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令人震惊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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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者被收养所卖为包身工 与狗同食一锅面(图)
http://news.163.com/10/1213/13/6NPP4DFC00011229.html

新疆天山网12月13日报道 托克逊县库米什镇老国道247公里处有一家名为佳尔思的绿色建材化工厂（以下简称佳尔思厂），十余名工人（其中8人为智障人）三四年来在这里遭遇了非人待遇。周边邻居在经过多年沉默后，再也无法忍受良心折磨，向本报讲述了他们看到的残忍场景：工人们逃跑就遭毒打、干活如牛如马、吃饭与狗同锅、工钱一分都领不到……

12月10日，在报料人指引下，记者驱车赶到库米什镇一探究竟。

动作迟缓而呆滞

10日中午12点多，在与佳尔思厂一墙之隔的一个院落里，几个邻居听说记者来了，聚集在这里声讨佳尔思厂。一家石英厂的老板老王介绍，这里的工厂一般10月份就会停工，第二年的3月才会复工，工人每人每天工资最少150元，而佳尔思厂则完全不同：“一年365天佳尔思厂从来没见停过工，而且这些工人一分工钱都领不到自己的手上。”

中午1时，记者来到佳尔思厂，空地上粉尘没过脚踝，近20公分厚。一阵微风吹过，粉尘就会夹卷着往嘴和鼻子里钻。

距佳尔思厂的粉碎机器十米开外，堆放了大半圈约3米高的做大白粉原料的石材，爬上原料堆，工人们工作的场景清晰可见。一位身着红色破夹袄的工人，将榔头高高举过头顶，喊着“嘿！嘿！”的号子，砸向三四十厘米见方的原料石；装车工呆在一边，看石头被砸成小块后略略停顿便直挺挺地弯下腰，一块块捡起缓缓地转身，扔进手推车。两人配合装满一车手推车原料石，花了近半个小时。不远处，有工人步履蹒跚地推着手推车，将原料石运到机器旁，等待机器修好后进一步加工。旁边一位装车的工人铲一铁锨石头，顿一下，看看手套；再铲一铁锨，又停顿一下，提了提系着尼龙绳的裤子，又开始工作。虽然头上、衣服上落满粉尘，但除了一名工人在鼻子上“挂”着片烂布外，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做防护。

工作区域内，除了喊号声，没有人说话；工人们的动作迟缓、呆滞。

从中午1点一直到下午5点，尽管午饭的时间早已过了，但没有人喊工人们吃饭。

来自“乞丐收养所”

记者靠近拍照时，被一名工人发现，他含混不清地大叫一声：“老板，有人照相。”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采访，记者快步回到旁边的院落。晚上11时，记者摸黑再次来到佳尔思厂。白天停歇的机器开始运转。除了穿红衣的男子，还有4名工人在重复着白天的工作。当晚，机器声轰鸣了一夜。

第二天中午，记者来到佳尔思厂外观察时，被老板娘发现。记者亮明身份，称因为有人举报这里环境污染严重，所以拍照取证。听记者这样一说，慌忙赶来的工厂老板李兴林放下心来。当记者质疑工人防护措施不足的问题时，他主动表明自己手续齐全，与四川省渠县乞丐收养所，也称四川省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签订过用工协议。

李兴林说，四川省渠县乞丐收养所的负责人是曾令全，“他组建了乞丐收养所，并向全国输送工人，让那些无法自理或是没有生活保障的人能够自力更生，打工赚钱。我这现在有11个工人，有3个正常，其他多少智商都有点问题，只是没有残疾证。”

随后他出示了一份签订于2008年9月9日的《劳务协议》，协议甲乙双方为李兴林和曾令全，规定由甲方负责乙方第二批5名队员的食宿和车费，并一次性支付乙方9000元，甲方支付每人每月工资300元并以银行汇款的方式支付给乙方。如果甲方丢失乙方队员，每丢失一名赔偿1000元。

“我前前后后已经接过来了30名工人，有些当时看着有劳动能力，来了什么活都干不了，就又送回去了。”李兴林拿出自己与曾令全的合影说：“曾令全很有名，网上有很多他的介绍。”李兴林找出上个月才支付过的银行凭条说：“我们每个月都给他支付工资的。”凭条上显示交易时间为2010年11月12日，转账金额2520元，由一位名叫蔡涛的人代转入曾令全账户。

