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题装老帖，不拉风、不显摆、不喜欢方舟子

仰望山林

   节选自—— 安笑: 方舟子的心理分析和回国思路

     方舟子的最大危害性就在于：方舟子本质上根本没有学术自由的思想。对于禁止旁人，尤其是批判者说话权力的人，他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危害就越大。事实上中国历史从古到今，这种人屡出不穷。而且这种人起家的共同特点就是打击别人缺点而深得人心，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信任和权力，但是骨子里这种人是恨不得把所有批判他的人赶尽杀绝，而且一朝权在手就会原形毕露。只干对自己有利的事，什么维护正义早就扔到九霄云外。而且因为是整人起家，这种人没有是非之分，最后往往是坏事做绝。当然方舟子还离这一步差的远，但是他在新语思的所作所为把这种以整人为目的而没有是非观念的特点暴露无疑。窥一斑而知全豹，凡事了解一点中国历史，哪怕是文革史的人对这种人的脸谱，不会陌生吧？这种人打击别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取得旁人的喝采和信任，进而抬高自己的地位。什么学术争论都是对自己有用才玩，对自己不利时，封你的嘴没商量。比如，虽然他把周春生辩解的帖子放出来了，但目的是后面的方舟子质疑 ，根本不给周单独发表答辩文章的权力，网友们，单独答辩文章和夹杂了方舟子置疑的答辩文章对阅读效果的区别，你能体会出来吗？方舟子无形中把自己摆在审判者的位置。因为读者看到的都是对手的辩解和他进一步的打击。当遇到有点份量的对手如周春生时，大家可以看出方的好些辩论是多么强词夺理和霸道。而到新语思论坛里，方舟子和网友置疑的方向掉个头时，对方舟子有力的批判和事实会被他一个不剩的删除。你如果有幸看到某些网友的帖子说的方舟子哑口无言，你第二天绝对不会再看见帖子，同时发贴人的IP也被他永远屏蔽。有些指责方舟子的帖子会被他保留，但都是没有指到点子上而且有内在缺陷，你同样会看见方舟子在这种帖子后的恶毒谩骂(弱智骗子之类)。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真的设立一个学术腐败调查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并把方舟子请去当头儿，被他瞄准遭整的人会不会有辩解和置疑的权力。而他有了这样的权力之后，他会把这种权力运用来干什么以及干到何种程度？

    有人说：难道让方舟子闭嘴，让骗子们逍遥吗？我说不是，方舟子爱打假是好事，揭露了骗子有他的功劳，大家对他的事迹多有赞扬，帮他点点新语思广告也能帮帮他，他也能写点文章赚点稿费。但是仅此而已。如果他想通过打假，树立自己的学术地位那绝对不行。想回国当教授甚至蹿掇国内搞一言堂的学术打假机构，我们更要断喝：你到底想干什么？！总之象美国人民对待政府的一句话：让他干活，但要象防贼一样防着他。有人说：那不是把人家打假的积极性弄没了吗？我说不会，他打假就现在这点好处，多了没有。大家看看打吴杨，不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和点击吗？所以就冲这点好处，方舟子也绝不会停止打假的。而且中国不比从前了，有没有方舟子，骗子都不会横行一世的。至少我的觉悟和对骗子的敏感就挺高，哈哈，自吹自擂一把。其实就象酷吏整贪官一样，支持整贪官，但更要把酷吏看牢了。中国历史一再证明：酷吏的危害比贪官大百倍。

thankstoyilin

说山林没见识还真不错。

“如果他想通过打假，树立自己的学术地位那绝对不行”。方舟子早不干学术了，说这话不扯吗？！

仰望山林

干不干学术，先不谈，他在新语丝上的蛮横和霸道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他引起别人不快的起因排除被他打的人之外，更多的是旁观者对他这种品性的厌恶，对方我看还是客观点好，别这么执着嘛。

仰望山林

转——科学还是强科学﹖
   1998年﹐方舟子第一次回国﹐开始和国内一些学者陆续交往﹐后者觉得方是个有人文素养的科学主义者﹐“让人欣赏”。

   但他们很快发现给方舟子下一个简单的定论是草率的﹐那些原本对他很有好感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田松回忆﹐转折点是2001年﹐当时刘兵（清华大学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推荐一本讨论基因工程危害的书籍《美梦和噩梦》参选“年度科普佳作奖”﹐方得知后﹐给所有评委写信﹐认为该书是“伪科学﹑反科学作品”。该书最后落选。

   此书后来在社会上引起争议。刘兵的硕士研究生柯志阳也加入论战﹐与方舟子等在“新语丝”上打了一场笔仗﹐而“方动辄以生物学的权威自居﹐认为柯志阳没有资格。批评柯志阳的文章﹐‘新语丝’正常发表﹔而柯志阳的反驳文章﹐方舟子只愿发表加上点评的版本。”田松说。

   于是﹐田松给方舟子写了一封信《就此别过》﹐表示“不愿意再与方舟子有任何私下的来往﹐请方不要再给他的私人信箱发送任何邮件。”

   “柯志阳曾给一些被方舟子视为主流的生物学家们发过电子邮件﹐询问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结果发现方舟子常常歪曲或者修改人家的本意。”田松说﹐“在此之后﹐方舟子在生物学方面的科普文章我也不再相信﹐因为他会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去选择有利的证据﹐夸大乃至歪曲别人的观点。”


