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题装老帖，不拉风、不显摆、不喜欢方舟子

燕原

下面引用由vincent发表的内容：

我在和燕原谈心呢，怎么会把她当成‘假想敌’呢？

我感觉科学的乌托邦是个不错理想，虽然现实是只有3%的人有科学素质，这个乌托邦还很遥远。

如果把做社会精英当作理想，认为自己的影响力更大才能改变世界，当然更符合实际。这之中首先是对现实的妥协和适应，然后是温和地改变，好像是耶鲁校长说的，精英培养论的根本。

在人群中做精英，还是在人群中做边缘人，我最近比较累，感觉能力不足，选择做边缘人，但是还不免要去从科学中找平衡，看着那些精英也不过就是生物人而已。
很阿Q。

燕原

像方舟子那种不先混社会，直接挟持科学来改变世界的人，受到的大众心理排斥必然比较大，当然这也是一种信念的坚持，和另类生活模式的“秀”，不作为榜样，但是可以做粉丝。

像很多资本家那样，依靠资源和科学成果，特别是经济行为学成果，用商业模式来改变社会和大众生活模式的，其实成效最好，比政治家还靠谱一点。

政治么，我不懂，可能是因为我不理解从众心理是什么。
我的一个问题是，在从众心理中，怎么做民主，而不是盲从，也就是说独立思考能力怎么培养，是否和科学素质教育密不可分呢。

燕原

Q帅和云帅都是适合搞政治的，但是我偏偏看不懂，总是不知道他们在说啥。

看得懂的，还是老V，老T和山林。

燕原

接着玩政治？
那我还是逃吧，咱真的不能只谈事实，不谈政治么。

“世界......归根结底是文科的”这句话，其实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虽然这快地已经很真实纯粹了，但是我们还能更纯粹一点么。

燕原

这段很负面地介绍了FC，接着想念池博：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59737/200669

误区：思维中常犯的6个基本错误

第一章
离奇的信念和伪科学思想

危害社会的并不是不相信，而是相信。
——萧伯纳

在一家受欢迎的地方电台，连续三天的早间人物专访节目都是与同一位嘉宾谈话。“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太神奇了！”他们这样宣传这位嘉宾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并鼓动听众尽快去参加她的研讨会。为什么？因为她能够与死者对话。这些脱口秀主持人平时都是自命不凡的，常常评论别人说了或做了什么蠢事。然而，他们完全被通灵术士震摄住了。听众也是如此，一个接一个打进电话的听众被她所说的话震惊了，甚至有人真以为听到了他们已故亲人的声音，顿时号啕大哭。

你肚子痛得厉害，去医院就诊。你躺在检查台上，一名护士走进诊室，把她的双手放在你的身体上方几英寸的地方，并开始温柔地移动，做波浪式运动，从你的头部开始，慢慢移到你的躯干。“你这是在干什么？”你问。“我在赶走你身体里的负面能量。”她说，“这是造成你疼痛的原因。”听起来有点疯狂？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吗？然而，恰恰发生了这样的事。这名护士运用的是所谓治疗性触摸技术。有4万多名护士接受过这种技术培训，如今有2万多名护士在积极地应用这一技术。事实上，全球有100多所大专院校和综合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其中包括颇负盛名的纽约大学等一流医学院，仅美国就有至少80家医院在使用这一技术。1

