美国一贯倡导“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美国科技界比较有影响的出版物，从《怎样做一名科学家——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到《科学诚信——营造促进负责任科学研究的环境》，使责任意识深入到科学研究活动的各个层面。
　　在科技管理方面履行责任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政府审计。美国近年来高度重视“政府审计”，将其视为纳税人利益的“看门狗”。政府审计的一般目标是通过开展独立客观的财务审计、绩效审计和系统评估，防止和监察浪费、欺诈和滥用科研经费的行为，促进项目运作的经济性、效益和效率。

　　——科学诚信（scientific Integrity）

　　美国科技界一贯重视科学诚信建设，认为“科学诚信是维持卓越科研实践以及保持公众对科学信任的关键”[2]。他们认为，科学诚信赋予个人和机构不同内涵，对个人而言，意味着诚实地开展智力工作并承担责任而机构则肩负着营造促进负责任研究的环境的使命。美国科研管理机构要求科学家必须从事负责任的科学研究，以推进卓越的科研实践，保持公众对科学研究的信任。

　　——透明度（transparency）

　　科学家的研究行为在很多方面涉及科研管理，包括项目申请、评议等，科研项目资助管理是比较容易导致科学不端行为、科研欺诈、科技腐败的源头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开性和透明度是重要的防腐剂。美国颁布了“政府阳光法案”（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和“自由信息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这些法案要求政府部门举行的会议等活动在无特殊规定时必须对公众开放。美国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管理活动，如对科研项目的评审评估等过程都要求保持较高的透明度，以有效防止因暗箱操作而可能导致的科研欺诈及其他学术腐败行为。NSF参照上述两个法案的精神，也十分注重加强透明度建设，主要有三方面经验：一是将NSF资助战略计划面向公众公示，接受公众评议和监督；二是加强管理信息化建设，对核心业务流程基本实行计算机管理；三是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都在网络公布，这一举措也大幅度减少了因情况不明产生的投诉和举报。

　　——利益冲突（conflicts of interest）

　　在美国，比较普遍的观念是，所有管理活动均可能涉及到利益冲突，即由于个人或机构的某种利益关系可能干扰做出合适判断或公正管理的情形。美国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要求在科技管理过程中，必须预见、揭示和管理好利益冲突，尤其强调在政策规定中注意对利益冲突“设防”。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在政府管理特别是科技管理中，并非所有不公平、欠公平的行为都会涉嫌违法，因此在法律之外就更多地以各种部门化利益冲突规定加以规范。

　　——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

　　美国科技界普遍引入风险管理的理念，在科技管理方面，基于风险评估的计划方式越来越被广泛接受。NSF比较注重对“管理的风险”的管理，并且在观念上有所创新。 OIG每年向NSF提交“最严峻的管理挑战”分析报告，指示NSF面临的管理风险。 NSF倡导的风险管理理念的基本内容有：分析挑战与风险，包括风险的大小（是整体的，还是局部的）；界定风险的类别，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制度上的，还是运作上的，是结构上的，还是程序上的，是系统的，还是孤立的；分析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哪些领域，发生的概率如何；研究风险发生后的结果和影响；科学地管理风险。一般认为，风险不可能被消除，但能被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可以通过对策加以控制，或利用杠杆技术加以平衡。
　　政府审计是风险管理的一个典型例子。基于风险分析的政府审计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那些可能带来最大风险的区域或问题：二是项目及运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和脆弱点。在研究确定科技管理核心业务过程、分析和掌握信息资源基础上确定战略风险类别。每年逐一审定、更新常规战略风险类别，建立风险分析与影响评估，预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建立风险示意图，然后在各个风险类别框架下选择特定审计。

　　“以人为本”——研究与教育一体化

　　NSF认为，自己是国家未来的投资者，首要的产出目标是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参与全球竞争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有能力的公民。近年来NSF在宣扬自己是科学发现的摇篮的同时，似乎更注重宣扬自己是人才的摇篮，“人本”管理或者说“能本”管理（培养有能力的人）的观念比较突出。2003年3月，NSF主任科尔韦尔（R.Colwell）接受记者采访，她认为“美国公众对NSF最大的误解”是，美国人不知道NSF是孕育人才的联邦机构，是国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源泉。所谓的特色，可以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来简单衡量。与美国研发管理机构能源部、国立卫生研究院、教育部、国防部等相比，NSF在孕育广泛学科领域的人才方面是其他机构所不及的。
　　NSF以人才、思想和工具为其产出的三大战略目标，其战略思想是研究与教育一体化，这一思想将培养有能力的公民作为重点，贯穿所有战略目标及其实践过程。 NSF所支持的每一项科学与工程项目都力求促成一个良好的研究教育环境，以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认为，研究对象必须指向科学前沿，教育对象必须扩大到未来的科学家以及公众。NSF作为支持最前沿基础科学的部门，成为一个桥梁，把“科学的未来”介绍给“未来的科学家”，这种介绍很多情况下不是全面传授，而多是导向、吸引、激励。显而易见，科学的发展依赖其对未来科学家的吸引以及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二者缺一，科学都将难以为继。
　　在遴选项目时，NSF通常与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样，也是倾向于评保险项目，比较注重前期工作积累，但在各个学科领域都设了小额风险项目，对创新性强的非共识项目可以执行非常规程序。 NSF对即将资助的项目进行评议时切实坚持两个标准：一是研究内容的科学价值；二是研究在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方面的影响。评议项目申请时除了关注科学问题，更要求该项目有设计优秀的教育计划，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这要求项目研究要关注社会需求和未来人才的培养。这样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即使项目本身没有取得预期的创新成果，但教育的一半任务很好地完成了。这体现了美国一贯倡导的“负责任的科学研究行为”的理念，目的是让科技界乃至社会各界监督、批评科学研究，从而有利于科学研究产生对人类有益的价值。