与狗同食一锅面

问到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李兴林带着记者参观了淋浴室，并一再强调工人们不爱洗澡。厨房里，李兴林指着案板上的猪肉说：“我们顿顿都有肉和菜，工人两天就要吃掉两袋挂面。”厨房一角堆放着24棵大白菜，桌子上放着两尿素袋挂面。“他们吃的很好的，有些人来的时候都提不动重的东西，现在都可以干活了。”问及为何工人们不戴口罩，李兴林说工厂都有配备，只是工人们都不愿戴。

李兴林带着记者推开工人们住的房门：不到10平米的空间，冰冷而简易。5个房间，每间摆放着两三张床。或用木头拼搭，或是简易的钢丝床。“高档点”的床上，凌乱蜷缩着的肮脏被子，薄的轻轻一提就能拎起来；有些床上的褥子就是一层薄薄的床单，有的就只是铺了层硬纸壳。

记者推开另一间宿舍，上夜班的工人刘双辉正躺在床上，他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避寒，破损的毛衣下还穿着4件单衣，被子上压着一件军大衣。被问到是否领过工钱，已经干了4年活的刘双辉低下头搓着手：“还没跟老板说呢。”

趁着李兴林与摄影记者相谈正欢，记者来到在工地上。鼻子上挂着片烂布的王力，40岁，是工人中与记者沟通最顺畅的。两年间他跑过两回，也被毒打过两回。“第一次都快到托克逊了，被他们开车抓回来了，想跑掉是不可能的。”

“两年间洗过澡吗？”

“从来没有。”

“想回家吗？”

“想！”王力一直无神的眼神，忽然亮了起来。

“你是哪的？”

“黑龙江望奎县。”

断断续续的一问一答，总是被紧跟着的小老板打断。

正在搬运成品的彭根贵（音）面对记者的问题，重复着这几句话：“一般情况下，只要不违反厂里的规定，就不会挨打。”“一般情况下，我们干不动的时候，就有肉吃。”“一般情况下，只要不逃跑，就不会挨打。”

中午2时，工人们被老板急急地唤回来。大家似乎并没有习惯这个开饭点，有点不知所措。老板娘喊了几遍“吃饭！吃饭！”工人才摸进自己的房间，从床底下的破箱子上、从床边破被褥里掏出饭盆。有人端着白花花的面条高兴地跑出屋子，蹲在墙角呼噜呼噜直往嘴里倒。“今天的要好点，今天的面里有油！”盛面条的大铝锅放在地上，老板娘一勺一勺舀给工人。两条狗进进出出，时不时把头抻进锅里，舔着面条。老板娘举着大勺，冲狗叫了一声，见狗并不离开，也就不再管了。

一一妈妈

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得到信心把孩子独自留在这个世界上吗？难道真的要移民？！

阳春三月

我记得有句话说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它对待弱势群体态度  不论怎样 这样的事情发生令我们心痛无言！

