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转帖！！

张雁

不幸成为文艺女青就够惨的了，别再跟那段更惨的傻冒一班见识，苦海无边，赶快上岸。

张雁

楼上也太厉害了，真是一把老枪！

张雁

t版的阅读体验好开讲座啦。
王安忆的故事我最喜欢的是《长恨歌》，不过王那一代由于“破”得太厉害，对旧上海的面目情绪已经非常隔膜，所以她写的旧上海不十分真切，像演电影。
到了陈丹燕这一代上海作家，终于经由采访、口述和实地的复古，触到了旧上海的气味和脉搏，只是有点稀薄。
今日海上既不出闻人也不出作家，而盛产“大师”与“钩子”，一叹。

张雁

姐姐说的几个人都不错，但是貌似他们写的跟上海这个城市本身没什么关系的啊。像韩寒，就放在哈尔滨一样成名。
陈丹青你要说他是作家他可能以为你在骂他。
沙叶新是剧作家。我觉得上海的历史特别富于戏剧性。但没有表现出来，还不如香港人拍老《上海滩》，倒有似非而是的怀旧调子。
跑马跑马，不放过任何机会跑走……

张雁

42楼的转贴有误，记者不是白领是蓝领民工。

张雁

嘟嘟舅舅的，啥叫闷骚呀，此之谓也。

毛着看
苗炜 @ 2009-10-26 10:00 阅读(2098) 评论(3) 推荐值(87)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年轻的时候，没有DVD，大家都看录像带，谁有什么好电影，就都到他家里去看。我一朋友当时在中戏上学，弄到一盘《感官王国》，日本大导演大岛渚的名作，我们就一起看，这是部艺术片，据说是揭示了人性的极端一面。我们当时的性体验还很少，但自以为对人性有很多了解，看完之后还讨论。谁也不承认，我们是把这个艺术片当作“毛片”来看，这种“艺片毛看”，还发生在《芳名卡门》上，这电影现在我记忆模糊，但女主角赤裸下身，上身穿件衣服的样子，记得非常清楚，真是“性感”啊！



有一位摄影爱好者，只玩黑白胶片，他最爱看的电影是《去年在马里安巴》，这电影当然也是艺术片，可惜没什么裸露镜头，也没什么台词，但我这朋友把它当成摄影构图的教材来看，他不觉得这片子沉闷，也从来不明白电影要说啥，但对每一束光每一道影子都印象深刻。他还喜欢《辛德勒的名单》，因为能看到“胶片的颗粒感”。



现在电影多了，电视剧也多了，有一次我看到《激情燃烧的岁月2》，这个电视剧头两集就把我吸引住了，这个戏说的是有个年轻战士，看上了一个女兵，就要和女兵一起演样板戏，他的身体条件不适合演戏，但为了追女兵，就开始经受魔鬼训练，俗话说“练武的打不过唱戏的，唱戏的打不过练杂技的”，演戏非常苦，压腿、翻跟头，都要下苦功夫，这个战士就在女兵的指导下从事刻苦的训练，女兵当然知道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所以就诚心给那男的苦吃。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虐恋影视，比那个《所多玛120天》好看多了。第一，那女兵漂亮，纯洁无瑕，偏偏喜欢SM这口，这种反差让我觉得刺激；第二，那女兵穿一套绿色制服，虽然不如空姐或护士好看，但那份庄严感要比空姐或护士更具诱惑。这个故事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就把他们两个搞到一起，中间有层层起伏，对于有SM嗜好的人来说，这真是一部激情燃烧的电视剧，而且是女权主义的SM，女的是施虐一方，男的是受虐一方，女的是女王，男的是奴隶，一般的毛片都是反过来的，而我们几十个电视台同时放映这样一部反潮流的毛片，实在是难得的观影体验。



最近在电影院里上演的大毛片是《风声》，我没好意思去电影院看，因为我觉得这样一部色情片，和朋友一起去电影院看还是怪不好意思的，即便是自己去也有点儿尴尬，我偷偷买了张盘看，看李冰冰受虐那场戏，我觉得不是特别过瘾。黄晓明在这个电影里扮演一个日本军官，他用各种医学器材来调戏冰冰，在变态性爱方面，日本人做过很多极端的探索，比如拿着大萝卜、各种蔬菜当工具，实在是极具想象力，《风声》这一段的处理还是太含蓄了。而周迅那里只留下一根绳子，也只是SM方面的初步探索。但这个电影的一大进步是，把刑讯室改造成了SM性爱密室。以往，这都是跟敌人作战的秘密战场。性爱密室，当然可以是酒吧、高级音响、灯、床、榻、洗浴设备齐全的地方，类似于日本的汽车情人旅馆，但“监禁”“拘束”“强制露出”“调教”更符合敌我斗争的特点。



有人说《风声》是一部谍战片，但我觉得这是一部有关密室性爱的科普片。同时照顾了男女和GAY观众，因为男观众显然对张涵予受刑那段不怎么能欣赏，至于里面出现的那个小白受刑段落，我实在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我总觉得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而不是创造了亚当和乔治，不过，亚当非要和乔治搞，我也没什么意见，只是不太能欣赏。所以，我从来没看过《春光乍泄》，也没看过《蓝宇》，我看过好多遍《断背山》，我之所以看《断背山》，是把它当成风光片来看的，这个电影在加拿大卡尔加里附近拍摄，转战加拿大若干个国家公园，配乐也好听，如果你想去加拿大玩，一定要看看《断背山》。



一位文学大师说过，什么东西都是要被误读的，所以，《潜伏》这样的戏，你可以看成是谍战片，也可以看成是办公室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修行电影，据说圣雄甘地，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也会叫一个大姑娘睡在旁边，他战胜了自己的欲望，精神境界就上了一个层次。对于那些为了新中国而奋勇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假扮夫妻，放在身边不办，肯定是磨练自己意志品质的关键一课。

张雁

那些大事，实在是说不清提不起的烂事。

张雁

和菜头也太逗 了吧？那么刻薄啊。
其实这种技术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代表是李燕杰老师和曲啸老师的演讲。曲老师贵不易妻的高风亮节让无数女士深受感动。
然后是蛇口风波。
现在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吧。
80年代真是演讲家的黄金时代。
前两天看到一个我校同学的演讲稿，那真是……不带说一句人话的。
历史真是吊诡的可怕。

