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题装老帖，不拉风、不显摆、不喜欢方舟子

仰望山林

徐贲：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

发布时间: 2011-08-16 09:13 作者: 徐贲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037次

有人指控贺卫方，说他“20年不发表学术论文，单靠时评、演讲，没有资格胜任北大法学教授一职”。姑且 不论这个“没有发表论文”的指控是否属实，单就当教授必须有“论文”而言，就是一种谬误的说法。论文不能说 明一个人的学问，学术刊物上的许多论文根本就与学问无关，也根本没有学术可言。教授是在大学里既教书又 进行学术活动的人。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了解什么是学术，以及学术与教书之间 有些什么关系。

一 、学术是一种公共事务参与

学术是探索和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和过程。学术是手段,是为了发现新知识并将获得的知识用于社会普遍教育 和其它形式的公共事务参与。学术的理想与人的教育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目标包括实现人的平 等、自由、尊严,以及尊重人的多元、理性、独立、创制。当学术无法帮助教育或其它公共事务实现这些基本价 值目标时,当学术甚至不再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表现它的社会关怀和社会问题意识时,学术便不得已变成了它自 己的目的。原本社会性的学术变成所谓的“纯学术”，要是学术对此麻木不仁、随遇而安，或者甚至反而沾沾自 喜、自夸自赞,那么学术一定是出了问题。

学术的社会意义在于知识的公共运用。学术不只涉及少数学者发现新知识,传播新知识的思想、言论权利, 而且还涉及广大社会公众获得新知识、运用新知识的公民权利。思想的禁锢和言论的钳制是对这两种权利的侵 范。当学术受到种种思想禁区、课题禁忌和“敏感词”管制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思想自由,而不是所谓的学术纯 粹性。

今天，职业化的“纯学术”在中国所走的已经不再是启蒙主义时代浮士德的道路，而是一条权力政治市场经 济时代的商品学术道路。它是和大学这个知识场所的高度政治化和经济体制化一起发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 益事实上已经成为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正义的诸领域》中所论述的那种个别社会领域对其他公共生 活领域（教育、知识、思想）的“宰制”(domination)。 这种宰制使得其他领域中原本应当独立的领域正义遭 到了破坏，也使得学术领域无法成为一个民主、开放、宽容、进取的学习型社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学 术的公共性就成为维护应有的公共生活正义的问题。学术是人的思想和创造的结果，是学术者个人在具体的社 会环境和公共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生存世界的方式。学术者选择了做学术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 于知识好奇或好玩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做学术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做学术本身就是一种 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共同增进社会正义的方式。

二 、学院里的学术

人们今天所说的“学术”,常常指的是学术产品,尤其是像专著、论文等一类的文本产品。其实。这一类的文 本产品并不总是具有学术价值。要了解什么是“学术”,就得先知道谁是“学者”,学者做什么,而不只是他们生产怎 样的什么产品。“学者”的所指在历史中多有变化。例如,在古代社会里,学者指的是从事手稿、典籍、宗教经文 抄写的人员,而那些从事公众或私人写作行为的僧侣、演说家和政治官员也都可以看做是学者。到了中世纪,学 者指那些正在接受古代文本研读训练的大学生。到19世纪末,在美国,学者主要指大学教授,而教授的“学者工 作”则包括教书、公民服务和有关的知识发现。20世纪,出现了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学科领域被划分界定，学者是 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人，而学术则指符合这些学科论题和规范要求的研究产品。[ii]

随着“研究”与“学术”之间形成特别的关系,“同行评审”成为衡量学术的标志特征。“同行评审”把学术产品交 由领域中的数位“专家”评审，以获得专业认可。这种评审问题很多(有的根本就是形式主义),它的实质效果和价 值一直颇多争议。尽管如此,在出版、学术资助、任职、提升等程序中,“同行评审”仍是正规的标准程序。由于 这一“正式”程序的标准化,其它“非正式”的评价方式受到忽视或排斥。“非正式”评价往往来自公共社会,而非囿于 单纯的“学院”或“学术”体制。许多人认为不应当贬低“非正式”评价的重要性，因为“最广义的‘同行评审’应当说 是当人们就什么是新知识问题进行交流时,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同行评审(无论是在[论文]发表之前,还是之 后)都是建立知识共识过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更是必需的。”[iii]

同行评审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的自然科学界,当时所起的是营建和发展学者公共群体的作用,而这种群体 则又是公民社会群体的一种形式。人们经常性地对新知识进行评议和交流,它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和自由的交往方 式。在科学群体中,参与者逐渐就研究的方法、语言、质量标准等等形成了评审的共识,这样的参与有许多是 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的。今天的学术评审制度往往舍本逐末,抱住形式主义的专业小圈子,轻视或者甚至排斥 学术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自由交流和公共群体构建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回归知识评审的公共价值应当兼顾正式 和非正式的评审。这里的评审指的不只是个别专家的匿名评审,而更是让尽量广大的公众能公开发表对新知识的 看法。

同行评审要比学术刊物晚出世近一个世纪。最早的学术刊物出现于1665年,是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伦 敦皇家学会哲学交流》(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当时是出于学者们互相交 流的需要。早在1640年代,一些英国学者就定期在牛津大学定期聚会,并称他们的群体为“无形大学”,后改名为“皇 家学会”。当时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是通信,随着学会的成员增多,相互通信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便出现了学 会的刊物。刊物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交流,不是发表研究成果。庇克(R. P. Peek)指出,当时学者做不做研究完全“是 自愿的”,“早期的刊物数目很少,并不被当作学术成果非在那里发表不可的地方。”[iv]

三、“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未必都有学术价值

学术刊物的最初作用是为学者公共群体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开放空间,刊物起到的是营建、凝聚学术公共群 体的作用。纸质印刷传媒是它的技术条件,“[学术群体]成员由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而结合到一起。科学由于两个 原因而非常依赖于印刷文字。印刷文字可以将结果、观察、交流、理论等作为公共记录永久保存,也为批评、辩 驳和提炼事实而提供机会。”[v] 今天，印刷文字的这两种作用已经越来越多地由电子传媒来补充或者代替,但传 媒的公共性功能没有变,都是为了让尽可能广大的公众(the publics)参与到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中来。不幸的是,今 天的印刷学术刊物所起的“学院奖励制度”作用超过了公共知识信息作用,更令人担忧的是,“刊物出版已经大大地 从学术社群转移到出版者那里,……形成了不同出版者间的等级制度,”学术成果变得前所未有地依附于这个外在 的等级制度。[vi] 在国家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管制控制出版业的情况下，出版者为了自保、怯于经济惩罚而贯彻 和放大政治审查意图，为虎作伥，宁错毋漏，说真话的学术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祭品。

