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识别研究

xj9701

从汉字的特性与学习谈儿童识字能力发展的相关研究



秦丽花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博士班研究生



壹、前言

在阅读过程中，认字是阅读理解的基础，因此国内有很多研究中国文字的学者，都致力于认字过程的分析，归纳其研究，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方向：(一)阅读时的语音转录(phonological  recoding)现象(曾志朗、洪兰，民67；郑昭民，民67；连韵文，民74；谢娜敏，民71；林宜平，民72；石瑞仪，民75，吴瑞屯，民82)。(二)从字优效果(word  superiority  effect)及字劣效果(word  inferiority  effect)探讨中文字词的辨认(郑昭民，民70；陈桓豲之，民73，76；胡志伟，民78)。(三)以特征整合理论(feature integration theory of attention) 来分析中文字的基本辨识单位(吴璧纯，方圣平，民77)。(四)以真字、假字、音韵能力研究儿童对字的习得，和文字辨识自动化问题(柯华崴，民74；洪慧芳，民82；黄惠美，民82；曾士杰，民86；胡洁芳，民86；杨宪明，民87)。(五)儿童字汇知识的发展和其相关因素研究(李忻雯，民81；方金雅，民85；黄秀霜，民85)。(六)认字教学策略的探讨(黄秀霜，民85；林素贞，民87；秦丽花，民88)。综合这些研究，从基础性的文字习得理论研究，迈向完整教学策略的探讨，但不少是以国外拼音文字的研究为基础来探讨，但是中国文字具有很多拼音文字所未包含的特质(邱上真，民87)，应该回归到中国字的特质来探讨，本文的目的乃希望从中国汉字的特性与学习，来谈儿童识字能力发展相关研究的一些可议之处，进而找出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

贰、汉字的特性与学习

一、从汉字的组成单位谈字形

汉字的最小组成单位是什么？万云英(民80)认为汉字是由一定笔画与汉字区辨所组成的方块字，金志浩(1996)认为汉字组成的基本单位有笔画与偏旁。一般也认为笔画为汉字结构最小单位，汉字笔画有一定规则，包括笔画顺序、形状、元素与位置，但是另一个比笔画大的组成单位是偏旁，汉字的偏旁有些具有表音的功能，称为「声旁」，有些具有表义的功能称为「形旁」，有些表义的偏旁又称为部首，为检索汉字的重要基本单位。

但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偏旁无法胜任担负文字检索与反应字源的功能，尤其是多年来汉字系统的转变，很多表音或表义的偏旁在现在用法上都不具有声或义的功能(裘锡圭，民84)。取而代之以部件为近十年汉字字形研究的主题，因为部件不但具有传统的偏旁功能，也能提供汉字计算机输入与造字功能研发的参考，因而部件成为汉字的最小组成单位。

二、从汉字的多音特性谈字音

    根据研究现代汉语并非单音节语言，除了五、六十个单字词外，大多为复音词或多音词，约占67%到80%(胡洁芳，民86)，这些多音词汇呈现于书面文字时，便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多音词的意义不等于个别构成字的意义总合，如「小心」的意义并不等于「小」加「心」，因此初学者要懂得复合词的概念，先决条件似乎是要先认得这个复音词中的第一个字，包括它的字义和字音，进而靠着学习经验去推衍整个复合词的概念，因此胡洁芳(民86)认为对初学者来说，主要是靠语音去搜寻其心理词汇。

    其次，汉字中有80%以上是形声字，根据周有光的分析，只有2%的中国字是孤独字，从字形无法找出字音线索，其它仍有98%有声旁引导，而其中79%是和声旁同音或半音(引自董震遐，民71)，也就是说26%其发音与声符完全相同，而发音与声符不完全相同者，其间的差异或在声调上，或在声母，或在韵母上，或无明显关系，因此在汉语里，声符的发音与字的发音虽不尽相同，但也不是无规则可寻。许多研究显示：当中国人碰到不熟悉字时，声旁常被用来解读汉字的依据(Chen & Alloport, 1995; Chen & Yuen, 1991; Fang, Horng & Tzeng, 1986)这便是一般人所谓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

三、从汉字偏旁谈字义

    秦丽花(民87)针对国小低年级新课程国语科七家国内知名出版社所出版的一年级教科书生字进行研究，以124个常见声符找出同组源形声字，发现形旁具有表义的作用，如松、柏、桧都是树木，故从木，邾、邵、邰、邽都是地名或国名，因此都从邑。因此从某些形旁，大多可猜想到这类字的原始意义。当然，也有些例外，下列情况形旁会失去表义作用：

