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琳自闭症论坛

标题: 【转帖】最酷的作家 [打印本页]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7 09:46
标题: 【转帖】最酷的作家
（T注：偶然读到沪上作家周泽雄先生的妙文“最酷的作家”，叹服之下，忍不住转帖于此。----对大师的厌恶，我限于表达能力，心中有而笔下无，多亏周先生写得那么准确。）

最酷的作家

周泽雄


　　把天下的嘴堵死

　　谈论余秋雨越来越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我不得不顾虑这样两种可怕的责难：其一、我是一个妄图借批评余秋雨提高自己声名的小人；其二、我是一个专事盗版营生的家伙，为使所盗之书在市场上一路横行，遂借助对余秋雨的大肆批判以牟取暴利。如果是后者，我当然是个更恶的小人。读者只消稍稍浏览余秋雨《山居笔记》及新著霜冷长河》中的前言后语，即不难发现这两种指责乃余秋雨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衮衮批评者所预设的。惹眼的事实是，由于国内一时很难找到比余秋雨名声更大的人，所以我的“顾虑一”经余先生在《山居笔记·自序》中强黄宗江先生之口隆重推出(“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国内余秋雨的批评者便很难幸免，名头藉藉如我，更是只有一头撞上南墙的苦命。我们当然还能感觉到，余先生的快意转述，暗示着某种以鲁迅先生自譬的不羁雄心。说到我的“顾虑二”，同样有余秋雨《山居笔记》那篇洋洋两万余言的“自序”作证，在其新著《霜冷长河》的代后记“秋千架”中，余先生更以自己独领风骚的“语长心重”笔法，进一步将盗版者与批评者以“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这一要命句式捆绑在一起，以便提醒读者警惕这一现象：“这批盗版者居然还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实行偷盗的同时总要在门外大声嚷嚷说这个宅子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

　　会不会还有个“其三”呢?即批评余秋雨也可望得到余先生的感谢。有这可能，因为擅长把话语写得滴溜溜乱转的余先生也提供过证明。只是，或许由于“感谢都感谢不过来的缘故”，余秋雨的批评者便极难得到感谢的待遇，除非你的批评带有明显的“小骂大帮忙”意味，使余秋雨对你的感谢不仅可使自己的学养毫发无损，还能在人格领域额外地赚上一笔。在《山居笔记·酣睡寒风中》一文里，余秋雨曾讲述了一个关于“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你们了”的故事，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批评者的无比憎恶。在那个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中，可怜的批评者都被谈不上影射地描写成了“打砸抢分子”，而我们的余秋雨当然是一派众人皆狂我独睡的美妙德行，迷人不可方物。

　　中国愿意赞美自己的作家多如牛毛，平心而论，谁又能做得像余秋雨那样老练和从容，自信和潇洒?幽邈的用心隐含在大气磅礴的文化袍袖之下，微微一抬，秋光乍泄，就可以把人撩得远远。余秋雨真不愧是余秋雨!我原来应该想到，他高雅的名字其实早已透露了若干底里消息：秋雨，字面上的诗意自是充沛得无以复加，实际感受起来则完全是一派愁煞人的风景，何况它还鼓荡出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

　　附带说一句，将朋友(或读者、编辑下级、关系户)信中对自己的赞美拿出来抖上一抖，是颇需要一些勇气的。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变节的勇气。我认为，有两类谀词最不可信，最应该让它随风飘去，一类出现在追悼会上，一类出现在信中。追悼会上的事我管不了，我只能先把信管住，决不把朋友信中任何对自己的夸赞拿出来现。这对我既是一种世故，也算得上一项原则。当然，这只是我一介“小人”的原则，余秋雨自另当别论。

　　把自己的嘴吼开

　　在动用自己非凡的话语权威将批评者的嘴堵死之后，文坛便是余秋雨的了。有余先生为嚼舌者预制的大瓮在，有头顶高悬的“文化盗贼”、“文化杀手”、“嘲弄建设者”的利剑在，批评被迫缺席，只能缺席。余秋雨粲然一笑，便以一副无后顾之忧的态势，开始颠颠倒倒地神化起自己来，稍带着歪歪扭扭地美化自己的爱妻。

　　坦白地说，由于我平素的阅读并不以国内报刊和出版物为侧重，又性喜躲避文坛，故所谓文坛风雨，我总是视如瘟坛疯语，懒得理会。作为一个“自雇”的文字工作者，我不仅同意余秋雨的意见，也许贯彻得还要不折不扣些。余先生曾劝某位朋友“文坛上的事，最好看也不要看，想也不要想”。我正是这么做的，可以说若非余秋雨一唱三叹的提醒，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著作在中国有那么猖獗的盗版，更不会知道他一本“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由于很少打听“文坛上的事”，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关于余秋雨如何伟大、多么成功的种种信息，都由余秋雨本人慷慨提供。考虑到余秋雨的确不同凡响，他的妻子想来也很棒(虽然，若非余先生执意介绍，我本来竟蠢得不知马兰何人)，他用热情的笔墨对自己和妻子唱几句颂词，亦属人情之常。您请尽情歌唱吧，如果这么润润嗓子会使您心情愉快些。没人说过一位作家不能在作品自序里夸夸自己，也没人说过一位作家不应该把散文集的后记写成一篇关于妻子的报告文学。判断一位作家的自夸是否诚实，是否与臭美无关，我有
这样三个私人性的判断标准，这里仅供读者审阅：首先，他的自夸是否还在正常人性的范畴，其次，他抬高自己的同时是否能注意不踹踏他人，第三，貌似无关而实则非常紧要的是，他自夸的笔墨里是否好歹带点幽默感。

　　我的私人答案令人遗憾：余秋雨犯规了。逐条略述如下:

　　在《霜冷长河》的“自序”里，余秋雨借助一双“异人”的法眼，稍事扭捏之后，立刻便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不必介意这个“难道”，那只是余秋雨“修辞立其伪”的又一变相罢了，只要读到序末余先生对“异人”的真诚感谢，就会知道这个“难道”里本没有“难道”可言，正如那个“也许”也属多余一样。余秋雨对自己妖魔化后的结论是：“我的上辈子竟然如此有幸?怪不得从小就在追忆。”——我们知道这是昏话，只是中国大概没有第二人能把昏话写得如此缠绵悱恻罢了。也许，他想告诉我们自己乃梦蝶庄生的千秋传人吧?

　　再看其二，即余秋雨是否能注意不无端侮辱他人。我不能认为他评价爱妻为“亚洲最美丽的女人”(同样经过“靳羽西”这一稍事扭捏的典型余派唱腔)乃是对天下女人的冒犯，他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为爱妻的“颈椎、腰椎”忧心忡忡一番，但不知下面这句话咋讲：“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马兰)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噫，左一个“断言”，又一个“无疑”，中间还插上“毫无偏心”，竟说了句怎么看怎么偏心的话。从严谨立论的角度着眼，余秋雨这一“断言”明显遗漏了一个条件：他熟悉国内其他“各大剧种首席演员”的程度与熟悉马兰相当，不然，仅靠“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这一表白是撑不住的。我当然毫不怀疑余秋雨对妻子情感之诚笃热烈，我只想问一句，以余教授如此训练有素的学术修养，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贬低妻子同行的方式来抬高妻子呢?非如此表达眷眷爱心就没辙了吗?看来是的，因为在我设法替余秋雨譬解的时候，我发现妨碍他的也许正是一种奇特的爱情观，姑且名之为“之最爱情观”吧，临床表现是：只有在把妻子认定为某某领域“之最”时(如“全国一流的艺术家”、“最辛劳的人”、“亚洲最美丽的女人”等)，他一颗罗密欧的爱心才得以舒展和喷涌。果然，他紧接着便把某著名导演将全部导演费捐献给受灾群众的高尚行为，用近乎全裸的暗示法，解释成是受了爱妻的鼓舞。难道，在余夫人出场募捐之前，马科导演、北京工人体育场内的其他演员和数万名观众，全都冥顽不灵，心如铁石?非得余夫人哽咽一声“我的家乡受灾了”，才知唯马首是瞻，没命地掏空口袋?

　　“之最爱情观”其实也谈不上新鲜，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就曾饶有兴致地向我们讲到一位国王坎道列斯，为了证明自己的妻子“比世界上任何妇女都要美丽得多”，他竟然强求某位大臣偷看爱妻的裸体。至于我对妻子相貌的评价，正可借用俗语“情人眼里出西施”来概括，或甚至不妨借用伏尔泰的见解：“何谓美?询之雄虾蟆，必答曰：‘雌虾蟆是’。”(钱锺书译)

　　再来打量一番余秋雨的幽默感如何?我固执地认为，一个人如果有着较为健康(不强求高明)的幽默感，那么一般他就不太容易犯下让人倒吸冷气的错误。我相信，幽默感根本不是可有可无的观感性点缀，而完全是内在人格力量的彰显。恕我眼拙，在余秋雨堪称全面的文学才华中，也许竟没有丝毫幽默的配方，事实上不管我如何降低入选标准，在差不多以“求爹爹告奶奶”的方式读完他《霜冷长河》之后，我仍然狼狈地举不出一个稍许像样些的例子。那就看看什么事情是余秋雨认为有幽默感的吧。巧了，同样在他《霜冷长河》的自序中，他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黑龙江上一位与余秋雨同姓的船长，为了怕吵醒余先生在沙发上的休息，遂“故意让船搁浅，直到天亮”。与此同时，船上当然还有余秋雨别的作家朋友。这件事，即为了余秋雨的“酣畅沉睡”而必须让所有其他作家眼睁睁地看着船傻立在江上，被余秋雨评价为一次“幽默的搁浅”。

　　看来，余秋雨并非不具备幽默感，而是他的幽默感过于与众不同。

　　多摆酷，少装蒜

　　没法否认，余秋雨先生的语言功夫非常了得，我倾向于认为他能写出中国当代最性感的文字。拜托，我可没敢在“性感”里夹带一丝儿贬意，该“性感”的意思正如它在一位城市白领丽人耳朵里听上去那样，其含义约与荷兰人路德·古利特任英国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时提出的口号相仿：踢一种性感的足球。我得承认，在语言上我对余秋雨佩服得很。面对当代这样一个文化失读症非常深重的难局，余先生以自己天赋的才华，笔管轻摇，竟转出这样一番文字风景，实在也算造化有眼，老天爷开恩。想到国内某些以文豪自诩的作家但凡想捣鼓些才子气就非得把句子弄得踉踉跄跄上气不接下气一个逗点也不加，想到国内某些以侠客自命的作家几乎每吹一次牛就多写一行病句，我有时真替余秋雨自豪。

　　写吧，但有一个不是之请：多摆酷，少装蒜。

　　我知道国内有些家伙老爱拿所谓“硬伤”和您过不去，好像他们自个的学术都已修炼得六根清净，从来就没遇上本难念的经一样。我请您别理会他们，这些家伙多半就是贵乡先人张宗子讥刺的“两脚书橱”阁下，只知拿“云台十八将”之类破玩意蒙人唬人。您写您的，您请只管仗着天赐妙笔把感情云里雾里地倒腾，把见解翻江倒海地折腾。在这个追酷的时代，您无疑是中国最酷的作家。酷，再说，不就是新时期文学的魅力一种吗?

　　不过，能否请您别再装蒜了?说白了，就是别不懂装懂，别给自己无法把握的对象涂上一层美艳的橄榄油，别给自己感受稀薄的事物乱洒胡椒粉，弄得读者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举个例子，请放心，举完例子我就撂笔，不会再为难您了。当然，您千万别以为我只能举这一个例子，那您可太抬举自己了。

　　在《文化苦旅·阳关雪》中，您提到自己曾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摸，”多么有力的动词!仅此一“摸”，就把国内泛泛散文家贬得不可以道里计了。但紧接着的一句话却使我愣是没敢懂，“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天呐，您真是在“人头济济”的场合“摸”向寒山寺的吗?您是在“摸”寺还是“摸”人呢?由于依据上下文语意我实在看不出您想在此玩一招“默声如雷”式的禅家智慧，我只能傻冒地想：也许您在体情状物的时候，眼前有时确会一片漆黑，以方便您写着写着就物我两忘起来。真是才子!

　　文曲星在上，这样的错误犯一次都算得上文罪滔天，即使它看上去是那么微不足道。

　　想到余秋雨有一枝三下五除二就能花枝乱颤的妙笔，我不得不经常保持额外的警惕。我拿不准在被他感动的时候，他自己的眼眶里究竟含着眼泪，还是带着嘲谑的微笑?我不清楚在被他那总是沉潜得无比庄重、堂皇的语言打动的时候，眼前会不会闪过那次“幽默的搁浅”?何况，这么位总在文章里拉长着苦脸，“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的文人，偏还要说自己总是乐呵呵的。云无常势，世无常理。这不，钱锺书先生的睿语已在耳边幽幽响起：“‘文如其人’，老生常谈，而亦谈何容易哉!”

　　余秋雨曾提到有意请人“收集齐”“嘲弄建设者”(指余氏伉俪)的文章，“什么报纸，几月几日，什么署名，都注明。”瞧这杀气,怎么竟酷似金庸大侠笔下的“君子剑岳不君”来。那好,我请您留意别再次把我这个“小人”漏掉了。经朋友提醒，我才知道沪上陈子善先生编的《感觉余秋雨》一书，硬生生地把拙评摒弃在外，只在后记里怯怯地提了一提，不过,那倒确是一本专事赞美这位“建设者”的杂烩,不知是否为您所请?
作者: 风雨任平生    时间: 2009-7-7 11:39
标题: re:delete
delete
作者: 五月    时间: 2009-7-12 18:12
标题: re:这也是我看到的关于于氏最过瘾的文章！！
这也是我看到的关于于氏最过瘾的文章！！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2 18:53
标题: re:含泪大师写过《都江堰》一文，给这个城市的...
含泪大师写过《都江堰》一文，给这个城市的旅游带来很多好处，此后大师但凡来到四川，当地政府都是盛情款待的。假捐的事情，当地政府也都帮着兜一兜，已经非常厚道了。

四川本地记者有更决绝的痛恨。号称捐20万的书，就换来几个图书馆馆名的命名权，这么便宜的事情，大师自然不会放过。有记者就放话出来了：如果有谁给我20万现金，我就能承诺捐出200万码洋的书籍！ ----熟悉出版业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儿。

文革之后负责清查的老同志都知道余大师当年的作为，他们的意思是：在特殊年代作出过什么事情，过后进行苛责，不需要；但是，厚颜无耻地美化自己，信誓旦旦地在媒体上说什么悬赏几百万要求读者提供他在文革中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让相关的老同志忍无可忍了。闷声不反思检讨，也就罢了；但如此粉饰自己，也是无耻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作者: 秋爸爸    时间: 2009-7-13 13:21
标题: re:我还是挺余秋雨的。不管怎么说，他的散文就...
我还是挺余秋雨的。不管怎么说，他的散文就是好，支持选几个进中学语文课本。
他现在点儿背，被人抓了一顿破鼓万人捶的架势。看得出可能有人与他有梁子，更因为去年告灾民的文章太反动，那篇文章几乎是分水岭了。
至于大师这个称呼，泛滥了，不怪他。叫散文家、戏剧教育家就挺好了。至于那些散文里的纰漏和错误，又怎么样，谁也难免。专门找碴的话，哪篇文章不能挑刺出来，丑石、荔枝蜜，都能。
文章归文章吧。周作人的做人，被骂得文章也没法读了吗。非说余秋雨文章里仁义道德，做事情却良心大大地坏了。这我怎么看都还像是专门找碴儿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文章好，弘扬的内容高。可，谁敢把那作者的行为结合起来呀？
骂余秋雨，看上去还是拐着弯地骂官员，因为直接骂，效果不好，还有风险。这样的话，倒没什么说的了。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3 14:19
标题: re:周泽雄的这篇文章成文较早（具体哪一年我记...
周泽雄的这篇文章成文较早（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了），谈不上余大师“点儿背”或“破鼓众人捶”。何况，大师哪儿“破”了？一直风光得很呢。

从我目前为止看到的材料来看，其他的不敢肯定，但他的虚伪却是没跑的。“文章归文章”没那么简单。作品表面的一点所谓文笔算个什么？

余某人好的文章不是没有，比如像《家住龙华》这样的文章。但我觉得除了少数的几篇之外，其余的都不怎么样。这么扭捏作态的文字实在让我很反感。我也不是捶破鼓，之前在“跑马贴”里就没少说过。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3 15:29
标题: re:有兴趣看看这个：http://www.y...
有兴趣看看这个：http://www.yantan.org/bbs/thread-92237-1-1.html

注意后面“刘春”的那个转帖。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4 08:09
标题: re:你们俩“杠”你们俩的，余大湿我是提都不想...
你们俩“杠”你们俩的，余大湿我是提都不想提他了。我要转一篇雄文，这个叫亦忱的作者虽然一直自称他没文化（指的是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他的文章我觉得还是很耐读的，曾经在这里转过一篇他写的《肖申克的救赎》的影评。



在以吏为师的社会哪来的文化大师？



——关于日亡二位“国学大师”的感想


文/亦忱


        中华民族真是一个祸不单行的民族，其硕果仅存的几位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师”，在7月11日，居然连续走了两位：季羡林以98岁高龄辞世，任继愈也以93岁驾鹤西行。


    也许，我按当下流俗的说辞把季羡林和任继愈二位老先生称之为“国学大师”，真的有违季、任二位的遗愿。据多家媒体报道，因为二位老人作为中国上世纪文化界的大家虽然的确不假，但据传闻，可每每当有人给他们脑门上扣上“国学大师”的头衔时，他们却都坚辞不受。对此，我私下以为，这绝对不是季、任二位文化大家的谦虚使然，而是这二位深通中国文化的鸿儒于潜意识中，一定是有着这样的信念：在一个以吏为师的社会中，其实，所有文化人都只不过是各级官吏的文化仆从，如果自己收下所谓大师的桂冠，那当今圣上、当朝宰相和各部尚书们情何以堪？


    恕愚人直言，我虽然生为中国人死也一定会是中国鬼，但我却对人人向往弄懂弄通的“国学”，过去一窍不通，今后也不想通它一窍。今生直至死亡，我恐怕只会像我的文盲老娘一样，信奉中国民间的常识。诸如，每个人都会有末日，谁老了最终都会死去这样的道理我自认为比谁都懂，所以，我才觉得，每天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人的末日。别说区区国学大师，就是上世纪的万岁万万岁的爷，也不过寿终于83岁。

    再说，退一万步讲，季、任二位国学大师所研究的中国乃至印度的绝学，究竟与我何干？比如，季氏所深刻研究过的佛学，究竟对我中华上国的佛学复兴有何裨益？那少林寺如日中天的释永信和猖狂于世界的“邪教”教主李某人是否都受教和受益于季氏所研究的绝学？又如，人人都说季氏写得一手上好的散文，可我这个呆子却便索网络，半天都搜寻不到一篇可以心情愉悦地读完的好东西，找到的却是令人难以卒读的诸如《怀念乔木》的奇文。所以，在我这个蝇营狗苟的中国呆子眼里，成就季、任二位深远历史声誉的所谓“国学”，只不过是一堆散发着中华霉味的文化垃圾而已。自然，其味同嚼蜡的散文，也不是我这个没有文化的衰人可以消受的东西。


    有人说，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暴徒们妄批胡适和陈寅恪时，季氏曾三缄其口，保持了难能可贵的金子般高贵的沉默，这便是他没有出卖良心的高尚证明。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我觉得从今往后，把“怯懦”二字作为中国学人最后能够守住的道德底线，倒是比较合适。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若我坚持要说中国没有大师，也确实是无知之极的说辞，我尽管无知但尚未无知到极点。事实上，据我所知，即使在这整个中华民族除了老毛在“浮想联翩”而全民不会思维的时代，中国还是出过足以挽回整个民族声誉的思想大师顾准先生。不过，因为顾准天生反骨，不会匍匐在帝王将相们足下，所以，他也只能成为我等草根们心目中的大师，而永远成为不了帝王将相们眼里的大师。


       坦率地说，对季、任二位鸿儒的谢世，我丝毫感觉不到对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会产生什么正面或反面的影响，犹如我隔壁的大爷寿终正寝谢世一样，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倒是那些追捧季、任二位先生的腐儒们祭奠乃师的说辞，令人听了顿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下面，我们看看季大师的收山徒儿是如何以令人惊叹的绝妙好辞祭奠乃师。


       此人在名为《哀告》的文稿中，对老师以98岁高龄结束质量犹如植物人的生命而走进历史，居然感到“毫无准备的哀痛”。不过，他哀痛过后居然是感动。他在《哀告》中是如此这般地描写他的感动：

      “令我们感动的是，北京大学闵维方书记和周其凤校长和其他北大领导很快赶到医院，商讨了治丧事宜。11点，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尊敬的刘延东同志也赶到医院；12点，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尊敬的温家宝同志也从会场赶到医院。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无比感动的是，温总理满含真情地讲：‘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和几个问题准备和您讨论啊。’我们对党和国家对季羡林先生的尊敬和关心，深受感动，并深表感谢。对301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由衷的谢意。”


       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再说我估计很多人连饭都会吃不下去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中国呆子眼里，季、任两位拒绝承认自己是大师的人走了，走的是如此安详和宁静。我估计，他们告别这个和谐盛世前往天堂时，大概不会想到这个无耻的民族以及他们众多无耻的学生，在以吏为师的时代居然会一个个匍匐在权力的脚下享受着无以言表的感动，而让我们这些不知大师藏在何处的呆子们，在注定没有大师的时代，对着野兽出没的旷野，而“仰望星空”对大师们叫魂。

（2009-7-13）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4 08:51
标题: re:季老在他的研究领域算不算大师先不去讨论（...
季老在他的研究领域算不算大师先不去讨论（虽然我认为可以称大师），问题是他的专业根本不是“国学”啊。连北大这帮学生拉横幅，手捧蜡烛祭奠的时候，横幅上赫然写着的也是“国学大师”！唉，没文化没常识到这个地步。他哪是研究“国学”的？啥是“国学”弄清楚了没有？----说实话，“国学”屁都不是，也没个定义，但老先生研究的压根就不是什么国学。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4 09:15
标题: re:能堪称国学大师的，我看只有早已作古的王国...
能堪称国学大师的，我看只有早已作古的王国维和陈寅恪二位大人了。有时候想想，所谓国学，无非就是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之类，你说那是屁，我也表示谨慎地认同，呵呵。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4 09:29
标题: re:红旗下为何出不了季羡林这样的大师ht...
红旗下为何出不了季羡林这样的大师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913501


季羡林走了，以98岁的高寿走了，带给我们的没有悲伤，只有思考和缅怀。很多人将季羡林的离去，解读为最后一位大师的背影已经远行，“泛五四一代”终于划上了句号。

目前的中国，既是一些所谓大师过滥的时代，又是真正大师稀缺的时代。对季羡林是否是大师，我是没有办法去评判，因为他研究的梵文等领域，我是一点都不懂的。所以我估计现在那么多高喊他为大师的人，绝大部分都也搞不清楚，季羡林在专业上的成就究竟如何，究竟是怎样成为大师的?所以当季羡林认为自己既不是大师更不是国宝的时候，很多人理解为是他的高风亮节。但是否也可以换位解读为，在“泛五四一代”一拨大师中间，季羡林面对胡适、陈寅恪这些大师，他自己是否也感觉到也有距离呢？




姑且不去议论季羡林是否可以比肩胡适、陈寅恪，但我们到可以清醒的看到，季羡林、吴宓、顾准、钱钟书这些公认的大师们都不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全是在“万恶的旧社会”成长起来的。我们扪心自问，红旗已经飘扬了60年了，我们培养出大师了吗？60年应该说是个够充裕的时间了，足够培养出大师了，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红旗下就没有成长出真正的大师。所以才出现了很多媒体用了最后一位大师远行的新闻标题。红旗下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师，倒是成长出来了很多诸如写出千古名篇“纵做鬼，也幸福”的所谓的王大师们。当然我们现在对大师的理解，更多的是人文方面的，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不叫大师，叫科学家。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要承认，60年里面还是有很多成果。


红旗下不但没有培养出大师，反而一些在“万恶的旧社会”成长出来的大师，在红旗下倍受“特殊照顾”。季羡林是在牛棚里面关了十年，至于吴宓、陈寅恪、胡风、老舍、顾准等大师的结局，不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回过头来看，庆幸的胡适、傅斯年、林语堂当年没有留在大陆，否则，他们的结局，我们不难预测到。


季羡林的离去，如果能够让我们好好反思一下，为何红旗下出不了大师？能够让我们思考一下，什么土壤才能够诞生出大师？能够让我们酝酿一下，为让更多的大师的诞生可以做出一些什么具体的改变？这也算是季羡林这位大师离去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另一种财富吧。毕竟，一个缺乏大师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的；一个没有大师的国家，是没有灵魂的国家的。


如何更好的反思？此刻，借季羡林大师的辞世，我们更需要用心体会巴金最后一次见到胡风时候的那份内心深处的羞愧。我们更需要用心剖析一下郭沫若这位旷世才子，为何现在被很多人从道德层面鄙视？我们更需要用心总结一下，钱学森当年用科学为亩产上万来做权威论证，后来带给中国人民什么严重的伤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透过巴金的《随想录》，见证反思和忏悔的价值！而只有这种深刻的忏悔和反思，才能够给我们找回大师辈出的方向。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4 10:18
标题: re:别“为何”了，本来就是个不需要多解释的事...
别“为何”了，本来就是个不需要多解释的事实。一旦高校喊出“用dang的****思想指导高校的教学科研活动”，这就全歇菜了。

自然科学方面也乏善可乘。乱来的事情太多，教育部弄长江学者，中组部来个千人计划，相互打架玩。这些事老百姓是不知道的。瞎搞。中国缺人才吗？从来不缺，缺的是环境和机制。靠扔钱把人才弄进来有什么用？何况是否人才还打折扣呢。
作者: 语晨313    时间: 2009-7-14 10:29
标题: re:余让我想起了杨朔，看似有才，其实没灵气没...
余让我想起了杨朔，看似有才，其实没灵气没思想，就是辞藻的堆砌。

有灵气的，提一个，还是女的，杨绛？肯定把余比下去了。看似平淡的行文，其实深刻隽永。
作者: 秋爸爸    时间: 2009-7-14 10:41
标题: re:这年头，大师这个词快变成贬义词了。还是秋...
这年头，大师这个词快变成贬义词了。还是秋雨先生（一笔写不出两个秋嘛，我挺得有理）高，他不让人家说自己是大师，说比大更高一点的是老，叫他余老师。可惜啊，就算老师这个称呼，在文艺界或者文化界，自从赵忠祥-赵老师出事以后，也变味了。更如今，“小姐”“大哥”的称谓都不好乱叫了。

季老刚去，当前不宜抬他的杠，否则会犯连岳一样的错误，如同911刚过喊反美口号，貌似理智，实不明智。余老师那流泪告灾民也是这类型的。前两天，谁要是提MJ坏话，那也属于没事儿找抽。

不过，怎么比，我都觉得MJ和季老的离去，MJ更像《功夫熊猫》里的乌龟大师的仙逝，虽然乌龟大师绝对算咱们所说的“国学大师”，但那桃花满天的凄美感人，非KoP才配得上。咳，惭愧，我这美学价值观也许就是这样被好莱坞这些西学给影响了。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4 10:44
标题: re:评价一个人，不管他多德高望重，都可以从“...
评价一个人，不管他多德高望重，都可以从“知识”层面和“认识”层面去评判。有的人知识积累很高（特别是某些专业方面），但认识并不高（换句话说没什么思想）；认识高的，未必需要单纯的知识量很高。

季老的专业著作，我一点都没看过，在专业领域内当然是个大家，他写的《糖史》被“读书”杂志在某年被评为优秀论文，我看过梗概，还是很钦佩的。但是他专业之外的一些文章、散文，看过一些。感觉上，呵呵。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4 11:08
标题: re:我理解的大师，学养和风骨并重，与楼上...
  我理解的大师，学养和风骨并重，与楼上“知识”“认识”大概是一个意思，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也是这个意思，有知识可以去格物，但未必能致知，能致知不能践行也枉然，余大师的知识和格物都没问题，只是他践行的是他致知的反面，问题是他不装孙子还整天装崇高，被骂被吐口水是必然的。其他被称作大师的，大都停留在致知不践行层面，所以李敖説大陆真正的大师都死光了，剩下的就称大师了。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4 11:14
标题: re:我觉得要分的话，分三层：知识、认识、践行...
我觉得要分的话，分三层：知识、认识、践行。出于特殊时代的原因，有“认识”但没“践行”，但守住了底线，还是可以宽宥的。但很多的人是“认识”这一层都没达到，就像吴晗这样的，当年批起费孝通来可不留情面呢。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4 11:24
标题: re:余秋雨，我之反感他源自青歌赛他对考题的演...
余秋雨，我之反感他源自青歌赛他对考题的演绎，故作高深地把常识显摆得那么旁若无人，不仅浅薄，而且是对国人的侮辱。