以发表刊物、出版社等级为标准的知识体制注重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利益行为,为升职、经费、奖励而进行 的各种学术评审往往排斥“非专业”(跨学科、公共问题、大众媒介、报刊)的思想产品成果。学术委员会和资深 学者在对新入行者，尤其是青年教师进行学术指导时,明确要求他们以小圈子专家同行为意向读者、鼓励他们在 读者很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以显示“优秀”的学术品质。这些“资深学者”在学科里担任的往往是“学科守 门人”的角色。和其它的行业一样,大学的专业领域也是由三种不同角色的个人构成：守门人、专家和初学者。 守门人精英层的形成受到政治、声望和职位任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必须在特定的决策机制中才能起作用。守门 人是行业或职业的精英,他们不只是本学科的业务带头人,而且还是职业内变化的主导者。[vii]

在美国,狭隘的学科学术模式是在1815至1915年间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培养思想精英和以精英文化传承者为 主要目标，追求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研究。[viii] 19世纪的美国大学因此鼓励教师避免“社会、政治、道德 和宗教问题”。[ix] 随着20世纪进入群众社会时代，这种精英模式已经不得不发生巨大而彻底的变化。

四 、大学是教授给普通大学生上课的地方

教育普遍化的趋势改变了民众接受信息、相互交际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工作机会、消费方式、对 政治宣传和社会政策的理解方式,等等。威尔士（H.G. Wells）在1920年代写道,“从来也没有这么多能阅读的群 众,以前分割读过书的(readers)和文盲群众之间的那道鸿沟现在变成了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些许差别。”[x] 爱略 特(T. S. Eliot)认为,扩大教育的结果只会生产半吊子的读者。他写道,“毫无疑问,就在我们急急忙忙想要每一个人 都受教育的时候,我们正在降低教育标准,……我们在拆毁古老的大厦,腾出空地来,好让未来的野蛮游牧民族有地 方安营扎寨。”他建议,将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生人数砍去三分之二。[xi]

二战结束以后，现代社会知识和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大学发生了更为彻底的变化，大批退伍士 兵作为学生进入大学，大学不断扩招学生。这种情况与中国目前的大学扩招有不少相似之处。大学接纳了许许 多多本来读完高中就算完成了教育的学生,大学教育中学化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但这并不就一定是坏事。如果 我们把扩招的目的或效果看成是提升民众的普遍教育程度,而不是扩大知识精英的人群,那么,扩招应该说是一件 好事。但是，大学原先的精英知识模式却是再也不可能维持了。在美国，精英式的纯学术模式在1980年代 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批判和1990年代的“重新界定学术”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否定。人文和 社会科学的教师对“重新界定学术”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最为热烈。学术不仅涉及什么是可以当作“学术成果”的产 品(是单指论文、专著,还是兼指讲稿、教案或者别的),而且也涉及对学术的奖励制度(评级、升职、名誉、课题 经费等等)。越来越多的教育界和思想界人士认识到，现有的一些学术评定流于形式，忽略学术的社会功用， 尤其是忽略学校里的实践教学，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的一大弊病。

五 、重新界定学术和教授

“重新界定学术”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研究”与“教学”的关系,这是因为，现今学术场域主要就是在大学。大学 的学术奖励制度重研究、轻教学,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动机也不相同。例如，学校行政领导和校董会大多 从学校的开支着眼,认为教师多做研究会不利于教学量,多做研究会导致增加教师和提高学费。不少教师由于同 时感受到研究和教学的压力，也希望减轻研究的负担。[xii] 大学教师压力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必须有什么样的 研究才算学术成果。1989年的卡内基基金会调查发现,在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中,73%的教师认为,最受认可和奖 励的学术是在评审制刊物上发表文章，或在有名气的出版社出版著作。[xiii] 另一项研究表明,发表物之间还存 在着4种不言而喻的“等级”。第一是“课题对象”:理论的在上,教学的在下。第二是“研究方法”:原创在上,二手综述 次之,带个人性质的又次之。第三是“出版种类”:专业刊物和大学出版社的在上,非专门的、教学或教科书在下。 第四是“评价方式”：同行评议在上,社会、媒体评议在下。[xiv]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学的学术评审大致相符。不同 的是,美国大学从1980年代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大学在21世纪，居然却还人在把它当作 一种理想规范来随便断言谁有资格当教授。

教授的主要工作是教授，也就是教书。有人挖苦道，对于在大学里不用教书的教授来说，大学是一个很舒 服的地方。他们有的成为不用为普通学生上课，到处周游“讲学”，享受“超一流”待遇的“名教授”，有的成为管 思想，管教授，自已没有能力教书，却有权决定谁可以提升为教授，谁不可以提升为教授的“学官”。只有这种 在大学里不教书的人，才是不配在大学里当教授的。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ii] Thomas Hatch, et al., Into the Classroom: Developing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6, pp. xvii-xviii.

[iii] D. A. Kronick, “Peer Review in 18th-Century Scientific Journalism.” JAMA 263 (10) 1990, p. 1321.

[iv] Robin P. Peek, “Scholarly Publishing, Facing the New Frontier.” In Robin P. Peek and Gregory B. Newby, Scholarly Publish: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 1996, p. 5.

[v] John M. Ziman, The Force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90. Qtd. Robin P. Peek, “Scholarly Publishing, Facing the New Frontier,” pp. 5-6.

[vi] Robin P. Peek, “Scholarly Publishing, Facing the New Frontier,” p. 6.

[vii] Howard Gardner, et al., 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p. 24-25. 在政治权力宰制大学体制的中国，正如张鸣很形象地描述的那样，大学中各种“角色”有其自 己的特点。第一种“是大学脸上的‘脂粉’，这属于极少数大牌教授。……首先最受重视的是具有全国性学术评审 机构成员资格的人。”第二种是“学官”，即那些“有教授头衔，但屁股坐在官椅子上”的人，他们是大学官僚衙门 的层层管事。第三种是“三六九等‘计件工人’的教师”。张鸣：《大学教师的角色》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1772.