　　借助“外脑”——以管理研究促管理变革

　　一位中国学者在考察美国后感慨地说，美国不会有大的震荡，因为每天都在变革。这种变革来自长期的管理研究积累。在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管理的研究气氛相当浓厚。在各机构，以规范研究促进管理规范，以管理研究促进管理变革的效果也十分明显。在OIG一些研讨会上，与会者常常采用“头脑风暴”的方式，结合丰富案例，展开激烈的管理辩论，最后促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对改进日常管理、修订管理政策和程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NSF还利用“外脑”，积极推进以管理研究促管理变革的实践。2002年6月26日，NSF实施行政管理和项目管理革新计划，委托全球著名的战略咨询公司布兹·艾伦·汉密尔顿（Booz Allen Hamilton）公司启动了一个针对NSF内部的业务分析项目，三年投入1480万美元。该计划总体思路是：借助外脑，大幅投入；核心聚集，牵主线而动全身；以点带面，全员参与，全面革新。
　　该计划主要围绕NSF的远见和使命，聚焦于NSF的五项核心业务流程：价值评议、基金管理与监督、资源分布、绩效评估与责任性、知识管理。这项内部革新计划的目标被设计为：规范NSF的每一项核心业务流程，并定义各自对NSF总使命的价值与贡献；利用最优化实践的标准衡量每一过程在效率和效益方面的改进余地；制定着眼于未来的业务过程环节和成功标准；设计人力资源管理计划，为NSF提供有能力的下一代人力资源；制定一个面向未来系统的综合集成的技术和事业发展计划，以支撑NSF的业务流程。
　　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不仅是战略咨询公司的专家深入分析研究，而且调动NSF全员参与。这项管理研究计划预定于2005年底完成。通过这项计划，NSF预期在完善核心业务流程、人力资源战略管理计划、管理技术和工具计划等方面取得更大成功。

　　领导艺术－团队精神－伙伴关系

　　领导艺术、团队精神与伙伴关系，构成管理系统的基本链条，从管理核心向管理的外围辐射，体现管理与人际关系、管理与艺术的粘合，构成管理的人际环境与文化环境。三个部分的卓越整合，是管理成功的基础，也是成功管理的象征。
　　在OIG，几项管理基本建设是领导者必须操心的，包括工作环境建设、透明度建设、专业化建设、团队建设等。他们在领导艺术中非常注重平衡艺术的应用，包括：责任性与灵活性的平衡——可行性管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人性化管理；风险与机遇的平衡——可控式管理。其中人性化管理为核心特征。 OIG领导对员工细致入微的关心，成为激励员工最有力的资源。OIG领导每年要花大量时间与员工讨论个人发展计划，在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目标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将个人发展视为组织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十分强调对个人的未来发展负责。一般情况下，领导对工作团队肯定、褒奖的多，批评、挑剔的少，对员工个人更是如此。 NSF和OIG营造人性化管理环境方面的措施包括：职员的生日会，各种个人荣誉或集体荣誉的庆祝会，职员退休会，职员家庭或亲戚的快乐分享会，重要节日“自筹式”宴会等。
　　OIG特别强调开放兼容的思想。在各种会议上，领导者乐于所到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在实际工作中，“能团结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被付诸行动。他们认为，讨论以达成统一为目的，但在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中，必须有不同意见的参与。会议组织者要善于协调不同的意见，特别注重从反面意见中吸取有益经验。相反，如果有两个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则其中一人就成为多余。
　　NSF和OIG把发展团队精神这一软环境建设视为学习型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且有软环境建设的“硬”措施。具体的举措包括：定期举行招待、研讨会，该会纳入预算和年度工作计划，主题是促进团队建设，对会议绩效评估的标准也主要看重团队精神的体现程度和进步力度；同时专门设立沟通“促进者”职岗位，主要职能是促进不同部门、工作领域的人员加强协作与沟通。
　　加强和扩大伙伴关系成为NSF及OIG的核心战略之一。伙伴关系观念在美国联邦机构也较普遍，他们普遍致力于发展和提升与合作单位高效的协作伙伴关系。NSF着力发展的伙伴关系主要有三类：一是为了发挥科学基金的粘合功能，鼓励与企业和政府实验室建立合作与伙伴关系；二是为了促进交叉科学研究，强调跨学科的伙伴关系；三是在监督与被监督者之间，也强调建立不失独立性前提下的伙伴关系。
　　在卓越的领导艺术、团队精神和伙伴关系的传承下，员工围绕机构的职责、使命致力于提高效益和效率，加上“通过激发学习型文化以激活NSF的未来”的学习型组织建设，共同构成NSF和OIG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依靠良好环境凝聚优秀管理人才。NSF利用先进管理技术，整合研究资源，激励创新思想，从而促进实现美国“保持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目标。