张雁

转自何菜头博客

Yongwei Xing来信提问说：

和菜头，

你好。今晚我看了《2012》，我突然有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比如说中国吧。鉴于中国在建造方舟中出的力，给予了中国5000个名额，可以登上方舟。你会如何分配这5000个名额？

祝 快乐

回答：

Xing同学，你好！

在今年3月31日，我在Blog中提交了一个《逃生船问题》，得到了200多个答案。随后，我在《逃生船问题尝试解》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看起来很多人都不是很满意。7个月之后的今天，随着电影《2012》的上映，相同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所以，很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让我再次思考一下我当时的方案。

在《逃生船问题》中，可以凭借船长的专权，或者所有船员乘客的投票方式选定一个方案。前者的潜在危险在于船长未必明智，可能无法做出一个公平的决定。后者的潜在危险在于投票效率低下，在船只沉没后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或者，由于多数人的暴政，最终的决定会是牺牲弱势者。所以，也有人提出要抓阄决定谁能上船，哪怕最后是一批妇孺和伤者，注定死在大海上。

在《2012》中谁能登上诺亚方舟，情况略微有一些不同。尤其是问题设定了背景，是中国方的选择。这里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设想自己是领导人，按照他的方式行事；一个是假设自己就是领导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第一种方式其实很简单，因为日常所见，有的人一直在船上，有些人一直在水里挣扎。届时，完全可以按照现行模式确定5000人名单---从14亿中选出9个来都可以，5000就更没有问题了。

第二种要复杂一些，涉及到如何确定登船原则的问题。很容易想到中国人信命，所以全民大乐透抽5000张船票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方式。不过，一旦世界毁灭的消息被放出去，大概会立即炸锅，其后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所以，还是得自己挑选5000个人。假设大洪水一定会结束，这些人未来担负着重建地球，恢复文明的责任，那么，需要4000名熟练技术工人和民工。中国是世界工厂，产业工人是它最强大的资源。剩下的1000人里，科学家需要一个袁隆平就够了，他保证大家有饭吃。其它科学家就算了，反正别人的比我们的强。最后的999个名额给小摊小贩，他们体力好，行动敏捷，成功熬过城  管，是地球上生存能力最强的物种，未来的世界里需要他们运输货物。

选好这5000人之后，就可以把消息透露出去，请大家自救。估计有90%以上的人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安安静静等死，最后也就这样死掉了。剩下的10%的人会疯狂地制造山寨诺亚方舟，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当洪水到来，这数万艘山寨方舟中的99%会沉没。但是会有1%幸存下来，和真正的方舟一样在海面上漂流。这些人是未来的领导者，可以自称是中国人

张雁

我看了一半。讲得挺好玩。据说证券市场有一个功能就是消灭掉多余的货币。这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经常涨起来又跌下去。

张雁

转自学术中国网站，作者不详
http://www.xschina.org/
何人此路得生还——陈学昭的生活、创作和爱情　　一

　　第一次读《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部小说时，我刚十多岁。觉得自己对很多问题的疑惑，象理想、爱情和友谊等，从此都有了最完美的答案。我周围的大人们也读了那本书，感兴趣的地方却与我不同。他们猜测着书中的那些人物是谁：对女主人公有过重要影响的恩师们，对她呵护倍至的共产党人们，她留法时的两位男友，将她抛弃了的丈夫。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又重读了这部书。这一次的感觉却大不相同，就象有些人见到了初恋，无论对方怎么说自己过得很好，还是发现了掩饰的蛛丝马迹。

　　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作者意欲通过一个叫李珊棠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经历，表现中国从五四到农村合作社成立几十年中的“伟大时代”的变化。李珊棠走的路很典型。她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从十几岁开始起就独立自强，用为报纸和杂志的写稿所得维持生计。后留学法国，与两位留学生陈明纯和张德伟结下了纯洁的情谊。但因为不忍在陈张之间取舍，也因为自己个性的弱点，最后和一个毫不相爱的人结婚。李珊棠婚后和丈夫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后方的腐败，他们两度出走延安。在那以后，她个人生活极其不幸，儿子夭折，丈夫另觅新欢。但她在经历了整风、土改、农业合作化和反右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洗礼”后，意识到为革命“工作着是美丽的”，最终超越了自己的悲欢离合，成为了一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知识分子。

　　《工作着是美丽的》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而是一本自传，是作家陈学昭对自己大半生经历的毫无虚构的记录。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１９０６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她六岁刚过，父亲就病逝了。父亲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生前嘱咐儿子们不要给女儿缠足穿耳，要送她去读书。儿子们牢记着父亲的遗言，十分爱护陈淑英这个妹妹，但也许是太爱她了，一见她做出了不符合他们要求的事情就严加责管。陈淑英常躲在古宅无人的角落读书，象《史记》、《红楼梦》、《水浒》、《西厢记》和《资治通鉴》等，一边读一边想象。书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给她带来了很多烦恼。当她读书读得忘记吃饭时，哥哥们会大声呵斥，甚至罚跪。一次，一个哥哥见她在饭桌上还放不下书，竟将一只空碗朝她扔了过去。哥哥们结婚之后，她的处境艰难了起来。“本来，她对于旧社会的一切已经在怀疑和不满，和家庭的逐渐隔阂，好象更加把她推到门外。”（《工作着是美丽的》）

　　１９２３年，她参加了上海《时报》的征文，以《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获得二等奖，也从此将陈学昭作为自己的笔名。《时报》主编戈公振不时来信鼓励这个小有才华的作者。第二年，陈学昭拜访了那位著名的文人。戈公振望着她愣了一阵，大概是没想到她那么年轻，文笔却那样雄健吧。在戈公振的帮助下，陈学昭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的创作以散文和小说为主。和大多数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一样，陈学昭的散文清新秀逸，但小说缺乏对素材的提炼，直接描述内心苦闷，个人经历常是小说的素材，自己常是小说的主人公。但陈学昭与那些女作家们又有很大不同，忧郁的行文中不时会流露出一种刚健，迷惘的思考中常有对自身的责问。到１９２６年，陈学昭已经是一位活跃于各大报纸副刊的知名作者了。

　　除了戈公振外，陈学昭还直接受到了鲁迅、周建人和茅盾等人的教诲。鲁迅曾多次对她说，“做一个中国女人要忍受一切的打击，提防突然间会从空中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象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坐下去它果然会被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又能弹起来，恢复原状，要坚韧。什么都该靠自己，跌倒了不喊痛自己爬起来，才能谋得解放。”她对鲁迅的话牢记不忘，常以之鞭策自己，在逆境中总是奋力反弹。

