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长乐对话“星云大师”：心病尚需“心药”医

云鹤

【《包容的智慧》一书的作者是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与人间佛教的开创者星云大师。一位是传媒界领军人物，一个是佛界宗师，两位作者的经历和事业看似毫无交集，但当他们就社会现状、人生态度、企业管理等话题进行交流时，古老的东方哲学与现代的都市人生呈现出完美的交融。《包容的智慧》一书，是二人关于人生哲学与处世原则对话的智慧结晶。】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的紧张，现代都市人的心灵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焦虑状态。对此，星云大师和长乐先生在谈话中指出，固执、偏激、浮躁等是导致心灵受腐蚀生病的根源。

在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氛围中，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解决心理的迷惑，保持心灵的宁静？星云大师在书中给世人开出了一剂医治心病的“心药方”：好心肠一条，慈悲意一片，道理三分，敬人十分，道德一块，信行要紧，老实一个，中直十成，豁达全用，方便不拘多少。此十味药，用包容锅炒，用宽心炉炖，不要焦，不要躁，去火性三分（脾气不要大），于整体盆中研碎（同心协力），三思为本，鼓励做药丸，每日进三服，不限时，用关爱汤服下。如果能配出上述药方，则百病可除。

在两位智者深入浅出的轻松交流中，禅已经变成一种脱胎于宗教的生活智慧，一种拯救心灵的世界观。它告诉人们，在面对逆境和挫折的时候，应该向内找原因，倾听自己的心，从而利用逆境进一步升华自己的心灵，提高自己感悟世界的能力；不要在名利场中争夺不休，该放下时得放下；当婆媳关系产生矛盾的时候，要学习跳“探戈”，彼此有进有退才能和谐；对于财富要端正心态，欲收获先播种，要发财先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如此，心胸开阔了，眼睛就会更明亮，得到的也会更多。

云鹤

《包容的智慧》我只是在凤凰网看到一些片段，颇多感触。后来看到此书目录，觉得目录实际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其实，禅宗本来就讲究“不立文字”，讲究“直指本心”，我们愚钝，不妨借助“目录”作为拐杖，登高望远，许是能感悟一点““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包容之心吧。


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一、有容
　　　柏林墙是被音乐电视摧毁的吗？
　　　醍醐灌顶“一句话”
　　　规律藏在“爱和良知”的镜子里
　　　你可以不信，但不必排斥
　　　心静，则万物莫不自得
　　　虚空包容万有
　　　身临其境，方知别有洞天
　　　生活本身就是神通
　　二、伏惑
　　　不给别人留余地，可能自己没有立锥之地
　　　最不听话的是我们的心
　　　王道与佛法的冲撞
　　　薪尽火传，生命在于转化
　　　良知就是知耻、知愧、知恩
　　　不能圆融人我关系，是最大悲哀
　　　财富会空，真空能生妙有
　　　迷惑时的判断：止于至善
　　三、若水
　　　当提起时提起，当放下时放下
　　　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
　　　在人群中实现使命
　　　中国的禅学世界的视野
　　　一天保有十分钟的宁静
　　　为凶手立一块祭奠的石头
　　　上与君王同坐，下与乞丐同行
　　四、度己
　　　每天讲三句赞美的话
　　　持久热情，才能耐得住寂寞
　　　一切阻碍都是线索，所有陷阱都是路径
　　　文化血型与世界华人
　　　对工作存有敬重之心
　　　信息多元遏制信息霸权
　　　深入才有洞察，热爱才能感动
　　　自省者自强，自律者自尊
　　五、变通
　　　退步原来是向前
　　　忍是智慧，忍是担当
　　　在冲突中学习
　　　受保护的文化，荣耀与危险并存
　　　真正的财富在自己的心里
　　　宽可容人，厚可载物
　　　宽恕让未来变得开阔
　　　善待资源，兜里不能老是揣着弓和箭
　　六、多元
　　　让“平等”回归人心
　　　信仰可改变一国之精神格局
　　　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
　　　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
　　　意识形态是一道墙，佛教则是门窗
　　　瞻礼佛指，让中国率先统一
　　　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融合

thankstoyilin

这些都没错。

现实的困境是，只有当衣食无忧的时候，才可以对上这些话。

这么说吧：一对农民工夫妇在大城市里打工，每人每月挣800元，共1600元。房租600（很低了），水电煤气各项300，交通通讯等杂费200，吃饭剩下多少？还能结余多少？生个病挂个盐水那就更完。

鱼肉价格都在每斤20元上下，蔬菜也一样很贵。就剩下豆制品没怎么涨价。平时我买菜，吃的很平常，百元一找开，两三天感觉就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反感于丹一天到晚对苦难要安之若素的这种腔调。第一位的问题，永远要问责政府和体制。第二位的问题，才是修身养性。

