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版：身处纽约是否感受到华尔街金融地震？

者者

国会的否决必将使得这次危机复杂化，而且将引起其它地区的金融动荡。道指和纳指都下跌达7%，比911那天还跌得厉害，投资者的信心重挫，估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处于低潮。
国会否决的背景是纳税人担心7000亿营救方案将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平摊到每个美国人身上是$2300,而且会造成下一届政府财政困难，但我本人认为不这样做将造成今后更大的困难，是一种短期的行为。
中国从这次危机中肯定会受到波及，主要受全球需求减低的影响，我们的增长将不会高于10%，保证9%就会不错。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得到缓解。

者者

美国政府（美联储）与AIG签署850亿美元贷款的确定条款，该拯救方案意味着AIG高达79.9%的股权可能将归政府所有 – 如果AIG随后的表现无力按约偿还贷款的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政府才会拥有AIG的股权，自然它会寻找顾主出售股权以收回贷款。

请看华尔街日报关于这个过程的评论：

“他（注：指美财长保尔森）相信AIG的倒闭会对全球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AIG的金融触角已深入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政府官员尤其担心，AIG的危机将会扩散到数百万美国人持有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中，AIG为这类基金常做的一些投资提供保险。周一，情况迅速变化：由于AIG信用评级被下调，它现在需要850亿美元贷款避免可能的倒闭。而高盛和摩根大通无法在短时间内筹集到这笔资金。

因此，到了周二，鲍尔森决定支持政府贷款。Fed称，AIG无序倒闭将会加剧已然严重的金融市场震荡，导致借款成本上升，家庭财富减少，并严重削弱经济表现。”

AIG拥有的总资产愈千亿美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850亿美元典当近80%的股权对于双方都是fair deal。

者者

这次的美国金融危机是80多年未遇的，事情的严重性恐怕会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

事情的起因似乎于房款次级信贷有关。所谓的次贷其实是为了刺激经济，美国在近几年中扩大向购房者贷款额度，特别是向NINJA阶层贷款（NINJA是No Income, No Job or Assets, 即无收入，无工作和资产阶层）。由于购房需求急剧增加，造成房价大幅度增长，从而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了繁荣的景象。

现代的金融系统是很复杂和高效的，尤其在美国这样的所谓金融帝国。当第一级银行向千百万个个人和家庭发放贷款的时候，一系列金融运作就开始了。首先银行需要的资金通过建立投资基金等方式筹得，而这些基金很多被投资银行评为AAA级，并得到FannieMac（房利美）和FreddieMac（房地美）这两家政府操办的公司支持。这两家公司再通过发放债券的方式出售给养老基金和外国政府和其它公共当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中国购买了这两家公司大约3500亿美元的债券，而日本则购买了约2500美元，是两个最大的债券的拥有者）。当然，在房价一片上涨的情况下，大家都得利，大家都高兴。

但是，不幸的是The crisis is a part of our economy。很快有人开始无法还银行的钱了，市场上房价也开始跌了，这造成更多的人持有负资产的房产，于是银行资金周转出了问题，那些基金的价值也大大缩水。首当其冲的就是按揭贷款机构Countrywide Financial CFC.N今年一月因大批按揭贷款客户无力偿债，陷入巨额亏损，被美国银行收购。然后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之一的贝尔斯登BSC.N被收购，作价为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每股2美元。到了七月，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将房利美和房贷美国有化，试图解决“两房”危机。但是到了九月，情况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雷曼申请破产，美林出售欧洲和日本的业务，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受美联储监管。自此，五大投资银行无一幸存。

谁也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更多的新闻在等待着我们。但有一件事情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走向，那就是刚刚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布什立刻签署的高达70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政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必须想办法填补这个财政支出，无非有如下几个方案：增加税收、减少公共和国家开支和发放国债。考虑到奥巴马很有可能任下一届总统，增加税收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必将是美国民众怨声载道。减少公共开支将严重影响到公共教育系统和医疗社会服务或者大幅度裁减政府雇员，这可是奥巴马在竞选中信誓旦旦要保证的事情。而发放如此大的国债，是已经理论上破产的美国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难！

我想到的这些可能对于美国那些精英们是一些小儿科的内容，让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绝招罢。

我注意到日本已经准备了25万亿日元的资金，听说打算收购美国的资产。只是不知道我们中国准备干些什么，希望温家宝和他的同僚们在忙着开会讨论 – 不过我对这届中国ZF的宏观经济能力评价不高。

者者

如果没有Fed的$850亿贷款的话， AIG此时就要申请破产了。按照美国的法律，破产是一种特别的状态 - 仍然可以经营，但不再有独立的决策权了。

者者

想和大家共享以下文章。我读的时候很兴奋，好像看好莱坞的电影一样，希望不久真会有电影拍出来。


金融世界的重建者
2008年09月19日16:24

本周，历史将重任压到了几个人的肩头，这是一个几天前他们自己也会认为过于荒诞的任务：对美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整顿，而且行动必须迅速。

他们来自金融行业的各个领域：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银行家，一位伦敦的金融高管和曾掌管华尔街一家巨头的美国财政部长。与其他骨干力量一道，他们苦苦支撑着华尔街的基石。

他们快刀斩乱麻地促成了华尔街的象征──美林(Merrill Lynch & Co.)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的并购交易，由政府接管了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简称AIG)。现在判断他们作出的选择是否正确还为时过早。也很少有上万亿美元规模的交易决定在如此匆忙的情况下草草作出。