参考文献：

[1]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emi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March 2003

[2] Institute of Medicin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Integrity in Scientific Research-Creating an Environment the Promotes Responsible Conduct. Washington D C：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2

[3] Committee on Science，Engineering，and Public Policy. Being on a Scientist-Responsible Conduct in Research.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5

[4]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ccountability Report，2002/2003. www.nsf.gov/bfa

　　（作者单位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北京 100085）

　　——摘自《科学》2003年9月（55卷5期）

仰望山林

生物技术与公众理解科学
——以英国为例的分析


李正伟  刘兵[①]



摘要 生物技术的案例对于了解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关调查和分析表明，在英国，公众所掌握的生物技术知识与其对生物技术所持的态度之间没有简单的关联。公众知识与态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政府和科学共同体所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有关。疯牛病事件，突出反映了公众与政府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感。而要实现信任，就需要在社会语境的框架下分析公众的观点，并加强公众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对话。



关键词 公众理解科学 生物技术 知识 态度 信任





生物技术因其自身的特点，在“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一方面，公众对于生物技术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展开与发展；另一方面，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实践与发展，同样影响着公众对于生物技术的理解。



一 生物技术的战略性地位与公众作用的提升



    继20世纪50 ~ 60年代的核武器和70 ~ 80年代的信息技术之后，现代生物技术已成为战后时期第三代战略性技术。1979年，欧洲共同体在一份题为《生物社会》 (The Biosociety) 的报告中 [Gaskell, Bauer & Durant, 1998a, p. 3]，就把生物技术看作是21世纪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科学共同体、工业界、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都以不同形式直接参与了生物技术创新的发展和应用。

    然而，同其他战略性技术以至任何技术一样，广义上的现代生物技术对于社会也具有双重作用。新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手段可以被用来消除疾病，新的作物种类也可以在减少饥饿上发挥作用；新技术还可以改善环境……这些都说明了现代生物技术在给人类福利带来好处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公众却对生物技术具有恐惧感：如优生学卷土重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完整受到威胁……如此等等。

基于生物技术的双重性质，人们――包括科学家和公众――对于生物技术发展的看法各不相同：生物技术专家及其支持者看到的往往是生物技术应用中的进步；而其反对者则认为生物技术专家们在玩弄上帝，或者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因此持续地引发有关生物技术的争论也就不足以为奇了。

早在20世纪70年代，这场争论就在科学家、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以及投资者和决策者之间展开了。然而随着“民主”的发展，公众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各国政府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府对公众参与科学技术政策也越来越关注。公众是他们――政府和科学家――的顾客、消费者、使用者和投资者，所以争论的解决主要依靠那些决定当选、并且表达出自己的关注与观点的公众。除此而外，民主机构的出现也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公众在生物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因生物技术的战略性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而显得更为突出。



二 英国政府促进生物技术公众评议的举措


    公众在生物技术的政府决策的作用，是通过参与、评议、对话来实现的。公众的这种作用，在近几十年发生了较强的波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决策的公众参与逐渐多了起来，但到了80年代却急剧下降。不过最近，政策团体再次对公众评议产生了兴趣。英国植物生物技术国家舆论研讨会（The UK National Consensus Conference on Plant Biotechnology，简称UKNCC）的召开，明显加强了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就有关生物技术问题的交流和互相理解。



1 英国有关生物技术的首次舆论研讨会



    早在20世纪80年代，把外行公众包括进来的舆论研讨会就在丹麦出现了[Joss & Durant, 1995]。 根据丹麦的舆论研讨会模式，英国农业和食品研究委员会（现在是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即BBSRC）于1994年宣布，它打算资助伦敦科学博物馆，组织英国第一个有关植物生物技术的国家舆论研讨会（以下称UKNCC）。科学博物馆愉快地承担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并以“促进公众对于科学、医学、技术与工业的历史和当代实践的理解”为使命。UKNCC目的在于，根据公众对于农业和食品生物技术的看法（perception），来帮助公众在争论和决策制定中发挥作用。它的召开，无疑有利于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就具有高度社会敏感性的科学与技术问题展开对话。在UKNCC中，行外人士专门小组（lay panel）展开了调查，并就具有强烈社会敏感性的科学技术领域做了报告，以减小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在评估科学问题上产生的难以避免的不平衡，由外行公众负责调查并做出关于具体科学或技术问题的报告。

长期以来，公众理解科学被看作是科学家向公众传播他们的知识和专长的单向过程。而在UKNCC中，公众理解科学则把科学家同外行公众引入一个互相对话的领域，由此形成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交流的双向过程，其最终意图就是要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