季羡林先生据说是精通十几门外语的，这就足够令我辈佩服，但也就是术业有专攻，但精通十几门外语又罕见国学原创著作，也成了国学大师，真让人不明白。至于他的《人生絮语》 、《季羡林谈人生》，也就是勉强算优秀的作家的勉强算优秀的散文，肯定没有热捧者吹嘘的那么天花乱坠。

任继愈先生的国学著作，那是颇有时代开创性的，凡是学过文史哲的，都曾经在他的著作牵引下入门，是不是国学大师不好说，但绝对是许多相关领域学者的蒙师或导师。因为相比较于季羡林先生显得“冷落”，倒让我对他多了敬重。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4 11:29
标题: 全面打败新华社的纪念文章
关于季羡林  
      ----宋石男

季羡林于今晨（7月11日）逝世，20世纪的学术余音从此不再绕梁。以私人眼光看，他的学问与人品都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如今斯人已逝，那个时代最后的精气神也随之消散。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一贫穷家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文系，1935年赴德留学，次年修习梵文，从此踏上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之路。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东归，次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教授、系主任。建国后继续任教于北大，同时在多种部门、协会、机构中兼职。

他一生的学问兴趣颇广，其自述曰：“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懂12门以上的语言，其中吐火罗文据说今世已不足30人掌握。在精通语言的广度及深度上，整个20世纪，只有其师陈寅恪差堪比拟。

根据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和令恪的研究，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有如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其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学者，并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3）吐火罗语研究。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诡论；（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如《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论文，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1996年发表《糖史》；（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如以10年心力译出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7）比较文学研究；（8）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种、800余册；（9）保存、整理祖国古代典籍。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总编纂（关于《传世藏书》，业界颇多争议，季羡林也因此遭受质疑）；（10）散文创作。

据此，说季羡林是一代通儒，并不过分。通儒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在学科专业越来越细分乃至学术原子化的今日，再出现季羡林这样横跨如此多的领域的通儒，几乎已不可能。如果说钱锺书的逝去让带有大众性质的通儒成为天鹅绝唱，那么季羡林的逝去则让带有小众性质的通儒“广陵散从此绝矣”。而通儒的消亡，可能使学术视界日趋狭窄，进而导致学术萎缩、画地为牢。

学术上，作为通儒的季羡林终身保有20世纪上半世纪的精气神，人品上亦然。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中，他保持沉默；在随后对其师陈寅恪的批判中，他仍三缄其口。多年后他追忆往事，写道：“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此种风骨，为20世纪上半世纪所特有，更不易的是，季羡林没有让它为20世纪下半世纪掠夺。

现在看来，在21世纪，属于20世纪的季羡林的晚年，也许并不幸福，不论是与其子女的纠葛，还是骄纵校方人员的侵扰。令他同样不悦的，或许还有被当作国学图腾来膜拜。在季羡林的晚年，确然已成为一个国学图腾，能读懂他专业著作的人没有几个，津津乐道于他的语言能力及博学的人却摩肩接踵。某种意义上，他和晚年的巴金颇为相似，只是一个是国学图腾，另一个是文学图腾。

与很多老糊涂不一样，季羡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被绑架成国学图腾的境况，并以温和的方式表达抗议。在晚年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明确拒绝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说：“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正因为这份清醒，季羡林也未陷入“多寿则辱”的尴尬。

今日的人们，大多不懂学术也对之无兴趣，但至少保持了对学术的憧憬或尊重，虽然此种憧憬或尊重多数来自幻觉，毕竟也是一种进步。季羡林晚年得到的憧憬或尊重，或会令另一些大师的仰慕者心酸。陈寅恪1969年在痛苦中死于广州，“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陈垣1971年6月饮恨以殁，死前一直处于软禁状态，尽管毛泽东曾公开赞誉他读书多，是国宝；吴宓1978年1月病逝于陕西老家，寂寞孤清，无人问津；顾颉刚1980年12月病逝，而他的学问，在大陆，还要等其逝后多年才有人研究……相较而言，季羡林的晚年待遇，远比这几位同为大师甚至更加重量级的学者而高。这是一种奇怪的讥刺，当我们拥有最有分量的大师时，却将之弃若敝履；当我们不再拥有最重量级大师时，才对硕果仅存的学者不由分说地顶礼膜拜。

与季羡林同日病逝的，还有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哲学史家任继愈。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属于20世纪的最后的学术精神湮灭。季羡林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在那个“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年代，他也许不是最璀璨的明星，但在21世纪，却是逝去年代的学术精神的最后孤证。任继愈则属于20世纪下半世纪，在那群戴着意识形态镣铐跳舞的学者中间，他的平衡感拿捏得最到位，也是最接近大师的人之一。

他们的逝世，不但意味着属于20世纪的最后的大师离去，同时也让我们身处的这个学术萎缩的时代更加干枯冷寂。大师于风烛残年的矗立，虽不能挽救学术界侏儒林立的恶现状，但起码可以给人一点慰藉与希望。如今大师已逝，学棍、学阀、学混的嘴脸将越发清晰、主流，官僚精神彻底取代大学精神，独立自由的学术终被以吏为师的传统所亵渎。而这，才是大师逝去让我们最伤痛之处。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4 11:42
标题: re:宋石男的文章写的精彩，牛博上他的文章...
  宋石男的文章写的精彩，牛博上他的文章我是比较喜欢的。说起吴宓，读《陈寅恪，傅斯年——大师之后无大师》才知道他晚年竟然凄苦地死在陕西老家的窑洞里，陈寅恪是红卫兵将高音喇叭放在他们老两口床头给吵死的，读来令人扼腕，G.Bandit对这些学人的戳害至今依然是一笔糊涂账，欲要和谐与和解必须清算。
作者: 璞儿爸爸    时间: 2009-7-14 11:55
标题: re:呵呵，山林说得痛快，只是措辞能斟酌一下就...
呵呵，山林说得痛快，只是措辞能斟酌一下就更好，不然恐怕以琳先被和谐一把了，呵呵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4 12:16
标题: re:邵明波的博客：季羡林先生在世时，人们出于...
邵明波的博客：季羡林先生在世时，人们出于对先生的敬仰，加封先生“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如今先生遽归道山，媒体报道又给先生冠以如下头衔：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但是，在我看来，先生只有一个头衔也许就足够了：中国二十一世纪最后一位语言学大师！

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当、最实在的评价。



作者: 秋爸爸    时间: 2009-7-14 12:40
标题: re:最富感情的评价，还可以，可最实在的？二十...
最富感情的评价，还可以，可最实在的？二十一世纪还有九十多年要过呢。
猫王死的时候，大家也以为空前绝后了，再没有好歌好歌星啦，后来有了MJ，没多少人再听猫王了。
季老在学术领域的成就自不用说，但名声最火也就是过去的这十年。他真正出学问的时候，倒是默默耕耘不广为所知的。
还是“国学”二字赋予了老先生这些年的最大的风光。很多人借他的名来光大“国学”罢了。另还那个文_沙老还被借错了的事情发生呢。
要有历史唯物主义啊。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4 14:11
标题: re:[QUOTE][B]下面引用由[U]秋爸...
下面引用由[U]秋爸爸[/U]发表的内容：

最富感情的评价，还可以，可最实在的？二十一世纪还有九十多年要过呢。
猫王死的时候，大家也以为空前绝后了，再没有好歌好歌星啦，后来有了MJ，没多少人再听猫王了。
季老在学术领域的成就自不用说，但...


秋爸爸很有历史唯物史观。但我以为，以目前中国这种高考选拔体制以及职称晋升体制，有考霸、学霸，就是没有天才、大家。

在如此浮躁、物利、自我阉割的土壤里，要诞生精通中外语言，而历史、学理素养渊深，且安于坐冷板凳，并能大辟蹊径的语言学大家、大师，非常之难，非常之难！这也是我赞同“中国二十一世纪最后一位语言学大师”一说的重要依据。

再者，我主要侧重于认为，把季羡林先生定位为语言学大师，比较符合实际，比“国宝”或“国学大师”要贴切。
作者: gavindawn    时间: 2009-7-14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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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海生    时间: 2009-7-14 17:26
标题: re:现在，国内大学的教授，每月工资也就600...
现在，国内大学的教授，每月工资也就6000元左右。这个收入，你怎么能要求教授们甘于寂寞呢？我有一位教授朋友，还要业余时间到澳门兼课，奔波于澳门和广州之间，说起来心里难过，这位朋友动过大手术，身体不是很强壮，但是为了生计，也只好辛苦啦。

陈寅恪大师做清华教授的时候，每月工资是几百块大洋，当时一个大学生的每月生活费只有几块大洋，是100倍的关系。这是什么概念，今天大学生每月开销以600元计算吧，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就是6万元。之所以上个世纪的前40年，大师在中国出现，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高薪水，生活有保障，才可以专心治学，饿着肚子是搞不出好学问的。

今天，知识不值钱，教授不值钱，当然，今天，能跟王国维等大师辈匹敌的教授一个也没有。

悲哀呀，真是悲哀。中国不再有大师。

知识分子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定格在20世纪的头40年。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4 18:05
标题: re:[QUOTE][B]下面引用由[U]ga...
下面引用由[U]gavindawn[/U]发表的内容：

在很早以前，我是看过余先生的《文化苦旅》，觉得还是不错...


我也是。说真的，把一个人物、一个地方叙述得那么有味道，让我对余秋雨颇为景仰。但后来他的自是与喧嚣，的确让我很反感。正如钱钟书，我曾经非常崇拜他，不管是《围城》，还是《管锥篇》，都是仰止的高山，但后来看到他谀者亲，悖者仇的学霸做派，就不那么推崇了。当然，余比钱的学养，那是无以相提的，但文阀与学霸的戾气是相通的。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4 18:27
标题: re:【转帖】钱钟书神话的破灭—从宗璞《东藏记...
【转帖】钱钟书神话的破灭—从宗璞《东藏记》说起（节选）

    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人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性。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钱钟书写《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在暴力肆虐的“文革”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如果完全断绝权力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
   
    其实，宗璞《东藏记》中的讽刺文字并不算太刻薄，钱杨二人的文字才算是刻薄到家了——看看他们对散文家林非一家的攻击，便清清楚楚了。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在“文革”当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同处杂院，为着寻常的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多年之后，双方均撰文攻击对方，其中尤以杨绛的文字最为恶毒。两家的矛盾，其实并无根本的好坏、是非之分。与许许多多“臭老九”一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当然知识分子自己也需要反省和忏悔。而对于广大“钱迷”来说，一听到这个事件，便如同神话破灭一样。我一直坚信，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认为那些学问家也是道德家了，也就不会对他们高山仰止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前几年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从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寥寥数语、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如我的好朋友徐晋如所说：“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
   
    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神仙的姿态冷眼看人，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与之相比，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并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走向“自由化”。
   
    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杨绛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可惜还是留下了一点尾巴，被细心人抓到了。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4 18:35
标题: re:T版楼上引过的宋石南曾经撰文公开申明：讨...
T版楼上引过的宋石南曾经撰文公开申明：讨厌钱钟书。节选如下：


钱钟书的东西说到底就像前人评吴梦窗词：炫目如七宝楼台，拆碎了不成片段。又或者如章学诚所抨击的乾嘉陋儒，有功力，没学问。（不少钱粉却指着功力当学问，就像指着粮食当酒。）

钱钟书治学既无甚可取，小说则更烂。《围城》充斥了用汉字翻译的英伦俏皮话，读起来完全不像人话。整个情节、人物均是漫画式，却又仅仅是《卡酷全卡通》的水平。推崇《围城》的夏志清教授，亦是个大傻逼。一个认为《水浒传》没有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所以不入流的人，当然是大傻逼。

其实在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最缺的不是博学，是脑子，是问题。有了各种搜索引擎与数据库，类书、札记式的玩意已经不能再吓唬人。惟有综合与分析，带着创造力的智慧，才可能导向真正的学问之路。否则，再多的资讯罗列，都导不出学术与骄傲，只映出幻术与自卑。

当然，我决非提倡不读书，恰恰相反，任凭搜索引擎再强大，读书仍不能被替代。毋庸赘言，这是常识。我只是反对像条板凳一样地死读书，傻读书，然后将一肚子的资讯当成智慧。

从资讯到智慧，尚有三个步骤：第一步过滤资讯，第二步转换为知识，第三步升华成智慧。资讯、知识、智慧三者，不能混淆。


我讨厌钱钟书，主要来自其《容安馆札记》（转见于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

他在札记中对所有人尖声嘲笑，比如讥刺老实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摘指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但是他自己做了什么？《管锥编》、《谈艺录》充满了鸡毛蒜皮的资讯罗列，却毫无系统，也罕有问题意识。（《七缀集》是他最有问题意识的论文集，不错，但举证也常冗余、炫耀。）至于《宋诗选注》，作者小传部分或算亮点，注释也可圈可点，但选诗的角度却实在离谱，胡适说他“迎合风气”，并不过分。在选目上，还不如金性尧的《宋诗三百首》。（钱为自己辩护，暗示选目是集体讨论，自己也做不了主。既然如此，作为所谓“素心人”，你大可以选择不做嘛。）

小说方面，《围城》我个人不喜欢，但不反对他人喜欢。我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是《围城》中充斥的油滑气以及文字的造作。有朋友说要与博尔赫斯比较一下，因为博尔赫斯没有写过长篇，那我们就看看《人兽鬼》这本短篇小说集，跟博氏任何一本集子比，都像是拿郭敬明比沈从文。

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有小机灵，有妙语，但包袱抖得太多了，看不到真诚，又像是一个满脑壳都插上花的郊区农妇。

所谓踏踏实实做人，也有疑问。文革中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甚得太祖欢心。跟邻居发生摩擦时也毫不客气，杨绛咬伤肖凤，钱钟书则用木板打伤林非。

总的说来，钱钟书不过是个帮闲文人、休闲学者，所谓“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神话，甚至笑话。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4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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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转两篇关于陈寅恪的文章

一，大师的学养

    陈寅恪三十几岁就被人称为“教授中的教授”，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陈寅恪每次上课，教室都座无虚席，满满当当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陈寅恪上课为何有着如此的奇观，他究竟有着什么不一样的魅力呢？
陈寅恪“四不讲”


　　陈寅恪给上课，从不拾别人牙慧。史学家李埏回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常人难以企及的大师风格，当然不仅体现在“四不讲”上。


　　陈寅恪的教学方法有其独特性，他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


　　唐代研究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回忆陈寅恪的教学方法时，描述说：“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注重新的发现。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但做论文，他要求新资料和新见解，否则并无益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各同学听讲及研究后，细细的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


　　罗香林还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陈寅恪是个很少让人失望的人，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无一失望。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去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无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逝世）和劳榦（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三位先生。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之后，常常议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


这拿手戏看者容易，演者不易，陈寅恪场场能拿出这般精彩的拿手戏，与他的治学之勤和治学之严分不开。


陈寅恪风雨无阻勤治学


　　当时的“清华学院多英杰”，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赵元任住南院（抗战后改名照澜院），陈寅恪先后住过西院36号、南院2号，以及新林院（俗称新南院）53号，都是常川住校的名师，而学生也都是一时之选，要让学生和老师都佩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寅恪不仅在学识上让老师和学生都佩服，也在治学上的严谨让他人皆佩服。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后来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为此，傅斯年对陈寅恪评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长女流求的追忆中，我们还可以窥知一二他的治学之勤：“从我记事起，我家住在清华园南院，后移居新西院（按1935年后），距西校门不远。这时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



“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治学面很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可以说是通晓古今活文字及死文字十余种，能背诵《十三经》及“三通”，对佛门典籍及隋唐史尤有精深之研究。


　　陈寅恪初到清华授课时，给研究院的两届研究生约七十名，首开的课便是“佛经翻译文学”，后又担任“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牵涉到许多边疆语言和外文，在当时算是自辟蹊径的创举，懂的人很少。一位研究生回忆当时的情景道：“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


　　对陈寅恪上课的情景，曾旁听他的课的许世瑛描述说：“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


　　陈寅恪所教的课程虽生僻，但他侃侃而谈，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把史料、引文的出处，作者是谁，哪个版本，多少页，都给学生交代得一清二楚，伴随而来的阐发甚是精当，令人不由得称叹。


　　难怪陈寅恪初到清华时。吴宓有赋赠陈寅恪，言：“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并认为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对陈寅恪，梁启超也很尊重，向人介绍时常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在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时，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曾问梁启超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答：“也没有著作。”曹云祥又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先生气了，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梁启超最终说服了曹云祥。可见梁启超对陈寅恪的重视和佩服。


摘自——不一样的陈寅恪 上课一半是学生 一半是老师


二，大师的风骨

南国的冬日(3)


　　此时的陈寅恪似是抱定终老岭南的决心，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和英帝国主义控制的香港，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个中的原委，陈寅恪自有不便向外人道处。曾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史学家、陈寅恪学生辈人物赵俪生，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晚年曾写过一部回忆录，对当年名噪一时的所谓"创造社"成员有所提及，在涉及成仿吾为人处事时，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成仿吾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6]

　　时在清华的陈寅恪当然不会知道发生在华北大学的这一幕，但直接或间接地从各色接收大员的神态、口气与做派中，一定感受到了这种萧杀、紧张的气氛和起自北方的寒意。因而，当清华园被接管之时，陈寅恪的一些故旧门生在已成为红人的吴晗等人撺掇下，曾寄信劝其重返清华，均未奏效。进入1953年，北方不断有信息捎来，谓"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7】，等等，但陈寅恪仍像当年对待杭立武一样不为所动，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8】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氏的思想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抗战前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因而他不为劝说者和所谓的"中间人"所动，继续留在中山大学（时岭南大学已并入中大）静观其变。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9】。这个时候，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赴广州劝说陈寅恪北返颇为踌躇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与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亲笔签发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当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当年的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自己无论是从辈分、地位、学识等诸方面，都不具备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是何等地不自量力与糊涂。更为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10】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政治味十足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激愤之语。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顶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当年的一家人现在很难再说一家话了，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南国的冬日(4)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当然，陈氏之激愤并不只是对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答复。汪篯对这个"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陈寅恪把矛头转向郭沫若本人，对汪篯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从以上的谈话中，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学"和范文澜等辈所谓"新史学大师"们极大不满，从内心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悲鸣与愤慨。这次长谈，标志着陈寅恪向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在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11】。无奈的汪篯只好带着惶恐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傲的身影，陈、汪师徒之间的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摘自——陈寅恪与傅斯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4 20:12
标题: re:上来瞄一眼，发现云兄通过转帖已经在向钱钟...
上来瞄一眼，发现云兄通过转帖已经在向钱钟书先生发难了，这是我受不了的。晚上我还要对付儿子，且等明天有空了杀回来。
作者: wgfxpp    时间: 2009-7-14 20:18
标题: re:云兄的转贴对钱钟书看法我甚以为然，他能如...
云兄的转贴对钱钟书看法我甚以为然，他能如不倒翁般在南书房行走，任毛五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明证，当然期待T兄另有其他的高见。
作者: 五月    时间: 2009-7-14 21:04
标题: re:看看热闹，插不上什么话——就说一句。有能...
看看热闹，插不上什么话——就说一句。有能耐的人就应该有点脾气。欧了~~~~~~~~~
再说一句，有能耐的人总有点臭毛病，老百姓看着还可以，同行看着就非常之不顺眼！！
不是指各位大侠，指那些写评论的人，相信一半怀疑一半儿可能好点。
这回真欧了~~~~~~~~
作者: 五月    时间: 2009-7-14 21:23
标题: re:再有看到钱钟书打人一节，很有趣。估计一般...
再有看到钱钟书打人一节，很有趣。估计一般的大师可不敢这么糟蹋自己的形象，打得很好，很率真！！毛泽东说得好，他也是一个人么！！！！！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5 00:21
标题: re:我评价余秋雨，是在看过他的绝大多数正式出...
我评价余秋雨，是在看过他的绝大多数正式出版的文章之后，认为他的东西并不高明且让我厌恶。当然，我也承认像《都江堰》、《信客》、《家住龙华》等篇，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这几篇一点都没有扭捏作态，写得很真诚。我讨厌余秋雨，除了他的文字扭捏作态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不懂装懂。他在凤凰台的策划下游历欧亚，写了一堆东西，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俯拾皆是。比如他根本不懂北欧的历史。----不懂是很正常的，但是装作很懂就令人讨厌。当然，这些错误都是学人指出的，我没这个能力。我看这些评论写得都很严谨，于是一边欣赏，一边鄙视一下余老师，顺便长点见识。

我不知道宋石男是否通读过皇皇巨著《管锥编》，如果没有读过，就很方便地套用一般庸人所给予的评价，比如“只见罗列，不见系统”、比如认为有了方便的电子检索之后，这样靠记忆力牛逼而写出来的东西就没什么价值，那我就会很鄙视宋石男了，尽管我很喜欢他的很多文章，这是两码事。

关于钱钟书，我看过的作品是《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住》（部分）、《谈艺录》（一点点）、一系列学术散文（比如《模糊的铜镜》、《诗可以怨》这一些）。同时，我很有兴趣看学者对钱先生的交往回顾和评价。本人才疏学浅，无法原创对钱先生的评价，现转帖我之前收藏的一些文字。如下：

（1）周泽雄先生的《闲话<管锥编>》系列。周先生通读过该著作若干遍，这是他为《北京日报》写的一系列介绍文章。如果有兴趣讨论钱钟书的，建议耐心读一读，特别是其中的“之六：钱钟书与体系”：
闲话《管锥编》.doc

（2）我之前买过一本黄永玉写的回忆文章集《比我老的老头》，第一篇是回忆钱先生的《北向之痛》（因黄永玉是在香港写就的，故有此名），也不妨看看：
北向之痛.doc

（3）下面一篇是学者余英时的回忆文章：
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doc

至于钱先生打人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在《南方周末》上看过相关的长文，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这么说吧：马尔蒂尼作为意大利铁卫，属于职业生涯中几乎没得过红牌的道德模范（至少是球场上），但在前不久的告别赛结束后，对看台竖起了中指，只因球迷辱骂太甚。----注意，我这里无意类比被钱先生打的人（我都没弄明白是谁）做过了什么，我只是说，人一辈子，少得了当一回咬人的兔子吗？大家都说家务事难断，须知邻里间的事也是难断的。

至于学阀、学霸的指控，我貌似没看到相关的证据。以两位先生的为人，本人大胆推测决不至于。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5 00:34
标题: re:回头再看宋石男文章最后一句：“总的说来，...
回头再看宋石男文章最后一句：“总的说来，钱钟书不过是个帮闲文人、休闲学者，所谓“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神话，甚至笑话。”

“文化昆仑”本是庸人强加的，大可商榷；但“帮闲文人、休闲学者”，确实是一个非常轻率、轻浮的评判。再次鄙视一遍宋石男。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5 08:41
标题: re:在这里扯的这些东西，其实慢慢厘清了自己怎...
在这里扯的这些东西，其实慢慢厘清了自己怎么看人、评价人的角度和方式。

我同意陈丹青对张艺谋的感受。陈丹青作为开幕式艺术顾问之一，有过和张艺谋共事的几段时间。关于张艺谋，陈说“我对发了狠拼了命干活的人都持有敬意”（大意）。开幕式效果如何可以评判，烟花大脚和林妙可的作假可以批评，张艺谋的几部大片也可以鄙视，但不影响我对他“发狠拼命”的劲头表示钦佩。

钱先生“妙笔著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守住了一个学者的良知和底线，从余英时（还不止是他）等人回顾钱先生访美时的一些言论可以间接看到。或许他没能做到“铁肩担道义”，“为民喉舌”。但这是需要对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苛求的吗？  这里的问题在于，“文化昆仑”的高度，是别人（我记得是柯灵）加封的，钱先生本人对这些东西躲之不及的。如果从“昆仑”的高度去要求，钱先生非得要和专/制执著抗争才是。先扔给他一个高帽子，然后按照高帽子的标准去鄙夷他根本够不上，这是哪跟哪儿的事？！

关于钱先生在文革期间的待遇，这些评论也非常奇怪。钱先生在文革中的确未受大的冲击，但远远谈不上如何得势得利。如果我们责怪ZF打倒一大片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责怪ZF重视一个有影响的学者，让其担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不是一件及其荒诞的事情吗？反问一句，难道全部打掉才让评论者高兴吗？

套用“知识、认识、践行”三个方面的话，任何一面的突出，都足以让人尊敬，前提是其他方面不要出现负数。三方面都突出的，高山仰止。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5 08:56
标题: re:宋石男文章中对《宋诗选注》作了评价，如果...
宋石男文章中对《宋诗选注》作了评价，如果他认真仔细读过《宋诗选注》的序言、后记，我就很奇怪他的见解了。

至于说钱先生抖机灵，这个提法也比较奇怪。首先是钱先生的著作全量中，抖机灵的占了多大比例？再者说，让一个才华横溢才思乱窜的智者不抖点机灵，岂不是和禁止虎娘晨妈这样的美女不能秀身材一样的残忍？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5 08:59
标题: 打人事件
http://www.taichie.com/qianzhongshu/html/qian-17.htm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5 09:14
标题: re:刘晓波（老侠）：沉默即死亡——我看钱钟书...
刘晓波（老侠）：沉默即死亡——我看钱钟书（节选）   

    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但是他的清高成为媒体的关注热点，则是从钱钟书成了“钱学”之后，他的名字在公众中迅速升温乃至大红大紫，得力于电视剧《围城》及其媒体炒作。社会是很势利的，越是大名人就越应该、越有资格清高，有些类似怪癖的习惯，放在一般人身上就是生活恶习，而放在大名人身上则是有性格或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钱钟书的清高比较走极端，他是爱谁谁，拒绝国内媒体的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高薪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许多人拿钱钟书的这种拒绝说事儿，把钱钟书作为抵御世风日下的楷模。

　　“大隐隐于世”，钱钟书的清高使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此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之名。你很难确定，这是一种真正的对世俗功利的超然，还是一种精打细算的生存谋略（类似于政客的阴谋）？

　　我以为，钱钟书的这种拒绝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人格上的盲点或无知——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在官方的提倡和主导下，大家莫明其妙地把他捧到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许以高薪都请不动的地步。对高薪的拒绝本身无可挑剔，最可疑的是他拒绝的理由——“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学似乎是对牛弹琴。要是别的理由还有几分诚实，但是说人家听不懂他讲的东西，在我看来，就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因而也就流于浅薄了。不要说他后来的成名受惠于早年在西方著名学府的留学生涯，应该心存感激才是。就是假定他完全自学成材、变成著名学者，也没有任何理由如此狂妄。我以为，凡学者总要心存某种敬畏，象牛津、哈佛这样的学府，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甚至改变人类思想命运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一个学人被邀请去这种学术圣殿，不仅应有荣誉感，更应该怀有一份敬畏和谦卑，就象教徒走进教堂——如果还是个学者的话。而钱的态度既无受惠者的感激，更无学者的敬畏和谦卑，有的只是目空一切的人格无知及由此产生的狂妄：自以为无所不知。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之徒。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人，决写出不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想到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诚实、道德上的谦卑和敬畏。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就推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格，它所养育的圣贤文化的最大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人格上的无知：人，一旦被捧成圣贤，就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加之社会上的众星拱月之势，最后就活生生地楞把凡人变成了神。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隐，可以俯仰天地、呼风唤雨；死，可以阴魂不散，朗照永世。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政治家可以成为学术权威，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正是这种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格神，给中国带来一次次巨大的灾难，捧得越高，灾难就越深重。中国人很难真正懂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者恰恰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钱是有学问，也仅限于特定的注经学领域。他既没有思想上的发现、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经学就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的学术史、思想史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孔子放个屁都沉甸甸，都能考证出一堆微言大义，都能注释出治国之策和修身之道。1949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列主义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打个喷嚏都是最高指示。改革开放以来，又改成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学说。不论对象怎么变，反正就是个死心眼地注、注、注。从中国学问的注经传统的角度讲，钱钟书在当代中国堪称一绝、无出其左者，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是有意卖弄，为读者设置人为的阅读障碍，不想让人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钟书的研究生要会5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