　　陈学昭从一走上文坛，便和当时的进步文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她那时还是一个吟风弄月的女孩子，对政治缺乏深刻的洞察。她当时最要好的女友张琴秋，沈泽民（茅盾之弟）的妻子，就是一位共产党人。当陈学昭专心致志地创作风花雪月的文字时，张沈二人一直活跃在上海，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张琴秋有次对陈学昭说：“在那里，我见到了世界的全体，在那里我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向上心与革命的精神！……在这些时候，我开始满足，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吝惜我微小的力量了，我应该牺牲！”陈学昭一边感动着，一边急切得象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子”，连声说：“再说，琴姐！”“再说，琴姐！”

　　和那些进步文人以及共产党员的接触，不仅使陈学昭在创作上受到了影响，也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她本来已与孙伏园的弟弟有了婚约，后来二人却越走越远，以分手结束。通过张沈二人，陈学昭还结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１９２６年夏，当杨之华听说陈学昭有去国外留学的打算时，说只要交给她两张照片，做个护照就可以到苏联。杨之华要介绍年轻人去的地方，无疑是红色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当陈学昭偶尔和郑振铎说起这件事时，郑坦率地说：“你是学文学的，又不是学政治，学政治去苏联好。”这样，陈学昭当晚便从杨之华那里拿回了照片。可见在那时，陈学昭对于政治虽然关心，却不象后来那样投入。

　　二

　　１９２７年５月，陈学昭到法国留学。在异国期间，她与两位留学生季志仁、蔡柏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尤其是与蔡柏龄的灵魂相知，在她人生的每一个低谷，都给了她生存下去的勇气。

　　季志仁在出国前就想与陈学昭结为秦晋之好，但由于其父有两房妻子，陈的哥哥说不能把妹妹许给有姨太太的人家，因此两家结恶。陈学昭到法国的初期，深感舆论的压力，对季总是有意识地回避。季为了保护她，只好把对她的爱慕压在心里，象一个哥哥那样守护在她身边。从陈学昭的小说和回忆文章看，两个人都曾爱过对方，但因为太珍惜彼此，后来又有蔡柏龄的介入，才一直在友情和爱情之间畏缩不前。

　　季志仁的好友是蔡柏龄。蔡柏龄是蔡元培的儿子，长期生活在欧洲，当时在巴黎大学物理系学习。他十分仰慕陈学昭，曾和姐姐登门求见。与季志仁一样，他也非常爱护陈学昭。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中，张德伟其实就是蔡柏龄，而陈明纯就是季志仁。

　　这两个朋友和陈学昭象三剑客一样亲密无间。陈留法期间，先后为《大公报》和《生活周刊》写稿。当她把某些留学生聚赌嫖娼的状况如实写下之后，那些人声言要打她。那段时间，季志仁和蔡柏龄都保护在她的左右。“他们坐在我们三个人旁边的桌子上吃饭，我们准备好他们动手来打，但是他们毕竟不敢动手。”“只是季和蔡总不放心我独个人来回学校，独个人在拉丁区走动，担心我吃眼前亏，因此他们两个人有时一个人来送我上学，有时两个人来接我回寓所，吃饭总是一同去的。”（《想天涯，思海角》）

　　关于三个人特殊的友谊，作者在自传和回忆文章中都描写过。“平常总是明纯和德伟来看她的时候居多，他们每个星期天一来，也总要和她开一点小玩笑。有时，他们立在钢琴室的窗外，突然地吓她一跳；有时一个先来，在会客室里会她，等一路走出去的时候，从一棵树旁边走出来另一个人……”（《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一段描写，作者在回忆文章《想天涯，思海角》里也有记录，只是将明纯和德伟换成了他们的真名而已。

　　陈学昭无数次深情地回忆起那段时光。季志仁建议蔡柏龄给陈学昭补法文，陈给蔡补中文。蔡柏龄选了法郎士的《红百合》，“要我一段一段选读。我先读给他听，他再读给我听，校正我的发音。”“有时，他还读一遍给她听。她喜欢他的法文朗诵，他那清润而柔软，然而是严肃的声音，好象空谷中的泉水声。”“我给他读史记，也是一段一段选读，我先准备了一遍，然后把原书交给他去准备那一段……”“这以后，他问她一些中文字的使用，虽然在他案头，她也瞥见过他写的中文字，他却统统把它们藏起来，羞于拿给她看。”（以上几段文字，依次选自《工作着是美丽的》和《想天涯，思海角》。）陈学昭即使是在小说里，也丝毫没有对细节进行任何修改。

　　三个人虽然形影不离，但不能不说没有各自的杂念。季志仁一直爱慕陈学昭，因为陈学昭不想涉入感情便迁就着她。蔡柏龄虽然不曾向陈学昭表达过爱慕，却很满足于那样的状况。陈学昭在心里暗暗比较着两个人，当看到了这种友谊的脆弱时，哀伤地想着分手的那天终究会来。“如果说明纯是那么温柔可亲，德伟却在温柔可亲之中，另有一种可畏的神情，虽然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那么深沉和严肃。”“德伟好象有那么大的威力，会使她急躁的心情立刻冰消瓦解；事实上，她害怕他，觉得自己的任性，幼稚和浅薄，也许会引起他的轻视，但是对于明纯，她却任其所之地表示出来，她相信他是能够宽恕她的……”“她想，明纯和德伟，他们将来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家，但是他们将来怎样过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生活上的伴侣将是怎样的人物，她是想象不出的，反正，他们是会有的。至于她和他们呢，他们间的友谊已经登峰造极，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了。”

　　时间慢慢地过去，陈学昭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个叫何穆的留学生开始追求她，而一如君子的季志仁和蔡柏龄依然默不作声，仿佛继续将君子做下去就不会失去陈学昭和三个人之间的友谊。何穆在陈的自传小说里叫陆晓平，当时因患肺结核正在疗养院疗养。追求陈学昭时，他常把自己的病和眼泪作为武器。他和季蔡二人完全不同，务实，多话，喜欢跳舞，精打细算，也与陈学昭格格不入。但奇怪的是，陈学昭却受着他的吸引。最后，何穆从肺病疗养地追到了巴黎，蔡柏龄这才说话了：“拒绝他！不要给他利用！为了你自己，为了……”陈学昭没有勇气听完他的话，象“逃避一个灾难似地”跑回自己的寓所，悄悄地哭了。

