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 ---俞敏洪在北京大学2008年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辞

何子

各位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掌声）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掌声）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笑声）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笑声、掌声）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笑声）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笑声、掌声）。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笑声）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声）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掌声）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笑声）

   

binfeng2000

Steve Jobs 2005年在Stanford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ugmbbc发布于 2008-06-22 12:51:31|5165 次阅读 字体：大 小 打印预览
Steve Jobs

新闻来源:斯坦福大学新闻
Steve Jobs在Stanford的这段演讲十分感人，他用了他人生中的三个传奇故事，向斯坦福的毕业生，也向所有其他人讲述了他对人生的思考。
下面是译文和视频：

今天，我很荣幸来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典礼。我没有从大学毕业，老实说，这是我离大学毕业最近的一刻。今天我只说三个故事，不谈大道理，就这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人生的点点滴滴如何串在一块 (Connecting the dots)

我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念了六个月就办休学了。退学前，一共休学十八个月。我为什么要休学呢?

故事要从我出生前谈起。我的亲生母亲是大学研究生，年轻的未婚妈妈，她打算让别人收养我，更相信应该让拥有大学学历的夫妇收养我，我出生时，她就准备由一对律师夫妇来抚养我长大。但这对夫妻最后一刻反悔了，他们想要女孩。所以在等待收养名单中的一对夫妻，在半夜接到一通电话，问他们：“有一个意外出生的男孩，你们要认养他吗?”他们说：“当然。”

后来我的生母发现，我现在的妈妈从来没有大学毕业，我现在的爸爸则连高中毕业也没有，她拒绝在认养文件上签名同意。直到几个月后，我的养父母同意将来一定让我上大学，她才勉强答应。

十七年后，我真的上了大学。但我无知的选择一所学费几乎跟史丹佛（Stanford）一样贵的学校。

我的蓝领阶级父母，把所有的存款都花在我的学费。六个月后，我看不出念大学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那时候，我不知道这这辈子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念大学对我有什么帮助，而且我为了读书，花光父母毕生的积蓄，我决定休学，相信船道桥头自然直。

在那个时候，这是让人害怕的决定；但我现在看来，却是我这辈子下过最好的决定之一。休学后，再也不用上无趣的课，直接听我爱的课。只是这一点也不浪漫。我没有宿舍，我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靠回收可乐瓶罐的五毛钱填饱肚子，到了星期天晚上走七哩远的陆，绕去印度教神庙吃顿大餐。但那时我追寻的兴趣，现在看来都成为无价之宝。

比如说，里德学院拥有几乎是全国最好的英文书法(Caligraphy)课程。校园里的海报，教室抽屉的标签，都是美丽的手写字。我休学去学书法了，学了serif与san serif字体，学会在不同字母的组合间变更字间距，学到活版印刷伟大的地方。书法的历史与艺术，是科学文明无法取代的，令我深深着迷。

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字，会在将来影响我的人生。但十年之后，当我们设计第一台Macintosh计算机，我的所学派上了用场。我们把这些字体都放进了 Macintosh里，这是第一台能显示出漂亮字体的计算机。如果我没爱上书法课，Macintosh就不会有这么多变化的字体。

后来WINDOWS抄袭了Macintosh，如果当年我没这样做，大概世界上的计算机都不会有这种东西，不会显示出我们现在看到的美丽字体了。当然，当年还在学写字时，是不可能把这些点滴先串在一起，但是十年后回顾，一切就自然清楚的发生了。

我得强调，你不能先把这些人生点滴兜在一起，唯有将来回顾时，你才会明白这些点点滴滴是怎么串联的。你得相信现在体会的一切，未来多少会连接在一起。你得信任某个东西，直觉，命运，或是因果都好。这种做法从来没让我失望，更丰富了我的生命。

第二个故事，是爱与失去( Love and loss )

我很幸运，年轻时就知道自己爱做什么。二十岁时，我跟沃兹一起在我家的车库开创了苹果计算机。拼了老命工作，苹果十年内从一间车库，两个年轻小伙子，扩展为一家员工超过四千人，二十亿美元营业额的公司。在此前一年，我们推出了最棒的作品----Macintosh，而就在我正要踏入人生的第三十个年头，我被开除了。