如今，政府似乎准备再推出一项举措遏制金融危机。知情人士透露，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正在考虑建立将不良资产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的机制。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是如何临时凑到了一起，以及影响他们决定的因素。本文采访了多位重量级人物和这一行动的见证者。


亨利·鲍尔森：死不得的庞然大物


自219年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首次担任这一职务以来，财政部长的主要工作一直是为政府提供经济和财政政策方面的建议。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鲍尔森就改写了财政部长的职责描述。

如今，他发现自己拥有了前任无法比拟的权力。他决定着华尔街企业的生死大权，可凭借联邦财政的实力选择胜利者或是失败者。鉴于布什政府对市场的放任主义做法，这更加彰显出这个角色的不同寻常。

62岁的鲍尔森大权在握，他创造了现在令他无法摆脱的先例。不久前，他推动了政府对保险商美国国际公司(AIG)及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接管。此前，他在3月份对贝尔斯登(Bear Stearns Cos.)出手相救，其中的一项协议是，如果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收购这家濒临倒闭的投行，Fed将接收贝尔斯登300亿美元的资产。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股东都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这些决定带来了一个“道德风险”的难题，即政府的救援会鼓励更大的冒险，因为金融机构会想当然地认为在遇到麻烦时将有人出手相救。

但一些公司只是因为太大，而不能允许其倒闭吗？不让它们倒闭就无法找到确切答案。这本身就存在风险。

近日来，AIG正好就出了这么一道谜题。截至第二季度末，这个巨无霸共有超过1万亿美元资产，诸如印度的人寿、美国的轿车和飞机及钻井平台都在其承保范围之内，业务遍及130个国家。

政府救助的这个概念本身就让鲍尔森不舒服。作为2006年才进入美国政府的共和党人，他曾任美国自由市场当之无愧的象征──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首席执行长。

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鲍尔森对政府救助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他上一周采取的行动中就能看出他所作出的艰难的平衡。

上周初，当雷曼兄弟股票暴跌时，鲍尔森接到了华尔街高管的电话。传达的信息是：他们会考虑收购这家公司，使其免于崩溃，但前提是得到类似贝尔斯登交易中的条件。

在俯瞰白宫的办公室中与顾问召开会议时，鲍尔森认为他已经受够了。政府必须坚持立场，不救助雷曼兄弟。

他动身前往纽约，周五晚上在曼哈顿下城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宽敞的会议室中，他试图让华尔街高管明白，拯救雷曼兄弟是他们的工作，不是政府的职责。

据当时一位与会人士说，鲍尔森对他们说：你们对市场负有责任。

周六上午，在同一房间中，鲍尔森和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盖纳(Timothy Geithner)下令将这些华尔街的巨头们分为三组，研究解决方案。

其中一组包括来自摩根士丹利、美林和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的高管。这个组被称为“LTCM组”，任务是提出同1998年救援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类似的方案。当年这家对冲基金宣告破产，华尔街机构共出资36.3亿美元进行了救援。

第二组包括来自高盛和花旗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的高管，他们负责研究雷曼兄弟出现巨大亏损的商业房地产业务。他们的工作是，算出这部分资产的实际价值。

第三组被称作“Lights Out组”，负责研究雷曼兄弟破产的后果。不过，到周六中午时，鲍尔森开始更多地考虑AIG。他同高盛和摩根大通的高层谈话，了解他们能否帮助AIG，或许是共同提供私营贷款。

周六早些时候，当雷曼兄弟的管理人员也在大楼中寻求救援时，鲍尔森还对向AIG提供资金支持不感兴趣－－直到他对这家保险公司问题的严重程度有了更多了解。

AIG的首席执行长维尔伦斯坦德(Robert Willumstad)坚持自己的看法。据知情人士称，他向鲍尔森和盖纳表示，他提出的是交易，而非救援。不过，到了周日，随着私营领域解决方案的希望破灭，鲍尔森开始意识到可能只有动用政府的资金了。

他相信AIG的倒闭会对全球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AIG的金融触角已深入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政府官员尤其担心，AIG的危机将会扩散到数百万美国人持有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中，AIG为这类基金常做的一些投资提供保险。周一，情况迅速变化：由于AIG信用评级被下调，它现在需要850亿美元贷款避免可能的倒闭。而高盛和摩根大通无法在短时间内筹集到这笔资金。

因此，到了周二，鲍尔森决定支持政府贷款。Fed称，AIG无序倒闭将会加剧已然严重的金融市场震荡，导致借款成本上升，家庭财富减少，并严重削弱经济表现。


约翰·塞恩：走在海啸之前


上周六，正当美林公司首席执行长塞恩(John Thain)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忙于研究雷曼兄弟问题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他所在的美林公司可能也挺不过这次危机。

当时雷曼兄弟总裁麦克达德(Herbert H. 'Bart' McDade III)正在冷静介绍该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塞恩脑海里闪过了这个不祥的念头。和塞恩交谈过的人士透露，塞恩当时想：“下周五这个人也许就是我了。”

对塞恩来说，这个赌注太高了。塞恩曾先后担任高盛集团总裁与纽约证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首席执行长，去年12月刚刚出任美林公司首席执行长。

由于在地产和其他抵押贷款相关证券方面投资失误，美林公司过去一年已经冲减了超过460亿美元的资产。美林为此请来了塞恩化解难题。但该股股价依然持续受挫。单是上周五，美林股价就下跌了12%以上。