我的好朋友乔是一名地质学家。他经营着一家水勘探公司，满世界寻找城镇、城市甚至小乡村的可饮用水。他使用最先进的技术，从复杂的计算机模型到卫星图像，来寻找出水量高的井。乔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在加勒比的一些地区，他凭借能够找到别人都找不到的水源的能力，取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乔是我认识的最有智慧的人之一。然而，在他职业生涯的某个时段，他还使用过寻龙尺来探测水。寻龙尺探测是这样一种技术：手里握着一根类似Y型树枝的东西，四处走动着寻找水源，如果树枝抖动，就说明下面有水。乔在英国工作时遇到了一名“专业”寻龙尺探测者，并开始相信那种技术是有用的。事实上，许多年前我买地盖房子时，是他过来用寻龙尺探测这块地，并告诉我在哪里钻井。
这些案例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非常聪明、有能力、训练有素的人持有只有很少或者没有可靠证据支持的离奇信念。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事实不然——与死者交谈、治疗性触摸和寻龙尺并没有作用（我的井根本没有出多少水），但聪明的人仍然相信这些。2　这种事情发生在医疗专家、成功商人、科学家以及你我身上。现在你可能会说：“我不相信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对于其他表面上似乎比较可信的信念呢？下面考虑一下“协助性沟通”的情况。

1.1　听起来很有道理，你不觉得吗

你朋友有一个患自闭症的孩子。自闭症是一个医学名词，孩子在自闭症状况下，反应迟钝、冷漠，似乎没有能力与别人建立关系。孩子心不在焉，父母也受到这种死气沉沉的状况的影响，让人揪心。于是出现了一些可以提供帮助的方法。朋友最近告诉你他发现了一种很奇妙的新方法，能够与他的孩子交谈。他说这种技术叫协助性沟通，证明了自闭症孩子其实很聪明，他们的主要问题只是沟通有障碍。你很为朋友高兴，也被这一突破性技术激起了好奇心，于是决定进一步了解这项技术。

你发现，20世纪70年代人们就开始使用协助性沟通了，当时一名老师发现，如果为严重自闭症的孩子提供身体援助，握着他们的手或手臂靠近打字机或计算机键盘，孩子就能敲打出连贯、智慧的想法。显然，自闭症孩子愚笨的外表下隐藏着非常聪明的头脑，如果让他能够沟通，就能表现出相当不错的智力水平。实际上，协助性沟通说明了严重自闭症孩子的沟通问题主要是由身体障碍，而不是精神障碍引起的。

根据这个惊人发现，1986年设立了“通过教育和语言找回自尊中心”来推广协助性沟通，从那时起美国一些重点大学也设立了其他一些中心。锡拉丘兹大学成立了协助性沟通研究所，培训出数千名治疗师，其他学校也做了相应规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助性沟通的作用获得了肯定。无数报道表明，协助性沟通甚至对严重自闭症的人都是有效的。世界各地数千名儿童已使用该技术与他们的父母及其他人沟通。事实上，通过协助性沟通的帮助，自闭症儿童已经正常就读普通学校，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个证据似乎很有说服力，不是吗？重点大学都设立了研究中心呢。许多人的证言表明，家长现在可以与子女沟通了。严重自闭症儿童得以成功就学。此外，还有一些支持这一技术的“研究”。这是相当令人信服的，不是吗？

可是当进行受控科学研究时，人们又发现协助性沟通毫无价值。在一次非常著名的测试中，一名研究员为协助者和孩子都戴上耳机，并提出一系列问题。当两个人收到同样的问题时，孩子可以正确地回答。但是当孩子和协助者被问及不同的问题时，孩子却答出了协助者的问题答案。3在另一项令人瞩目的研究中，在孩子与协助者之间架设了一道薄壁。然后给他们双方显示不同的东西，并要求他们找出来。孩子找出的东西是协助者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孩子看到的东西。这些研究显然说明了是协助者而不是孩子在协助沟通过程中回答问题。协助者只是把着孩子的手教他，很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检验协助性沟通断言只需几个简单的实验。然而，人们心甘情愿基于不科学的证据认为这个信念是可信的。为什么呢？我们经常相信想要相信的事。父母拼命想与他们的孩子沟通。协助者也想帮助孩子，动机也可能是为了赢得职业声望和想赚大钱。遗憾的是，当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检验即怀有这样的动机时，我们会相信不是事实的事情。许多协助性沟通的支持者相信这种技术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哪怕令人心服口服的矛盾数据就摆在面前，他们仍然固执地捍卫它。