自己创办的公司，怎么会开除自己?好吧，当苹果计算机日益扩大，我聘请了一位在经营上颇有才华的家伙，他在头几年确实也干的不错。但我们对愿景有很不同的想法，闹到分道扬镳。董事会站在他那边，炒了我鱿鱼，还公开把我请出公司。我整个生活重心顿时消失，完全不知所措。

在这几个月里，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是好，更觉得令企业界前辈失望了：他们传给我的接力棒，掉了。我找了惠普的创始人David Packard，英特尔的Bob Noyce，跟他们说我把事情搞砸了，甚至想离开硅谷。但我的想法逐渐变了，我发现我仍然爱着我曾做过的事业，在苹果的日子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爱的事。即使人们否决我，可是我还是爱做那些事，所以我决定从头来过。

那时我不知道，但现在回头来看，苹果开除我却是我人生最好的经历。从头来过的轻松替代了成功的沉重，这释放了我，让我自由自在进入我这辈子最有创意的年代。

接着的五年，我创办了NeXT，又开了Pixar，也坠入了情网。Pixar制作出世界上第一部全计算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现在已是全球最成功的动画公司。接着我的人生大转弯，苹果购并NeXT，我重回了苹果，而NeXT发展的技术更成为反败为胜的关键。同时，我也有了幸福的家庭。

我敢打包票，苹果要是没开除我的话，这些事绝对不会发生。这是帖苦药，可是我需要这个苦。人生有时就像掉了块砖头砸到你，但不要失去信心。你找的到你的最爱，工作是如此，爱情也是如此。

第三个故事是死亡 (Death)

十七岁时读到的一则格言影响了我：“把每一天登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终会找到人生的方向。”过去三十三年，每天我都会扪心自问：“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那我要做些什么?”当我多天都得到“没事做”的答案，该改变了。

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在判断重大决定时，最重要的工具。因为几乎每件事，所有外界期望，所有名誉，所有对窘困或失败的恐惧，在面对死亡时，全都消失了，只有最重要的东西才会留下来。用死亡提醒自己，是避免陷入害怕失去的欲望陷阱，最好的方法。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为什么不就顺心而为。

一年前，我被诊断得了癌症。早上七点半做扫描时，发现胰脏里出现肿瘤，我甚至不知道胰脏是用来做什么的。医生告诉我，这几乎确定是不治之症，大概活不到三到六个月了。医生要我回家，好好跟家人聚聚，医生面对临终的病人总是这样说。这代表你得在几个月内，把将来十年想跟小孩说的话讲完，你真的得说再见了。

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判我死刑的诊断。到了晚上做了一次切片，内视镜从喉咙伸进胃再到肠子，还插了跟针到胰脏取出肿瘤细胞。打了镇定剂之后我不醒人事，但是我太太陪着我，看着医生检查。她跟我说，当医生查看癌细胞后喜极而泣，因为那是非常少见的胰脏癌，可以用外科手术切除。我现在完全康复了。

那是我离死神最近的一刻，希望也是未来几十年最接近的一次。在生死关卡徘徊过之后，我更要告诉大家：没有人想死，即使那些想上天堂的，也想活着上天堂。但死玩是我们共同的终点，没人逃得过。死，更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是送旧迎新，传承生命的媒介。现在新生代是你们，但不久的将来，你们也会年华老去，离开人生的舞台。抱歉形容的这么戏剧化，但这是真的。

人生短暂，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不要被教条所惑，盲从教条等于活在别人的思考。不要让他人的噪音压过自己的声音。最重要的，有勇气跟着自己的内心与直觉。

求知若渴，虚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我总是以此期许自己。现在你们毕业了，我也以此期许你们：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非常谢谢大家。
原文地址：'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Jobs says
翻译地址：Steve Jobs 2005年在Stanford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58639.htm

继续微笑

Let me make a request of the deans and the professors –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