想到这里，53岁的塞恩悄悄离席，给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首席执行长刘易斯(Kenneth D. Lewis)打了个电话，问后者是否有兴趣收购美林公司。当天下午2时30分，两人在纽约进行了面谈，为随后长达36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拉开了序幕。

塞恩派了美林公司总裁弗莱明(Gregory Fleming)会见美国银行的谈判小组，以便他们可以开始梳理美林公司的帐面。

上周六下午，谈判再次出现变数：两位高盛集团高管表示有意收购美林公司9.9%的股份。

美国最大的券商美林公司正式成为了收购对象。周日下午3时左右，就在首次接洽24小时后，美林公司和美国银行就每股29美元的收购价达成了一致。美林高管和董事匆忙召开了一次特别董事会议以批准该交易。

据与会人士透露，塞恩当时说，我上任时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但这是对公司股东最有利的方案。


肯尼思·刘易斯：登顶华尔街


上周六早上，从接到塞恩电话的那一刻起，刘易斯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最为大胆的一场赌博。

刘易斯没有迟疑。对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父母分别为士兵和夜班护士的刘易斯而言，这是他率领美国银行登顶华尔街、一览众山小的绝佳机会。要知道，刘易斯正是以率美国银行不断进取而享誉银行业、赢得华尔街尊敬的。

美国银行是刘易斯唯一效力过的公司。1969年，美国银行当时还叫北卡罗来纳州国民银行(North Carolina National Bank)，刘易斯成了这家银行的一名信贷分析师。

2001年，刘易斯出任美国银行首席执行长；从那以后，他指挥完成了总规模超过1,62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美国银行也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零售银行。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银行收购了陷入困境的抵押贷款巨头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这笔交易曾经被视为刘易斯的颠峰之作。但收购以“将华尔街带给美国大众”为口号的美林公司则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数天前，刘易斯还在考虑收购雷曼兄弟。但到了上周五，刘易斯决定如果得不到政府财务支持，他就放弃这桩交易。但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表示拒绝提供支持。

因此，上周六早上，刘易斯告诉手下精疲力尽的谈判小组返回夏洛特。没想到，塞恩的电话接着就来了。

刘易斯随即下令谈判小组立刻回到纽约。这一预期交易已经有了代号：“A计划”。

当天下午，刘易斯本人也火速 到纽约，在美国银行的公寓和塞恩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

当刘易斯周一返回家中的时候，一封语音邮件已经在等着他了。这是来自他导师休·麦科尔(Hugh McColl)的贺电，正是这个海盗式的传奇人物在1980年代率领美国银行走上了扩张之路。


小罗伯特·E·戴蒙德：第二次机会


上周四在从伦敦飞往纽约的途中，戴蒙德小睡了4个钟头。他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他没什么时间合眼了。

现年57岁的戴蒙德(ROBERT E. DIAMOND JR.)是英国市值位居第三的银行──巴克莱集团(Barclays PLC)的总裁。他当时正在考虑收购雷曼兄弟。这是在华尔街上建立一个大型业务部门的黄金时机。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帮助巴克莱从一家伦敦的中等银行发展成为一个分支广泛的欧洲投行。

但他觉得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或是其他华尔街大公司的支持，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上周五，为了避开媒体，戴蒙德乘货梯上雷曼兄弟的办公楼，与雷曼兄弟首席执行长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 Fuld)见面。不过根据他提出的交易结构，将需要从其他华尔街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支持，而且还需要美国政府帮助为雷曼兄弟的资产提供担保。周日午前，戴蒙德被告知他的提议不可行。巴克莱退出了。看起来雷曼兄弟要申请破产了。

周日晚间，形势突然发生变化，戴蒙德看起来可能会获得第二次机会。当他走向曼哈顿中城的Smith & Wollensky牛排餐厅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已经是喝杯冰镇啤酒了，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雷曼兄弟总裁麦克达德打来的。麦克达德提出，破产申请或许能为交易打开另一扇大门。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麦克达德问道，如果雷曼兄弟被接管，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做点什么？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雷曼兄弟就申请了破产保护。戴蒙德一头扎进破产法的条款里，看看能否 快行动，达成一笔交易。他知道在雷曼兄弟开始失去自己的员工这一重要资产之前，他必须迅速行动。

周二，巴克莱同意斥资17.5亿美元收购雷曼兄弟的大部分北美业务，不包括该公司风险较高的资产和债务。


小理查德·富尔德：一败涂地


雷曼兄弟的同事长久以来都对富尔德的制 诀窍感到惊奇不已，无论是在债券交易还是在华尔街上。雷曼兄弟的一位合伙人曾经对一位手下说，如果富尔德(RICHARD FULD JR.)排在你前面买彩票，把你的2美元给他让他帮你买，因为这家伙肯定会赢。

但他的好运气到周日用完了。尽管一再坚持说他永远不会卖掉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但是最终他却被逼到了这条路上。富尔德在雷曼兄弟工作了41年之久。

现年62岁的富尔德上周末大部分时间都窝在31层那套俯瞰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里。由于雷曼兄弟员工对该公司的不稳定局面愤怒不已，公司增加了对富尔德的安保措施。

在他和其他雷曼兄弟高管绞尽脑汁寻找交易时，他对一位高级顾问说，我只是想让我的人能幸存下来。

人们对富尔德寄予了厚望，他被称赞在雷曼兄弟90年代中期从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分拆出来后，几乎是一手重建了这家公司。不过在过去的两个财政季度中，该公司已经因房地产投资失误而损失了67亿美元。