   2002年10月﹐江晓原﹑吴国盛﹐刘兵﹐刘华杰﹑田松等学者在上海举办第一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发表《科学文化宣言》﹐对科学主义提出质疑。方舟子的“新语丝”很快把这份宣言称为“反科学文化宣言”﹐同时把这些学者称为“反科学文化人”。此后不久﹐他撰文把“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称为“反科学传播中心”﹐今年又把“北大哲学系”称为“弱智系”。

   田松认为﹐这批科学哲学工作者和方舟子的根本差别在于对“文明”和“科学”的认识不同。“方舟子代表的是当下仍有很强惯性的工业文明精神﹐而不是生态文明。他强调发展﹑强调以人为中心﹐以科学为武器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把人类的生存和幸福建立在对物质世界的控制上。”

   这批学者认为﹐应该为科学划定一些禁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自然本身的价值﹐强调约束人的欲望”。

   方舟子表示﹐“从来没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但“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科学理性必须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我很乐意为加速这个进程助其一臂之力。”方舟子说。

   刘兵教授认为﹐“方舟子的科学观念﹐符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科学的理解﹐这也是他受到欢迎的原因。他的盛行和我们社会对科学的崇拜以及偏颇理解有关系。”

   “三不政策”

   “他行文的语气﹐让人觉得他似乎永远站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他掌握真理的标尺﹐所以他总是在宣判。”在刘兵看来﹐方舟子的惯用手法是迅速把话题意识形态化。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说成是﹐“反科学﹑反政府﹑反人类﹑用心险恶”﹐语气不容置疑。

   “他常喜欢调查对手的资格﹐臆测对手的动机。如果你批评他的打假缺少程序正义﹐他就会说你拥护学术腐败。”田松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吴国盛﹑刘兵等学者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科学禁区﹑科学负面效应等问题的文章﹐方都会予以批驳﹐但这些学者们奉行“不理睬﹑不接触﹑不反驳”的“三不政策”。直到2005年1月﹐方舟子和环保人士进行“应否敬畏自然”的论争﹐这批学者才又不约而同加入辩论。刘兵认为云南大学演讲是方舟子的转折点﹐“这样的发言将影响到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环保组织的发展。”

   “方舟子从来没有和我们做学术上的讨论﹐我们一直被方舟子作为政治上的对手。”田松说。通过“正”和“反”的简单二分﹐方舟子似乎永远站立在一个科学和维护科学的立场上。

   曾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方舟子现象断想》系列文章的野鹤﹐也曾撰文认为方舟子“宣扬强科学主义﹐主张树立科学的绝对权威﹐竭力诋毁人文学界”。这一系列文章导致了《探索与争鸣》与方舟子的对簿公堂。

   多数情况下﹐方舟子表现得真理在握。“我刊登过几次在事实细节上的失误。”方舟子说。

   采访中绝大多数的学者则认为﹐方不止一次在打假中造成明显的错误﹐“比如‘新语丝’批评刘兵翻译水平拙劣的文章﹐里面的例句竟然不是刘兵本人写的﹐而是编造的。”田松说。而“新语丝”对前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院士和中科大郭光灿院士的打假﹐也被不少学者认为“打错了”。

   “方说﹐如果认为他的打假有误﹐可以向他提出申诉﹐事实上﹐也的确有人申诉过﹐但方舟子经常要加上批注﹐把对方继续丑化一番。比如他对汪丁丁就是这样。”田松说。

   方舟子对自己的形象相当维护。“因为‘新语丝’是同仁网站”﹐选择刊登怎样的文章带有很强的自主性﹐于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方舟子是“新语丝”上论战的最后胜利者。

   田松认为﹐很多时候方舟子实行着双重标准﹕在争论生物问题上要求对方专业﹐而在其他学科的问题上却忘了自己不是该专业的专家。这也导致一些网友评价他喜欢搞“出身论”。

   采访过程中﹐很多对方舟子有一定了解的学者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环保人士汪永晨只说一句话﹐“我不想对这个人做出任何评价。”

   特有的“修辞手法”

   即使是和方舟子发生过激烈争辩的学者也都认为﹐方舟子的存在有相当积极意义。薛涌这样评价他﹐“没有他﹐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将严重得多。”

   但是﹐他的声誉正在滑落。

   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告《探索与争鸣》﹐说野鹤损害他的名誉。可是方舟子以及新语丝上的文章﹐无论文风还是用词﹐你都能找到比野鹤更恶劣的。”田松说。

   曾有网友根据方的文章整理出《方舟子脏话语录﹕一个文化流氓是这样炼成的》﹐文章提出方经常使用的词语包括──“鼠辈”﹑“弱智”﹑“白痴”﹑“奴才”﹑“傻妞”﹑“妄人”“泼皮”﹑“反科学”﹑“伪科学”等等。

   方舟子强调﹐这样“读起来很爽﹐适合在网上传播”。但这样的语言风格常被人认为“语言暴力”和“文革遗风”。文化学者朱大可曾经这样评价﹕“方舟子用以阻止学术腐败的﹐其实是一种滥用的话语暴力﹐他的逻辑是‘以恶抗恶’以寻求所谓‘正义’﹐这种古怪的信念﹐支配了部分互联网公众的头脑。”

   “方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响应了人们纠正学术腐败的渴望﹐也迎合了暴力话语的流行趋势。这个趋势的特征就是文革话语在BBS上的大规模增殖和蔓延。”“这种话语方式是整个网络时代的选择。”朱大可断言。

   方舟子用他特有的“修辞方式”﹐“重建科学秩序”。现在﹐他的打击范围越来越广﹐他的动机﹐也常常被大家质疑。方舟子认为﹕“打假不可避免会得罪人﹐打得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至于利﹐那更是无利可图。”

   要英雄更要制度.