各位院长，各位教授，你们是哈佛知识分子的领袖，请允许我提出一个请求——当你们雇用新任教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全部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其教师去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哈佛的学生是否了解全球性的贫困？是否了解世界性的饥荒？是否了解水资源的缺乏？是否了解辍学的女童？是否了解那些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们，你们是否了解那些含辛茹苦的人民？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
我并不是在设问，请用你行动的方针来做答。
My mother, who was filled with pride the day I was admitted here – 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 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 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我母亲倍感自豪，但她一直敦促我，要为他人谋取更多的福祉。在我结婚典礼的前几天，她特意主持了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信，是写给梅林达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题。那时，我母亲已经因癌症而病入膏肓，但她还是抓住了一线机会，传播她的信念。在信的结尾，她写道：“天赋于斯，大任在肩，得到越多，期望更大。”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在座各位，请想一想吧，你们得到了什么——天才、特权、机遇——既如此，全世界的人都在期望，期望我们做出无穷无尽的贡献。
In line with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 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 B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make an impact. For a few hours every week, you can use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get informed, find other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see the barriers, and find ways to cut through them.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勉励各位毕业生去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去解决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然后把自己变成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以此作为你职业的目标，你将脱颖而出。但是，你不可以仅仅为扩大影响而为。你可以一周花几个小时，从日益壮大的互联网上获得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之所在，找到解决困难的捷径。
Don’t let complexity stop you. Be activists. 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 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

不要让这个复杂的世界阻碍了你前进的脚步。做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就你生命历程中的最辉煌。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 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 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 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 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
诸位毕业生，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了我们那时未曾拥有的技术，你们认识到了我们那时未曾认识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既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弃之不管，你可能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那些人的生活。既然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就应该争朝夕，谋长远，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Knowing what you know, how could you not?
既知之，怎能无动于衷？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 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 … 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
我希望，30年后，你们再到哈佛，回想你们用青春和才智换来的一切。我希望各位，在那个时候，你们不仅仅用自己专业成就来衡量自己；还要用你们如何为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的努力来衡量自己；还要用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的世人来衡量自己；他们与你们，或许无一点相似，但他们都是人类。
Good luck.
祝福好运。

继续微笑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会议，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如何挽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要把这种激动放大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会议，乏味到我不想再听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 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当时有些人激动得又蹦又叫。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 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并且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他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Still, I’m optimistic. 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 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对此，我依然乐观。没错，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但是有一些新技术，能够带领我们走出世界的纷扰。这些新技术才刚刚出现，它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关爱发挥到极至，这就是未来之所以有别于过去的原因所在。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
当今世界，技术革新，不断涌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给我们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机会，以消除赤贫，根除一些疾病导致的无谓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 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项计划，帮助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在于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源源不断地向公众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百姓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透明、距离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低成本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全新的机会。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 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在于它跨越了距离，使得天涯犹若比邻。它还汇聚了英才，为共同理想而一起奋斗——这就能促进革新，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 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 -- 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不能参与讨论——那些具有实践经验和相关经历的杰出人才，却没有办法磨砺他们的才智，发挥他们思想。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 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
我们需要尽力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掌握这一新技术，因为这些进步会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不仅仅能够让政府，还能够让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发现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评估他们努力的结果，从而去解决那些马歇尔早在六十年前就谈到过的所有问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
在座的所有哈佛人，你们都是全世界的精英，今天汇集在此。
What for?
我们为什么而来？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faculty, the alumni, the students, and the benefactors of Harvard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But can we do more? Can Harvard dedicate its intellect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will never even hear its name?
毫无疑问，哈佛的师生、哈佛的校友和哈佛的资助者已经尽力改善了在座各位的的生活，也改善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哈佛人能够将他们的才智奉献出来吗？哈佛人能够改善那些甚至没有闻“哈佛”之名的人们的生活吗？

