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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就是和心爱女孩一起生活,哪怕以砍柴、捡破烂为生;我申请退学,不想把我的理想葬送在这无聊的考试中……”10岁男孩冯邵一的这篇《退学申请书》经本报报道后,在微博上引发网友超过389万次讨论,并且被央视、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等数十家重量级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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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重考试排名的教育体制应当有所改变;也有人认为,家长更应当为此负责……这也许就是教育问题的复杂性所在。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样。教育又像一张巨大的网,牵一发而动全身。但透过人们对冯邵一退学申请书的热议,我们看到社会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广东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陈云贤在本报《教育周刊》刊出的《退学申请触动中国式教育神经》批示,认为基础教育有必要进行一场改革。
但孩子的教育绝不仅是学校的事,我们能否把教育放在社会生态的大视角下,放在每个成年人都有责任的前提下,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维度,深入呈现广东开展多样化素质教育的困境与挑战,思考我们如何“从我做起”,正视每一个冯邵一的困境,让教育成为打通孩子们梦想与现实的大道。
经历了最初的喧哗后,如今,有关冯邵一事件的讨论已经降温,但由此引申出的“孩子们能否自由做梦”、“教育如何让每个孩子梦想开花”的思考却仍在继续。
本报今起推出《让每个孩子梦想开花——冯邵一退学申请书追踪调查》的系列报道,聚焦广东开展素质教育的行动和探索,不求找到答案,只求将社会对教育改革的热议纳入理性和建设性的轨道,敬请读者垂注。
争议
“和心爱的女孩一起生活,哪怕以砍柴、捡破烂为生”
孩子能做这样的梦吗?
“我的理想就是和心爱的女孩一起生活,哪怕以砍柴、捡破烂为生。”冯邵一的《退学申请书》在微博上走红后,这个诗意却离经叛道的理想成了网友热议的焦点。在许多“70后”、“80后”网友看来,冯邵一令人惊叹的,并不是他是第一个想要流浪的孩子,而是他有勇气将他的理想简单直率地表达了出来。“有这个想法不奇怪,我初中的时候也曾想过归隐田园,过砍柴流浪的生活,但一直不敢说出来。”
著名作家三毛也曾是立志做拾荒者中的一人。她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小学时代,她在作文中写道:“我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拾破烂的人。”结果老师的批语是“重写”,她又写“希望做一个夏天卖冰棒,冬天卖红薯的小贩。”老师仍然让她重写。“结果我只好胡乱写着:‘我长大要做医生,拯救天下万民……’。老师看了十分感动,批了个甲,并且说:‘这才是一个有理想,不辜负父母期望的志愿。”
现在看起来,三毛的故事显得讽刺意味十足,但仔细想想,有多少人曾在作文里违心地写过自己的理想是科学家、老师、工程师,有多少人敢将“砍柴流浪”的想法公之于众?又有多少人会像故事中的老师一样宁愿相信孩子撒谎的崇高理想而非孩子真实的想法?事实上,在有关冯邵一的评论中,就有许多网友站在家长的立场,认为冯邵一的理想“太过消极,不是正确的理想”。是要“正确”但虚假的理想,还是让孩子能真实表达自己?冯邵一的出现让所有人不得不重新正视这个问题。
“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梦想而且梦想没有高下之分,虽然有一些梦想会在现实面前破灭,但梦想破灭的过程,对年轻人来说就是成长的开始。”一位网友这样说。比起盲目地向冯邵一灌输“正确”的理想,给他多一点时间去寻找自己的成长之路是不是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有趣的是,事后冯邵一在说起这个“和心爱的人一起流浪”的理想时也承认当时的想法有些“幼稚”,但他坚持要让所有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一点并没有错,相反,大人们应当对于理想多些宽容。
思考
“如果冯邵一是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办?”