知识上的不诚实，必然导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钱有独特的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没有。有对血腥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与人文关怀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究竟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那种洋径浜的知识分子，而我认为“钱学”是对思想和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的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因为一个既无思想又无方法的专门掉书袋子的注释者，怎么就能成为一种需要后人专门研究的学问？这种荒唐事只有当代中国才会出现。至于《围城》，也就是部酸甜小说，决非上品，一些人却冲着钱钟书的虚名把它捧上了天。在小说中，他也时时忘不了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我甚至可以说，钱钟书从来不想真正严肃地负责任地说点儿什么，他的学问与其说是服务于学术目的，不如说是服务于他的处世之道和人格炒作。

　　初读钱钟书，是念大学时看《谈艺录》。与钱钟书他们那代人相比，我们这代人出生于五十年代，几乎生长在文化沙漠之中，没见过奇花异草，没经过文化大世面。所以，一翻开《谈艺录》，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这就是一望无边，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耗尽终生才能游到一半，不在半道溺水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里面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人任何智慧上的启迪。后来，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知识视野开阔了之后，才知道中国的传统诗评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但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而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钱钟书的孤傲和狂妄说穿了，只是一种表面的做作，一种精心计算的名人策略。他深知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怎样作学问才能作出安全、悠闲且名利双收的活法。他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应该拒绝，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不能拒绝。一方面，他拒绝外国名牌大学的邀请，拒绝中央电视台和其它媒体的采访；另一方面，他从不拒绝高层领导人的探望，不拒绝为胡乔木这样的大人物修改诗词，不拒绝政治局给他送来的生日蛋糕和祝寿的花篮、条幅，不拒绝官方为他从事学术研究多少多少周年而举行的盛大、隆重的纪念会和研讨会（大陆几乎所有的文化恐龙，都不会拒绝这些来自官方的关怀）……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我看到的是一付既老奸巨滑又奴颜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

　　由此可见，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超凡脱俗的似神人格。这种生存策略也适用于钱、杨二位对历史的重构。

　　那些对钱钟书的赞美，除了关于他的学问和脱俗人格之外，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但是他在此前和此后的境遇还是相当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甚至与文革中被宠幸的哲学家冯友兰相比，也差不到哪儿去。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钱夫人杨绛的回忆。不知道为什么，从目前公开见诸于文字的杨绛回忆看，只能见到他俩在文革中的厄运，但是说来说去也就是“五．七”干校的事。就是在“五．七”干校，他俩的处境也比同命运的许多人都好（如顾准、骆耕漠、林立夫、吴敬琏……）。这点儿受难史卖完了，就讲文革中与邻里打仗的事。前些天，《南方周末》还就杨绛的回忆进行了多角度的历史事实的清理，有杨绛的说法，有邻居的说法，有第三者的目击回忆。两方当时者的叙述，自我偏袒的可能性最大，故而我更相信第三者的立场。而第三者的记忆与杨的记忆差别很大。杨说打仗是由于邻居的蛮横引起的，结果是钱、杨二位大知识分子吃了亏，并由此引申出造反派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而第三者说，那次打仗，最后是钱杨得胜，邻居吃了亏，冲突是双方的责任，谈不上迫害，也就是日常的邻里纠纷。通过这种对比，杨绛的回忆，从小里说，她把打仗的责任全归罪于别人，这有欠做人的厚道；从大里讲，她还要把这种邻里之间的纠纷，硬是上纲到知识分子被造反派迫害的受难高度，这就既是文革整人手法的重演，也是为了用苦难给自己贴金，不惜歪曲事实，编造历史了。杨绛的对这次邻里纠纷的回忆，与她的干校回忆如出一辙，其中贯穿的是毫无自省和自我美化，就是为了让人觉得他俩49年以后似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付淡泊名利的大胸怀。但是杨绛从来不谈众所周知的钱钟书受宠，钦定进入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和毛泽东诗词翻译委员会的经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这两位德高望众者更加德高望重。

　　杨绛的这种经过精心剪裁的个人历史，与钱钟书本人一直对历史对现实保持沉默，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瞒与骗。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面对那么残酷的专政和阴谋，保持沉默似乎成了屡被迫害的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一种良知。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在事关社会正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和既得利益，就将丧失天良。阿多诺说：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说：面对那么血淋淋的历史和现实，沉默更是可耻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良知，难道就是对外拒绝名牌大学的邀请，对内在制度性的残忍和谎言面前保持沉默吗？这让我想起了三十年代的高尔基面对两个丧失人性的独裁者的不同态度：对希特勒的义愤填膺的声讨和对斯大林奴颜媚骨的赞美。看来，极权制度下的大知识分子的生存策略基本相同——怎样才能安全而巧妙地保持自己的名声及其既得利益，就怎样做。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每天必须面对现实的种种无耻的知识分子来说，对无耻的沉默即无耻，无耻即知识和道义的双重死亡。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5 09:34
标题: re:【转帖】 在学术的边缘上---解构钱钟书...
【转帖】 在学术的边缘上---解构钱钟书的神话 （2003年）  

    否定钱钟书是大师，无疑会激怒许多人。那么最好先别急，听我将理由从容道来。首先我想说明我对大师的理解：博学当然是大师的基本条件，但更重要的还是对学科，对部门知识积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像哲学中的罗素、物理学中的爱因斯坦、音乐里的卡拉扬、围棋里的吴清源，都是很渊博的当之无愧的大师。不过也有并不很博学的大师，像尼采、维特根斯坦。事情就是这样，渊博不一定就是大师，不渊博也可以成为大师。举中国的例子，比如清代，朱彝尊是很博学的，纪晓岚、钱大昕也是，但我们不会称他们为大师，而必称顾炎武为大师。又如现代，章太炎、王国维当然是大师，但同样很博学的余嘉锡、陈垣似乎还不能与大师联系起来，而被许多人目为空疏的梁启超、胡适，反倒被认为是当然的大师。很显然，大师不光是学问渊博的人，还必须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即开一代学术风气，创立一种学术规范的人，而最根本的是要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的人。


　　陈寅恪近年在学术界的日益受重视，对我们理解大师的含义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陈寅恪当然也是个渊博的学者，但他的学术成就及其大师的地位，与其说获自他的博学或研究成果，还不如说获自他在史学上开风气的意义，获自他对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就具体的业绩而言，陈寅恪提出的一些著名论断都已逐渐被否定或扬弃，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史学方式，即使否定他的结论的人，也是沿着这种方式获取成功的。正像顾炎武的古韵十部说虽被江永、戴震直到王力的许多学者超过，可后者的成就却都是在他开创的方式下取得的。至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那种对文化的承担，陈寅恪文章中流露出的对学术精神、文化命运的关怀和责任感，更是从内心深处震撼我们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大师！博学家以对知识的单纯兴趣为旨归，而大师从来以天下为己任。套用一句古语，就是博学家之学为己，大师之学为人。


　　如果读者能认同我对大师和博学家的理解、区分，那么就会同意我说钱钟书的学问不是大师之学。平心而论，钱钟书真正是个读书人，视读书为无上乐趣。他的著述大体是读书心得，是像春蚕吐丝和乳牛产奶那样食而化之，自然产生的。如果说他的诗学出于"资吾操觚自运"的习作的需要，还有些"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的研究欲望，那么《管锥编》的内容大抵就是读书心得，不忍它流于忘川而加以收拾，其中不乏与古人、洋人争胜的动机。最近有人批评他，"爱引用古今中外各种典籍来为自己助阵，尤其是笔记体的《谈艺录》、《管锥编》中他自己的见解被淹没在各种杂而多的古今文献中。过多的掉书袋使得很多原本三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问题变得复杂多端，给读者在阅读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张蔚星《说一说钱学》，《中华读书报》1996年6月19日）这就属于不明白钱钟书学问的方式。至于将他与陈寅恪、汤用彤的学术功力较短量长，更属无聊。因为所谓"功力"，不做同样的课题尤其是难题，通常是难见深浅的。一如涉水，深则厉，浅则揭，都趟小沟，孰见高下？对钱钟书的学问，我觉得只有从学术方式上评判才有意义。他本无意于研究问题，你用研究问题来要求他，就未免太认真了。如今常听到对年轻一代学者"玩学问"的批评，其实，他们哪有资格玩学问，说难听点"卖学问"还差不多！玩是要有钱有闲有本事的，一干穷措大如何玩得起？钱钟书才真正是个玩学问的人，这么说丝毫不含有贬低或不恭的意思。我在前面那篇文章里已说明，《谈艺录》是忧患的产物，同时又是超越忧患、远避尘累的凭藉。钱钟书的学术境界就是建立在一种非常超然的学问态度上的。


　　当时在特定的人生体验中，我格外欣赏钱钟书这种超然的态度，以致朋友们都说我言之太过，实在并不了解钱钟书。但我至今相信我对钱钟书的判断是不太失真的，不同的是此后我在读顾炎武时体会到古今知识分子命运与选择的相似，于是在《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一文中提出改造学风对于改造文化的意义。也正因为思考这一问题，让我对学术的使命与大师的含义有了新的体认。


　　以我看，钱钟书实在不能说是个大师，而只能说是个博学的读书人。对他来说，读书是满足人生的赏心乐事，学问不过是它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做学问可以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问天下收成如何了。他的学问和为人都有一种超然的东西，如果说他的为人像他一本书的标题"在人生的边缘上"，那么他的学问就可以说是在学术的边缘上了。这从个人选择来说自无可非议，但作为"大师"的候选人就值得掂量了。他的学术纯然是自愉性的，在他的论著中看不出对当代学术的介入，对学科建设的关注。他的小说过多地流露出文人气，看不到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他的诗则有很浓的江湖派习气，出手太容易。袁于令说："聪明，诗之贼也。"（《今世说》卷二）正是说的这种毛病。至于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我们还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对此，我真不知道是该欣赏他的明哲，还是睥睨他的孤芳？几十年来，能与钱钟书的博学相埒的只有陈寅恪，如果问我们更愿意称谁为大师，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后者。钱钟书与陈寅恪的差别，说穿了也就是赵翼与顾炎武的差别。大师之学在知识背后都有宏大的思想背景，博学家之学则惟有知识本身；大师之学有学理贯穿，知识倾向于系统化，博学家之学只有知识积累，或不免流于饾饤；大师之学树立新的学术规范，博学家之学则只能沿袭旧的学术规范。其术业理道之取向，判然两途。钱钟书学术方式的古典色彩如果说对文化的终极关怀涉及个人的生活志趣，尤其涉及到对生存环境的体验，在当代中国具有某种难言的特殊性，那么学术范式就是大师品格中完全可以在学术阈界里讨论的问题了。


　　当然，学术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与人生态度密不可分的。如果说胡适那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情结妨碍了他学术研究的专精，那么钱钟书超然的人生态度就决定了他的学术活动、学术方式与学术界，与现代学术方式的疏离。我一直认为，钱钟书的学问方式是非常古典的，他不仅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甚至也不很乐于遵循日益发展的当代学术范式，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基本上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除了《七缀集》所收的几篇论文外，他的两部力作《谈艺录》、《管锥编》都沿袭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式的学术笔记的路子，惟一不同的就是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我在《〈谈艺录〉的启示》中曾用了个不很雅驯的比喻，说《管锥编》是盆菜--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谈艺录》是浓缩汤料--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武库，许多条目很容易扩充成一篇专题论文；后者则是古典文学者的锦囊，任拈一段都可以敷衍成长篇大论。它们的内容的确都很精炼，充满智慧和启示，可同时它们也都承袭了传统读书札记的著述方式，有材料有结论，惟独缺少分析、论证过程。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们与当代学术范式的差别和距离。


　　应该承认，学术笔记本身并不规定学术范式，学术笔记的作者更不一样。顾炎武固然以《日知录》著名，但他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开创了史地之学中实地考察和音韵学研究中归纳实证的研究范式。即使是《日知录》，也体现了他所开创的实证研究的范式，其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这是大师之作！而《十驾斋养新录》、《陔余丛考》则仅仅是具体考据成果的积累，后者更偏重于罗列知识，钱钟书偶尔炫学的时候很有些像它。在顾炎武乃至王国维的时代，这么做学问是正常的，但放到今天就不能让人满足。因为当代的学术范式，相对结论来说更重视取得结论的分析过程。我们都有经验，许多结论仅凭灵感和直觉就能获得，可是要论证这些结论却极为艰难。研究唐诗的人一定能理解：给你一千字的篇幅论唐诗，你可以文不加点，一挥而就；给你一万字，就需要费神思考；当你准备用二十万字的篇幅来讨论时，你将不敢轻易下笔。实证及分析过程的精致化正是当今人文科学研究方式的强烈要求。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欣赏《谈艺录》、《管锥编》的深刻凝炼之余，就会感到这种学问形态和著述形式其实非常取巧。他把材料罗列出来，把结论开具出来，却省略了最为艰难的分析、论证过程，从客观上说实在有点避难就易的味道。当我们在为撰写一篇论文冥思苦索，耗费几天甚至几十天时间时，钱钟书却又读了许多书。他的确是将我们写论文的时间用来读书了，如果他也像我们一样写论文，决然读不了那么多书，也不一定能写出《钱钟书论学集》那样七大册。


　　以上对钱钟书学问的信口雌黄，读者们也许不能同意。这没关系，我想说明的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钱钟书的学问是非常个人化的，他的成就主要是知识的积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上并无建树，也不抱关心。面对这样一位学者和他的著作，我们不妨怀着尊敬去阅读，当做知识来接受。若煞有介事地把他爱读书的天性，当作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将纯粹的知识积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乃至膜拜，就不啻是将恐龙蛋当超导材料来考究，非但要贻笑于大方之家，也将见哂于钱钟书本人了。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5 09:46
标题: re:刘晓波评论钱钟书，他的出发点我当然是不奇...
刘晓波评论钱钟书，他的出发点我当然是不奇怪的了。上面这篇佚名的评论，从内容看也很熟悉。

对这两篇评论的感受，其实差不多都包含在我前面几贴中了。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5 10:02
标题: re:二位把楼又堆高了，不过很过瘾，来不...
   二位把楼又堆高了，不过很过瘾，来不及看云鹤的转贴，一会再细看。T版推介的三篇佳作，其中最后一篇余英时先生对钱钟书的回忆我以前看过，就文中——“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同样季羡林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中对钱氏轻率的评论也有所指——“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说空话，无证不信。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常想，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没有法子不信服。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注2）。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季羡林《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对钱氏在文革中的表现我个人是有所保留的，有无曲学不论，阿世是肯定的。
作者: 马丁    时间: 2009-7-15 10:24
标题: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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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不懂相对论，陈寅恪不懂中医很正常
发表于 2007-01-27 20:19:00

相对论，即使是它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也无法理解。1916年，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根据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计算推导出黑洞理论和宇宙膨胀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爱因斯坦极力反对，并试图在自己的相对论方程上加一项常数来否定黑洞理论和宇宙膨胀理论的推导。直到1929年，天文学家哈勃的观测证实，星系的确在离我们而去，从而证明宇宙膨胀理论。爱因斯坦终于承认：否定宇宙膨胀理论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错误。非常幸运的是，爱因斯坦能活着看到宇宙膨胀理论的证明，并勇于承认错误。否则，就会被方舟子之流以“大师的真知卓见和思想深度”来否定黑洞理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黑洞理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仍处在证实中。）。   

爱因斯坦不懂相对论，出身于中医世家（祖上三世为医）的陈寅恪大师不懂中医医学很正常，鲁迅、俞樾等等对中医医学无知就更不用说了。   

方舟子之流搬出陈寅恪、鲁迅、俞樾等对中医医学的无知之言来否定中医医学，犯科学常识性错误。   

首先，中医医学是实践科学，文学家史学家的言论不能作为科学证据否定中医医学。   

其次，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陈寅恪和鲁迅的时代，现代医学还没有现出其缺陷和不足（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我也会认同陈寅恪和鲁迅的观点。），相信陈寅恪和鲁迅如果能活到今天，看到赤脚医生的伟大成就，看到现代医学的无德无能，他们会改变对中医医学的观点。特别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因父亲死于中医医学的庸医之手而否定中医医学，自己却死于现代医学名医之手（该名医乃鲁迅最信任的日本好友，在当时只有象鲁迅这样的超级富豪才请的起。鲁迅之死有阴谋一说，该阴谋说纯属弱智者编纂：以当时鲁氏兄弟与日本的关系以及鲁迅的言行作为，日本特务愚蠢地大费周章地通过社会名流加朋友来慢慢弄死鲁迅，打死你，你都不会相信。）。该日本名医代表了当时现代医学的最高水平，应该说鲁迅先生死于现代医学之误，现代医学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只会强调：鲁迅该死！医疗事故责任也就免了。不知道鲁迅的后代是否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按鲁迅否定中医医学的逻辑，鲁迅的后代应该‘横眉冷对’ 现代医学，结果是，鲁迅害惨了后代，后代得病不敢医了。写到这儿，真为鲁迅后代们的身体担心。   

陈寅恪和鲁迅如有在天之灵，看到方舟子之流在滥用他们的言论，非气得灵散湮没不可。   

警示：滥用激素和抗生素祸害如毒品，正在毁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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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5 11:31
标题: re:上面这贴就看的比较莫名其妙了。鲁迅死于现...
上面这贴就看的比较莫名其妙了。鲁迅死于现代医学名医之手，呵呵，有这个见识，就不值得与作者讨论了。
作者: 秋爸爸    时间: 2009-7-15 12:10
标题: re:嘿嘿，瞧，文科多乱啊。看有人骂钱钟书，哈...
嘿嘿，瞧，文科多乱啊。看有人骂钱钟书，哈，虽自知猥琐，仍不免心喜，借机喊句“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当年跑马我说了《围城》几句，曾被T版狠拍了几砖头。可惜阅读少，当年没得云鹤指点这几篇。

我挺云鹤，云鹤有唯物史观。说说这学霸的那些事儿吧。
学霸，学有霸气，本来不坏。但它成坏事，总是和文科相关联的。不是说理科没有，但常常跟权力、跟文科擅长的社会操控一结合，就出事了。单独的学霸本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学霸周围的附庸，包括上面下面的利用者。这就是云鹤前面讲解过的唯物史观，大环境、小环境，土壤啥的。

理科也有，比如牛顿，绝对的天才，可自打把持了皇家学院后，就成了个学霸。理科特别讲实证，所以牛顿再霸，也至多就是抢抢科研成果什么的，不怕，好在搞文科的日后翻古籍可以考证出来。上面关于爱因斯坦也讲了理科理性特征的类似的故事。咱中国也有，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当年引进美国的基因学说，因为政治不正确，被苏联学霸整得半死，那纯粹是文科惹的祸。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5 12:32
标题: re:曲里拐弯又骂到文科上去了。这个弯拐得好。...
曲里拐弯又骂到文科上去了。这个弯拐得好。

说到学霸学阀，自是令人痛恨的。但钱钟书什么时候成为学霸了？他什么时候要强加给别人他的学术见解了？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5 12:35
标题: re:秋爸爸说到当年讨论《围城》的事儿，需要澄...
秋爸爸说到当年讨论《围城》的事儿，需要澄清一下。如果你觉得《围城》写得很烂，我会尊重你的意见，这是主观的东西。但是你当时在帖子里分析的是为什么《围城》会这么走红，我提出了不同意见。

云兄转帖的这些文章，我的看法是：（1）论及钱钟书作为知识分子整体上的高度和品格的，可以见仁见智，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讨论这个的角度；（2）论及钱钟书著作的学术价值的，在没能有学术能力研读他的作品之前，需要谨慎下结论。我讨厌的是在没怎么好好读过著作的情况下，轻易地搬出最套路化、最方便的一些评论，比如仅仅是百科全书啦、仅仅是抖机灵啦等等。

说回来，我的这些立场当然也都是有个人色彩的。因我看《围城》比较早（88年），之后看过钱先生的不少东西，也看过孔庆茂写的传记（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孔写的传记，可视为一个粉丝出于敬仰而写的，因此从学术、历史的角度看可能价值不大，但可以作为了解钱钟书的方便的入口），对钱先生的见解和表达深为钦佩。所以遇到这些在我看来不是很确切、很站得住脚的负面评价，心理是有反弹的。
作者: 秋爸爸    时间: 2009-7-15 13:49
标题: re:呵，你们掐着，不要提国家领导人，也不要提...
呵，你们掐着，不要提国家领导人，也不要提我。我只是偶尔插进来拐拐弯什么的，好听的像主持人，坏的叫敲锅沿儿，若烦的话，我就是打酱油的。现在我们看看得分情况，T版+300分，云鹤只引转贴+200分。其他评委请亮分。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5 13:55
标题: re:伍国：一对精致和麻木的“大师”——再说钱...
伍国：一对精致和麻木的“大师”——再说钱锺书和杨绛

　　现在的一些人们，已经很自然地把钱锺书和“大师”这个称谓连系在一起。中国人一旦成为“大师”，仿佛就领了免罪符，假若有人敢在写满大师名字的陈年流水簿子上踹上一小脚，就即刻人神共愤。本来，任何学者，作家，艺术家都需要经过他人，后辈，尤其是时间的评判，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萨特的左倾，都如此，后代原谅不原谅是另一回事。早早就戴上“大师”的帽子，奉着“文化昆仑”的头衔，当然免不了别人要来怀疑一下，究其根源，是盲目崇拜者在先，才有挑刺者于后，修筑神坛在先，才有请下神坛的必要。

　　钱锺书毫无疑义的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原本生活在个人的学术世界中，自人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仿佛在一夜之间，借着大众传媒的推动发现了他，他晦涩难懂的著作被看成学术的高峰，他的小说成为畅销书，他的生存方式尤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与其说是钱锺书的学术和文学造诣征服了大众，倒不如说是大众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流行化的偶像。人们内心中对于“大师”总是难免崇拜的，然而，几十年的风云变换，能称得上大师而又能为人们熟知的人毕竟寥寥无几，而向往大师的人又如此之多。在这样一个时候，钱锺书博古通今的学养，书卷气的幽默，非政治的学术和小说艺术让读厌了宏大主题的文学作品的人们有种顿然开朗的感觉。和其他在政治风潮中东倒西歪的作家学者们相比，钱锺书的走红，正以那种非政治的，超然的学术追求和个体独立形象契合了厌倦形形色色的政治，“躲避崇高”的社会文化心理。

　　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锺书诚然是合格的。但是假如真要以知识份子的“昆仑”来看，似乎他又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杨绛的回忆文字的字里行间中勾画出一个钱锺书的轮廓，可是这个轮廓似乎缺少点什么，或者说，并没有人们期待的一种鲜明的精神力量。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以为，这种精神力量应当来自对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人群的深切关注和担忧，对现实苦难的敏锐感觉。当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时候，就会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在《罪与罚》中，陀氏塑造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困惑，犯罪，逃避，最终获得爱情和救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亲情，友情，爱情，有穷人的困窘和绝望，社会的不公，也有忠诚，而最大的忠诚，却是来自最下层的妓女索尼娅的爱情。另一位文学家托尔斯泰则一生都为自己的贵族生活和下层民众的差距而痛苦，寻求社会改造之道。晚年因为内心的煎熬放弃遗产离家出走。这种力量更应当来自内心的激情。鲁迅是以冷嘲和毫不留情的讽刺著名的，但在许广平1925年致鲁迅的信中，却说鲁迅的缺点是“太敏感，太热情”， 太容易愤怒。鲁迅是太热情的人——我以为这才是对鲁迅的真正了解。《围城》的结构有问题也好，作者幽默过多，干预情节也罢，都掩盖不了它最大的缺陷——它所没有的，正是名著应有的深沉厚重的道德力量和精神价值。当我们读《阿Q正传》的时候，是笑中带泪，最后引起深切的同情和思考的。鲁迅的《在酒楼上》写吕纬甫，从一个曾经的热血激进青年蜕变为一个“无可无不可”的落魄文人，吕纬甫悲剧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个性软弱，但这一蜕变过程通过对话，回忆的步步揭示，却让人逐步体验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个体幻灭过程，并感到痛惜和酸楚。《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在一个不断追求而又不断幻灭的过程中才丰满起来。又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同样是一个完整的女性性格和心理逐渐压抑和扭曲的蜕变过程。而方鸿渐这个人物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心理和性格发展的逻辑与纵深，从一开始到最后，尽管经历了丧妻，出国，留学，回国，工作，结婚等等重大的外在变故和时间的延续，他似乎都是一如既往的怯懦，玩世，麻木，得过且过，不真正快乐，也不真正不快乐，无所谓追求，也无所谓不追求。这样，作者似乎不是意在深入剖析一种现象，赋予它社会意义，而是在单纯地，平面地展览和把玩一个灰色人物的种种弱态，并衬以一群灰色人物的丑态，供作者自娱，如杨绛回忆的，钱每写完一章，她先看，“他笑，我也笑”。如果如鲁迅所说，悲剧是把美毁灭给人看，那么《围城》之不能从通俗讽刺小说成为具有悲剧意义的作品，正在于既没有展现美，也就无从展现美的毁灭。不少读者在方鸿渐身上看见知识份子的患得患失，自命清高，但是如果把买假文凭也看成是知识份子的普遍性格悲剧，是不是太离谱了呢？一个连文凭都敢造假的人，谈何清高？方鸿渐的人生是有荒诞意味的，这似乎也是钱锺书着力想强调的一点，但是方鸿渐的荒诞却又没有同时期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中关键的，关于理性与对抗，以及对意义的探求的成分，没有加谬的《局外人》中的那种启迪。那么，塑造这样一个既无能又没有基本道德底线的角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人生的普遍困境呢？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围城》完全没有同时代中国作家作家如沈从文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甚至违背了明末清初文学，如《牡丹亭》，《红楼梦》，《镜花缘》，《三言二拍》中对女性进行正面塑造，并以此来反讽男性社会的传统。除了对唐晓芙稍留情面，从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范小姐，到孙的姑母，个个女人刁钻狡猾，诡计多端，看不到真心和真性情。杨绛竟还解释说，“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叫鲍小姐。”如果一个男性作家对自己并非刻意否定的女性角色都采取这样一种不屑的态度，小说能否真正打动人，实在是成问题的。从社会阶级角度看，《围城》也看不见《儒林外史》里那种对下层人民进行的正面塑造，所有人一律都是受嘲弄的对象。委琐和丑态，固然也是人类这种“两足无毛动物”根性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从语言技巧上看，《围城》是精致的，但恰恰犯了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毛病：“过度精致化而麻木。”（徐贲语）尽管写的是一群知识份子，小说却始终不过是一本通俗作品而已。人们之需要文学名著，并不单是为看到个个角色都委琐，阴暗，俗气，然后被连篇累牍的俏皮话弄到“我笑，他也笑”，最后感叹人生无奈，还是要找到真切的爱与恨，找到一点美与力量，找到一点点的理想主义……否则，何以需要托尔斯泰，乔伊斯，海明威，斯坦倍克?