　　陈学昭与何穆结婚了。失去了她的蔡柏龄和季志仁，渐渐疏于联系。季与一个法国女子结了婚。有次陈学昭回巴黎，“正往戈贾斯路转角去，突然，志仁在前，后面跟着个生得端正的法国年轻妇女，志仁走得那么快，他的夫人好象追一样跟上来。我们虽然正面相逢，可彼此都害怕什么似的躲开去，没有招呼。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想天涯，思海角》）

　　何穆从医学系毕业后，要回国开业。陈学昭与丈夫离开法国时，蔡柏龄前往旅馆送别。分手时，陈学昭站在楼梯口问他：“您回来吧？”

　　“不！还是不回来的好！永别了！”他说。

　　“收回您的永别！再见！”

　　“那您什么时候出来？我等着您！”

　　“至多两年，我就出来！”她回答。

　　他们握着手，又一次道别。蔡伯龄说：“好，我等着您！”

　　然而，二人再次相见时，并不是巴黎，而是杭州，也不是两年后，而是四十五年后。经历了无数政治运动的冲击，陈学昭已经是一个步履蹒跚皱纹满布的白发老人了。蔡伯龄望着她，多次热泪盈眶。

　　三

　　１９３５年初，陈学昭与何穆回国了。何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还要靠陈学昭的稿费维持。抗战之初，他们辗转于无锡、上海和南昌等地，生活极度动荡。在困难的生活之中，因性格迥异和婚姻基础脆弱，他们经常冲突。１９３８年，陈学昭跟随何穆来到重庆的一所后方医院。二人对那里的风气非常失望。这时他们恰巧读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便决心到延安去。６月，陈学昭带着儿子，何穆带着Ｘ光机，离开了重庆。他们在路上历经千辛万苦，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延安。

　　陈学昭当时是重庆《国迅旬刊》的记者，从１９３８年到３９年整整一年间，写下了著名的《延安通讯》。她的文风清新活泼，没有丝毫党八股的痕迹。她擅于用细节反映人物的特点。比如与张闻天谈到共同的朋友沈泽民时，张的反应是这样的，“‘泽民已经牺牲了……’他面孔上的肌肉好象紧缩了一下，或者为了不愿给别人看到这个苦痛的表情，说过这话，他掉转了头。”在李富春访问记里，她除了用“四十左右，中等身材，稍胖，却很结实，皮肤紧紧地裹着肌肉”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形象外，还用一个细节让人联想到李富春的留法背景，“他的路易十六式的有插信柜的破旧的写字台上堆满了各种文件。”陈学昭的文字纯朴天然，很有魅力。一句“凝视着丁玲的手臂及整个轮廓，觉得她真的稍胖了些”，就写出了文小姐已经变成了武将军的时光流转。而毛泽东“拖着迟缓的脚步，送到正中一间的门外石阶上。高高的个子，与其说是迟缓的，毋宁说是持重的脚步，使我想起北平的李大钊先生……”，则记下了毛还没有变成“神”之前的平常的一面。她采访朱德时，顺手写下的那些文人武将也和朱德一样富有神采，“同桌有陕公的教育长——忘记了大名，成校长介绍说刚刚从欧洲回来的——还有一位有了年纪的受过伤的先生，一只手臂是截掉了的，眼睛也只一只，他们象秋风卷落叶般吃着这些东西——想是行军的关系，这样惯了的——一碗又一碗……”

　　由于是延安唯一一个在国外获得文学博士的女子，又加上写了一系列《延安通讯》，陈学昭非常有名。这些都让何穆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另外，何穆当时在筹建中央医院，和同事关系很紧张，回到家中，常和陈学昭争吵。３９年秋，陈学昭陪着何穆离开延安，返回了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延安通讯》使陈学昭在国统区也变成了一个著名的作家，连宋美龄也亲自来看望她了，但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对她的盯梢，让她上了黑名单。

　　４０年，陈学昭的儿子因脑炎夭折。在巨大的痛苦中，她回顾着自己与何穆的不幸婚姻，十分消沉，觉得自己以前一直是为了孩子才维系着这个无爱的婚姻，现在却不知是为了什么。她也不由想起了远在法国的朋友们，心情非常矛盾。她一方面认为自己失了信，两年过去了还没有重返法国，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在参加抗战，朋友们会原谅她的。这时，何穆又收到了傅连璋的信，邀请他重回延安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这样，１９４０年冬，陈学昭跟随着何穆，又一次来到了延安。

　　写到这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何穆了。陈学昭的文名、容貌和个性，给她带来过一系列追求者。如上所说，其中有著名报人的弟弟，地方名人的儿子，著名教育家的公子。何穆能与陈学昭结为连理，也应该不是庸常之辈。但由于感情不睦，又加之离婚时何穆采取了极端手段，所以无论是在自传里，还是在回忆文章中，陈学昭都对何穆十分鄙视。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何穆是陆晓平，陈学昭说他象一个衣架，有着小而方的红润的面孔，穿着擦得亮亮的团头皮鞋，说话的声音象碎玻璃一样，走起路来手摆得如同秋千。对她这样描写何穆，我一方面觉得大可不必，一方面又很矛盾。何穆生存能力很强，是延安名医，中央医院院长，林育英病重时还参与了治疗，四九年后仕途也较顺利。陈学昭则为这段婚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离婚使得她一度生命垂危，也几乎身败名裂。她手无寸铁，也就只好用文字来抒发悲愤了。但我觉得陈学昭对自己一生的悲剧认识不足，以为何穆是她不幸的根源。就连周恩来也说她选错了丈夫，蔡柏龄更合适一些。事实上，在法国留学期间，无论季志仁还是蔡柏龄，她都是伸手可及。她一生的悲剧只是始于婚姻，政治选择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头一次去延安，陈学昭可以说是做客。第二次到延安，却是长居。她在《解放日报》当编辑的同时，也兼任中央党校四部的文化教员。

　　整风开始了，“各个单位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人家问陈学昭，“究竟是党找你？还是你找党？”她再三考虑，回答得还算巧妙：“我找党，党也找我。”但她不总是这么谨慎的，说话时不懂得看对象。一次和某人聊天，听对方谈到蒋介石，她就胸无城府地说，蒋是个典型的封建法西斯头子，宋美龄在美国多年，会不会看到资产阶级的民主？结果在审干之中，这句话成了一张大字报的来源，成了她为宋美龄歌功颂德的证据。陈学昭在法国呆了那么多年，已经忘记了有些中国人是能怎么琐碎的，又是怎么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的。现在假了革命和同志的名义，一切都显得十分合理了。人们给陈学昭提了很多意见。她诚惶诚恐地接受，但有时会说反话。一位高级干部深知陈学昭对政治十分天真，告诫她说话时千万不要说反话，她这才注意了。反话就是自嘲。自嘲在革命同志看来，是一种抵触和不愿意接受批评的表现。