千寻

为什么社会对自闭的孩子如此不重视啊？

马丁

触目惊心。

秋爸爸

新京报   2011年01月12日 星期三


黑奴工背后智障人庇护之困

四川渠县智障奴工事件凸显保障问题，全国百万智障人士存“被奴工”风险，相应福利体系亟待建立



2010年12月15日，四川渠县，被解救的智障工人等待被送回老家。他们穿上了民政部门买的新衣。



黑奴工背后智障人庇护之困
　2010年末，四川渠县智障人被贩卖为奴工的事件，震惊全国。事实上，自2007年山西砖厂黑窑工事件以来，全国各地不断爆出智障人“被奴工”事件。
　专家指出，单纯追讨一起事件的责任人“意义不大”，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建立智障人士福利体系。
　根据2006年的一次抽查数据，我国智障人士总数近千万。其中有较好工作能力并处于就业年龄段的150万人。而因智障人士福利制度缺失，他们大多处于无机构庇护，无机会获取劳动知识甚至被遗弃的状态。也因此有“被奴工”的风险。
　如何从制度上保障智障人士的尊严、安全和发展，成为渠县奴工事件背后更紧迫的命题。
　2010年12月29日，北京演乐胡同110号，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所在地，马波（化名）和伙伴们正在忙碌。
　四合院内，几名伙伴正在做饭，中午他们将招待几名来自欧洲的游客。另几名伙伴正在展览室向客人推介他们制作的手链等手工艺品。
　该服务机构的创办人孟维娜介绍，慧灵为成年智障人提供日间托养服务，并让他们学习简单的劳动技能。该机构主要生存方式是，与欧美一些国际旅行社签约，让这个四合院成为固定旅游景点，旅行社支付一定报酬。此外，游客购买手工艺品带来的收入，会以津贴形式奖励给智障学员。
　若不是言语反应稍慢或唐氏综合征明显的脸庞，马波和他的20多名伙伴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会做可口的饭菜、把“暗恋”的人画在纸上、开心地笑、小小的恶作剧……
　这天中午，马波在整理100多人的签名。他们在声援四川渠县遭受奴役的智障人员。
　这一天，渠县62名被解救的智障奴工，陆续被送往回家的方向。
　1月4日，渠县公安局政委李森介绍，目前解救工作已结束，警方已帮助33人找到家。目前警方的工作重点已从“解救安置”转移到侦办奴工案本身。
　而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看来，怎么长久妥善安置这60多名智障人员以及他们背后数百万智障人士才是重点。他指出，事件背后，不是某个人犯了错那么简单，“我们的制度有缺失，亟待补上。”
　
　一百多智障人“被奴工”
　一个叫曾令全的农民和渠县救助站的安置基地，后来做着同样的生意：输出智障工人
　在四川渠县渠江镇一个叫“幸福坝”的地方，一个两层楼的院落，走廊和阳台全由钢筋封闭，大铁门紧锁。
　这个院子，曾叫做“渠县乞丐收养所”，后改名“渠县残疾人自强队”。
　院子的主人、“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负责人叫曾令全，一名46岁的农民，他的另一身份是渠县工商联执委。
　其母俞必珍介绍，曾令全以前种地、养猪。约1993年，他去县城农贸市场捡菜叶子回来做饲料，“捡”回一个蓬头垢面的“讨口子”（方言，指流浪乞讨人员），名为李兵，留下来帮着养猪。
　随着养殖业扩大，曾令全又“捡”回两名智障人员，李小平和朱国庆。
　曾令全收养“讨口子”的“事迹”在当地流传开来。其弟曾国华说，1997年，四川日报以《一个猪倌和三个乞丐》为题报道。曾令全的举动也得到当地政府肯定，县领导多次到曾家“现场办公”。
　曾国华介绍，约1999年，曾令全收养的智障人达到十来名。这时期，新疆一家猪场老板看到报道后，联系了曾令全。曾带着5个智障人员去新疆帮忙养猪。
　后来这名老板又把曾的工人介绍给另一老板。曾令全从中获得一些回报。他发现，这远比养猪来钱，自此开始了收养、培训、输出“智障工”的“生意”。
　曾的培训手段是：不听话就打。邻居称，常在夜里听到基地传出惨叫声。
　据记者调查，为扩大“智障工”来源，曾令全向渠县三轮车和出租车司机打招呼，以每人100元－300元的价格，“收购”智障人员。
　他还成立“抓捕队”上街抓人。后来被解救的奴工之一的李红阶，能清晰地与人交流，可以工整地写出姓名和家庭地址。
　他告诉本报记者，他2009年正月到渠县，在县城捡破烂时，突然一辆车停下将他强拉进去。在接受了“培训”13天后，他们一行13人被送到西宁一个工地背沙。干了一整年，没有一分钱工资。
　在这起奴工案中，渠县救助站也牵扯其中，被爆出与曾令全一样输出“智障工”赚钱。
　据曾国华向媒体介绍，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曾多次将智障人员送到曾令全处，并收取费用。刘定明则称，自己将救助站安置基地以3000元每年的价格转包。
　记者获知，目前渠县民政局长王勇、救助站长刘定明等人已被免职。
　17年来曾令全到底控制了多少智障人员目前尚无数据。
　在一份材料中，曾令全称1993年至2006年收养137人。这些人被编成8个小组，分别在北京、天津、深圳、新疆、西宁等地“打工”。
　
　智障人被侵害风险大
　处于就业年龄段的轻度和中度智障人超150万名，他们是犯罪分子的主要目标人群
　
　“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2010年12月28日，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张宝林，表达对渠县事件的愤怒。他有个智障女儿。
　张宝林介绍，根据中国智残协会的统计，2007年山西黑窑工事件后，河北、河南、安徽等10多省份也出现过大量侵害智障人员事件。