------当然，各位也知道，我不是在和云鹤兄抬杠啊。呵呵。

仰望山林

身在如厕,哪来花香?同意T版.表达自己所思所悟而已,与抬杠无关,当下中国难觅快乐哲学

仰望山林

狄马：中国媒体与精神按摩  


● 狄马  

    人民究竟喜欢不喜欢按摩？这个问题不是一下能说清的。根据一般的理解，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渔归来、种田完毕，是最有必要去按摩的，但在一个服务行业普遍分化、变质的年月里，我不想贸然作出肯定的答复，让一些神经过敏的同志抓住把柄，冠我以“伤风败俗、拉人民下水”的恶名。
    因而，有必要事先向诸位交待清楚：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精神按摩，与道德无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者达成了一致，即放逐所有的尖锐批评，打击一切血气生生、蒸腾着自由气息的作品。它们或者编一些悲欢离合的假故事要人们乐天知命；或者讲一些貌似大彻大悟，实则全无心肝的伪哲学要人们含垢忍耻；或者拿一些吃茶喝酒、题词送画的沙龙轶事诱骗人们逃回古代；或者通过对卡厅、茶秀、咖啡店的精致描绘来谎称我们已经跑步进入了“后现代”……那亲切的形式、慈祥的面孔、幽默的表述，使你几乎相信天堂的副本就在身边。  
    面对日益逼窄的生存空间，无处不在的暴力传统，也就面对一个没有历史和未来的存在荒原，这些娓娓动听的小嘴象一艘艘轻快的语言之舟划过我们所在的苦海。它带给人们这样的信息：世界是美好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忍耐到头，救世的基督必将迎接受难的羊只。面对阴沉的世界之夜，这些为“诺贝尔”赶制作品的大师们眼圈泛红、悲天悯人，多快好省地占领了祖国报刊的每一块园地。在富于节律和音韵的优雅吟唱中，一双双白嫩而细长的手从羔羊的头顶摩过。这时，所有的不平、愤懑、渴望变革的激情都悄然逃奔，唯余一朵朵盛大的莲花在胸中幸福地张开。请问，这不是“按摩”，这是什么？
    尽管我承认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即在所有的文明国度中，那些健康、独立、心智强健的种族是最不容易被“麻醉”的；相反，一个卑怯、暗弱、灵魂沉睡的民族最容易掉进信仰的迷宫。但我仍然厌恶把这样一个有关权力／话语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人民的甘愿“受洗”。越过一片对大众庸俗、愚昧的责难，我想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说他们是庸俗的，那么什么使他们庸俗？如果说他们是愚昧的，那么什么使他们愚昧？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是天生就愚昧、天生就热爱庸俗，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不愚昧、不庸俗？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而言，最关键的是，如果他们愿意高雅，那么什么样的话语系统肯提供这样的教育？如果他们愿意被启蒙，那么什么样的传媒肯承载这样的功能？如果不考察一个时代的人民所处的话语环境及表达的可能性，一味指责他们的盲目顺应，那么这种批评的愚蠢就有可能和晋惠帝司马衷不差分毫。诸位知道，这个西晋有名的白痴皇帝，面对因吃不到草根树皮而成片饿死的百姓，反而问“何不食肉糜”？
    不错，在有限的程度上，我愿意相信这些花鸟虫鱼、石头瓦块、阴阳八卦、装神弄鬼、题词品茗、游山逛水、嫖娼吊膀、翻墙扒灰、奸尸拜脚、恋物手淫的所谓“文学作品”对人精神的抚慰作用，它至少可以使人的内在疼痛发生某种幻觉性的转移。但我仍然无法原谅报纸、期刊及出版业对大众精神的漠视和蹂躏。塞尔旺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依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最明智的贤君”，他们是把自己“固若金汤的基础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这真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办法。当人的灵魂沉睡的时候，权力便可以如水银泻地一般流布他的周身，且无不熨贴；当人的精神犯困的时候，暴力便可以象鱼网一样网住所有叛逆的欲念，且言听计从。在令人惊悚的幻想中，你甚至可以看见催眠师那诡秘的笑容和镶着金牙的渔翁那志得意满、一路顺风的凯旋场景。
    然而人民，我数以万计、同样为造物主生气灌注的人民，却不得不由聋而哑，沉默着活在世界的边缘。在数千年的时间黑夜里，他们糊里糊涂地生着，糊里糊涂地死着，死不了就活，活不了就死。没有人知道他们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歌哭。
    现在终于有火在前面引路了，可惜，那是鬼火。
    这些形形色色的报纸、期刊及书坊老板就是鬼火的制造者。他们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时常为一个假想的庞大天敌所惊扰，如履薄冰地恪守着一个虫子的生存之道，即在母鸡未啄以前就远远避开、或者躲倒装死以备不测。难道他们都老迈昏庸，连善与恶、对与错都不能区分？不，绝不是。在一个物欲至上的年代里，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衣食来源，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仰赖读者的愚蠢而生活。如果有一天，这个时代的人民突然间为圣灵感动，变得象古希腊人一样清澈、透明、富于理性，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主编、社长、报纸发行人以及地摊书籍出版商可能全部要沦落风尘──不过，那样对于他们倒也名副其实。
    更不要指望那些鼓风弄潮、捧红踏黑的记者、编辑会成为引领国民精神出埃及的旗帜。《圣经》上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他们除了赶场子、收红包、骗土特产、挤看明星大腿，基本上不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理，什么叫新闻的良知。当他们吆三喝四、呼朋引伴地赶往各种会议市场时，他们说，“我是喉舌我怕谁”。而喉舌是什么？喉舌是一种器皿，上帝用它来盛放表达的权利。因而它只对哑巴有用──就象病人才需要医生──对于一些舌灿莲花、指鹿为马的人来说，“喉舌”不过是一种摆设，就象饭馆门前的王八。
    此外，你还指望什么？难道指望地摊小报撰稿人、隐私文字制造者、唯利是图的文学小贩会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忧愤和痉挛？从记者、编辑开始的文风败坏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最忠实的模仿。实际上，当这些汉语垃圾批发商起早贪黑、煞有介事地坐在写字台边时，我早已为他们写好了祷词：
    “缪斯奶奶，请把今日的口粮赐给我吧。荣耀、稿费、住房、职称，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假设之上，即：这些人说的都是真的，而且我愿意趋从。实际上，只要有一点点怀疑的碎石，这些谎言帝国的大厦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坍塌成碎片。我为什么要拿我微薄的薪水购买一份与我无关的垃圾？它究竟在哪一天关心过我的幸福、我的疼痛和我饱受欺凌的愤怒？如果没有，我用它做什么？包肉？垫座？如厕应急？
    ──但没有，没有一缕智慧的光线光顾这些善良的头脑。他们只追随着，追随着，象一个赤贫的农民追随着狂奔的驴子。

云鹤

也许是人到中年，少了当年风华正茂岁月的血气方刚，多了想宁静平和的念头，就像陶渊明也曾经有“金刚怒目”式的，但中年以后就转向“悠然见南山”了。T版与仰望山林所持观点，我不仅不觉得是跟我抬杠，相反，我赞同，而且钦佩这样的锐气和正气，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这样的声音。