   这个通常被认为“偏执”的打假英雄无疑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

   “我有一个信念﹐我比较认同侠客之道﹐因为制度不健全﹐需要有侠客出来拔刀相助。”方舟子说﹐他喜欢别人叫他“少侠”或者“大侠”。

   在中国的学术制度完善之前﹐个体英雄人物的出现﹐符合大家的期望。“但在一个法制社会﹐人们是不需要罗宾汉的。”刘兵说﹐“对英雄人物的依赖会妨碍有效机制的建立。这是更长远的危害。”

   刘兵写了一篇文章《学术打假与法治观念》﹐说明打假应该由独立的国家机构进行。“而方舟子打假﹐一个人充当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多种角色。打错了怎么办﹖”.

   按照刘兵的看法﹕方舟子当下的危险在于﹐个人的英雄主义行为没有受到纠错机制的约束﹐没有程序的保障﹐信息的认定和发布完全依赖于个人品格﹐而由于过分的情感介入和独特的语言方式﹐都可能逐渐引起人们的反感﹐导致权威性丧失。

   有批评者指出﹐从一开始﹐方舟子就打破了揭露者和裁判者之间的界限。他更应该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客观地告知。但也许过分单纯﹑也许把目的掩盖得很好的方舟子并不愿意做这样“四平八稳”的角色。事实上﹐越来越多人已经对他的打假方式表示不满。也有人期待方舟子能改变他的方式﹐以保证他的效用。朱大可曾经这样说﹐“在一个成熟有效的学术机制建立之前﹐中国无疑需要一大批更加理性﹑客观﹑公正的升级版方舟子。”

仰望山林

五岳散人:方舟子的被迫害妄想狂症状
   我写了个小文，把抄袭事件的主角周叶中教授与造谣某人抄袭的方舟子做了一个类比，说明我们这里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不能认错的文化。本来也就是拿这个当个例子来说明某些现象而已。周叶中教授沉默依然，而方先生据说是说了个“很遗憾”——这词听着耳熟，好象撞机还是炸馆事件的时候，美国也是这么说的。这还引发了当时英语翻译方面的一次争论。有人认为很遗憾就是道歉，有人不这么以为。但方先生这次确实很难说是道歉，具体可见其原文。相信任何有基本阅读能力的人，都不会认为那就是道歉——当然，也不排除方式道歉一向是这个路子。

   文章写完后的一个多月，发现方先生做了回应。上次方先生说过我“造谣”何院士是毛子的发明人，我写文章澄清过，只是看过这方面的文章，误信其为真事，并且道歉了。造谣这个词，是指始作俑者而不是误信者，相信这点还是能在修辞上得到共识的。

   这个也就不说了，因为我道歉的地方是在天涯社区，方先生不在这里出没，而我又没本事去新语丝。大家两不相知，自然不能怪罪看不见道歉的方先生。但这次的文章，看来又是有方先生的铁丝通报给了方先生。于是，方先生又出手了一次。不过，这次他用的方式确实是造谣了。

   比如他造谣说，我说过：“何祚庥当年主张拆毁北京城墙、何祚庥是以政工干部的身份参加氢弹研究的等等”。很遗憾的是，这些事情我从来没说过。不知道这种行为是不是造谣呢？但我不想要求方先生为他的造谣道歉，除了方先生道歉的手法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我将在稍后进行说明。

   方先生其他的例子，基本都不是我如何造谣，而是跟他的意见不同。比如说他打击环保的人资金来源问题、《南方人物采访》的问题等。把这些东西放进来，只是证明我跟他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不能证明我造过他或者其他人任何谣言。说这些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明我这个跟他吃过饭的人，其实是抱着无间道的目的去的。如此一来，方先生被损害及我这个做无间道的小人嘴脸就都成定案了。


   请方先生吃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受某网站朋友的委托，希望他在某网站这里把他的文章贴上一份。方先生虽然说过自己从来不到这个网站上来，但是这里关心他的朋友不少。某网站也答应，他的文章连标点都不改动就放上去。包括何院士想发表的东西，也是一样办理。方先生总说这些媒体是无良媒体，篡改他的东西或者话，这次想请方先生没有这个后顾之忧的贴文章过来。

   这等大事自然是要请客的，当然，我请客也会去找网站报销。请客这事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联系，并且先说好有我本人，方先生也是同意的。同时，还请了赵南元先生与何院士。后来，朋友传来消息，称何院士有工作，吃饭的事情取消。一点儿都不是方先生说的，他是在时间地点都确定后才知道有我这个人去，并且是饭局的组织者。

   方先生在一篇文章里造谣在前，编造事实在后，其实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不是自己阵营或者对自己阵营稍有微词，都是不能容忍的。不论在于方先生发生争论或者不同意见之前还是之后，对于他打击伪科学的行为，我一直是支持的。有过争论的，无非就是环保的资金来源问题与新闻采访的问题、以及上次方先生“误会”网友波涛浩淼那次。如果把我关于打击伪环保、伪科学的文章与这些争论做个数与量的对比，就会发现，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东西。

   但即使如此，在方先生眼里，我这个造谣的前记者与无间道人士还是做定了。而这事无聊就无聊在一个公众人物的小肚鸡肠上面，在他的眼里，只要对他表达过不同意见的，就是居心叵测之徒。