燕原

基因决定政治立场，宗教立场，或者幸福指数等等，最近有很多研究报道，听了之后挺宿命论的。
价值取向影响到自然选择，然后影响到群体基因被淘汰，也是可能的一种方向。

不过这个社会总体来说生存环境越来越好，一些另类基因存活下来的可能性更大，人类变异也可能会加快，价值观导致的自然选择可能没这么快。

所以我的顺嘴结论是，人类会越来越多元化，导致价值观也会多元化，政治立场也更多元化，另类人群被淘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吵架越来越热闹，谁也说不服谁。
最后还是“兵”赢了。

燕原

但是老V凭着人气和声望，在社会中一直是这样捣的，屡战屡胜，才认为这是普世真理呀。

我感觉老V的确是“兵”。

燕原

我看了三篇马云，彻底晕掉，都不知道往哪儿站队，还是方舟子单纯啊。

燕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41a2c0100841c.html

网上也吵得不亦乐乎，呵呵。
最后全是“兵”了。

燕原

大早上真不应该看这个，人性啊。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a0a40e798a467608

燕原

女人真不该搞政治，感觉刘瑜吵架不是土摩托对手。

早新闻时间结束。

燕原

方舟子：

你要当鸽派还是鹰派

　　虽然老子教导我们“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但凡人之道，总是要争的。这倒也称得上是“道法自然”，因为在自然界，为了争夺资源（比如食物、配偶），一个物种的成员之间难免要争斗，甚至要搏斗。搏斗的战术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一种是“鸽派”，发生冲突时只是虚张声势地吓唬一番，一旦搏斗真正开始，就逃之夭夭；一种是“鹰派”，不顾一切地搏斗下去，直到一方受重伤或死亡而失去搏斗能力为止。

　　假如一个社会的成员全都是鸽派，这样的社会大约就接近老子的理想了。可惜这个美好社会是不稳定的，因为如果突变出一只鹰派，在与鸽派搏斗时战无不胜，有生存优势，它的基因就会在后代中传播开来，鹰派在后代中会越来越多。

　　假如一个社会的成员全都是鹰派呢？那将是一个时时要拼个你死我活的血腥社会。幸好这样的社会也不稳定，因为如果突变出一只鸽派，虽然它在搏斗中每战必败，但是也不会有伤亡，而鹰派彼此之间的争斗会有伤亡。这样，作为鸽派也有生存优势，它的鸽派后代就会越来越多。只有鹰派和鸽派各占一定的比例，才能达到稳定状态。

　　有的社会成员可能会灵活一些，根据条件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战术，例如，做一个“如果我是领地主人，就当鹰派；如果我是入侵者，就当鸽派”的“资产派”。我们很容易发现，大家都当资产派，才是最好的策略。假如突变出一只鹰派，虽然在它是主人而资产派是入侵者时，它可以轻易获胜，但是在它入侵资产派的领地时要发生激烈的搏斗，讨不了好去，两相比较，还是不如也当资产派。假如突变出一只鸽派呢？在它是入侵者时，它只能逃跑，而在它是主人时要和入侵的资产派和平共处，还是不如也当资产派。这就是为什么动物们普遍采用资产派策略。

　　这个鹰—鸽博弈是英国生物学家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1920～2004）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的。通过分析动物争斗行为，梅纳德?史密斯开创了一个新领域——进化博弈论。自然选择是博弈的决策者。进化博弈论在数学上非常整洁、漂亮，但这是根据一些简单的假定作出的，很难在实际的动物群体中进行验证。不过，人们可以用计算机对此进行模拟。

　　俄罗斯科学家伯特瑟夫（Mikhail Burtsev）和特琴（Peter Turchin）用计算机程序设计了一个二维人造世界。这个世界由一个个格子组成，每个格子相当于一块小领地，会时不时地冒出食物，能被在那个格子里的生物吃掉。生物除了吃，还能休息，走到隔壁的格子，对进入格子的其他生物进行攻击，以及像细菌那样用一分为二的方式繁殖。这些活动都要耗费一定的能量，休息耗能最少，攻击耗能最大。体内能量可以通过进食来补充，攻击时受害者也会输掉一部分能量转移给攻击者。如果体内能量用完，就死了。后代遗传了亲代的特点，但也会发生变异。