　　杨绛的文字中的钱锺书，仿佛就是一个没有激情也没有愤怒的人，再大的变动，只要不殃及自身，便可得过且过。值得注意的是，杨绛说，钱锺书读书看到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从没见到他看书流泪。”而钱瑗手书的回忆中，提到钱锺书在她幼时竟教她说法文粗话，令客人大笑。这些都似乎无意间解释了《围城》不能打动人的真正原因——作者自己不会感动，而且“幽默”到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拿来寻开心，作品中怎么能有打动人的力量，“教粗话”之恶俗比起鲁迅的对待周海婴，实为天壤之别。钱杨二人以读书和著述试图超越政治活动，固然也令人钦佩，但也似乎放弃了对周遭一切的承担和关注，仅以自身的境遇作为标准。读《干校六记》读到二位老人被下放干校，从事自己不习惯也不适宜的体力劳动，不免让人有欷嘘叹惋的感觉，但自始至终，却看不到杨绛有超出对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兴趣。他们还有高工资可领，有回北京的希望，而周围的农民们呢？杨绛除了轻描淡写地提到几个乡间的少年男女，根本没有去注意过农村的状况，看来五七干校真是办得失败，用杨绛自己酸不溜秋的话说，“分明是国家亏了。”

　　在这种自我关注发展到极至的《我们仨》中，杨绛写到他们二人在反右运动中，“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没有说错话，免去了厄运，从个人的角度看，自然是好事，但是，这就算不上是杨绛所称的“痴。” 钱锺书假如真是又狂又痴， 何以能不说半句错话，而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真正又狂又痴的文人，哪个不是非自杀即被他杀，基本上都“非正常死亡”了。想到那几十万因为一两句痴言就获罪半生，“三十万言三十年”的人，钱杨二人的“先见之明”真象是讽刺：谁让那些傻瓜不象他们这么绝顶聪明呢？杨绛在写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是这样说的：“‘三年困难’期间，锺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毛选英译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我当然不是主张他们一家也应当去挨饿，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在几十年后，当年的惨况都不再是秘密的时候，还强调“高级饭”，“我们生活很优裕”，对挨饿的人没有一点关注，一点忧虑，这种心态究竟算是中式传统文人，还是西化知识份子？都不像。钱锺书的学术成就之所以突出，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因为大量有才华有学问的人没有他那样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环境，钱四十年代在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可是，储安平去了哪里？但是当杨绛遗憾女儿钱瑗的天份没有充分发挥的时候，就算成时代的不公了：女儿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下放四清。”

　　杨绛笔下的钱锺书，似乎个人生活能力极差，1972年才“生平第一次划火柴”，是一个典型的旧式白面书生，他们两人的生活中，在上海沦陷时期的生活算是刻骨铭心的一段艰苦日子，再加上旧社会工作不稳定，骄傲如钱锺书，也得巴巴地等大学的聘书，而杨绛还得去当家庭教师。可以想见，能够在新中国的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中拿不低的固定工资，还能因专业水平和老同学关系去翻译毛诗毛选获得政治庇护，已是个人的大幸，自然不会在1957年去冒傻气，提什么与自己无关的意见。杨绛的文字中一再地标榜他们是超然的。但是，既然钱锺书都说了不用非要拜访下蛋的母鸡这句“名言”，杨绛又何必专门著文来解释《围城》，为什么不能超然地对待自己的著作？好比非要把这只鸡蛋代为剥开，一一指点蛋白与蛋黄，讲解下蛋的过程。钱锺书的高深莫测和杨绛的喋喋不休倒是配合默契。

　　他们的超然的确装得不象。在《我们仨》中，杨绛把文革后期江青如何一再邀请他们夫妇去住钓鱼台讲得非常之详尽，两页之内，竟出现好几次的“江青同志。” 结果自然他们又是不去应江青之邀的，其实当时当地，就是去了也无过错，但既然不去，又很“超然”，那也就不必 念念不忘拉着“江青同志”的大旗了吧。否则我们也可以质疑，为什么横扫一切的江青对他们夫妇如此礼遇？是不是因为他们一向只帮忙帮闲从不捣乱，所以值得信赖呢？杨绛写到胡乔木，就更是亲热有加了，“乔木同志”如何一次次来作客，帮助出版书。杨绛在回忆中直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承了别人的情，感谢是应当的，否则就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了。但是，看到这里，我立即想起了章诒和写聂绀弩提到胡乔木为他的诗集作序后的反应：“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好好的，就让那篇序搞坏了！”我去找来了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发现胡乔木的序写得很好，评价也很高，真不知聂为何如此愤怒，为什么不知感激，但是一想到聂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又似乎可以理解他的情绪。反过来想，这样直率，不会保护自己的人不坐牢，谁坐呢？章诒和说，“聂绀弩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愤怒。” 又是敏感，又是愤怒，这竟然是鲁迅与聂绀弩这两位知识份子一脉相承的共同特性！这种内心的愤怒和张力，敢于蔑视权贵的勇气，既能进研究所，又不怕进监狱的胆量，才是 知识份子独立精神和道德力量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的清华校友，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反自”，“清污”的运动中大举整肃知识界，王若水，周扬，王元化等等人都成为他的靶子，然而，在他批评作家王若望的时候，却赞扬了钱锺书，说，王若望没有象钱锺书那样看到现在是一个好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2004年）。钱锺书的原话是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以政府代言人的形象教训夏志清的，“尽管我们国家有缺点，但蒸蒸日上，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写了那么多书，许多事实都没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说话。回到香港，美国不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顾骧《晚年周扬》）这一席居高临下，官气十足的话哪里象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学术泰斗间的对话，哪里有一丝一毫幽默感，分明是一位统战官员在告诫一个流亡的反动文人。钱锺书当然知道夏志清的政治立场，也当然知道话会传到胡乔木耳中。可是，如果夏志清的思想是他希望的层面上，又怎么可能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围城》如此高的评价，他应该专选现代小说中歌颂“蒸蒸日上”的文学作品才对，哪里还有钱锺书的位置。对于钱氏夫妇来说，只要自己能离开干校，能领高工资，能住部长楼，什么时代不算“好时代”呢？鲁迅说真正的知识阶级“所感到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固然是一种不易达到的理想状态（尤其对中国知识份子），但也不至于因为自己受到“庇护”就去做卫道士。任何用客观环境的恶劣来为钱锺书辩护的理由在这里都显得无力，这种投其所好乃至助纣为虐的“大师”，已经不再是“鸵鸟”，而是喜鹊甚至鱼鹰了。受表彰者和受批评者的结果自然是高下立辨：钱锺书去世时享尽哀荣，王若望孤苦零仃老死异国。

　　据说，钱锺书曾针对中国作家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一事，当面斥责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他骂马悦然是靠中国混饭吃，还说，“把巴金的小说译得这样烂，谁会给奖？”中国古典文化属于世界，为什么一个严肃的外国研究者就是混饭吃，该受他教训，而钱锺书自己研究就不叫混饭吃，而叫“大师”？翻译钱锺书作品的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就不是混饭吃，而是“美国友人”？钱锺书先前参与翻译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后来靠胡乔木赏赐一个参与翻译毛选的饭碗，又算不算靠当门客混饭吃？说巴金的小说翻译得差，钱锺书的英语既如此高超，又有没有责任呢？把中国文学得不了诺贝尔奖推到评委会，翻译水平，马悦然的头上，摆出一副受迫害的样子，是否公平，不言自明，但是这样的指控又是多么深得人心啊。中国人原本就因为诺贝尔奖的事怄了几十年的气，这下终于有“大师”出来，先是贬低了诺贝尔奖本身，再把责任一举推倒翻译，推倒评委，推倒马悦然头上，让大家顿时明白，中国人之不能得诺奖，不是因为中国的作家在“混饭吃”，乃是因为马悦然在“混饭吃”，更何况诺奖还有那么多错评和漏评，一颗酸葡萄而已！这一发现是多么地解气，多么地振奋人心，又是多么的“政治正确”啊。而鲁迅却说过诺贝尔奖谁也不配，最好不要颁给中国人的话，相比之下，鲁迅是多么让人扫兴，多么让人丧气！然而，还是这个混饭的马悦然，年复一年地推荐北岛，高度评价山西作家李锐，后来又亲自动手把高行健的《灵山》翻译成瑞典文，为高行建在2000年获得诺奖起了重要作用。而《灵山》中又有一个《围城》里所没有的，一个当代中国人的灵魂自我放逐和挣扎的过程。不知钱锺书若在世，又当用什么样的俏皮话来嘲弄，该怒斥谁？

　　钱锺书总是善于在不同的场合恰如其分地说出种种让人听了如沐春风的话，而在内心，他看得起的人又极少。因此他的赞扬也是打折扣的，因为你无法知道他内心的真实评价。钱锺书嘲笑陈寅恪去为一个妓女立传，但从人格上，钱锺书真的没有任何资格批评敢于提出“不宗奉马列”的陈寅恪，甚至也没有资格嘲笑柳如是。博学如钱锺书，不会不知道柳如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妓女”，她不幸而为妓女，却是一个有政治操守，懂民族大义，有勇气和傲骨，敢于以死抗争的“人”，不是一个不管面对任何大人物都可以“隔江犹唱”的奴婢。精通法国文化如钱锺书，也不会不明白莫泊桑为什么偏偏要为羊脂球这样一个妓女，而不是为那些出卖羊脂球的上等人“立传。” 陈寅恪要为之立传，正是认同一种骨气，一种抗争精神，但在钱锺书的眼里，柳如是的刚烈和爱憎分明恐怕正是他不屑，也避之不及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钱锺书对同辈学人和前辈学人的苛评多半都是在“专业”或者说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但他从来不敢于从大节上批评别人，因为从大节上说，钱锺书只能说比别人更聪明，更世故，混得更好，却决不比别人更有良知，更有勇气。对于胡乔木，钱锺书就从来不敢“怒斥”，就连不小心书生气发作，应邀改了胡的诗，也要摧眉折腰地去信道歉自责，乖巧极了——自己的美学判断比起胡乔木的权势来，又算什么。林非先生和杨绛关于“钱锺书打人”和“杨绛咬人”的争论本是家务纠纷，各说各话，但林非和肖凤笔下的钱锺书与杨绛，与我心目中的钱杨的确更为接近，印象最深的是，钱锺书平时很“超然”，但用木板砸林非时，下手非常之重——这大概是他的另一次无情的愤怒，也可算是大师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吧！说穿了，钱锺书们对于民瘼，对国运，对大是大非，对认为不如自己的人是“超然”的，对私利，对权贵，一点也不超然。他们的生存哲学，无非是在学者外表下的小市民心态，如孔子云，“乡愿，德之贼也。”

　　有人呼吁我“不要灭大师。”我等庸人，断断不敢否认钱锺书的巨大成就，也断断不敢否认他们仨的巨大温馨。我得承认钱锺书先生是古籍大师，翻译大师，外文大师，西洋典故大师，哲理大师，俏皮话大师，还是人情大师，世故大师，父爱大师……就象用牙齿咬绳子拉动汽车，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的人，总是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怎么“灭”得了，但还是不至跪下去山呼万岁，不觉得中国文化出了救主，知识分子找着了灯塔。有上面的事例在，我倒更愿意相信，既然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都想混得好，都怕当官的，都趋利避害，何不对同你我一样“两足无毛”，只是更为精致和麻木的“大师”，“昆仑”们多保持一点清醒。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5 13:58
标题: re:秋爹最佳插科打诨奖＋500分，文科代表张...
秋爹最佳插科打诨奖＋500分，文科代表张雁同学在“躲猫猫”也不露个头－100分，44楼同学的帖子没有扣题-100分，T版同学最勤勉发帖奖追加200分，云鹤同学高质量转贴奖追加300分。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5 14:09
标题: re:摘自某一博客跟帖：才人钱（200...
摘自某一博客跟帖：

才人钱（2009-04-17）：

杨绛当年写《从“掺沙子”到“流亡”》，记录了她和钱锺书与邻居混合双打的闹剧，写得非常刻薄，令我十分鄙夷那对邻居夫妻。

不料后来人家不堪侮辱，发文澄清，说动手打人的是杨、钱。杨咬破了女邻居手指，而钱用木棒猛击男邻居的头部，幸得对方用手抵挡，才没出人命。人家有医生开具的外伤证明。案发后钱还想动用他与胡乔木的关系报复，云云。

这两种说法中，我认为那对夫妻的更可信，理由很简单：人家比钱杨夫妇年轻几十岁，若真是他们动手打人，只怕钱杨活不下来。正因为此俩人才没敢动手——谁都知道殴打老年人只会输理。

就算老杨说的是真的，那又便如何？那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起码杨、钱并未受伤不是？却竟然牢记在心这么多年，还要发而为文，以此为效力最深远的报复方式！这也未免太鄙俗恶毒了吧？杨绛据说是高人，何以看不出此类斗殴无论何方有理，都是斯文扫地的丑事。“高知”辈倘有三分神智，万万不可告人，却反要撰文宣扬之？

最无聊的还是假冒学位案。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书中说：“（钱）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

这真是天大笑话：英国哪有副博士的学位？Bachelor of Literature的本科学位若可翻译为副博士，则高它一级的“Master of Literature”又该怎么翻译？此后一些钱锺书的传记跟着杨绛代钱锺书假冒学位，而老钱也就居然默认下来！
此后有人作了翔实考证，证明B.Litt.是学士学位（NND，这种烂事竟然在中国成了研究课题，敢情这就是所谓“钱学”的内容），竟然遭到钱迷们围攻。最后闹得沸沸扬扬，再加上现在出国的人也实在太多了，连吴征的假博士都有人去调查，不再如当年那样可以任意指鹿为马，于是杨绛只好出来澄清，公开承认钱在牛津拿的“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
您说这无聊不无聊？难道是“高级知识分子”屑于干的事？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5 14:10
标题: re:《钱钟书批判》作者：大好江山...
《钱钟书批判》

作者：大好江山   

　　　　　一、小聪明还是大智慧？   

　　　　偶尔翻开9月10日的《北方时讯》，发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竟仍名列东宇书店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不免颇多感慨。我万没想到，在钱先生谢世一年之后，我们对钱先生还没能形成更为理智、更为中肯的认识，以至于在一般读者群中将钱先生看作文化学术的昆仑砥柱乃至文化人生的典范楷模的仍大有人在。这种认识水平在某些关节点上的停滞其实是特别令人痛心的现象，这是由理智的休眠引发的偶像意识，它不但是对“自明”的遮蔽，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不经他人提醒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蒙昧状态，总而言之它是人之认识惰性盟生的幻觉与梦境。今天，我无意妄自尊大企图以一篇文字唤醒这一幻觉与梦境，而只想不惴浅见，钩沉发微，仅以我乡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十几年前，伴随着中央电视台十集电视连续剧《围城》的面世，钱钟书先生的名字几乎一夜之间便广为人知，一个象钱先生那样的学者竟然在传媒的推动下成了一个知名人士，一时间，钱先生的生涩拗牙的学术札记（如《管锥编》）等）也象畅销小说一样被争相抢购。别说是钱先生这种坚持以襟怀虚静，淡泊名利作为自己主体形象之定位的学者，即便那种少廉寡耻，公然争名逐利，趋利避害，不吝以风派为自己形象定位的——从学术上讲未必便逊于钱先生太多的学者（在此我就不便直呼其名了）在其最鼎盛时期，其著作也不敢奢望这样的社会反响。这恐怕不能不说是钱先生类似于幸运的独到之处吧？！   

　　　　十几年来，我们对钱先生的种种过分的誉美——具体地讲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所谓“钱钟书热”，究其根本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钱先生深通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养誉”之道；其二是一个时期以来形成的对钱先生的过高的评价。关于钱先生的善于“养誉”我在后文中将详细剖析，因此在此我只想就对钱先生的过高评价聊做说明。之所以一个时期以来对钱先生形成了过高评价，撇开钱先生“养誉”的作用外，关键在于广泛的读者群没能立足坚定的人本立场还原钱先生的人格境界，因而盲目地将钱先生文本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的机智与学识误解为睿智与博洽。于是机智的小聪明成了睿智的大智慧，平铺的知识点成了贯通的大学问，钱钟书先生也因此成了新时期文化学术的“权威人物”。   

　　　　诚然，随着前辈巨匠的相继亡故，以及新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我们面临着崭新的文化学术的整合时代，正如费孝通老人十余年前讲到的那样，在这样一个新的学术文化的“战国时代”我们需要“新的孔子”，也就是说我们的新时代呼唤着文化学术的权威人物。而如何界定权威人物，不仅是一个有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人面对历史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坦率诚实的人面对自己的主观时的态度问题。大而广之，它甚至是一个时代如何面对自己的精神，面对自己的良心的问题。面对历史，真正的权威人物之确立应该以宁缺勿滥为原则，应该在时无其人之际虚位以待，而不是为摆脱权威丧失后的真空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而张冠李戴、所寄非人。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学与历史学问题，本文无意也无力在这一方向上做进一步尝试，而只想就我对钱先生其人的一些判断谈谈自己的依据与理由。   

　　　　康德在1766年4月8日致门德尔松的信中写道：“尽管我对自己思索的许多东西怀有最清晰的信念和极度的满意，却永远没有勇气说出来，但是，我永远不会说出我没有思索过的东西。”多年来，我一直将这番话铭于座右。虽然，我不敢保证我有勇气说出对钱钟书先生的全部真实看法，但我却可以保证，我所说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在深思熟虑之后深信不疑的。而且我也要再次重申，我无意妄自尊大企图以一篇文字纠正我自认的长期以来普遍形成的对钱钟书先生的过高评价，而只想不惴浅见，钩沉发微，仅以我乡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二、骑在城墙上的钱钟书先生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婚姻也罢，爱情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电视剧《围城》片头那个浑厚深沉的男声的旁白时，都同时会想到这样一幅画面：城里城外，人声熙攘，往来冲突，钱钟书先生面带商人一样狡黠的笑容，将两只手抄在袖中悠然自得地骑在城墙上，眼见芸芸众生为愿望所苦，他既不象佛陀一样为众生指点迷津，也不象耶稣那样为生民舍身赎难，更不象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那样甚至不惜亲身卷入是非矛盾中以便明确参与自己的主观，他只是象特尔西特斯一样不断制造各种轻佻刻薄的调侃。不幸的是，特尔西特斯的轻佻刻薄遭到了俄底修斯的痛打，而钱先生的轻佻刻薄却被人当成机智诙谐而倍受推崇……每每想到这些，我心中都会隐隐作痛，为《围城》，为《围城》中的人物，也为读《围城》——特别是读过《围城》之后对钱先生的“机智诙谐”大为心折的人们。   

　　　　那么，钱钟书先生何以在我的印象中竟抄着双手骑到了城墙上呢？因为从初读《围城》之时起我就感觉到他的“无情”。所谓“无情”是指他吝于对书中的任何人物倾注感情，从未直接体现出对书中人物的设身处地的理解力来，而只是以各种小巧刁钻的智力游戏一样的比喻玩味着书中所有人物的尴尬境遇与坎坷遭际。就是在方鸿渐被唐晓芙赶出门后在雨中呆立之际，钱先生也没有倾注自己的感情设身处地地把握一下他的一号主人公的主观，而是用“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这一并不很恰当但却足够刻薄的比喻试图刻画方鸿渐失恋的落魄形态，请注意，钱先生在其主人公面临人生之一大失意与挫折之际着意落墨的是形态而不是心理。如果是在论文中，钱先生这样处理我们或可名之曰具备科学精神——就想我们一向以来对《管锥编》等的评价那样，但在创作中，我想至少我们没有充分理由认为钱先生这样处理绝不是对人物之挖掘与塑造上不够深入的浅尝辄止吧？   

　　　　诚然，比喻作为一种特别生动鲜明的修辞方法是经常被人运用的，但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一部小说的创作中是否合适却是值得商榷的。比喻的运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被说明对象要有足够的距离，以便能充分地观察与把握被说明对象可以与其他事物相比较的特征，也就是说只有作者将自身主观从被说明对象中充分疏离出来之后才可以特别恰当地运用比喻。因此在一部小说中频繁地运用比喻手法——尤其是在塑造与把握人物的关键处运用比喻手法，作者必须时时与书中情节人物保持充分的距离，而如果要做到与城内外的人同时保持充分的距离，钱先生最理想的位置恐怕就是骑在城墙上吧？   

　　　　最令人费解的是，十几年前《围城》伴着电视剧刚刚“火”起来的时候，竟然就有人特别冲动地称《围城》为“当代的《红楼梦》”，这实在是无从说起。《红楼梦》惊人的艺术感染力更主要的是得益于曹雪芹对书中每一个人物倾注的真情实感，而绝非仅仅得自曹雪芹的才华，因为仅就才华而论，曹雪芹恐怕未必一定强过袁枚、纪昀等人。据脂砚斋讲，曹雪芹是“哭成此书”的，并且“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自己也开宗明义地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此中味。”曹雪芹就是这样以一个痴人的身份呕心沥血地创作着的，历史地看，恐怕也只有曹雪芹那样的痴人才能写出《红楼梦》那样的哭成之书，相比之下，钱先生冷漠的调侃中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到痴，相反倒是随处透着聪明。因而如果一定要将钱先生与曹雪芹放到一起，我们恐怕也会不无遗憾地发现：其“聪明”可及，但其痴不可及。   

　　　　我所以强调钱先生的创作中透着“聪明”，是因为那并不是智慧，所谓“智慧”，意指佛经中“般若”的汉意，故而与聪明相比，智慧有着更充分的人文内涵，也就是说智慧要求人对事物除了寄予科学的考察之外的更多的以情怀为依托的关注，绝非通常理解的各种小巧精致的思路。钱先生创作中的“无情”注定了他只有聪明却无法企及智慧，钱先生的精巧比喻缺乏智慧者应有的博大敦厚、谦冲仁恕的情怀，恰恰相反，倒是经常显得尖酸刻薄、轻佻恶毒，比如将鲍小姐对方鸿渐的冷淡说成“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就相当恶毒，严格说来，这一比喻比鲍小姐其人的行为更下作，它特别充分地体现了钱先生对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无情”。我们恐怕也不能将钱先生的这类刻薄看成所谓的“公心讽世”，因为真正的“公心讽世”应该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而不应该似钱先生这般坦率地刻薄。当然，我们也无从想象一个没有情怀的人怎样拥有一颗“公心”，因为一个没有情怀的人，不可能具备任何超越小我的建设性的方向。   

　　　　十几年来，钱先生在文本中表现出的这种骑在城墙上的疏离感恐怕被很多人理解成了钱先生的韵致超然。但是尽管钱先生的很多具体表现都很能动地与韵致超然相契合，在这一点上却令人遗憾地是个意外，就此我们倒可以在钱先生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中找到启示，钱先生曾说过自己的《宋诗选注》就象是“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特别不愉快的事实：钱先生是骑在城墙上完成他的最走红的作品《围城》的。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5 14:17
标题: re: 三、钱先生学术之管窥锥指 ...

  三、钱先生学术之管窥锥指  

　　　　钱先生的学术之“博大精深”几乎是紧随着《围城》一书的畅销而广为人知的，正如《小聪明还是大智慧》一文中说的那样，一度形成了象抢购畅销书一样疯狂抢购《管锥编》与《谈艺录》的局面。这倒让我想起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件事，据说英王读了道奇森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后，对作者大为心折，吩咐手下人以后凡是道奇森写的书都要呈上御览，于是不久之后，道奇森的另一部著作便摆到英王桌上，是一本600余页的有关数学与逻辑学方面的专著。人们的因为《围城》而抢购《管锥编》与《谈艺录》从动机与心理上讲恐怕与英王对道奇森的著作盲目的想当然完全吻合吧？因此我想人们针对《管锥编》与《谈艺录》的作法恐怕也应该与英王的不得不将道奇森的其他著作束之高阁相类似吧？至少我所认识的为数已不算少的收藏有钱先生的《管锥编》与《谈艺录》的人，就没有一个人读过全书。客观地讲，购而不读完全是情理之中的，钱先生的著作之枯燥，即便有强烈的目的性与方向感，如果在阅读方面没有良好的耐力，也是很难读下去的。因此，钱先生学术之“博大精深”理智地看是在绝大部分人没读过他的学术著作的情况下广为人知的。  

　　　　其实钱先生学术著作的使人难以卒读恐怕比钱先生学术的“博大精深”更加广为人知吧？！只不过人们通常很轻易地就把自己读不下去进一步理解成钱先生的“博大精深”。这种想当然也无非是一种名人效应的外化，试想如果一个无名后学竟敢斗胆象钱先生那样写一些别人看不下去的书，恐怕空洞乏味、言之无物、不知所云等指责会一股脑吐到他头上，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更难原谅无名之辈对我们理解力的压迫。但是理论上讲，使人难以卒读的确并不仅仅意味着“博大精深”，它也可能——甚至更可能是因为言之无物、文义空洞，使人读后如堕茫雾，不知所云。平心而论，历代都不乏博大精深的学术，但使人难以卒读的书与博大精深的书相比简直是凤毛麟角。年代久远的且不说，即令近代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现代陈寅恪的赅博、岑仲勉的笃实、吕思勉的贯通、马一浮的秀彻，其书或有使人因学力有限看不太懂之处，但绝不至于使人难以卒读。因此使人难以卒读本身从事理上讲，从情理上讲都只说明使人难以卒读，如果不接触这使人难以卒读的文本，我们实在是无从断言它是由于博大精深还是由于言之无物而使人难以卒读的。因此我们当务之急还是回到钱先生的文本，但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就文本做深入全面的探讨，在此我们只能管窥几例以为锥指。  

　　　　钱先生行文之际思路相当活跃，以至于有时活跃到自己也难以把持的地步。例如《管锥编》第一册第272页《项羽本纪》“破釜沉舟”条中，钱先生先列举了军事史上有关“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若干事例之后，忽然话锋一转，提到了佛家的“到岸舍筏”，还提到了《大慧语录》中的“过河便拆桥，得路便塞路”，进而钱先生突然断言：“譬一而已：兵家以喻无退反之勇气，禅家以喻无执着之活法。”说禅家的“到岸舍筏”是譬喻固然不错，但说“破釜沉舟”之类的军事行为是一种譬喻，却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军事行为，实“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恐怕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平庸的军事统帅也没有闲情逸志在酝酿军事行动时做任何譬喻吧？！况且破釜沉舟历史地看是项羽的军事谋略，司马迁只是笔录其事而已，我们总不至于认为项羽的破釜沉舟只是司马迁的一个精致的譬喻吧？！因此，虽然同是“过河拆桥”，实实在在的谋略与生动形象的譬喻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钱先生在此将除了字面相近之外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件事硬牵到一起，难免会使人读到这里如堕茫雾，不知所云。或者我们不妨更坦率地说：“兵家以喻无退反之勇气”是一个错误判断，因此如果我们不是如堕茫雾，则势必为错误判断所累，故而“如堕茫雾，不知所云”至少在面对钱先生这一则文字时倒可以使我们免受谬见之累。  

　　　　钱先生行文之际为了更全面地铺排资料，有时甚至到了不惜不加鉴别地将程度水平几近乎宵壤的内容放到一起的地步。例如《管锥编》第二册第448页《老子~四O章》“反者道之动”条中，钱先生着力阐发了老子辩证法的深刻内涵，并与佛教的以破执为指归的双重否定的句式两相参照，列举了诸如《中论》、《肇论》、《维摩诘经》、《圆觉经》等典籍当中的许多至少从字面上看颇为类似的句子，（其实其中也存在上文中所说的牵强之处，但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赘述了）但是随后钱先生竟列举了白居易的诗句“本立空名缘破妄，若能无妄亦无空”以相佐证。须知白居易虽诗名颇著，但于佛法甚至谈不上粗通，是彻头彻尾的天桥把式——光说不练的野狐禅，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已详加考释。钱先生在此却不加鉴别地仅仅根据字面外观相近而将作为门外人的白居易的言论与佛、道两家的精妙要论等量齐观地罗列一处，其在读者中有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如形成对白居易之认识的假象等）恐怕仅次于前文提到的为谬见所累吧？！  

　　　　钱先生学术著作中最鲜明的特色是经常在书中出现几种语言，钱先生在接受彦火的访问时就找助手的问题说过这样一番话：“很难找助手，因为这本书（指《管锥编》）牵涉到几种语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还是要自己动手，单是查对引文就相当困难。”可见钱先生对书中出现几种语言在读者阅读上形成的难度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也就是说，钱先生是特别自觉地用几种语言至少是客观上形成了对读者理解力的压迫的。既然钱先生自知他的著述甚至连一些特选助手都不能适应，那么他把在理解上如此令人绝望的著述公开出版面世究竟是作何感想呢？诚然，我们自己的外语水平不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看不懂钱先生著作中的多种语言也只能怪我们自己才学疏陋，钱先生精通多种语言，我们不应以己之浅陋强求钱先生对我们理解力的俯就。但我们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中——尽管陈先生精通的语言比钱先生只多不少——几乎从未因我们理解的语言有限而感受的理解力上的压迫，更何况，如果钱先生在小说创作中的脱“围”而出是出于对读者参差不齐的理解力的迁就，并且如果钱先生写作出版《管锥编》等并非为了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而是试图让我们理解，那么我们在此不惴冒昧斗胆请求钱先生垂怜并迁就我们对异国语言的微薄理解力也不算唐突吧？  