但我最近所谈的一系列话题，包括转引的《包容的智慧》等帖子，并不是对社会政治的看法或主张。我文革前一年出生，在文革中长大，受政治教育极深，一直都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在关切、审视社会政治的走向，到现在，每天上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国内外新闻、政治网站。我不怀疑自己对中国政治、社会有所了解，并持有一定的独立见解。但坦率地讲，作为兴趣就罢了。其实，个人，尤其我们这样又不是身处庙堂之高，或负有反映民生疾苦之责，实在不想过多去谈论那些宏猷的社会政治话题。

那么，我的立足点其实就集中在：我作为自闭症儿童的父亲，如何扶持孩子往前走，以及在扶持孩子往前走的过程中，自己如何调整好心态，以良好的身心状态与孩子一路同行。老实讲，我本身就属于有政治抱负的人，但是搞政治，仅有见识或才干是不够的，热忱、责任、才干与业绩也不是决定因素，而且，关键的一点：身外的荣辱得失都是海市蜃楼，只有家人的健康、家庭的和谐才是重要的。

如果我处境艰难，我只能艰苦去谋生，虽然不拒绝所谓政府温暖和社会救济，但却应该知道，那是靠这个往往连救急都救不了，更不要说救穷。作为社会，应该尽更大力量去救助弱者，但我以为，作为个人即便再苦，首先也要靠自己去拼出一日三餐。你去骂爹骂娘，去游行示威，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你就是要以坚韧意志去拼，还要尽量保持平和一点的心态，这样心情不会那么郁闷，身体也才可能好一些。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双手才能为自己谋生。古往今来，有多少人靠造反或革命改变命运的。社会底层的人们怎么办？古往今来只有两条道路：一靠拼搏谋生或改变命运；二靠宗教或准宗教思想劝解自己，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以为：即便是“精神按摩”，也未必不好。你告诉他现实多么不合理，不公平，告诉他人家过的多好，社会应该这样善待他，但他假如还面对他的现实，那有什么意义。小资有两类，一类是有情调的，安然地过自己的悠哉生活；一类是激情的，为公平正义去呐喊，试图让劳苦大众觉醒，但劳苦大众觉醒后，命运依旧，心情却更加恶劣，这又有什么意义的。对于普通人，只有个人的努力与成效，对他是有意义的。他大可不必去讨论社会、政治的宏言大义。

像上贴所转载的《中国媒体与精神按摩》作者，名气很大，文笔非常犀利，涉猎范围很广，但我感觉，他其实是远离底层民众的，他的生活是网络、咖啡和精装书，说不定还有小别墅。这样的小资，我总觉得离底层民众太远，他有思想，有人格，有独立精神，所以，他可以看不惯一切，可以想着唤醒普罗大众，但我觉得底层民众既然已经沦为底层民众，要让他登高望远，就要先改变他的处境，否则，让他对处境多一点接受，总好过愤愤不平啊！

你说历史上西藏的民众苦不苦，苦极了，但他相信佛，相信来世，他就苦苦地干活，乐乐地向佛，他就有寄托，心态就平和。你非要去揭穿他的信仰的虚幻，非要打破他心里的平衡，又有什么意义？我看，无益有害。

说这么多，我的意思就是：社会政治关心关心也就是了，对社会走向有了解也就是了，如果自己有足够智慧、毅力和机遇能为政一方，那不妨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否则，即便身在职场或人在仕途，也就敬业爱岗，争取改变自己处境，如不能，也努力工作获取该有的薪水，至于别人的富足或亨达，羡慕一下也就罢了，不必放在心里，他的苦楚你未必知道，你的自在他未必能够享有，这么一想，心平气和，对自己好，对家人，连身体都好。

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家庭，本来就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地中，能够把家庭维持住，把孩子扶持好，就是极大的善业，也为社会做了贡献，尽了大责任，也安了自己的心，遂了自己的愿（如果把身外之物看开了的话）。但要做到这一点，心态平和尤为重要。狭隘，就容易自我封闭；偏狭，就容易自我纠缠；愤恨，就会伤及身心；浮躁，就会动摇慧根；躁怒，就会丧失理智。相反，宽容自己，宽容别人，宽容处境，也许才能面对现实，并力所能及改变现实。而这并不需要依托社会，期冀别人的。

如此，何乐而不为呢？这么八、九年来，我反思的结论：我心态好，对孩子的问题判断就比较客观，对采取的措施或方式就比较得当，孩子接受教育、并改善行为的程度就比较好，而家庭氛围也比较好。其中也包括，如果我不被职场牵扯太多精力，不被人事纠葛影响心态，家庭就比较和谐，即便孩子出现什么问题，也比较容易得到有效解决。再者，我不想说，但为了说明问题，还是说说的：我比妻子性格涵养好一点，看问题因透彻一些也就不那么容易动摇、摇摆，结果就是，儿子跟我在一起，时间多了，效果就比较理想；我要是老不着家，妻子特别劳累又缺乏耐心去面对孩子，即便她花尽心血，效果总还是不是太理想。

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抬高自己，贬低妻子（我一直认为我妻子在孩子和家务上投入的心血，是我为之愧疚的），只是想说：家长的心态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而家长的心态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可以取得成效的。因此，我要求自己把心收住，把外物、俗念尽最大努力荡开，集中更多时间，保持更好心态，去对待儿子。当然，这与努力履行工作职责不应该矛盾的。只是应该更好协调，把不必要的、不值得去耗费时间、精力的嗜好、酬答尽最大努力减少。对于我们这些家长来说：修身养性是第一位的（有的家长因此信仰宗教，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问不问责政府，是第二位的，就是说有条件，有渠道，积极争取，但不必抱什么希望；如果怨天尤人，那就极其没有必要的，非常有害的。

所以，我在这个转帖特意标出“心病尚需‘心药’医”，是有特定的指向的，是专门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个家长群的。至于宏观政治问题，作为个人兴致很好，作为茶余饭后谈论不错，如果能够以笔论政或以权谋政，那是属于很高境界的。为人，立德；为学，立言；为政，立功。能够立言、立功，自然是造福民生，报效家国了。而对于自己来说，对这个家长群的很多家长来说，也就谋生为上，其次立德吧。