　　陈学昭那段时间非常苦恼，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党和人民要求的合格的知识分子。在《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中，她说，“以前我对于党一直有着很大的距离，而且自己愿意坚持这个距离的。党所给予的教育，集体教育与集体锻炼，我认为要磨损一个人优良的个性，限制个性的发展，我怕这样的教育。在整风中，我发现过去这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了解过去我受的教育是个人主义的教育，技术的教育；也了解党的教育，伟大的集体教育的力量；使一个二流子也可以改邪归正的。”她还学到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纺纱。她说这是“除了共产党的书报上，古今中外的书本子上都没有的”，并衷心地称赞，“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发生过的伟大时代，从劳动中改造知识分子，也是这伟大时代中的一件大事。”她积极改造着自己，一有空就纺线，用一双弹过钢琴的修长的手扶动着纺车。在纺线的时候，她说她什么都不想了，一手摇着车，一手拉出又细又匀的线，感到幸福和满足。而且“夜里睡在铺上仔细想想，确实有些懊悔自己成了个知识分子。要是年轻时从事农业劳动，我的大哥也许已经把我送给他的知己同事家做童养媳了”（《体验劳动的开始》）。改造得如此之好，竟到怀疑和轻贱自己的地步了。

　　陈学昭是一个认真的人，认真地创作，认真地改造自己。她也认真地给别人提意见。整风期间，萧军因为就王实味的问题向党结结实实发了一次牢骚，结果在鲁艺一次两千人的大会上，引来了五个党内作家和两个党外作家的“批评”。后来的史料将那次“批评”记载为是对萧军的围攻。陈学昭就是那两名党外作家中的一个。

　　延安整风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从１９４１年开始，到１９４５年结束。陈学昭初到延安时的表现是连毛泽东都注意到了的。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曾经说：“陈学昭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但到１９４５年整风结束，她已脱胎换骨。因为在那年的７月，她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

　　四

　　看陈学昭延安时期的照片，我总是十分感慨。她早期的照片，秀美，典雅，一双美丽的眼睛总是闪着深沉大胆的光芒。而二入延安之后的陈学昭，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张照片上，她穿着肥大的军装，一条皮带束在腰间，象一个魁梧的女战士。这种变化并不是表层的，而是她思想改造的反映。

　　但无论在思想上和党怎样靠近，陈学昭在内心深处，有一个角落始终只属于她自己。无论她怎么改造，怎么搏斗，那个角落也依然坚如顽石，无法夷为平地。她的思绪常常射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的孩子，我的妹妹／想象一下到那边／和你共同生活的温柔／爱在闲遐，爱和死／在与你想象之乡……”这个想象之乡就是法国，她度过青春、发现过友谊和爱情的地方。周恩来夫妇很了解陈学昭，不止一次同她谈起过法国和蔡柏龄。周说，“这总有机会的”，“你的岗位在国外”。

　　关于蔡柏龄，从事物理研究的人们一定不会陌生。我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蔡柏龄……１９３１年到法国强电磁体实验室（贝尔维尤）从事研究工作。１９５５年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萨克莱）工作；同年还参加了法国国家物理学博士论文答辩会……蔡柏龄对磁学的研究工作主要有：⒈气态和液态分子的磁性和磁光性质；⒉多种反铁磁性固体盐类的磁性与温度关系；⒊大型电磁体的设计研究和强电流的测量等。蔡柏龄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研究过气态一氧化氮、氧和氦的磁（致）双折射和磁（致）法拉第旋转，及液态一氧化氮的磁化率。而后直到６０年代，他主要致力于第４周期中过渡金属（如锰、铁、钴、镍、铜等）的氧化物、卤化物和碳酸盐等的多晶体和单晶体的磁化率与温度关系的研究，从实验上最早发现了其中多种化合物的磁化率－温度曲线出现最大值的反铁磁特性，也是最早把反铁磁性理论应用于解释这些化合物磁性的学者之一，对早期反铁磁性研究有重要贡献……”

　　蔡柏龄一直是陈学昭忠诚的朋友。在陈学昭结婚之后，他并没有象季志仁那样躲开，而是一直与她保持联系。他早年回国探亲时，在西湖曾寻找过陈学昭的旧足迹，回法国后还为她带去需要的书和食物，在她离开法国时又前去送行。由于其父蔡元培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即使是在陈学昭到达通讯不便的延安之后，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与之联系。延安一直关注着蔡柏龄这个严谨认真的科学家。陈蔡的亲密友谊在共产党的高层中并不是秘密。１９４５年，陈毅曾让陈学昭写信给蔡柏龄，劝其回来。陈学昭的信辗转到了蔡的手里后，蔡也真的想过回来，但当时因为只能去国民党管辖的中央研究院，才没有成行。蔡柏龄没有回来，对个人感情是一种损失，但对科学研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命运象和陈学昭作对一般，多次让她和蔡柏龄擦肩而过。一次是她已经受命前往法国正在东北等待时，被告知说去西伯利亚的火车不准时，不要等了。她只好就地待命。第二次是她已经准备好了出国，而上级却在前一天通知她不要去了。后来她才知道是有人在背后打了小报告，说她出国是为了个人的私事。

　　１９４８年，陈学昭从邓颖超那里接到了一封信，是蔡柏龄托蔡畅辗转带回中国的。他写道：

　　我极亲爱的女友：

　　在戈登夫人家里见到了蔡大姐，得到关于您的消息，我是多么地快乐啊！自从您回国之后，我只收到过您一封信，也不知道您的通信地址。从蔡大姐口中知道您尝尽了艰辛，我听了很难过！又得知您的男孩已经死了，您已离了婚，这很使我惶惑！我自从我姐姐过世后，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得到您的消息，使我好象在关得密密层层的不透气的屋子里开了一扇窗。蔡大姐告诉我，说您还要到巴黎来的，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能够在这里再见到您是多么的幸福！极亲爱的朋友，希望不久就能再见您！

　　请接受我最真诚的情谊和祝福！

　　您最忠实的蔡柏龄

　　三月二十七日，一九四七年。

　　捧着这封信，陈学昭失声痛哭。这封信她一直珍存了十九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在“您最忠实的蔡柏龄”几个字上吻过之后，才将信投入了炉火。