   事情奇怪也奇怪在这里。方先生即使大名鼎鼎，在下这个无名小卒也未必需要靠捧或者贬方先生以成名，更不用花钱请客以得到方先生的口误作为论据及炫耀的资本。我关注的领域基本在时事上，跟科学基本不搭界，谋生的领域更是跟方先生的名气没有任何关系，何至于想象力丰富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跟个被迫害妄想狂似的？而且把本来不是我说过的话，硬说成是我造的谣言。在方先生的潜意识里，早就认为只要是批评过何院士某方面的人，在其他方面也必然说过同样的话了。

   关于这个，我只能说遗憾了。我总认为，自称可以接受鲁迅衣钵的人，总是要有些大度的，至少可以容许批评与不同的意见，不会用屁股决定脑袋的思路来看待问题。但这次方先生实在是让我失望了一次。我只看见这位网络名人、科学打假英雄一付被迫害妄想狂的嘴脸，以造谣为武器打击异己。

   这也是我根本不想请方先生道歉并澄清他所造的谣言的原因，跟一个有这种症状的人说这个，实在是缘木求鱼了。

thankstoyilin

下面引用由[U]仰望山林[/U]发表的内容：

干不干学术，先不谈，他在新语丝上的蛮横和霸道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他引起别人不快的起因排除被他打的人之外，更多的是旁观者对他这种品性的厌恶，对方我看还是客观点好，别这么执着嘛。

甭先不谈啊，也别转移话题到新语丝上去啊。

重点在于，像1楼你转的文章，连栽罪名都栽不对，还论述个甚？

文章重点想要论证的之一，是方舟子的企图是为了巩固他的学术地位，但事实是方舟子早就不干学术，后续也无意再干学术。这种文章也不怕人笑话。

仰望山林

其他的你别去管，咱们到这来为方舟子“干干仗”，相谈甚欢。

一大段话你就盯着这句，，然后延伸到整过文章是笑话，这叫局部否定到全称否定，又犯逻辑错误。“如果他想通过打假，树立自己的学术地位那绝对不行”这句前面有个“如果”是假定，并非是结果，假设没有这个“如果”也是成立的，学术批评与学术评论是不是学术的一种？

云鹤

下面引用由[U]仰望山林[/U]发表的内容：

   方舟子的最大危害性就在于：方舟子本质上根本没有学术自由的思想。对于禁止旁人，尤其是批判者说话权力的人，他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危害就越大。事实上中国历史从古到今，这种人屡出不穷。而且这种人起家的共同特点就是打击别人缺点而深得人心，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信任和权力，但是骨子里这种人是恨不得把所有批判他的人赶尽杀绝，而且一朝权在手就会原形毕露。只干对自己有利的事，什么维护正义早就扔到九霄云外。而且因为是整人起家，这种人没有是非之分，最后往往是坏事做绝。当然方舟子还离这一步差的远，但是他在新语思的所作所为把这种以整人为目的而没有是非观念的特点暴露无疑。窥一斑而知全豹，凡事了解一点中国历史，哪怕是文革史的人对这种人的脸谱，不会陌生吧？这种人打击别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取得旁人的喝采和信任，进而抬高自己的地位。...

这是我看过的关于方轴子帖子，最有见地的一篇。我有这个直觉，但没有想得那么深入，说得那么透彻。这样讨论问题，非常有启迪。

仰望山林

云兄，我还有许多这样有见地的文章，随着与t版交流的深入，我会陆续发出来。

云鹤

下面引用由[U]仰望山林[/U]发表的内容：

其他的你别去管，咱们到这来为方舟子“干干仗”，相谈甚欢。

...

如果不是为了跟T版“干干仗”，方轴子关我何事？反正只要跟T版吵起来，我就甚欢。T版如何攻击我，我都甚欢。看到T版被山林攻击，我更加甚欢。

云鹤

下面引用由[U]仰望山林[/U]发表的内容：

云兄，我还有许多这样有见地的文章，随着与t版交流的深入，我会陆续发出来。

好，这算副产品。跟T版干仗，什么收获都没有也欢，现在有这么多收获，的确甚欢了。

仰望山林

嗯，没错，方舟子关我niao事，借着他与T版干仗才是俺的目的。

方静

下面引用由[U]云鹤[/U]发表的内容：

  

如果不是为了跟T版“干干仗”，方轴子关我何事？反正只要跟T版吵起来，我就甚欢。T版如何攻击我，我都甚欢。看到T版被山林攻击，我更加甚欢。

这下我知道什么叫糊涂了！！
接下来马上就要进错门了。

云鹤

好，兄弟，你好好T一T我们的T兄弟，我出去，晚上回来接着练。太痛快了！咱老百姓，今儿要高兴，高兴！

云鹤

下面引用由[U]方静[/U]发表的内容：

  

这下我知道什么叫糊涂了！！
接下来马上就要进错门了。

方姐：准备出去喝酒，今夜保证按错门铃，把人家老公从他们家打跑。

方静

云鹤：我等你好消息。
      如果进去我一定拉上弟妹给你所铺盖，还帮你找人，争取13天半就出来。

月小小1

我觉得方舟子就是认为世界非黑即白，黑白不可同时存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认为自己一定是站在白的那一面，所以不同意他的就是黑。他充满了斗志，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白的生存而斗争。

他依靠的是自己严密的逻辑。在没有亲身体验时，他只会相信自己的推理，而不是别人的经验。这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自己不见他人。