教育如何迎接网络挑战
“虽然有时候我也不喜欢学习上课考试,但我家小艇姐姐一直告诉我,读书不是为了找到好工作,那是很世俗的想法。人活着,应该保有一颗好奇心去更多地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对于自身,也是一个不断提高自我的过程。而学习只是让你摆脱无知,别参杂太多功利性的因素进去。”这条评论出自于一个网名“伊一在笑”的小学生。
“我也有这些想法,我也有自己的理想,我也不想每天上课,读书,考试,不想去想那些重点中学名牌大学,可是我没有资格。因为他是10岁初一跳级生,我是11岁才读到六年级的人。不知道我是不是太早熟,我知道他说的那些,都不现实,因为我们生活在现实中,我们想的都太现实。”这段话同样出自于一个网名叫“小喵擦”的小学生。
在大人们还在习惯性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俯视孩子时,像冯邵一一样出生于“00后”的孩子们,其早慧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人们想象。冯邵一是“神童”吗?从某种程度上是,成绩优异连跳三级,拍戏写作学习三不误,这并不是普通孩子可以做到的。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是在这些“十一岁才读到六年级”的普通孩子们的评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且善于表达已经成为这一代人的共同特质,这一点,不独“神童”冯邵一所有。
“从宏观层面来看,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青少年接受的教育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表达意见的愿望比从前更加强烈。对于现在的小孩来说,网络、手机已经渗入他们的生活,通过这种手段发表意见让他们感到更无所顾忌,减少了尴尬和过去礼教的束缚,所以,使用新的表达渠道会成为社会的必然。”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郑淮说。
“如果冯邵一是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办?”在有关这件事的评论中,这样的自我追问不在少数。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教育的目的地始终不变:如何让孩子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然而,在每个时代,铺陈这条道路的方法却不尽相同:100年前,人们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50年前,人们信奉“广阔天地,大有所为”;20年前,人们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轮到“00后”发问了。冯邵一用他的早慧与灵气提出了一个更加“刁钻”的难题:如果你赞同我的理想,请给我梦想照进现实的途径;如果你反对我的理想,请用适当的方式说服我。
面对这个难题,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如何接招?“虎妈”、“狼爸”、“猫爸”这些所谓成功的教育模式都代表着一种思考,但这道题的答案应是由每个人自己思考后给出的。
行动
“每个孩子都能藉由合适的教育而获得安身立命之道”
每个人都是孩子的塑造者
面对冯邵一事件,许多人在震惊于孩子的才华之外,将矛头指向了僵化的教育体制。“在‘减负’和‘素质教育’口号喊了这么多年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为何仍然让孩子心有余悸,要以退学的方式来逃离?”新华社的报道则指出,孩子们的健全人格和全面发展比成绩单重要,陈旧的教育方式和传统观念应早日革新。
10岁的孩子抱怨每天考试排名压力大,教育体制显然应当负起责任。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是否把全部责任归结于教育体制后,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教育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趋势,但同时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同冯邵一所说“学校有学校的无奈,教改不是学校、老师、家长能改变的”,但对于这些一天天正在成长的少年们,我们能做点什么?
事实上,一些小的观念改变或许就可以部分解放冯邵一们的困境。曾在英国念书的英语机构培训老师马琳琳说:“我要是这个孩子的家长,会让他先休学一年,让他去体验一下所谓的砍柴挑水捡破烂的生活,同时从无尽的考试中跳出来看看生活中更丰富立体的一面(一手资料),而不是把认知建立在片面的报道和评论(二手资料)。国外有些爸妈听说孩子要文身不会先拒绝,而是带他们先去看文和洗的过程,然后告诉他们文身可能带来的各种麻烦(比如找工作)。让孩子思考一年,如果还想文就带他去,一般孩子一年后都会放弃当时的想法。”
而从更宏观的环境来说,教育话题之所以如此受关注,是因为教育本身不是遥远的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如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般稀松平常却又不可或缺。因此,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学校并不是教育的全部,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孩子的塑造者,给孩子的可能性做加法或是减法。