　　　　再次提到钱先生的创作，我还想补充一点。与钱先生的小说创作不同，在小说创作中钱先生几乎做不到将自己的主观寄予书中人物的主观，最终特别直率地脱“围”而出，从而给人留下了特别有才华的印象，但是在学术著述中，钱先生却竭尽全力做到了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在前人的言论中，并因此给人留下了特别有学问的印象。这一区别恐怕正是写作与著述的不同原则、不同依据——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不同动力造成的吧？！所谓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在前人的言论中，具体表现为言必有出处，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只要能在前人言论中找到出处，也绝不以自己的名义亲口说出来，无论是《管锥编》，还是《谈艺录》，甚至包括比较正式的（有别于札记形式的）《七缀集》，这样的例子随处即是，不胜枚举。现在有研究者将这一作法说成现代西方比较时髦的阐释学方法，但严格说来，它更近似于古已有之的笺注之学，只要字面语意相类，即将其实风马牛不相及的资料不遗余力地罗列一处，以至于无论是文本结构还是知识结构都表现得既博且杂，有章无识，例如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等均属此类，唯一不同的是，钱先生的笺注因为引证了几种语言而显得貌似比较文化，因此我们姑且可以名之为立足文化比较的新笺注之学。除坚持立足文本这一点外，它实在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阐释学没有太大关系。而这种新笺注之学的臃肿的文本结构与事倍功半的写作与解读过程，正是钱先生之著述使人难以卒读的根本原因。但恐怕也正是钱先生这种使人难以卒读的新笺注之学的臃肿的文本结构与事倍功半的写作与解读过程，使钱先生的学术给人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印象。  

　　　　可以我之陋见，钱先生学术之“博”从其著作之面貌上看固然已是当之无愧了，但至于“大精深”与否，却是见仁见智，难求共识的。“精深”有别于“博”是人所共知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就学问的“大”的有别于“博”聊作辨析。学问的“大”有别于“博”之处在于“大”绝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并且“大”也绝非可以消极地通过量化积累自然实现，“大”是以情怀与境界为依托的对小我的坚决的超越，它不但是对终极关怀的由衷牵挂，也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也正因此，“大”本身才首先成为大情怀、大境界，而后才生出大学问、大才华，否则，即令皓首穷经、日诵万言、妙笔喷花、文成七步，也终究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核舟雕虫，难登大雅。以此度之，学问堪称“博大”者虽不似我们通常想象得那样多，但也终不乏人。如乾隆年间的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外托训义之名，深寄义理之辨，于奉程、朱为纶音之世，发假理学以杀人之实，堪称“博大”；再如乾嘉时代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谈言微中，寄意遥深，忧时感世，针砭时弊，堪称“博大”。相比之下，钱先生“博”则固然“博”矣，这“大”字恐怕是万万担当不起的吧？！至于“精深”，本来就是求“博”之人很难做到的，更何况钱先生嗜书成痴，率性而读，三教九流，随缘披览，因此知识结构相当庞杂，据杨绛先生讲，钱先生的知识点中甚至包括旧小说中每个好汉所用兵器的斤两，从中我们正可见钱先生兴趣之宽泛，涉猎之广博。更何况从钱先生著述我们也可见，或许是由于钱先生出言谨慎，或许是因为钱先生识见不逮，总之每每在可以深入挖掘的关键处钱先生总是以若干平铺开去——而非深入下去——的引文轻轻带过，就象在《围城》中每到关键时刻钱先生就以各种调侃比喻冲上前台一样，用前人言论适时地将自己掩藏起来，从而使读者每每有言有未尽的失落感。  

　　　　因此，综观钱先生的学术，“大”固然谈不上，“精深”在文本上也没有任何具体表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到目前为止只是“博杂”而已。而所谓的广为人知的“博大精深”，恐怕也只是人们对钱先生之学术缺乏充分详实的了解与认识而引发的幻觉与梦境吧？！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5 14:18
标题: re:《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叫做“钱钟书看得起谁...
《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叫做“钱钟书看得起谁啊”的文章提到：“1992年I1月，安迪先生到钱先生府上拜望，曾向他请教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结果，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洛，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显然，经过时间淘洗、如今享有大名的几位学者文人几乎都入不了钱先生的法眼。”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5 14:57
标题: re:T版所列举的钱钟书的那些著作，包括《管锥...
T版所列举的钱钟书的那些著作，包括《管锥篇》，我都看过，家里均有藏书。其中像《宋诗选》多次翻阅，尤其喜欢他的小序，不少篇目精彩夺目；像《管锥编》很多篇目我是多次研读，的确佩服钱钟书的博学。但后来觉得：也就是博学而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我们敬仰不已，但以其骨子里的自是，以及热捧者的拔高相比，倒是显出差距。

至于《围城》，当年读大学时，《围城》首次重版不久，有一位老师说：没看过《围城》的人，不算中文人。当时很崇拜他的机智、诙谐。但是后来，看了电视剧《围城》，特地去再次研读《围城》，感觉竟然大不如前，觉得虽然写得很聪明，但没有真正的智慧；虽然很冷峻，但近乎冷漠，没有一位好作家应有的悲悯情怀。当时的感觉现在仍然印象深刻，老是在疑问：难道仅仅为了阐述“围城”心理？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蕴，只是让人心灰灰的，冷冷的，这种是僵尸般的僵冷，从那以后，对钱钟书的“巨人”形象就轰塌了。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学者，他是足够了不起的。但硬要奉为大师、昆仑什么的，倒是显出其人格的萎缩。不客气的讲：他既恃才傲物，也清高好誉，只是有足够的机巧和世故去包装；他从不显得积极入世，但也没有真的愿意出世，他对仕途、世途的潜规则是看得透彻，用的精到，所以他是一个心机很重、善于自处的人。
作者: 秋爸爸    时间: 2009-7-15 15:02
标题: re:山林+600，直接晋级。因为转的大好江山...
山林+600，直接晋级。因为转的大好江山这篇也说了《围城》电视剧对钱钟书的走红的巨大作用，算对48楼澄清的再澄清。当时我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到那有8乘8之后的小环境问题。关于这点，算我胆大，那些文科生都不敢公开提的。MJ也是如此嘛，他最火正值冷战结束前后，全世界同时争着放他的资产阶级MV，流行音乐也是那时候最繁盛，但现在没这土壤了，信息传播太快了，啥都是都是一小撮一小撮了。所以，要说MJ是空前绝后的王，我同意。
云鹤揭发的“钱钟书看得起谁啊”的情况，+200分。

现在得分，山林600分，云鹤700分，T版500分。
T版以一抵二，勇气可嘉，奖分先留着，只要有个文科MM出来挺你，那时没啥说的，可直接+500分。
作者: binfeng2000    时间: 2009-7-15 15:24
标题: re:"其中像《宋诗选》多次翻阅"--...
"其中像《宋诗选》多次翻阅"

---这本《宋诗选》是不是早不印了? 我找过没找着那里有卖的.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5 15:29
标题: re:[QUOTE][B]下面引用由[U]bi...
下面引用由[U]binfeng2000[/U]发表的内容：

"其中像《宋诗选》多次翻阅"

---这本《宋诗选》是不是早不印了? 我找过没找着那里有卖的.


我楼上说过，钱钟书的著作我家里藏书基本都有啊！
作者: binfeng2000    时间: 2009-7-15 15:32
标题: re:你有我没有啊!我对其它的几本"钱"书兴趣...
你有我没有啊!我对其它的几本"钱"书兴趣到不大,但是一直想买这本《宋诗选》,也是听说了他三言而语的小序,却真的写得好.
作者: binfeng2000    时间: 2009-7-15 15:35
标题: re:改了,找到了.跟上时髦了.
改了,找到了.跟上时髦了.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5 15:46
标题: re:《宋诗选》的亮点之一是为每一位诗人撰写的...
《宋诗选》的亮点之一是为每一位诗人撰写的小序上， 几位大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人的小序尤为精彩。 还有一些诗人的小序写的妙趣横生，令人读之不禁一笑，比如在王令的小序中说他“受韩愈、孟郊、卢仝的影响很深，词句跟李觏的一样创辟，而口气愈加雄壮，仿佛能够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大概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一句话就写活了王令的为人。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5 17:35
标题: re:书名还是写全吧，否则是否会带来购书的不便...
书名还是写全吧，否则是否会带来购书的不便，是《宋诗选注》。

还是那句话，大师也好、昆仑也好，都不是钱本人的自封，也没有用这种头衔干过学术上霸道的事儿，诸位批评者先假设“都认为你是大师昆仑”，然后来论述“其实如何如何”。

其实正如周泽雄在《闲话管锥编》中所写的，首先给钱钟书的定位就乱七八糟，评论自然就乱。周泽雄说，钱就是一个文艺家。这不就结了吗？在文艺鉴赏上，或者是比较文学上做到很深的造诣，就非要把他和哲学家、思想家去比吗？

比如我们说狭义的知识分子，应具有社会批判性、能匡正社会观念、传播进步的理念、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不仅仅指从事和知识相关的工作，那么，按照钱钟书的生平，他连知识分子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文艺鉴赏家而已。问题是他没认为自己是大师和昆仑啊。

至于他孤傲，对其他学术泰斗级人物的见解有看法，这有什么不正常吗？难道诸位给钱先生冠以帮闲文人的帽子就正常了，公平了？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5 18:08
标题: re:楼上説的没错，在当下，总结的极端一...
   楼上説的没错，在当下，总结的极端一点，知识分子有几条归途，1，疯掉，2，死掉，3，坐黑牢。值得敬仰的知识分子可谓寥寥，所以包括钱钟书在内的大师们在暴虐的环境里如昆德拉一样选择消极地生存，我们不必苛责他们都应该去做哈维尔，但也不值得如此敬仰。可贵的是昆德拉们都以各种方式对自己进行了忏悔，以启后人，如此一比，余秋雨们便等而下之了。
作者: 燕原    时间: 2009-7-15 21:02
标题: re:转个舒服的文章，里面的人一个也不知道，也...
转个舒服的文章，里面的人一个也不知道，也许是大师，也许不是，但是好像活得更轻松哈。

度过的方式
锦瑟 发表于 2009-7-14 8:16:00

这几天读 Philip Kitcher 和 Richard Schacht 写瓦格纳的指环，半本下来，明明是在大谈人生意义嘛！这年头，英语世界里，大部分谈理想谈人生的书都是牧师写的了，能读到这么一本哲学家写的，还真不容易。两位作者都唱歌，有一个还吹法国号，且都能读总谱，也不容易。害得我读着读着，脑子里就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昨天九九到家里来，提到曾到过 Richard Schacht 家里，林中一幢别致的不规则六边形房子，九九说，一定是有建筑师专门设计过。家里也很漂亮，好似舞台的客厅里一架大三角钢琴， 众多的书籍与音乐收藏。Schacht 据说有点傲慢，并乐于展示他良好品味的家居。

Philip Kitcher 我曾在Delphi的草丛里撞见过，他带着墨镜和棒球帽，大步流星，我们都不跟陌生人打招呼。他老婆Patricia坐在报告厅里给讲座，他也不去听。这又是家（准）夫妻店，女人做康德，男人做科学哲学，都是出名的人。TH读过Patricia的文章，但不太以为然。

在Delphi邂逅众多，从顶级牛人到无名小卒，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年轻美好的时光，广大世界正朝自己开放，一望无际。可自从三年后Michael Frede 葬身柯林斯湾，我便往往只想起他一人，好似理想世界的消逝，我的。

直到这几天读这本书，原先那众多的脸孔及它们的背景才重新浮现出来，同一张饭桌的周围，那迥然的成就、人品与际遇，那些可爱的、同我一样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他们蒸腾着的朝气，还有那嵌入山体的朴素的水泥房子。

Frede之外，还去了不少名人，Kitcher夫妇，John Cooper，John McDowell… 当然，都是只有行内人才知道的。

Aristides是会议的组织者，据说他学术政治两不耽误，一边弄他的科学哲学，（这家伙跟德国总理有一拼，拿的是理论物理的博士），一边还积极参政，在议会发言，给报纸写文章。问他我这个外人该怎么出房费饭费，他大手一挥说不用付了，不愧是社会主义左派人士。

Ted 是我那时的情敌。他具有卓越的情敌所具备的一切素质：高大英武、百科全书的记忆、极善言辞、永远是人群的中心。那时他也有七十二了，宽阔的额头，声如洪钟，目光如炬，好像随时都会着火，让我一见就自惭形秽泄了气。后来他大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担心，你可要年轻漂亮多了！”我可不那么觉得。

Barbara 也去了，紧跟Ted左右，谈风也很健。久闻其名，一睹真人，竟大失所望。她还算漂亮，甚至是唯一一个化妆的女士，看得出精心打扮，米色的丝绸套装，脖子上一串琥珀项链… 但是充满一种中产阶级的僵硬，谈话中露出阵阵自得，赞赏arts nouveaux的美好，批评贝聿铭的卢浮宫入口不和谐（并除此之外再也说不出理由，可据说最近还写了本有关艺术哲学的书）… 想起Ted那个脱光衣服赴宴的前妻，不得不感叹Ted的品味也随年龄从革命滑入小资。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McDowell。严肃，一丝不苟，没有表情，后来才知道，那是他永远的表情。并且他如此害羞，不要说陌生人，连熟人都难以和他搭上话。尽管这几年他离得最近，在音乐厅还常常碰见，互相知道是谁，但到现在我们也从没打过一次招呼。反而是Ted，每次回来都要吃一顿我做的川菜。

Daniel Garber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全身圆滚滚，好像由几个圆球堆成的，圆脑袋放在圆肚皮上，小圆点的眼睛外套两个圆玻璃片嵌入圆脑袋，永远一脸笑，让我觉得这老头真和善。一天晚宴后，一个名叫Iphgenia的女生愤愤地抱怨，这个圆老头说：“你别去匹兹堡啦，到普林斯顿来吧！”然后肥脑袋凑近她：“今晚跟我睡咋样？”那天晚上，在另外一桌上，还有另外一位腆着肚皮的糟老头教授如此问另外一位希腊女生，他们都很知道要找外国的。

我问TH，你们这行的人是不是特容易变态？TH答非所问地说：人在外，就觉得可以放松了。我却想，哲学只是他们的职业而已，做得再好，也是当手艺在做，和人生无关。

但显然不是都如此，因为还有Frede，那轮倏然遁入爱琴海的夕阳。

那次去了很多希腊的学生，主要来自雅典和博罗奔尼撒的Patra。有一个高个子姑娘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她总是白衬衣，蓝仔裤，刚过耳的短发，脂粉不施，脸庞有大理石雕般的轮廓，点以鲜明的黑色眉眼。我视线第一次落在她身上，就不能挪开，真是完美的艺术品！她是雅典大学的学生，原先学的是物理，后来做了几年中学教师，对科学所建立于其上的形而上基础发生了兴趣，想探求个究竟，就重新回到学校。我不记得她是全时还是半时的学生，是否还保留中学教师的职位，但记得问她今后学完了怎么办。她说，还回中学继续教书。

多好的生活！——有这样内心的人，没有没有盈利目的、与谋生无关的知识追求，还允许这种生活继续的国度… 还有那种如同从古代穿越而来的不朽的面容…

另外一个男孩，也是雅典来的，原先学计算机，受到Markus的鼓舞，渴望将来也能到匹兹堡读哲学。（Markus是TH的同学，希腊人，原先也是学计算机的。）我们在希腊的最后一晚留宿于他家。普通的雅典家庭，在一个平常的（没有围墙的）居民区，那种中国南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楼房，五六层高，没有电梯，三室一厅，通风很好，浴室里有简单的淋浴。室内装修非常简单，干净的、被擦得发亮的水泥地，家俱也像中国九十年代初的，不多，不花哨，也不好看，很多是三合板材料的，现代主义工业大生产的产品。我们四点多钟起床去赶飞机，没有公共汽车，他为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雅典的出租车也挺便宜。一路飞驰而过那些空旷的大街、立交桥，那些现代主义泛滥下的方盒子居民楼，恍惚中就好像是我大学时代的北京。

Delphi的那些日子，我无所事事地捧着修昔底德，不着几眼，倒是和这些不同行的同龄人坐在夜晚的凉风里，一杯啤酒咂几个钟头。如今他们应该和我一样，也慢慢老了。Iphgenia来了匹兹堡，我却再没有见过她。Markus已在今年离开，和妻子Lisa双双去悉尼执教。那个男孩没有来匹兹堡，不知是否还在继续他的哲学旅程？那个美丽的希腊女孩呢？已经回到了她的中学，继续教物理了吧？

而教授们… Ted迅速地老了，记忆骤衰，前言不搭后语，心不在焉，只有胃口依旧；McDowell深邃的钻头仍不倦地继续深入地下；Kitcher写了这本谈理想谈人生的书，让我另眼相看；Garber荣升titled Professor；而Frede托体同海，成就神话。

Wotan看着他的世界毁灭，从抗拒到接受，神亦有尽时。Kitcher & Schacht的书名Finding an Ending，意思与其是寻找一种终结的方式，不如说是寻找一种度过的方式。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5 22:25
标题: re:钱钟书偶像是什么样的文化标本 ...

钱钟书偶像是什么样的文化标本
李劼

       当斯宾格勒把文化比作大自然中的野花野草时，他无意中道出了两种文化标本。一种是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存在标本，一种是被物化了的文明标本。斯宾格勒以此成功地提示了文化的文明化过程，他不知道的只是，文化景观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被学问化的标本。

    将文化变成一种学问，从而使思想按照学问的规范自我泯灭，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历史方式。这种学问化的方式，在让学问家自得其乐的同时，让思想家成为异类。一部中国文化史，既是把思想做成学问的历史，也是让学问淹没思想的历史。在一个以孔子式的家禽伦理和韩非子开创的流氓哲学为特征的文化封闭时空里，人们只能互相攀比学问做到什么份上，难以展示思想如何锐利。因为把文化做成学问，是被允许的快乐。而把学问变成思想，却不得不承担巨大的风险。于是，世故代 替智慧，在知识人（过去叫做士大夫）当中，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任何对世故的不屑，都会同时成为对学问的冒犯。当年，嵇康不过是很不世故地得罪了一个当红 的权势者，结果却以冒犯学问的罪名给杀害。

       并不想对钱钟书本人以及钱钟书的学问有什么褒贬，不过是想籍此指出，选择做学问乃是一种无奈，不是一种值得标榜的荣耀。在学问中的钱钟书，其思想的自由程 度是相当有限的。就以文学评论为例，同样的评论家，美国的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论著中显然有着远非钱氏可比的自由度。仅以智力相比，钱氏并不逊于布氏。区 别在于，钱氏没有思想和自由，所以只好学问了。而布氏没有自由思想的禁忌，因此无论在文化的景深度上，还是在审美的透视力上，都显得挥洒自如。

       语言由于其撒谎本性（参见拙著《给大师定位》有关语言学章节），经常把思想变成学问，一如把活鱼做成鱼干。学问的可疑在于，没有了思想的鲜活。假如孔子孟 子还可算是有思想的人，那么到了朱子程子，那些思想全部被做成了道德鱼干。就钱钟书本人而言，显然是个聪明而有活力的学人。至于后来的做成一个学问家，并 非全然是自己的选择。相比之下，李渔的《闲情偶寄》，却是乐于为之。倘若钱钟书的榜样不可质疑，那么李渔式的快乐，却会让当今的中国知识人羡慕不已。知识，财富，女人，应有尽有。虽然人人皆知，《闲情偶寄》与《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但又有多少人会像曹雪芹那样默默无闻地辛勤笔耕？

       与如此仰视钱钟书的人们谈论钱钟书，实在是件十分可笑的事情。这不能责怪他人，只能怪自己太不识相。在一群世故的学问家当中，不要说思想，即便是天真，都 会被视作对学问的冒犯。尤其是面对一群靠学问谋生的人们，岂能拿学问开玩笑？记得有一句广告词叫做：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 灵，要把我们全都杀死。假如不想被杀死的话，那么赶紧退下。离开之前，最后说上一句：以后不要再提什么思想者俱乐部，能够做成一个知识的乐园，已经很不错了。
      
  就此，告退。

2007年10月30日写于加勒比海之滨
附：有关钱钟书的争议

       李劼：回应泽雄君异议“钱钟书小心”说“钱钟书著书立说，与其当年写作《围城》时尽情尽意的嘻笑怒骂截然相反，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就连书名都以《管锥篇》自谦，一句大话都不敢说。”

       ——先求个小疵。钱钟书给书命名时的本分低调（倒未必是自谦），是一以贯之的，哪怕他在美国“著书立说”，这份老派学人的自重，也不会轻易改变。我发现， 除了年轻时写过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标题涉嫌托大（主要是戏谑）外，钱氏标题始终不以说“大话”为特色。《谈艺录》《旧文四篇》《七缀集》及最早 的《石语》，与《管锥编》相比，风格上一脉相承，根本谈不上“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再则，“管锥编”语出庄子《秋水》篇，“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八字里， 还是不乏豪迈之气的。若是把它释读成“管窥蠡测”之类，恐有误读。同理，“围城”及那部不幸遗失的小说“百合心”，命名方式上也照例与“大胆”无关。－－ 周泽雄

       泽雄君此番感想，从字面上无可挑剔。只是拙文的着眼处，并不在于对钱氏的学问有所褒贬。所谓小心得不能再小心，有如下二层意思。一层是，钱氏在专制文化的 淫威之下，完全丧失招架之力。钱氏说不出陈寅恪坦然道出的那个不字。这除了钱氏的气度不及陈氏，还有在学识上的小家子气。钱氏著述，旁证博引，却很少道出 一眼透底的见识。不说别的例子，仅举陈氏有关“东晋王导功业”一文，便是钱氏再博学也无以企及的。这是有思想的学者，和仅止于学问的学者之间的区别。这 与”老派学人的自重“，并没有什么关系。真要说自重，得了庄子真谛的施蛰存先生，倒是个自重的范例。能够在一次次政治灾难里，得以自保，那样的功力，很难 以自重加誉之。


       其次，钱氏在《围城》里的刻薄，是相当放肆的。也可说是汪洋恣肆。相比之下，钱氏做了毛时代的学问家，却是如履薄冰。用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形容，并不为过。 与钱氏有近距离接触的学人，私底下对我讲述过一些细节。那些细节，在钱氏的著述中是不会述及的，也许仅存于钱氏的处世和为人之中。因此，读书与读人就很难 分开了。

       记得施蛰存先生说过钱氏的《围城》刻薄。与此相应，胡河清曾在论述钱氏时，特意指出钱氏的无锡籍贯。钱氏读了之后，特意给胡河清写了回信，说胡“迫寇入 巢”。彼此虽然都是点到为止，但其间的过招，却也是一目了然的。钱氏的回应，在于胡指出籍贯的潜台词：所谓刁无锡，恶常州，苏空头那三句俗话中的刁无锡 也。胡河清私底下对我点破过这个意思。施先生说的刻薄，胡河清暗示的那个刁字，多多少少是切中钱氏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炼达之钱氏特色的。或许正因如此，钱氏 才会那么认真地给胡河清写了回信。这就很难形容说，那是自重的钱氏，给不自重的晚辈，表示友好。至于钱氏之刁，施蛰存的回忆也可提供一个佐证。诗人王辛笛 请钱氏和施氏吃晚，晚后送给他们一本王氏的诗集。钱、施二位出门之后，钱指着诗集上所印的一只手，对施说，王辛笛一只手在写诗，另一只手在干什么？此话乃 暗示王在银行做事的商人身份。且不说经商在如今已经成为光荣，就算是那个时代，王辛笛一边经商，一面写诗，也总比后来的钱氏一面做学问，一面不得不把那个 学术顶戴给托得牢牢的，要强一些。由此也可见，钱氏之刁还有另一面的意思：在黑暗透顶的专制年代里，也正是这样的无锡风格，使其得以在夹缝里求得了生存之 地。


       以钱氏在学问上的格局和为人处世的无锡风格，即便其“管锥”一词，确实是借用了庄子的意思，但也未必具有庄子的豪气。因为庄子敢于舍弃的，钱氏不敢舍弃。 庄子不屑一顾的，钱氏不敢不屑为之。正如钱氏写不出陈寅恪论述东晋王导那么透彻、那么极具洞见力的文章，钱氏也没有庄子的潇洒和庄子的气度。所以，同样的 措辞，在不同的人笔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此论说，并非将钱氏贬得一钱不值。钱氏在学问上还是很“值钱”的。这里想要指出的只是，就学识而言，仅有学问是不够的。知识有时可以成为力量，有时也会 成为累赘，假如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作底的话。至于读书，也不能读到字面为止。且不说文字后面的潜台词是如何的丰富，即使是文字无以抵达的不言之意，也 是不能不关注到的。再说，钱氏成为学术偶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个知识贫瘠的年代作前提。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学问越来越变成了生存的手段，而不再 是存在的需求。所谓的自重，也就只能是各自保重了。

       其实，人类迄今为止的知识，有百分之五十是作废的（由此证明了人类是在错误中获得所谓的进步的）。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有争议的，只有大概百分之十左右，是 有价值的。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几千年来，总是在百分之五十的作废知识里打转。而百分之四十的争议性知识，又是不许探讨的。至于百分之十的有价值知识，则是 从来不去理会的。由此，也可以想见陈寅恪和钱钟书的区别，他们分别存在于哪个百分比里。学人的自重当然是需要的，但问题在于，重心在哪里。

       上述观点，欢迎讨论。对于泽雄君的回贴也在此一并谢过。

       周泽雄回应：

       先谢过学兄。

       我原来只是就事论事，读李劼兄大帖，蓦然发现，我得重新面对一个如何全面评价钱钟书学问人品的庞大话题了。这话题，我既不堪其重，平心而论，在原来的真名也曾码过数十来帖，自忖已 经说不出别的新意来了。——好在，几天前听大兴兄提到，李劼兄手头正好有别的事要做，为避免耽误学兄时间（顺便也让自己轻松一下），我不妨借机偷懒，有多 少感，说多少话。

       这会儿，先聊聊“刻薄”。“刁无锡，恶常州”云云，钱钟书先生是否在乎，且存而不论，且说我个人历来有个小见：对文人而言，刻薄是才华的显著标志。在世俗 的标签里，刻薄总是带有贬义的，但在大文人一行里，一个人的刻薄能力，往往与他的实际成就成正比，而非反比。在我看来，李劼兄的大作，也不乏“刻薄”之 处。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苍天在上，心里没有一丝讽嘲之意，只有尊重。
       刻薄不能成就一位文人， 如果他只有刻薄的话，但刻薄作为一门嫉恶如仇的艺术，则非常值得学习和赏鉴。刻薄与深刻，经常被人视为对立物，比如指责某人“具有鲁迅的刻薄而无鲁迅的深 刻”，一望就是一句安全系数很高的俏皮话。虽然在我看来，这话非常不通，因为，一个人如果当真具备鲁迅的刻薄，他多半也就具备了鲁迅的深刻。刻薄与深刻， 在鲁迅那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说某位作家在作品里刻薄，我是不会视为贬低的，就像说一个拳击手出拳凶狠，我同样不会视为批评。相反，我视为本色当行。
       先说这些，争取明天接着聊下一个话题：我心目中的钱氏，乃何许人也。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5 22:27
标题: re:山林：你这样严重不对，非得逼到我斗胆给你...
山林：你这样严重不对，非得逼到我斗胆给你加50分吗？人家T版，那么勤奋，你这懒人，总是算准可以出现就出现，你要是再这样，我坚决扣你100分，你不要以为我不敢！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5 22:52
标题: re:呵呵，云兄，今晚拼命转点帖，后面有近十天...
呵呵，云兄，今晚拼命转点帖，后面有近十天时间没法来此，只好作壁上观抑或骑墙看诸兄论道了。下面是学者李劼读《管锥编》的系统心得，不妨一读。


博客清谈，与众闲聊       李劼

1
在被人称之为长篇小说荒年的2008年，有幸一口气完成最重要的两部长篇，《上海往事》和《星河流转》。遗憾的只是，无法在博客上与大家分享全部内容。只能择章以示。既有网路审查问题，又有出版上的理由。

从虚构的小说世界里一出来，马上就买了钱钟书的《管锥编》，然后又请人搜集到了钱氏其它论著的电子版。打鬼借助钟馗。既意味着认真拜读，又有准备彻底清扫中国文化的奥吉斯特牛圈之意。