　　设计者没有给这些生物预设行为策略，而是让它们自己去进化。虽然可能出现的行为策略是个天文数字（大于10的1000次方），但是进化的结果，出现了三种策略：从不攻击别的成员、受到攻击就跑的鸽派；靠四处攻击别的成员为生的鹰派；留在自己的格子里不去攻击邻居，但是一发现入侵者就立即攻击的资产派。不出所料，资产派占了大多数。不过，资产派的出现有个条件：一个格子里的资源要足以支持一个定居者，这样资产派才能安分守己地待在自己的领地。如果资源太少，养不活资产派，就逼着大家去当鹰派或鸽派。

　　如果亲戚遗传了相同的标记，并能够辨认标记分清敌我，情形就截然不同了。这时，除了各自谋生的自私成员之外，还会进化出合作成员，采取三种合作策略。一种是合作鸽派，它们不理睬外人，但是会把格子让给亲戚，自己出走避免竞争。一种是合作鹰派，它们同样会把格子让给亲戚，但是一发现外人就会攻击。研究者把它们称为“鸦派”，因为俄国有句谚语：“乌鸦不啄其他乌鸦的眼睛。”鸦派是从鹰派和资产派变来的。还有一种是全新的门派。亲戚们在同一个格子里生活，并共同对付入侵者。这种行为和椋鸟等能共同抵御外侮的小鸟相似，因此研究者称它们为“椋鸟派”。

　　不过，这些合作策略的出现，和资源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当每个格子的资源不足以维持两个成员时，鸦派占了优势，它们的比例很稳定。但是在资源比较丰富时，椋鸟派的数量会逐渐上升，但是其他两派也都设法生存了下来。如果每个格子的资源太少，少到不足以维持一个成员的生活，又会出现一个新门派，它们比鸽派还超脱，一看有人进入它所在的格子，不管是敌是友，有没有受到攻击，自己都马上出走。它们恰好与资产派相反，是无产派。

　　如果一个椋鸟派成员的体能下降到一定程度，它就离家出走，宁愿去和外人拼命抢资源而死去，也不愿留下耗费家乡的资源。它们被研究者称为亡命徒，不过更像是壮士。

燕原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依然是哲学范畴的讨论，有唯物和唯心的影子在里面。

如果抛开这个，单讲科学本身，其实和哲学没什么关系，和科学主义也没什么关系。

云兄咱们讲得不是一回事儿。

燕原

科学与哲学
发表于 2008年2月1日 由 李淼

今天《科技日报》的黄橙同学来采访我，谈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来之前她发来采访提纲，后来我们聊天并不是按照提纲来的。那时我说她记，所以我也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最多只记了大概，所以下面我按照她的提纲简单地说一下我的看法。

1、可以简单举例谈一谈一些著名科学家是怎样看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吗？有没有代表性的观点？

现代科学到了今天与哲学的关系越来越不那么密切。在古典哲学时期，哲学家往往就是科学家，如亚里斯多德和很多古希腊哲学家，康德是天文学家，等等。到了20世纪，哲学脱离那种建立“大一统”的体系框架，开始了分析时代，去分析地研究对象，而不是要将对象纳入自己的框架。现在的物理学家一般不怎么关心哲学，甚至公开说哲学没有什么用，如Steven Weinberg。

2、您自己怎样看二者关系？怎样看它们的区别与联系？

如上所说，哲学在古典时期和科学的关系很密切，物理学过去叫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博士现在也还延续传统，叫哲学博士，不叫科学博士，这和医学博士，文学博士不一样。后来研究科学的越来越专门化，将哲学留给所谓的哲学家了。可是在20世纪，人们问最好的哲学家在哪里，回答是他们坐在物理学家的办公室里。

