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版：身处纽约是否感受到华尔街金融地震？

张雁

海生说到了最近最热的一个话题：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若能实现，则为人民公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最大的变迁。

张雁

者者，依你看如果农民没有技能就应该永远拴在地上或者进城打苦工吗？那你怎么看台湾的土改成果呢？

张雁

我也转一篇，介绍台湾土改的。正在看我们国内同时进行的土改资料，死了那么多人，真惨。
透视台湾土地改革

　　□陈 恩

　　台湾在日据时期是个典型的农业地区，人口非常密集，土地高度集中，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土地改革，不但用和平赎买方式实现了台湾农村封建土地制度变革，而且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台湾经济的发展。土地改革成为台湾民营产业发展的契机和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对后来整个台湾经济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土改

　　长期以来，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也是国民党立党的重要理论基础。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而要“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要农民得到自己的劳苦的结果，……不会被别人夺去”。孙中山看到了土地问题对农民的极端重要性，系统地提出了降低农民捐税负担，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并使之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理想和理论基础。

　　为了实践孙中山的这一政治理想，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也曾多次尝试过以进行“二五减租”和实施“耕者有其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但都失败了。如早在北伐战争胜利后的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面对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极度困窘、民怨四起、农业凋敝的状况，浙江省政府便积极筹备和实施“二五减租”（即将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年收入先扣除25%的种子、肥料投入，再在佃农和地主之间平均分配），但因遭到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反对而失败。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陈仪在主政浙江、福建时，也提出上述主张，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引起国民党C C 派和军统人员对他动机的怀疑，认为他是被共产党利用来组织农民，扩充自己势力。结果，陈仪的土改主张遭到了浙江省参议员和省党部的联合反对而流产。

　　此外，国民党在1930年代还分别在四川和江西等省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尝试，但都无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虽已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尝试进行土改，但都失败了。

　　后来在台湾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重要原因是由于大陆时期的国民党统治者，本身大多是大地主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实际上当时大陆的国民党政权是代表和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进行土改无异于“挖祖坟”，将会直接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注定要失败。而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当权派，与当地封建地主豪绅瓜葛较少，而且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好利用土改来削弱地方势力，强化和推行国民党的管治。所以，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得以毫无顾忌放手进行。其次，是国民党在大陆长期处在反共内战和内部争夺、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特殊时期，由于国库空虚，通货膨胀，根本不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充足的资金实力来进行土改。

　　台湾土改的现实压力

　　1948年，台湾耕地的77.6%计63.3万公顷掌握在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手中，而88.3%的农户仅占有22.4%计18.3万公顷耕地，其中半数是无地的佃农和雇农，土地问题十分尖锐。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农民受到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殖民压迫，国民党接管后，同样横征暴敛。佃农每年向地主交纳的地租，一般为耕地年收获量一半以上，甚至高者达70%。地权高度集中，农民租税负担沉重，农村阶级矛盾尖锐是农业生产发展滞缓、社会政局震荡的重要原因，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就是包括农民在内的一次大规模的人民抗暴运动。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租佃问题更趋严重，经济残破，百业凋敝，农业产量不及战前最高产量的一半，而工业生产则不及1/3。因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带着数百万人退据台湾，造成物价飞涨，物资奇缺，给经济本来就极为困难的台湾增加了生产和生活的极大压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首先需要农业生产的发展，但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村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两极分化，租佃关系极为紧张，1950年，耕地不足或无地可耕的农户占台湾总农户的64.9%。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时曾说土地问题“如不加改善，乱源就由此发生，征诸往事，历历不爽，如此之故，台湾必须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

　　为了国民党政权能在台湾生存立足，为了确保台湾社会的稳定和国民党政权的巩固，同时也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所以非实行土地改革不可。这样，当时在台湾主政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便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全面部署和实施土地改革。

　　运用经济手段“和平土改”

　　为了保证土改顺利进行，台湾当局重视和加强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及土改工作进程的组织与管理。台湾设立由国民党政府代表、知名土地问题专家和美国农业专家共同组成的“中美农业复兴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复会”）。“农复会”以美国对台湾援助金额的10%作为该会活动经费，在台湾土地改革中具体负责土地政策制定、土改运动组织、领导等工作。