　2009年4月，安徽界首两个小砖窑从山东诱骗“购买”了32名智障人做“奴工”。
　2007年以来，福建、辽宁等9省发现矿工杀害智障工人伪造矿难敲诈等类似案件近20起，死亡近20人。
　据《法制日报》2010年6月报道，安徽合肥大量搬家公司专门“招募”智障流浪人充当搬运苦力，没工资，生存条件恶劣。
　张宝林介绍，根据2006年所做的一次抽样调查，全国约有智力残疾人554万，此外，在1352万多重残疾人中有大约430万人伴有智力残疾，也就是，智障人总数近千万。
　他介绍，智障人士按残疾程度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在554万单纯的智力残疾人中，轻度和中度约占7成，超380万人，其中处于就业年龄段的约40%，超150万人。他们具有相对好的劳动能力，是各地奴工事件中犯罪分子的主要目标。
　“智障人是残疾人中更为弱势的群体，就业情况差，社会保障也不完善，所以至少这100多万人中，不少人存在成为奴工的风险。”张宝林认为，从目前各地发生的事件看，奴役智障人已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在致本报的公开信中，张宝林严正谴责买卖、奴役智障人的行为，他希望各地各级政府能“以最近发生的事件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无保障下存流浪可能
　孟维娜认为，如不建立起相应保障体系，任何智障人都可能成为流浪人，存在被奴役风险
　
　渠县奴工事件曝光后，有观点认为劳动监察部门若加强督察，可遏制智障人被侵害。四川省人社厅劳动监察处副处长陈进对此表示异议。
　陈进是此次渠县奴工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之一。
　他认为，靠事后劳动监察来杜绝此类事件，“防不胜防”。他介绍，四川180个县，除成都下辖县外，每个县专职劳动监察员平均不到2人，平均5个县只有一台执法车。
　有专家提出，应建设智障流浪人员的收留机构，防止他们被控制贩卖。
　北京慧灵智障人员社区服务机构创办人孟维娜认为这一提法没有切中根源，“千万不要鼓动建什么专门收留所。”
　在做了23年智障人员服务工作的孟维娜看来，智障流浪人本身是个“伪命题”。她说，智障流浪人是智障人福利制度和服务体系缺失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引发问题的原因。
　根据她的经验，重度和极重度智障人没能力走出家门，常年在家里；而轻度和中度智障人有天然的安全意识，出门一般不会走太远。
　孟维娜介绍，智障人如幼年时没被父母遗弃，成年后也很少会被父母遗弃，“智障人士父母的天伦之爱，比正常孩子的父母还要强烈。”
　她分析认为，大多数智障流浪人是被诱骗拐卖，少部分可能是父母去世后无人照料，从而外出乞讨。
　孟维娜介绍，这些年他们遇到许多家庭有智障孩子不小心走失，但报警时对方听说是智障人，往往“爱理不理”。“现在社会资讯渠道这么发达，公安掌控人口信息能力这么强大，如果我们的报失体系积极发挥作用，就不会产生智障流浪人的问题。”
　“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根源问题，建立智障人的服务体系和保障制度。”陈进认为，这样才能“治本”。
　孟维娜认同这一观点，“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任何智障人员都可能成为智障流浪人，也都可能面临被奴工的风险。”
　
　民间服务未获发展
　服务于智障人士的民间机构，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多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在孟维娜看来，建立智障人服务体系，最核心的内容，是让智障人走出去，“走出家门，获得交流，学习，他们的生活品质才能提高，同时获得康复训练”。
　而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张宝林介绍，现实是，许多智障人没地方可去，从生到死，一辈子封闭在家中或在街上游荡，甚至遭拐骗。
　张宝林说，国内登记成立智障人员服务类民间组织很难。在北京，会有一些智障孩子的父母自己组织起来，其中几个家长辞职，把街道附近的智障人集中起来照料，也做一些培训。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这类民间组织很难得到捐款。也得不到政府的扶助，自生自灭。
　而70%以上智障人员生活在广袤的农村，更缺少可以接纳他们的场所。
　张宝林说，他去过一些西部智障人家庭探视，“家徒四壁，只有一床烂棉絮，狗窝一样，靠周边邻居每天扔一点残羹冷炙生存。”
　孟维娜介绍，目前他们在全国10个城市建立了服务机构，但也只限于城市社区。
　她说，慧灵找不到挂靠单位，只能在工商注册，无法获得非营利机构身份，不能获得税收优惠，捐赠也大幅缩水。
　据了解，北京有100多家为智障人士提供日托服务的民办机构，大多生存艰难。
　全国有多少这类机构？中残联相关部门称，没有这类数据。
　中残联常务副理事长王乃昆在2010年9月份的中国特奥高峰论坛上透露，截至2009年底，全国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仅3474个，仅能为全国包括智障人在内的约11万残疾人提供服务。
　□本报记者 杨万国 四川、北京报道
　（下转A25版）
　（上接A24版）
　智障人处“隐性”状态
　这些智障人士居住在哪里、是否有生活保障……关于他们生存状态的数据尚不完备
　