这是某类典型的思维。我理解甚至熟悉，却不赞同。

或者这么说：他的目标是正确的，方法是无效的，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恐惧）和伤害。

纯子

楼上是AS呢，还是NT呢，我心理学了半天也没搞懂，接着跟。。。。

仰望山林

笑 蜀：当下“科学打假”的两个危险倾向
   

(学术批评网)

   

   “科学打假”正成为时尚。这当然有其合理性。合理性就在于学术腐败之愈演愈烈令公众深恶痛绝，从而为“科学打假”奠定了社会土壤。但任何力量都必须受制约，不受制约的力量最终必然蜕变为邪恶的力量。现在“科学打假”正面临这样的危险。个别“打假专业户”表现出来的心态，是只制约别人而自己不受制约，只叱责别人失范而自己不受法律和道德的任何规范。一触即跳，睚眦必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成为个别“打假专业户”的职业性格。他们不懂“科学打假”本应局限于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自己只是讨论中的一方，各方权利完全均等；而自命为所谓“科学警察”，把“科学打假”事实上搞成了“革命大批判”，搞成了“学术肃反”，话语霸权之盛令人瞠目。

   

   学术腐败猖獗之当下，学术上当然亟待激浊扬清。但这只能通过规范的学术批评来实现，只能通过学术上充分的自由讨论来实现。针对学术问题搞“革命大批判”，搞“学术肃反”，非但不可能真正清除学术腐败，反而是一种新的罪，那就是专横之罪。这种专横之罪更恐怖，更危险。因为学术发展的生命线就在于自由探索，使人敢于怀疑和推翻定见，敢于探索未知世界。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由探索，一切问题先考虑学术上的“政治正确性”，先看“科学警察”的脸色，那只会导致学术的死亡。


   

   当下“科学打假”的另一个危险倾向，在于明显的广场政治特征。人的理性只是一种有限理性，人的认知能力、干预范围是有边界的。作为单数的人如此，作为复数的人也是如此，公众的认知能力和干预范围同样需要边界。就像民愤不能影响司法独立，法律问题拒绝广场政治一样，学术问题不应也不可能靠公众裁决。因为学术问题往往过于专业，使得是否学术腐败，除了剽窃一类的低级做假外，但凡研究范围内的做假，普通人难以明辨；即便相关领域的专家要完全明辨，也往往需要耗时多年。而且学术问题的是与非往往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有实践和时间才是最终的裁决者。因此才需要学术独立，需要学术共同体范围内，不受外力左右的充分的自由讨论。这里的外力，既包括政治权力、宗教权力，也包括公众权利。

   

   学术问题一般应在专业范围内解决，本来就不应诉诸公共舆论、公众情绪。广场政治解决不了任何专业的学术问题。谁若总是把专业的学术问题变成广场政治，企图通过煽动群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这样做要么外行，要么别有用心。有人说，学术共同体腐败了，专家学者腐败了，凭什么信托他们？如果按照这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维来推断，中国还有哪种职业不腐败？还有哪个领域不腐败？照此推断下来，岂不是除了这种天下皆腐我独醒的孤愤之士而外，几乎所有中国人皆不可信托？那中国还有什么希望？要对人有信心，对社会发展的自发秩序有信心，对科学自身的纠错机制有信心。要在这样的常识常理的基础上看问题，才可能心平气和，才可能有理智而准确的判断。

   

   问题至此就很清楚了。纠缠普通的丑陋，而忽视大奸大恶，等于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专横霸道才是学术上最大的恶。既反学术腐败更反专横霸道，“前门驱虎，后门拒狼”，这才是理性的选择。但越是大奸大恶越具有迷惑性、欺骗性，往往看上去很美。甚至大奸大恶自己也未必看清了自己，反倒因过于忘形过于投入，往往把角色当成了本色，真的以为自己很美而浑然不觉自己的奸和恶。迷梦莽莽说不破，这真是世界上最麻烦的事情。

   

   如果说经济上腐败的蔓延，主要是权力介入市场、权力成为市场中的利益主体所导致的；学术上腐败的蔓延则是同样成因。学术不独立，权力裁决学术，使学术蜕变为权力的附庸。而权力的本质就是暴力，就是强制。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种情况下，学术上的自由博弈就无从实现，真的就压不倒假的，善的就压不倒恶的，而恰恰是反过来，形成逆向淘汰机制。逆向淘汰之下，学术假大空自然猖獗一时，学术腐败自然是一发而不可收。对导致学术腐败的深层因素不敢碰，单拿弱势的、个体的学者开刀，这表面上看起来勇敢，实际上是一种怯懦乃至谄媚。如果真的想清除学术腐败，当务之急，应该是呼吁学术独立，呼吁权力远离学术。反学术腐败有无诚意，这才是一个根本的试金石。

仰望山林

不要学术腐败，也不要麦卡锡——对方舟子与于建嵘之争的反思
时间:2005年12月1日 作者：笑 蜀 来源:世纪学堂

   一．还原真相：于建嵘、方舟子到底争什么？

   2005年10月8日，新语丝网站在头条发布文章，标题即为《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文章声称：“越来越多的事实，甚至铁一样的事实都证明”，于建嵘利用人们对浮躁学风的痛恨和对实地调研的迫切需要，“在做了有限的调研后，做的更多的竟然是大肆编造和炒作。也可以说是三分调研，七分编造，十分炒作。”并且强调，这种打着调研幌子的编造“无疑是更危险，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比书斋里的编造更有欺骗性。”