可惜钱老先生已经作古。

阅读钱氏学问，实在是一种享受。此中乐趣远远超过三十年前的阅读《论文学是人学》。此钱不是那钱。钱谷融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上的根底，与钱钟书堪比伯仲。但要说到著书立说，钱钟书的优势远不啻在于博闻强记，也不啻在于笔耕勤勉。嗟叹相去甚远之际，忍不住要感叹一声：贵族和平民，于此见分晓。世家子弟的童子功，确实不是吃素的。

有人说我论钱钟书的文章有先入之见。不是没有道理。这先入之见当中，既受施蛰存先生的影响，也反感于世人对钱老先生不知就里的高歌猛进。在施蛰存那代学人，学问不是问题。于是，人格上的修为，成了彼此见分晓的界别。钱钟书巧妙躲过的人生厄运，施蛰存几乎全都轮到了。钱施二位，同样的崇尚老庄法门，但钱钟书从中汲取的是生存智慧，施蛰存最后修成的是独立不羁的风骨和在名利上相应而成的淡泊。

中国人喜欢烧香磕头，即便释氏东来，在中国大地上的信众，也以净土宗为最。禅宗需要修为和悟性，唯识宗需要有学问。于是，净土宗无疑成了最为方便的方便法门。在对钱钟书的膜拜当中，也有同样的问题。知道钱氏学问了不得的很多，但真正明白钱氏学问个中堂奥的，似乎为数寥寥。

此钱不是那钱。钱钟书绝对不是钱穆。钱钟书不以仲尼为意，不以儒家为学。在我看来，这是钱氏著述最为令人赏心悦目之处。

《管锥编》时有令人莞尔之处，但一直读到论说《左传正义》的《杜预序》一节，方才让人眼睛一亮。所谓春秋笔法，骨子里跳不出小说家言的秉性。“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如此云云。

钱氏没有说出的结论是，历史被诉诸笔端，难免被虚构的命运。钱氏在这段论述中引了黑格尔和另一十九世纪论家的言说。其实，这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差不多已经成为共识。

钱钟书的著述，仅止于学问，从不作思想者的天马行空。这是其长，也是其短。对孔丘修史的怀疑，仅止于真实性，仅止于“较之左氏之记载，《春秋》洵为断烂朝报”，仅止于《经》之于《传》，尤类今世报纸新闻标题之于报道，……苟曰能之，亦姑妄言之而妄听之；只能停留在就事论事。

唯有将这样的修史方式对照于其他民族的历史叙事，才能发现其中的鄙陋。一个民族的历史被诉诸什么样的讲说，往往决定了这个民族将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中国人的不幸，与孔丘选择这样的历史叙说，脱不开干系。

在钱钟书悄然止步的地方，不得不开始思想应有的飞翔。

读钱钟书学问，需要宁静的心境，广博的阅读。不加思考也是一种享受，就像票友听戏。钱钟书成为神明般的人物，恐怕跟天底下文化票友的过于众多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钱钟书不值得尊敬。钱钟书的著述，是绝对留得下来的。其文化上的生命力，远远超过鲁迅。这也是文化贵族和文化平民的区别所在。平民造反，通常具有爆发力。但时间一长，文化的含金量就会自然而然见分晓。有人说，钱钟书不会把同代人放在眼里。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钱钟书也不把孔丘当回事。钱钟书不能突破的是周文王姬昌。论说《春秋》，钱钟书痛笑不已，从孔仲尼一路笑到刘知己。但讲说《周易》，钱钟书只能低着头，一个劲补缀而已。

钱钟书不是姬昌的克星。驱除姬昌制造的迷雾，需要思想的穿透力。《周易》的诡异，在《金刚经》的光照下，一览无余。钱钟书不具备思想家的根底。

读思想性强的文字，需要一定的生命体悟和人生阅历。年轻人读思想，通常仅止于振奋不已。及至面对生存困境，因为思想引起的激动，会马上让位给生存的谋划。等到辛辛苦苦地适应了生存环境，又会反过来讨厌当初的思想激奋。因为不需要思想，也可以活下去。用思想装饰一下自己，无非是想引起他人的尊重，其中不排除赢得异性的注目。青春期一过，本来是什么样的，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

读书说容易很容易，一本本读过去，好像一下子全都读懂了。但说不容易，也很不容易。有人读了一辈子的书，依然茫然于书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在下的书文，说易读，很易读。说难懂，很难懂。读者当中出现走火入魔者，并不奇怪。鲁迅说过他的文字有毒，我的文字也一样。批判性的文字，通常都是双刃的。一不小心，就会伤到自己。只能关照读者，多多保重。

相比之下，钱钟书的文字，毒素不重。最多不过是洋洋自得。所以，不少文化票友，读过钱氏，便自觉高人一等，一个个的方鸿渐起来。也因为如此，我通常建议这类朋友，有空读读王国维和陈寅恪。人要有点悲愤，才会走向谦卑。悲悯，是境界，也是修为。这是钱钟书的聪明所难以抵达的。

继续阅读钱钟书，继续如此自言自语。是清谈，也是闲聊。在此与众分享。

2

进入话题之前，回顾一下已经走过的思想历程。九十年代完成的三本书，论《红楼梦》，《西方二十世纪文化风景》和《论晚近历史》，要点如下：



论《红楼梦》提出小说之于《山海经》的集体无意识承传。这不是创伤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而是混沌未开意义上的元初的健康的集体无意识。一个民族最为本真最为始源的原型，或者说元神，或者说灵魂，隐藏在这个民族最早的神话里。《山海经》里的中国人，是最本真的中国人。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以及其它演义尤其是最粗陋最下作的《封神演义》里，人们可以看到被扭曲了的中国人，可以看到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创伤。



《西方二十世纪文化风景》（后来又曾以《给大师定位》为题单独面世），论说了西方数百年文化发展到二十世纪，是如何走向颠峰，又是如何陷入困境的。后来的《美国阅读》（在台湾出版时叫做《美国风景》），对此又作了补充论述。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胡塞尔乃是西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三位思想家。他们分别从语言、逻辑、时间、空间的角度，把西方自古希腊以降的思想史，推到一个新的高峰。大师以降，雕虫小技而已。后来的德里达之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挑战，是完全失败的。



此书缺漏的一章，是有关音乐的。以后来的《美国阅读》中，作了些许补充。



《论晚近历史》提出解读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构架，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到陈寅恪的文化承继，从曾国藩、李鸿章以降改革开放，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其中，邓小平的改革，介于二、三之间。后来，海外有人进一步论说了袁世凯的历史贡献，对比于孙中山的江湖习气。二000年以后发表的《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是对《论晚近历史》的进一步论说。



去国之前的最后一课，是在草地上讲说《金刚经》。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因为《金刚经》的精髓，是由后来的禅宗揭示的。这也是印度禅师奥修之于文化的穿透力所在。



去国之后，偶尔涉及《道德经》，发现了后人制作的迷雾。于是作了重新翻译和阐述。记得与夏志清的一次谈话，当提到老子被后人读成了韩非子时，夏志清马上说道：老子就是韩非子。只好不客气地回答，《道德经》问世以来，真正读懂的，可能不超过五个人。当时是随口说说，其实，还没见到过真正读懂的解读。



当然，现在可以说得更清楚。有周以前，中国文化是没有被完全开窍的混沌文化。这种文化的神话形式是《山海经》，这种文化的政治遗产见诸箕子给周武王姬发讲说的《洪范九畴》，这种文化的理论阐述，便是老子的《道德经》。从易卦的演变上，也可以看出这种文化的形迹。伏羲八卦，连山、归藏，是混沌初民之于河图洛书的解读。这种解读后来被有周的姬昌，自以为是地曲解成了《周易》。从某种意义上，《道德经》是对姬昌推演出来的《周易》的质疑和否定。假如不把《道德经》置于商周之交的语境，不把《道德经》和《周易》对照起来阅读，那么人们永远不会知道，《道德经》究竟在说什么。



由此可见，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认定，读中国文化要从孔子读起，是多么无知。这可能也是许多儒生的陋见。因为他们有一个假设：在孔子以及孔子所信奉的有周之前，中国没有文化。事实上恰好相反，在孔子之前，甚至在姬昌之前，中国有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由于这个文化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无言，所以，有关这个文化的言说相当有限。要不是姬发打下朝歌之后，躬身请教箕子，后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中国原来的政治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也可能是因为请教箕子的，是周武王姬发，所以孔子没有删掉《洪范九畴》。也许，孔子根本读不懂箕子在讲说什么。以孔子的低智商以及由此而来的自以为是，人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当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时候，老子什么都不愿说。这个传说的真实与否，待考。但这个传说的描述，却很准确。假如孔子请教释迦牟尼，佛祖也不会回答的。



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是批判性的，中国的始源文化恰好相反，不仅拒绝言说，而且拒绝直截了当的批判。这也是造成后人读不懂《道德经》的原因所在。道可道，非常道。但问题是，假如不说出来，人们又怎么知道，究竟什么才是道？对语言撒谎本性的警惕，是中国始源文化所长，但也是其所短。那样的警惕，在西方，直到维特根斯坦才意识到。但在中国，却是先贤们的共识。但也因为这样的共识，被姬昌钻了空子。也因为这样的共识，让孔子坐大。相比于老子的清静无为，孔子忙得不亦乐乎，又是讲学，又是游说，又是删定《诗》《书》，又是修定《春秋》。在箕子、伯夷、叔齐那些先贤们不愿讲说不愿为之的地方，孔子什么都说，什么都做。

这在先贤看来，也许是愚蠢的。但在后来的中国人看来，却是成功的。以后的中国人，不就都想获得这样的成功么？这样的成功，一直要成功到搞笑的地步，才会显出骨子里的愚蠢。比如，成功到让一个女子来宣讲孔子。这无论是对这个女子，还是对孔丘本人而言，都是一幕喜剧。不知姬家父子看到这一幕，会如何作想。要知道，当初姬发入侵殷商之际，给人家定下的第一条罪状就是，让女人参政。姬发将此比作让母鸡打鸣一样的有悖常理。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听上去好像确实天经地义。所以，姬发理直气壮地打下了朝歌。但问题是，假如明朝的三流文人可以把参政的女人妖魔化为狐狸精，那么宣讲孔子的女子成了什么？很想问问姬昌，假如文王大人地下有知的话。或者问问姬旦，是不是允许女人出任他们的宣传部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是姬氏家族，亦即姬昌、和继承了姬昌遗志的姬旦周公，五百年以后的宣传部长。姬家父子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王朝，孔子有如他们的戈培尔，把一个专制的谎言，硬生生地说成了真理。然后，再由后人千万遍地重复。中国的专制历史，就是这样被他们搞定的。说复杂很复杂，但要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翻来翻去，也就这么一页纸。



这页纸上的第一行是姬昌将易卦推演成《周易》，好比马克思写下《资本论》；第二行是姬发打下朝歌，灭了殷商，第三行是姬旦镇压殷商遗民连同认同殷商不认同周制的亲兄弟们的反抗，最终确立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央集权专制。第四行便是五百年后，孔子登场，从话语上最后搞定。第五行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第六行是汉儒复兴周孔，第七行是汉末党锢血案。第七行以后，毋需赘言。只消将这上面的七行弄明白，历史河道如何弯曲、中国人如何被扭曲，便一目了然了。及至演变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个民族和相应的历史，已经惨不忍睹。当然，更加悲惨的还在后面。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这么一劫。



走出这样的历史很艰难。但好像也很容易。只消一抬脚，就跨过去了。但问题是，这个民族跨得过去么？假如能跨得过去，就是相隔一层纸。假如跨不过去的话，那么无疑于相隔一重山。是山，还是纸，在于人心的长进不长进。西方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跟头脑的长进有关。中国的历史，假如要改变的话，可能不啻在于头脑，更在于心灵。



心灵的放飞，岂是飞船载人升空可比较的？



《周易》的最大罪孽，在于对心灵的桎棝。姬昌在推演八卦时玩弄的那点小聪明，竟然误导中国人达数千年之久，并且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到底是姬昌太成功了，还是中国人太可悲太不幸？



仔细想想吧。不必急于回答。反正是愚人节写下的，怎么想都可以。

3

钱钟书《管锥编》，“左传正义，成公十五年”一节有言如斯：“权”，乃吾国古伦理学中一要义，今世考论者似未拈出。在一番旁征博引之后，钱氏总结道：“权”者，变“经”有善，而非废“经”不用，故必有所不为，而异乎“俛仰逶迤，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李康“运命论）又言：《公羊传》言，“死亡无所设权”，即《孟子.告子》：“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钱氏由此总结道：是以“达节”而不“失节”，“行权”而乃“怀经”，“小德”出入而“大德”不踰，“君子时中”与“小人无忌惮”迥殊。一如此节开首所云：按“达节”即昔语所谓“权”，今语所谓“坚持原则而灵活运用”。



尽管钱氏于此节证引古今中外，从孟子到朱熹，从庄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基督教到六祖坛经，但并未将“权”字道尽言透。“权”者，于中国文化确实至关重要，不啻于古伦理学，即便于今日之伦理道德，依然是个疑问。



正如易有三解，简易，变易，不易。权者，也有三解，权变，权宜，权谋。权变意指变通，即变经有善，而非废经不用，亦即今语之原则和灵活相济。权宜指无可奈何而不得不为之，即钱氏所引《公羊传》所云：“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权谋，即以权变为谋略，“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可惜，长于旁征博引的钱氏，并未细察更未深究权者三义之微妙区别。



以变通为旨意的权变，并不仅仅在于灵活，同时也在于宽容。变与经，灵活与原则，在权变的当事人固然只是适度而用，但在面对他人之权变时，却意味着宽容。权变者律己时，当以变经有善为准则，一旦事涉他人之变通，或者事涉与他人交往时的变通，宽容便成为变通的诠释。



时下旧案重提，一会儿揭开黄苗子密报聂绀弩之内幕，一会儿又掘出冯亦代坐探章伯钧之真相。这些旧案的被揭，都意味着贬斥有人行事做人丧失了底线，权变越过了原则。事实上，在那个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画地为牢的年代，人人都活得很可怜。被吃的固然可怜，一面吃人一面被吃的也可怜，甚至吃人的人，结局也一样凄凉。因为吃到最后，谁也无法避免被吃的命运。监报聂绀弩的黄苗子，同时又被他人暗中监视。而做过章伯钧家中密探的冯亦代，历经沧桑之后，晚年幡然悔悟，向世人公布自己的失足。悲剧的当事人无疑是可怜的。可恶，当归于悲剧的制造。揭开悲剧，理当并非一味苛责他人，而是以此向世人示警，从今以后，不要再制造这样的悲剧。就此而言，钱氏不屑于“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乃君子有所不为。但之于失足于窥看而向背者，可揭示而不要踩踏。更不用说，晚年有所悔悟者。变通的另一面，正与宽容相济。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具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慈大悲之勇气，但人们至少可以向那些曾经沦落过的苍生，投以悲悯的目光。



倘若能从宽容体味变通，那么就还可以引发另一层意思：凡事不必你死我活，退一步寻求双赢，应是世人遵循的君子之道。从底线的意义上说，原则确实不能违背。但从行事的法则上说，原则的变通比原则的坚守，也许更为重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应该是以朱熹为标记的老黄历。什么什么原则不可动摇，更是现代冬烘的损人害己之误区。尤其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往往是双方的变通和彼此的退让，才能达成历史的进步。原则很容易成为僵化的代名词。经变与守经，看上去差异甚微，实际上却迥然有别。今世社会的政治经脉失常，不是因为变通，恰恰是由于僵化而造成的。由此可见，权变之于治于人者，乃是个底线问题。权变之于治人者，在于宽容还是狭隘的取舍。



相对于变通意义上的权变，权宜的前提，是出自无奈。亦即所谓“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用佛家的术语便是舍身饲虎一类。这不是底线有无的异同，而是能否抵达大慈大悲的修为所在。有个日本电影，中文的译名叫做《甲贺忍法贴》，讲说的是日本幕府时代两个忍者部落的故事。两个部落的忍者高手，在幕府大将军的旨意下，互相残杀，直至两部落的年青首领，一对恋人，最后不得不你死我活。死去的那一个对活下来的这一个说，我的部落就交给你了。接下去的故事，按照中国式的想当然，应该是活下来的女首领回身率领两个忍者部落，同仇敌忾，向幕府大将军复仇。但影片的结局截然相反：那位女子跪倒在幕府大将军面前，恳求饶过那两个部落。大将军慑于忍者部落惊世骇俗的武功，当然是一口拒绝。于是，女子伸出两根手指，断然刺向自己的双眼。她那双眼睛是致命的武器，此举等于是自废武功。刺瞎双眼之后，女子向大将军轻声问道：这样可以了吧？大将军走到女子跟前，仔细察看了一番那双鲜血淋漓的眼睛，转身下达了撤军的命令。那两个忍者部落，就此得以一代一代地继续延续了几百年。这可能就是“自贬损以行权”所能抵达的境界了。



例举这部日本影片，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人物，没有这样的故事。有，绝对有。只是那样的人物被国人骂作汉奸，而那样的故事又会被国人说成屈膝投降，卖国求荣。跪了几千年的奴才，最看不得就是，别人竟然也会下跪，而且跪得那么风度翩翩。





说到风度翩翩，好莱坞经典《走出非洲》也有相同的细节。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的女主角，在一场火灾造成的破产之后，为了当地黑人居民的生存权益，向总督断然下跪。结果，打动了一旁的总督夫人，给了她一个承诺。为他人的生存权利下跪，为黎民百姓不遭战火涂炭下跪，乃是权宜所意味的悲悯。无论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里，还是在东方人的价值观念里，这都属于有教养有修为的境界。这在中国，则是上古华夏初民的共识。



权宜缘自无奈，但权宜所抵达的慈悲，却是老子所言的胜过刚强的柔弱。过去只知道大和民族武士道的生硬，宁可自尽也不肯投降的刚烈，诸如好莱坞电影《琉璜岛来信》所展示的那种全体自杀的场面。那是一种富士山式的火暴，似乎有点接近《山海经》里的刑天造型。及至看过《甲贺忍法贴》，才知道这个民族还有相当樱花的一面，即以樱花般的柔美，战胜了富士山式的暴虐。由于那样的暴虐，曾经给我们的历史刻下过惨痛的记忆，致使我们很难以旁观者的客观，审视其刚烈的场面。相反，美国人因为胜利的缘故，获得了冷静而公允的审视。




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性格，在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假如翻开《山海经》，或者翻开《道德经》的话。从这样的民族性格中，与其说读出了他人，不如说发现了自己这几千年来到底丧失了什么。一者是可以阳刚到什么程度，一者是可以忍辱负重到什么程度。刑天意味着极度的阳刚，而中国历史上至今不被国人所理解的忍辱负重者们的所作所为，乃是权宜到极致的芬芳所在。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一瞥当今流行的国产愤青。不必当真。只消有人在他们身上绑定炸弹，然后轻轻地拍拍他们的肩膀，说一声：去吧，孩子，去兑现你们的愤恨！可以保证，愤青马上就变成鼻涕虫。俗话说，会咬人的狗不叫。汪汪乱叫，并不是真有什么勇气无处发泄，而是有一种按耐不住的諂媚，需要向主子撒撒娇，发发嗲。而那主子，是这些奴才们从来不敢叫板的。这是一种最下作的权变，毫无底线可言。



人与人之间，不是比拳头大小，而是比尊严的有无，比修为的高低。民族与民族之间，不是比强横与否，而是比内涵的深浅，比文化的厚薄。



中国的两个近邻，历史上从来不曾友好过。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一想起来，都会感到不适的。但假如到人家的图书馆，比如到纽约图书馆一看，可以看到一排排灿烂夺目的十九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却看不到同样显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次与友人一起去惠特尼展馆看画，出租汽车司机是个非裔美国人。车到馆前，司机笑吟吟相问：你们是日本人吧？



一百多年前，那些到美国铺铁路的华工，也许会为生存上的低贱而感到屈辱。如今的中国人，好像是比以前阔多了。但一旦被置于存在意义的审美层面或者说文化层面，却感觉还在铺铁路似的。



自我贬损的权宜，导向慈悲的境界。污辱他人的权宜，乃是卑怯的愚昧。一个民族在权宜上的堕落，通常导致卑怯而阴暗的损他。朝弱者拳打脚踢，或者朝忍辱负重者吐痰。与此相应，朝因为胜利而高高在上的大流氓顶礼膜拜，山呼万岁。那个残暴的年代，一个丑陋的族群。假如这个民族的记忆，还没有完全丧失。



倘若这个民族哪天知道给历史上那些以其忍辱负重的自我贬损而拯救了国人或国运的人们立碑，以示敬仰和悲悼；或者不再朝在流氓比赛中胜出的赢家使劲磕头，这个民族便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



权宜堕落的另一面，是心术的败坏，以及由此而来的，权谋的兴盛和发达。当权变渐渐变成一门学问时，权变就转化成了权谋。在中国历史上，权谋的始作俑者，是西伯侯姬昌。权谋理论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权谋的普世经典，是《孙子兵法》。权谋的普及读物，则是《三国演义》。



一说到权谋，相信国人全都会暗自窃笑不已。当然，这还用说么？谁不知道呀？这又不是阿喀琉斯脚蹱，或者斯芬克斯的谜语。权谋在国人心目中，有如《金瓶梅》里诸如银托子、后庭花一类的术语，可以激起快感，唤起冲动，引发共鸣。



但问题在于，一个为权谋所苦的民族，还会具有刑天式的阳刚么？还能具备贬损自己乃至舍身饲虎那样的慈悲么？



这是钱钟书在诠释“权”字的时候，没能作出的辨别，没能发出的疑问。





2009年4月5日星期日写于纽约寓所

4

钱氏《管锥编》左传正义，襄公二十三年，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



钱氏又引《孟子.告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又引《南史.贼臣传》，侯景为慕容绍宗所败，军溃，收散卒才得八百人。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



此节，似乎有类于当年毛坐江山而纵蒋于台岛。恐失敌手，死于安乐。只是毛太好斗，虚构敌情，放言：八亿人口，不斗行么？自相内残，终失人心。



钱氏当然不敢言及毛蒋貌似水火，实乃难兄难弟。更不敢言及对立面的存在也得顺其自然。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人为制造对立，终致害人害己。钱氏于此节的援引论说，从不可失却对立面，说到鸟尽弓藏之古训，可谓天花乱坠，却始终在原地转圈。因为所有这些，古人已然言尽。钱氏没有跨出的一步在于：既然不能没有对立面，为何非要把异见斩草除根？一个健康的社会，必定异见丛生，有如自然之花草。舆论一律，乃社会健康之大忌。一个事事被民众全体鼓掌通过的政府，不是政府出了问题，就是民众出了问题。很可能是两者全都出了问题。



但这并非全然就是古人说过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口本来没有防与不防的问题。产生民口要不要防的问题，通常是因为社会不健康。有周由于选择了中央集权专制，于是有了防民之口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殷商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尚书.西伯戡黎》一节，可以读到不存在防民之口的细节：臣子如何向纣王指手划脚，高声痛斥，而纣王唯有喃喃自语，对西伯为何那么攻城掠地扩张势力，表示不解。可恨的是后来的腐儒，硬生生地杜撰了纣王压制异见的罪孽。把周公的专横，强加到纣王头上。司马迁作《史记》没能看出其中有诈，也跟着附和，伪造了这一段历史。



异见之于执政者，诚如臧孙所言，乃苦口之良药。然而，就异见者自身而言，倘若将异见仅止于异见，那么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的进退失据，蜕化成大俄罗斯主义者，便是一个教训。所谓仅止于异见，是指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对立。比如夏志清以与大陆意识形态唱反调的方式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但是典型的一例。详见拙文《夏志清的黑白思维和情绪著史》。



异见有一个批判的维度问题。同一个维度上的批判，再激烈，再彻底，最终难逃与被批判者同进退、共生死的命运。在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年代，毛也曾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毛一生反孔，立场似乎不可谓不坚定。殊不知，只消一句“向雷锋同志学习”，便足以让孔仲尼哈哈大笑。中原逐鹿，当然选用韩非之术。然而治人愚民，还得借重孔夫子。既然如此，那还批什么林，批什么孔？



当今的异见者，能逃出这样的轮回么？尤其是从当年的红卫兵演变而成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人，其自由的程度，依然是在一个无形的圈子里原地打转。



当政者离不开异见者的存在。但假如异见者也将当政者作为自己的存在前提，那么此异见将随着彼当政而兴亡。臧孙不能没有孟孙，但孟孙岂能以臧孙的存在而存在？真正的异见者，应该是如如不动的。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异见永远是异见。就此而言，索尔仁尼琴的接受普京之奖表明了，其异见以及其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是有限度的。也许普京需要索尔仁尼琴来证明自己，但索尔仁尼琴其实并不需要普京来证明自己。可怜的老索。



中国古代的贤者，箕子，是彻底的。在对周武王姬发耳提面命地讲说了一通洪范九畴之后，飘然而去。后来的老子也是彻底的，说完就走。两贤都不需要来自君王的证明。



相比之下，孔子和孟子，都太需要那样的证明了
5
还是左传正义篇，襄公二十七年，《吕氏春秋》有曰：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钱氏评曰：直指本源，洞窥徼眇。

钱氏又引《韩非子.五蟗》：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钱氏赞曰：韩子真能“察兵之微”者！

钱氏在后来的增补段落中感叹：今日西方之强，每假“保卫人权”以攻心之机括，正“竞于道德”之例耳。

钱氏最后总结：曩日言心理者，莫不以争斗列为本能之一。吾国先秦诸子早省杀机之伏于寻常言动矣。

《管锥编》此节，有点让人跌破眼镜。有关钱氏，争议良多。然有一评判，几成定论：钱钟书乃纯粹之学人。本人虽时有微词，但也不曾怀疑钱氏学问的纯粹。从不料想，钱氏持韩子之说谈兵论世。盛赞韩非子“上古、中世与当今，三者一以贯之。”“可谓知兵之微矣。”难怪与夏志清谈论《道德经》时，夏先生脱口而出，老子就是韩非子。钱夏所见略同。钱钟书不以孔孟为意，却以韩子为崇。难怪钱氏不分权变、权宜、权谋之异。

这么看来，钱钟书并非全然是屈居京城，内心深处，或许真心服膺毛氏斗争哲学。要说以兵道处世，韩子不过纸上谈兵，岂能及得上毛氏的“与人斗，其乐无穷？”

从韩非子引述的姬昌和句践二例（参见拙著《中国文化冷风景》第三章）可见，韩非子读懂了姬昌的权谋，并且坦然引说，不像孔孟之流刻意掩饰。然而，韩非子能读懂箕子，老子么？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来看，他于内心的体悟是相当茫然的。韩非子专攻人间的诡计，美其名曰：当世争于力气。于自然，于神明，或者说于纯粹的精神世界，韩非子全然一个白痴。

没有内心体悟的修为，又岂能读懂上古的先贤？先贤之贤，在于不争。一如老子《道德经》所言。仅此一点，便可察知，韩非子无法读懂老子，当然也同样无法读懂先贤的不争。可见，韩非子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乃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再说，有关上古的道德，是后人，比如孔孟之流，对上古先贤的读解。道可道，非常道。同样道理，有德之人，毋需言德。

钱氏论说西方以人权为攻略，与韩非子解读上古先贤略同。西方政府确实把人权列入政治角逐之策，但这与罗斯福总统所申张的人权四大自由，不可等同。政客往往将人权当作政治筹码，但四大自由却为世人所公认，也是普世之共识。这应该是人类的底线，无论什么政府都不能越过。而西方政府之所以将此列入政治攻略，也就因为那些政府是民选的，不得不以此取悦于民，取信于民。民选政府的言行举止，都在民众的监督之下。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都得看民众的脸色。民众所认同的人权诸说，民选政府岂敢遑顾？饱学如钱钟书者，难道连这样的常识都不知道？

将人世间的一切言行，全部列入谋略，这是韩非子的偏见，也是毛氏斗争哲学的核心所在。

在专制的高压底下，钱氏不得不苟活，不得不忍辱负重，不得不踡缩一隅如司马迁作史一般撰写管锥之编，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令人同情的。但如此激赏韩子之谋略，如此认同斗争哲学，如此理解西方的人权，却是钱氏之迷失。由此可见，内心的体悟也罢，修为也罢，都不是可有可无的。