1.        若文字假借或词意引申，这类文字的形旁便丧失表义作用。

2.        事物本身因科技的变化，而使形旁的表义作用丧失。。

3.        另一种造成形符没有意义的字，是来自人类思想意识的改变，如古代歧视女性，有些表恶德的字，如「妄」、「婪」、「奸」都用女部当形符，。

    另一方面，形旁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偏旁。如：

惛:日不明为昏，心不明为惛。

诽:以言语说他人是非。

    因此宋人沉括提出「右文说」，意思「凡字类在左，其义在右」，他提出许多同源字来证明这个事实，如：

「衷、忠、仲」从中得声，都有中字之义。

「逾 、踰、愈」从俞得声，都有过之义。

    但秦丽花(民87)透过比对发现：同组源形声字的声旁意思不完全与声符原义相同，也就是声旁有义的形声字，所占比率不大，若不加思索以宋人的「右文说」做解释，不但易误导学生于歧途，也会使文字意义过度类推。

参、儿童识字能力的发展

    近年来儿童识字能力发展的研究很多(方今雅，民85；李忻雯，民81；吴英成，民80；吴璧纯，方圣平，民77；洪慧芳，民82；连韵文，民74；黄惠美，民82；黄秀霜，民85；陈秀芬，民86；胡洁芳，民86)。这些研究由于研究界定内涵的不同，而有些差异，有的着眼于儿童一般字汇知识的发展，有的重文字的辨识，有的以文字组合能力的发展，各有不同。但大致而言，都只能表达儿童某些字汇能力的片面观。Berninger和Abbolt (1994)认为探讨儿童的字汇辨识能力，应包括正确性(包括正确文字、假字、与非字的辨识)及速率(包括独立文字与文脉中的文字辨识)，缺少这些向度的综合研究，较难统观儿童整个识字能力的发展，因而有必要对国内现有儿童识字能力发展的相关研究做一些回顾与评析：

一、在文字组合能力方面

黄惠美(民82)以国小二至六年级学生为对象，以「组字规则知识」和「部首表义知识」进行探讨，研究结果发现：(一)各年级判断非字的情况偏低，且在罕用字及假字的判断能力上，各年级也无显著差异。(二)各年级学生在部首判断作业正确性一致偏高。(三)国小学生较早具备「组字规则知识」，而「部首表义知识」获得较迟。

    研究者认为其结果推论有问题，一是各年级判断非字的能力低，且各年级之间无显著差异，既然无法对非字进行判断，即代表无法了解文字组合的知识，因为中国字的部件(尤其是形符)都有一定的摆放位置，如「手」部、「水」部、「 人 」部，都在文字的左边(除非是变形)，若无法针对其部件位置做判别，如何推论儿童较早具有「组字规则知识」？

    Doreen(1993)指出男生在空间组合能力优于女生，故一、二、三年级的男生运用空间组合文字的能力会优于女生，至于四、五、六年级学生随着文字经验的增加，已渐渐发展出文字组合规则知识，会使用真正的组字规则知识来组合新字，因而推论国小一、二、三年级女生的组字规则知识较男生差，到了四、五、六年级女生组字能力反而比男生好。可见组字能力是有性别差异的。

    洪俪瑜(民85)以汉字字形区辨测验来测试儿童对中国常见部件、部首、或偏旁所组成之字形的区辨能力，发现此字形区辨能力测验与方金雅(民85)的书写组合能力有低相关，但会随年龄而异，与三年级学生依部首与偏旁组字能力有显著相关，但与六年级却未相关，可见汉字区辨在四、五年级已经成熟。

    秦丽花(民88)对国小二年级一般学生与学障学生进行三个月的形声字教学，结果发现学障学生已稍具组字概念的能力，但所组合出来的非字、假字，比一般儿童为多，因此研究者认为在判定儿童是否具有组字能力的同时，不只要测量受试者对汉字中的部件或部首的元素组合，与位置排列的熟悉程度，也需检视其书写组合文字中真字、假字、非字的比例，才能确知其文字组合概念的发展。另外，儿童组字规则知识能有效区辨二、三、五年级不同语文学业成就的学生(方金雅，民85)。但组字能力的评量仍要以文字本身的知识有关，不能单独以视知觉的能力去解释它(洪俪瑜，民85)。