[viii] Joseph M. Moxley and Lagretta T. Lenker, eds., The Politics and Processes of Scholarship. Westport CN: Greenwood Press, 1995, p. 1. Robert Connors, “Rhetoric in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Creation of an Underclass.” In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Instruction: Postsecondary. Gen. ed. Charles Schuster. Portsmouth, NH: Boynton/Cook Publishers, 1991, pp. 55-84.

[ix] Quoted in Robert Connors, “Rhetoric in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Creation of an Underclass,” p. 60.

[x]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London: George Newnes, 1920, p. 647.

[xi] John Care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Pride and Prejudice among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1880-193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 15.

[xii] Ernest Boyer在《重新界定学术》(1993)中，对美国大学学术制度有详细研究,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数 字。卡内基基金会对全美大学教师在1969年和1989年各作了一次调查,有这样一道问题,“在我的系里,教师因无 论文发表,难以得到终身制。”对此表示强烈同意的所有的大学教师,1969年是21%,1989年是42%;在可以授以博 士学位的系科里,这个数字1969年是27%,1989年是71%(几乎增加了3倍);在人文学院中这个数字增加了4倍,(从 6%到24%);在综合性大学中,这个数字增加了7倍(从6%到43%)。这些数字反映了教师压力感的增加。Ernest Boyer,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 Princeton, NJ: Carnegie Foundation, 1990, p. 12.

[xiii] Ernest Boyer,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 Appendix A-10.

[xiv] Richard C. Gebhardt, “Issues of Promotion and Tenure for Rhetoric and Technical Writing Faculty.” Studies i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Denton, TX: CCCC Committee o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 1993, p. 11.

仰望山林

忙，没工夫来论战，吆嚯几嗓子，1491楼的书法像是老鹤(贺卫方，非云帅）的脚趾头写的，鉴定完毕！

科学党，骑墙党及秋党们怎么不把老鹤自纠自查的微博给一起转了啊？

仰望山林

方舟子和以琳科学党所推崇的饶毅最新文章————————

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
饶毅
精选
已有 20114 次阅读 2011-8-22 09:20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屠呦呦 张亭栋 青蒿素 砒霜 中药 中医


【说明

首先抱歉，标题是为了吸引眼球。而且，读者可以看到，本文介绍的工作并不适合用院士与否来评价，所以题目应该被批判。本文作为非正规博文一周后，题目将改回以下正文的标题。正文目前作为征求意见稿，也将适当修改后发表于正式刊物，这相反于我平时一般先正式发表后请科学网置于博客的习惯。

在科学界，我有双重身份：正在实践的科学家和对历史与现实的评论员。第二身份包括我对科学史的兴趣。以前以介绍其他人研究过的科学史为主，近年对感兴趣较长的中国近代科学史，我通过和北大医学部张大庆老师和研究生黎润红的合作，获得了一些史料、正在写文章。如何呈现本文要讲的工作，也得益于“GSK终身生命科学成就奖”评奖委员会的同事们的讨论，他们是鲁白、傅新元、马红、王小凡。

因为最近我第一身份出现一些情况，引起了出乎我意料的关注，为了避免继续过度解读，而将其中无意义的部分转化为较有意义的事情，我为本文加上目前对我博客感兴趣的外界人士可能注意的标题。

本文主旨是希望中国重视一些在国内做出了杰出工作、而未获适当承认的科学家。本文要介绍的两位人物年龄都较大，其中一位还在病中。他们做出的贡献，在我（作为科学的评论员第二身份）看来，值得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他们在国际国内的认可都远低于他们的实际贡献。两位皆非院士，其中一人可能从未被推荐过，这是和题目的联系。同时，我认为如果考虑中国“国家最高科学奖”，其委员会需要做好功课，至少了解到本文的层面，而不是因为争议搁置考虑。

我希望，有比较多的人，从各方面使他们的成就和贡献为世人所知。如果我们大家努力使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才是我第一身份导致的小事件通过第二身份而带来的意义。

以下为正文。】

        

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

在中国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药物，能否改善现代人类的健康？在中国，有些人可能不认为只是问题，而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中药尚未成为主要的药物来源。

对于中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思潮。一种认为中药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以后毫无作用，另一种认为中药不能按照现代科学标准来评判、而有中药特殊的标准。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非常清晰地肯定中药仍有益于人类，一个古老的传统还含有很大的潜力改善健康。

回顾对它们的研究过程，可以看到极端思维的错误，而理性的思维，常常看起来是中间道路，却是合理的、也是进步的必由之路。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两项工作都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遵循现代科学的标准。他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挽救了无数儿童和成人的生命。

两个药物都来源于中药，而且碰巧是两位年龄接近的科学家于1970年代初期发现。在大型“523任务”研究抗疟疾药物过程中，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是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在以个体科研小组模式自由探索性地研究中药抗癌作用过程中，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亭栋是砒霜中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治疗作用的主要发现者。

在屠呦呦和之前，陈克恢曾于1920年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短期工作，期间用中药做出重要发现，特别是他对麻黄素功能的研究，闻名中外。在到协和工作以前，陈克恢留学美国留学获得很好的科学训练。在协和工作以后又回到美国，在学术界和药物工业界，特别是药理学界，陈克恢蜚声国际。

1950年代后中国闭关锁国二十多年。在北京工作的屠呦呦和哈尔滨工作的张亭栋都没有可以和陈克恢相比的训练背景。他们分别在1950年代就读于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和哈尔滨医科大学，他们在从事关键发现时期的工作条件也远非理想。1960年代中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中国正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热潮中，是中国历史上奇特的阶段。在经历了有些中国人把人斗人的劣根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几年、在将中国科学院和大学有经验的科学家和教授纷纷被批斗、关牛棚和靠边站后，到1970年代初，大学、科研机构很多人都无所事事，甚至每天工作时间主要是看只有4版的《人民日报》等报刊，有些女科学工作者当时也加入上班打毛衣的行列，科研经费和科研课题更是很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竟然有人做出重要的发现，而且堪称中国近代可能最重要的两项药物发现，其记录迄今未被大量投资药物开发的今天中国医药界所超越。

肯定和认可屠呦呦和张亭栋的工作，回顾他们的工作，不仅对于他们有意义，而且本文希望能够刺激其他人更仔细的研究、以期总结有益的经验和值得汲取的教训，促进今后中国的医药更快更好的研究和对自然的有效探索。