有许多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在现有的教育框架中进行更多元的素质教育尝试,这些尝试有些来自学校,有些来自社会和家庭,比如小班化教学,比如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办的碧桂园学校,再比如国内首个儿童创作社区天空城,聚集热心儿童教育的文化人,“让最优秀的人一起做孩子的老师和朋友”……
正如文章《恰同学少年,请给童星冯邵一出路》所说:“一个开放、多元的教育体系是一个能够给冯邵一这样的天才和非天才们都有出路的体系。天才能找到天才大放异彩的出口,凡人能找到凡人成功的渠道,每个孩子都能藉由合适的教育而获得安身立命之道。但这样一个体系并不能寄望于教育系统单边完成,而必须有一场全社会的认知革命。”
■事件回放
10岁男孩《退学申请书》爆红网络
“我的理想就是和心爱女孩一起生活,哪怕以砍柴、捡破烂为生……我申请退学,我不想把我的理想葬送在这无聊的考试中。”上个月,10岁的初一学生冯绍一在天空城儿童创作社区贴出这封《退学申请书》。
对于这封申请书,冯邵一承认,从一开始就并未真正想退学,因为作业考试压力太大,所以希望借此对父母和老师表达自己的想法,争取自由的空间。在他看来,进入初中后,他的生活就被考试和作业“占领”了,“小学的时候,放学会去打乒乓球、踢足球、滑轮滑,看喜欢看的书。现在根本没时间做这些。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10分准时到校,吃完早餐就上课,中午12点10分下课,1点要回教室自习,下午6点左右离开学校,7点多到家,吃饭、冲凉、写作业、预习、背诵,10点睡觉。每天能有半小时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错了。”
写这封申请书之前,冯邵一就已经是珠海当地的“小名人”了,年仅10岁的他曾跳过三次级,成绩在班级一直保持前十名,还曾在影视作品《野蛮妈妈结婚记》、《双城之间》和《云上的诱惑》中扮演过角色,被《成长周刊》聘为专栏小作家小记者。
对于冯邵一来说,这份突然之间爆红的《退学申请书》让他终于争取到了“对话”的权利,这也是冯邵一与父亲、校方第一次开诚布公地讨论自己所面临的压力与问题。冯邵一的父亲冯银刚表示理解孩子的压力,而根据冯邵一所说,父子俩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里面有重要的四条决议:“我不出卖自己的主权,爸爸只享受监护权。我继续上学,也可以申请休学,但学习不能停止。允许我抗议,实行家庭两票通过的抗议有效。拒绝家长长期在我身边三米内巡航。”
与校方的对话则更加难得,“我第一次和校长谈话,他们问我为什么想要退学,我们开门见山地讨论了学校、班级、教育方式、我的业余爱好,还有名次,我的烦恼。副校长说,以后会给我们一个宽松的、民主的学习环境,有什么可以直接对他们诉说。”在事后的采访中,冯邵一坦言,这次谈话让他突然感觉原本“很凶”的校长和老师并非那么可怕。冯邵一说:“大人们讨论完得到一个结论,教改不是学校、老师、家长能改变的。”
记者手记
多些行动
冯邵一是幸运的,他的才气和灵气让这篇《退学申请书》在网络上得到巨大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又让他得以在学校中有某些“特权”,至少得到了校长的承诺“一个宽松的民主的学习环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冯邵一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部分命运。
但冯邵一的成功终究是个个案。其实,冯邵一所谈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冯邵一不是第一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人。
当一个问题一再重复地出现却总能引发讨论时,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因为持续的讨论会将这个话题永远保持在舆论的中心,不至于被人遗忘;而说它是坏事在于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讨论中,人们已经渐渐麻木,“冯邵一的出现是对教育制度的讽刺。”类似的言论占据了话题讨论的绝大多数。
教育制度确实需要改革,但问题是,在义愤填膺地高喊口号后,我们是否就能以一句“教育制度亟待改革”作结,然后心满意足地拂袖而去,等着时间将这种情绪冲淡,直至下一个事件发生时,又可以慷慨激昂一番?这种往复的循环除了满足了情绪的宣泄外,于解决问题又有何益?
又有人提出,所有人都被体制所裹挟,除了呼吁教育体制改革外,我们又能做什么?但如同上文所说,在现行的框架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摆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摊手姿态,仍然有一些行动者在积极地尝试各种可能性,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教改作有力的补充。
即使你不是教育工作者,也不是公益机构的志愿者,你还有一个身份:现在或者未来的“父母”。
孩子不自由,很大程度上源于家长不自由。最明显的例子是,家长们一边喊着只要孩子开心健康成长就好,一边却又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拼命施压,自相矛盾程度堪比精神分裂。因此,我们都能做的事情是:通过这些个案,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教育适合孩子,从而消灭这种“精神分裂”症状。
多一些踏实的行动,教育的改变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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