　　陈学昭一生之中，从没有当面对蔡柏龄说过一个爱字。但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多次说过她对他的感情。“她望着窗外，眼前立刻展开一幅海阔天空的景致：蓝的天，蓝的海；她将走得很远，在地中海的那边，终老她的一生。她想到她将和她的心爱的一切有再见的可能，她的心竟似从一个深坑里一跃而起，要冲破天空，凌霄而去似的。”“她想到他独个人侨居国外的孤寂而单调的生活，把生命沉在科学研究里的生活，她衷心愿望他有幸福，只要他幸福，她也就觉得欣慰！她对他的期望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到底他没有使她失望！她仿佛看见了一张庄严而温和的面孔，那抿得紧紧的嘴巴，她的心颤抖起来……”

　　陈学昭自从离婚后一直单身，而蔡柏龄直到１９５４年才结婚。在那之后无比动荡的岁月里，蔡柏龄始终没有忘记陈学昭这位亲爱的朋友，为她寄过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和《海涅全集》等书，只要有朋友回中国，总要千方百计转达自己对她的问候。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当年轻的珊棠意识到自己对德伟的感情时，曾这样想过：“她以为不可能要求绝对的永久的情感，不可能要求每天一样分量的情感，但只要我愿意给他最好的一份，不管他结婚也好，我结婚也好，这本来就不是一种义务，这是生命中的一种光彩，一个奉献。”这是否是真正的爱情，我不想再加评论。但我觉得陈学昭在感情上是无比幸运的，得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五

　　二到延安之后，陈学昭写下了大量的通讯、诗歌和杂感。文风没有光大早期的浪漫优美，渐渐趋向表层和形式。这种变化固然与特殊的时代有关，因为她不是一个满足于表现风花雪月的人，对时代的变化很敏感，总是要自觉地用文字为时代服务。但这种变化又是外在的，或强迫的。

　　《工作着是美丽的》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在１９３９年，陈学昭就想塑造一个五四女性，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反映伟大时代的变化。她起初断断续续写了两万多字，但后来却毁掉了。毁掉的内容是什么，我无从知道，但为什么要毁掉，却能猜出大概。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３日，陈学昭在杨家岭参加了一个会议，听到了毛泽东那个影响了中国文学和艺术几十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核心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陈学昭开完会后非常苦恼。她在《关于写作思想的转变》一文中说，“最初，在座谈会之后，我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写作，认为以前写的东西纯粹是发泄个人感情，即使写了一点对旧社会的不满，那也是出于个人观点，个人立场的，对革命和工农兵简直是没有什么联系的。”直到周恩来后来对她说，“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经历也好么”，她才重新提起笔来。

　　《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完成于１９４９年，下卷完成于１９７９年。在我看来，此书与作者的心愿相差很远，对伟大时代的反映并不深刻充足，因为她将创作重点转移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改造上了。以女主人公李珊棠离婚为界限，之前优美、浪漫、深刻，之后空泛、生硬、平淡，象出自两个人之手。我有时会想象陈学昭毁掉的两万字是什么，深信只有那些独具个性的闪光文字才会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才会被作者在深思熟虑之后毁掉。那些文字会美到怎样的程度我却无法想象，因为书中的很多处已经闪耀着一种勾魂夺魄的光彩了：“在很多很多年代以前，海宁的潮并不是这样壮观的。自从昏聩的吴王夫差，不纳贤臣伍子胥的忠言，反而把这位盖世的功臣残暴地赐死，将尸身投于钱塘门外的江中，耿直的英魂怀着愤怒和冤屈，还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双手捧着朝板，站在潮头上，了望那被勾践灭亡了的吴国，怒涛就翻起了白浪……”“当晨光和月光混在一起的时候，她靠在他的手臂上差不多已经朦胧入睡了。他的另一只手始终抚着她的头发，悄悄地，好象守护着一件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她想起一九二八年的春天，当她住在巴黎特加默路的日子，在下着雨的黄昏，室内室外都是异常地静，她一边练琴，一边也借此消解心头的寂寞，一遍又一遍地弹着肖邦的《春天》。在琴声的间歇中，她听到一种熟悉的脚步声音，从路的转角过来，往伐莱脱的小路上去，她还望见一闪一闪的手电的光……”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中，陈学昭体现了一个文学家该有的很多素质，如才华、洞察、激情，但失去了很根本的一点：个性。个性的缺席使得《工作着是美丽的》没有摆脱平庸的命运，也使得作者没有跻身于文学大师的行列。事实上，在现代文学史上，创作失去个性的不止是陈学昭一人。有多少作家都是一生跌宕起伏，跨越了中国几个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但后来都象陈学昭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１９４９年，陈学昭回到了故乡浙江。马寅初任浙江大学校长，她担任党支部书记、全校政治学习委员会主任和中文系教授。５０年她请求调离浙大，去参加海宁地区的土改运动，并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下了小说《土地》。５７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春茶》的上卷。在《春茶》这本书中，陈学昭主题先行，反映了茶乡合作化的进程。但平心而论，她的思想还是“改造”得不够彻底，因为小说乡土气息浓厚，人物塑造生动活泼，所有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同期同类小说的血腥之气。

　　１９５７年，陈学昭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任全国政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但一切都象是建在沙滩上的堡垒，很快就坍塌了。

　　六

　　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党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天真的也可以说是要求进步的陈学昭，便在浙江省文联的一个会议上讲了几句话，随后又向《文汇报》的记者说了一些心里话。但不久，毛泽东那篇《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文章就在党内发表了。陈学昭也自然变成了被引出洞来的一条蛇。《浙江日报》接连刊登了关于批判她的文章。那年中秋前的一天，陈学昭参加了浙江省文联的一个会议。在会上，党宣布了对她的处分：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保留一个职务，安排一个职务，生活靠写作自给。