在一个崇尚权谋的国度，天真愈发显得不可或缺。在这样的国度，生命的修为不在于如何世故，如何人情练达，而在于脸上还有没有天真的笑容。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赤子之心不可无。一旦丧失了赤子之心，又如何能够获得纯粹。钱钟书是个纯粹的学者一说，存疑。至少读过这一节之后，很难相信其纯粹性。

所以我曾说，同样的认同庄子，钱钟书和施蛰存不一样。施存蛰不认同谋略可以贯穿于每时每刻的日常生活。什么都成了兵道，岂不太阴狠了一点？正因如此，当钱钟书出言伤害天真烂漫的诗人王辛笛时，施蛰存很不高兴。几十年过去，依然耿耿于怀。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5 23:40
标题: re:想想觉得太小气了，所以还是提出给山林兄加...
想想觉得太小气了，所以还是提出给山林兄加300分。希望能看到山林兄新的力贴（包括转帖）。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6 07:02
标题: re:李劼的东西我看过的只有一篇长文，关于鲁迅...
李劼的东西我看过的只有一篇长文，关于鲁迅的，我认为他至少从那篇文章里，有些主观先行，然后裁剪事实（甚至是未确证的事情）去支持他的观点。那篇东西在“燕谈”上有过很多讨论。

周泽雄的东西，我个人感觉要扎实一点。当然，或许扎实的东西，同时意味着思想性上的保守；但是，做学问总是要先扎实的，不能故作惊人之语。

前面扯了这么多，其实收回来的话，我归结三点吧：

（1）说句俗话是“文人相轻”，诸位要是转帖，那么同时代的学人褒钱先生和贬钱先生的，都多了去。

我姑且把对钱先生的评价分为两部分，否则扯在一起没法弄：

（2）先是学术成就。在这个方面，不能不考虑到给予褒扬和贬抑的人的重量级。周泽雄在文中引过李慎之的评价：在题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悼文里，李慎之将钱钟书誉为“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并认为陈三立先生的诗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钱先生是当得起的”。除此之外，学界中仰慕钱先生成就的，也无需一一列举。
   那么，像宋石男、刘晓波这样的，当然有评价的权利和自由，但是由于专业学养的局限，从资格上说是不够的。另外，虑及刘晓波等人的价值取向，他们在评论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掺入对钱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责任这方面的“践行”表现，这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影响到他学术的评价。
   这一方面，像我等不是做这方面学问的，认为他高明也好、泛泛也好，都是个人之见，放不到台面上。

（3）另一方面，就是关于钱先生作为知识分子（或者说还能不能算是狭义的知识分子）的品行、道义等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我前面也说了。做学问上的狂傲，都是中性的，无所谓对错，不是说他就不能对陈寅恪、王国维的研究作评论。钱先生狂，体现在他眼里没有权威这一说（难道应该对权威噤声吗？），没有顾忌的评论别人的学问上的问题，总不是自己宣称很牛。像李敖，不还狂傲到声称自己是一百年来白话文第一、第二、第三名吗？这又怎么样？

   在学术道德规范上，看到关于钱先生所谓学阀、学霸的说法，我奇怪的是从来没有看过确切的证据？这就不是一个中性的问题了，学阀学霸是没得说的，不能做。但问题是，他做了吗？

   在道义啦、社会责任啦这些方面，我说过了，取决于评论者先行给他什么定位。我也说过，从钱的生平来看，我们都不能说他是个狭义的知识分子。所以，评论者先认为他是什么昆仑、大师、仰止的文化巨人，然后来做否定驳斥，这不是吃饱了撑的？

这三点说完，也就说得差不多了，大家理理思路。愿意继续转帖的也都欢迎，有材料看总是好事。

喜欢钱先生作品的，也不会因此变得不喜欢；原本不喜欢的，也没法说服去喜欢，这都是主观的事情，不值得讨论。但是，值得讨论的是（1）学术道德上是否有问题，如认为有问题，拿证据来；（2）认为钱先生应该在特殊年代做到什么而他没做到的，都不足取。退一万步讲，钱先生在那个年代，总没批过人、害过人吧？须知在那个年代，有地位声望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已属凤毛麟角。----当然，邻里打架事件不算。这个事情扯起来实在无聊透顶。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6 12:35
标题: re:我等庸人无力对钱氏做出批判，这是...
    我等庸人无力对钱氏做出批判，这是学域和学力之局限所致，只有感性的喜欢与不喜欢，我曾在南京新华书店亲眼看见一中学小女生与母亲商量购买钱氏的《管锥编》，以我的生活经验我不敢断定该女生有能力来阅读此惶惶巨著。在感性的好恶中还要刨去受倡人妄说去附庸的信众，余下的或许才是所谓“主观”，不受任何外力引领的哪怕就是最原始的主观判断，也能称得起独立思考的。我总以为对任何一科学问，总是要先入乎内，才能出乎于外，这就是“同情的了解”，史学提倡先老老实实“照着讲”，然后再“接着讲”，以前在这里对中医的批判同样我也持此态度。李劼说“那个时代的人，学问没问题，在人品中见分晓”，就个人的好恶而言，我当然喜欢人品学品俱佳的人物，就如既喜欢美女又赏识其温柔更惊艳其学识一样的体验，李劼的“读读王国维和陈寅恪，人要有点悲愤，才会走向谦卑。悲悯，是境界，也是修为”我是认同的，这种认同仅是我个人天生的属性使然，并非排斥对此有异见的人。
    我虽然不认同余杰对这些先贤要么是圣人要么便是罪人的两分法，但自先秦以降，士大夫阶层“以向背为变通”作为安身立命的生活哲学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许便是现实社会整体沉沦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6 12:55
标题: re:山林说的太好了！顶！
山林说的太好了！顶！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6 13:03
标题: re:[QUOTE][B]下面引用由[U]th...
下面引用由[U]thankstoyilin[/U]发表的内容：

评论者先认为他是什么昆仑、大师、仰止的文化巨人，然后来做否定驳斥，这不是吃饱了撑的？...


T版这话很武断，不是否定驳斥的评论者说钱钟书是文化昆仑，是其他人热捧钱钟书为文化昆仑，不赞同这么高度评价的评论者自然要以文化昆仑的高度来审视钱钟书，结果看来钱钟书并非那么昆仑，这就是有意义的见解，而不是吃饱了撑的。

钱钟书如无如何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作家，这是我们不会否认的。我们只是觉得太拔高了，难以认同罢了。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6 21:31
标题: re:山林在71楼的说法我绝大部分很同意，除了...
山林在71楼的说法我绝大部分很同意，除了这个句子以外：

“我总以为对任何一科学问，总是要先入乎内，才能出乎于外，...以前在这里对中医的批判同样我也持此态度。”

这句话不完全对。如果要评价一个作家的成就，当然得至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才可以有资格进行。这时候的“先入、后出”是没问题的。但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这样。如果说这句话意味着批判中医，非得要把它钻研透了才可以进行，则是不成立的。我不拿中医说事儿了，这个话题和山林同床共枕谈到过凌晨。

就说星相学吧：星相学说起来也有很多奥妙的理论，但我根本不需要去细究它，也能断定它是个迷信而已，照样可以对它进行根本上的否定。当然，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一个娱乐，那谁都管不着。但真要是试图那这个星座运势来指导你本月的言行，呵呵，那就只能一笑了之了。

对任何迷信的东西，我们只需要知道它基本的框架和结论，就可以凭科学和常识去判断了。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6 21:39
标题: re:呵呵，T版你老人家终于有所回应了，我...
  呵呵，T版你老人家终于有所回应了，我猜想云鹤也一直在等你吧，星相学不在我上述语境之内，不能把中医比附成星相学，秋爹还曾经拿跳大神做过类比，中医话题我绝不在这个主题贴下回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后面若好事者，包括秋爹，在此说中医，我让云鹤扒他的分，直到把他（她）扒到穿着比基尼直接去青岛论剑，云鹤兄，您准备好了吗？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6 21:42
标题: re:为了我们的和谐扯淡，我的确不想把中医扯进...
为了我们的和谐扯淡，我的确不想把中医扯进来了。所以我就用了个星相学做比附。大家理解我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

说白了，我们在这里扯扯淡，不是为了争个是非曲直，我真的当作是做点“头脑体操”的，彼此逼迫着想想辄，来试图把对方噎住，呵呵。噎住不是目的，这个思维过程是个乐趣。

我们都老了，为了防止老年痴呆（这个发病率很高），要多做这样的头脑体操。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6 22:37
标题: re:T版74楼、76楼的帖子，有些失水准，全...
T版74楼、76楼的帖子，有些失水准，全然没有T氏应有的机锋。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6 23:04
标题: re:同感，同感。T氏认为李劼有故作惊...
    同感，同感。T氏认为李劼有故作惊人之语之嫌，我也是不能体认的，他的史学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有兴趣可以看看他的《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是下过硬功夫的。丁东推崇他是中国思想界的三匹野马之一，文中这样说到——


第二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李劼。我认识他其实比林贤治早。他八十年代在华中师大读研究生时，就以青年文学评论家在沪上成名。他原来很可能被训练成学术界的一匹良驹，后来他被逼上梁山，通向教授之路被人为堵塞，他别无选择地成了野马。学院的学者可以是民间思想者，也可以不是，完全看他自己的价值取向。李劼虽然在大学还有教职，但他的价值取向却是民间思想者。

　　外人有所不知，一些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问题，都是他率先提出来的。比如八十年代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冲击的“重写文学史”和九十年代波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他提出了问题，又由于某些原因退出了讨论。但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意义。我觉得，这同样适用于评价李劼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李劼一下子推出了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内容已经远远溢出了文学批评的常规格局，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他告别文学批评的一次亮相。如果说，他讨论《红楼梦》还与文学批评有关，那么，他评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晚近历史，评论斯宾格勒、弗洛依德、格瓦拉乃至希特勒等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就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了。有文学界的朋友为李劼放弃轻车熟路的文学批评而到这些陌生的领域肆意驰骋而惋惜，我却十分理解李劼的选择。

　　李劼的书与其称之为学者的著作，勿宁说是性情诗人的自言自语。前几年，知识界有人呼吁重建学术规范。这对于端正学风，弘扬正气，抑制那些投机取巧、营营苟苟之徒，在学术界猎取名声以及职称、学位之类的实惠，不无积极意义。但对于李劼来说，这个命题却没有意义。他的自言自语，纯粹是为了表达自我，和世俗的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一肚子真才实学，规范的学问他也不是不会做。但他的表达方式，似乎就是为了超越规范而出现的。如果说，正派、本份的学者，都是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那么，李劼就是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他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另类。你无须认同他的具体观点和结论，但却无法回避他的出现而造成的刺激。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当然值得称道，但如果不是常有个别野马闯入，种群也难免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野马比良驹更重要。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6 23:18
标题: re:李劼对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批判————...
李劼对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批判————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4018&type=1002



重建人文精神讨论的更正发言兼论新左派思潮——致《读书》杂志公开信


尊敬的《读书》编辑部诸君：  

我在此转给你们网络上已经公开的《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它“合作”旧事》一文。该文讲说了我当年为何在发起和构划了整个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又不得不被迫退到一边的原因和经过。现在，我就此进一步为贵刊当年的“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作一下重要更正。诚如一些网友所言，这并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十分严肃的思想文化话题。彼此间的分歧假如当初由于仅起于青萍之末还不太明朗的话，那么今天无论在生存方式上，还是文化立场的选择上，以及在各自的精神取向上，都已经标画得十分清楚，从而可以毫不含糊地作出明确的区分和表述了。  

我在此首先要重申的是，“我所说的人文精神可以用陈寅恪的话归结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之所以对人文精神作出这样的归结，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牺牲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为代价。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人道主义和个人自由价值体系的建设，在九十年代被人为地中断了。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再一次被迫处在了壁立千仞的艰难境地，致使当我提及其处境时，都不得不使用“那个文化传统”来指代封建专制的极权重压。也就是说，我倡扬的人文精神，是相对于专制极权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而言，而不是像王晓明他们那样把它变成了对商品经济冲击的故作惊恐，即一面坦然接受商品经济带给的种种好处，一面大声惊叫狼来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商业社会对于人文精神没有任何负面作用，而是说，在中国社会还没有真正建立市场机制的时候，人文精神的倡扬不可能是对商业文明的拒绝，而只能是面对极权重压的毫不妥协的自我确认和壁立千仞般的坚守不移。在极权传统的重压之下，商业文明的进入非但没有压抑现代人文精神，而且给人文精神提供了可能性空间。联系到王晓明他们后来把对商业文明的抨击，进一步发展到对所谓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讨伐，好像人文精神的丧失不是由于极权传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作祟，而是中国社会走向市场经济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缘故，我不得不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在倡扬人文精神，而是在盗卖人文精神，践踏人文精神。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以悲天悯人的腔调，以貌似公正的姿态，对改革开放不得不面对的商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大加指责，从而被人称之为“新左派”。应该承认，新左派中的一些学人情况各有不同，其中有些确实是对社会公平和民间疾苦有深切的关怀，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有所警惕。他们这种关怀和警惕是有意义的，难能可贵的。但是就其思潮而言(不是指个人)，这些“新左派”(尤其是其中的激进派)不同于老左派的地方在于，他们并非是封闭锁国的产物，而恰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他们当中不少人走出过国门，无论是短期的访问，还是长期的求学，有的还在西方大学里谋得了学位和教职。他们不是不知道西方的社会模式和那种模式对于中国社会的借鉴意味，不是不知道西方社会无论怎样商业化也必须承认的和法律加以保障的个人自由价值系统是如何的不可动摇。然而，他们出于某种生存策略，某种很不人文很不精神的动机和需要，一面享受着没有出国的学子们难以享受到的种种惠遇，一面刻意地扮演西方文化的受害者，巧妙地取悦民众当中因袭的一时难以克服的仇视西方心理和仇视美国心理，以此煽动粗俗的民族主义情绪。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他们生吞活剥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概念，玩弄术语游戏，把自己似是而非的研究论文，拿到国内的刊物上冒充经典招摇过市。他们照搬西方高校尤其是北美学院那些象牙之塔里过气的和正在过时的学术姿态，混淆语境上的差异，抹杀文化背景的不同，偷换历史前提，胡乱兜售西方课堂里讲滥了的话题，把鹅毛插到鸭身上，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美国的罪恶，从而把西方左派的愚昧转化为中国新左派的世故精明。他们利用国人向往美国和对美国大学的憧憬心理，借助自己曾在美国大学呆过或者还继续享受着美国大学的种种惠遇，故意以不屑的语气谈论美国来显示自己到过美国和正在美国的优越感。他们的反美姿态高耸入云，可是从来没见他们当中有人真的激进到足以放弃到美国的访学机会和获得到美国交流名额的地步。他们不过是借着自己去过美国和居住在美国的优势，做做反美姿态，以此扰乱国人的视听，引诱国人做他们自己绝对不想做的蠢事。只要自己活得滋润，哪怕陷国人于洪水滔天。  

这些中国当代最为精明世故的知识分子，一面充当民众的精神导师，一面站在政府背后咕咕哝哝地做教练。在民众面前，他们以教授或者美国大学教授的身份，带头朝美国吐痰，讲说美国的种种不是，把美国妖魔化到不近情理的地步，好像他们不仅十分了解了美国，而且已经熟知到了足以蔑视美国取笑美国，从而将对美国的敌意悄悄地塞进民众的下意识。一旦遇到什么时机，这种敌意就会自行引爆，变成一种义和团式的非理性情绪，不可控制地发泄成民族主义暴乱。在文化或文学的同行面前，他们站在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立场上，指责这个不够精神，教训那个忘记了崇高。  

至于他们面对政府，则既是低声下气的，又是趾高气扬的。所谓低声下气，是指他们不会提醒政府进行体制改革，使中国走出极权传统。比起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不得不面对一步步深入的改革，这些精明的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成了当今中国最为保守最不想变动的食利集团。他们十分满足于当下的现状，并且很清楚自己正处在十分微妙的渔利环境里，根本不需要改革，也不希望改革。他们的成功建立在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侥幸上，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可能使他们丧失现有的优势和既得的利益。  

说他们对着政府趾高气扬，是指他们窃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在反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旗帜下，尽情扮演一个只说“不能那样做”从来不说“到底怎么做”的教练。比如加入世贸组织会推进全球化，那么中国不入世又该怎么办？又如现代化使中国走向贫困，那么不搞现代化中国是否会富裕起来？大学体制这么改革不行，那么怎样改革才行？教别人开车，老说不能那么开，不说到底怎么开，乃是最轻松也是最不负责任的事情。这就好比当年翁同HE之类说空话的清流，自己什么实事都不做，却津津有味地指责做事的人这么做不行，那么做不对。无论是比起在位的政府官员，还是比起在商场上奔波的生意人，这些教授和准教授都要安全得多，精明得多。在当事处事的行政当局者与百姓之间，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他们由此可以腾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胡编乱造一些谁也听不懂的术语，悄悄地抢占由于历史大转折而出现的话语权力真空。他们同时又意识到这种真空的暂时性和偶然性，为了使既得利益保值，他们把话语尽可能做得夸张，以求到手的话语权力不断延续下去。  

当然了，无论新左派玩弄什么样的学术游戏，无论他们如何张冠李戴地引经据典，他们无可回避的要害在于，只反霸权，不反极权。他们非常明白，反对美国的霸权乃是这个地球上最最安全而又最最讨巧的事情。在美国，你就是对着总统开枪，都可以找出一个精神恍惚之类的借口而获得法律的豁免，更毋需说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身份对美国政府说声不。但是，站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或者良知的立场上反对极权，则是或多或少地要付出生存代价的。相比之下，反对美国的霸权当然又容易又轻松，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出一本说不的畅销书。反正不用负任何责任。这里的秘密在于，他们利用了国人在阶级斗争年代所受的单向思维和斗争哲学的毒害，引诱国人动不动就掉进发泄情绪的泥淖，从而逆历史潮流而动地企图将一个好不容易来到的双向对话时代，重新推回极权主义的单向斗争时代。
  
当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跟外面的世界进行国际接轨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事务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不能动辄诉诸斗争哲学的。国际事务早已不是我全赢你全输的一百比零的单向斗争关系，而已是诸如百分之五十一比百分之四十九那样的双向协商关系。本着互利的原则进行谈判妥协，需要的是冷静的理性和务实的态度，而不是情绪的随意发泄。唯有以求实效为目标的脚踏实地的对话和商谈，唯有以谈判解决各种国际事务的务实精神，才能使中国以一个全新的国际形象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新左派的反对商业化反对全球化，反到了不断地鼓励国人进入吵架状态斗争状态，鼓励到了仿佛战争马上就要爆发的地步，刻意制造在其他大国面前做不成主子就有做奴隶危险的民族危机幻觉，致使民众被一再笼罩在民族主义的阴暗情绪里，也使政府当中的务实派经常如同当年的李鸿章那样，一面做实事，一面遭唾骂。  

诚然，现代化也罢，全球化也罢，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历史进程，是需要付出许多代价的。尤其是对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的失衡，社会的变质，人性的异化，精神的沉沦，也确实是应该警惕和加以防范的。就此而言，新左派当中有些学人对此表示忧虑，作出提醒和警告，也是必要的。但相比之下，即便没有全球化，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也已经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人性也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子，鲁迅当年痛心疾首的国民性也已经病入膏肓。换句话说，早在现代化全球化影响到来之前，自然，社会和人，已经面临了深重的危机。怎么能将这已经发生的悲剧归之于那个还没有到来的全球化呢？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是连当政者都强烈意识到的课题，这些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怎么就装得一点不明白呢？他们怎么可以装聋作哑地把污水通通泼到全球化头上去呢？难道说，所谓的后现代文化批评，就是如此把鹅毛插到鸭身上？  

毋庸置疑，人文精神的重建需要汲取东西方文化的人文精华。这种精华，就中国文化当下的语境而言，正是陈寅恪所说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无论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到陈寅恪的文化承传，还是五四时期北大《新青年》的新文化精神，都以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为指归。就当今的中国现实而言，在诸多的西方文化当中，最需要最值得借鉴的乃是西方现代化准备阶段和开始阶段的人文主义经典，诸如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然而新左派利用人们向往新事物的心理，把最时髦的解构现代性的西方理论推到国人面前，从而把一个简单的题目做得极为复杂。他们举起以反对中心话语，话语权力和话语霸权著称的福柯，哈贝马斯和萨依德，建立起他们言必称福柯哈贝马斯萨依德的话语中心，话语权力和话语霸权。他们不仅抽掉了无论是福柯哈贝马斯萨依德还是早先的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全都共同拥有的尊重个人自由价值体系的背景，而且悄悄地解构了西方人文传统中至今不变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文化主体性。无论面对中世纪的愚昧，还是现代化的弊病，个人自由的价值体系和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始终是人文精神如何成为可能的根本前提和必要保障。而以中国当下的情形而言，甚至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知识分子主要面对的与其说是现代化的压力，不如说是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的愚昧那样的极权体系。把极权体系改换成现代化，从而将中国最为迫切地需要的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思想作了福柯和德里达式的解构，这种行为让福柯和德里达本人知道了，不是气死，也该笑死。我想，这也就是德里达本人在新左派所主持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访谈中一再声明，他说的不是那个意思的意思所在。  

当王晓明等人将人文精神嫁接到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霸权的姿态上时，他们不是不懂这种做法的荒唐，不是不懂得这二者之间根本嫁接不到一起的道理，而是为了一碗可怜的学术权威红豆汤，断然出卖了重建人文精神的长子权。他们背叛当年在谈论人文精神时的信誓旦旦，以此获得跻身新左派行列的通行证，从新左派手里分得了话语权力的一杯甜羹。此后，他们又将到手的话语权力和学术资源，转而投放到欺世盗名的篡改文学史的努力上。他们乘着当年因有着丰硕的创造实绩而声名赫赫的当事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暂时缺席或者暂时无法像他们一样大声说话的时机，篡改历史。他们以编选文论史论等方式，把文学史上的经典创造者，改换成了他们在访学时搭识的东亚系小哥们，从而在西装革履的学术外衣底下，透出一股勾肩搭背的江湖习气。他们这种掉包式的文论史论编选，不仅越过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而且违反了文学研究理当遵守的学术规则，丧失了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肃性。当年为了他人的一句引文，他们曾经大声疾呼学术规范；如今出于一点点人际关系上的乡愿私利，他们竟然闯了学术红灯。他们从来不放过生存利益上的种种实惠，而且经常一面高唱人文精神一面“分田分地真忙”。他们甚至不惜牺牲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召集文学同行大规模地举行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全球化与二十世纪国际研讨会。这些人文精神的谈说者由此与反对美国霸权的新左派笑容满面地走到一起，在满目凋零的人文景象中，喜气洋洋地共结连理。你忙着给自己发奖，我赶着成立研究所。文化在轻浮的研究和名利场的恶习中腐化，精神在自我嘉奖和互相夸张中发霉。假如在过去的老左派那里，人们还可以感觉到某种思想信念即某种悲剧意味，那么在如今的新左派身上，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场纯粹是生存策略即沽名钓誉的轻喜剧。  

作为当初“重建人文精神”的始作俑者，在此刻不得不站出来为重建人文精神作更正发言时，我为昔日的同事和同行沦落到如此颠倒的地步，感到深深的悲哀。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过如此可怜的沉沦，古今中外的人文景观也从来没有过如此不堪的破败。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上苍在冥冥之中的惩罚，还是中国文化命中注定的一个什么劫难。我力所能及想做的只是，在此提醒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当中的务实者们，千万不要被这批当代的“空头清流”所愚弄。同时也借此提醒这批远离中国实际，远离中国历史语境的空言家，你们的好戏已经做到头了；如果对历史负责，也对中国负责，就应当适可而止。我同时要指出的是，人文精神并不因为某些当年的讲说者的背叛和把戏而不再存在，恰好相反，人文精神正因为他们的翻云覆雨和背道而驰而显露出了本初的意味。  

人文精神的重建，并不是面对商业文明的某种姿态，而是每一个生命个体在极权传统和极权话语下的自我确认和精神放飞。这是一种回到生命本身的努力，用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说法叫做，“返者，道之动”。重建人文精神非但不是赶时髦赶潮流的学院竞赛，也不是西方著名人文学者艾赛亚。柏林所批评的那种缺乏历史意识的相对主义和机会主义，而且恰好是对古典时代的体味和回归。当上个世纪的西方哲学家指出回到事物本身的时候，对存在的追问使人文精神获得了一个摆脱绝对理性桎梏的契机，从而转向了东方式的内心体认和精神回归。自由既不可能来自恩赐，也不可能来自索取。当福柯哈贝马斯们以西方知识分子惯有的批判理性向话语权力索取自由的时候，陷入的恰好就是这种索取一旦成功，马上会反过来成为新的话语权力的理性批判悖论。也即是说，自由很难通过批判来抵达。自由是回归，回到事物本身，回到生命本身。一如俗话所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假如我当年没有朝后退一步的话，今天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广阔的释述余地。生命经由回归获得独立，精神因为回归而向前开辟出了无限的多维空间。  

这样的回归当然意味着对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对集体无意识创伤的精神修复。个体的每一步回归，无不意味着对群体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种种病痛的深切体味和自我医治。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通常就在这样的回归中向前展开。对历史的精神承担，其实正是在个体的自我回归中实现的。所谓国民性批判，与其说是鲁迅式的愤世嫉俗，不如说是曹雪芹式的悲凉感怀，不如说是陈寅恪式的历史悲悯。孤独由此具有了空前的实在性，从而使存在有了被孤独标画的可能。存在是诗性的，不同于生存是小说性十足的筹划。毋庸置疑，人文精神的重建所注重的乃是诗意盎然的存在本身，而不是策略性很强的生存筹划。个体自由的价值体系，首先在个体的内心获得确认，才有可能成为群体的共识。这样的内心确认也许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许是君子有所不为，也许是君子有所必为。不管怎么个说法，怎么个做法，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文精神重建。  

编辑诸君，你们可以对照一下我所说的人文精神重建和当年重建人文精神主谈者的解释，我相信你们不会比较不出其中的异同。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恳请你们公布我对重建人文精神的这份更正。  

此颂编安！  

2003年8月30日，于纽约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6 23:26
标题: re:李劼：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真实图景（节选）...
李劼：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真实图景（节选）

本篇文章来源于 中国艺术批评  网址：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8080&amp;Page=3


     有关自由派的不谦卑，我想指出的是，自由，作为一种人文品格，在面对专制的高压时，是高昂不屈的，比如当年的林*昭及其《星火》诸君。自由，在面对思想著说时，却是谦卑平和的。因为自由的独立人格含义，不在于高于他人，而在于与他人同在。所谓的独立人格，并非是鹤立鸡群。在我所理解的独立人格，应该是不为权力所左右，当权利受到权力的剥夺时；是不因为生存困境而退却，当存在受到生存环境的裹挟时；是面对暴虐不低头，当生命受到极权的威胁时。如此论说独立人格，并非意在以此要求他人，尤其并非以此要求依然在体制内求生的自由派诸君。我只是想说，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通常是互相依存的，而独立人格又和众生平等的慈悲情怀紧紧地联在一起。我只是想说，面对权力的淫威时，自由是不屈的；面对思想的表述时，自由却不是睥睨一切的。一个自由思想者的人文姿态，恰好是谦卑的，也就是说，没有舞台感的。

    非常遗憾的是，一些自由主义学人的文章，大都颇有思想舞台感。包括徐友渔君的这篇文章，虽然他好像只是下意识地使用了思想舞台一词，但身处话语中心那样的自我放大，还是忍不住地溢于言表。不知这样的下意识是否与身处权力中心城市有关，是否与身处官家最高学术机构有关，是否与拥有官家最高学术职称有关。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下意识，是很不自由的。攀附权力固然是不自由的，对话语权力有所执着，也同样会使话语者的心态变得不自由。

    徐友渔文章以主要内容和思想舞台来描述中国当代的思想图景，多多少少是有些失真的。这样的描述，不仅对于体制外的思想者来说是不真实的，即便对于体制内的思考者来说，也是不真实的。比如，对于以谢韬先生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来说，显然失真。有关谢韬先生的学养显然难以作出自由主义的限定，但假如将谢韬先生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说成是左派思想，却会让人啼笑皆非。谢韬先生的思想谱系绝对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至多受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但是，谢韬先生的那篇文章，不能不说是当今思想舞台上的主要内容之一，假如确实存在思想舞台的话。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6 23:29
标题: re:蒋寅关于“大师”的定义：“大师不光是学问...
蒋寅关于“大师”的定义：“大师不光是学问渊博的人，还必须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即开一代学术风气，创立一种学术规范的人，而最根本的是要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的人。”