也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有关生物技术与转基因食品的舆论研讨会的最终报告首次由公众来做。会议内容包括诸如生物技术带来的利益和风险、生物技术对于环境消费者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以及其存在的道德影响问题。外行公众向专家们提出有关有争议的科学或技术问题，并评估专家对此做出的回答，最后在相关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报告其结论。

    研讨会上，外行专门小组对植物生物技术领域给予了合理的支持。专门小组得出结论说：人们能够通过干预的方式使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利益，而且能使人们不必再因这些进展太快却从来不计后果而担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公众认为生物技术不会带来道德的、社会的或者政治上的问题。所以专门小组要求提供给消费者更加有效的信息：他们建议应该严密监控转基因组织扩展自己的领域；他们打算制定关于知识产权的专利体系；他们意识到加强国际法规的有效性的迫切需求。行外人士专门小组还提出了一些提议，诸如严格制定法规来监督转基因植物进入环境、建立机制让消费者能够得到有关新生物技术产品清晰易懂的信息等等。行外人士专门小组的其他建议，同样值得科学家、实业家、零售商、决策者等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参与植物生物技术发展的人士认真考虑。当然，决定公共政策的最终责任不能交给舆论研讨会的公众专门小组，但由于这样一个专门小组与植物生物技术领域内的部门利益没有什么纠葛，所以，有学者认为它的判断比较有根据，而且客观，应该受到那些声称为了公众利益的人所关注。

    这次研讨会曾经设计了以下问题：现代植物技术的关键利益和风险是什么?植物生物技术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植物生物技术可能给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植物生物技术产生了什么道德问题？公众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说明，公众对于生物技术（这里专指植物的生物技术问题）的思考并不比科学家专家少，甚至考虑的因素还更多、更复杂：具有不同背景的群体对同一项具体技术的观点可能很不一样；同一群体对于不同技术的观点也不一样，即使对于同一具体生物技术的态度也有不同，甚至是模棱两可的。这就需要对这些众多差异做具体分析，重要的是在其社会语境下进行分析。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意识到，把政策建立在“公众观点都是千篇一律的”这样一种猜测的基础上肯定会起到误导的作用。

众多政府组织或国际组织重视公众在生物技术中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提高政治支持并弥合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鸿沟，因为这是任何创新系统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政府和国家非政府组织的最终意图考虑的还是各自的利益，比如，它们认为减小这个鸿沟不仅能产生更多的科学知识、获得更好的信息结构，而且有利于保证科学知识能得到很好的利用。让公众了解并评价科学技术专家的工作，就是这种弥合工作的一个环节。

    有鉴如此，英国还在1997~1999年间开展了生物科学发展的公众评议（Public Consultation on Developments in the Biosciences），以开辟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双向途径，其最终目标是建立生物科学的公众评估，使国家的法规和政策得以实施。这项评议是由政府科学部门发起的，英国科学技术办公室委托英国最知名的市场研究公司MORI来具体操作 [Irwin, 2001]。


2 生物科学发展的公众评议计划

    这项动议起源于前科学、能源与工业部部长巴特尔先生(Battle)的想法。他曾经发现，他每天收到的有关生物科学问题的大量信息几乎全都是所谓专家的先入之见。然而他相信，有关生物技术的争论还应该包括那些没有这样的先入之见的公众的观点。

    1997年11月，他宣布了开展公众评议的决定：评议允许对更广泛的生物科学发展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为一般公众提供参与的机会。其意图是让外行公众清楚地认识到并明确提出自己的期望和关注，并打算在决策中考虑他们的这些期望和关注。

    巴特尔主持了1998年3月10日的预备会议。为了加强民主争论，参与者是从具有不同背景的群体中邀请来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涉及决策者和一般公众所获得的有关生物科学的信息，以及人们利用这些信息做出有关风险和信任判断的方式。这次会议结束之后，1998年6月顾问团（Advisory Group）成立了，其基本作用就是为政府提供经验和专长知识。1998年夏天接任巴特尔的科学部长职位的塞恩斯伯里爵士（Lord Sainsbury）继续坚持这项详细的工作计划。这项结合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动议从1998年12月开始到1999年2月结束，最终报告由MORI拟定并上交给各部部长，以期对于生物技术的决策有所帮助[②]。

  与公众评议相比，公众舆论研讨会更加偏重于公众的积极主动性，甚至报告都是由外行公众专门小组来拟定的。不过两个动议都突出了公众在生物技术发展及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关于生物技术话题的互动，加深了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与欧洲委员会对欧共体各国公众就生物技术所持有观点所进行的调查以及英国自身所做的相关调查有关。这些调查一般包括生物技术的知识调查和态度调查两大类，例如欧洲晴雨表[③]的系列调查就是一例。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有关生物技术的公众知识和观点的调查，是迄今为止有关这项技术的公众观点规模最大的调查。该调查于1991年首次在整个欧洲共同体内展开，以后每年举行两次。这项系列调查的结果发现，在对于生物技术的问题上，公众所掌握的知识与其态度之间并没有稳定的关系，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才能得出结论。这就更加说明：不能把有关生物技术的公共政策建立在对公众知识和观点的猜测基础上。换句话说，只有对公众有了科学的理解（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Public），才能谈得上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三 “科学理解公众”——公众的知识与态度