我不是刻意跟T版和仰望山林较劲，我只是有所感发，同时也借此申明自己的心迹。如有不妥，见谅。

thankstoyilin

嗯，是这样：我所谓“只有衣食无忧才可以对话于这些智慧”的说法，其实和云鹤兄所言的这些东西是两件事情。我就是想到了就说而已。不构成任何异议性质的东西。

就好比，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时尚杂志，很多小资情调的东西，非得要说“中国人很多都没饭吃，你们还在谈这些”的话，那也很没有道理。

这个社会是多元的，精神层面也是多元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

再次回到于丹解读论语的问题。为什么我对她的有些解读反感呢？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广大人民在生活中遇到那么多的不公正和社会问题，不诉诸于政府和体制，而一味要求大家追求心灵的自由，这种去政治化的解读实在是“讨巧得很，主旋律的很”啊。

如果一个家庭每天不得不算计着油盐酱醋价格的时候，生个病就天塌下来的时候，如何去做这些心灵的对话啊？！ ----或许，需要乔达摩悉达多去给他们讲现世辛苦来世享福的想法啦！

还是这句话，我和云鹤兄说的是两件事。

云鹤

T版兄，你说的很对，我们其实是各说各话，都是借一个由头谈自己的话题，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家磊块”而已。

你讲的有理，我讲的也有据，像铁道上的两条铁轨，并行不悖。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亦此”“亦彼”的，不一定“此是”则“彼非”的。

只要我们所说的，能说出自己真实感受和见解，大家自会有所了解，至于赞不赞同，已经是在其次了。交流，主要是谈出自己所思所感，了解对方立场观点，这样才有交流的价值。

顺便说一句：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异未必就多离经叛道，同样也未必就多特立独行；契合主旋律未必讨巧，也未必要讨嫌。是否值得肯定，不在于是否“主旋律”。现在好像一主旋律，就成了多讨嫌的事。

因此，T版也不要那么反感于丹的“主旋律得很”，这同样有些意气的成分在里面。在“跑马”贴里，你可是主张要客观冷静的，还指出了我的过于意气，我接受了批评。借此，我来点反批评？^_^o(∩_∩)o...哈哈。开玩笑！跟你谈论问题非常有味道，真的！

thankstoyilin

感谢云鹤兄的见解。

其实，我对于主旋律是有客观的看法的，云鹤兄对于我谑称于丹“主旋律”有些微词，我非常理解。事实上，我时常有您类似的看法，我倾向于客观地看待问题，而不是因为主旋律的标签而加以先入为主的否定。

比如，对于一些主旋律电影，《任长霞》啦、《焦裕禄》啦，我坚决持肯定的态度。为什么呢？有人说到人治和法治的问题，认为只要制度完善，就没有必要去强调个人的重要。而强调个人的重要，就是在掩饰制度的问题。对于这个说法虽然有道理，但是不完全对。

我做管理工作，体会到一个公司里面，绩效考核不是万能的，总是有考核无法覆盖的内容。我们在完善考核体系的同时，一定还要强调敬业，强调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做事情的“公心”（也就是甘愿做一些考核之外的事务）。

由此展开去，到各个行业和国家机构，都需要讲究敬业爱岗。主旋律电影的主人公，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负使命，肯定他们有任何问题吗？

从这些意义上讲，我是一个颇“主旋律”的人。自己对党史、对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我觉得自己能够“尽可能独立地”思考社会问题。活到了奔四的年纪，世道人心也是看得多了。

但是，一事是一事。对于社会上的各种不公正和值得改进的事情，我想需要有冷静客观勇于批评的态度和行为。由此，我钦佩连岳们。

于丹解读中“有意无意”的“主旋律化”（姑且算我借用这个词吧），我不知道她的动机。但是客观解读上讲，这个倾向的确存在。既然存在，就要有人指出来。

云鹤兄不知道是否读过贝淡宁的这篇文章。我当时是在《读书》杂志看到的。电子版链接：http://www.chinese-thought.org/gjzx/004320.htm。您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相信能够对贝淡宁先生的观点有所判断，这在我是做不到的。我只是仔细阅读后，基本认可他的观点而已。

thankstoyilin

另：附一学人对贝一文的简单评述。在我看来，贝淡宁的文章是客观公允的，同样，下面对于该文的评述也是公允的。

今天把贝淡宁在《读书》八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论语〉的去政治化》粗略看了一遍，想到前几天在上海书展第一天于丹和易中天的“相声”表演。相比那些疯狂的“文化粉丝”，我更倾向于好好思考一下于丹《论语心得》和背后的价值。

于丹的书和讲座，从社会效应上讲，确实很了不起，很多忙于工作和生活等物质建设的人们开始有兴趣关注传统的儒家学说（我认为有没有兴趣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不是有没有时间），无论是否歪曲了孔子的原意，或者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去掉了政治因素，她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贝淡宁不仅肯定了这个事实，也同时指出，这一影响，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从不看到看，不关心到关心，就从国学的传播来看，至少有了声势的壮大。虽然通过这些关注，民众未必能领悟孔学的要旨和奥妙，甚至于丹的讲座内容是对于正统学术的威胁，但是她至少前所未有的打开了通途，积累了一批民众基础。我们应该可以预见，关注的人多了，必然会依托一定的比例造就一批致力于研究儒学的学者来，如果国学继续无人问津，大家都没有兴趣，那么如何通过“正统的教化”来培养经典的传人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快餐式的国学传播，是可能引领更多人从业余迈向专业的，我们也应该感谢于丹。感谢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致力做好三件事：一，继续研究保护正统的、符合学术要求的真国学，是学术的精华不受“快餐”的恶性影响；二，利用好增强的民众基础，要把从通俗入门阶段直至深入研究的循循善诱的“阶梯”铺设好；三，要持续做好“快餐”的工作，切不可因噎废食，抑或半途而废。