富尔德周六早上7点到了办公室，穿着蓝色的套装，打着领带。这一周的事情让他精疲力尽，他在10点左右想小憩片刻。不过他没睡多久。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财政部长鲍尔森几乎是马上就打来电话询问进展情况。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周六下午美国银行退出与雷曼兄弟的收购谈判后，富尔德给刘易斯打了好几通电话，试图再进行一次尝试。但是刘易斯没有回电。

富尔德不知道的是，当时美国银行已经在与竞争对手美林进行深入的并购谈判了。

周日，作为寻找买家的最后一搏，富尔德打电话给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长麦晋桁(John Mack)，问他是否有可能做笔交易。

答案是没有。

这样，雷曼兄弟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该公司周一早间申请破产。

对于一位控制欲很强的高管来说，这可谓是一落千丈。在富尔德的领导下，从来没有休闲星期五之说。他的标致性衣着包括手工定制的崭新白衬衫。员工们一直称呼他为“董事长”。

周一在雷曼兄弟总部大楼外面，一名画家为愤怒的员工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他展示了富尔德的一张巨幅肖像画，让人们在上面签名留言。一名员工潦草地写道：好买卖，迪克（译者注：也是骂人的话）。

根据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报告，同样也是在周一，富尔德以每股约20美分的价格卖掉了200多万股雷曼兄弟股份。报告显示，他因此净得近52.5万美元。

富尔德出手的这些股票在2008年初时的市值超过1.45亿美元。

周二，形势突然好转，巴克莱同意收购雷曼兄弟旗下的美国经纪业务。这至少在眼下拯救了这家曾经颇受尊敬的证券公司的一部分。

在向员工发出的一封宣布交易的信中，富尔德写道，我知道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痛苦，无论是私人感情上还是财务上。就这一点来说，我感觉非常糟。

者者

美国政府$7000亿的救援计划已经开始实施，这将使得金融系统渡过暂时的难关 – 最起码使得很多因为流动资金问题而面临倒闭的银行们可以喘一口气了。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政府将通过发行国债的方法来填补这笔巨大的金额，而这些国债的很大一部分将会是中国和日本政府买单，因为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高的，而且美元在其总储备中占的比例不低于70%。美国的国债一直是外国政府和社会基金们的熱捧对象，道理是其安全性和合适的回报率，因此，美国国债从来没有[STRIKE]脱[/STRIKE]滞销过。有消息说中国计划动用$2500亿增购美国的国债，估计日本也会作出相应的动作，所以按常规$7000亿的国债将不会有问题筹集到。

但是情况却远不会像这样简单。

美国政府目前的债务已达十几万亿，接近或超过其一年的GDP，这个数字相当庞大，世界上有史以来没有任何先例可于此比较，从技术上来讲，美国政府已经是‘资不抵债’处于破产的状态。美国每年的开支是其国民收入的105%，而储蓄率则不断下降，低至今日连10%都不到，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样一种情况下，增加债务的结果只会削弱美元和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从而影响到美国的长远利益并且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讲帮助美国买单可能会造成美元贬值，加剧了本身已经存在的出口困难，同时还遭受汇率上的损失；但是如果不救援，那么损失就更直接和现实 – 因为中国的GDP约有40%是出口造成的，而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国。

有人在谈论中国应该摆脱常规的外汇储备挂靠美国国债的做法，而应该直接涉及资产运作。两年前中国投资公司创立，注入资金为[STRIKE]￥[/STRIKE]$1000亿，中投的主要投资对象为以前香港财政司梁某为CEO的‘黑石’公司，结果实在差强人意。这证明目前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在婴儿学步阶段，完全不可依靠。

者者

几年前听过樊纲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课，他特别强调了8%的年增长率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底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每年约有3千多万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解决这些人口的就业问题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以此来看，城市的内需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可挖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可以忽视掉。

关于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十分严肃。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绝大部分农民的基本上不具备除了低等劳动以外的任何其它技能，一旦他们脱离了土地，没有地方可以吸纳如此大量的低等劳动力。如果允许土地使用权（准确地讲不是拥有权）可以流通的话，那么几乎可以断定在资本的作用下，大部分的农民将不再拥有土地，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将会无所事事，连基本的依靠都没有，这会造成社会极端的不安定。

者者

下面引用由[U]黄花菜122[/U]发表的内容：

恩，喜欢看者者的财经文章，虽然似懂非懂。

谢谢菜花的欣赏，你的似懂非懂说明了我的半懂不懂。我的确是把了解财经当成爱好，而绝没有专业的资格。

者者

猛然间想起，可以抢个沙发。

者者

菜花摘的文章告诉我们，在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农民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土地，不可被资本寡头垄断，否则有可能造成农民劳动力的流离失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再来让我们谈谈台湾的土地改革事情。

国民党溃逃到台湾后，在1949年到1953年分3个阶段对台湾当时的土地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第一阶段，是规定了地主对于佃农的租额从70%降到37.5%，而且租期不得少于6年，如果佃户没有违约交租的话，期满必须续租。这样就把佃农的劳动积极性提高，生产力也快速增长，同时土地的价格下跌，为进一步实现改革作了准备。第二阶段，把光复后从日本统治者手里接管过来的耕地卖给农民，农民可在十年的时间里以土地的收成作价偿还政府；第三阶段有点‘打土豪’的味道，就是规定地主只得拥有少量的土地，多出来的必须通过政府再分配给农民，政府则用股票和债券补偿地主，迫使地主放弃土地而变成产业主。这三个步骤使得台湾的农民‘耕者有其田’，基本上以有利于农民的形式完成了土地改革，不仅为进一步经济起飞做好了准备，而且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国民党在台统治打好了基础。

