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na Williams: 我觉得在青春期之前，我一直都是在一种梦游的状态下生活。这可能是一种以右脑为主导的状态，那时候我的左右脑还不大能够整合。我不是对所有的事情都作出反应。我遇事不过脑子，不做联想。在9岁到11岁之间，我能听懂的语言只有10%，所以我没有推理思维所需的工具，只能模仿着，生活着，只能看到眼前。到了青春期前，我服用了锌，维生素C，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从那时起，我才开始吃饭成顿，开始用姿势和代理物来表达自己。这时我的脑子才被激活了。我还服用了消炎药和镇静药，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对我脑子的重新组织起了作用。但是我确实记得我开始‘想’事情了。我很害怕‘想’，觉得失去了控制，自我感觉不好，对它没有认同感，当然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挣扎。同时，我也有点好奇，毕竟这是一种新的体验。我们常常忘记人对自我的认识与发育冲击之间的联系，忘记我们是如何从情感上适应这样巨大的变化的。至于我们最后是顺应了这种变化还是拒绝了它，我看常常是随机的。
Donna Williams：有很多。4岁时失去了一直照看我的祖父母就是一个。它对我是一次重大打击，但是最终我觉得我与他们在灵魂上建立了联系。在精神崩溃时被送到乡下是另一个。另外，我与各种事物建立起来的关系都改变了我的生活，比如与我的镜子，运动，后花园，打字机，唱片，彩色灯泡，等等。有一个比我小7岁的弟弟也很有帮助，它使我有机会重新学习玩耍，学习做一个平等的玩伴，并发现了自己是个有责任感的人。在六年级时有一个非常友善的老师扭转了过去的教育对我造成的情感伤害。有一个不同于常人的父亲，他使用非常规的，打打闹闹的办法，用手势和间接冲突的方式与我交流。从小就学习舞蹈，使我能够通过机械记忆，音乐，和肢体动作，掌握一项技能。由于我妈妈本身的问题使得我不得不学会自己应付生活。一个相信我的能力的精神病医生适时地将我领入教育系统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戴特殊墨镜。治疗消化道，免疫，代谢方面的问题。治疗情绪问题，焦虑症，和强迫症。我的丈夫，他帮助我熟悉和了解爱情。
Donna Williams：一个？不能说是一个。是几个。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给了我最初的被爱的感觉，使我知道了爱是可以以间接冲突的方式来表达的。在四岁半时失去了他们，造成了我的重创压力心理障碍（PTSD），但是也为我灵魂深处的信仰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我的父亲。他教给我，不论生活多么不如意，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是最好的调剂；不论我做多少错事，我还是人，是个孩子，而不是一段木头。我的母亲。她像个恶劣的警察，搞得我总是和她对着干。她撒手不管，任我沉浮。她给我的‘严苛的爱’让我吃尽苦头。她送我去逃无可逃的军营般的训练，磨炼出了我极强的自律能力---我现在既可以做士兵，也可以做指挥官，不过达到一个健康的平衡状态还是颇费了一些功夫。我的弟弟。我有一个比我小7岁的弟弟做玩伴。结果就是，尽管我在儿童期的后期因为和别人玩不到一块儿而丧失了与人交往的兴趣，却因为有了弟弟而得到了第二次机会，使我得以重新学习如何玩耍，关心他人，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我六年级的班主任。他恢复了我对学校、对融入、对学习的信心，相信自己应当而且也能够和别人一样。我的医生。在我十几岁时，他教导我要善待自己，并引导我返回教育系统。尽管我在其他方面非常欠缺，但至少我掌握了一些知识。Lawrie Bartak（唐娜的心理医生---译者注）。他帮助我解开我的感官认知之谜。我的催眠师。他使我从严重的重创压力心理障碍以及其他问题中解脱出来。Chris （唐娜的丈夫—译者注）。他使我对爱情终于有了信心，他让我感到了温暖和安定，让我有了家的感觉，使生活变得温馨平和。
Pam Lane：给我们讲讲你的演讲主题吧，‘孤独症是一盘水果沙拉’。
Donna Williams：以水果沙拉为孤独症的模型在我的书‘Autism – An Inside Out Approach’里论述得最多，在我的另一本书‘The Jumbled Jigsaw’里还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Donna Williams：我在‘Everyday Heaven’一书中对此有完整的描述。但是简单地说，我是在30多岁时嫁给他的。那是在采取了很多措施，做了很多自我调整之后，在我的孤独症的症状轻到了有可能建立正常关系的程度之后。他可能符合多动症，阿斯伯格综合症，阅读能力超常症（Hyperlexia）这一类的诊断，但是他没有一个诊断。总的来说，他是个Gadoodleborgor （唐娜在她的书Somebody Somewhere里自创的词—译者注），一个桥梁守护者，一个翻译，一个天生的人类学家，可以在孤独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这两个世界之间自由来往。他工作于超级计算机的领域，他热爱自然，喜欢艺术、历史、和学习。他不爱说话，很和善也很实在，从不打搅别人。我们两个都是喜欢独处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很安静地在一起，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他对孤独症很友好。
实际上所有关于孤独症的成见都是非谱系内的人们制造出来的。‘雨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但是从2000年起的互联网时代开始，‘孤独症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那些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把他们自己称为‘autistics’，说他们有单独的文化，说强迫症属于孤独症，说图像思维属于孤独症，说做技术工作的人有孤独症，最后干脆说历史上每一个善于发明创造又性格怪僻的人都有孤独症。我眼睁睁地看着一种优越感在崛起。有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像纳粹语言，比如 ‘一个好的NT是一个死去的NT’（‘A good NT is a dead NT’。NT：neuro-typical，用于指非谱系内的人）。我看到日益增长的激进分离主义。一些在谱系内的成年人坚定不移地认为，非谱系内的人们是如此可恶、傲慢、自私，他们的世界及其系统简直就是对人类社会的玷污。我很反感这些东西。我对优越感或是分离主义这些破烂一概不买帐。纳粹干过这些事。我决不会干的。
Donna Williams：每个孤独症患者都是不同的。有很多事情会使人心情沮丧，甚至会使人患上抑郁症。我常常感到自己与世隔绝，因为我有接受性语言方面的问题，有时候我听懂了语言本身但是没搞懂上下文。我常常对事情视而不见，对用语言解释和表达事物感到困难，所以任何事物在我脑子里都是些大概其的印象（impressions）。我所看到的世界与Chris和其他人看到的很不相同。我认为这是我可贵的艺术症（ARTism），同时我也为此而感到孤立。我的很多症状现在都能够控制了，但是在过去这些症状使我无法正常生活，正常社交。直到现在还有一些非谱系内的人们对我的症状表现得非常无知，这些人认为只有唯一的一种‘正常’，这让我觉得很累。所以确实，痛苦是经常的，有时候是因为和非谱系的环境、人们、系统不匹配，但是也有时候是因为那些与孤独症相关联的问题本身。所以不能简单化地认为，由于有些孤独症患者发展得很好，所有在谱系内的人也会如此。