继续微笑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需要我们去消除的屏障，并非人类的冷漠无情，而是世界的纷繁复杂。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要把关心转为行动，我们需要发现问题，找到方法，评估后果。但是纷繁复杂的世界阻挡了我们的脚步，以上的三个步骤不能得以实施。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 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 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联网的出现和全天候的新闻播报，要让人们发现问题的真实面貌，仍然是相当艰巨。如果有一架飞机坠毁，政府官员就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于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全世界死于可避免事故中的所有人，只有0.5%的人在这次飞机事故中罹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彻底调查这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避免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 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对这些死亡事件，我们知之甚少。媒体总是报告新闻，但是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新闻是在事件的幕后，这很容易被忽视。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的真相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去关注这些事件。问题是如此之复杂，我们也束手无策，要直面这样的灾难就显得相当困难，所以我们就对此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们真正能发现问题，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走出一条捷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我们有一个明确可行的方案，那么无论何时，当任何组织和个人来询问“我该怎么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这样，我们就充分发挥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爱之情。但是，纷繁的世界使得我们很难找出一条适合每一位善者的行动方针，这样一来，人类对他人的关爱往往很难奏效。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要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走出一条捷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最理想的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这项技术是复杂如药物，还是简单如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其总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和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工作很可能需要十几年，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利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 This is the pattern.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 – and never do what we did with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20th century – which is to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and quit.
要实现让人们避免危险行为这一目标，上述四步依然适用，可以再次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问题是，我们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永远不能停止行动，永远不能重蹈覆辙，犯下20世纪在应对疟疾和肺结核时的同样错误，那时我们臣服于这个复杂的社会，从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发现问题并且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剩下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分享成败经验，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努力去惠及他人。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正为几百万儿童接种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这种患病儿童的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关键，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而且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资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如果你还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就会让其他人感受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身处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继续微笑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 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
诸位毕业生，你们来到哈佛的时代与我迥异。较之以前，你们更了解世界的不平等现象。在你们的哈佛求学历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终将如何去应对这种不平等，我们终将如何去解决这种不平等。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 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为了讨论，试设想一下，假如你每周可以抽出一些时间，每月可以捐出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发挥最大的作用，以拯救人类的生命和改善人类的生活，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For Melinda and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the same: how can we do the mo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ith the resources we have.
对梅林达（译者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与大家一样：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将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至，以造福千万的人民。
During our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Melinda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 were dying every year in poor countries from diseases that we had long ago made harmless in this country. Measles, malaria, pneumonia, hepatitis B, yellow fever. One diseas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rotavirus, was killing half a million kids each year – 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与梅林达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一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麻疹、疟疾、肺炎、乙肝和黄热病，而这些疾病在我国早已不成问题。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种病毒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无一例是在美国。
We were shocked. 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 But it did not. 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
震惊之余，我们以为：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本可以得救，那么全世界理应将研制这些药物，并把药物送到他们手中，以拯救他们的生命作为头等大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不足一美元的资金问题，受到干涉，用于救命的药物，并不能送到患者的手中。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 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 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话，那么当你获悉有人竟然认为某些生命值得挽救，而另一些生命不值得，厌恶之情，油然而生。我们对自己说：

“事情不至于此。但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么它就应该是我们着手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
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 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因此，任何人都一样，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开始解决问题。我们会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harsh. The market did not reward saving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 did not subsidize it. So the children died because their mothers and their fathers had no power in the market and no voice in the system.
答案很简单，但也相当刺耳。在市场经济中，挽救患病的儿童并没有利润，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市场上没有经济实力，在体制上没有发言权利。
But you and I have both.
但是，你们和我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你们和我都有这样的发言权利。
We can make market forces work better for the poor if we can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capitalism – if we can stretch the reach of market force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make a profit, or at least make a living, serving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worst inequities. We also can pres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spend taxpayer money in ways that better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 people who pay the taxes.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种更具有创新的资本制度，我们就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可以拓展市场的领域，更多的人就能够获得利润，或者说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就可以帮助那些正受到极不平等待遇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世界各国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If we can find approach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or in ways that generate profits for business and votes for politicians, we will have found a sustainable way to reduce inequity in the world. This task is open-ended. It can never be finished. B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nswer this challenge will change the world.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能够满足贫苦人民需求的方法，它既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又能够为政治家拉来选票，那么我们可能就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而消除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这项任务无穷无尽，没有终点；但是有意认识这个挑战，努力迎接这个挑战，勇敢应对这个挑战，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is, but I talk to skeptics who claim there is no hope. They say: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 because people just … don’t … care." I completely disagree.
我一直乐观地认为，我们能这样做。但是，我也遇到过一些声称陷入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现象是我们生而有之、老也将存的问题——因为人们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对此，我不以为然。
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认为，不是我们漠不关心，而是我们束手无策。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身处校园的我们，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要如何应对，我们将立即行动。