研究物理时不见得一定要用某一种哲学观点来指导，但是最好的物理学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所谓的方法论，这使得他们比一般的同行更有成就。最好的科学家是那种最有自己独特观点的人。

比如说，研究高能物理的，如我自己，喜欢还原论，研究复杂系统的，则认为还原论不够，在每个层次上都有自己的独立定律。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不同的研究需要不同的态度。

哲学如果脱离科学，就完全是书面上的东西，如西方的后现代哲学。20世纪最好的哲学家如维根斯坦都很懂科学，维根斯坦本人研究数理逻辑。现在的哲学家来自于心理学、语言学，等等非常需要技术的学科。中国式的从哲学系到哲学系的研究哲学的方法，根本过时了。

3、在诸多自然科学中，有没有哪一门学科与哲学的关系要更进一层？

越是基础学科，与哲学的关系越密切，数学，高能物理，宇宙学，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

应用科学离哲学远一点，如材料科学。

4、物理学探讨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哲学问题？

如前所述，物理学就是自然哲学，最原始意义上的哲学。当然，哲学也包含与物理学无关的研究对象，如美学。我们不能用物理学标准来判断一些对象，如哪位歌唱家更好，哪位画家做得更好。

5、您愿意成为科学家还是哲学家？或者集二者于一身？

我当然愿意做我的科学家，不愿意被人看成哲学家。

6、目前哪些重大问题是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关注的？有科学家与哲学家成功合作的例子吗？或者有没有科学家与哲学家由于相互助益而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还是一些老问题，如各种起源问题：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思维、认知等。我不知道科学家和哲学家合作成功的例子，除了那些本身既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的人，如语言学家Chomsky。

我不觉得大学里学的那些哲学有什么用。

7、您认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素养的缺失会妨碍科学家成长吗？杰出和一般的科学家在思维方式上有何区别？

好的科学家不一定需要去系统地学习哲学。我说了哲学的古典时期早已过去，没有一个“体系”可以指导科学，恰恰相反，很多体系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如黑格尔的体系，康德的体系。康德说人的时间、空间概念是先验的，与生俱来的，那种绝对时空观被相对论所“证伪”。

但是，最好的科学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以说是某种哲学，他的哲学不见得是从哲学家那里学来的，是和他的天赋有关。

说到天赋，我不仅仅指智商，还有个性，如希望彻底研究某个问题、希望从头到尾保持一种风格的个性。

我很推崇个性，不为潮流左右。不要今天人家说纳米科学重要，你就去研究纳米，明天有人说量子计算重要，你去研究量子计算。个性是天生的，那些了不起的科学家似乎是上帝派来解决一个问题的人，这个问题与潮流无关。即使在一个固定的领域，最好的科学家也有自己的个性。例如在我自己的领域，有的人重视物理直觉，有的人重视数学方法。我最反感那些以为某些人很成功，而去学习某些人。个性不是学来的。

一般科学家代表潮流，或者说潮流是由一般科学家组成的。我最近还和人讨论我自己的学科那些所谓“高深”的数学是否重要。回答因人而异，成就与掌握多少“高深”数学无关。说到底那只是工具而已，有些人跟潮流，用大炮打麻雀，甚至麻雀都没打到只打到跳蚤的事常有。

8、年轻的科学家是不是应该补一补哲学课程？ 应该从何入手？

年轻人首先要重视自己学科的基础训练，然后才去开拓眼界。不一定要去学哲学，但要关心周围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燕原

一位想和平，一位不想和平。

想和平的对不想和平的说，暂时的假和平也是需要的，因为咱弹药没了。

燕原

【纽约时报】理性--与其说通向真理，不如说炼为武器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23766/201666