   有哪些“事实”或者说“铁的事实”呢？文章列举了如下诸端：

   1.于建嵘对外自称研究员，实际上只是副研究员；

   2.据“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查证，于建嵘在“农民有组织抗争”的课题研究中赞颂的一些湖南省衡阳县维权农民的道德操守可疑，其中至少有4人曾有劣迹或坐牢；

   3.在两项专题研究中，于建嵘自己公布的调查量在一定时间内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4.于建嵘公布的一份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稿字数过万，在时间限制、需要翻译的前提下不可能讲这么长，显然并非原稿。

   文章据此断言：于建嵘的所谓调研比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芙蓉姐姐自暴其丑还要不堪，“对她们的成名，我们并无多少反感，因为炒作做在了明处，她们境界虽低但起码没有骗人。”而于建嵘的情况则很不同，“他在调研的幌子下编造、炒作，欺骗了学术界，欺骗了社会，其隐蔽性和胆子之大都是学术界少见的。”

   新语丝的这篇头条文章，无疑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正如有些网友已经指出的，学术争论要争的，是彼此的方法优劣、论证是否严密、论据来源是否可靠、数据是否有效，等等。新语丝的文章并没有就这些学术层面的问题与于建嵘商榷，而着力渲染于建嵘的“罕见的骗局”；而其支持“罕见的骗局”的全部“事实”或者说“铁的事实”，却不过是上述四点质疑。但质疑终究只是质疑而已，最多只能说明于建嵘的材料“可能有问题”，而不足以构成“事实”，更不足以构成“铁的事实”来佐证“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这一指控。更何况四点质疑本身能否站住脚，也是大成问题的。

   文章出手如此凶狠，加以于建嵘本来就是公众人物，不可能不激起强烈反响。次日，即有读者陈愚致函新语丝为于建嵘辩诬。陈愚曾于2003年夏到于建嵘调查的h县做过调查，调查报告见诸《南风窗》杂志，题为《农村的危机与希望》。陈愚以其亲见亲历证明“严晋”和新华社某“资深”记者如何把维权英雄丑化成惟利是图的小人，进而质问：“严晋”其他的那些证据，还有多少可靠的？陈愚特别提醒新语丝注意这样的背景：“于建嵘在h县已成为非常敏感的人物，他过去对农民的帮助，让不少腐败的基层干部头疼不已。所以有严晋这类东西的文章，是不奇怪的。”他并对新语丝发表“严晋”这样“不负责任”的文章表示不满。

   与此同时，于建嵘也致函新语丝，以平和的语气，对“严晋”的四点质疑逐一回应：

   1.中国社科院颁发的工作证在其职务一栏上标明为“研究员”；

   2.怀疑“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或其他人把维权农民说成是地痞流氓的真实性和道德操守；

   3.说明两项调查专题研究中的一项，为对中央某媒体的电脑储存的电话和音讯资料进行的模型分析，耗时不多，另一项则保存有分类处理的记录；

   4.哈佛大学的演讲为中文演讲。

   于建嵘最后声明：“我认为‘严晋’用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测来攻击我的人格，是真正的‘肆意妄为’。”为此要求新语丝“根据法律和职业操守来处理这起恶意攻击事件”。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于建嵘还把他新完成的专著《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随信寄给了方舟子。在这部57万字的著作里，不仅有他的研究报告，还有他从2000年至今的调查访谈笔录及各级法院的判决和广大农民写的各类材料。他后来声称，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方舟子受过教育并有起码良知，因此不难对衡阳县维权农民是不是“严晋”之流描写的“地痞流氓”做出一个基本判断。

   事态至此应该说比较清楚了，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不能说白璧无瑕，可以质疑，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于建嵘没有理由拒绝学术批评。但具体到新语丝“学术界罕见的骗局”一文，如前所述，显然不属于学术争论范畴。一方面无限上纲，全盘否定于建嵘学问和人格；一方面并无任何公认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对于建嵘的定罪。尤堪玩味的是，所谓“严晋”只是一个化名，作者真实身份迄今云遮雾罩，显见作者不敢对文章负责。新语丝的这篇头条文章因此不可能具有学术意义，“罕见的骗局”这个标题本身就说明文章讨论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完全是道德和法律问题。文章是篇不折不扣的谤文，是以法官的身份对于建嵘进行道德审判。这种情况下，作为受害者的于建嵘要向新语丝讨个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新语丝有着起码的理性，这时就应该察觉自己的轻率，及时向于建嵘致歉。那么风波也就不难平息了。

   但新语丝没有这样做。其掌门人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发表于建嵘的函件时，加了个“方舟子按”。按语没有对“严晋”一文的主题即于建嵘是否制造“学术界罕见的骗局”做任何澄清，而是抓住于建嵘的所谓职称问题继续做文章，按为：“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网站见到如下公告”，“公告”把于建嵘称为“我所副研究员”。如南方周末报道所陈述的，这时方舟子又加了两句轻快的嘲讽：“这是不是意味着于建嵘现在又成了‘副研究员’了？还是连本所的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

   10月11日，新语丝又发表署名“也谈三农”的文章：《请于建嵘先生回答》，文章认定“严晋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和有根据的”，而“于建嵘的回答显得力度不够，远不能让人消除怀疑，而且让人产生了新的怀疑”。接着又追问于建嵘职称真假问题。