从学术价值来讲，贝淡宁的观点，我猜想，应该是非常客观的批判。他肯定了于丹的社会效应之后，直指于丹理论的偏颇和歪曲，然而始终没有提出对于丹的学术是低下的，他的语言给我的印象是，要从于丹的角度出发，看于丹的错误，也许就是希望社会能对于丹的学术抱有两个态度：宽容并批判。这是很值得推崇的。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于丹，也不能一叶障目，对于丹的学术的偏颇错误视而不见，或者不愿了解。如果不能看清于丹理论的错误，那么读者的境界和视野也就不能从入门的阶段进入更高的思考水平，对学术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另外，我想谈谈个人对于丹的学术的看法。从专业上看，于丹并不是专门从事文哲研究的，她的成功，也就是传媒学实验的成功，以及为她的学生做了实践的榜样。她对于孔子的隐含的强烈的批判性观点或出于不了解，或出于吸收大量的读者群而不想说，或出于政治局面的考虑，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这几种可能都存在着，因此我更相信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孔子对于人际关系的认识，对于君子小人的观点，对于政治统治和自由民主的观点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和谐化”，对此也可以理解，毕竟国情需要、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也需要，于丹学术消费水平的人民群众更喜欢听，于丹何乐而不为？

书展上，人们对易中天和于丹的狂热追捧，多少是不理性的。综合我的意见，我不垂青那些所谓“学术”，至于国家人文学术的发展，我觉得，上层和下层的衔接，严重的缺乏，让我非常非常失望，也非常非常无奈......唉，自己才疏学浅，还是先修身吧。

另附贝淡宁介绍：贝淡宁，原名Daniel Bell，社群主义学者，现任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专职教授。

qinhantang

    “关键的一点：身外的荣辱得失都是海市蜃楼，只有家人的健康、家庭的和谐才是重要的。”云鹤大哥在第六楼讲得太好了！！！俺把这篇文章拷贝了，时时读读，是调节心态良药。
    社会公平公正，关注弱势群体云云，无非海市蜃楼。“人民如草芥，蚁蝼且生存”。作为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星儿父母，比较好的心态是立足自身，面对现实，力所能及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两人中的一个要做好工作，保证家庭经济收入，这是根基；
    第二，作家长的身心健康。同样的生活环境条件，身心健康与否，幸福感生活质量可以有天壤之别。而且，健康平和的心态，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第三，力所能及，积极训练教育孩子，争取一定程度所处环境的理解与支持；
   
   

云鹤

T版：看来讨论就是好！即便争论，也很好！“于丹现象”不惟于丹一人或于丹一书，其实折射出当前社会文化的焦点所在。

你推荐的贝文，我看了，觉得他貌似公允，其实还是居高临下的架势，他所讲的的确颇有学术理据，但我就是不是很接受他的观点。

人家就是从社会文化切入谈道德、心灵建构，有所取舍，纯属正常，就是非政治化也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何况，于丹作为女性关注的角度，肯定有别于男性学者，这正好让几千年来男性独霸的《论语》诠释话语得到了必要的矫正。

贝文越论证，我越觉得于丹很聪明，角度准，策略精，文字巧，实在是传媒受众研究专家和传媒策划经营圣手。谁要是不服气，别盯住于丹，自己另起炉灶再去讲《论语》，前提是自说自话，别牵扯于丹。如果讲得大家都爱听，算你有本事。

说到这，我粘贴普通人物的一篇网络文章在下面，我觉得他对《批判于丹》一书的批判，也是有理据的。也许正好支撑了我对那些藉机出版所谓著作的专家的不恭维。

                                       妄评《批判于丹》  
                                  河南省平顶山市   刘选启

    上周星期天，我在逛书店时看到一本名字叫《批判于丹》的书，买了一本，花了几天的业余时间把它认真地读了一遍，有些感慨如梗在喉，不吐为快。因为现在人们对于丹议论和评价很多，褒贬不一。所以，见到此书，很想看个究竟。下面谈点读后感。
       第一、谈谈对《批判于丹》一书的赞赏。
    1、作者站在维护国学经典思想性、严肃性，特别是文化风气的高度，对于丹的论语、庄子心得中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以正视听，防止误导听众和读者，许多观点正确，言语中肯，其责任心和勇气可佳，值得赞扬，不失为一本质量较高的评论性、驳论性的书，看了以后给人不少的启示和教益。
    2、作者对于于丹论语、庄子心得中对原文14处甚至说是近百处的注解和翻译的曲解，甚至是错误观点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有力的，有理有据，切中要害，体现了尊重经典原文本意，维护国学严肃性的学术思想，从而能减少对听众和读者的误导，以及对经典著作的错误理解。
    3、作者对当前文化界出现或者说是存在的媚俗、庸俗和捧星、追星之风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列举了大量真实的例子，给人以警醒，读来可信，也可圈可点，大有痛快淋漓之感。同时，劝诫大家不要去跟风，跟风不会有好的结果的，只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尤其值得欣赏的是作者倡导进行文化改革，兴起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尽管其构想还不成熟，但想法是好的。
     第二、谈谈对《批评于丹》一书的质疑。
    1、批判于丹的文章写得过于辛辣，言词激烈，有些地方也不免偏激，“小妮子”、“美女教授”、“文化超女”的说法也是不严肃、不准确和不尊重人的，书中大有口诛笔伐之“文革遗风”，让人感觉到两位作者，特别是李放先生，大有一口吃掉“于丹红”，一棍子打死“文化超女”的气势，缺乏进行学术商榷、交流和讨论氛围和宽松环境，没有给人留下总结反思的机会，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俗话说，有理不在言高，有理也不在你的言词过激与否，而在于说理，以理服人，以德服人。
    2、书中存在着批判于丹错误的同时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第115页中写到“于丹论语心得薄薄一册，共150页，竟然有40多页论语原文。而《批判于丹》一书240页，同样附有40多页的论语原文。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嘛！还比如，李放先生在第74页谈到“不过若论及对论语思想的理解上，我敢自信地给自己打保票，我的阐发一定比于丹要深刻得多。”恐怕也不一定吧，何况目前还没有见到你的“阐发”呀，即使是有，那也得由专家学者和读者来评价，你的自信不也存在吹呼？再比如，在书中的第78页，有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位资深的出版人士，”不知到底有多深，是哪一级评定和认可的？起码有许多读者是不知道的。还有，第72页中提到论语心得的出版与于丹的父亲是老革命，曾经担任过中华书局的副总经理有极深的渊源，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批判于丹》一书的出版正是在作者李放所在的出版社出版的，这难道不是“近水楼台”、自个儿出版自个的书？
    3、对于丹心得的批判有失偏颇。指出于丹对原文的翻译和注解的错误，包括其思想性方面的问题，是负责任的，但对其心得的评论就有失偏颇。对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于丹的心得是她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是别人的心得体会。别人不接受，或者是反对，完全可以平等地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心得体会，让听众和读者去评判。于丹说“半部论语修自身”，这是她的深刻体会，并没有否认“半部论语治天下”观点，修身是治天下的重要内容之一。试想，一个修身不好的人能治好天下吗！何况，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讲到的，现在人们存在道德缺失、觉悟下降，还有自私、偏执、浮躁等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样离不开个人的自身修养。
    4、《批判于丹》一书也就240页，又是第一次出版印刷的书，竟然有三篇序言，一个跋，两篇后记，给人的感觉是不是也有急于推荐、急于表白和出名之意，说重一点，这也不是在炒作吗！难道这样的风气就是好的，不值得引起注意吗？
    最后说明一点，我既不是于丹的崇拜者，也不是于丹的评判者，而是一个普通的读者，站在自己立场上，把对《批判于丹》一书的好的方面，存在的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全面，仅供大家参考，也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教。