多少个世纪以来，思想家们一直认为，人类所独有的思考能力存在至今已经使人们超越了在探索真理过程中单单的感知和反思。理性允许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在哲学、道德和科学领域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现在有众多研究者断定，理性的演进是要赢得争论，而不是寻求真理。雨果·莫西尔便是其中之一。

现在一些研究者提出，人类理性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演进：赢得争论。按照此标准，理性（还有非理性，后面将谈到）不过是一个要在辩论赛场上胜出的人的根深蒂固之欲望的仆人。照这个看法，玷污理性河流的偏见、缺乏逻辑及其它想象中的缺陷反而成为使一个集团说服（和打败）另一个集团的社会变通技能。这就是事实，无论它与真理背离多远。

这个冠以理性的“好争辩理论”之名的想法，首先被法国认知社会学家发现，已经在哲学家、政治科学家、教育家及心理学家中激起了兴奋的讨论（以及惊骇的异议）。他们中间有些人称，这个想法对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有着深刻的洞察力。《行为与脑科学》将四月这期做成关于该理论的一个辩论，参与者可以挑战一切既有，从理性的定义到言语沟通的起源等。

与丹·斯帕伯合作完成一篇文章的雨果·莫西尔说，“理性思维既没有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信念，也没有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定。”“这纯粹是个社会现象。它逐渐演进，帮助我们相信别人，也让我们在别人试图获得我们的信任时加一分小心。”而真理与准确则是无关紧要的。

确实，作为巴黎Jean-Nicod研究所成员，斯帕伯先生在2000年首次提出该理论的一个版本，来解释为什么进化没能让理性思维中的各种缺陷像四条腿走路的卷尾猴的思维那样发展。看着一大摞心理学研究资料，斯帕伯先生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人们坚持要挑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却忽略其他人的观点—— 即人们所知的证实性偏见——而致使他们在面对一个完全相反的论据时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其他学者以前论证过，理性与非理性两者都是进化的结果。但是他们通常认为，理性思维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个体达至真理，而非理性只是理性思维过程中的一个纽结，一种心智上的近视。

比如，纽约大学教授及文章“异机种系统：人类大脑的偶然构造”的作者盖瑞·F·马克斯表示，推理中的曲解是盲目的进化中无意的副作用。他们是小题大做的大脑（这个奇妙的装置）记忆处理方式的一个结果。人们更有可能记住他们熟悉的事物，如他们自己的信念，而不是别人的。

好争辩理论的革命性的地方在于它假定，由于理性有不同的目的——战胜一个反对的团体——有缺陷的推理本身就是一种变通，这在支撑辩论中是很有用的技能。

莫西尔先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他声称消除人们偏见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推理所做的恰恰是它应该做的：帮助赢得一场争论。

“人们试图革新一些很有效的东西”，他说，“他们似乎认定，双手是用来走路的，并且每个人都应该学习那样做。”

想想美国的司法体系，那里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有一个使命，即构建尽可能强有力的论点。这种理论认为，这个过程会发现真理，就像最好的想法会在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所说的“各种思想争鸣的场所”中得胜一样。



莫西尔先生和斯帕伯先生有怀疑者，也有追随的粉丝。圣母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Darcia Narvaez也是这期辩论的撰稿人之一。他说，这种理论“非常符合当下演化中的心理学的主流思考——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动机都是自私自利和操纵他人——这在我看来是发狂的。”

对Narvaez先生来说，“推理是从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它是我们真正所知的事物的一个子集。”她解释道，我们所知的很多东西是不能转换成文字的，并且指出语言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是进化得相对较慢的。

“我们用大脑否定社会及普遍世界，这种方式本身就涉及到许多含蓄的、无法解释的东西。”

站在分歧的另一边的是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纳森•海特，谈及斯帕伯和莫西尔先生时说，“他们工作的主要性在于指出了在某些方面理性的限制可以通过把人按正确的方式安排来打破，尤其是对人们的证实性偏见进行挑战。”