讲到这里，我想可以回答张雁的问题了。台湾土改的经验再次证明了‘耕者有其田’是个重要问题，如果仅仅通过资本的手法来完成土地改革，可怕结局会糟糕的很。其实中国的实践也基本上是这样做了，只是早期是通过不人性的革命方式剥夺了彻底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今天农村已经实行承租方式使得土地有了分配，形式上确定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拥有。

但是目前的状况的确也存在问题，主要的是由于人均分得的土地很少，造成生产集成化程度低，并且有土地荒芜现象（特别是国家几年前免除农业税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有相关法律允许农民把土地的使用权通过市场运作转租给交易，可能是一个较合适的方法。

我个人认为在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时，不适合使用‘永远’这样的词，因为政治和经济是复杂和动态的，此时正确的彼时很可能是不再正确了，正所谓‘应景而论时事’。另外我也不以为农民种地有什么不好，倒是进城当苦力应该是无奈的选择。

得谢谢张雁给了我这么个机会，使得我能够了解学习一下新的内容。

者者

最新关于AIG的消息：


在获得美联储850亿美元的贷款后，美国国际集团(AIG)将再次从美联储获得378亿美元的资金。美国时间10月8日，美联储宣布，允许AIG旗下子公司从美联储贴现窗口融资不超过378亿美元。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AIG受信贷违约掉期等业务损失惨重拖累，已经连续两个季度报亏。截至今年6月底，AIG信贷违约掉期业务累计亏损已高达250亿美元，在其他业务上的亏损也累计达到150亿美元。而在9月中旬，美联储已经向AIG提供850亿美元贷款额度，接受AIG集团近80%的股权。

看起来，AIG使用贷款的速度也很“惊人”。记者了解到，至上个月30日，AIG已经使用了610亿美元的美联储贷款额度。据美联储8日的声明，此前提供给AIG的贷款额度已经基本用完，此次第二次注资行动将为AIG进一步补充流动性。而AIG将以投资级别的固定收益证券作为抵押。

作为全球最大的保险集团，目前AIG旗下业务除了保险，还包括飞机与设备租赁、资本市场、消费者融资与保险金融资等金融服务业务以及资产管理业务。AIG已表明态度，将卖出一些非核心业务来偿还债务，准备回归保险。

尽管最初人们并不认为AIG会出售保险业务，但AIG在全球各地已经开始有选择地出售寿险子公司或者部分股权。AIG北京代表处宣布，美国友邦保险将出售部分股权，引入一家或多家战略投资者。据记者了解，AIG菲律宾子公司10月7日也传出消息将被出售。

近一个月以来，AIG股价已狂跌超过80%。10月8日的最新收盘价为3.19美元，当天跌幅达到9%。


补充：道指昨日已击穿9000点。继欧洲最大财团Fortis及法比大银行Dexia两周前请求政府援助后，冰岛已有4家银行倒闭而被政府接管，这是欧洲金融系统开始崩动的前兆。前景非常令人担忧，更糟糕的事情一定会接踵而来。

者者

最近一直关心着经济情况，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越来越明显，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事情还没有结束，在未来的2-3年内全球性经济衰退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唯一希望的是这种衰退不会持续更长，否则将会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变故，世界的形势也会变得严峻。

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强调这次的危机给亚洲国家的冲击远不及1997年的那次亚洲金融风暴，由此希望能够让人们放一点心。但是上次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给几个经济活跃的中小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泰国和南韩皆为国家破产状态），但世界经济的主流、特别是美国经济和中国处于旺盛状态（美国是‘虚拟经济’，中国则为‘世界工厂’）；而这次则是主流出了问题，这种影响虽然不是一剑封喉，却有慢刀割肉般的痛苦。

中国政府不久前已经就美国的金融危机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产生的影响作出反应，指出其2009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将由去年的11.4%降至10%。但是刚刚公布的报告给了所有人一个big surprise：至第三季度中国的GDP增长率为9.9%，而第三季度只有9%。有理由相信，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将不高于9%，也就是说2008年的年增长率不会超过9.6%，低于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 – 这可不是什么让人兴奋的事情。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2009年中国的增长率将不太可能达到10%，甚至达到9%都有很大的挑战。让我们用最简单的算数来理解这个问题，仅仅以目前中国的GDP当中约40%是出口产生的，如果明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回落1.5%，那么由此而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回落就可达到0.6%，况且本土的消费指数也没有理由会不降落。

增长率是一个至关紧要的数据，它不仅关系到一个经济实体的财富的增长速度，而且关系到社会问题，其中特别关系到就业问题。中国每年大约需要解决一千万新增人员的就业，这就要求GDP的增长率不得低于8%，考虑到目前公共支出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这个几年前估计出来的增长率应该还要高才能满足就业率的问题

者者

中国政府声称将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其中包括降低税率、增大信贷和补贴出口退税等以期增加企业的竞争和生存能力，从而保证就业率。但是最近的几起大型劳动力密集出口企业的倒闭让人十分担忧，事实上高科技的企业在危机中将表现出较强的生存能力，而这些企业却不可能完全吸纳那些被裁减的劳动力。

按照凯恩斯的古典经济学模型，通过政府增大公共开支和固定资产投资将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 中国政府近几年的财政收入有了实质性的提高（2007年超过GDP的20%, 增幅达30%）, 而且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出奇的低，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这给了中国政府以极大的增加开支的能力。另外，政府也有不同的手段提高国民收入（特别是农民），以刺激内需。比起美国，虽然中国也在遭受寒流，但日子会好过一点。