　在湖北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55岁的杨远忠是一名轻度智力残疾人。父母早逝，他独自生活，能自己做饭吃，但不会种地。
　近10年来，杨远忠一直跟随村里同族的包工头在山西砖窑打工，每年得到两三千元报酬。那里是2007年发生黑窑工事件的地方，他这样的智障工人必须时刻呆在窑厂，走出去，就可能被别的黑窑厂抓走成为黑窑工。
　这两年，杨远忠患了严重的胃病，干不动了。他是村里的五保户，但村干部担心他死后需要一笔安葬费用，因此常扣他的五保金“备用”。
　现在，他靠前些年打工积攒的一点钱，买米面生存。
　杨远忠的处境，或是中国农村智障人员生存现实的缩影，不过智障人群体的生存情况，记者尚查不到相关数据。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李敬介绍，目前中国唯一关于智障人的数据，来自2006年的残疾人抽样调查，“这是一个推测数据，并非普查。几百万智障人在什么地方？他们有无监护人？有无基本的生存保障？哪些人面临流浪的危险？我们都不知道”。
　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坦承，他们还没掌握智障人员就业、托养、保障等情况的数据。民政部社会管理司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北京慧灵智障人员服务机构顾问、香港社工周佩仪介绍，在香港，智障人员有完备的服务体系。
　一个孩子出生后，由母婴健康院初步诊断症状，成长到一定时候，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对其作详细评估。确定智障后，将被建立特别档案，终生有社工跟进服务：在0至6岁，为其联系特殊幼儿中心，接受学前服务；6至15岁，进特教学校；15岁之后，进行职业训练或辅助就业……
　周佩仪介绍，香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平均一个人对应约百名智障人员，终身跟踪服务。“有些智障人就喜欢流浪的生活方式。也会有社工保持跟进，定期把他们‘抓’回去理发，洗澡。”
　
　福利体系待建设
　王振耀认为，“残疾人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的代价，照顾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张宝林介绍，近几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开始尝试建设智障人服务体系。
　据广州市残联理事长梁左宜讲，广州从2007年开始建设“康园工疗站”，目前已在全市154个街道铺开，主要是提供日间托养和庇护性就业场所。目前接纳人数有限，不过家长反响很好。
　张宝林说，这两年残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建设的智障人社区服务机构，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残联力量有限，目前服务规模还很小。
　“在我们渠县，如果一个残疾人一个月能拿到三五百元的补助，就能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也不会有这么多智障流浪人了。”渠县公安局政委李森说。
　而该县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10万残疾人，只有100人每月可享受50元补助。不过，该县的党政事业单位基本拒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如果这些单位按比例足额缴纳，可征收500多万元”。
　2010年12月30日，谈到渠县智障人被奴工事件，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说，“渠县这事发生是必然，不发生才是偶然”。
　在王振耀看来，要消除渠县智障奴工这类悲剧，一方面国家要承担起责任，从制度上建立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应放权，让大量民间服务机构成立，发挥民间社会的巨大能量。
　王振耀介绍，1978年之前，我国残疾人照顾是单位负责制，民政部门通过建立福利院，提供补充性管理、照顾服务。改革开放后，照顾残疾人的责任全部落到家庭头上。
　他介绍，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残疾人福利法》，我国还没有，只有少数残疾人有机会纳入低保体系或纳入农村“五保”体系。我国虽有《残疾人保障法》，但里面很少谈到“钱”。
　“我们全社会都缺少残疾人福利观念，认为残疾人是家庭的责任，谁家有残疾人谁倒霉。事实上，残疾人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的代价，照顾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王振耀认为，国家应尽快制定《残疾人福利法》，把残疾人单独作为一类保障人群，不分其家庭是否富有，统一享受福利。
　2010年11月16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正式下发。王振耀说，这是我国首次专门针对一类人群的福利保障制度，“希望从孤儿福利制度开始突破，逐渐扩大到智障重残人群，再到老年人群，逐步建立我们的特殊人群福利体系”。
　王振耀认为下一步可针对智障人群建立这种普惠福利。参照孤儿福利政策，他算了一笔账：1000万人，每人每月600元，一年720亿，“我们的财政收入都8万亿了，720亿不多”。