　　由于“农复会”分别由美国和台湾高水平的农经专家组成，对土地政策的制定既富有远见又细致周密，并且由于“农复会”掌握着农业技术创新、土地改革推广的试验基金和部分美援的分配权，使“农复会”具有强有力的推动政策能力与资源，“农复会”也为台湾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为了在土地改革中提高运作效率，增加政策透明度，有效制止腐败现象发生，保证土地改革顺利进行，还专门把台湾土地银行作为“土改”的资金核算单位和政策执行机构。台湾明确规定，土地银行在土改中负责发行实物土地债券，按征收地主耕地地价的七成逐笔偿付地主，并按10年20期办理兑付；搭发公营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公司股票，偿付地主其余三成地价；向领地或购地农民按10年20期征收现金或实物地价，全面办理农民在土改中的各项贷款等。

　　与不少国家和地区采用强制性政治剥夺甚至肉体消灭的残暴办法来推进土改的做法不同，台湾在土改中贯彻“农民获地，地主得利”的双赢方针，采取和平、渐进的方法，先征收地主保留额以外的耕地放领给农民，然后以协议购买方式由政府贷款予农民，并让农民购买地主保留额内的土地，以达到全面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为了确保政策公平和社会稳定，在土改中台湾当局坚持对地主耕地的征收、放领均由政府居间办理，即由政府向地主征收土地，再转放予现耕农，在全过程中，不使地主与佃农有任何直接接触，耕地所有权在融和气氛中顺利、有序地转移为耕者所有。台湾当局还特别重视对自耕农的融资支持和法律保护。由于在土改中刚领有土地的自耕农，因地价负担沉重，经济基础尚未稳定，极易丧失其土地，再度沦为佃农。因此，台湾一方面颁定法律，规定承领耕地在地价未缴清前不得转让，并防止冒名顶替承领及将承领耕地出租他人等流弊发生；另一方面则设置专项贷款为有需要的农民提供融资支持。

　　土改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台湾土地改革改变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实现了发展生产、降低物价、增加供给、提供工业原料的目的。因此，土地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改写了台湾历史，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土改使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因为规定政府所征地主土地的地价是十年还清、年息四厘，而50年代台湾通货膨胀，每年在5%以上，四厘的利息低于通货膨胀率，征购地主的土地，实际上是强制地主给台湾当局提供低利贷款。地主虽还保留一定的土地，并得到一定补偿，但对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土改”后的台湾农村，已是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个体小农经济取代了旧时租佃制下的地主经济。

　　土地改革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土地，从而极大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由于租税的大幅降低和土地所有权转移，使农民对土地的投入，无论是劳力还是资本，都有了显著的增加，粮食产量从1953~1968年，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达16年之久的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达5.2%。

　　土改后，由于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由于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购买进口设备原料，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部分农村土地资本转向工业生产，从而使消费性的土地资本转变为建设性的工业资本。可见，在土改条件下的农业发展，为培植工业的成长提供了市场、资金、外汇、劳力和原料，土地改革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土改开启了台湾公营企业民营化的先河，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土改中，将地主所得的地价由台湾当局搭配给台湾水泥、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和台湾纸业这四大公营企业的股票，不但开启了台湾公营企业民营化的先河，使民营产业开始拥有技术和实力较为雄厚的最早一批骨干企业，并使相当一部分封建地主成为工业资本家。如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常委和“海基会”董事长、被称为台湾“政治商人”的辜振甫，原来是台湾有名的封建大地主，土改后成为台泥公司董事长，由封建大地主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而且由于台湾当局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植和鼓励，拉动和诱导了大量农村土地资本和社会闲散资本投资城市产业，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

　　上世纪50年代台湾的土地改革，虽然对台湾经济腾飞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但在取得巨大成功和历史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由于将有限的土地分配给众多耕种者，从而造成了土地划分的狭小、零碎和分散，不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也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据统计，台湾平均每户的耕地面积不到1公顷，其中约有40~50%农户耕地面积不到0.5公顷。这种过小并且零散的农地经营规模，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已显露出阻碍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端倪。有鉴于此，台湾当局于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旨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实行农地重划，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土地改革。