在全球经济低潮之际，只要中国保持相对高的增长率，并且保持社会的稳定性，那么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会得到加强的。因此我们应该有理由在当前的形势下保持有限度的乐观。

者者

下面引用由[U]方静[/U]发表的内容：

我怎么乐观不起来。我担忧的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缺德的问题。

要担忧的事情是很多，‘缺’的问题还是方老师来担忧 - 就像男人和女人担忧的问题不尽相同。[EM03][EM03]

者者

下面引用由[U]清潭[/U]发表的内容：

嗯！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退税我很能理解，房地产救市我就很不能理解。
很想看看者者怎么说呢，有机会不？

明天将出差，我试图周末找个时间和你探讨一下。

者者

刚收到朋友发来短信，感慨于今天的‘议论家’们，正好贴切。

为学益深，其诲人也须益慎。何者，因其学也高，人信之也深，行之也诚。一旦谬误，引之歧途也深。故古人学者，言不轻出，为学也勤，为人也谦，教授也慎。

今之人不然，学之皮毛，坐井观天，而好议论是非，指点古今，导人迷途，动以大名讹人。今之媒体发达，故之惑众也广，为毒也深。

我观那些言论，根本不是治学者所为。

者者

目前经济的情况是比较糟糕，形势的发展虽然有所预期，但还是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在发展着，一个月之前大家还基本上在谈论、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们感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但时至今日恐怕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没有感受到危机的影响了。

目前整个世界处于信心低落状态，所有的index都表明我们正在面临着困难。继两个星期前中国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下降的报告后，美国上星期公布的数据同样毫无悬念地证明了其经济已经开始了衰退（GDP的增长比去年同期降低0.3%，预期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为-2.4%和-1.8%）。刚刚发布的美国消费信心指数是10月份现状指数终值为58.4（9月份为75.0），预期指数从9月份的67.2降至57.0。这表明10月份比前一月消费减少了近1/4，而且11月份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再降低15%。

经济衰退的另一个重要的指数失业率也在凸现出来。任然以美国为例，目前的失业率为6.1%，随着整体经济的疲软，有预计至明年年中，美国的就业人数每月将约减少200,000人；今年以来美国就业人数已经减少了760,000人。这很可能会将失业率从目前的6.1%推高至7%或8%，超过上次经济低迷时期6.3%的最高水平。实际上大规模的裁员已经开始，很多公司的目标是10%，而那些以虚拟经济为主题的公司更是在面临解体。于前几年中国一枝独秀的情况不同，这次外企在中国的减员动作也相当猛烈。特别关注中国的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但苦于没有公开的数据，只是几天前看到官方的报道提及至10月份新创的就业人数为960多万，因此达到一年内1000万的目标不会有问题，不过以后的情况还是值得担忧的。

由于急剧下降的需求和低迷的信心，绝大多数的企业的订单大幅下降。加上近期的原材料价格纷纷跳水（再次表明需求的锐减），使得很多企业 – 特别是生产周期长库存量大的以及贸易类企业 – 蒙受巨大的损失。有传言说在长江三角区和珠江三角区已有十几万家企业已经倒闭或处于倒闭状态，基本上都是出口型和贸易型。事实上所有的企业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

谁都知道我们进入了经济的冬天，谁的手中有水晶球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冬天会有多么的冷、又有多么的长呢？想起丘吉尔当年的一句话：It is not the end, it’s even no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the end of beginning - 让我们在困难时期有点勇气吧。

者者

何清涟，又是一个以经济为幌子谈政治的的人物。她在山林贴的文章里的几个立论比较‘激愤’，不敢认她为‘经济学家’，而宁愿尊她为‘持不同政见者’。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基本上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特别是自由经济理论，他们的很多观点也许值得商权和质疑，但他们的确是就中国的现状以现有的经济知识谈经济问题。像古今中外的所有‘学家’们一样，他们一定不是完美的，但起码他们是在‘就事论事’。

何女士、左先生等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会从经济上的某些现象入手，然后偏离经济而提升到政治方面去讨论，这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但却不是‘就事论事’的态度。

以下是一位经济学人在1999年写的关于和何女士会面并讨论经济问题的记文，可以看到何女士的‘激愤’。
  

"来自北京的黄编辑到深圳会见黄雪涛，随后又拜会何清涟。黄雪涛和黄编辑约好，到吃饭的时候把我叫上。征得黄雪涛同意，我临时又把尹忠东和李强也叫上。此外还有黄编辑的女朋友，一桌共七人。

我有兴趣见何清涟，是因为我听说这位报社编辑写的《现代化陷阱》很畅销，内容主要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后贪污腐化很严重。

寒暄以后，找不到合适的话题，我和尹忠东都没有看过她的书，她也没有看过我们的文章。

何清涟先说了一些，说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人，写过两篇文章，批评她的书。她说其中一篇文章长达一万五千字，文章里说她的书只配去擦桌子。

（何清涟来电话更正，“只配擦桌子”并不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人的文章里说的，只是另外有人这么说，而且原话应该是“只配盖咸菜坛子”。）

通常，漫骂就是认输。尹忠东想的和我一样，他客气地对何清涟说：文人相轻是很正常，你不用这么生气，有人骂是好事情。

何清涟接着提到她的新书，我意识到她在谈论道德问题。

我于是开口：“我不明白，为什么最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那么热衷讨论经济学的道德问题……”