   新语丝的倾向性已是不言而喻。它非但没有就“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这一定罪有丝毫澄清或新的举证，反而在于建嵘及其他读者正面回应之后，纠缠个别枝节问题强化这一定罪。于建嵘终于勃然大怒，事件的性质，也终于从所谓“严晋”与于建嵘的冲突变成了方舟子与于建嵘的冲突。

   三天之后即10月14日，新语丝发表了于建嵘给方舟子的私人信件：《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在这封私人信件中，于建嵘出人意料地对方舟子破口大骂。并声称：“如果你认为我的这些话伤害了你，你可以到我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我，我十分盼望用你的起诉来炒作自己。”

   以一个知名学者的身份而如此叫骂，人们不能不大跌眼镜。一场以方舟子和于建嵘的恩怨非非为主题的巨大争议随即席卷中文互联网。

   警惕你心中的法西斯

   于建嵘与方舟子之争，是一个经典的个案，对中国的学术建设乃至社会心理的调整，都不乏警示意义。

   就像打球要有边界一样，“科学打假”也要有相应规范。“科学打假”要有什么规范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今天已经被公认为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科学打假”要具备正当性，前提是它本身必须是科学的。而它科学与否，一个重要的评估标准，就看它是否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基本原则。如果说“大胆假设”是“打假”一方的权利，那么“小心求证”则是“打假”一方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大胆假设，任意定罪，而无小心求证，如果“科学打假”践行如此逻辑，它本身就是反科学的，这种反科学的所谓“科学打假”只会是无法无天的同义语，只会是构陷诽谤的同义语，最终不免蜕变为伤害无辜的利器。

   从于建嵘事件来看，方舟子是典型的大胆假设，任意定罪，而并无任何“小心求证”。整个事件的核心，是于建嵘是否制造了“罕见的骗局”。而于建嵘是否制造了“罕见的骗局”，则取决于他是否如新语丝指控的那样，长期以来“大肆编造和炒作”乃至“三分调研，七分编造，十分炒作”。显然，新语丝负有对于建嵘长期以来“大肆编造和炒作”具体举证的全部义务，而不是反过来，要于建嵘自己举证——按照常识，实名举报文责自负，这时发布举报文章，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蒙面举报，则无疑应特别警惕，因为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文责自负，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一切道德和法律责任，都只能归诸发布者，发布者就等于原告。但作为发布者的方舟子并未履行任何举证义务，只做了一点网络搜索这种简单到小学生都可以做的工作，便迫不及待地发布文章，而且在于建嵘已经寄来相关著作请求鉴别之后仍无收敛。

   这种情况下，于建嵘注定要起而抗争。问题不在抗争本身，问题只在抗争的方式。于建嵘应该正大光明地抗争，并尽最大努力诉诸公堂。以攻击他人、牺牲他人为筹码给自己做秀，却无须付出任何成本，不能让这样的恶性事件一再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伤人者得不到教训，学术领域的构陷之风就会愈演愈烈，学术界的棍子统治、恐怖统治就会逐渐确立。而这只会意味着科学的死亡。

   没错，棍子统治、恐怖统治已经构成方舟子所谓“科学打假”的本质。我从不否认学术腐败，但我认为学术腐败并不是棍子统治、恐怖统治的理由，并不是学术界暴力话语、极权话语盛行的理由。因为极度的贫富分化，因为社会公正的极度短缺，曾经使我们丧失了耐心和韧性，我们不相信社会发展的自发秩序，而寄希望于奇迹，寄希望于个别强人发起的疾风骤雨般的社会清算，寄希望于建立在清算基础上的极权秩序，以根除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但结果呢？极权并不能真的根除腐败，而且极权本身比腐败可怕一万倍。

   美国也有过类似的发展轨迹，美国上世纪中叶确实有过知识界的普遍左倾，这种普遍左倾甚至影响到美国的公共政策。麦卡锡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但美国人民没有因为国内左倾的增长和国际冷战的加剧而承认麦卡锡主义之为正当，麦卡锡主义很快被美国人民所否定，麦卡锡本人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其政治生命至此完全终结。而方舟子的麦卡锡做派现在是愈来愈明显，这样的麦卡锡做派之于学术，远比腐败之于学术要危险得多。腐败必须反对，但不能用精神暴力来反对腐败，不能用恐怖主义来反对腐败，反对腐败的重任只能寄希望于科学发展的自发秩序，只能寄希望于科学自身的纠错机制。这个问题上没有奇迹，需要的只能是耐心和韧性。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学术民主才是最好的防腐剂！

   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悟透了个中秘密。事实上，方舟子的表演中，很多人甚至包括知识界人士表现出了惊人的幼稚和狂热。正是这种幼稚和狂热，为方舟子准备了社会土壤，使他越来越坐大，越来越走火入魔。我曾经写过两篇批评方舟子的文章，文章一旦上网，漫骂围攻莫不尾随而至。当然会有一些漫骂围攻是方舟子的跟班所为，但有些漫骂围攻则未必是方舟子的跟班所为，而应该是一些痛恨学术腐败的普通网友的“义举”。在这些普通网友看来，有方舟子出头，有方舟子向学术腐败宣战，实在是太难得、太解恨、太痛快了。对他们来说，方舟子有如身披黑斗篷的罗宾汉或者说蝙蝠侠。他们用自己的一厢情愿尽情演绎方舟子，方舟子便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成了真理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他们或许也不得不承认方舟子并非没有问题，但在他们看来，无论方舟子有什么问题，他的大方向没错。说实话，我不敢对这些网友的公民素质抱以乐观，平时明哲保身，漠视自己的公民责任，对身边的腐败过于优容。等到腐败日积月累终成沉疴时，仍然不是要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来制约腐败，不是经由自由、民主、法制这些常规路径来清除腐败，而是幻想奇迹，幻想借助一个世外高人替天行道，赐自己一份清明和公正。至于那位高人用什么手段清除腐败，其手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他们是在所不问的。总之只要能达到清除腐败这个看起来高尚的目的，手段可以不管，代价可以不计。即便因此危及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也在所不惜，当然这个在所不惜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要牺牲到自己头上。一旦牺牲到自己头上，自己成了受害者，这时才会幡然醒悟。而只要没有牺牲到自己头上，只要牺牲的是别人，就会处之泰然：哦，那不过是误伤嘛，是必要的代价嘛。他们不懂或不愿换位思考，不懂或不愿设身处地为受害者着想，不懂或不愿追问加害者、制约加害者以尽可能的减少受害者。