星星还是星星

    微风拂面在前面说到：潜水之余出来透透气，很舒畅。我也出来透透气。
    于丹问题我不关注，但“心病还要心药医”，我是连双脚都举起来赞成的。云鹤大哥在6楼说的，如qinhantang所言，真的良言。其中很多片段，耐人寻味：
   “我们这样的家庭，本来就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地中，能够把家庭维持住，把孩子扶持好，就是极大的善业，也为社会做了贡献，尽了大责任，也安了自己的心，遂了自己的愿（如果把身外之物看开了的话）。但要做到这一点，心态平和尤为重要。狭隘，就容易自我封闭；偏狭，就容易自我纠缠；愤恨，就会伤及身心；浮躁，就会动摇慧根；躁怒，就会丧失理智。相反，宽容自己，宽容别人，宽容处境，也许才能面对现实，并力所能及改变现实。而这并不需要依托社会，期冀别人的。”
    “家长的心态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而家长的心态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可以取得成效的。因此，我要求自己把心收住，把外物、俗念尽最大努力荡开，集中更多时间，保持更好心态，去对待儿子。”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双手才能为自己谋生。古往今来，有多少人靠造反或革命改变命运的。社会底层的人们怎么办？古往今来只有两条道路：一靠拼搏谋生或改变命运；二靠宗教或准宗教思想劝解自己，接受命运的安排。”

thankstoyilin

云鹤兄12楼对贝文的看法我不认同，只能尊重。呵呵。具体原因不一一说了。因为你接下来说得几个主要意思我觉得都和讨论的主旨不贴近，而且表述上也不太妥当。呵呵。

如云鹤兄能拨冗详述贝先生如何“貌似客观公允实则居高临下”，那是再好不过。

至于那位刘选启网友的评述，我说句不恭敬的话，貌似不能用来支持这个讨论。因为，他说的四点质疑，都不涉及主要问题的核心。具体原因是显然的，故不再赘述。

云鹤

T版兄似乎有些过于激切了，所下断语也比较简慢。如果你这又“不一一说了”，那又“不再赘述”，如何我的看法就要"拨冗详述"呢？这样，可不是那么“再好不过”的。

谈也可以，但如果变成作业一样，就有些烦了。另顺便一提：我已经申明，所引刘文只是作为我不赞同《批判于丹》作者们的佐证，并非用于对贝文的探讨。有没有涉及主要问题的核心，就要看是你的核心，还是我的核心。

其实还是你多次讲的，我们说的不同的焦点。那就彼此尊重吧。我们都不是专家，于丹也的确于我何有哉？既然都彼此了解对方观点了，那就“求同存异”，或者“和而不同”吧。

已经许多年没有这样辩驳过了，似乎回到青春年少的岁月，岂不快哉？呵呵o(∩_∩)o...

thankstoyilin

呵呵，云兄，不是我故作简慢，而是有原因的。

我说云兄对贝文的评述我不太同意，原来写了几句，后来一个误操作，没有保存。后来想想懒得再写了。我是愿意说话的一个人，不在乎敲几个字。那就简单说说吧。

你说“去政治化不是严重问题”，对这一点的保留意见我前面也说了很多，所以不用说；关于女性男性研究者的视角不同，我个人觉得在于丹误读这一点上，和性别没有关系，更遑论“男性独霸”的说法了；至于于丹现象整个的包装和营销之精巧，不在我们这个话题之内，而且某种程度是一种悲哀。

至于我说你引用网友的那篇品论和我们的讨论无关，其实也很明显。他说了四点，都无关我们的讨论：（1）于丹批评者言语的不尊重，是不可以的，这一点相信大部分理性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和于丹需要被评价无关；（2）质疑批评者的书充水，近水楼台地出版，也和我们的讨论主题无关。事实上，现在是自由社会、市场经济，愿意出就出，这里面无需加以评判；（3）于丹是自己的心得体会，不是别人的，允许个人自由。这一点我结合“受众面”这个因素也谈了很多；（4）序跋多，为了个人出名，这一点即便成立，貌似也无可厚非。

我们尊重任何网友的感受，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网友的见解都中肯。

我说现在是个自由社会、市场经济，也就说出版是自由的。出版社有利润，读者买账，就出版。这个角度说是自由的。名人很多书，照片充数，字号放大，留空很多，只要读者自己愿意掏钱，无可非议。出书为了出名，无可非议。还是那句话，允许有言论，就允许有批评，形式上的东西无需指摘。当然，出言不逊乃至造成污蔑诽谤，自有法律在保障。