青蒿素和屠呦呦

现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是起效最快的抗疟药，可以在一线使用，也是在对其他常用药物如氯喹出现抗药性情况下，可以改用的药物。当然，青蒿素并非无缺点，也不是可以替代所有其他抗疟药的唯一药物。但是，它确实治疗了很多病人，有时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在结构上，青蒿素完全不同于其他抗疟药，是全新的一类药物，迄今国内外仍然试图寻找更好的衍生物，以便改进疗效、减少抗药性。在科学上，青蒿素作用的机理，迄今尚未完全阐明，仍然是研究的问题。

对于青蒿素的发现，知道的人也不少，但有较大争论。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其代表人物。

“523”任务，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的疟疾问题，而开始的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其组织起始为1967年5月23日，那是文革中开会都怕找不到安稳地方的时代。组织的主要协调办公室一直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参与的单位遍布全国很多地方，北京、上海、云南、山东…，人员至少几百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规模合作项目，其中有很多人的集体起了作用。但是，是否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

1930年出生的屠呦呦，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于1969年被召集加入“523任务”。

“523”计划分成几个部分，分别制造已有西药的仿造品、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在中药里面，不同课题组试了很多中药，包括药效较强、但副作用较大的常山。不仅古代中药书上，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民间都有使用青蒿的记录。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课题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能的抗疟中药，共808个，其中有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军事医学科学院用鼠疟模型筛选了近百个药方，青蒿提取物有60%~80%的抑制率，但不稳定。屠呦呦给课题组提供了筛选了多个中药的清单（矿物药：黄丹、雄黄、硫黄、皂矾、朱砂等；动物药：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等；植物药：地骨皮、甘逐、黄花、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屠呦呦课题组也观察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剂无效、95%乙醇提取物效价仅30-40%。1971年，屠呦呦本人的一个关键作用是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100%，这一方法的提出立即导致发现青蒿的高效性。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务的会议上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再进一步肯定有效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其后集中于青蒿。倪慕云先试图获得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以后钟裕蓉成功地获得青蒿素结晶，她们取得分子式。由屠呦呦课题组成员携带青蒿素，以其他课题组（如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为主分析青蒿素分子、解析青蒿素结构。在获知屠呦呦小组1972年结果的情况下，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都分别进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独立获得了抗疟有效单体，并分别命名为“黄花蒿素”（山东）和 “黄蒿素”（云南）。1974年，黄花蒿素和黄蒿素都被认为都是北京的青蒿素。

虽然青蒿素历史有很多争论，无异议的是：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获得青蒿素的钟裕蓉，也无疑是屠呦呦课题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公开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作用以后进行的。

有关青蒿素的历史回顾很多，本文仅限于明确一个问题：屠呦呦确实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其他课题组和科学家，确实起了很重要作用，屠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础，也有她课题组人员起很重要作用。肯定她的作用并不埋没其他人的作用。应该有更详细的历史记载，让人们知道“523任务“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的贡献。

砒霜和张亭栋

砒霜的化学成分为亚砷酸（三氧化二砷）。

用砒霜治病，中药有传统，西方也曾用过。含砷的中药有砒霜、砒石、雄黄、雌黄等。北宋的《开宝详定本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记载了砒霜的药性。西方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曾用亚砷酸治疗白血病，但未获普遍承认和推广。  

1971年3月，哈尔滨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药师韩太云从民间中医得知用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蜍等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韩太云将其改制水针剂，称"713"或"癌灵"注射液，通过肌肉注射治癌，有些肿瘤病例见效，但毒性太大而导致被弃。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亭栋继续此工作。张亭栋195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六十年代曾经参加西医学中医训练班。

1972年后，张亭栋等一方面开始主要集中做白血病，而不是无选择地做太多疾病，另一方面他们将组分分别检测，发现只要有砒霜就有效，而轻粉带来肾脏毒性、蟾酥带来升高血压的副作用。后两者对于治疗无用。

1973年，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黑龙江医药》发表论文，报道他们用“癌灵注射液”（以后也称“癌灵1号）治疗6例白血病病人。他们明确主要用砒霜的化学成分“亚砷酸（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轻粉（氯化地汞）”，结果6例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人都有改善，对其中一例有急性变的患者也有效。他们提到还正在研究对急性白血病的作用。

1974年，他们以哈医大一院中医科和哈医大一院检验科署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发表“癌灵1号注射液与辨证论治对17例白血病的疗效观察”。总结他们1973年1月至1974年4月对不同类型的白血病进行治疗，发现“癌灵1号”对多种白血病有效、而对急性白血病可以达到完全缓解。1976年哈医大一院中医科曾撰文《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白血病完全缓解五例临床纪实》。1979年，荣福祥和张亭栋在《新医药杂志》报道癌灵1号治疗后存活4年半和3年的两例病人，皆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1979年张亭栋和荣福祥在《黑龙江医药》发表《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辩证论治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总结他们1973年至1978年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总共55例，其中1973年至1974年23例用癌灵一号，1975年至1976年用癌灵一号加少量化疗治20例，1977年至1978年用癌灵一号加少量化疗治12例。对于每一个病例，他们都具体分型，有明确的疗效观察。全部55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缓解率70%，12例完全缓解，对病人的毒副作用小，他们还用十倍于成人的剂量，给12只家兔注射癌灵一号，未见心、肝、脾、肾毒性作用。

有三个重要问题：1）张亭栋等是否确切知道治疗癌症的作用来源于“癌灵一号”，而不是同时使用的其他中药、和化疗西药？2）他们是否意识到癌灵一号的作用来源于三氧化二砷，而无需轻粉（汞）？3）他们是否知道三氧化二砷对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作用？这三个问题，在1979年《黑龙江医药》杂志中，可以看到张亭栋和荣福祥有明确答案：1）有三例病人（一位成人、两位儿童），单纯使用癌灵一号，不用其他中药、不用化疗西药，也显示疗效，其中当时儿童存活已经4年，成人已存活9个月；2）在第11页，他们指出“癌灵一号之有效成分为三氧化二砷”，其他中药为“扶正”，他们明确这些中药并非治疗白血病、而用来支撑病人身体状况；3）在第10页和第11页指出，他们明确指出对早幼粒型白血病效果最好。

可以说，到1979年，张亭栋和不同的同事合作发表的论文，清晰地奠定了我们今天的认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也既法国-美国-英国分型的M3型白血病）。

1981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 （指导:张亭栋;执笔:李元善,胡晓晨;参加人:李明祥,张鹏飞,荣福祥,孙洪德,李会荣,吴云霞,检验科血研究室）在《黑龙江中医药》发表《癌灵1号结合辨证施治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73例临床小结》，报道癌灵一号对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率达24%、总缓解率达86%。1982年的全国中西医结合白血病座谈会上，张亭栋、李元善公布了《癌灵1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实验研究—附22例完全缓解分析》和《98例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分型与临床疗效探讨》。

