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浙江精神的传承--从王充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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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说古代哲学家王充也象是 “有自闭症倾向”的]



浙江精神的传承



——从王充讲起

本报通讯员　曹晔　王蕊　本报记者　陈骥　整理　2005-10-9 03:32

　　伟大而“特别”的思想家

    王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也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在今天具有国际影响的伟大人物。章太炎说：“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胡适评价其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王充是我们浙江上虞人，生于东汉初的公元27年。

    作为思想家，仅用“伟大”来形容王充是不够的，还要冠以“特别”两字。他的著作《论衡》问世近两千年间，始终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肯定、赞美、叫好的评语与非议、批判、攻击的声音，长时间纠葛在一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句精彩的概括之言：近2000年间“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论衡》这本书，在历史上既是思想武器又是思想靶子。每当官方意识形态弊端百出，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士人学子便高举“实事疾妄”大旗，寻求思想解放，创建新的学说。而当统治者坐稳天下，需要强调纲常秩序时，又往往把《论衡》看作异端和思想领域的洪水猛兽，历朝历代都有大张伐挞的。最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原来是慕名读《论衡》的，但在看到《问孔》、《刺孟》这些篇章后，便龙颜大怒，朱批了一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乱世惑民”。幸亏王充早已入土，否则单凭这几条罪名，就非株连九族不可。

    传奇的人生

    王充作为一个思想家，在中国古代史上，其学风之独异，思想之另样，几乎是前不见古人，后罕有来者。他观察事物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乃至判别是非的尺度，都与主流文化很有些不同。在王充之前，浙江这个地方还没有出现过全国一流的大思想家。

    王充的祖上是河北邯郸人，那是个盛行慷慨悲歌之风的地方，因戍边有功，“封会稽阳亭”。但到绍兴后很快就家族没落，四处漂泊。直到王充的父亲找了位越女结为夫妻，才使得王家在上虞章镇安居了下来。

    王充大概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十分地好静不好动。其性格以今天儿童心理学的说法，多少有些自闭的倾向，即深深地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对感兴趣的事物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对其他则不理不睬，视若无物。有着这种性格特征的人，存在着两种发展可能，一是无突出才华而又拙于交际，不合群，难免面临落寞而沉闷的人生；二是不善交际但于学问专心致志，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深度。王充有幸成为后者，所谓“幽处独居，考论实虚”。

    王充很早就在学习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天赋，先生们都对他刮目相看。王充不但书读得好，还是个懂事早熟的孩子。他10岁左右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少年王充陪伴着寡母，担起家庭责任，赢得了“孝”名。当然，少年丧父也对他形成敏感、坚忍、孤傲的性格有一定影响。这一点，与他后来的同乡鲁迅颇有相似之处。

    越地文明的特质

    王充从出生到十六七岁经馆读完，在接受正式教育的同时，更是受到越地民风民俗潜移默化的浸润。不要小看这一点，那时浙江的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的差异，比现在大得多。浙江这块土地上文明的起源，属于独立生长的一支，而且一直是在与水患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大禹这样一位治水英雄就成为越人共认的始祖。

    水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越人，养就与中原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原地广人众，一代代繁衍形成大家族，培养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礼文化，制定了一套讲求形式的繁文缛节，重冠服礼器。越人生存环境险恶，始终存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靠打拼求生存，没有闲功夫讲求形式上的礼仪，一切习俗都从方便生活和劳作出发，“断发文身”、“不冠”等为“越之国俗”。越地的冶炼技术曾领先全国，越王剑就是明证。而从越地出土的铜、铁器中，“田器尤多”，却几乎没什么礼器和乐器，更多的是和实用、功利相联系。

    另一方面，越地水网密布，湖泊相连，稻田被分割成不相连的小块块，所谓“陆事寡而水事众”，劳动的组合方式主要为个体家庭。我在《论衡之人———王充传》中，将越文化的特质概括为这样四句话：务实求真的认识方式、尚功趋利的价值取向、崇神重情的精神依托、特立独行的主体塑造。