　　（作者为暨南大学台湾经济所教授）

张雁

农民种地当然没什么不好，只是如果种地总受穷就不好了。
窃以为，台湾土改之所以成功，当地政府在其中没有掺杂直接的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经济而不是消灭阶级，因此才有符合市场规则、兼顾各方利益的设计。当今之世，资本的力量太过强大，政府难于跳出利益集团的胁裹，因此改革的难度空前增大。而且牵一发动全身，效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但不做变革又似乎过不了关。真是两难。
说着说着怎么和者者讲的差别不大呀？呵呵

张雁

绍兴近日倒了一个号称国内最大的印染企业，老板两口子借十一长假期人间蒸发了！可怜工人还在加班。
浙江这边不但不独好，还是坏得刚刚开始。大家小心，现在的口号是不转行不跳槽不创业不立项，准备过冬。

张雁

嘿嘿，杨帆和仲大军，我一向认为他们只是左派，而不是经济学家。
目前我们面临的可能是30年来或者是60年来第一次真正的经济危机。将来一定会载入教科书的。只是不知这几年日子怎么混过去

张雁

呵呵，薜的这篇文章倒不像是杜撰。
何是记者出身，我印象中她以研究社会问题见长，有很多独到尖锐的见解。不能称之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这点我同意者者。
至于偏激，她的观点一向如此。我认为她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经济问题，把经济问题当社会现象去分析。这是确实和左有点像。不过何以前的立论还是比左严谨的多。非主流观点也不能就认为是偏激吧！你可以从经济学的观点，人家就不可以从其他的观点来看吗？关键是论据和逻辑是不是站得住脚。
认为30年改革失败或不成功的人有很多，我也有类似的看法。事实上如果不用绝对化的”成功“与”失败“来表述，而陈述具体的问题更好。不幸的是你一定要人家承认你的成功，人家只有说失败。（者者我不是说“你”）
最近没有看她的东西了。我的感觉，非专业出身的学者如果不能始终处在学术前沿，会很快被边缘化——因为自己的基础不是很扎实。这个值得所有人警惕——仅有愤怒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当饭吃啊。
《现代化的陷阱》是一部醒世之作，虽然那不是经济学著作。
听者者的话，把心放平常，期待者者的研究心得。

张雁

我也不认为何被“边缘化”是自身的学力问题，我认为是环境所迫。
——刚看了山林链的文章，作为一篇演讲还是不错的，有机会看了她的论文再评论吧。
各地的救市，乱七八糟的什么招都使，我看至少短期没用。价格反映预期，如果人们都觉得还会跌，你怎么救？

张雁

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这是何女士的原题。她演讲的第一个部分谈的是：中国改革是否成功，答案是否定的。
我注意到她说是的中国改革，而不是中国经济改革。而她所谈的四个方面也多是从社会分配、组织结构的角度。这一点望者者详察。
经济总量的增长、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改善需要分开来分析论证。中国30年的改革包括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有得也有失，分析这种得失无法绕开何女士谈到的几个方面。除了世界工厂一节，我认为她的其他分析言之成理。
数据方面很惭愧没有下什么功夫，看山林和者者的评析各有中肯之处。如果是论文当然作者会列出数据来源，这样大家就清楚了。演讲嘛，只要观点鲜明、逻辑无问题。观众一般都会鼓掌的。
转贴一个相关的帖子，纯粹凑热闹的，呵呵。
原来还有一个克鲁曼
梁文道 @ 2008-11-8 1:39:03 阅读(3297) 评论(43)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老实说，最近十年读张五常的文章常常会觉得头疼，因为这位据说极有可能要拿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写自传的兴趣似乎比写经济还大。在谈经济问题时，他会说出“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制度”之类的怪话；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却能细致地描述旧作掀起重大影响的过程，不厌其烦地重复佛利民与贝克如何欣赏他佩服他的实例。