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灵1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及实验研究”。总结他们1972年以来治疗的81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分析其中完全缓解的22例。他们指出，完全缓解的22例中，7例为M2型，15例为M3型白血病（既APL）。他们也指出“以M3型效果尤为显著”。1985年张亭栋等撰写《癌灵1号（713）注射液治疗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

1991年在《中医药信息》杂志，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荣福祥、王钦华、李金梅、冯秀芹发表“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施治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长期存活16例报告”，应该是1984年张亭栋、李元善文章中的的延伸。1991年文章指出，他们从1974年到1985年以癌灵一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19例完全缓解，五年存活16例。

1992年，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作为“经验交流”，介绍的内容完全相同于1991年论文。比较奇怪的是，英文文献基本都引用这篇文章。这篇也是中文，内容是1991年的简介，而实际发现在1973年就有文章，在1979年就明确对APL的作用最好。

张亭栋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亭栋等当时的研究，没有对照。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是觉得不能用不治疗作为对照？1982年，张亭栋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的评论文章，显示他知道医学研究的规范，但他指出“对于较严重疾病的患者建立对照组，即使是建立无害的‘空白对照’，也是不允许的，只能用平素认为较好的疗法与新疗法来对照观察。而对于某些‘绝对’的治疗也可以不必选用对照组，如对急性白血病或其他恶性肿瘤等，也可以说明”。这种说法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但其中的道理很清晰。

中医理论是否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有指导作用？如果我们今天复习这些文献，可以看到，中医辨证分型，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没有意义。比如，他们谈到对急性白血病的中医分为五型，而治疗时使用三氧化二砷并无差别，对于其他辅助的中药，也许这些分型起作用，但当证明三氧化二砷有作用，而其他中药不用也可以的时候，中医分型的意义就没有确定。而西医对白血病的分型才对他们找到适应症起了作用。他们完全放弃中医辨证分型以后，适应症和效果更确切。有趣的是，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1973年的第一篇论文完全没有谈中医理论，而其后多篇论文讲解中医辨证分型。

中国对于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治疗的贡献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被认为是白血病比较凶猛致死的一种。1973年，法国Bernard等推出的西药化疗大大提高了治愈率，其后改进的方案成为世界主流治疗方法。1973年张亭栋等发现亚砷酸（三氧化二砷，As2O3）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至1979年完全清楚其最佳适应症为M3型白血病（也就是APL）。

1983年，Koeffler 总结了多种化合物（包括维甲酸）在体外细胞培养对人白血病细胞的分化作用。198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Flynn等报道用13-顺维甲酸治疗一例APL病人，对白血病有缓解、因其他原因去世。1984年，瑞典的Lund大学医院内科的Nilsson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1986年荷兰的Daenen等报道用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1986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Fontana等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

198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振义用全反维甲酸治愈一例5岁白血病儿童。1987年王振义课题组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报道用全反维甲酸（合并和单独）治疗六例APL病人。1988年，王振义课题组在美国《血液》杂志发表论文，总结他们用全反维甲酸治疗24例APL病人，获得完全缓解。这篇论文，使有关医生瞩目全反维甲酸治疗白血病，引起广泛重视，在国内外较快得到重复和推广，为APL病人带来福音。

1995年，大连解放军中医血液病专科中心黄世林、郭爱霞、向阳、王晓波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林慧娴、富丽等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复方青黛片为主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以复方青黛片治疗60例APL，完全缓解率98%。所用中药复方含青黛、太子参、丹参、雄黄，估计是雄黄的硫化砷起作用。

1996年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的张鹏、王树叶、胡龙虎等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当年第二期发表“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72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总结他们自1992年至1995年用简化为三氧化二砷（不含汞）治疗130例APL病人中完成一个及以上疗程的73例。初治患者完全缓解率为73%，复发患者完全缓解率为52%，与全反式维甲酸无交叉耐药。

1996年8月1日美国《血液》杂志发表陈国强、朱军、石学耕、倪建华、仲豪杰、Si GY、金小龙、唐玮、李秀松、熊树民、沈志祥、孙GL、马军、、张鹏、张亭栋、G Claude、陈赛娟、王振义、陈竺的合作论文。该文报道陈竺、王振义、陈赛娟等带领上海血液研究所，用体外培养白血病细胞，开创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作用的分子机理研究。

1997年，徐敬肃,段秀锦,徐莹,辛晓敏,宋晓红,张庭栋在《中国血液学杂志》报道对于一例三次反复发作的APL病人，每次用癌灵一号，获得20年存活。

1997年《血液》杂志发表沈志祥、陈国强、倪建华、李秀松、熊树民等论文，他们用纯化的三氧化二砷治疗15例APL，其中10例只用三氧化二砷，取得90%的完全缓解率。

1998年，世界最权威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位于美国纽约的Sloan-Kettering癌症纪念医院和康奈尔医学院的Soignet等的论文。他们在12例其他治疗后复发的APL病人，用三氧化二砷，观察到11例完全缓解，其机理可能和细胞部分分化和细胞凋亡有关。

从此，国际医学界广为接受三氧化二砷对APL的治疗作用。

迟迟未至的认同

屠呦呦和张亭栋的研究成果，国际国内都认可：都得到了应用，直接产生治病救人的效果。

但是，两人由于不同的原因，个人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

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历史学家细究。初步可以看到：与齐心协力的“两弹一星”大计划不同，青蒿素的研究几乎从头到尾经常出现矛盾，不同课题组之间矛盾，课题组内部不同人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研究人员，因为文革的原因，一般年资都比较低，有了课题组也相互不服气。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英文论文更滞后，留下争议的余地。如果按现在自己先发表论文再与他人分享，争论会少很多。不过，这样虽然对科研人员好，对于病人就不一定是最好：如果都要等一家发了论文，其他课题组才能用药，当时有些病人就不可能用药，其中有些生命可能就不存在了。

张亭栋虽然被《纽约时报》报道过，但未受到中国的充分肯定，在国际学术和医学界也几乎默默无闻，其原因不在矛盾。他的课题组，有人发生过矛盾，但在很后面。从1973年开始发表的论文中，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地认可，可能与所在地区有关，也和他英文论文较少、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有关。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工作重要性的可能性。