能满足自己的道德美感，能给自己带来精神快感，这就是方舟子之于他们的意义。至于这种道德美感和精神快感会不会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他们是不关心的。这说到底还是一种道德上的自私。但他们并不以为是自私，他们只有崇高感，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反腐败还有错吗？”他们只朝这个方向去想。似乎只要有了反腐败的堂皇冠冕，一切便都是正当的，不容置疑的。当年罗兰夫人曾经感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之。”换到今天这种特殊的语境，又何尝不可以说：“打假，打假，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之。”这一则是害了方舟子，捧得愈高愈下不来，只好一条道走到黑。二则是毒化社会风气，使得暴力话语成为社会通行的准则，使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尊严越来越缺乏保障，最终会为学术文化领域的极权暴政铺平道路。

   这是危言耸听么？但愿吧。但是君不见，正是对魏玛时代的无能和腐败的痛恨，驱使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希特勒，从而成就了纳粹暴政？正是对特权腐败的痛恨，驱使红卫兵起而造反，替野心家火中取栗，最终成就了文革暴政？

   所以，对道德美感、对精神快感的追求固然是人权的一部分。但凡事有度，对道德美感、精神快感追求过度，就会走火入魔，而沉醉于精神暴力和思想专制，这跟因追求过度快感而吸食鸦片并无二致。法西斯不在身外，法西斯就在你心中，你心中的那种道德美感、精神快感可以杀人而且可以杀人无数，这是历史早已反复证明过的，罗伯斯庇尔、波尔布特就是为道德美感和精神快感杀人的典范。这样的典范普通人当然很难企及，但普通人为道德美感和精神快感而沦为二十一世纪的红卫兵、沦为二十一世纪的冲锋队员，却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事。因此一方面要警惕方舟子，但另一方面，尤其要警惕自己，警惕自己心中的道德美感和精神快感。否则，为极权暴政添砖加瓦而不自知，还满以为自己很崇高、很圣洁，这种搞笑场景就免不了要屡屡重演。

   方舟子的出路和学术批评的出路

   我之坚持批评方舟子，不是成心跟方舟子过不去，而只是对事不对人。于方舟子本人，我从不否认其对遏制学术腐败有过贡献，这是方舟子的优势，而且也确实是学术腐败猖獗之当下中国所急需的，应该继续发扬。

   怎么发扬呢？不妨话分两层。

   首先，就阶段性目标而言，于建嵘是否制造了“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这个方、于之争的核心问题迄今并未解决，作为原告的方舟子仍须面对，仍负有全部举证义务。这个问题不解决，方舟子所谓“科学打假”的科学性就无从谈起，不免动摇方舟子所谓“科学打假”的事业根基。而这对方舟子其实未必是坏事。这是方舟子的危机，但也可以是方舟子的转机。吸取于建嵘事件的教训，告别大胆假设、随意定罪、不肯“小心求证”的恐怖主义传统，而转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轨道上来，方舟子所谓“科学打假”就不难重建公信，逐步走上正轨。否则虽或许可做一时之枭雄，但终将被历史所抛弃，那才是方舟子真正的悲剧。

   其次，就长远目标讲，方舟子更需刮骨疗毒，调整其整体战略，以转危为安，实现可持续发展。这里不妨综合朋友意见，给方舟子一个具体的建议——

   学术批评因过于专业，本非普罗所应跻身；但普罗并非在这方面完全无能为力。作为普罗之一员，方舟子就颇有做事的空间。他完全可以借助社会组织在中国已经享有的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把新语丝组建为一个规范的NGO。这个规范的NGO的主要职能，是为规范的学术批评提供社会支持，提供信息发布平台。但凡哪个领域产生学术纠葛，则把相关纠葛提交与纠葛各方无利益关联的、独立的学术委员会来讨论，来评断。能得出结论更好，暂时得不出结论也不要紧，那就再讨论，需要讨论多久就讨论多久。这时方舟子不再扮演科学上帝的角色，不再裁决一切，方舟子仅仅是学术批评的联络人、协调者，并在全部过程中保持不偏不倚绝对中立的态度。

   如果方舟子能采行以上二策，无异是其个人事业的根本转型，既可保持其个人事业的连续性，又避免了对自己对社会最危险的方向。这于方舟子是福音，于社会是福音，于学术发展也无疑是福音。一石三鸟，岂非善莫大焉！

   但，方舟子能实现这样的转型，做一个专业的中立的联络人、协调者，而彻底告别现在这种打打杀杀神神鬼鬼的奇幻世界吗？我没有信心，但我抱以希望。自由，还是法西斯，取决于方舟子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