1 制定生物技术决策的基础

    有关生物技术的公众观点的一系列调查表明，公众对于生物技术的理解其实并不像各位专家所假设的那样简单。“欧洲晴雨表”所进行的调查就发现，在很多国家，包括英国在内，与缺乏一定科学知识的公众相比，那些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科学知识的受访者仅仅是更加有可能对生物技术持有明确的观点。这些明确的观点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却不像政府和科学共同体等相关利益群体过去相信的那样，以为公众对于生物技术掌握的知识与其支持率正比相关，即知识越多，其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有关生物技术的政策，不能建立在对公众如何看待生物技术的猜测基础上，而是应该通过调查公众对生物技术的理解来完成。这也正是致力于公众理解科学的学者们所要做的一个重大转变，即从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转变到“科学理解公众”。从“公众理解科学”角度来看，主要问题在于公众的无知、消极；而从“科学理解公众”的角度来看，主要问题不是要教育和告诉公众一些正确的科学事实，而是需要科学专家以及政府决策者对现有的社会理论、实践关系和机构，也即对生物技术将要被引入的具体社会语境有所理解。如果说公众对于生物技术所掌握的知识与其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之间有某种关系的话，这种关系是离不开社会语境的，更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



2 公众知识与态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公众掌握的生物技术的知识与其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研究要考虑社会语境。这需要了解公众对科学解释所处的社会语境的意识，并了解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学者们认为，公众对于生物技术所掌握的知识与其所持态度之间的差异之所以会产生，可以归结为以下原因：

第一，由于缺少完整的生物技术信息，甚至专家自己在这方面的信息也并不完备，所以带来了生物技术信息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给公众带来了不安和怀疑。

第二，公众对待具体问题的态度，将取决于所获信息的方法以及这些信息被描述的方式。

第三，公众之所以倾向于某种意识形态，可能是受到了对于生物技术知识掌握和理解程度的影响，或是受到了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而媒体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公众的这种意识形态。由于公众没有看到过原始科学报告，也没有接受过理解这些报告的训练，所以他们会因为新闻媒体采用耸人听闻的报道方式和突出易引起恐慌事件的倾向而感到恐惧。认为公众却不能思考问题、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Zimmerman, 1999]，加剧了公众对生物技术的误解，同时也招致了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怀疑。

有学者认为，有关具体的生物技术如转基因食品的争议，进一步打击了公众对生物技术的乐观态度 [Bauer, 2002]。公众在决定生物学发展的对错问题上经常考虑的是安全性，即是否能从中得利、用起来是否安全。当然也有其他考虑因素：好处是否大于风险、它是否干预了自然、动物是否受到伤害等。从整体看，公众都从直觉上表达了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安，有人对此甚至表示强烈反对。

所以，从整体来看，科学家所认为的那种公众的知识越多就越能接受生物技术的观点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持。以转基因为例，有学者认为，那些获得有关转基因科学信息最多的人，恰恰最反对转基因食品 [Shaw, 2002]。欧洲晴雨表有关公众对生物技术所持有的观点的调查说明，反对意见主要源于转基因食品所带来的不确定的风险问题与道德问题。首先，公众感觉到专家知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公众对于科学的合理界限有着自己的思考。对于很多人来说，科学给公众带来了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即担心科学普遍缺乏对社会影响的考虑。公众无法接受转基因本身的非自然性，因此批评科学家、工业界和政府目光短浅，认为他们不考虑转基因对于环境和健康的长期影响。再次，对转基因动物的福利的考虑，也是反对转基因食品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转基因技术在动物身上所做的实验，被人们认为是残酷的、错误的。对转基因技术的反对力量，主要集中在该技术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的应用，而不是其在植物领域中的应用。

    因转基因技术有种种社会问题而持反对态度的公众，不全是那些被认为不具备科学知识的人，他们甚至还不是反对方中的主要力量。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学者杜兰特（John Durant）在参与领导的一系列社会调查中就发现，科学知识比较丰富的公众对科学与科学家的一般态度也是比较积极的，但在涉及具体科学以及与科学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时，其态度就不一定是如此了。他还发现，知识水平的高低跟公众的取舍态度有关系，也就是说，知识较多的人对于科学技术更加具备辨别能力，他们不会盲目支持或者反对所有科学技术。尽管有知识的公众比较支持一般的科学研究，但与缺少知识的人们相比，他们却不太支持在道义上有争议的研究。例如，尽管有知识公众的观点可能更加支持某些科学研究，但是他们却希望对诸如人类胚胎之类的研究加以限制 [Evans & Durant, 1995]。