　
2010年12月16日，渠县救助站，智障工人排队接受四川省残联和人社厅领导慰问。


2010年12月16日，从新疆解救回的工人在渠县救助站。A24-25版摄影/本报记者 杨万国[/TABLE][/TABLE]

秋爸爸

贩奴真相：源于政府牟利冲动2011-01-05 13:15:21　来源: 新民周刊 (上海)　
根据曾家人的介绍，双方的合作模式为：收容站将残障人送给曾令全培训，然后外派务工，所得收入与收容站分成。此外，收容站在接到生意但人手不够时，也会向曾要人。

新民周刊封面稿：贩奴真相。





http://focus.news.163.com/11/0105/13/6PKTVVRK00011SM9.html

畅畅妈妈

看了，心痛

must

最不齿这些动不动就拿西方国家说事的人。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还大言不惭地拿西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还抖两句英文，别现眼了！

只要陪你一起走

water12232还真就是个生物。Y要是生个不健全的，一定是立马捂死而后快，省的传出去被人知道他有劣质基因。

仰望山林

善与恶的距离有多远？

十年砍柴 （《华商报》专栏）



           四川渠县智障人士沦为“奴工”的恶性事件，使智障人士的生存权利问题引起热议。

        在当下中国，一些恶性事件是靠新闻的曝光而发酵，从而引起短期的“运动式”纠察，比如接连几场大火灾，各地政府就立即启动消防检查；接连几次大的矿难，于是乎从南到北到处在搞安全生产大检查。这类活动往往风过无痕。但在“刮风”的当口，可是卷起狂沙漫天，很可能矫枉过正。

       如渠县“奴工”事件曝光后，全国许多地方进行智障人士用工检查，如12月25日《济南时报》报道，当地两家煤球长雇佣了8名智障工人。从采访透露的信息来看，这些智障人士的得到了善待，工厂老板也承诺“绝不强迫智障工劳动”。

         残疾人通过培训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养活自己，这是对残疾人权益最重要的保障，自食其力的残疾人不但减轻社会的负担，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且能获得人格上的尊严。如果因为害怕有“奴役”智障者的嫌疑而承担舆论压力，地方政府一刀切要求所有企业都不得雇佣智障者，那就变成对残疾人劳动权利的伤害了。

智障者和身体部位残缺而智力健全的残疾人不一样，后者能够有自我维权的意识，而身体健康却智障的人士正相反。他们中间多数人意识不健全，很难自我维权。这也是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被沦为“奴工”的根本原因，对这类人，整个社会应表现出更大的善意，才能避免这些几乎丧失权利意识的智障人士避免更大的伤害。

        那么，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善意”如何才能得到稳定而持久的表达？固然，需要在社会上倡导一种关爱弱者的道德伦理，建设一种关爱残疾人的慈善文化。但如果公权力不作为甚至作恶的话，民间人士的自发道德行为是靠不住的。以渠县“奴工”事件的始作俑者曾令全为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奴役智障者的恶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是政府表彰、公众称颂的“善人”，收容了流浪的智障者，让其参加劳动来养活自己。但头顶“善人”光环的曾令全很快就变成大“恶人”，以组建“残疾人自强队”的形式残酷地压榨、剥削智障人士。这个蜕变是怎样完成的？善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这个世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品德近乎圣贤的“善人”是很少的，而多数人既有恻隐之心又在意自己的利益，这才是普遍的人性。如果一个政府希望将大多数公民教化成圣贤一样从而建成一个“理想国”，多半结局是相反的，必是伪善盛行，大恶当道。那么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对道德建设有没有责任呢？当然有，但不是扮演无所不能垄断真理标准的道德判官，而是用法治的方式来守住道德的底线，使善得到鼓励与张扬，恶得到鞭挞与惩治。比如对关爱残疾人的企业和个人，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法规让其得到好处，从而起到示范作用。一些国家有很高的遗产税率，但若资本家将财产捐给慈善事业，就可得到一定额度的免税，于是有些人干脆就行善博取个好名声。我国对雇佣残疾人的企业也有税收方面的优惠，但在落实中却大打折扣。在“渠县”奴工事件中，我们不能断言一开始曾令全就是居心叵测以伪善来掩盖真恶，但事实是他当初的行善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生猪生意大亏。而当地政府对他的表彰，不如说是地方政府往自己脸上贴金，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成就的自我表扬。政府的表彰又使曾令全和当地政府捆绑在一起成为荣辱与共的统一体了。到了这一步，曾令全和地方政府民政部门的救助机构勾结起来，以奴役智障者牟利，似乎顺理成章。