1998年，在《中西医结合杂志》，陈国强、陈赛娟、王振义、陈竺在专题笔谈中介绍“自70年代初期，哈尔滨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哈医大）在两次实践中发现三氧化二砷（简称氧化砷）治疗继续早幼粒白血病（APL）有效。进两年来，我们与哈医大合作，应用氧化砷注射液知道对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常规化疗药物耐用的APL复发病人”，肯定了张亭栋的工作。

但几乎所有英文文献，都不知道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引用的文献不太提他的名字。几乎所有英文文献并不知道张亭栋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有关论文早在1973年到1979年就发表。很多英文文献，包括国内学者在国外发表的文献，和国外学者的文献，都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发现定为1992、甚至1996年。例如，重复中国结果，也有助于将中国发现推到世界的1998年Soignet等的论文，在摘要中说中国有两篇报道三氧化二砷治疗APL的文章，在引言中说中国最近有报道三氧化二砷可以引起APL完全缓解，然后引用了孙鸿德等1992年《中西医结合杂志》的短篇“经验交流”、张鹏等1996年《中国血液学杂志》、沈志祥等1997年《血液》等论文。

1996年《科学》记者对三氧化二砷的介绍，虽然介绍了张亭栋，但说他的文章是1992年发表的。

张亭栋本人很少英文论文。2001年，张亭栋和陈国强为共同第一作者（其他作者为王铸钢、王振义、陈赛娟、陈竺，通讯作者为陈竺）在国际期刊《癌基因》发表论文，介绍三氧化二砷，在引言中，他们也称最近发现三氧化二砷对APL的作用，引用陈国强等1996年《血液》论文。在正文内，说明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始于1971年，但没有文献，号称治疗了一千多不同癌症的病人，观察到对几种癌症的作用，包括“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瘤、食管癌、和特别是APL”，但是也无文献引用。然后，文章说对APL作用的初步报道于1992年，引用孙鸿德的“经验交流”。这样，张亭栋本人作为第一作者的英文文章就没有引用自己1970年代的几篇文献，把自己在1973年和1974年公开发表的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疗效、和1979年明确提出对APL疗效最好的发现，全部淹没了。而1992的论文，在本质上，与1979年的文章无差别，既没有改变所用的药物成分、也没有改变适应症。

2002年朱军、陈竺、Lallemand-Breitenbach、de The等在《自然综述癌症》介绍砒霜治疗作用时，在图中显示了1970年代张亭栋的里程碑作用，但引文是孙鸿德等1992年经验介绍（在引文中注明是证明三氧化二砷治疗APL作用的第一篇论文）、和1996年张鹏等的论文。

因为1992和1996这两篇文章是中文文章，而且没有引用1970年代文献，所以，国外学者一般不能知道原始文献。

王振义和陈竺2008年在《血液》杂志综述APL研究进展，对于三氧化二砷对多种癌症的治疗，引文为2002朱军等文章。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APL引文为1992年孙鸿德等的经验交流、以及张鹏等(1996)、陈国强等(1996)、沈志祥等(1997)、牛等(1999)。

张亭栋的作用和发现年代，在国际上尚未得到重视。

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的意义

中国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等，不仅是对于他们迟到的感谢，也有利于中国和世界认识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直接马上可以研究的是确定三氧化二砷的可能还有其他治疗作用。癌症中就包括肝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癌、淋巴肉瘤等。比如，方锦声等1981年在《江苏省医学科学情报所》总结对42例晚期原发性肝癌的治疗作用，癌灵一号加外科手术的三年存活率为42%，其中5例生存超过5年，而单纯手术的三年存活率为8%，无超过5年者。1988年李元善、张亭栋、王兴榕、刘旭在《肿瘤防治研究》报道他们在体外细胞培养观察到癌灵一号对肝癌细胞系的作用。间接来说，严格地研究其他中药成分的作用，可能还有更多发现。中国一些医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药、和很多企业马马虎虎地仓促上马制造一些药，如果有严格检验，可能适应症会更明确，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适合的病人才能得到帮助。

研究青蒿素和“523任务”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大科学计划、大协作的优点和缺点。“两弹一星”是成功的例子，青蒿素的经验并不同于两弹一星。而彼时还有遍布全国的“气管炎办公室”、“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课题，耗费的人力、物力可能不下“523”，但结局并不乐观。汲取这些先例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目前的多个大项目，也许有裨益。

人无完人 实事求是

如果哪天屠呦呦和张亭栋获得了中国的普遍认可、甚至世界的肯定，我希望，中国大众不能简单地英雄崇拜，认为他们是完人。他们不是，也没有人是。

他们的工作都有前人的基础、以及合作者的贡献。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全国合作的任务，很多人参与了、并作出重要贡献。屠呦呦课题组内部多个成员也有重要贡献。不能因为肯定屠呦呦就否定课题组其他人员的贡献、其他课题组的贡献。

他们有才能，但并非才华出众，而是以自己的能力，在合适的工作上，认真做好工作，做出了重要发现。

他们的性格也非人人要学习的榜样。我自己和屠呦呦交流也觉得有一定困难，特别是不欣赏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都收藏在自己家，不交出来给研究院，也不给我们看。

他们的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也可以通过争论将我们带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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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亭栋 (2003) 开发砒霜.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3:65-66.

Wang ZY, & Chen Z (2008).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from highly fatal to highly curable. Blood 111: 2505-2515.

仰望山林

“这话邪乎，站队也不能失去公允啊。”这话才叫邪乎！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例，一个是左派媒体一个是右派媒体，两个都有倾向的媒体便形成平衡报道，但作为单个媒体不可能没有立场。同时，啊Q转的那个不明不白的东西来路还不清呢。再说党报强大到像一头大象，一两个发出“不同声音”媒体和个人弱势就如同蚂蚁，要讲科学、寻找真相，应该从“大象”开始。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秋爸爸[/U]发表的内容：

算挺好的科学史类的科普文章，怎么了？让我挑中间的瑕疵吗？

你自弹自唱到现在，刺多得跟仙人掌似的，懒得挑你了，你还挑你们认同的饶毅吗？那直接去他博客去挑吧。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thankstoyilin[/U]发表的内容：

  

这不新鲜吧。山林难道是想说明饶毅对中医的认同？

从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是药学的常规实践，和中医理论无关。青蒿素的发现恰恰不是从传统中医典籍中得到的启发，而是从葛洪的笔记中得到的线索，用...