所以，可以看出，尽管知识与态度的形成之间有关系，但这个关系并不简单。那些知识程度比较高的人的反对态度使得知识与态度之间的关联度降低了。杜兰特的分析证明，知识在决定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问题上的作用极其微弱。不过情况甚至可能比这还要复杂而且更加有趣：知识是对观点的形成起着作用的途径之一，但是这些观点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为对于某些利益群体来说，了解生物技术信息的目的在于寻求对生物技术的支持，而另外一些利益群体却是为了证明他们对于生物技术的反对是有道理的 [Gaskell, Bauer & Durant, 1998b, p. 200]。这再次证明：公众对于生物技术所掌握的知识和其所持有的态度绝对不像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四 疯牛病事件与公众信任的重要性


    以上分析说明，对于生物技术的态度并不能由掌握了多少生物技术知识来决定。之所以如此，除了与具体生物技术的性质相关外，还与公众对于科学共同体、政府、产业界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以及这些机构所提供的相关生物技术信息的可靠性有很大关系。疯牛病事件为此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论证。



1        疯牛病危机引发的信任危机

自从1988年以来，英国政府曾经多次重申，牛肉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牛海绵状脑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简称BSE）不可能传递到人体内。然而，1996年爆发的疯牛病危机证明，政府官员的这种保证是无法兑现的。政府遭到了怀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消失了，转而到其他地方寻求正确的信息和建议。公众也因此与他们的公共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和科学共同体）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传播断裂。这个传播断裂被称为公民错位（civic dislocation），意指这些机构在为公众做什么与它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之间并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是由于公众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实际上，公众几乎同专家一样能合理决定如何避免BSE的风险。然而科学共同体和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太少，同时却过于信任正规分析即科学分析的客观性。因此，一方面是公众对于科学共同体和政府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却是科学共同体和政府对公众的不信任。亚桑诺夫（Sheila Jasanoff）认为，正是这种不信任关系最终产生了公民错位 [Jasanoff, 1997, p. 223]。

1996年3月英国官方终于发布了有关BSE在人体被发现的消息。然而这个消息足以让人震惊，原因并不仅仅因为牛肉能够被污染以致致命，而是因为，自从1988年以来，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重申：牛肉是安全的，BSE从牛体内传到人身上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公众发现，政府以前的承诺都是假的，他们对此感到困惑，感到迷失了方向，继而产生了对于科学共同体和政府机构的不信任和愤怒。毕竟，长期以来，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政府机构如司法机构、政府内阁、法规机构以及科学顾问委员会在使公众免受现代环境下复杂的不确定性影响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公众指望政府高官以及他们的专家顾问将有关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所面临的风险的最新信息传递给他们。所以，信息的可靠性对于公众来说非常重要。

然而在疯牛病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当中，官方政府和科学共同体的信息对于公众来说却缺失了。这种信息的缺失可能要归咎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农林渔业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简称 MAFF）非常不愿意披露为科学家、政治家所掌握的信息。另一方面，问题出在英国科学共同体身上。尽管MAFF早就指定对疯牛病进行内部研究并上交报告，但是直到1996年8月，牛津的科学家才发表了有关疯牛病传染的权威性研究报告。英国科学家在面临危机时已明显不能做出精确分析。到1996年12月，疯牛病的阴影还笼罩着英国公民，但是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好像再也没有能力作出判断了，因为疯牛病已经传播到人身上的事实已然摧毁了了他们信誓旦旦的诺言。

索斯伍德委员会（Southwood Committee） 1989的报告[④]中说：这种疾病好像来自于现代农业中非自然的饲养方式 [Jasanoff, 1997, p. 227]。这里“非自然的”与“现代”结合在一起，明显体现了人们对现代状况的忧虑。在现代社会中，非自然性给社会带来了太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公众已经在怀疑，现代性所依靠的技术建构的成就是否是任何人都能控制的。而最近几年兴起的风险社会理论就是为了探寻公众越来越多的疑虑的缘由[⑤]。公众对于他们过去曾经信赖的政府和科学共同体这两大权威组织失去了信任。而这种信任的失去是致命的，因为这种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挽回。我们知道，在英国，公众所信赖的是人或者机构自身。一旦他们对某个人或机构有了信任，他们就很少从理性角度来判断一个人说的话是真还是假 [Jasanoff, 1997, p. 227]。例如，上议院能够影响国家最合法的政策决定，而英国公众素来相信，上院议员的特定经历和技术专长是勿庸置疑的。他们认为，只要让那些最优秀的人来作出评价并得出合理结论就已经足够了，这无疑大大减少了英国政府开展的与公众进行合理交流的机会。



2        英国生物技术政策的封闭倾向

    英国的政策文化倾向于封闭式运作，在疯牛病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排斥公众参与的封闭决策过程，直到政府对于人类将面临危险的否认被推翻为止。而科学家也是采取类似的方式帮助政府让公众蒙在鼓里。顾问团体内部的讨论是私密的，尽管一般来说其范围广泛而且不受限制。就算是有一般公众参加评议的话，公众也仅仅是作为被邀请的对象，因此不拥有“主人”拥有的权力。评议过程的设计也排除了那些看起来比较激进的、非理性的或缺少科学支持的观点，因为有关人士认为公众过多参与往往会扩大风险，并且可能会带来经济上和科学上的非理性的后果。这么小心谨慎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决策环境会受到破坏，因为冲突中可能出现偏激的观点从而妨碍了评议。在这样的气氛下，公众对于事物的不确定性的担忧就很难被公开表现出来了。