         可以说，如果有一个好的地方政府，曾令全这样的人，就算他当初真有沽名钓誉想法，但在政府实实在在的政策扶植和全方位的监督下，“假善”装下去就成了“真善”了。若政府的作为正相反，那么结果就演变成“假善”掩盖下行“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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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叫“water112232”的跟帖


评论(6)  
water112232 [123.2.216.*] @ 2010-12-29 8:25:27

按照生物学的观点，物竞天择。目前的国际气候是竞争一日比一日激烈啊。我们怎么能让这些劣质基因祸害本民族呢？这些人，不会有姑娘嫁给他们，这保证了竞争的优势。但是同时，这些人在世界上就是浪费干粮，让这些人义务做些简单的体力活动，正是废品利用。符合西方崇尚的低碳生活标准。 为此，我们要为雇佣这些人的雇主叫声好！为我们的伟大民族的复兴，出了一份力。

西方为什么要保证民生？为什么要有健全的社会保障？ 因为这是出现更好的创造力，更用心的工作状态，创造更大劳动价值的基础。 用生物学的食物链，底层基数越庞大，越有出现庞然大物的可能。 民生工程就是保证底层食物链存在的基础。 但是这些人，给了他们社会保障，有用么？会激励出更高的劳动积极性么？不会！ 会使他们更具有创造性么？不会。

因此，这些雇主对这些人的雇佣方式，正是最正确的方式。要大声叫好！！！

或许听起来残忍，但是你们吃鸡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对鸡残忍？你们在西方牛排餐厅大快朵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牛的感受？ 没有！

人生而为利，互相利用，才会构成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进步。 Business is business.  

妮子

看了一点，真是没敢往下看，太痛心了！

春风

看完了，心里真的太难受了！

爱相随

进来刚看了几行，就吓得不敢再往下看了，痛心。

秋爸爸

山林前面说的对！
ZF除了最后急急忙忙出来抓人，还做什么了？甚至都没看到中残联这样的专门部门有人出来表示点儿什么。智残精残不是很火很重要的部门吗？不是还有专门的一个特奥会吗？
我猜就算逼着残联出面了，没准儿丫还叫唤，这帮智障者，都没有残疾人证啊，不归我们管。

这些让我们心痛恐惧的画面中，那个老板自己明摆着也是个下等人。让底层的人欺负底层的人，然后上等人再出面去“主持公道”？这种逼着弱者扑向更弱者的事，责任在谁？

must

感觉在中国，残疾人也分三六九等。 像是张海迪那样的，身体残疾，但是身残志坚的稍微受点尊重，因为虽然身残了，但是志坚，头脑清醒，还能给自己争取点权力，保护自己。

最惨的就是智力残疾，感觉在中国，残疾人专指身体残疾。 好像智力残疾就根本不配叫残疾人，因为身体残疾的人利用好了还有利用价值，智力残疾的人就干脆是傻子，白痴，废物一个。

你看就是这个非法工厂调智力残疾的人还分三六九等呢，太严重的，连这么奴役都不值得。

这就是现状

向阳花开

在网上看到这则消息时心里难受死了，为自己的孩子的担忧，确实是，我们怎能不恐惧！恨死了那些灭绝人性的畜生！确实是，多么讽刺，在亚残运会期间！还有多少残障的兄弟姊妹在受着非人的折磨，或许这只是曝光了冰山一角。绝望！

仰望山林

死几个智障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009年12月28日
11:52凤凰网评论专稿【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7条评中评第327期

黄所格，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卡哈洛地区大岩洞乡兰家塆村人。他的家乡是一大片原始森林，走到乡上要八九小时（大岩洞乡没有电、没有手机信号，乡政府为了能及时和外地联系，只能在临近的其他乡地盘上工作）。从乡到县政府，先坐摩托车，还要再坐上三四个小时汽车。从县城坐巴士，在山路上颠簸八个多小时才能走出大山，到达重庆、成都要十几个小时。