他还说，这个“强大的想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如刊物的一些撰稿人指出的那样，这个理论看上去预示着无休止的僵局。但是，斯帕伯和莫西尔先生称，随着人们越来越善于制作并打理自己的论点，他们的评估技能也在进化。

他们写道，“至少在一些文化语境中，这会导致一种（在论点的产生和评估中）针对更高级别复杂性的军备竞赛。” “当人们被激发起来去推理时，他们仅仅在接受好的论点方面做得更好，因为通常来讲那都是对他们有利的。”他们认为，团体比个人更有可能推出较好的成效，因为他们会在最激烈的争论中显露自己。

莫西尔先生对该理论的潜在应用有着极大的热情。 比如他建议，如果将儿童们分成小组并允许就一个问题进行集体思考，他们可能会更早地学习数学或物理中的抽象课题。

他最近的工作也是将该理论应用到政治学。在一篇新的论文里，他和耶鲁大学的一位政治科学副教授Hélène Landemore提出，由于进化的缘故，小组们使用的争辩及评估技能使民主辩论成为政府最好的形式，不论是从哲学逻辑还是道德逻辑上讲。

那么，学者们在国会是如何解释永无休止的僵局的？ 莫西尔先生承认，“它在美国似乎是行不通的。”

他和Landemore表示，周密的讨论在小一些的、合作的环境中才是最有效的，而不是在美国高分贝的对抗系统中，因为在那里党羽寻求的是获得政治利益而不是达成共识。

由于“个体推理机制在公众协商期间产生和评估论点是最有效的，”莫西尔和Landemore赞成民主协商理论，这个理论兴起与上世纪80年代，它预见了基于合作原则的市政厅协商形式。Landemore和莫西尔说，得到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与Jürgen Habermas支持的这类协作论坛可以战胜偏入极端和僵局的那一派。

莫西尔和斯帕伯先生写道，任何乐于“花无数时间进行思想争辩”的人都应该感谢他们的看法，尽管他们也特别指出，“当然，这并不是支持或反对这个理论。”

燕原

这个不能抵制，我还没喝过拉菲呢。

燕原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
　　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
　　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燕原

这文科写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还有一篇：

美国独立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佛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的任务，同时还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佛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垂手而得，是在8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佛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 “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和黑奴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毫无疑问的，今天美国以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尽人皆知，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在国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坚决打击希特勒和日本军阀，联合苏联、援助中国，要求中国团结民主，把大西洋宪章的自由民主原则推行于全世界的；在国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与士兵权利、反对大资本家的垄断的。因些，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他们也受到国内的反动派、孤立派、顽固派及其国际应声虫所攻击。但是也因此，他们却得到了美国从开明资产阶级直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押护，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
　　当然，今天的时代异于华盛顿、林肯的时代，但是恰是这一点，格外加重了美国民主主义的意义和使命。如果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离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在这一次全人类的英勇战斗中，美国在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上，在作为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上，已经建立了不朽的伟绩。而在战后，为了确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美国显然也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是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政策，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
　　今天中国为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正和1776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战斗民主派的已故领袖、就是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号就是林肯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国民党今天的一部分统治人士竟十分厌恶这个口号，如同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事业上怠工一样，他们直到美国民主共和国出现的一百六十八年后，还拒绝实行民主制度，并且学着希特勒的腔调，指斥这是已经落伍了的“十八世纪的学说。”他们的民族理论也是希特勒式的，他们否认中国各民族的存在，按照他们的术语，美国不但是英国的一个“宗族”，简直也可以是德国的一个“宗族”。这些都使中国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受到严重的妨害。这种情况，使中国的“独立战争”，遇到远过于美国的困难。美国的独立战争在第八年上胜利了，而今天的中国，虽然得到了美国宝贵的援助，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民主，在抗战第八年的前夜还失去了几乎整个河南和大半个湖南，并且更大的危机还在前面。但是我们决不悲观。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GCD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GCD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我们一定能团结中国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燕原

翻了一下网，43年是毛写的；44年是胡乔木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