继续微笑

盖茨的哈佛演讲辞

唐静 译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校长博克，前任校长鲁登斯坦，接任校长福斯特，校董事会的各位董事，校务监督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各位老师，各位家长，特别是，诸位毕业生：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
我一直等了三十多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爸，我老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 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
感谢哈佛及时地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译者注：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大学学历，这真是不错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 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 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
我为在座的各位毕业生而鼓掌，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轻松多了。而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特殊的学生在此致辞——在所有的失败者中，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 I’m a bad influence. 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 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
同时，我也想让大家也知道，我就是那个让史蒂夫∙鲍尔默（译者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的家伙；我影响恶劣。这就是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做演讲的原因。要是我在你们的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今天在此的毕业生可能就更少了。
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 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 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 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 I lived up 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 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 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是一段非凡的经历。哈佛的课堂生活令人神往，我以前常常去旁听一些课程，甚至连名都不报。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异彩纷呈，我在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卡瑞尔宿舍楼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一帮人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从不担心第二天要早起。这就让我慢慢变成了“反社会头目”，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以此来证明，我们抵制一切“世俗的人们”。
Radcli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 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 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
拉德克里夫是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给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意思的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多，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s. 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75年1月，当时，我从卡瑞尔宿舍楼里给位于阿尔伯克基的一家公司打了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 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 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校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再看看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夜以继日地工作，把时间花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这标志着了我大学生活的结束，也标志着我与微软的非凡旅程的开始。
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d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 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 – and though I left early, I was transformed by my years at Harvard,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nd the ideas I worked on.
我记忆中的哈佛，风华正茂，人才辈出。哈佛的生活使人兴奋，让人胆怯，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生活在哈佛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多年在这里生活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形成的观念，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
But taking a serious look back …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
但是，仔细地回想过往，我确实有一大遗憾。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鸿沟大得惊人，这一切使无数人陷入了绝望。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
就是在哈佛，我吸收到了很多关于政治和经济的新思想。我也接触到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 – 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 reduce inequity. 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 – 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在于这些伟大的发现本身，而是在于我们如何应用这些发现去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还是健全公共的教育体制，无论是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还是创造广泛的经济机会——消除社会不公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数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教育的机会；根本不知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的人民生活在无以言表的赤贫和疾病之中。
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
几十年了，我才明白。

继续微笑

盖茨PK一下俞敏洪

happyhilary

又想起了自己苦读GRE的岁月..

星晴

好文章！

wxf

呵呵,当年我们同学很多都是抱着俞校长的红宝书入睡的.

寂寞沙洲

真的很感动啊，收藏着看，我也要做一只快乐的蜗牛！！

清潭

嗯，好！
我要把这篇稿打印给我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以后再盯着新版本给儿子。

黄花菜122

呵呵，那个赵丽，最喜欢拿老俞开涮。赵丽单词，当作笑话听都行。
真希望小玄是只永不放弃的蜗牛。

燕原

很感动。

在94年的时候，报的俞敏洪的托福课。　他当时女儿刚出生，开一个很破的大发，每天上九个小时的课，晚饭就是大教室门口大妈卖的煎饼。　六点的课，每次都看他在门口吃煎饼，然后抹抹嘴，进来上课。

那时候很喜欢上新东方的课，一个是他们偷的题的确是很全，一个就是每个老师都是笑话专家。　现在回想，才发现那段日子是过的最充实的日子，他们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什么是苦中作乐，什么是坚持不懈，这些都是五年大学里，老师没有教过的东西。

俞敏洪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了。

何子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笑声）。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掌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掌声）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掌声）

何子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笑声），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声掌声）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笑声）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声）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掌声）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 掌声）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笑声掌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何子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掌声）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掌声）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 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掌声）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掌声）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笑声）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声掌声）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掌声）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笑声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