“那是你根本不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何清涟异常敏感，马上打断我。

（何清涟来电话更正，她的原话应该是：“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发言。”）

她接着说：“以前经济学家总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说话，但现在应该考虑为老百姓说话了。……可是樊刚说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说经济学是没有人性的。但经济学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所以现在经济学要讲道德。”

我脑子掠过一阵疑云：何清涟心目中的经济学家都是哪些人啊。

但我挑选了她后半句话来回应：“这不是偷换概念吗？经济学是否研究人的道德，是一回事，而经济学家自己是否凭良心说话，是另一回事。”

何清涟：“你那是樊刚那一套。他过去说经济学是中性的，不讲人性，现在说经济学虽然是中性的，但经济学家要讲道德，他已经让步了。……他竟然说贪污腐化可以纠正资源的不当配置，是次优选择。”

尹忠东说：“但我们赞成樊刚的说法。贪污腐化当然不好，最好没有贪污腐化。但我们认为贪污腐化不是由于人们的道德沦落造成的，也不是搞现代化造成的，而是官僚的权利造成的，所以搞道德教育没有用，关键是削弱官僚干预经济的权利。在不削弱官僚干预大权的前提下，贪污腐化的确有助于纠正资源的不当配置。”

我接着说：“经济学假定人是自私的。人是否自私，并不重要，经济学只是这样假定，并从这个假定出发，解释人的行为。

“而经济学家本身，是否讲职业道德，是不是凭良心说真话，是另一回事。一个经济学家的确可以站在某个利益集团的立场说话，但他这时候说出的，不是经济学，不是科学。

“举个例子，经济学上的相对优势原理，是非常坚实的理论，这个原理推出的结论是，应该搞分工，应该搞自由贸易。当然有的经济学家，为特殊的利益团体说话，主张搞贸易壁垒，但那是lobby，是政策游说，不是经济学，他说的话不登大雅之堂，只能糊弄一下老百姓，我不相信他能够写一篇推翻相对优势原理的论文，在经济学家中传阅。”

（注意，这时候话题转变了！）

何清涟说：“你对中国根本不了解，你说的话，三年前樊刚、张维迎就讨论过了。我跟你根本不是同一层次的，要讨论我宁愿去跟他们讨论，你说的就是他们那一套，他们说得要比你更好。你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如果你现在就搞自由贸易，失业率会马上上升到30、40%，中国的第二产业要马上崩溃，人家日子不好过了，你的日子也保不住。”

（后来何清涟给黄雪涛电话说：“薛兆丰那种人以后我绝对不见,一辈子也不要见他，他只会崇拜樊钢之流……樊钢算什么, 他那种人我也绝对不见。”）

我问：“你是说过程吧。我们不说改革快慢的问题，当然要有时间。企业转营至少要几个月、半年，但饿死一个人只需要一个星期。但我问，你是否同意自由贸易是我们的彼岸，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做？”

“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决不这么做。搞自由贸易，我们的第二产业马上就要跨掉。任何国家都要有自己保护的工业。例如韩国就……”何回答。

尹忠东问：“那你是不是认为，只有等中国强大了，成为世界第一了以后，才能搞自由贸易？”

“说你不了解中国，中国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呢？中国……”

（注意，这时候话题眼看又要转变了！）

尹忠东忙说：“那无所谓，假设而已，中国不是第一，就第二吧、第三吧……总之是不是说中国要强大了以后才能开放？”

何清涟：“永远不能完全开放，即使美国，那么强大，也还有它保护的行业。每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产业。你们不是一个层次的，讲这些没有意思，你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你们说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新东西，三年前早就辩论过了。”

我告诉她：“你那些保护主义的观点，也不是新东西，三百年前都有人说过，休谟就批评过。”

“外国的东西不能照搬过来，”何清涟说：“西方经济学是从研究西方的经济社会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未必适应中国的国情。即使是有些分析工具，拿过来，它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不是有个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讲过吗，西方经济学里面的总量、需求、效用概念，都不适用于中国。”

大家七嘴八舌，猜测这话是科斯说的。

（这时候，东主黄雪涛见我们争起来，气氛不对，便试图打圆场，说了句“学术争论起来就是这样的了。”何清涟听了，就马上高声说：“我强调，这绝对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过一会又说：“我再一次强调，这绝对不是学术讨论。”我和尹忠东都连声答应，只希望她尽快将注意力集中到正题上来。后来，何清涟来电话再次重申，那次绝对不是学术讨论！）

我说：“这话就算是科斯说的吧，我们怎么理解呢？会不会是这样：根据我所知道，科斯这类制度经济学家，对凯恩斯搞的那套理论，包括模型和概念，都不赞成，所以他表达的是对凯恩斯的意见，恐怕他的意思是，那些东西不仅在中国不适用，在西方也不适用。我们应该弄清楚他说话的背景。”

我还说：“很多理论，既然能分析西方社会的现象，也就一样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情况。例如刚才提到的贪污腐化问题，就可以用寻租理论来分析……”

“什么寻租理论，你懂不懂？你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何清涟后来引用了她过去的几篇文章，反复说我们不了解中国，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我们跟她不是一个层次，不能对话，最后质疑我有没有仔细看她的书。

我承认：“我的确没有看过你的书。”

“我的书没有读过？那你凭什么跟我对话？你凭什么评论我的书？”

“我并没有评论你的书，我只是评论你刚才说的话。”我望着她。

我想作点解释，让她明白我只是应邀赴宴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是没有看过你的书，但听他们说……”