二、在部首表义知识方面

   方金雅(民85)针对国小每一年级学生进行「部首表义知识」的测验，发现一年级表现最差，到三、四、五年级则缓和成长，也就是儿童在部首表义知识方面有随年级升高而提升，且各年级女生的成绩有高于男生的趋势，它也能有效区辨不同语文成就的学生。

    李忻雯(民81)以120名国小一、三、五年级学生为对象，利用语音造词的方法，找出儿童辨认文字的策略，结果发现：(一)儿童可能使用「字形」「字音」、「字义」、「文句」及「附合度」五种语言讯息认字，并且有多种同时并用或交替使用现象。(二)语言讯息的使用，不受性别因素的影响，但受年龄影响较大。(三)任何年龄层的儿童，都以「字形」为主要认字依据，其次是「字音」，使用「字义」做为认字策略发展较迟(一般为三年级才获得)。而秦丽花(民88)的研究则认为儿童部首表义知识在低年级已发展，可见部首表义知识的获得，随着研究角度的差异略有不同。

三、在偏旁语音知识方面

    柯华崴(民74)对国小学童会错意字的分析，发现低年级学童已具备初步的「声旁表音知识」。连韵文(民74)将中文形声字分为规律一致组、不一致组、不规律组，并记录受试者的反应时间及正确率，结果发现国小四、六年级已具有「声旁表音知识」。上述两个研究有些可议之处，柯华崴以一年级学生「有边念边，没边念中间」的现象，代表学童具有初步模糊的「声旁表音知识」，是一种太乐观的想法，因为低年级认字不多，又处于Chall(1983)所指的阅读发展阶段一和二时期，只使用对应关系来认识陌生字，因此会以所认识的部件做为发音线索，将这种以偏盖全的现象解释为具有「声旁表音知识」，并不妥切。而连韵文的研究样本少，也受到推论上的限制。

    胡洁芳(民86)对二年级少数小朋友进行试验性研究，研究的工具是以16组的图片，每一图片以三个假字来测试儿童是以声符或部首做为解字的依据，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受试者，以声符作为解字依据，且由频率比来看，选择依据声符选字的受试者，很少转换到部首，而以部首做为解字者，会以声符做为解字的依据，而这种解字倾向与实际的识字能力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她推论小学二年级学生，声符的意义大于部首的意义，她并引用Shu ,Anderson  & Zhang(1995)的研究认为：三年级的中国孩子不太能利用部首解字，此情形一直到五年级才有改善。

    根据Shu 和Anderson(1997)最近的研究，认为以部首解字，需具备三项条件：第一，孩童必需熟悉待识字的部首所代表的意义，且此部首意义要与待识字的意义相关。第二，包含待识字的词，必需是儿童所熟悉的观念。第三，即使孩童所熟悉部首所表达的意义，与包含待识字的词意，孩子也要会联结部首所表达的意义与整个词的意义。根据上述三个条件限制，因而推论孩子很难由部首解字，他们认为部首很难比上下文意提供更多，或更精确的语意讯息，以协助孩童译码识字。

    上述研究大多肯定语音提供了文意、或部首以外较可靠且较有力的解字线索，因而认为孩童最早具有「声旁表音知识」的能力，但胡洁芳的研究只以少数个案(12个)为基础，而Shu 和Anderson的研究对象是新加坡学生，这可能牵涉教材、教法的因素而有地域之别。

肆、结语   

    从汉字的特性而言，汉字的最小组成单位应是一个部件，而不是一笔一画，因此教学应以有意义的部件为单位；从汉字的多音特性，可了解中国字是复合词的概念，除了认识单字外，还要了解复音词中的第一个字，包括字义与字音，进而靠着学习经验去推衍整个复合词的概念，因此语词是阅读理解的最小单位；从汉字的偏旁来说，形符大多能表示这个字的原始意义，而声旁虽已无法显示其原义，但在声音的关联上也有脉络可寻，因此探讨儿童识字能力的发展，应以这汉字特性为基础做讨论。

    而上述研究上的一些争议之处，可能与其研究定义与工具有关，但也可以说明一个事实：我们对儿童如何识字仍有很多疑义，到底儿童是以部首表义知识最先发展？或声旁表音知识先起萌？或字的组合原则先发展？值得进一步探究。而儿童真正解字能力的发展，在本土上并未有这方面大样本系统性的研究，是个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

伍、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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