黄所格表情木纳，村里人说他“有点弱智”，6年前，他的父母先后去世，姐姐嫁到他乡，家里就剩他一个人（那里都是大山，村里人串门可能要走上1天）。于是黄所格开始嗜酒。4年前，黄所格上吊自杀。

本来，这个故事不会有人知道，如果不是4年后的今天，他又“死了”一次。

昨天有一条很火的新闻《多省发生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敲诈案 惊动公安部》：2007年以来，自福建某煤矿首次发现矿工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敲诈案后，案发地很快向辽宁、云南、湖北等9省蔓延，发案近20起，死亡近20人，大量的涉案人员均指向雷波县。

黄所格的户口本被人冒用（这可能是他最后的剩余价值了），一查才发现他4年前已经去世，骗局于是被发现。今天评论很多，称之为现实版的《盲井》。

杨耕身写了篇评论：“杀智障者骗钱案”隐藏着怎样的现实？好，今天我就来说说我所知道的现实。

15年前，我去过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旁边的甘洛县。后来我曾经在一篇短文里写过这段经历：“甘洛的环境可用两个字来形容：苍凉，再多就是废话。”

那篇文章没有提到，那里的山有多高：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和朋友去爬山，从半山腰开始爬，爬到中午两点也没爬到顶，只能折返。就在那么险峻的地方，我们居然还看到一户人家：很矮的房子，长势很差的农作物。当时很难想象这种环境还能住人，现在我可以想象黄所格住的也是这样的地方。

还有，朋友教会了我怎么辨别彝族人。很简单，看眼神：彝族人眼神直直的，不像汉族人骨碌碌转来转去。为什么他们眼神呆滞？因为他们经常在山上放羊：披着察尔瓦（披风），坐在那里，一坐就是半天。我朋友曾经指着一个放羊的彝族人问我：“你看他在看什么东西？”我仔细看了好一会，答道：“他什么都没有看。”

但他们唱歌都唱得很好，人人弹的一手好吉他。除夕夜，我躺棚子里静静地听隔壁彝族人唱歌，一曲终了，我笑嘻嘻喊“再来一首”，人家却害羞不唱了。

15年过去了，我写过很多新闻评论，没有一次提到凉山，他们在新闻里出现的时候也不多。如果说那里的环境只能“苍凉”这两个字来形容，那他们的遭遇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被遗弃”。于是在生活的折磨下，他们开始自我折磨（凉山州是全国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的重灾区）和互相折磨（孩子被父母和同乡卖到东莞做童工，如白菜般贩卖，智障被同乡骗进矿井制造矿难诈骗钱财）。这就是现实，知道吗？我的读者。

我们经常恐吓富人和权贵：要善待穷人，善待穷人就是善待自己，要知道总有一天穷人会伤害到你。这里我想说的是：在此之前，受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会先彼此伤害和侮辱。四年前我还写过一篇评论，关于广州火车站背包党的，网上流传很多关于广州治安的段子，在我看来这是夸大，而是能读到这些段子的人信息畅通，被骗被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另外一群人。正如“背包党”成员所说的那样:“我们找的大都是那些穿得不是太干净、气质上差一点的人，他们刚从农村出来，没见过世面。”

我朋友告诉我，刚开始，“背包党”在火车站活动了一年，警察硬是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其实这很说明问题，这种打扮的人，多半是外出打工的农民，我们都不关心他们的处境。最讽刺的是:当背包党以农民工的姿态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懒得关心。只有自己也遭遇同样处境的时候，才会叫出来——叫得很大声，很有技巧，还不乏幽默。按照南方都市报记者的估算，一年被骗的人数以百万计，想想看，假如不是农民工，而是其他人，比如大学生，比如城市居民，“背包党”还能持续这么久吗？这些农民工被骗之后，大多选择了默默承受，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过多次，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杂在一起的社会。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前现代的一面——死几个穷乡僻壤的智障，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ingzhongping/200912/1228_3362_1490300.shtml

书阳妈妈

张凯律师在“李刚案”后的一篇博文，“民之过：当我们拍案痛骂官僚阶层的时候，我们谁敢拍着胸口说：“我不曾与他们合作、勾结、迎合。在他们作恶的时候，我不曾沉默。”岂不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这些罪人！

yangjingyan

无奈呀，心里真的非常难过，等我死了，让孩子一起随我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