云兄说似乎回到青春年少的岁月，呵呵，略有同感。读书的时候也参加过辩论赛之类的。后来觉得那种所谓的辩论赛（包括电视上的大专辩论赛）简直就是瞎扯，毫无严谨客观的辩论风气，要么是双方说的很热闹，但观点早已slip，不在一个点上；或者是抓住一点点纰漏痛打落水狗，全无风范。为辩论而辩论，那就是瞎耽误功夫。不能求同，那就存异；即便存异，也对双反的观点有清晰的理解和尊重。

云鹤

T版：我在跑马贴里说了，退出争论，因为我怕自己陷入为争胜而争论的辩论困境中。

但为了对你提出的问题做个回答（毕竟要有始有终），我申明两点：

第一，引刘选武网络文章，就是为了印证我前面所讲的：那些急忙忙出专著批判于丹的所谓学者，动机不纯，学术品位也不高。相反，像你所引的贝淡宁教授：《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以及我在跑马贴814楼所引的陈卫平教授：《于丹<论语>心得的“硬伤”与“软伤”》却是不少评论家比较赞许的。参见：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22687

第二，关于贝文，我承认这是一篇较好的文章，比较公允，但作者的居高临下，我不是很赞同。我始终认为，于丹讲《论语》去不去政治化，不是多了不得的过失。因她出发点在讲道德、心灵，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政治不可呢？何况即便西方学者普遍的首先也是把《论语》当道德教育“圣经”来看待的。而且在我看来，去政治化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为什么到了于丹那里就成了严重问题？为说明这个问题，我转录关于对北大李零教授：《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评述的文章的相关章节在下面（全文见：http://www.cbr.org.cn/data/articles/b14/1529.html）：


    知识分子的“去政治化”宿命

　　如果暂且按下各种在孔子问题上的立场不表，先认真地理解李零为什么要把孔子还原成“丧家狗”的形象，会发现他的这种努力中包含了非常值得关注的内涵。李零自己说得很清楚，他通过读孔子的话来理解孔子，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隔了遥远的时空和古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对话。这种对话当然不仅仅是一种毫不关己的冷冰冰的学术阅读而已，而是一种唤起古今同情的对话和阅读。李零刻画了自己心中的孔子面相，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整个知识分子命运的刻画。他把孔子从圣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清理，是把几乎所有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都看作是“丧家狗”。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并不只是偶见，但这种理解包含了怎样的曲折，目前还缺少充分的把握。

　　李零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失败感看起来带有调侃的意味，其实是沉重的。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这种失败感尤其属于当代世界。李零虽然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但他与国外汉学界多年以来一直保持深入的对话，对当代西方理论的动态也非常了解。他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认识，固然与自己的经历比如“文革”经历、与对中国传统的理解有关，但这种认识首先是对全球状况的一种把握。他在《丧家狗》自序的一个注里提到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特点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具有业余、外围的身份，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他在《放虎归山》中有一篇讲知识分子的文章，曾指出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不仅仅是经济改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有的境遇，西方知识分子同样如此。

　　当代知识分子全球性的边缘化，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或者说亘古未变的权力结构）笼罩天下的态势。李零在《花间一壶酒》中写道，世界已成一盘棋。全球只有一个大道理，叫“发展”的大道理，或曰“硬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面对天下汹汹的大势，知识分子除了边缘化，没有什么办法。他还提到美国知识精英的遭遇。美国的愚夫愚妇、石油大亨、军火商、共和党是布什对外侵略政策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布什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而那些东西海岸大城市里的精英，根本不是美国人，学校里的人则满脑子糨糊，左派也光说不练故弄玄虚。美国人民并不愿意听美国知识分子的，他们认同美国利益的扩张。

　　李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基础，就在于他对世界格局的理解。他在《〈丧家狗〉自序》和《花间一壶酒》等文章反复提到，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西方揍出来的现代化，启蒙就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所谓传统文化，都以现代化为前提，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全球化体系笼罩一切，“传统”的尾巴就算割不掉，也早就不成其为“社会”。今天中国虽然喘过一口气，但也不要忘乎所以。在李零眼里，已经被现代知识打败的中国传统文化难有作为。
　　那么，能怎么办呢？《丧家狗》全书最后一段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大概不是指知识分子。此前李零非常明确地排除了知识分子这个选项。他论述的一大重心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做不了救世主。其中要点，一是无论孔子还是柏拉图，他们的乌托邦都是要否定和批判现存秩序，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无力改变。二是知识分子打破不了自己的思想创造最后被权力体制收编的宿命，乌托邦最终将被转化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要既定体系无法动摇，仍然搞“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就逃不了被权力体制征用的命运；明知如此仍然搞这“三化”，就难免会变学者为政客。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中基本无路可走，向权力体制靠近则被吸纳和利用；群众喜欢的也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那些意识形态终将被权力体制所利用。

　　李零对知识分子无能的感受是双重的，不仅有无法改变现实的失败感，而且有批判和改造的努力本身被异化的失败感。从他的论述里不难归纳，后一种失败感来自于中国近代以来的两种挫折，一是被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传统面对西方的挫折，二是“文革”的意识形态化的后果和失败。这两种挫折都引向同一结论，把乌托邦意识形态化，不仅没用，而且有害。可以说，李零整本《丧家狗》都在强调知识分子的宿命，而知识分子的宿命本质上是命运本身。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不仅无法改造权力体制和资本主义体系，而且无法颠覆西方胜于中国的基本权力格局和知识格局。这是李零思路的要害所在。
　　这也意味着，要与李零有效地对话，就必须面对这一根本问题：讲孔子也好，讲儒家也好，是否有足够的能量来冲击和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不能，无论怎样为孔子和后世儒学辩护，大概李零都不会认为自己的看法遭遇了根本性的挑战。

