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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4 15: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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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被袭案告破
转——科学还是强科学﹖
1998年﹐方舟子第一次回国﹐开始和国内一些学者陆续交往﹐后者觉得方是个有人文素养的科学主义者﹐“让人欣赏”。
但他们很快发现给方舟子下一个简单的定论是草率的﹐那些原本对他很有好感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田松回忆﹐转折点是2001年﹐当时刘兵(清华大学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推荐一本讨论基因工程危害的书籍《美梦和噩梦》参选“年度科普佳作奖”﹐方得知后﹐给所有评委写信﹐认为该书是“伪科学﹑反科学作品”。该书最后落选。
此书后来在社会上引起争议。刘兵的硕士研究生柯志阳也加入论战﹐与方舟子等在“新语丝”上打了一场笔仗﹐而“方动辄以生物学的权威自居﹐认为柯志阳没有资格。批评柯志阳的文章﹐‘新语丝’正常发表﹔而柯志阳的反驳文章﹐方舟子只愿发表加上点评的版本。”田松说。
于是﹐田松给方舟子写了一封信《就此别过》﹐表示“不愿意再与方舟子有任何私下的来往﹐请方不要再给他的私人信箱发送任何邮件。”
“柯志阳曾给一些被方舟子视为主流的生物学家们发过电子邮件﹐询问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结果发现方舟子常常歪曲或者修改人家的本意。”田松说﹐“在此之后﹐方舟子在生物学方面的科普文章我也不再相信﹐因为他会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去选择有利的证据﹐夸大乃至歪曲别人的观点。”
2002年10月﹐江晓原﹑吴国盛﹐刘兵﹐刘华杰﹑田松等学者在上海举办第一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发表《科学文化宣言》﹐对科学主义提出质疑。方舟子的“新语丝”很快把这份宣言称为“反科学文化宣言”﹐同时把这些学者称为“反科学文化人”。此后不久﹐他撰文把“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称为“反科学传播中心”﹐今年又把“北大哲学系”称为“弱智系”。
田松认为﹐这批科学哲学工作者和方舟子的根本差别在于对“文明”和“科学”的认识不同。“方舟子代表的是当下仍有很强惯性的工业文明精神﹐而不是生态文明。他强调发展﹑强调以人为中心﹐以科学为武器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把人类的生存和幸福建立在对物质世界的控制上。”
这批学者认为﹐应该为科学划定一些禁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自然本身的价值﹐强调约束人的欲望”。
方舟子表示﹐“从来没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但“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科学理性必须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我很乐意为加速这个进程助其一臂之力。”方舟子说。
刘兵教授认为﹐“方舟子的科学观念﹐符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科学的理解﹐这也是他受到欢迎的原因。他的盛行和我们社会对科学的崇拜以及偏颇理解有关系。”
“三不政策”
“他行文的语气﹐让人觉得他似乎永远站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他掌握真理的标尺﹐所以他总是在宣判。”在刘兵看来﹐方舟子的惯用手法是迅速把话题意识形态化。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说成是﹐“反科学﹑反政府﹑反人类﹑用心险恶”﹐语气不容置疑。
“他常喜欢调查对手的资格﹐臆测对手的动机。如果你批评他的打假缺少程序正义﹐他就会说你拥护学术腐败。”田松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吴国盛﹑刘兵等学者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科学禁区﹑科学负面效应等问题的文章﹐方都会予以批驳﹐但这些学者们奉行“不理睬﹑不接触﹑不反驳”的“三不政策”。直到2005年1月﹐方舟子和环保人士进行“应否敬畏自然”的论争﹐这批学者才又不约而同加入辩论。刘兵认为云南大学演讲是方舟子的转折点﹐“这样的发言将影响到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环保组织的发展。”