　　陈学昭后来回忆道，“听完宣读，我就立起身来往外走了，因为党支部大会还要继续开，我已被开除出党。”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被开除出党是什么场景，直到读了陈学昭的这段话。一个被党扫地出门的人还能那样有组织观念，竟会那么自觉地离开会场。多么荒唐，又多么残酷！但陈学昭对这一切不应是陌生的。从延安时代开始，她就多次体会过这种残酷，也曾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残酷地对待过别人了。１９５５年夏天，她到北京去开作协党组扩大会。在８月１３日的会议上，她听从组织的需要，登台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可丁玲的双手也不是那么干净的。在延安整风期间，丁玲不正是攻击萧军的先锋吗？丁玲是怎样说的？“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她陈学昭自从到达延安之后就要求进步，全心全意想成为一名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知识分子。可到１９４４年时，毛泽东还记着她，说她刚到延安时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她哪里是看不惯啊，是太爱延安了！“延安的秋，中国的秋！每个前方的战士，每个后方的工作者，为了她，可爱的祖国的秋，激动，颤抖！”所以她在汗气熏蒸的人群中，挤啊挤啊，要到她想到的地方看个够！

　　陈学昭忍着眼泪走出了会场，党的人紧紧跟在身后，安慰她，“把你丢出去两年，只要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回到党里来。”

　　陈学昭也一直没有忘记那个温暖的怀抱。１９６２年，她终于摘帽了。感慨万千之中，她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了一封信。除汇报她的工作之外，还写下了这样几段让人泪下的文字：

　　从去年六月起党给了我每月一百十七元五角的工资，我很不好意思拿，因为一则我工作得很少，二则过去的稿费还剩有一点，没有用完，但又想到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恩情！后来我问了党，究竟该不该拿，党叫我拿，我拿了，可是心里总还是不好意思的！

　　去年秋季开学时，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她在杭州大学附中高中部，功课还能跟上。党的恩情，我和孩子永世也报答不完！

　　我现在一切包袱都放下了，的确感到轻松愉快，我希望我身体能好一点，还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真正起到一枚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心里感到难过的事情，就是心心念念还是非常渴念组织，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

　　这已经不是那个用美丽文字和傲岸个性颠倒过众生的陈学昭了。那株萌芽在钱塘江畔、盛开在巴黎、歌唱过爱情和友谊的玫瑰，就这样失去了最热烈绚丽的色彩。

　　七

　　陈学昭的创作年表，从１９５７年到到１９７８年是一段空白。被开除出党后，她来到绍兴文化馆改造。先是被诬陷为监守自盗，后又下乡养猪，最后才到杭州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文革中，她被无数次抄家、批斗、殴打。她走在路上时有不明真相的人们追打，住的小屋前成了人们倾倒垃圾的地方。她拖着一身病体，一天十几个小时地扫着厕所和街道。在一次批斗会上，六十多岁的陈学昭被人猛地夺去了拐杖，因为手臂受伤又加上患坐骨神经痛，她一下子跪倒在地。等批斗会结束了，她还是无法站起，只能爬在那里。周围有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扶她起来。她只听见有人冷冷地说：爬着出去！党就是这样继续改造一个对它已经无比忠诚的知识分子的。

　　沉默了二十年后，陈学昭在１９７８年拿起笔重新写作。时光没有善待她，到能安心写作的时候，她已经支离破碎，饱受着疾病的折磨了。但她很顽强，除了完成《工作着是美丽的》下卷和《春茶》下卷外，还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象《如水年华》、《天涯归客》和《浮沉杂忆》等。但不足之处是，有关从５７年到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文章，虽然多有揭露，在字里行间，总不时要感谢党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表示要把有生之年继续献给党的事业。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后辈，我无法要求她超越。但有时会忍不住疑惑，她难道不知道延安时期的党、反右时期的党和文革时期的党，都是一个党吗？她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反右时根本没有做错什么，是该党向她道歉而不是她倒过来向党感恩戴德吗？我想她是知道的。但到那时，她已经是一个身心俱创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尚处在一种痛定思痛的惊悚之中，劫后重生的疑惧依然萦绕在心头。尽管这样，陈学昭还是渐渐超越了自己的苦难，开始记录很多在动乱中和她一样受尽蹂躏的人们，象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因人口论被批臭打倒的马寅初，吴玉章的后人，蔡元培的亲人，被迫害致死的女教师徐瑞云等。

　　１９８２年，蔡柏龄带着家人回中国探访。由于他身份特殊，国内的统战部门非常重视。但他将自己在杭州的接待人之一指定为陈学昭。

　　四十五年前，陈学昭和蔡柏龄在法国相约两年之后再见。这次他们终于见面了，却都已是迟暮老人。两个人无比感慨。在回忆文章《四十五年之后》里，陈学昭记下了这次相见。在短暂的相聚中，他们回忆着青年时代和法国分手后四十五年的沧桑人生。听着陈学昭叙述她经受的磨难，蔡柏龄多次热泪盈眶。早年的蔡柏龄一直非常刚毅，而那次见面时却显得异常脆弱。陈学昭有些不解他为什么会那样。也许她忘记了，蔡柏龄虽然看上去是一个中国人，但一直生活在国外，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这几十年的浩劫，无法理解他的亲人和他亲密的朋友为什么会经受那么多的苦难。他实在没有一条理由能舒心大笑。中国是一个习惯在苦难中挣扎的民族，人们能痛到受伤的心里结了茧，冷得连什么都感不到了，还是不知道吸取教训。苦难却使得陈学昭超脱了一切，她对蔡柏龄坦然地说：“您和志仁身体比我好，总是我比您们先去。”听到这里，蔡柏龄先是耸耸肩，接着却抿紧嘴唇，两眼又一次盈满了泪水。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８日，陈学昭病逝于杭州。一个受尽创痛的苦难的灵魂，终于安息了。陈学昭热烈，傲岸，对生命有一种永不停息的激情。这些本是一个人最闪亮可贵的品质，却成了伤害她的利器，让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她同时代的很多女作家，象凌叔华、谢冰莹和苏雪林等，似乎有先知先觉，早早就避开了她走的那条崎岖不堪的道路，最终得到了事业和生活的圆满。

　　陈学昭曾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中，记下过一个让人难忘的瞬间。我对她的一生无比惋惜，因此也曾经设想过很多假如——假如她嫁给了蔡柏龄或是季志仁，假如她与何穆留在了法国或是重庆，假如她能避开延安……但陈学昭记下的那个瞬间却让我知道，那些假如永远只能是假如，永远只能是我的遗憾和愿望。对那样的瞬间，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因为很多人都曾有过，也都象陈学昭那样激情洋溢、血液沸腾地年轻过。那是在延安的一天。阳光撒满了那个小窑洞，陈学昭突然放下笔，凝神倾听起来。从对面的山上，传来了一阵激越嘹亮的歌声：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象暴风雨中的破船。