好在除了张五常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学家写得出一手好文章，能够让你天天追看，例如今年真正得了诺贝尔奖的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10月13日，就是他获奖消息传出的那天，他的博客上只有一句话：“我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件好玩的事”（A funny thing happend to me this morning）。到了第二天，他表示“我已经很厌倦再谈我自己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面对此生中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然后一如既往，继续用他那尖锐的笔锋抨击美国政府的错误。


要判断一个学者是不是正处于学术上的黄金阶段，就要看他有多爱谈论自己。而克鲁曼不只正值学术壮年，还是个异常高产的大众作家；别只看他在《纽约时报》开的专栏，还要注意他的博客，一天几乎更新三、四次。他常把有趣的东西贴上去，并且附两句评语感想，风格十分地“E世代”，难怪特别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有不少人批评克鲁曼的党派性格太强，似乎在他眼中，从里根到布什，共和党政府没有一件事是做得对的。可是换个角度想想，不也有许多经济学家与评论家觉得里根甚至布什做对了所有事情吗？我们常常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来，以为经济是一个科学得如天体运行的自然律则，而观测这个天体现象的经济学家是不应该被“政治偏见”左右蒙蔽的。如果有人试图把政治立场带进经济学的圣殿，那么他多半是个左派，因为左派最喜欢叫政府干预经济。反过来说，右派就不是一种政治偏见了，因为他们的一切皆得自经济自然律的掌握，是一种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别笑，如此层级混淆的想法可是很普遍的，乃至于今天你对某些人一说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五个字，他们就会怀疑你是个左派。


克鲁曼新著《一个自由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的党派性格变得更强烈，书名就是几十年前美国右翼议员高华德那本《一个保守派的良心》的回应，这是他首次旗帜鲜明地举起自由派的大旗，要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向对手开火（各位不可不知，美国的自由派相当于一般所说的温和左翼）。如果要用一个字去总结这本书和他近年的评论，那就是简单的一个“税”字；他反对共和党政府频频减税，赞成“新政”时期那套更公平的税制，多向富人开刀，好把资源花在平民身上。


按照一些评论家的逻辑，加税（不管是加谁的税）就是扩大政府规模，大政府当然就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就等于共产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血流成河”了。那么克鲁曼是个共产主义信徒吗？当然不是。他和绝大部份的经济学家一样，赞成自由贸易，支持市场机制；只不过他在政治光谱上稍稍靠左而已。然而不知怎的，“左”在我们这里仿佛就只剩下极左的共产主义，好像大家都忘了历史上还有凯恩斯这号人物，也忘了芝加哥以外还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


克鲁曼被人称做“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偶像是凯恩斯。他的博士学位是在麻省理工拿到的，而麻省理工与哈佛这两家大学的经济学系则是当代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与芝加哥颇有不同。如果读者不了解这点，以为凯恩斯主义早就死得干干净净了，那是因为芝加哥学派近年风头太健，不单实际影响了英美等国决策的基本路线，还在诺贝尔奖等学界舞台上独绽光芒。


说起来，芝加哥大学也真是家古怪的学府，它固然是家英才辈出的学海旗舰，但也特别盛产一些近乎中世纪秘密会社的宗派，很配合它那哥德式建筑的校园环境。在政治思想上有列奥•施特劳斯，经济学上则有海耶克和佛利民，皆被门人弟子捧成至高无上的一代宗师。而且除了老师开出来的这条康庄大道之外，其他人搞的东西都是小路歧途，不足为法。他们的内聚力特别强，好像存心要避开校园周边的贫民区，然后再孕育出一股救世的精英情怀，传承学问的风格就像传教似的。更有趣的地方，是他们喜欢讨论他们自己，犹如一个武林门派，常常关起门来评比谁是本门第一，谁是第二。假如读者以为二十世纪经济学家只有佛利民和高斯几个人，而且座次都很清楚，那是因为我们都读张五常。

张雁

海生爸，你想让这些生长在蜜罐里的90后有“革命斗志”？除非是在网游里！
企业倒闭的原因很多，归因于推行社会福利似嫌简单了。我想直接的原因是订单减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