“方舟子从来没有和我们做学术上的讨论﹐我们一直被方舟子作为政治上的对手。”田松说。通过“正”和“反”的简单二分﹐方舟子似乎永远站立在一个科学和维护科学的立场上。
曾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方舟子现象断想》系列文章的野鹤﹐也曾撰文认为方舟子“宣扬强科学主义﹐主张树立科学的绝对权威﹐竭力诋毁人文学界”。这一系列文章导致了《探索与争鸣》与方舟子的对簿公堂。
多数情况下﹐方舟子表现得真理在握。“我刊登过几次在事实细节上的失误。”方舟子说。
采访中绝大多数的学者则认为﹐方不止一次在打假中造成明显的错误﹐“比如‘新语丝’批评刘兵翻译水平拙劣的文章﹐里面的例句竟然不是刘兵本人写的﹐而是编造的。”田松说。而“新语丝”对前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院士和中科大郭光灿院士的打假﹐也被不少学者认为“打错了”。
“方说﹐如果认为他的打假有误﹐可以向他提出申诉﹐事实上﹐也的确有人申诉过﹐但方舟子经常要加上批注﹐把对方继续丑化一番。比如他对汪丁丁就是这样。”田松说。
方舟子对自己的形象相当维护。“因为‘新语丝’是同仁网站”﹐选择刊登怎样的文章带有很强的自主性﹐于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方舟子是“新语丝”上论战的最后胜利者。
田松认为﹐很多时候方舟子实行着双重标准﹕在争论生物问题上要求对方专业﹐而在其他学科的问题上却忘了自己不是该专业的专家。这也导致一些网友评价他喜欢搞“出身论”。
采访过程中﹐很多对方舟子有一定了解的学者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环保人士汪永晨只说一句话﹐“我不想对这个人做出任何评价。”
特有的“修辞手法”
即使是和方舟子发生过激烈争辩的学者也都认为﹐方舟子的存在有相当积极意义。薛涌这样评价他﹐“没有他﹐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将严重得多。”
但是﹐他的声誉正在滑落。
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告《探索与争鸣》﹐说野鹤损害他的名誉。可是方舟子以及新语丝上的文章﹐无论文风还是用词﹐你都能找到比野鹤更恶劣的。”田松说。
曾有网友根据方的文章整理出《方舟子脏话语录﹕一个文化流氓是这样炼成的》﹐文章提出方经常使用的词语包括──“鼠辈”﹑“弱智”﹑“白痴”﹑“奴才”﹑“傻妞”﹑“妄人”“泼皮”﹑“反科学”﹑“伪科学”等等。
方舟子强调﹐这样“读起来很爽﹐适合在网上传播”。但这样的语言风格常被人认为“语言暴力”和“文革遗风”。文化学者朱大可曾经这样评价﹕“方舟子用以阻止学术腐败的﹐其实是一种滥用的话语暴力﹐他的逻辑是‘以恶抗恶’以寻求所谓‘正义’﹐这种古怪的信念﹐支配了部分互联网公众的头脑。”
“方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响应了人们纠正学术腐败的渴望﹐也迎合了暴力话语的流行趋势。这个趋势的特征就是文革话语在BBS上的大规模增殖和蔓延。”“这种话语方式是整个网络时代的选择。”朱大可断言。
方舟子用他特有的“修辞方式”﹐“重建科学秩序”。现在﹐他的打击范围越来越广﹐他的动机﹐也常常被大家质疑。方舟子认为﹕“打假不可避免会得罪人﹐打得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至于利﹐那更是无利可图。”
要英雄更要制度.
这个通常被认为“偏执”的打假英雄无疑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
“我有一个信念﹐我比较认同侠客之道﹐因为制度不健全﹐需要有侠客出来拔刀相助。”方舟子说﹐他喜欢别人叫他“少侠”或者“大侠”。
在中国的学术制度完善之前﹐个体英雄人物的出现﹐符合大家的期望。“但在一个法制社会﹐人们是不需要罗宾汉的。”刘兵说﹐“对英雄人物的依赖会妨碍有效机制的建立。这是更长远的危害。”
刘兵写了一篇文章《学术打假与法治观念》﹐说明打假应该由独立的国家机构进行。“而方舟子打假﹐一个人充当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多种角色。打错了怎么办﹖”.
按照刘兵的看法﹕方舟子当下的危险在于﹐个人的英雄主义行为没有受到纠错机制的约束﹐没有程序的保障﹐信息的认定和发布完全依赖于个人品格﹐而由于过分的情感介入和独特的语言方式﹐都可能逐渐引起人们的反感﹐导致权威性丧失。
有批评者指出﹐从一开始﹐方舟子就打破了揭露者和裁判者之间的界限。他更应该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客观地告知。但也许过分单纯﹑也许把目的掩盖得很好的方舟子并不愿意做这样“四平八稳”的角色。事实上﹐越来越多人已经对他的打假方式表示不满。也有人期待方舟子能改变他的方式﹐以保证他的效用。朱大可曾经这样说﹐“在一个成熟有效的学术机制建立之前﹐中国无疑需要一大批更加理性﹑客观﹑公正的升级版方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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