反问：你难道想说明饶毅是对中药的不认同？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thankstoyilin[/U]发表的内容：

  

饶毅文章有问题，当然可以挑。伟大领袖的文章还可以挑呢。

根本上还是站队意识根深蒂固。

别看老方这次为饶毅的事情鸣不平，之前饶毅“劝解”方舟子的短文，在新语丝上着实被多人批评。

你的理解力着实有问题。顺便问第二次问你，“柿油党”如何定义？我那些行为或观点符合“柿油党”构成的要件，你这个标签党在退步中。。。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thankstoyilin[/U]发表的内容：

  

你偷换了一个概念：中医和中药。

如果饶是认同中医，那是该批评的。认同中药，两说。至今中国人值得骄傲的也只有青蒿素这样的极少数。

谁在偷换概念，谁在强词夺理？饶毅的文章谈中医了吗？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秋爸爸[/U]发表的内容：


山林也开始语无伦次了。干嘛让我挑刺？不是有你在吗？你又正手痒中。
你也顺便到老鸟的地里去挑一些吧，把那个肥皂泡自己给戳破了，这形象多好，堪比巴克达市民拉倒萨达姆雕像耶！

你“登高而歌”，就差“弃衣而走”了，你明明自己说要挑饶毅的刺，我才建议你去他博客里去挑，怎么你又反过来如“谵语”一般，建议我挑什么？

仰望山林

下面引用由[U]thankstoyilin[/U]发表的内容：

柿油党是声称自由主义，但不领会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人。你自己对应一下。

你即便退步，比方舟子还是有进步，承认“会意错了”就好，继续请教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仰望山林

忙去也，你继续。

仰望山林

谢谢云帅的掌声，你的掌声让我方如沐春风，老V原本在河边溜溜弯的，偶尔濯一下足，这下倒好，被阿Q这个科学党棍子撵着跟我们一起站在河中央了。悲催啊！

仰望山林

侥幸占到了2012楼，这预示着敌方已呈强驽之末的颓败之势，赞云帅来个加强版的：
谢谢云帅的掌声，你虽袖手却没有旁观，你虽没有挥出如椽般的巨笔，却伸出如来般的巨掌，轻拍几下，就令敌方胆寒！

仰望山林

看了楼上的贴子之后，我决心好事一定要听人劝，老V听你的，我这就随你上岸，张雁我拉你一把一起跟云帅喝茶去。

仰望山林

唉，张雁啦，我不是已经都拉你上岸了吗？就凭这句“贵D江山一定要坐牢了，让这帮柿油党上台，老百姓就更没好日子过了”逻辑上已经混乱的黑白都分不清了，你还说啥？

“民主就是——总是有人批评你，说你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但是你清楚地知道没有人恨你；而专制呢，专制就是——人们总在赞美你，歌颂你，你永远正确，你光芒万丈，你万世垂范……从来没有人批评你，但你清楚地知道人们恨你，你内心对此充满恐惧。”

以琳的科学党就要营造人们对科学的“恐惧”，方粉们对方舟子膜拜的那真的以他为“万世垂范”啊，当然方大嘴本人对此也乐此不疲。

唉，我还是上楼顶呆着，上岸都不行。

仰望山林

莫之许@方舟子一口一个“柿油党人”，此类言论不足辩也，盖“柿油党人”乃一望空捏合的虚拟棍子，更是一漫无边际的天罗地网，无确指，无例证，当其发神经可也；当年闲言丑类一口一个自由派，也属此类；老罗黄章晋仍与之辩，也属无聊；

仰望山林

莫之许@ 方舟子是认同学术自治和摆脱行政控制的，那么在中国这个行政化的非自治学术环境里，那些沾染行政化的东西比如职称和以论文定职称之类恶习，就应该保持警惕；我不怀疑方舟子打假的真诚，但我觉得他在思维上不能自觉地辨析权力的存在及其扭曲作用，根子应该在这里；

仰望山林

看！这就是方舟子的嘴脸——————————


重庆上空的微博弈

作者：吴祚来


　　
微博险致网友“裸奔”

我们要不要相信普通网友上传至微博的“微信息”？我们可能不相信，但如果有图片佐证，并且该网友就是现场的目击证人，我们还要不要相信？还是有可能不太相信，如果是被微博认证过身份的网友，甚至是被认证过的媒体人，那么相关信息的可信度就会大为增加。

近期，在微博上关注度颇高的“重庆小贩流血事件”，我开始是从一位没被微博认证过身份的普通网友那里看到的。

“今天下班的时候，亲眼见证了（重庆）解放碑城管确实太像土匪了！唱红歌城市的城管也打人……”网友“华夏良心”在微博文字后面同时附了多张照片。照片中，一位中年妇女倒在水泥坡下，头部全是血污，身后是散落一地的水果和一个破旧的箩筐。

网友通过微博，随时记录身边的突发事件，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对身边弱势群体所受伤害的关注，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与媒体的跟踪报道，意义不可小觑，多数网友相信这则微博，认为小贩摔伤是城管之错。

但随后网友“头条新闻”转载了重庆华龙网的消息，使这一事件发生逆转。这则新闻有辟谣性质，认为城管没有粗暴执法。

重庆渝中区官方称，经警方初步调查，城管执法时水果摊贩摔倒受伤事件排除存在粗暴执法行为。渝中区执法大队队员巡查时，发现数位水果摊贩占道经营，于是上前制止，杜姓摊贩不慎摔倒受伤，随后120将其送医。

来自重庆华龙网的这则新闻，一些网友据以为证，开始批评那些转载过此消息的网友与知名学者。北京的一位叫“麦柄”的网友，还准备要当夜到几位学者家里裸奔，因为这些学者都传播了“谣言”，他希望网友提供这些学者的家庭住址，以便登门问责。

最后“麦柄”的行为当然成为一出闹剧，因为接下来的新闻信息，使他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行为过于失当。



学者和小贩的“自由”

微博用户，分为通过身份认证的用户与没有通过身份的用户，经过身份认证过的用户，网站都会对其社会身份有一个认定与备案，在头像周围会加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比如新浪微博是加一个红V标志。经过身份认证的微博用户，均享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相应地在网络上也享有更大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学者刘军宁在网友“华夏良心”曝光的重庆小贩摔伤事件之后，发了一条“感叹帖”。

“连正当的谋生，都落得这样的下场，难道连谋生也是死路吗？”　　