    不过还是有人认为，这种观点不但夸大了专家知识的范围和作用，而且非常不信任公众处理复杂性问题的能力。他们指出，尽管外行所提出的质疑有时候可能是无知的或者没有根据的，但外行同样也可能会深刻认识到专家知识的局限性。认识到对疯牛病的不同的控制方法的不确定性，将会促进公众、科学家与政府的合作。如果在一开始国家机构就承认它们面临的不确定性，那么它们最终就可能赢得更多的信任。所以疯牛病危机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如果专家与公众早及早交流与合作，那么风险的特点更容易得到理解，而且可能已经针对这些风险制定了多种现实的政策。



3        政府和科学共同体的信任危机

英国公众对于政府和科学家所提供的信息已经产生了戒备心理。而且，仅仅提供给公众信息并不意味着公众就会接受这些信息。总结以往调查的结果，学者们认为保证信息被接受必须具备一些条件。首先，这些信息的资源机构应该可靠。信息来源机构的特点可能会影响到信息接受者对所得信息的反应。如果一个资源机构被认为是不值得信任的话，那么其提供的信息就得不到信任，也难以被接受。其次，这些可靠的信息来源机构所提供的具体信息应该精确，因为一个被认为值得信任但不能正视真实问题的信息来源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同样也不会得到人们的相信。

调查发现，在越来越提倡信息必须由那些没有偏见的来源来提供的背景下，工业界与政府经常缺乏公众信任。政府官员被认为对公众的信息需求和关注不敏感。可以信任的信息来源则包括消费者组织和医疗专家，他们在公众眼中既有学问，对于信息提供具有前瞻性，而且对于公众福利也特别关注。不过调查还发现，不被信任的来源所提供的信息也有可能被公众所接受。不过，要想得到公众对于它们所提供信息的信任，重要的是这些过程应该是透明的。如果不这样，公众可能会认为，有一些信息出于某些集团的利益问题而被遮盖起来了 [Frewer, Howard, Hedderley & Shepherd, 1999]。

可是，专家们过去并不重视公众的不信任问题，并且错误地把这种不信任当作是源于公众对科学事实的无知。科学家们不断呼吁加强科学方面的公众教育，向他们传播遗传学等生物技术知识，这反而更加掩盖了公众对新遗传学的抵触态度。因为这种传播过程实际上企图说服公众与本领域的技术专家的观点一致，而这也正是公众所反感的地方。所以，要想恢复公众对于类似新遗传学的生物技术的支持，政府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公众的信任问题。

产业界和科学共同体多数人现在都已经意识到公众信任的重要性，因此促进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和互动的方案得以发展并扩展至很多国家。各国政府和产业界已经意识到，提高政治支持和弥合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鸿沟是任何创新系统发展的基础。同时他们认为，弥合这个鸿沟不仅能产生更多的科学知识并获得更好的信息结构，而且有利于保证科学知识得到不同团体的很好利用。欧文（Alan Irwin）引用第三报告中的话，说明上议院国会特别委员会（The 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已经意识到了不信任的存在及其严重性。该报告是这样开头的：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今天的科学令人振奋，充满机遇。但是公众对于科学界向政府提出的建议的信任已经因为BSE问题而受阻；很多人对于诸如生物技术与IT产业的迅速发展表现出不安……这个信任危机对于英国社会和科学来说都非常重要。[Irwin, 2001, p. 2]

第三报告强调了对话的需要。如果对话能够在突出技术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指出其本身的风险，公众就能够决定到底是接受还是拒绝，并因此有可能恢复对科学共同体和政府的信任。



五 社会语境下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感知


    “欧洲晴雨表”关于生物技术公众观点的系列调查一再说明，对于公众理解生物技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甚至亚文化都是不同的，没有理由把从某一具体的社会群体中得出的结论强加到另外一个具有不同经历和价值取向的群体中去。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我们需要调查新遗传学被引进的具体社会语境，并且考虑到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再也不能将一个国家、宗教、文化或者民族的结论推广到所有其他群体中去，也不能认为公众对于一般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对于具体技术（比如生物技术）的态度。

不论从知识与态度之间的或明或暗的关系来看，还是从公众对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作为信息来源的信任与否来看，在欧洲现代生物技术同决策机制、大众媒体以及一般公众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要求我们把公众对于现代生物技术的理解与描述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 [Bauer, Durant & Gaskell, 1998, p. 218]。多数情况下，公众围绕新遗传学和健康问题进行讨论的方式比较复杂，但这种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与掌握大量的技术专长不甚相干，因为外行公众解决复杂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的方式并不是通过理解大量具体的技术过程得出的。而且，如果把焦点放在公众对技术知识的缺乏上，就会忽略外行公众其他方面的知识。所以，有学者提出疑问：到底是“公众理解科学”，还是“科学理解公众”？相应地，他们认为，有必要研究个人、家庭和社会机构实际上对于新遗传学知道了什么、感觉怎么样以及做了什么，而不是把政策建立在我们猜想他们可能会知道些什么的基础上 [Macintyr, 1995]。人们对于新遗传学的解释与他们的健康、阶级地位、年龄和性别有关。所以，为充分研究人们理解新遗传学的不同方式，就不仅需要了解公众所具有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包括技术的、方法论的、机制的以及文化的知识，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公众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人们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都是专家。而且作为社会角色，公众成员与其他成员和机构共事，从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知识体系。