李劼：“人类迄今为止的知识，有百分之五十是作废的（由此证明了人类是在错误中获得所谓的进步的）。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有争议的，只有大概百分之十左右，是 有价值的。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几千年来，总是在百分之五十的作废知识里打转。而百分之四十的争议性知识，又是不许探讨的。至于百分之十的有价值知识，则是 从来不去理会的。由此，也可以想见陈寅恪和钱钟书的区别，他们分别存在于哪个百分比里。学人的自重当然是需要的，但问题在于，重心在哪里。”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6 23:36
标题: re:略谈钱钟书与文怀沙（转贴自：新浪陈明远的...
略谈钱钟书与文怀沙（转贴自：新浪陈明远的博客）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钱钟书与文怀沙，两人关系好起来的时候可谓形影不离，但是一旦坏起来就形同陌路。为何如此？乃因共同的爱好和悬殊的志趣使然。

    能够交朋友的，往往是由于生活中有着世俗的“共同语言”，关键不在于真才实学的根底有多深厚。钱钟书与文怀沙都生于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按照后者自称的说法），时代社会背景大体相同，两人都是风流才子、倜傥名士，后来又在学术界“混”得一定声誉，具备了交朋友起码的条件。

    钱钟书一门心思做学问，家学渊源（父亲钱基博已是名学者），天赋聪明，自幼入名校、留学西洋，恃才傲物，生性桀骜不驯、蔑视权贵，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于世俗多半持批判态度。而文怀沙出身寒门，正式学历只有中学，虽博览群书、自学成才，嘴尖舌利、出口成章，但不过是杂家，学问并不专亦不精，且一向攀附权贵，巴不得世俗生活能够出现“腥臊并御、阴阳易位”（屈原《涉江》句）的局面，以便乘机会浑水摸鱼。

    钱钟书内秀，文怀沙外扬。钱钟书钻营故纸堆，文怀沙钻营名利场，一方面以屈子自命自勉，另一方面却狗苟蝇营。这样一个文怀沙尽管张狂而人格分裂，却交游甚广而“朋友”很多，且擅长巴结逢迎。人格分裂者，往往高谈阔论时灵光乍现，听起来好像亦不乏思想。这对于清高孤傲，尖酸刻薄，不喜交际，曲高和寡的钱锺书来说，正中下怀，是他所需要和弥补的。因此，钱钟书曾经赠给文怀沙一首诗，诗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据博友指出：“亦狂亦侠亦温文”是引用龚自珍的诗句：“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这算是欣赏文怀沙好的一面比较确切的刻画。据说，此联如今仍然挂在文怀沙的家中。

    于是乎，我们可以简单地初步概括钱锺书与文怀沙交往的共同起点：才子名士，风华正茂，每出狂言，讥讽时局、臧否人物，尽管两人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尽相同。然而，两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亲密关系，一定还有更多的生活细节上的联系。男子汉亲密聚在一处，往往好谈女色。对女色的关注是人性的体现，也是进一步交往最好的桥梁。它可以在人性的表面上，填平高雅与低俗的鸿沟。

    因之，钱锺书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文怀沙曾说：“读书人分为四种，一是从不通到不通；二是从通到不通；三是从不通到通；第四种最罕见——是从通到通，天纵之资是也，钱默存其学也博。”文怀沙还曾经这样夸奖钱锺书：“《谈艺录》是《管锥编》的先驱之作，我们可以领略著者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之学。他被视为20世纪的一代硕儒是毫不奇怪的。读钱先生书最令人受益的是：使人感到‘学，然后知不足’。默存公其‘学’也博。”“钱对我维护备至，劝我要慎蓄锋芒……”

    有资料表明，钱锺书杨绛夫妇，一度曾引文怀沙为“知己”。1963年2月27日杨绛写给文怀沙的信云：“锺书每日必念你至少三遍，爱而‘打彭’之……”。（陈注：“打彭”音 dangbang 即吴语“开玩笑”的意思。）1963年文怀沙因“流氓罪”遣送农场劳动校样后，杨绛曾织过毛衣送给文怀沙，文的母亲也由钱钟书杨绛夫妇照顾……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文化人知道，文怀沙曾经是钱府常客。钱先生身边的人也有印象 —— 当时钱老对此公奖许有加。

    然而，好景长而不久，因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人的一生中，真正的知己是可遇不可求的。没有共同的志趣，友谊终归要破灭。钱锺书是一整瓶醇厚甘冽的老酒，而文怀沙却是半瓶荤腥的水醋。文先生肚子里的货色倒空之后，钱锺书也就不大情愿再同他交往下去了（一说为了某事、待核实）。于是，文公立刻转过头来说钱先生的玩意不行，最终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作践他人。

    一旦翻脸反目，文怀沙就被搬出自己杜撰的“学兄”鲁迅贬抑、攻击钱锺书了。文怀沙说：“鲁迅既有学问也有见识，而不是有学无识。”他认为，“中国有许多饱读诗书的文化人，虽然读破万卷书，但并无见识，而鲁迅把学和识结合得完美，并把它变成行动。”此公直截了当地说：“我所说读破万卷书，但并无见识的文化人是指钱锺书。”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文怀沙又云：“我和钱锺书是好朋友，我很了解他，他书读得很多，很博学，但缺少见解，他总是客观的，带点讽嘲性，却没有爱得那么深沉。”“钱锺书的主要学术著作《管锥编》又是拉丁文，又是希腊文，运用了几种语言，读者就算全部读下来也不一定看得懂。鲁迅被一些人评为刻薄，是因为他爱得深沉，他爱自己的民族，恨铁不成钢，他看问题很尖锐，尖锐得叫人受不了。钱锺书是博学，读得很多，但他像图书馆一样，卖弄他的学识，卖弄的痕迹可以看到，鲁迅则是个拥有卓越见识的人，两个人不能比。”

    不管文怀沙如何攻击钱锺书，也不管钱锺书的学问究竟有多深、多少社会价值，我们可以负责任地断定：钱锺书是真正的学者，是学品高尚之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是对中国学术、中国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而且终生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真学问。相比之下，文怀沙则是一个各个方面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这样的人，能够依靠权贵，钻营于社会，并以“国学大师”的面目示人，且被骗拜倒在其脚下者竟不可胜数，实则是中国之不幸，文化之羞耻。

    1988年，一位新派的国家领导人不知底里，曾经赠诗《致文怀沙先生》：“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文怀沙已经声誉通天，但不知他能否意识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的更多含义。“国学”、“大师”之争可以休矣！中国的希望在于吐故纳新。

    当然，文怀沙的史迹是一笔值得保护的“文化遗产”，同时，现在的他也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也许，正是他的不甘寂寞、活跃表演，才让我们正视他、甚至有点儿悲悯他，理解他……

    与此同时，我们才有这么两面穿衣镜，可以进行更加深刻的反省，包含着对我们自身的反省——或许，在我们自己的根子（命脉）里面，会有一点钱钟书、也有一点文怀沙的影子？似神、似鬼？

    而我们自己，照照镜子反躬自问，切忌装神弄鬼，而一定要三省吾身，堂堂正正做一个像样的人。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6 23:38
标题: re:还有一篇张耀杰把季羡林骂的一塌糊涂的文章...
还有一篇张耀杰把季羡林骂的一塌糊涂的文章呢，我不太忍心贴了，有兴趣自己去看——季羡林，又一架文化机器停摆了http://zhangyaojie.blshe.com/post/9976/411200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16 23:45
标题: re:还是李敖说的彻底，大陆的大师都死光...
   还是李敖说的彻底，大陆的大师都死光了。我看真的早死光了。另T氏言及李敖自道“白话文三百年来第一人”，其实他是自己幽自己一默，不必当真的，他的朋友陶运猷曾写了一幅中堂送李敖，其中有一句说他“敢违世俗表天真”，但凡听他如此自夸的人都不觉莞尔，权当他天真。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7 00:42
标题: re:吴组湘是钱钟书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
吴组湘是钱钟书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组湘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

事后钱钟书寄了一套厚厚的《管锥编》给吴组湘：“我的书，你都没读懂！”不平之气，溢于言表。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7 07:05
标题: re:你们二位，越说越离谱了。云兄说我...
你们二位，越说越离谱了。

云兄说我74、76楼水准尽失，呵呵。我认为，74楼所言，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归结起来是一句话：不是对所有事物进行批判，都必须是彻底钻研透了之后才可以进行。这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判断。相反，认为“你根本没有深入了解，怎么有资格批判”，往往是各类迷信和歪理邪说抵御科学批判的借口。如果还不理解的话，我再说通俗一点，大量民间的数学爱好者，给中科院数学所寄去歌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数学家们不需要化大把的时间去论证，就知道这些证明都是错误的。好比前一两年的黎鸣在博客中声称他用自己发明的理论框架，轻松证明了“四色定理”，和方舟子叫板，以命来赌。方舟子替他惜命，不予理睬。事实上这一定是个笑话。

76楼，是打哈哈，当然和什么机锋无关啦。

我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在前面谈及李劼的时候，我明确说，我只读过他关于鲁迅的一篇长文，就这篇文章而言，有故作惊人之语之嫌。他被誉为“思想的野马”，说实话，呵呵，没有惊人之语，是不会给人“野马”的印象的。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不好的评价，我一般还会欣赏。这个欣赏，不是面上的，肯定是点上的。有道理的野，认同；故作惊人之语的野，哂之。

云兄后面的转帖，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转帖陈明远的东西，想说明什么？现在我假设云兄想表达的是钱先生交友功利或者是糊涂，那么，钱先生这个人是有老学人的那种礼数的，对友人（未必很熟悉）写个赞美之词的条幅，很正常。陈的观点，在“不管文怀沙如何攻击钱锺书，...实则是中国之不幸，文化之羞耻。"这一段中说的很清楚了。

至于说85楼和吴组湘的事情，根本不值一提。呵呵，看了很好笑。“冰冷”、“不平之气、溢于言表”，都是作者YY出来的，除非他是在身边的亲历者。我相信，此事要是真有，那完全可以说是吴组湘没读懂。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7 08:53
标题: re:T版太功利了，其实我82楼转帖，原本就没...
T版太功利了，其实我82楼转帖，原本就没有想过要说明或证明什么。觉得这个帖子有点意思，贴出来，大家看看，至于看出什么，则是个人怀抱了。

我之所以说你74楼、76楼没有机锋，76楼自不待说，因为你自己也难得的认可了；74楼的有失水准，乃在于T版总喜欢郑重其事地阐释一个简单道理，不仅有些啰嗦，而且感觉上轻视了大家的理解力。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7 09:18
标题: re:是吗？我不认为76楼是个人人可以接受的简...
是吗？我不认为76楼是个人人可以接受的简单道理。事实上，很多迷信的信奉者就是这样在抵御批评的。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7 09:26
标题: re:[QUOTE][B]下面引用由[U]th...
下面引用由[U]thankstoyilin[/U]发表的内容：

是吗？我不认为76楼是个人人可以接受的简单道理。事实上，很多迷信的信奉者就是这样在抵御批评的。


拒绝主观的T版，其实蛮主观的，而且主观到从不承认自己的主观。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7 09:50
标题: re:呵呵，那我就没办法了。我把“浅显”的道理...
呵呵，那我就没办法了。我把“浅显”的道理作为大道理来诠释，你可以认为我见识浅，但不能说我主观。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17 11:23
标题: re:“我不认为76楼是个人人可以接受的简单道...
“我不认为76楼是个人人可以接受的简单道理”，其实是够主观的。但要说T版见识浅，那是万万说不过去的。要论博闻强记，涉猎广泛，恐怕T版不是第一，也是第一之一吧，而且还是富有卓见的智者。
作者: binfeng2000    时间: 2009-7-17 11:39
标题: re:看了很多的本来根本没机会读的文章,才知道...
看了很多的本来根本没机会读的文章,才知道了有这么多的争执.

看杨绛的回忆,说那一年等了钱工作了两年有资格考留英名额时,很多人听说钱钟书这一年要考,他们就改下一年或是改其它的科目了.

我看这钱种书可能就是一个书呆子,或许是他自己也想做书呆子,有书才,有呆气,并不一定会喜欢这么多顶别人按在他头上的帽子.这点对我的胃口,我也有呆气,只不过没那个才能罢了.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17 14:51
标题: re:没错，钱钟书就是一个坐在书斋里读书、品品...
没错，钱钟书就是一个坐在书斋里读书、品品文史哲的文艺家。

云兄要说我博闻强记，还不如说我主观呢。也就半瓶醋吧，谈不上博不博的。
作者: 五月    时间: 2009-7-19 10:49
标题: re:看围城的序和后记里，钱老婆说得话来看，我...
看围城的序和后记里，钱老婆说得话来看，我觉得钱钟书也是自闭症边缘者，没事喜欢蒙被子一个人玩的不亦乐乎~~~~~~~~~~~~~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22 12:48
标题: re:余秋雨:君子总斗不过小人君子人格...
余秋雨:君子总斗不过小人

君子人格——在两岸经贸论坛上的专题报告
余秋雨
秋雨按： 2009年7月11日上午，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湖南长沙开幕，大陆的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都出席并发表了长篇讲话。两岸学术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五百余人聚会长沙，蔚为壮观。开幕式结束之后，是一场面对全体代表的专题报告，台湾和大陆各出两位报告人。台湾方面的报告人是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和王邦雄教授，大陆方面的报告人是我和于丹。于丹初次相见，却一见如故，一个诚恳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文化人；孙震校长是我的老熟人，一个儒雅而又有风骨的大学者。
   我们四个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演讲台在主席台一侧，主持人是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和中天电视台的卢秀芳。我在台上看下去，全场的所有男性中，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打领带。我知道这是隆重的正式场合，打领带表现了一种礼貌，但我又受不了千篇一律的枯燥，所以作一点突破。前些天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我与日本表演艺术家栗原小卷女士一起为“评委会大奖”颁奖，我也没打领带，今天是第二次了。
    我们四个人的专题报告结束后，大会进入到了分组讨论阶段。
    我的专题报告原定的标题是《从文本传承到精神传承》，其中的核心观点，是根据文化人类学关于集体人格的思维，认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是君子人格”。这个观点在学术上有点艰深，在专题报告中我只能用通俗而轻松的语言来表述。

    主持人，各位朋友：早上好！
   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叫“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大家似乎有这样一个印象：两岸在经贸上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现在要开始延伸到文化交流上来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文化交流早在经贸之前就开始了。
    对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他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都是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是隐潜的，却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沟通，甚至，五千年的积累就闪动在一次眼神递接之间。
    在我懂事之初，两岸已经有了铁壁般的政治阻隔，但在政治阻隔两边，却共同拥有着中华文化。记得早在25年前我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国际比较文学论坛上首次见台湾学者，具体说来就是今天在场的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曾永义先生。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对方，但不知怎么开口，只是不断地与外国学者谈话，眼角却偷偷地互相窥视着。终于，我们讲了第一句话，讲的是对一部中国古代戏剧史著作的评价，其实只是一个短句，却似乎包含着无限的“文化知己感”，彼此惊讶万分。两人从此就不分开了，以后几天连坐车、吃饭都在一起。我想，今天的文化论坛，这样的“预备会议”已经开过很多了。我在昆剧演出的剧场里结识了白先勇先生，在东方美学论坛上结识了今天在座的黄光男校长，在鸿禧博物馆结识了今天在座的汉宝德先生，在云门舞集的后台结识了林怀民先生，又在一条山路上结识了余光中先生。奇怪的是，这种结识，几乎都成了终身性的友谊。由此也可证明，文化沟通比经贸沟通更关及生命的本质。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不需要合同，不需要帐号，不需要收据，最快速，又最深刻。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指出，我们往往把“文化”看小了。大家已经习惯于把“文化”看作是“文化界”一批人各自在从事的那些专业，看成是那些字，那些书，那些文物，那些音乐，那些舞蹈，那些概念，那些规矩。这一些当然都很重要，但即使把这些加在一起，也只能说明它们是文化，还不能说明文化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共同体。那么，所谓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国人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共同约定。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一个资讯，近几十年来有不少中国人和西方人结婚，在经过热恋阶段之后，有很大一部分最后终于分离了。分离的理由大同小异，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理由叫做“文化差异”。你看，文化在这里已经成了能不能一起继续过日子的分水岭，这些夫妻，彼此从事的工作绝大多数与文化界无关，他们却因“文化”而分离，可见文化远远大于“文化界”，其严重程度也高出于一门门文化专业的兴衰。
    因此，我们在探讨中华文化传承的时候，既要注意到具体的专业技术层面，更要注意到整体意义，不要因小失大。例如，现在两岸都有人在关心简体字和繁体字这样具体的专业问题，在我看来倒是不难解决的技术问题，而且，即使不解决，多元并存，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最近又看到台湾有人在做一个有趣的调查，有多少台湾民众知道大陆“忽悠”这个词的含义，又有多少大陆民众知道台湾“窝心”这个词的含义。这更是小问题，例如我本人在几年前也完全不知道“忽悠”这个词的含义，后来赵本山一给我解释我就立即懂了。这类事情，看起来是一道道沟壑，其实很容易跳过。中国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真正的重点和难点，都不在这里。
    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很多人对中华文化的现代生命力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根本的不信任。因此，一些学者就企图在其中搜寻、爬剔出一点仍然具有传承可能的精神价值来延续文化生命。例如，梁启超先生看中的是“兼爱”和“四海之内皆兄弟”，孙中山先生看中的是“天下为公”，胡适之先生看中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梁漱溟先生看中的是“天人合一”，还有更多的先生看中的是“刚健有为”、“厚德载物”…… 我想，有关这类问题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但是，问题来了。这些四个字或几个字的词句，听起来都是很漂亮，却凭着什么力量传承几千年的呢？中国有不少文化人一直很迷信词语概念的渗透能力，其实都是书生之见。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单位，由董事长制定了一些所谓“企业精神”，例如“团结、拼搏”之类，究竟有多少真正的传播价值呢？一个小小的企业尚且如此，那么，一个庞大的民族又怎么能够靠着一些概念和词句来完成文化传承呢？
    我认为，世界上各大文明真正的文化传承，必须靠“集体人格”的延续来完成。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请容许我多讲几句。欧洲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荣格曾经说过：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根据这个原理，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集体人格是一种生命现象，只要是生命现象就会遗传，就会有一种类似于DNA的质素，就会有一种仿效的范本，皈附的动力，于是，传承就有了可能。世界各大文明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集体人格，例如英雄人格、先知人格、神圣人格、绅士人格、骑士人格、武士人格等等；而中国文化所提倡的集体人格，则是君子人格。
    从孔子开始，虽然没有为君子确立定义，却划出了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一条条明显界线，例如历代中国人都知道那些格言，君子自强不息，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而小人，则完全相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愿意被人家说成是“小人”。甚至，宁肯被说成“坏人”，也不愿意做“小人”。这种普及人心的程度，证明中国文化在集体人格建树上的成功。中国文化的一切光明面，其实都是凭借着君子人格传递的。前面说过的那些“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刚健有为”、“和谐处世”等等精神原则，也都是君子人格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正因为有了君子人格这种具有遗传功能的载体，这些精神原则也生命化了，一代代活了下来。
　　直到今天，不管世界上哪个地方要传承中华文化，也应该以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为归结。兼爱、仁义、诚信、知耻、禁止伤害和诽谤，这些君子风范，应该成为更多中国人的人生原则和公约，禁止被政治操弄、族群争斗、民粹暴力、小人伎俩而遭到破坏。只有这样，即使背不出《三字经》、写错了繁体字，中华文化也会获得实质性的传承。相反，满口学问的人，很可能是小人，他们常常以大量的文字玷污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集体人格。大家记得，抗日战争结束后审判汉奸，很多大汉奸都很有国学根基，但在人格上却是损人利己、卖国求荣的小人。
　　我已经听到了提醒准备结束演讲的预备铃声。那么，我想用这样一个记忆作为结尾。
　　我们今天在长沙，不能不想起两个一百多年前的湖南人。整整一百三十年前，一位六十一岁的湖南官员寂寞地回到了长沙，他就是中国首任驻英国和法国的公使郭嵩焘。他被弹劾免职的重要理由是在外交活动中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很多规则，但据我所知，在他走后，欧洲的众多外交使团都还在怀念这个中国人，因为他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美好。说他违反中华文化的规则，其实恰恰是他在探寻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轨的可能。在精神和人格上，他是中华文化最好的传播者。他遭到弹劾，是因为有一个叫刘锡鸿的小人告密和揭发。在文化上，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幸好，后来接任郭嵩焘的，是另一位湖南人，他就是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中国近代史上的优秀外交官，他面对的也是中华文化与国际文明的艰难对话。
　　我知道，这次两岸文化论坛选在长沙召开，一定与一百多年前的郭嵩焘和曾纪泽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又相信，这两位湖南人的在天之灵，一定在倾听我们的发言。那么，谢谢他们，谢谢大家！

                                        　　　　　　　　　　　　　　　2009年7月11日于湖南长沙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22 13:17
标题: 哈哈
前两天在新浪首页看到“君子斗不过小人”的标题链接，心想一定是含泪大师的文章，点进去一看，没跑的。
作者: 仰望山林    时间: 2009-7-22 14:12
标题: re:余氏著文总忘不了夹带私货，此拙文标...
   余氏著文总忘不了夹带私货，此拙文标题开宗明义无疑以“君子”自居，批驳他的便成了“小人”，何谓君子？且不论孔子所定义的君子原指具有高贵的血统的人，以身份地位来标榜道德之初衷，也且不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句话的荒谬所在，“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余某自己做到了吗？别忘了古人也云：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余某满口的“文化”真的能消弭两岸的隔阂吗？他为什么不提价值观才是弭平差异的根本？“合同”“帐号”“收据”这些现在意义的制度规范难道不比师承有自的虚假寒暄来得更实在吗？跨国婚姻的崩解与国内的离婚率之间做过统计吗？
作者: thankstoyilin    时间: 2009-7-22 15:48
标题: re:“记得早在25年前我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国际...
“记得早在25年前我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国际比较文学论坛上首次见台湾学者，具体说来就是今天在场的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曾永义先生。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对方，但不知怎么开口，只是不断地与外国学者谈话，眼角却偷偷地互相窥视着。终于，我们讲了第一句话，讲的是对一部中国古代戏剧史著作的评价，其实只是一个短句，却似乎包含着无限的“文化知己感”，彼此惊讶万分。”

典型的余大师笔法，看得哇哇吐。忒能装了。

另，余大师这点可怜的英文，还“不断地与外国学者谈话”呢。哦，或者对方是汉学家，说汉语来着。

按语中，不打领带也值得扯上一通。真没治。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29 12:16
标题: re:余秋雨的一句话为什么得罪三千万人 ...
余秋雨的一句话为什么得罪三千万人


老海


性情中人不打诳。余秋雨真的是一句话就得罪了三千万人。这事信否，全看你的接受力和理解度。

其实这话也不能全怪余秋雨先生。啥事都会事出有因。也就是因果论了。

“我有一次发现，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骂我的人，他居然小时候是给父母卖掉的，我一下子就同情他了。”（余秋雨之语）

先生在这话里指桑骂槐了。“桑”是谁？话里有机锋，是“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骂我的人”。这人也是先生所要骂的“槐”。自然也是先生一句话开罪三千万人的“因”。先生想骂人又不明说骂谁，我们只得自己猜去。猜对了，说明先生的名气已经足以吓人，已经覆盖到了你我每个人的记忆了。猜错了，我们就该赶快上网补课去，补充补充先生名气发展史的基础知识。先生这话里没有半字带骂，只有“同情”，“一下子”油然而出的同情。但是，在上下文如此构成的语境里，先生的“同情”已经变味，冒出了嗤笑与鄙视的波波。这人“小时候是给父母卖掉”的身世成了先生非要在这话里加以鄙视、嗤笑的素材，也成了先生故意要透露给公众的一个信息——以为可以打击到对方的负面信息。

先生如是打击对方盖是意犹未尽，或者是尚不能彻底解恨消怨。所以，开罪三千万人的那句话就就从先生的嘴里蹦了出来。虽是不可思议，但仍可理解。一因一果都是有迹可循的。

“严格讲起来，他是一个文化下岗的人，完全失态……发表拿个稿费，很值得同情，下岗工人无处谋生，在呐喊，我们会打他吗？” （余秋雨之语）

既然先生在这话里没有披露所骂者谁，本博就顺其自然保全这话的“不泄天机”。然而，不管我如何保全，有些“天机”在这话里还是不言而喻，就象一个穿着低胸背心的女人恰在躬身弯腰，那乳沟儿岂有因为非礼勿视而不任由一览无遗的。所以，谁听了这话都会变成成语里的“路人”，都晓得了先生在这里的司马昭之心。

文化下岗该是什么概念？我想，就算任由偷换概念也总不至于让人拿来开刷。然而，出于恨与骂的需要，先生却另立了一套“严格意义”定义。在先生看来，这人完全是因为能力与资格的原因下岗的，不是文化低能就是文化无能，即使不是不称职至少也有渎职之嫌，反正就不是社会的原因，就不值得社会同情，就当遭此歧视。很多众所周知的事件足以证明，先生其实还是很有同情心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例。这人十几年来不断骂人，也是个欠骂的货，倒也该是遭此一殃，也难怪先生每遇此君便是一把烈烈的无名火。

耻笑下岗者本就不该，何况还是耻笑自己的文化同行。先生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还是没能放下文人相轻、相詈、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子，还是陷入中国文化界千古以来一直纠缠不去的恶习里不能自拔，居然连文化人写文谋生的劳动方法都要假惺惺地以“很值得同情”的字眼去挖苦讪笑，难免不使人扼腕叹息。

因为下岗被耻笑不是下岗者的悲哀，我还没见过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此耻笑传统。因为有偿劳动被歧视也不是文人的悲哀，天底下阳光里再也没有比这更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呐喊而被先生施以“不能打他”的“同情”也不是下岗工人的悲哀，我倒认为是先生的悲哀。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有几家几户没有下岗工人的？这个庞大的数目是中国当下里的大悲哀。国计民生之苦之难，就全在这数目里了。世界各地今年岂余不无此哀之国。先生岂能以此为笑为耻？岂能因此而门缝里看人呢？先生说这话时盖是打算随手拈来三个概念骂那人，因为匆促之故，只记得调校内涵，却把外延的延伸面给大意失荆州了，言语间一不留神就把三千万国人给一口骂了。

不是才骂一人吗？怎就开罪了三千万？大家来算算，中国的下岗工人有多少？一千万能完数吗？我看不能。“发表拿稿费”的人有多少？我看也不下一千万。因为无处谋生而呐喊的下岗工人就更多了，如果算上在网络间的“呐喊民”，一千万绝对拿不下来。先生是我们的文化偶像，我们就只往少里算，每一概念下的人至少各占一千万，所以，先生所骂的这三种“概念人”就至少囊括三千万中国人。这似乎与先生在这月11日在长沙开幕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的演讲里大为宣扬的君子人格格格难入，似乎更像是先生一直大为不齿的小人人格。

不幸中有万幸——先生在这句话里无意间开罪了三千万人，但却在“君子人格”的演讲里教育了海峡两岸的十三亿中国人。

2009-7-27 老海
作者: 云鹤    时间: 2009-7-29 12:22
标题: re:“我有一次发现，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骂我的...
“我有一次发现，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骂我的人，他居然小时候是给父母卖掉的，我一下子就同情他了。他从小不知道自己的出身，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人当然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受到爱的浇灌，后来对他来说骂人比较习惯，这个影响他整个一生的话，很值得同情。他的起点搞错了，至于为什么父母采取这个，父母也有父母的原因，也很值得同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值得原谅。”

　　场下有人哄笑，“他讲的是谁啊？”面对听众的窃窃私语，余秋雨似乎意犹未尽：“现在骂我的人，都值得我同情。如果好好做事的人，怎么会有时间找一个认都不认识的人去骂？不可能，你们工作很忙，有时间去骂一个你认都不认识的人？严格讲起来，他是一个文化下岗的人，完全失态……发表拿个稿费，很值得同情，下岗工人无处谋生，在呐喊，我们会打他吗？”

【斯人此言，非疯即狂！上帝要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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