显然，刘军宁认为小贩在街道可以自由买卖，看到网友上传的图片与信息，基本认同是城管不当执法造成的伤害。但刘军宁没有说这是被城管殴打所致，他的着力点是感叹民生之不易，如果小贩在街道上经营都会遭此厄运，那还有活路吗？他是在追问真相，并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同情。

但随后，方舟子却对刘军宁发起进攻。

“刘军宁以‘连谋生也是死路’意指此人受伤是城管暴力执法导致，现在调查结果已出，当时附近虽有城管执法，但没追她，更没碰她，是小贩逃跑时不慎摔倒的。所以刘军宁造谣已可认定，请‘微博辟谣’处理。”

方舟子有两则“精辟”的分析。

“看了那组完整照片，可以推知是小贩发病或失足从第4级台阶跌下的，和城管应该没有关系（旁边还有别的小贩在摆摊呢）。这是精心选出一张照片在微博上传谣，请‘微博辟谣’按惯例取消刘军宁的身份认证。”

回复网友“養只羊駝送給你”，“你看周围的人都那么淡定，各忙各的，连个围观的都没有，完全是对待事故的态度，不像发生过暴力事件。”

方舟子对刘军宁的反应显得有违常识。刘军宁仅仅是一个感叹者与追问者，他有情感倾向，但他没有具体的语言表述事实。他没有先入为主，认定这就是一起城管殴打造成的暴力事件，即便是小贩自行摔倒，也可以哀民生之多艰，对大唱红歌的城市，没有切实关怀摔倒的小贩这样的群体，有一份不满或指责。

刘军宁何谣之有呢？

而方舟子分析摔倒的小贩边，没有人围观，以证明不是城管的暴力导致，这就显得荒唐了，一个人摔得满地是血，居然无人围观，没有人上前救助，只能说明人际关系冷漠，或者城管追打小贩已司空见惯，人们对此见怪不怪了。

在暴力面前，方舟子本人也曾是弱者，当暴徒追杀他或威胁他生命安全时，造成他受伤，是暴徒之过呢，还是自己跑步速度慢呢？

小贩与方舟子一样，都有免受恐惧的自由。可是，许多时候，学者与小贩一样，都没有这种“自由”。



小贩背后的真相

重庆小贩摔伤事件造成许多普通网友甚至是学者的误判，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去查寻更多的信息源，特别是非重庆媒体的信息源。

CCTV《今日说法》节目与《南方都市报》及该报一名记者第二天都通过微博做了更为客观的报道。

“CCTV今日说法”的说法是，小贩不是自行摔倒，而是有城管追逐，并与城管有拉扯动作。

《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目击证人后，在微博中这样留言：“目击者称小贩是在和城管的拉扯中受伤；小贩受伤后城管未施救而是离开，发帖网友打了110，110通知了120。”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就此进行调查了解到，这一事件果然“有图有真相”，这名水果摊贩摔下台阶受伤确实与城管有关。

《南方都市报》记者又在6月17日微博留言中称“调查显示，整个过程中城管人员无殴打、推搡行为。但在杜姓小贩摔倒的同时，城管人员离开了现场而未能给予及时救助。决定免去带队城管干部的队长职务，其他随队人员停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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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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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方舟子在“重庆小贩摔伤”事件中的言行录

方舟子大湿此次在“重庆小贩摔伤”事件中的言行，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不过也因此让更多的人看清了他的本来面目，发现他之前所谓的“打假”不过是在搏取知名度和争夺话语权而己，占住了制高点后，再发声为其自身的利益服务，并不是真心要打假。

方舟子此次主动向“红都”重庆献媚，跳出来充当“城管代言人”，窜上窜下（在短短两三天内，为同一事情，含转发内其共发了超过十条的同题微博，实属罕见），为重庆城管推责，可惜效果似乎不佳，反使他自己丢人丢到了家。

有意思的是，重庆城管自己也不敢说“没有拉扯”，倒是方舟子，一早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之前，就一口断定双方“没有拉扯”。

这一回，这所谓的“打假斗士”终于自己主动脱去已经戴了许久的面具，露出了其真实的一面。唉，虚假的面具戴得了一时，毕竟戴不了一世啊！

下面摘录的是方舟子在此次事件中发在新浪微博的部分微博（含转发）：

1、6月15日 13:59
@方舟子：看了那组完整照片可以推知是小贩发病或失足从第4级台阶跌下的，和城管应该没有关系（旁边还有别的小贩在摆摊呢）。这是精心选出一张照片在微博上传谣。请@微博辟谣按惯例取消造谣者@刘军宁 的认证。

2、6月15日 18:27
@方舟子：刘军宁以“连谋生也是死路”“怎么这么黑”意指此人受伤是城管暴力执法导致，现在调查结果已出，当时附近虽有城管执法，但没追她，更没碰他，是小贩逃跑时摔倒的。所以刘军宁造谣已可认定，请@微博辟谣处理。

3、6月15日 18:54
@方舟子：调查结果已出，当时附近虽有城管执法，但没追她，更没碰他，是小贩逃跑时摔倒的。所以刘军宁造谣已可认定。

4、6月16日 15:05
@方舟子：新华社报道，杜先菊说是城管拉扯导致她摔倒，城管局长则说执法人员没追她，不知她怎么摔倒的。不是号称当时有两三百人围观还要打城管吗，就找不到目击者证明一下有无拉扯？网友采访也说当时没人看到拉扯。从照片看不像当时有那么多人围观，否则撒了一地的水果一个没破太奇怪了。

5、6月16日 16:34
@方舟子：有证人证明杜的受伤不是城管打的、推的，说其“受伤确实与城管有关”就是假新闻。

6、6月17日 14:17
@方舟子：目击者向香港大公报记者描述的经过，与官方调查结果相符：城管先拉住了杜先菊的水果挑子，她挣扎脱了，然后掉头往反方向跑，由于她一直盯着城管方向，根本没有看要跑的地方的路，结果才跑了三大步就直直摔下了台阶，其实城管没有追，她摔下去了围观者喊摔死人了，城管才转身来查看。城管看了几眼就走了。

7、6月17日 14:58

@方舟子：重庆市政人员来信。（注：该信以重庆城管员的名义发来，感谢方舟子为他们“仗义直言”，并大肆为城管的行为做辩解。）

仰望山林

方舟子不是自称对不了解的领域不发言吗？现在就接着崔卫平的话“我们只能就一个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来进行讨论，指出其中的对错，分析相关机理.....”来评价方舟子，这件事，他又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