    幼时的王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磁场”中，其思维方式、文化理念、气质品德、行为习惯……无不受其熏陶、习染。

    开辟求学问道新天地

    当王充从经馆毕业后受推荐入京师洛阳太学时，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千载难逢的思想文化机遇。此刻，越文化经几千年发展到了需要总结的时候，而随着汉代中原文化的南下，越文化面临被稀释、淡化的危机。这个少年天才，已深得越文化之三昧，北上求学，又有了两种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机会，他的整合与创新能力在历史文化交融中光芒四射。

    王充求学洛阳，时逢汉代学术的成熟期。汉代思想是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整合期，推出了很多了不起的成果，像《史记》，可谓千古绝唱。但这个整合的结果，却从多元归为一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王充的视野不限于儒经，他在坊间广猎诸子百家，“以子证经”也是他的一大治学方法。他还将目光投向自然万象，开阔视野。这种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以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证实一说的治学精神使得他得以汲取、综合南北学术之精华，开辟出求学问道的新天地。

    他一生最大的成果，就是《论衡》的写作。从《论衡》看，当时知识所涵盖的学科几乎全部涉及，所谓“尽知万物之性，毕睹千要之道”，达到他那个时代科学思维的最高水平。《论衡》关注民间百姓关心的问题，既努力汲取源自实践的真知和丰富生活的实例，也匡正民众受多方局限所形成的愚见和陋俗。从这一要求出发，《论衡》吸纳并展现了民间语言的生动活力。

   

    《论衡》一书，以怀疑、批判精神为武器，以实证、科学方法为基石，成为当时理性精神的光辉代表，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居统治地位的价值判断思维之外，另立了一种事实判断思维。

    激扬主体的文化精神

    对于浙江文化精神来说，王充无愧为继往开来的人物。自王充始，中国的学术网络中，有了一支被蔡元培先生称为“南方思想”的流派，也就是今天学者说的“实学”。在南宋，造就了以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在明末清初，催生了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清末民初，又在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大师身上发扬光大。这些学者时代不同，面临问题有异，但他们治学问道，都与王充一样，服务于一个目的：“冀俗人观书而自觉”，走出迷信、盲从的可悲境地，激扬主体，做个具有理性头脑，能够超越世俗文化桎梏而表现出“力独多矣”的创造者。

    浙江学人一次次冲破“不撄人心”的文化网罗，塑造了一个个具有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的生命主体。王充对文化思想的影响主要分四个层面，可概括为“自主、从实、明理、合道”。记得前几年总结的浙江精神有十六个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两者多有吻合，这也说明王充身体力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与浙江人今天的气质是一脉相承的。

    自立：王充精神的出发点

    王充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最高层面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受各方条件局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进入主体高扬、自由创造的状态，是件难之又难的事。汉代官方的意识与民间的俗论，无不崇圣言、守陈说、信鬼神，大大束缚、扭曲了人们的思想认知能力，甚至构成了一种惰性的思想文化导向。

    王充文化精神最具光辉之处，就是将人们不受约束的自由思想、独立判断，视为“天道自然”的组成部分，打破了人为的精神樊篱，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南宋的事功学派秉承了这种精神，当“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席卷全国，为统治当局推崇、推广的时候，却在浙江遇到了非议和挑战，不与苟同的“义利并立”、“以利合义”的事功学说，在全国的学术格局中，隆起了一支声音别样又自成体系的浙学。明清之际，在全国率先向传统理学发出批评、掀起启蒙思潮的，又是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学派。

    这种自主创新的精神，长期以来影响、浸润着浙江人民，构成了一种文化基因与基本素质，在近几十年的体制转轨、发展经济中充分展现出来。浙江的工业基础本来十分薄弱，曾在全国倒数第三，浙江人不等不靠不要，不去搞什么“跑部钱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胆地突破计划体制的框框，创造了许多全国之最，奠定了浙江市场大省、经济大省的基础。