　　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

　　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我们要一以当十，百以当千。

　　我们没有退后，

　　只有向前向前！

　　兴国的责任，

　　落在我们的两肩！

　　落在我们的两肩，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年！青年！青年！

　　听着那首歌，陈学昭觉得自己的心是火热的，沸腾的，她好象已经拥抱着整个世界，全然忘却了自我。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首歌里所蕴含的精神感召代表着一种责任，一种任何热血青年都无法躲避的选择。陈学昭和无数青年就是受到了那样的时代感召，才热情狂热地奔向了心中的圣地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后来会走那么崎岖的路，也根本无法预知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那些年间，在通往延安的路上熙熙攘攘，走过很多象陈学昭一样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

　　理想主义者。

张雁

上月底浙大图书馆一位退休副馆长到我校讲课，提及曾在图书馆工作的陈学昭。 《工作着是美丽的》也是我的文学启蒙读物之一。那时有太多的不懂。而网上的这篇文章，正好解释了多年不解的心结。

张雁

普通人的生活里，太多的“不这样又能如何”，而没有这种“非如此不可”。
所以我相信那种超凡脱俗的爱情一定有神性的成份在，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他的爱与他的生命密不可分，就是送了命也是份所当然。

张雁

方姐,真受不了你怎么谁都认识呀?下次奥巴家的那匹马来你家时要提前告诉我!
F板,别难受啦.我一向觉得自闭症毁坏的是人类最优秀的基因.

杨宪益传中八卦多多,改写几则.笑一笑吧.老头从小就好玩.
杨先生的祖母娘家姓吴,其父是在早年救助过慈禧太后的吴棠.当时吴棠只是个县令,慈禧丧父,扶柩回京,至吴令辖处,贫不能行.忽接一听差送来吴令致奠银百两.又喜又怕.怕的是送错门了.

真是送错了.吴令闻报大怒,欲责听差.从人劝解.谓那拉氏亦是名门,旗下格格备选椒房前途无量.还是将错就错,就此先行结纳.吴从之,复具衣冠亲往拜奠.那拉氏大为感激,书其名于衣带以记之.

后那拉氏一门显贵,吴棠自然高升又高升,官至总督.享尽荣华富贵.

杨家在两代这前仍是安徽某地的平民之家.自杨家祖父中举作官之后,弟子个个进学,八兄弟中出四翰林.至其父,为官则作沈阳电报局电话局长,为商则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矣.

杨先生的四叔接替袁世凯当过直隶总督.五叔接盛宣怀当邮传部尚书.不过据高阳先生的小说看,杨四老爷的总督当得真是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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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少年时家中请的一位女先生名叫徐剑生,他给对个下联叫:快枪毙_

徐氏与杨先生大玩师生恋,吓得杨家赶快送杨先生出国.

[EM13]

张雁

做为一个骑电动车的人,不得不说:韩寒,你鸭太强了!

张雁

继续个人崇拜!

张雁

作为独立思考的个人，顾准先生在那个严酷的时代达到了他能达到的极限。
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给人的局限太大了，他无法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每个人对他人的人生都有无能为力的一面。
还是不要有假如。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有选择就有取舍。

张雁

明爸爸，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说的精神创伤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经历。
贴一个带三个表的文章。
感谢主，让伤痛化为祝福。

并不是每一个校长都能让人铭记在心


有时候，你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可能在多年后才能慢慢地感受到它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知识、技巧，而是在一种氛围里带给你的人生启示。当年察觉不到，多年后慢慢在身体起作用。

从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直到我骑着自行车把行李拖出学校那一刻这四年间，我是在一种很郁闷的情绪下度过的。用我高中的一个同学的形容就是：“你小子上了大学后变得深沉了。”这种苦闷，没有人能理解，即便是高中最好的同学。

当年让我郁闷的是，我的高考分数比我想象的高出去将近100分，去什么北大、人大、复旦啥问题都没有，可偏偏考进了我认为的二类大学。甚至和我当年最大的梦想，考到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还有落差。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彻底放弃了退学重考大学的想法。劝我放弃这个念头的就是我的同学孙国栋。他是我大学期间少有的几个可以交心的同学，这么多年，见面的次数加一起可能连十次都不到，但每次见面，都那么亲切。

甚至毕业之后，我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可以把大学学到的知识原封不动地还给老师了。毕业后，我做的工作基本上跟法律没什么关系，甚至有意识躲开法律，跟同学之间的联系就少了，我是很典型的不务正业的人，并以此为荣。我很长时间对中国政法大学没有什么感情，对这所学校没有什么自豪感。比如，同学都很亲切简称中国政法大学为“法大”，我从来都叫“政法”。老觉得“法大”念的特别扭，一个视法律如儿戏的贵国，法大什么啊？法是最小的。直到有一天，我由衷地把“法大”从嘴里说出来。

那是经过多年后，我真的彻底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法真的并不大的时候。当我再次捡起当年一眼都看不下去的法律，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当我开始用这些法律思考一些当下的问题，才发现，虽然我上大学以旷课为主，但实际上我真的学到了太多东西。我应该感谢容忍我四年的这所大学。

今天看孙国栋的博客，他写了一篇《江平：永远的校长》，看得我差点眼泪流出来，我们一同经历了那个岁月。正如国栋所言：“江先生只做了一年半的校长，然而这短短的一年半，却足以让他载入史册。”我1986年考上法大，1990年毕业，在校期间，经历了三位校长，第一个校长叫什么早不记得了，第二人是江平，毕业的时候又换了另一个人。所以毕业证上的校长盖章不是江平，当时拿到毕业证的时候心里是有些不舒坦。虽说当年对学校没什么感情，但我很敬佩江校长，尤其是在工作之后，才发现像他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他的名字竟然没有写在毕业证上，这是我四年中的最大遗憾。这个毕业证除了在必须拿出来的时候，我再也不想多看一眼。甚至毕业好多年后我还有个念头，就是拿着毕业证去找江校长，让他在上面签上名字。但后来想想，江平这个名字早就印在心里了，何必在乎他真正印在毕业证上呢。毕业证早晚有一天会褪色，但心里的印迹永不褪色，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愈加闪亮。

江校长令人敬佩的气节，国栋在博客里写得清清楚楚，我不赘述，现在回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生活，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个氛围，感谢那四年所经历的一切，它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人在年轻的时候要经历些风浪，不然将来可能会被小溪吞没。那些风浪是最宝贵的财富。

江校长今年80岁了，希望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张雁

这个你也贴！！！大过节的真恶心

张雁

楼上，您到底是顶梁老师还是顶饭小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