　　李零主张“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但他对命运的看法引发的问题却是政治性的，也深刻地挑明了当代的价值困境。

　　李零在《硬道理和软道理》的第二十一条讲“向右看齐”，“现在大势所趋，是派别杂交，而独钟保守，全世界都如此”。这种全球性的保守浪潮也就是既定命运之下的去政治化，是20世纪社会革命浪潮终结之后的政治状况。知识分子既然无力抵抗这一潮流，也就不得不“去政治化”。如果主动与政治保持距离，就会成为保守浪潮中一个无奈的组成部分；如果加入去政治化的政治推波助澜，就会成为保守浪潮中活跃的组成部分。不管与政治保持距离还是主动加入，知识分子都是“去政治化”的知识分子。


我曾经读过《读书》前主编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与二十世纪的终结》一文（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6302），对“去政治化”问题有所感触，看了《丧家狗》后，对“去政治化”的问题有了更加复杂的看法和无奈的情绪。所以，我对贝文居高临下指责于丹的“去政治化”有了一些微妙的抵触情绪。

不过，我赞同T版说的，贝文的确是评于丹文章中比较客观、有深度的。我在第一点中也申明了。至于我对贝先生的观点的意气化评断，则是应该承认有些偏颇的。但我不是做学术研究，不是非那么全面、缜密不可；即便学术评论，也大多了主观立场的，毕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还是难以彻底摒除主观成分。

最后再次谢谢T版，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正是意气风发的人生阶段，我真的有些艳羡不已了。真的，等你四十几岁了，就会发现四十岁前与四十后是大不一样的。谢谢你让我也意气风发了一把。

thankstoyilin

云兄不必轻言退出。至少，你给我这些链接阅读，就是很有价值的啊。

不过，云兄给出的这些资讯，其实对“去政治化”这个问题的探讨引入了很多干扰项。不仔细阅读，还真迷糊。

汪晖的文章是一个漫谈式，读起来有些费力。某些主题显得生疏。不过，汪文中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个概念中的“去政治化”，我觉得和贝文说于丹的“去政治化”，严格讲不是一个概念。

云兄给出的针对李零的评述，看下来，我觉得比较核心的一个主题，是“（孔子）究竟是更顾自己丧家狗之影而自怜，还是更倾向于知其不可而为呢？”

由此我要问，云兄所言“去政治化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这个表述，是指无奈的现实和趋势，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知识分子面对这个困境，是顾影自怜，还是倾向于知不可为而为之？

对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之说。事实上，每个知识分子内心的回答，可见其境界的高下。

我自己常说，欣赏“成熟而不世故”，这是一个较低境界的说法；高境界的，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连岳就率厦门市民完成了一件看似mission impossible的事儿，由此我由衷钦佩。

另：
   我阅读贝文不止一次，自始至终没有看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一个温厚长者怀着爱护之心在客观评述。
   贝淡宁的几个主要观点是：“于丹成功的真正秘诀在于信息的内容。她诊断出现代中国的抑郁不适，告诉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容易的方式，只是需要一点内省。她还激起人们称为好人的欲望，如果我幸福，别人也会幸福。”，贝淡宁认为于丹所讲的《论语》没有明显的误译，而是将《论语》去政治化了。贝淡宁批评了于丹倡导安于现状的保守倾向，即于丹“告诉人们他们不应该抱怨太多，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注内心幸福，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于丹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导致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种种集体的解决办法。”
   这样的观点何来“居高临下”，我百思不解。
   如果回到我们这个家长群体（原谅我似乎有举此例博共鸣的嫌疑，但我显然不是这个意图），我们可以追求坐看云起的境界，但需不需要竭力寻求社会的支持这种“集体的解决办法”？

thankstoyilin

我们这些讨论可能被大方之家笑话，但是不要紧，这些所谓的大方之家，已经不善于清晰表达观点了，只会故作高深。相比之下，胡适之的很多文章写得就那么流畅清楚。

上一帖没有写得很清楚。云兄提供的几篇文章，我觉得综合一下之后，得出一个粗浅的看法，那就是不论学界对“去政治化”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的，它的概念和外延是什么，但在我看来这里虽然几处用到这个词汇，其实分出了三个方面的含义。尽量简洁地说吧：

（1）汪晖文章中的“去政治化”，我理解是指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比如从“党国”到“国党”的转化，比如英国日本皇室的符号化，再比如我们的白猫黑猫说。总的来看，是指生产关系、社会资源配置、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等等方面，趋向于一个符合人类群居生活的一个理想模式。这个模式下，不需要政治挂帅。
   这一点纯粹是我个人的理解，还请有学问的XDJM指正。

（2）李零和评价李零的文章中，“去政治化”指的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或者归顺强权政治、或者退隐山林。所以我想问的是：这是一个普遍的现实和趋势，还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顾影自怜？

（3）贝文中的“去政治化”，似乎更加狭义一点。是指于丹的解读去掉了孔子的一些政治主张。说的简单点，就是说民众面对一个困境（不说精神，仅说生活），孔子主张首先应该诉诸体制国家社会，寻求集体解决办法；而于丹解读是转而寻求自身的心灵自由，退一步海阔天空了。打个比方说，如果底层人民在CPI跑得比我们的跑题还要快的时候，孔子认为要寻求政府的解决，于丹认为大家要把豆腐青菜想得很有营养，照样活命。----这个话比较糙一点啊。

所以我觉得单说第（3）点的话，是很明白的一件事情。云兄提供的资料，补充了（1）、（2）两个层面，反而把这个讨论主题给泛化了，抓不住了。上面的三个方面，是否就是“去政治化”这个概念的全集了呢？我也不知道，呵呵。

至于说，于丹这样子“去政治化”，是否不应该，还是可以被宽宥，这就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是肯定有不少人倾向于认为于丹的解读是趋时的，是主旋律的，而且我认为这个倾向是很自然的。孔子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什么，这一点很应该被指出来。至少，广大没读过论语的观众读者应该知道这一点。

云鹤

T版：既然说了退出争论，我就不再辩驳了。应该说：你的很多见地是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