    上世纪90年代，温州遭遇到一次台风灾害，我去当地采访，当时中央慰问团也在。他们很感慨，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当地人都在埋头干活，不怎么理他们；问起来都说，总要自己解决的。用温州的“四自精神”来说就是：“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从实：王充精神的思维方式

    王充精神第二层的内涵为“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南方之学和浙江学人，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异见迭出，主要得力于这种优势，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各有千秋，但“事实判断”思维为他们所共同把握。这反映着认识世界的科学眼光。

    胡适先生说，“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验。”这不仅对学者治学不可或缺，对普通民众来说，也是认知方式的另一种引导。

    历史上的实学之风到了近现代，与现代科学精神结合后，迸发出新的光辉。清末民初，浙江文化大师和科学家层出不穷，实绩斐然。194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选出了81名院士，浙籍占19名，为全国之冠。现在的两院院士，浙江人也是最多的。这些人除了天资聪慧外，就得力于实干。

    这些拔尖人物的大量涌现，说明他们生长的土壤有吃苦务实的营养。这一点，浙江人民在近20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脱贫致富，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肯干，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地从事一些北方人所鄙视的艰苦行当。当时有一句话：“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难万险”，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星罗棋布。

    明理：王充精神的实际操作

    王充理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把事物内在的道理搞明白、说清楚。他生活的年代，除了尊经崇儒外，就是迷信流行。对于林林总总的民间习俗，王充以“疾虚妄”的态度，逐一剖析。

    改革开放之初，这种明理的素质帮了浙江人大忙。当时“姓资姓社”还是个原则问题，个体、私营经济受到了非议。我在采访中发现，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个体户，对邓小平理论比我还熟悉，运用更加自如。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雇工人数，7人上下是条“天规”。7人以下属个体，没有剥削的，7人以上属私营企业，是有剥削的。1986年左右，北京来了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会上偶然说到，这是马克思随手举的例子，本意不在于说明是否存有剥削。温州人如获至宝，第二天采访，我就听那些小老板像传达喜讯一样，逢人便讲。这条禁忌很快就冲破了。

    我注意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省的各级政府不断地在总结经验，重视理论指导，而一拨拨企业家也都喜爱发表看法，每年全国人代会上，浙江代表团总是关注的焦点。这就是明理的素质在起作用。

    合道：王充精神的理想境界

    王充最高的理想境界叫做“天道自然”，“无为而治”，但他也认同儒家“善政”的价值目标。不过，他对“善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些圣贤设想以儒家价值教化万民，从而达到齐世划一的和谐境界。王充对“德”与“法”的关系重新给予了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

    任何治世，首先应将“谷足食多”作为第一要务，“仓廪实”而“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而经济兴旺，国力强盛，才能有足够的军力外御强敌，使得“百姓宁集”。“德”与“力”的二者兼顾才是和谐社会的根基所在。

    浙江历代的思想家都对和谐社会有执着的追求，在民间更有真实的实践。我到过东阳的卢宅。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文化世家，按照和谐理念，构造他们的家族。家风之好，数百年不堕，让大多数“富不过三代”者愧对。这不是“求道”的实践吗？

    继承传统与超越传统

    前面讲了许多浙江精神传承、发展的情况，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也是我们今天的浙江人颇为自豪的事。接下来，我要谈谈在对待历史文化精神方面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目前流失严重，继承远远不够；二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要注重汲取现代文明乳汁。

    多少年来，讲文化就是提倡大众文化，为什么不引导大众口味趋于高雅呢？流失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超越传统，面向整个世界汲取文明成果。

    历史文化传统有宝贵资源，但传统并非尽善尽美，也不是灵丹妙药，能包医现今的所有问题。现发展阶段上所暴露的一些问题，恰恰是传统文化所欠缺的东西：秩序、理念、公民责任和契约意识等等。越过小康阶段后，还是靠投机钻营，假冒伪劣，哄抬炒作，见钱就赚，什么钱都敢赚，显然不合时宜。

    浙江要与时俱进，重点就是要塑造秩序、契约意识和公民责任这种现代精神。这是对浙江精神最好的发展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