然而公众自己的知识体系在培养和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困难。导致这些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外界对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的贬低。公众的专长与专家的知识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而同医学专家打交道的方式使公众更感觉到自己被物化、被非人化了，同时也与个人身份或日常生活相脱节了。如此一来，对外行知识的任何一种开发只会是受到压抑。鉴于此种状况，英国另外一位“公众理解科学”的学者外恩（Brian Wynne）认为，公众在某些语境下不得不表现出对机构或者专家的信任。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对某些传统观点表现出模棱两可甚至怀疑的态度。

    导致这些困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和科学共同体错误地认为公众是无知的，没有能力或是不愿意参加有关新遗传学的争论，所以它们强烈呼吁更多消息灵通的公众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但是实际上，公众能通过讨论和争论形成并正确表达他们的观点。“公众理解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强调，重要的是要鼓励医学专家等权威人士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公众的观点，而不能仅仅为了要消除公众的不安 [Kerr, 1998]。

总之，从英国来看，在生物技术中，需要从公众的角度来思考公众理解科学这个问题，而不应该预先对公众关于生物技术的了解及其对于生物技术所持有的态度做出某种假定。如果是那样的话，做出的科学决策只能是不合理的，而且无法赢得公众的信任。要达成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信任，就需要在科学与公众之间开辟交流的渠道。只有在相互沟通的情况下，信任才有可能形成。


六 总结


    在英国，1985年的“公众理解科学”皇家报告标志着“公众理解科学”作为一项运动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在生物技术领域，术语“公众理解科学”好像更应该被称为“科学地理解公众”——至少，要达到“公众理解科学”，首先是要“科学地理解公众”。

疯牛病危机之前，英国的政府政策一直倾向于不信任公众，向公众隐瞒生物技术的一些事实。经过了疯牛病事件，政府和科学共同体在取得公众信任方面深受打击，从而意识到公众对于生物技术决策上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关注在生物技术方面公众的知识和态度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直接对话的活动。从这些活动以及公众对于生物技术的感知调查中发现，在生物技术方面，公众所掌握的知识与其所持的态度之间没有确定的联系。实际上，公众所持的态度与其所具有的社会背景以及具体的生物技术种类有关，所以需要在社会语境的框架下对公众所掌握的生物技术知识及其所持的态度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所做的生物技术决策不是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Bauer, M. W., Durant, J. and Gaskell, G. (1998). Biology in the Public Sphere: A Comparative Review. in John Durant, Martin W. Bauer and George Gaskell（eds.）Biotechnology in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Science Museum.

Bauer, M. W. (2002). Controversial Medical and Agri-food Biotechnology: A Cultivation Analysis. Public Understand. Sci. 11: 96.

Evans, G. and Durant, J. (199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i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Britain. Public Understand. Sci. 4: 57.

Frewer, L.J., Howard, C., Hedderley, D. and Shepherd, R. (1999). Reactions to Information about Genetic Engineering: Impact of Source Characteristics, Perceived Personal Relevance, and Persuasiveness. Public Understand. Sci. 8: 47.

Gaskell, G., Bauer, M. W. and Durant, J. (1998a). The Representation of Biotechnology: Policy, Media and Public Perception. in John Durant, Martin W Bauer and George Gaskell（eds.） Biotechnology in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Science Museum.

Gaskell, G., Bauer, M. W. and Durant, J. (1998b). Public Perceptions of Biotechnology in 1996: Eurobarometer 46.1. in John Durant, Martin W Bauer and George Gaskell（eds.） Biotechnology in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Science Museum.

Irwin, A. (2001).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Citizen: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the Biosciences. Public Understand. Sci. 10: 4.

Jasanoff, F. (1997). Civilisation and Madness: The Great BSE Scare of 1996. Public Understand.Sci. 6: 221–232.

Joss，S. and Druant, J. (1995). The UK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nt Biotechnology. Public Understand. Sci. 4: 196.

Kerr, A., Cunningham-Burley, S. and Amos, A. (1998). The New Genetics and Health: Mobilizing Lay Expertise. Public Understand. Sci. 7: 58.

Macintyre, S. (1995).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or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 A Review of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New Genetics”. Public Understand Sci. 4: 223.

Shaw , A. (2002). It Just Goes Against the Grain: Public Understanding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 the UK. Public Understand Sci. 11: 278.

Zimmerman, B. K. (1999). The Use of Genetic Information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Public Understand. Sci. 8: 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