“听说？你怎么做学问的，你是研究什么的？这么轻佻，连我的书都没看过就乱发议论……”

我只好低声回答：“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书，我很多都还没有看，哪儿有时间。”

她的反击不遗余力：“我告诉你，外国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

到这里，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为了避免黑体造成视觉上刺激而产生歧义，我特改用引号引用以上文章。为此谢谢山林的善意提醒。）

者者

山林第一个问题：政治和经济能独立分开运作的吗？
回答：政治和经济永远不能分开，而且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常常不会用同样的方式谈论同一主题，因为他们的入眼点不同。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何女士不是像她自己或他人所说的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喜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人。

山林最后一个问题：上面的这些话是愤激的话吗？
回答：在我看来，很激愤。原因是何女士的认为改革30年是失败的，而以上的那番议论就是她的论据。改革30年的确暴露出来很多的问题，但取得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也许可以说改革的结果没有取得完美，但认为是失败的是一种激愤的表现。

关于她以上的议论，我认为其中一些立论的本身、或立论的依据是不合适的或偏颇的（在经济学的范畴而言）。我在最近的几天内会学习一下，然后作答。

者者

本来打算到星期三抽空收集一下资料来回答问题，但今天计划的日程安排显示直到周末我才有空，所以今天赶点紧，把这里的功课先做完。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经济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但我本人无意愿在这里对中国的政治现状特别是所谓的MZ发表看法。这点会和山林在99楼链接的何女士议论本意不同，所以自然我的议论会比较狭隘 – 仅试图局限于关于经济方面。

山林在102楼摘抄了何女士几个关于经济的论述， 是她用来论证其关于政治和社会观点的，因此是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以我所了解的知识，她的几个关键论据进行是值得商权的。

1）        关于基尼指数

基尼指数是用来定性判断收入分配程度的参数，其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是平均。有两种制度的国家基尼指数比较低，一种是经济发达高福利国家（例如西欧和日本，基指在0.264-0.36之间），另一种是像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基尼系数高的国家绝大部分是不发达国家（香港例外，其基指高达0.56）。

中国目前的基指是比较高的，达到0.46，以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定义，是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而且这个数值在改革开放前是相当低的（1978年约为0.2），这很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 – 平均化的低收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基指一路上升，这也很附和历史上那些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规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整体的收入提高，但差距也增大。只是到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那些国家才通过税收的方法调节了收入的差距，使得基指降低到合理的程度。

讲到这里，一切还是正常的。但是何女士却用美国为例来证明中国的不是，这让我非常不解。因为正是美国这个世界的强国（以GDP总值和人均GDP为准）其基指高达0.4，而这个数据在不断地增长着（1989年仅为0.32）。要知道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30多倍，以这样富裕的水准保持这样高的贫富差别才是让人诧异的。中国要走的道路应该是在总的财富增加的基础上，通过税收的方法逐步调节收入的差距，这已经成为某种共识，也有一定的实践（也许步伐不够快），不知何女士是否会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同意这个观点。

关于基尼指数的问题，可参阅连接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5%B0%BC%E7%B3%BB%E6%95%B0

2）        关于中国经济世界排名和贫困人口

何女士说：“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这是比较片面的。事实上，多年以前是中国的外界一直在强调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如果以PPP（实际购买力）换算已远远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位，中国官方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个结果，原因也很现实 - 就是不想在自己实力不够强的情况下当‘冲头’。不久前世行的确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重新计算了以PPP计算的世界各国经济，正像何女士所言，中国原先被世行估计的以PPP核算的GDP减少了40%，但依然比日本略高，位居世界第二。这本来是个不受人关注的问题，谁都知道这种排名并不实质性改变中国的财富，可是在何女士的文中一下子就把中国的贫困人口提高了6倍达3亿多人。世行的数据表明，2004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1.349亿人，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1/10，而1984年为1/3。世行在最近发表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东亚在近十年里为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做出了贡献，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的变化。真不知何女士作为‘经济学家’是怎样解读这些数据的。

关于世行中国经济排名，请参考连接http://club.pchome.net/topic_1_15_1837956_1__.html

3）        关于中国财政收入

何女士用有关数据试图说明ZF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能够判断她的有些数据是如何得到的（比如‘腐败黑数’，竟然从98年开始到2004年，超过整个国家职工收入的比例，真是骇人听闻），但就其谈到的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百分之24%，应该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可是这次何女士不知为什么没有以美国来做对比，也许她应该知道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居其GDP 30%还多，无论是百分比还是绝对总额都是中国远不能比及的。何女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明白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来获得财政收入是一个经济实体的很常规的实践，因为很多公共开支和基础建设都是都需要财政支出的，怎么可以用‘资源抽取能力’这样的方式来表述呢？

坦率地说，我对何女士应用经济数据的方式很惊讶，一方面是她数据的解读很不‘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是她的‘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明显倾向。政治和经济是关系很密切，但两者还是不可同化。

关于何女士的书，特别是那本《现代化的陷阱》，曾经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在十多年前写出那样的书还是不错的，不过我很同意张雁的说法，那部书不能证明何女士是个‘经济学家’，看到她今天的言论，我更加确信她已经被学术上边缘化了。我真的不很明白，为什么她一定要冠以‘经济学家’，其实她真应该是一个批评家 – 这一点也不降低她应有的影响和身份。

《现代化的陷阱》链接http://www.tianyabook.com/zhexue/xdh/index.html

另：难为晨妈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关于房市的事我还是过些时候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